摘 要: 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城市社会中,出现了一股妇女主动离婚的热潮。 在这些离婚案件中,女性通过对离婚理由的自我陈述,一方面将自己塑造为在家庭中受虐待、受供养的弱者形象和恪守传统性道德的守旧者形象,另一方面又打着“人权”“女权”的旗号,以现代法律武器寻求摆脱旧有婚姻,从而实现了自我形象的双重构建。 她们在这种集体自我形象的塑造中表现出一定的主体性,其行为本身也是对旧式的社会性别意识和社会性别制度的挑战,但是她们的言论却又处处彰显和维护着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 这一充满吊诡色彩的现象,或许才是当时女性形象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 民国;城市;妇女;离婚;文本分析
近年来,女性在中国历史上处于“失语”① “失语”的概念参见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6 期。状态似乎已成史家的共识。 因此西方研究中国妇女史的学者便一再强调要寻找妇女自己的声音,他们由是重视妇女写作的诗词与其他作品,但也有中国学者提出,“即使是妇女自己的作品,用的也常常是官方话语,未必就真的是自己的声音”② 定宜庄:《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史料问题》,《历史研究》2002 年第6 期。。 而且,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知识、能写作的女性毕竟只是少数,对于下层女性的“声音考古”工作就显得尤为困难。 如贺萧力图通过娱乐场所指南、奇闻轶事录、蚊虫报、禁止街头拉客的市政法令条规、巡捕房对街头卖淫女的审讯笔录等材料,来“寻找难以辨认的下属群体的声音”。③ 贺萧:《导言:认识与记忆》,《危险的愉悦——20 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14 页。此外,侯杰以报刊媒体为主要对象,以文本分析为工具,通过“双烈女事件”“惠兴自杀殉学事件”“李超事件”“赛金花”等个案研究,“探讨女性问题是如何以‘客体’的形式成为公众议题和社会事务”④ 侯杰:《文本分析与中国近现代性别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2 期。。 这种分析方法虽然凸显了文本书写和传播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却也无法摆脱事件主角在文本中“缺席”的尴尬。
与这种女性自己的声音在文本中难以分辨和寻觅的情况恰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民国时期法院和警察署的档案中保存着大量的原始声音。 例如,在离婚诉讼档案中,诉讼双方的诉状、证人的证词、法庭的辩论、法官的调解和最后的判决书,都清晰地记录了当事人、证人、法官及其他人士的声音。 对于这些“声音”,尤其是主动提出离婚的女性所发出的声音,研究者几乎都一致将其作为不会说话的“史料”加以援引,给予积极的评价,认为这是女性觉悟的表现,它说明传统婚姻关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妇女地位得到改善和提高。①张静如、卞杏英主编:《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286 页;陈蕴茜、叶青:《论民国时期城市婚姻的变迁》,《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6 期;朱汉国:《从离婚诉讼案看民国时期婚姻观念的演进》,《河北学刊》2013 年第6 期。 另外,张蓓蓓对北平女性离婚案中的受虐理由进行了辩证地分析,但与本文在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和形象建构的研究旨趣上尚有差异。 张蓓蓓:《反抗虐待还是另寻生计——20 世纪40 年代初北平女性“受虐”离婚案探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4 期。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如果我们将“历史写作由史料观转换到文本的语言结构”,那么“文本不再是透明的、无生命力的纯粹传递工具,而是有着开放性和生产性的意义散播的‘在场’”②刘华初:《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史学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离婚诉状中的声音所传达的不仅仅是其字面的意思,还有更丰富的内涵等待我们去解读。 因此,本文以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平地方法院中的女性主动离婚案件的离婚诉状、审判笔录、调解笔录以及法官判词为文本,通过对她们使用率最高的几个离婚理由进行文本解读,探讨民国城市女性通过言说对传统女性与新女性形象的双重建构,进而分析其传达出来的主观意图、权利诉求,以及其中所隐含的社会性别意涵。
民国以来,随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和离婚自由观念的广泛传播,自由离婚的现象也日益增多,并形成了几次高涨的离婚热潮,如“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离婚热、30 年代城市平民的离婚热、抗战时期和战后的离婚热。③参见王奇生:《民国时期离婚问题初探》,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 年版,第167-181 页。本文所涉及的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离婚浪潮,呈现出一个特点,即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人数大大增多。 正如1935 年吴至信的统计中所说:“离婚主动方,在五四运动以前,男多于女;五四以后趋势逆转,近年以来而尤甚,盖已呈年增之趋势矣。”④吴至信:《最近十六年之北平离婚案》(1935 年),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一编)·婚姻家庭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年版,第386 页。在当时的一些离婚统计中,女性主动者确实要多于男性,这方面已有较多论证,兹不赘述。⑤除前引成果外,尚可参见张伟、牛晓萍:《简析近代不同城市的离婚原因》,《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6 期;张伟:《近代上海离婚状况比较》,《社会科学》2000 年第12 期;等等。
在各种诉请离婚的案件统计中,虐待(包括对方虐待和亲属虐待)都是占据首位的离婚理由(见表1—4)。 女性在离婚案件中,提出虐待问题的频率之高,足以说明当时很多妇女还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表1 1933—1934 年中国17 省离婚原因统计表

资料来源:吴成编:《非常时期之妇女》,上海中华书局1937 年版,第58 页。
1930 年12 月26 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亲属编》中,关于离婚的规定为:
第1049 条:夫妻两愿离婚者,得自行离婚。 但未成年人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第1052 条:夫妻之一方,以他方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为限,得向法院请求离婚。
一、重婚者;
二、与人通奸者;
三、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
四、妻对于夫之直系尊亲属为虐待,或受夫之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者;
五、夫妻之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中者;
六、夫妻之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者;
七、有不治之恶疾者;
八、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
九、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者;
十、被处三年以上之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者。①徐百齐编辑:《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1 册,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第82 页。
其中,第三款和第四款规定,从原则上讲,确实保护了妇女,使她们在遭受婚姻生活的折磨时可以寻求解脱。 但是问题在于法律的条文中,对于虐待的限定是“不堪同居”,那么究竟虐待到何种程度才为不堪同居呢? 法律并没有明文确指,法官在判案时掌握的尺度是:“所谓不堪同居或不堪为共同生活,系指其虐待出于惯行,或已达不能忍受之程度而言。”②《北京地方法院民事判决》(1942 年度诉字第365 号),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18-2695。但究竟何谓惯行,受多大程度的伤害为不能忍受之程度,这仍需法官灵活掌握。
在实际诉讼中,导致提出离婚的虐待行为如果只有一次,那么它造成的伤害必须是严重的,应该有身体上的重大创伤,如果只有轻伤是不构成离婚理由的,哪怕这个轻伤已构成伤害罪也不足以据此判决离婚。 例如在王董氏诉请离婚的案例中,她称夫妻感情不合,时常口角打骂,曾因“家庭细故”争吵,她的丈夫和婆婆将其痛打一顿,被她告上刑事法庭,并以伤害罪被判处拘役徒刑。 王董氏因此请求民事法庭判决离婚。 但北平地方法院却认为这次的殴打是因“家庭细故”偶然发生,不能据此认为已不堪同居,被告虽然被处罪刑,也不符合离婚要件的要求。 王董氏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河北高等法院却仍然维持原判。③《离婚》(1942 年5 月5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18-2695。在其他许多判决中,法官都因为虐待事件的起因为“家庭细故”,拒绝判决离婚。 在另一件案例中,原告刘费氏还为此专门辨析了“家庭细故”的问题。 她认为既然丈夫们会因为一些“家庭细故”就打骂妻子,那么如果遇到“巨故”,他们的暴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刘费氏也是因为被丈夫打成轻伤,希望法院判决离婚。 但是法院最终还是以“家庭细故”为由,驳回了她的离婚请求。④《离婚》(1942 年4 月8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18-1671。
如果妻子控诉丈夫殴打自己,而她所受的伤害又没有达到较重程度的话,那么要想离婚就必须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丈夫的殴打是经常性行为(即所谓“惯行”)。 这个要求看似简单,但是对许多妇女来说,却也不易做到。 因为夫妻间感情的破裂,往往是一次一次的小争吵累积的结果,一般人不可能每争吵或打骂一次都会到警察署备案,所以要想证明丈夫确系惯行虐待,往往就只有依靠邻居的作证。 但当时很多证人的证词却不利于受伤害的妇女,因为在三四十年代一般民众的心目中,夫妻间经常争吵,丈夫打骂一下妻子,只要不是太过分,都会被视为正常现象,妇女若因此提出离婚,在他们看来反而是小题大做了。 这一点在下面的案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妇女左王氏因丈夫左家正经常虐待自己向法院提出离婚。 法院为此传讯了左王氏的邻居左金氏,下面是审判笔录的记载:
问(证人左金氏):你是住左家正那〔哪〕一边?
答:我是他西邻。
问:他们夫妇和睦否?
答:自前年冬月成婚后很好。
问:左家正及其家长等常虐待左王氏?
答:都不虐待他〔她〕的。
问:以你说话左家正家中老小全待她好,为何久住娘家不敢回来?
答:不知他们为什么,要说是过日子,没有盆碗不磕碰的。
问:是否为打架或者为别的事情,你要据实回明。
答:是否为吵架及其他的事情,我整天不在家,亦不常上他家去,实不知他们为什么闹意见。 前年冬月廿五日,娶亲第二年八月间,左王氏即回住娘家,经我叔伯兄到他娘家去接应,当借台阶回来才对,没想到伊娘家母不给说合人面子,没法管了。①《离婚》(1942 年11 月7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18-6434。
为什么左金氏一面承认结婚当年和第二年,左王氏两次回住娘家,需要请中人说合(这明明是夫妇不合的表现),一面又说左家正夫妇自成婚后一直和睦呢? 从左金氏言语中分析,她认为夫妻间过日子拌嘴打架是很正常的,“没有盆碗不磕碰的”。 左王氏因此回到娘家,逼得左家正请中人出面请她回家,就已经赚足了面子,应该趁机回家才对。 但左王氏不但不给中人面子,还进而提出离婚请求,在左金氏看来,这就是得寸进尺了。 不难想象,这件案子最后被法院驳回。
与左金氏持同样想法的,还有很多人。 在王高氏状告丈夫虐待时,法官讯问证人于高氏:“他们常打架么?”于高氏答道:“夫妻争吵是免不了的事。”②《离婚》(1942 年7 月14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18-3956。对要求离婚的妇女来说,尤其致命的是法官们也常有如是观。 在刘常氏状告丈夫虐待时,法官劝她说:“一个家庭中难免有争吵之事,如无重大原因,不可动言离婚。”③《离婚》(1942年5月2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18-2315。在刘萧氏的离婚案之中,推事晓谕双方:“既是夫妇便当互相谅解,不应为小事各走极端,本院劝你们不必离婚,仍旧回去度日吧。”④《离婚》(1942年1月23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18-871。虽然从“劝和不劝离”的角度而言,证人和法官们言论都无可厚非,但是他们的这种态度,大大增加了妇女们的举证难度,她们获得胜诉的几率也因此非常低。 据白凯对北平离婚案件的统计,妇女因为虐待而提出离婚的共有80 件,但得以离婚的只有27 件,只占33.8%(见表4)。 以上的情况说明,尽管女性在离婚诉状中努力将自己塑造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但是这一做法却又落入到了传统社会性别意识的窠臼,反而受其束缚。 当时从离婚案件的男女当事人,到证人、法官,仍然抱持“男强女弱”甚至“夫为妻纲”的观念,对丈夫殴打妻子仍然抱着相当程度的宽容,由此导致她们并不能因此获得足够的法律保护。
除了虐待问题外,因为生计所迫或者恶意遗弃而离婚的,也占有很大的比例。 根据1933—1934 年对中国17 省离婚案件中各种理由的统计,遗弃占到了总数的15.4%(见表1);在1934—1939 年的各地统计中,遗弃问题也占到了19%(见表2);在1940—1941 年上海离婚档案的统计中,遗弃问题在女性离婚理由中出现的频率占39%(见表3);而在对1942 年北京离婚档案的统计中,这一理由的出现频次占51%(见表4)。 在这几个统计数据中,由于遗弃而申请离婚的,仅次于虐待理由。
表2 1934—1939 年全国各地离婚案原因统计表

资料来源:Kathryn Bernhardt, “Women and the Law: Divorc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C.Huang eds.,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01.
表3 1940—1941 年上海离婚案原因出现频次统计表

资料来源:Kathryn Bernhardt, “Women and the Law: Divorc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C.Huang eds.,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p.197.
表4 北平1942 年离婚案原因出现频次统计表

资料来源:Kathryn Bernhardt, “Women and the Law: Divorc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C.Huang eds.,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p.196.
在离婚的理由中遗弃问题是如此突出,以至于有论者以此为标准,将中国近代以来的离婚分成了两个阶段。 他们认为“五四”以后兴起的离婚高潮的中心问题是道德标准的问题,三十年代以来发生的婚姻纠纷则渐渐转移到经济的中心题材上,纠纷的双方常常是代表着一个以金钱购买爱情的男性和一个以爱情换取供养的女性,社会上演出着一幕幕“遗弃”与“不顾赡养”的离婚悲剧。①孟如:《目前中国之婚姻纠纷》,《东方杂志》第29 卷第4 号,1932 年10 月。 又见刘志琴主编,岳庆平编:《家庭变迁》,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7 年版,第157 页。将1930 年代以来发生的离婚问题,主要归结到经济问题上,这显然有偏颇之处。 从前面的统计资料来看,此时离婚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而且如果单纯依据数字说话,那么离婚中最主要的原因也不是遗弃问题,而是虐待问题。但是持此论者的观察也有其独到之处,的确,离婚中的遗弃问题实质上反映出许多妇女“以婚姻换取生活供养”的现状。
在上面的离婚原因统计中,因为“遗弃”而提出离婚的多数是妇女。 如在北平的统计中,妇女因丈夫遗弃而离婚的有45 人次,而男子只有13 人次(见表4)。 另外,在对广州1929 年和1930 年的离婚主动者的统计中,因为被遗弃而提出离婚的几乎全部是女子。②郭箴一:《中国妇女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 年初版,第66-69 页。
被丈夫遗弃,在妇女的精神生活上固然是一个极大的创伤,但是遗弃给她们造成的最大伤害,却是物质生活上的保障缺失。 换言之,许多女性对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是被丈夫供养的,一旦被丈夫遗弃,就意味着她们将衣食无着,这是她们因为被遗弃而提出离婚的根本原因。 因此,尽管妇女们因为丈夫恶意遗弃或者不顾“赡养”而提出离婚,完全是现代离婚自由观念与新式法律制度的产物,但是在她们的身上,我们却往往看不到多少新式观念的痕迹,相反,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旧式依赖观念的影子。 在法院的离婚档案中,清晰地反映出妇女们的这种观念。 18 岁的齐凤云刚刚结婚一年,就因为丈夫刘文盛无力“赡养”,为“前途及生活关系”,请求离婚。③《离婚》(1942 年4 月15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18-1744。朱崔氏要求离婚的理由也是因为丈夫“不务正业,致不能生活”,近年以来,“公然不能给以饱食,余者衣住更不能相顾”,为了保全生命,只好请求脱离关系。④《离婚》(1942 年6 月12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18-3389。 因为丈夫不能“赡养”就离婚的还有赵氏、郭王氏、马王氏,见《李春华关于请追究离婚妻侵占家具的呈》(1943 年12 月22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警察署档案,J181-22-17396;《王氏关于其与郭振东离婚请备案的函》(1934 年9 月10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警察署档案,J181-31-4100;《离婚》(1943 年3 月3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19-1927。丈夫无力“赡养”,就要离婚,也可见她们嫁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得一个衣食之所。 32 岁的孙郝氏说,自己的丈夫在三年前去世,给她留下了三个子女,无法生活,于是在一年前经人介绍嫁给孙凤亭为妻,“过门后可以暂能维持生活”。⑤《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外五区署关于孙郝氏控其夫无力养瞻请求离异及马程氏控其夫用板橙打伤的案函》(1939年5 月2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警察署档案,J184-2-23828。她们的逻辑似乎认定自己是弱者,应该受到丈夫的供养,如果丈夫不能供养,只有依靠娘家,若是娘家也贫困无依,那就只好离婚以“另谋生活”(这个词语是这类供状中所惯用的)了。 她们“另谋生活”的方法,也往往只有一条,那就是改嫁。 如果不能如愿离婚或觉得离婚无望,她们甚至不惜“背夫潜逃”或重婚。⑥马钊在研究中对很多妇女因丈夫无力供养而选择“背夫潜逃”的行为进行了论述,参见Zhao Ma, Runaway Wives,UrbanCrimes,andSurvivalTacticsinWartimeBeijing,1937—1949,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 AsiaCenter,2015.
1944 年,29 岁的郑安氏被丈夫控告重婚,她在供词中辩称:“缘于数年前因我元配夫郑元不养活我,叫我随便,后给我改嫁姚连为妻。”在法庭审讯中,她毫不掩饰自己重婚的动机,在她看来,自己的做法是名正言顺的。
问(郑安氏):你为什么改嫁呀?
答:因他不养活我。
问:你与你男人没有离异怎么又嫁人了?
答:因我男人不养活我,叫我出去不要我了。⑦《重婚》(1944 年3 月25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8-2918。
同一年,20 岁的舒盛氏同样被丈夫以重婚罪起诉,因为她在没有与丈夫离婚的情况下,改嫁樊树清。 在法庭审讯时,舒盛氏解释了自己重婚的理由。
问(舒盛氏):舒振文是你男人么?
答:是。
问:你怎么不跟他了?
答:因为他不管我吃喝,叫我回的娘家,后来他将婚书又给我送回去了。
……
问:你为什么不跟你男人舒振文了呢?
答:由去年二月间他就不管我吃喝,他在外边也不回家,我没办法就住娘家,我回家我公公不收,也不给饭吃,后来我公公将婚书退还我娘家,准我离婚,我没生活才又嫁人。
问:你愿意跟谁?
答:请庭长判断谁管我吃食,我就跟谁。①《赃物》(1944 年6 月29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8-4484。
“谁管我吃食,我就跟谁”,如此坦率的婚姻目的陈述似乎击碎了一些人对于爱情神圣、爱情至上的想象。 18 岁的齐凤云、32 岁的孙郝氏、29 岁的郑安氏和20 岁的舒盛氏,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是否不应坐等丈夫的供养,而是也有糊口、养家的责任。 28 岁的吴张氏,在为自己开脱时,竟说她乃是一个足不出户的弱小女子,怎么能出去工作?②《离异》(1942 年1 月1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18-6627。甚至有人因为丈夫要她自己出去工作,便提出离婚。 孟赵淑琴要与丈夫离婚的理由就是:“因他不给我吃的,他叫我自己去赚。”③《离婚》(1944 年3 月24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20-2888。岳马氏请求离婚的诉状中也说:“窃氏夫岳希平有不良嗜好,不务正业,以致无赡养能力,遂屡迫氏作贱业以供其用,氏系良家子女,殊难容忍,惟以其常〔长〕此以往,促氏自谋衣食,自难同居。”④《离婚》(1944 年3 月31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20-1140。丈夫逼良为娼,当然是岳马氏“殊难容忍”的;但是要她“自谋衣食”,居然也成了难以同居的理由,由此可见妇女对自己家庭角色的自我定位就是一个“被供养者”。 妇女们的这种自我定位,在官方话语中也得到了认可。 在上面郑安氏和舒盛氏因为丈夫无力“赡养”而改嫁重婚的案件判决书中,法官分别写道:“被告迫于贫困改嫁,犯情不无可原,兹从轻科处。”⑤《重婚》(1944 年3 月25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8-2918。“惟核其犯罪真像全然被经济状况所迫,爰处以适当之刑。”⑥《赃物》(1944 年6 月29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8-4484。
妇女在家庭中这种被供养的地位,决定了她们对婚姻生活的期待,也就满足于家庭物质条件的充足而已,她们并不期望丈夫对自己的感情,甚至起码的忠诚。 上海地方法院曾经受审过这样一个案件,一个开伞店的老板屡次与姘妇通奸,虐待自己的妻子,她的妻子迫不得已,就到法庭去起诉,经过几次审讯,伞店老板被判了徒刑。 但就在判决的那一天,她的妻子居然在法庭上向法官求赦,她哭诉着伞店没有人主持,一家老少,就不能过活,要求法官赦免了她的丈夫。⑦罗琼:《参政运动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地位》,《妇女生活》第4 卷第11 期,1937 年6 月。这样的案件非止一例。⑧例见《妨害家庭》(1944 年1 月12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7-12300。可见,在这些女性的眼中,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担忧,远远超过了对丈夫通奸行为的愤怒。 她们宁愿得到一个能保证其衣食的不忠诚的丈夫,也不愿意得到一个虽然忠诚却无力“赡养”自己的丈夫,这恰恰是对传统“男外女内”社会性别意识的最好注脚。
除以上理由外,重婚和通奸等婚外性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触犯刑律而非民事纠纷),在离婚理由中也是经常出现的。 在1933—1934 年对全国离婚案件的统计中,以重婚和通奸为由提出的离婚共87 件,占总数的19.4%(见表1);在1934—1939 年的统计中,以同样理由提出离婚的共有673 件,占总数的21%(见表2)。 在1929 年广州的统计中,以重婚为由提出离婚的有10 件,占总数的21.3%;只是在1930 年的统计中,这一数字有所下降,仅占总数的7.8%。①郭箴一:《中国妇女问题》,第66-69 页。
与遗弃问题一样,以重婚与通奸问题为由提出离婚的主体也主要是妇女。 在1929—1930 年广州的有关统计中,有17 名妇女提出丈夫有重婚和通奸行为,而男性提出者只有3 人。②郭箴一:《中国妇女问题》,第66-69 页。在1940—1941 年上海的统计中,妇女提出者为6 人,男人提出者为2 人(见表3);在1942 年北京离婚案件的统计中,妇女有12 人提出,男人有8 人提出(见表4)。 在各个统计中都是女性多于男性。
从表面上看,妇女如此频繁地告发丈夫的这些不合法、不道德的性行为,似乎昭示着她们对于男女共守贞操的要求,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离婚案卷,我们会发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在离婚诉状中,很多妇女都称自己是一个守旧的、听从命运安排的弱女子,虽然明知丈夫重婚或者骗婚,但最初却都安于现状,以“妻”的身份自我安慰,并没有立即把丈夫告上法庭。 例如张闺英称丈夫在结婚之初骗她说原配已死,娶她过去为继配,谁知结婚以后才知道其原配夫人仍健在。 张闺英最初对此的态度是自叹知识薄弱,“遭遇不幸,然木已成舟,徒唤奈何,清夜自思,惟叹命薄而已”,居然与其原配平安相处。③《养赡》(1942 年4 月4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18-1568。傅李氏与曹振海结婚后,发现丈夫还有一个妻子樊氏,经追问之下,丈夫告诉她樊氏是他的妾,傅李氏于是就感到了满足,“氏既处于妻之地位,且木已成舟,雅不愿追究樊之来源,同居数年,亦甚相得”。④《妨害婚姻》(1942 年3 月24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6-1600。再如郭杨氏,婚后知道丈夫还有几个姘妇,但鉴于已经嫁给他为妻,丈夫承认她的身份为正室,且“娘家系守旧家庭,氏亦知四德之妇道”,所以就不愿再追究。⑤《离婚》(1942 年1 月29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18-2463。像这样托词木已成舟,因此对丈夫的重婚行为视而不见的妇女大有人在,这分明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一副恪守传统性道德的守旧女性形象。
而且,在这些涉及性道德问题的离婚诉讼中,很少有妇女将丈夫骗婚、重婚或与人通奸这些问题单独作为离婚的理由,甚至不是主要理由,促使妇女们发难的主要原因是虐待、遗弃等问题,所以惩罚丈夫的重婚、通奸行为就不是她们的主要目的,一旦丈夫们承诺不再虐待,或者愿意供养,许多妻子就乐于撤回诉讼了。 例如姚雷佩贞曾控告结婚已11 年的丈夫姚国栋于上年与人重婚,并将她和三个女儿遗弃不养。 在法庭的讯问笔录中留下了这样的对话:
问(姚雷佩贞):你是告他们通奸否?
答:告他们通奸。
问:你的目的是什么?
答:他是供我吃穿而已。
问:你仍希望与他同居否?
答:我到〔倒〕仍愿意与他同居,但他不要我了。
问(姚国栋):你意如何?
答:我愿意管他〔她〕吃穿。
问(姚雷佩贞):他已承认给你吃穿了。
答:他有时话不付前言。⑥《通奸》(1947 年10 月25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25-2364。
当天,当丈夫在法庭认可养活自己之后,姚雷佩贞立即撤回了诉讼请求。 同样,在魏单氏状告丈夫重婚的案件中,她声言自己告丈夫的原因就是丈夫“不养我虐待我”,而在丈夫庭外答应养活她以后,魏单氏撤销了诉讼。⑦《重婚》(1946 年7 月6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12-919。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在民事案件中出现的重婚、通奸等罪名的比率比较高,但是她们很少专门就此上诉刑事法庭,要求追究丈夫的刑事罪责。 可是男子如果发现妻子犯有这些罪行,却通常不会宽容妻子的行为,女子一般会因此受到刑事惩罚。 在前文所列的离婚原因和主动者的统计中,男子因为妻子的重婚、通奸等行为而提出离婚的人数相对较少,这不是因为女性很少犯有这样的过错,或者是丈夫们原谅了妻子的这些行为,而是他们一般都会将这样的妻子送上刑事法庭。 因此在刑事案件的统计中,妇女的性犯罪比例就要高于男子的比例。 如据严景耀对1920—1926 年北京罪犯情况统计,男犯罪名与“性欲”有关者(包括奸非、和诱、猥亵、重婚),仅占全数的2.91%,其中重婚仅1 件;而女犯罪名与“性欲”有关者(包括奸非、重婚)则占全数的15.38%。①严景耀:《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1928 年),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一编)·底边社会卷(上)》,第215-222 页。
其实,对男性的婚外性行为予以宽容的不仅是女性自身,也包括很多社会人士。 1924 年,郭霞仙因未婚夫应水豪犯了奸案,请求撤销婚约。 被告律师却辩称民律虽然规定了未成婚男女有犯奸盗者可以解约,但男子只适用于犯盗,女子奸盗才都适用,所以“男子犯奸固不许听女别嫁”,请求法庭“依法驳斥原告之请求,以维风纪而挽礼教”。②陶然:《小杂感》,《晨报副刊》1924 年4 月15 日,第4 版。这件案子的最后判决结果如何并未留下记录,但是被告律师既然采取了这一辩护说辞,至少说明他认为这种说辞是能够争取到法官或者舆论支持的。
离婚自由这个概念在近代具有时代内涵,本来就是新观念的产物,大量妇女主动提出离婚本身即已说明她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式婚恋理念的影响。 从很多妇女呈递的诉状上,我们看到她们不但已经学会运用离婚的法律武器,而且还开始运用“女权”“人权”等话语,以为自己的行为和利益辩护,寻求法官的同情和法律的保护。 例如朱李氏在要求与丈夫朱济冬离婚的诉状上即写道:
为被告重婚虐待,不堪同居,状请调解离异,给付养赡费用,以维女权而重人命事。 ……似此杀伤遗弃,置伦常于不顾,视妇女如马牛,人间地狱,难再同居。 况其最近又与其族侄女在大连结婚,氏更无与延续必要,为此请调解离异,并给养赡费三千五百元,及返还氏之上开衣物,以维女权,而重人命。③《离婚》(1943 年3 月15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19-945。
在这份诉状中,再三出现了“女权”“视妇女如马牛”的字样,似乎表现出女子主体性的意识。 这样的诉状和其中的字眼很容易让人得出结论:女权意识在1940 年代已经普及到社会一般阶层的妇女。 然而,这个结论不免令人心生疑虑。 因为民国时期在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的妇女多属于中下阶层,她们的诉状未必均为本人书写。 以1917 年至1932 年北平市离婚案件中涉案妇女的职业状况为例(见表5)。
表5 妻子之职业

资料来源:吴至信:《最近十六年之北平离婚案》(1935 年),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一编)·婚姻家庭卷》,第400 页。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从事学生、教员、医士、党部等高层职业的妇女只有17 人,仅占妇女总人数的1.5%,其余的多数没有职业,或从事娼妓、佣役、艺工、歌舞、小贩等下层职业。 在1942 年118 件北京离婚案件中,只有10 个妇女提到了自己的职业,其中有5 个佣工,2 个工厂工人,做手工的、唱戏的、农民各1 人,没有提到职业的恐怕大多数也是无业者,这一点从她们丈夫的职业状况我们也可以推测出。④1942 年的118 件离婚案中有64 件提到了丈夫的职业,其中失业者23 人,占总数的36%;从事下层职业者(包括手艺手工工人、人力车夫、工厂工人、农民、货郎、食品摊贩、堂倌、理发师、佣工、鼓手、算卦、乞丐)共29 人,占总数的45%;从事中层及以上职业者(包括商人、店主、银行或店铺职员、军官、医生、学生)共12 人,占总数的19%。 从丈夫们的职业状况来看,他们妻子的就业率和从业层次也一定不会太高。 参见Kathryn Bernhardt, “Women and the Law: Divorc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C.Huang eds.,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pp.198-199.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她们中的很多人并不识字,或者说她们识字的程度还不足以写出达意的、流畅的、援引法律条文的诉状来。 事实上也确实有不少的诉状,在后面都有代笔律师的签名或盖章。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尽管有不少妇女在诉状中都提到了“女权”“人权”的字样,但是这样的字样大多只是出现在诉状的开头或结尾部分。 以此推测,这些诉状的写作过程很可能是这样:先由要求离婚的妇女口述夫妻不合的事实,律师将之笔录下来作为诉状的正文部分,然后由律师在诉状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固定格式的套语中,加上一些法律的条文,用以说明申请离婚的合法性。 所以这些“女权”话语,有可能只是律师们在总结离婚理由时,为博得法官的同情或为显示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使用的一种技巧。 基于这样的设想,笔者仔细查阅了当时的许多诉状,果然有另外的发现。 很多妇女在诉状中一方面用“女权”“人权”的字样为自己的离婚寻找现代性依据,但同时也不忘极力塑造自己弱者、守旧者的形象,将新旧两种思想和伦理资源杂糅到同一篇离婚申请中,冀望以此打动法官。 如王会秀在申请与丈夫脱离关系的诉状中就称:
窃声请人王会秀于民国十四年嫁与对造人孟百川为室,当议婚时言为正室,不料过门三朝,对造人之大妇、二妇俱至彼百般哄骗,令与伊等同居一处。 然时受伊等任意殴辱,其时声请人自知知识薄弱,遭遇不幸,然木已成舟,徒唤奈何,清夜思量,自叹命薄,又将谁咎。 只求对造人善体曲意,以企将来若能扶正,平生怨气亦可冰解。 岂期声请人念虽如此,适得其反。 当大妇、二妇相继故后,对造人应将声请人扶正实事理之常情,以符前言,亦即声请人惟一之希望。 然屡与要求,总于〔予〕延宕,置若罔闻。 不忆〔料〕近悉在乡复娶,居心何在,实难度之,若据以质问,即行辱骂。 彼意以女性为玩物,罔知怜悯之心,将来人老色衰,更何堪设想。①《脱离》(1942 年3 月14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18-3081。
虽然王会秀骂丈夫“以女性为玩物”,表面上看起来,颇具现代女性意识,但是她在诉状中又极力宣扬自己守旧的一面——明知被骗婚,却屈从命运,一心只等丈夫把她扶正;直到丈夫另娶新妇,才想起脱离关系,而且申请的是与丈夫脱离关系,而不是离婚,这说明她是以“妾”自居的。 这一切,让我们很难将其与一个具有新观念的女性形象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例如杜徐氏在诉状中称自己的公公和丈夫“不负履行赡养义意〔务〕,实有共同蹂躏女权”之罪。 但在前一份诉状中杜徐氏说自己与丈夫杜宝瑞原来是街坊,后来被其奸污,导致怀孕,只好嫁给他。 “后来即归到杜家与他父母、大婆子同居。 他大妻杜叶氏时常唆使杜宝瑞打我,我婆母也打我,全家把我当作奴仆看待。 本月初间,杜叶氏又与我打架,本月初四日,我娘家妈把我接回娘家,打算容他们消了气,再把我送回去。”②《妨害婚姻》(1942 年1 月),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6-1068。遭人奸污却只能嫁给强奸者,明知他有原配妻子也只能与之同居,遭受大妻、婆婆打骂还想等他们消气后再与同居,这分明又是一个弱者、守旧者的形象。 再如,唐淑琴要求法院判决与丈夫宗士宽离婚并返回妆奁“以维人权而系身命”时说:“氏遵父母之命于民国廿八年五月初八日完婚,是年氏未满十五岁,尚未达结婚年龄,对于人情事〔世〕故诸多不明,而于婚姻不能自作主张,只有俯从父母之命而已。”③《离婚》(1943 年2 月26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18-494。这里又是将“维人权”与“俯从父母之命”这两个不同的行为原则并列在一起。
当然,也许女性之所以要塑造这样的形象,只是想以此博得法官的同情。 在有些案件的审理和判决过程中,法官们确实表现出了对传统观念和传统行为方式的某种程度的支持。 例如在冯刘氏请求与丈夫冯学仁的离婚案中,法官在讯问时与冯刘氏有如下之问答。
问:你为什么不跟着他了呢?
答:我受不了他的蹂躏,我回去也没有好。
问:你小小年纪,出一家入一家有什么好看。
答:实在是逼得我这样,我但有出路,也不愿离婚的,求庭长作主吧。 我一定不跟着他了。④《离婚》(1942 年10 月19 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18-7101。
虽然在离婚案的审理中,很多法官都抱着劝和不劝离的态度,但从这个案件中法官所谓“出一家入一家有什么好看”的劝解措辞中,我们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了他头脑中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最后这件离婚请求,因提出离婚的理由不合法律的规定而被驳回。 在其他一些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官们对旧式观念的同情,有时在判决中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例如一位法官在一件妇女因丈夫无力“赡养”而请求离婚的判决书中写道:“该原告夙知被告原非席丰履厚,乃不安贫守分,自食其力,徐图发展,辄以被告一时困乏,下堂求去,殊难谓有理由。”①《离婚》(1942 年12 月—1943 年1 月),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地方法院档案,J65-19-957。这里暂且不论其判决有无道理,可是“下堂求去”这个充满旧式色彩的词汇,居然被堂而皇之地写进了1942 年的判决书里,令人感觉殊不可解。 面对着这样的法官,妇女们如果故意将自己塑造成弱者、守旧者,应该还是十分有效的。
离婚自由曾经是女权主义者极力争取的权益,有人甚至称:“离婚问题,似乎其中含着女性的解放的份子,要比男性的重大得多。 简直说,这是一个关系女子本身的问题,女子要想彻底的解放,非要求绝对的离婚自由不可!”②易家钺:《中国的离婚问题(中)》,《时事新报·学灯》1922 年5 月4 日,第2 版。诚然,无论妇女们主动提出离婚是出于什么目的,只要她们想到了离婚,并积极付诸实践,都足以反映出离婚的观念和制度对于她们的深刻影响。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她们之所以提出离婚并不都是为了追求离婚自由论的倡导者们所宣扬的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或者爱情至上,许多人只是为了摆脱丈夫的遗弃或者虐待。 这些女性虽然将丈夫告上法庭,但是其目的不是为了摆脱家庭中的“他者”地位,树立女性的主体性,而是为了争取较好的生存环境,只要丈夫承诺“赡养”、不再虐待,她们就会立刻撤销诉讼。 如果丈夫不能做出承诺或者确实力有不逮,她们就只能选择离婚、再嫁、重婚或者背夫潜逃以另谋寄食之所。 离婚对于许多妇女而言,并不是为了摆脱对丈夫的依赖,而只是为了寻找一个不再虐待她们、经济足够供养她们的更好依赖的丈夫而已。 在这一点上她们与传统女性的观念实无二致。
本文无意于考证民国女性在离婚诉状中所提出理由究属真或伪、写实或夸大。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想论证女性在离婚诉讼中有意识地对自我形象进行了“建构”,但并非意指她们所提出的离婚理由均为“虚构”,事实上民国女性在婚姻中遭受虐待、遗弃均为常见现象。 本文的着力点只在于对离婚诉讼中女性的自我言说进行深入解读,进而揭示其中所隐含的三个充满吊诡色彩的现象:一是此时的妇女不约而同地树立了一种集体的形象,即她们一方面援引新式的法律和女权、人权等思想资源,给人留下新式女性、妇女解放的印象;另一方面又将自己塑造为家庭中的弱者、依赖者、守旧者,从而实现了新旧两种形象双重建构。 二是她们在这种集体的自我形象的塑造中表现出足够的主体性,但新与旧的双重形象却又正好契合了社会上对女性“新思想旧道德”③“新思想旧道德”一词出自章锡琛的《新思想旧道德的新女子》(《新女性》第3 卷第6 号,1928 年6 月),他在文中称:“这是一个何等矛盾的名词! 然而也正是一个现代极漂亮极时髦的名词! ……这样的新女子,正是现代一般女子的唯一的模范!”的企盼,这又极大地消弭了她们的主体性。三是她们依靠新式的法律武器提出离婚,这本身就是对旧式的社会性别意识和社会性别制度的挑战,但是她们的言论以及辩护策略却又处处彰显和维护着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 这些充满悖论而又完整捏合在一起的言论所构建的妇女形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城市平民妇女阶层的日常言行,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妇女解放的进程。
作者简介: 余华林,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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