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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客》和《寻路的人》:被“坟”划开的两条人生道路


摘 要: 鲁迅的《过客》和周作人《寻路的人》两首散文诗,是最能体现周氏“兄弟失和”带来的思想分歧的作品。 从“坟”这个所有生命共同的必然性终点出发,周作人在虚无主义的土壤上,发展出了他独特的“生活的艺术”理论。 鲁迅则针锋相对,借“过客”之口表达了直面“死亡”而展开生命的真实性追求的人生哲学。 这两种人生哲学的分歧,也是接受,还是反抗现代性虚无主义这两种思想道路之间的分歧。

关键词: 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虚无主义

在围绕着“兄弟失和”而展开的或明或暗的对话与交锋当中,鲁迅的《过客》和周作人的《寻路的人——赠送徐玉诺君》这两首还没有被人放在一起讨论过的散文诗,才是最深刻地体现了两人思想差异的作品。 他们凝炼而决绝的思考,也正是挣脱了宗教世界,丧失了“不朽”生命信仰的现代人,面对“坟”这个所有生命共同的必然性结局而展开的两种代表性思想。 在新诗史上,这也是中国现代作家围绕着“寻路者”形象背后的“现代文学的基本精神”① 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年版,第347 页。而展开的一次最深入,也最具文学史意义的探索。

一、在“死亡”中绽开“生活的艺术”

1923 年7 月30 日,也就是著名的“兄弟失和”事件之后的第十二天,周作人在散文诗《寻路的人——赠送徐玉诺君》里这样写道:

我是寻路的人。 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单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我曾在西四牌楼看见一辆汽车载了一个强盗往天桥去处决,我心里想,这太残酷了,为什么不照例用敞车送的呢? 为什么不使他缓缓的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的谈论,走过应走的路程,再到应到的地点,却一阵风的把他送走了呢? 这真是太残酷了。

我们谁不是坐在敞车上走着呢? 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笑;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 我却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的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 至于路线如何,或是由西四牌楼往南,或是由东单牌楼往北,那有什么关系?①周作人:《寻路的人——赠徐玉诺君》,《周作人散文全集(修订版)》第3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92—193 页。

四年之后的周作人,特别强调这首诗在自己的思想历程中的标志性意义说:“民国十年以前我还很是幼稚,颇多理想的、乐观的话,但是后来逐渐明白,却也用了不少的代价,《寻路的人》一篇便是我的表白。 我知道了人是要被鬼吃的,这比自以为能够降魔,笑迷迷的坐着画符而突然被吃了去的人要高明一点了”②周作人:《〈谈虎集〉后记》,《周作人散文全集(修订版)》第5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434 页。。 这个说法,当然会让人想到他在亲手交给鲁迅的“绝交信”里说过的话:“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 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③周作人:《与鲁迅书》,《周作人散文全集(修订版)》第3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86 页。

《寻路的人》很显然就是周作人调整自己的思想,“重入新的生活”的结果,也是他开始新思想和新生活的宣言。 这篇宣言,率先把“死”这个所有生命都无法逃避的必然性终点,反过来确立成为了他新思想和“新的生活”的起点。 ——很多人奉为金句,认定为西方存在主义所特有的深刻思想的“向死而生”,其实是这里的常识。

从“死”这个铁的必然性前提出发,周作人发展出了影响深远的“生活的艺术”。 《北京的茶食》谈论这种“生活的艺术”说: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 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④周作人:《北京的茶食》,《周作人散文全集(修订版)》第3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379 页。 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喝茶》又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⑤周作人:《喝茶》,《周作人散文全集(修订版)》第3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571 页。而著名的《乌篷船》,则可以说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直观而生动地描绘了作者完全沉浸在所谓“生活的艺术”当中,忘乎所以地享受“生活的艺术”的情形:

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 ……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 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①周作人:《乌篷船》,《周作人散文全集(修订版)》第4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796—797 页。

这种“生活的艺术”,甚至投射到了他对别人的欣赏和评价之上。 他赞扬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说:“《莫须有先生》的文章的好处,似乎可以旧式批语评之曰,情生文,文生情。 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②周作人:《〈莫须有先生传〉序》,《周作人散文全集(修订版)》第6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22 页。文章的姿态与样式,也成为了“生活的艺术”之一种。

而这一切的背后,则是前面已经完整地引述过,这里不妨再强调一下的这段文字:“我们谁不是坐在敞车上走着呢? 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笑;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却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的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 至于路线如何,或是由西四牌楼往南,或是由东单牌楼往北,那有什么关系?”

二、超越“死亡”的行动者

鲁迅当然不会,也不可能看不见所有生命“终有一死”这个就连瞎子也看得清清楚楚的直观事实。不同的是,他从同样的直观事实出发,针锋相对地迎着“死亡”,发展出了一种与周作人“生活的艺术”截然相反的人生哲学。

《坟》是鲁迅的第一部杂文集。 他在《题记》里说得很清楚:之所以要“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总结过去:“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 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③鲁迅:《坟·题记》,《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4 页。

在对这部本身就具有总结和回顾性质的杂文集进行总结和回顾的“后记”中,鲁迅进一步从两个方面,总结和回顾了自己的思想。 第一,明确宣布了自己的“不知道”。 他说:“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④鲁讯:《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98 页。

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 比方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 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 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⑤鲁讯:《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99 页。

从“兄弟失和”及其随之而来“兄弟对话”的角度看,这里的“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毫无疑问会让人联想到周作人的这些诗行: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那里去了?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我坐起来,拿了一枝笔,在纸上乱点,/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但是一行也不能写/,一行也不能写。 /我仍是睡在床上,/亲自听他沉沉的他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在我床头过去了。⑥周作人:《过去的生命》,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20 页。

第二,由于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不知道”,鲁迅也明确拒绝了读者赋予他的社会角色: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 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 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 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 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 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①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00 页。

很明显,鲁迅关于自己的“过去的生命”的认识,不仅基本的立场和态度,甚至就连用语和姿态,都与周作人没有什么两样。 后者所能看到的,鲁迅也能看到。 后者所能知道的,鲁迅也都知道。

但他的散文诗《过客》,却呈现了另一种勇毅而决绝的人生哲学。 这种贯穿了全篇的人生哲学,高度集中而凝练地体现在“过客”“老翁”“女孩”三个角色的这段对话里:

客——……老丈,你大约是久住在这里的,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么?

翁——前面? 前面,是坟。

客——(诧异地,)坟?

孩——不,不,不的。 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们的。

客——(西顾,彷佛微笑,)不错。 那些地方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也常常去玩过,去看过的。 但是,那是坟。 (向老翁,)老丈,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

翁——走完之后? 那我可不知道。 我没有走过。

客——不知道?!

孩——我也不知道。

翁——我单知道南边;北边;东边,你的来路。 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许倒是于你们最好的地方。 你莫怪我多嘴,据我看来,你已经这么劳顿了,还不如回转去,因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

客——料不定可能走完? ……(沉思,忽然惊起,)那不行! 我只得走。 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 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②鲁迅:《野草·过客》,《鲁迅全集》第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95-196 页。

“过客”一切都“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更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 他唯一知道的是:“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

“老翁”则已经清楚地知道了一切:无论哪一条路的“前面”,都是“坟”。 ——这个“坟”,当然就是周作人在《寻路的人》里说过的这句话:“路的终点是死”,也是刚刚引述过的鲁迅这句话:“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

而认定“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的“女孩”,显然就是曾经怀着天真的幻想而生活的鲁迅、周作人共同的“过去的生命”。 不惜打破一切都“不知道”的既定角色限制,以亲切地应和“女孩”所说的话——“不错。 那些地方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也常常去玩过,去看过的。”——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知道”的“过客”,证明了这一点。 周作人在给鲁迅的“绝交信”里的话,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无需多说的是:周作人的这种幻灭,反过来强化了他把“坟”认定为唯一的、不可避免的绝对终点“知道”——尽管与早年在日本筹办《新生》失败之后,就已经“知道”并且经历过了幻灭的鲁迅相比,不过是“昨天才知道”而已。

在周作人看来,既然无论以怎样的姿态走完这段路——“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笑;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也无论走哪一条路——“或是由西四牌楼往南,或是由东单牌楼往北”——都改变不了“坟”这个唯一的、绝对的必然性结局,那么,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享受人生应得的苦与乐,“就这平凡的境地中,寻得些须的安闲悦乐”①周作人:《死之默想》,《周作人散文全集(修订版)》第3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567 页。,就成了人生唯一有意义的事。但作为“过客”的鲁迅,却在明知“坟”是唯一的、不可改变的必然结局,明知太阳已经下山,自己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明知自己的脚已经走破,力气也已经太稀薄的情形之下,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继续往前走。

更重要的是,为了能够继续往前走,他抛弃了一切的舒适和享受。 即便是“女孩”出于善意而送给他裹伤的一片布,一块“太小一点了”的布片,他也要坚决抛弃,为的就是不妥协、不停留地往前走。 因为这片裹伤的布意味着舒适,意味着不必要的享受,会让他想要休息,想要停下来。 而“女孩”天真的善意,会让他生出感激之情,生出对“这里”的留恋而忘记了“那前面的声音”的召唤。 所以,尽管布片带来的令人舒适的“生活的艺术”,以及“女孩”的善意带来的感激之情一度打动了他,让他陷入了“徘徊,沉思”,但“过客”最终还是惊醒过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追随着“那前面的声音”的呼唤往前走:“然而我不能! 我只得走。 我还是走好罢……。”

正如“过客”在一块裹伤的布片带来的舒适,在“女孩”天真的善意面前也曾一度陷入了徘徊,陷入了沉思一样,“老翁”当然也不是天生的“老翁”。 那呼唤着,也催促着“过客”往前走的声音,也曾经召唤过,催促过“老翁”像“过客”一样往前走——更确切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声音“他似乎也曾经叫过我”。 但也正如其所说,“他也就是叫过几声,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就记不清楚了”。 于是,“老翁”也才在“不理他”“记不清楚”之中,成为了“老翁”。 他教训“女孩”的这些话——“天天看见天,看见土,看见风,还不够好看么?”——显然就是我们前面已经引述过的《北京的茶食》的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只是在鲁迅的笔下,多了一层就连严肃的戏剧形式也掩盖不了浓厚的反讽意味。

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之写《过客》,除了表明自己的思想立场与人生哲学之外,似乎也还包含着一点委婉的提醒,提醒周作人不要沉浸在“天天看见天,看见土,看见风”的“生活的艺术”世界里,忘记了那“似乎也曾经叫过”他往前走的声音。 “过客”的叹息“唉唉,不理他……”,也是鲁迅对沉浸在“生活的艺术”中的周作人的叹息。

三、“世界的”,还是“个人的”虚无?

对周作人来说,“坟”这个唯一的、绝对的必然性前提,既是个体生命的物理界限,更是“生活的艺术”唯一的、绝对的思想界限。 他在前面已经引述过的《死之默想》中这样写道:

大约我们还只好在这被容许的时光中,就这平凡的境地中,寻得些须的安闲悦乐,即是无上幸福:至于“死后,如何?”的问题,乃是神秘派诗人的领域,我们平凡人对于成仙做鬼都不关心,于此自然就没有什么兴趣了。②周作人:《死之默想》,《周作人散文全集(修订版)》第3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567 页。

“终有一死”的个体生命在时间上的有限性,直接而严格地变成了他的唯一确定的思想根据。 “生活的艺术”也就成了一种试图用空间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反抗个体生命在时间上的有限性和绝对性的现代性生命哲学。

德国思想史学者桑巴特在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历史根源的时候,曾经在与中世纪的比较中,分析过这种生命哲学。 他说:在“中世纪,人类习惯于不慌不忙地从事生产。 为了完成一件精品、一件艺术品,往往要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光阴;没有人急切地想看到它完成,由于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整体中,生命变得长久。 委托创作人可能辞世已久,但是教堂、修道院、整个城镇,或者他的家人却能亲眼目睹作品的完成”。 但以“终有一死”的个体生命作为立足点来思考问题的现代人,就完全不一样:

一旦个人将自己的生命从一代代人无尽的生命之流中分离出来,他自己生命的长短便成为他享有的尘世欢乐的尺度。 他个人也将力图尽可能多地体验不同的生活模式。①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122-123 页。

与韦伯把禁欲主义的清教精神认定为资本主义的“根源”相反,桑巴特认为,正是这种从整体性的“世界之中”分离出来,成为了有限之间之内的“个人”被迫转而“力图尽可能体验不同的生活模式”的现代性追求,促成了以享乐为目标的奢侈生活方式的兴起,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 周作人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反复强调过的“生活的艺术”,核心就是桑巴特所说的这种以“自己的生命长短”作为“享有的尘世欢乐的尺度”的现代性生存理念:“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

曹聚仁曾在《鲁迅评传》里,生拉硬扯说鲁迅的思想“带着很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甚至把孙伏园赞扬鲁迅的这句话——“鲁迅的内心生活是始终热烈的,仿佛地球一般,外面是地壳,内面是熔岩。 这熔岩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有自发的力,有自发的光,有自发的热,决不计较甚么毁誉。”——也当作了虚无主义人生观的表现。②曹聚仁:《鲁迅评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 年版,第63 页。晚年的周作人,曾对此大为赞赏,称之为“十分正确”的“特见”。③周作人:《与曹聚仁书三通》,《周作人散文全集(修订版)》第13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3 页。

曹聚仁硬把鲁迅的思想指为“虚无主义”的时候,唯一引述的根据,是后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说过的这段话:

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 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 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 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 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 由我想来——这只是如此感到,说不出理由——目下的压制和黑暗还要增加,但因此也许可以发生较激烈的反抗与不平的新分子,为将来的新的变动的萌蘖。④鲁迅:《两地书·一〇》,《鲁迅全集》第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0-41 页。

任何不带偏见的读者从这段话里,显然都只能读出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两层意思:第一,鲁迅对中国的未来的前途估计比较悲观,认为“目下的压制和黑暗还要增加”,而“中国国民性的堕落”乃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 第二,尽管如此,尽管清楚地知道所能收到的效果“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但鲁迅仍然不打算放弃“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 而如果不仅仅考虑到“说什么”,而且还要考虑到“怎么说”,那就更清楚了:鲁迅在这里,自始至终对自己所说的一切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并没有将这一切绝对化。

一定要说这里有什么“主义”的话,最多也只能预先站在某种特定的立场,认定中国未来的前途非常乐观,鲁迅自己完全能够看得见他“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之积极效果的前提下,说鲁迅有“悲观主义”而已。 如果承认定于一尊,“只许这样,不许那样”的形而上学绝对主义,和“怎样都行”的虚无主义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的话,真正应该称之为“虚无主义”的,恰好不是“悲观主义”的鲁迅,而是把鲁迅指认为“虚无主义”的人们。

所以,撇开跟这篇文章关系不大的曹聚仁,周作人把鲁迅的思想指认为“虚无主义”的做法,其实是准确地道出了他自己的虚无主义立场:有限的个体生命之外的一切,都是虚无的领域,“我们平凡人对于成仙做鬼都不关心,于此自然就没有什么兴趣了。”——而鲁迅的立场,则恰好与之相反:即便努力的效果可能很细微,而且“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但是,只要是“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 这个立场,当然也就是《过客》的立场:只要自己还有一丝力气,还有一丝可能——而不是所谓的“希望”,就决不停息,就要往前走!

鲁迅身上当然有就连他自己也不否认的黑暗和虚无。 但和周作人有限的个体生命之外的一切都认定为没有意义,也无须乎关心的虚无之域不同,鲁迅的这种“虚无主义”不是指向有限的个体生命之外的大世界,而是指向自身。

在鲁迅看来,“坟”这个无可避免的必然性终点,在注定了所有的个体生命都只能是有限性的存在的同时,也就注定了他不可能穷尽所有的人类生存经验,因而也就没有权力根据自己的有限性来断言:他有限的个体生存世界之外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虚空。 《呐喊·自序》说得很清楚:“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①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41 页。写给许广平的信里,说得更坦诚,也更清楚:

这些空想,也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 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 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②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1 页。

鲁迅终其一生的“反抗绝望”,实际上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反抗把个人有限的经验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虚无主义的诱惑——质言之,就是反抗周作人的“生活的艺术”。 所以,即便鲁迅身上确实有虚无主义,那也是作为一种被抵抗、被否定的对象,而不是作为一种充满了魅惑力的“好东西”而呈现出来的。这分明就是对“虚无主义”的反抗和抵制,怎么能叫“虚无主义”呢?

周作人可以不关心“死后,如何?”的问题,把与之相关的一切都打入无意义的虚无领域,从而专心致志地盯着被“坟”这个唯一的、绝对的终点所注定了的有限时间范围之内的一切,把这一切当作唯一的“实有”。 但问题是:他能从事实上否认这个有限时间范围的开端,同样也是一种“实有”,而且是他无法确定,也无法否定的“实有”吗?

谁都知道,“即使在实践领域,人也并不生活在一个铁板事实的世界之中,并不是根据他的直接需要和意愿而生活,而是生活在想象的激情之中,生活在希望与恐惧、幻觉与醒悟、空想与梦境之中”③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版,第33-34 页。。没有肉身性、有限性的“实有”,当然不足以让人成为人。 但仅有肉身性的“实有”,同样也不足以让人成为人。 一个人必须同时生活在肉身性“实有”,和隐喻性的“想象的激情之中”,才能成其为人。

鲁迅对个人肉身性、有限性的“实有”的否定,因此而不是把“虚无”当作一种“主义”而固定下来,而是以承认自身的有限性,强调不能用自身的有限性来抹杀了他者之真实性的方式,敞开了一片深厚而阔大的真实性领域。 他对肉身性、个人性的“实有”的绝望,因此而在超越个人的有限性的同时,变成了对深厚而阔大的真实性领域的隐喻和召唤。 “五四”时期的《随感录·生命的路》,表达了这种隐喻和召唤:“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①鲁迅:《坟·随感录·生命的路》,《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86 页。《野草》里的《希望》,表达了这种隐喻和召唤:

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飘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 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②鲁迅:《野草·希望》,《鲁迅全集》第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82 页。

晚年的散文名篇《“这也是生活”……》,仍然在强调着这种隐喻和召唤:“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③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24 页。

与之相对应的,是他对把有限的个人绝对化的专制主义思想振聋发聩的批判:

可惜有一种人,从幼到壮,居然也毫不为奇的过去了;从壮到老,便有点古怪;从老到死,却更奇想天开,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④鲁迅:《坟·随感录·四十六至四十九》,《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54 页。

在实体性的社会位置和生活资源的意义上“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当然是“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 在观念性的思想的位置和思想的可能性空间这个意义上“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不也同样是“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吗?

四、究竟在哪里开始分叉?

前面分析《过客》的时候已经说过,“老翁”并非一开始就是“老翁”。 他也知道召唤着“过客”往前走的“那声音”,也依稀记得并且承认“那声音”“他似乎也曾经叫过我”。 只是面对“那声音”的召唤,他几次采取了“不理他”的态度,“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就记不清楚了”。 从这里开始,“老翁”才变成了“老翁”。 和鲁迅特别安排在他身边,形成了鲜明对比的“女孩”一样,“老翁”也曾经有过“野百合”“野蔷薇”的梦想。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曾在《人的文学》这篇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的论著中,这样写道:

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 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 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 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 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 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 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 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 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 凡兽性的馀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①周作人:《人的文学》,《周作人散文全集(修订版)》第2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86-87 页。

在这里,他一方面从反对以神性的名义来压抑人性的古代思想的角度,强调了人乃是“‘从动物’进化的”这个科学的物理事实,强调了“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的自然人性的正当性。 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从动物‘进化’”的必要性,强调了“人”必须要在“内面生活”这个维度上超越其动物性,“渐与动物性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的必要性。 在周作人看来,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两个要素,既承认以人的生物学属性为基础的自然人性的正当性,又不放弃以人的“内面生活”为基础的“进化”的必要性,人类才能获得他“正当的生活”。 “动物的”和“进化的”两个缺一不可的关键词,共同构成了“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人的文学”思想内核。

但是,当他把“死”这个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共同的必然性结局牢牢地固定下来,当作“订正”他的思想,“重入新的生活”的唯一根据的时候,周作人显然已经把“进化的”这个关键词,从他的思想里剥离了出去。 曾经的“人的文学”,也就从这里开始变了味。

“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是我们单独意识着罢了。”这句话当然没有错。 它植根于人的生物学属性,也有无可否认的事实性根据。 它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以及以这种情感力量为基础的“生活的艺术”的魅惑性,就来源于这里。

但仅有这句话,显然还远远不够。 “我们单独意识着”,就意味着人类的“意识”,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内面生活”,可以对“一切生物共同的路”这个物理事实有所“意识”,有所作为。 周作人自己接下来的话,证明了这一点:“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笑;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 我却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的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既然如此,《过客》那种不放弃、不停息地走向“前面”的姿态,又未尝不是面对“一切生物共同的路”的时候的一种“意识”,一种同样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根据的生命之路呢?

事实上,早在“兄弟失和”之前,周作人就已经在《歧路》中,把“死”这个所有生命共同的必然性终点固定了下来——

荒野上许多足迹,/指示着前人走过的路,/有向东的,有向西的,/也有一直向南去的。 /这许多道路究竟到同一的去处么? /我相信是这样的。

——只不过这个时候的周作人,还承认自己“不能决定向那一条路去”,只能“站在歧路的中间”的根源,乃是自己的“懦弱”:

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稣背十字架去了。 /我如果有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师去了。 /但是懦弱的人,/你能做什么事呢?②周作人:《歧路》,《过去的生命》,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22-23 页。

而在“兄弟失和”之后,同样的思想根源,就被他在给鲁迅的“绝交信”里的“昨天才知道”,以及《寻路的人》里的“现在才知道”,转移到了外部事件——而且看起来很像是突如其来的外部事件——所造成的“蔷薇色的梦”的破灭之上。 “懦弱的人”的思想,也由此而摇身变成了“受损害者”的思想。 钱理群说过,在整个的“兄弟失和”事件中,“折磨着周作人的,是一种‘上当受骗’感。”③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年版,第289 页。从这里的分析来看,周作人反复营造出来的“上当受骗”感,恐怕也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个人“上当受骗”那么简单。

舒芜曾经针对长期流行的看法,通过对1923 年失和决裂以前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兄弟怡怡”关系的具体分析,尤其是通过对1921 年到1923 年期间两人日记的对照阅读,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兄弟怡怡”的表象之下,周氏兄弟的关系“并不是一直还是很好,突然有一天失和起来”。①舒芜:《鲁迅、周作人失和以前的兄弟关系》,《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412 页。唐弢在充分肯定“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历史成绩的同时,也提醒说:“生活的复杂在于:有是非,还是有似是之非,似非之是,不能一概而论。 他的早期思想里有消极因素,而这种消极因素又和积极因素胶结在一起,它是不稳定的,变化着的,可以这样变也可以那样变,环境迁移,当一定条件产生时,它就变了。”②唐弢:《关于周作人》,《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279 页。这样看来,1923 年7 月的“兄弟失和”事件,恐怕也只能算是促成周作人思想转变的“一定条件”当中的一个。周作人显然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条件,打蛇随棍上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系统性的改写。

这样说,当然不是要为“兄弟失和”寻找那些就连当事人自己也未必得清楚的“原因”,更不是要再度挑起当事人及其追随者之间的是非恩怨。 一个人的生活,无法替代另一个人的生活。 周作人一生的遭遇令人唏嘘。 鲁迅形象的百年变迁,也同样让人感慨。 但即便是在“死”这个唯一的、绝对的必然性面前,也总得承认不同的人生之间,有境界的高低之别吧? 再后退一步说,把《过客》的写作当作一次委婉的提醒,提醒周作人别忘记了曾经召唤过他往前走的“那声音”,别忘记了“进化”这个同样不可或缺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元素,也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浪费吧——尤其是在今天?

至于专制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与禁欲主义之间如何利用植根于同一“根源”这个先天的便利而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来回变换面孔,从而充满了魅惑性地延续着自身生命的问题,则早已经是思想史的常识,“生活的艺术”虽然提供了一个新的例子,但也不值得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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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段从学,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抗战大后方重要文学副刊研究”(19AZW020)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