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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摆渡:孙玉石“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历史生成与文化理想



摘 要: 新时期以后,面对《野草》及象征派、现代派等现代主义诗歌教学与研究中的“解诗”难题,孙玉石于1987年正式提出了“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主张,并完成了一系列解诗学的实践成果。联系孙玉石1959年参与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切身经验,20世纪80年代逐渐成型的中国现代解诗学标志了读者从政治化叙述的被动接受者到能动的解诗者的位置转变。孙玉石对于文学“现代性”的理解,也隐含了现代主义的观念预设,他为现代主义合法性的辩护立场,与作为解诗学初倡者的朱自清关于抗战时期的朗诵诗以及新诗现代化的讨论,形成了两种“解诗”方案的对话。完整内在地认识孙玉石“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历史生成过程,不仅可以打开其中针对90年代以后包括诗歌写作在内的社会文化症候的文学—文化理想,也有助于借由与朱自清关于抗战诗歌动向之讨论的比照,挣脱20世纪80年代基于新启蒙思潮产生并延续至今的固化认识装置,重新开放中国现代解诗学的阐释边界。

关键词: 孙玉石;现代解诗学;朱自清

新时期以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轨中,孙玉石的学术实践可称开风气之先。以探索《野草》与象征主义的关系为原点,他对原先在新诗史中遭到贬抑的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的教学与研究,率先突破了所谓“逆流”或“支流”等既有的政治化定评,在相当程度上引领了其后研究界对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脉络的重新关注与阐发。正是在此过程中,为了照亮现代主义诗歌的晦涩面貌,孙玉石于1987年创造性地提出了“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主张,开始从理论内涵和历史流脉两方面构建所谓“中国现代解诗学”的批评思想,并同时将其批评方法付诸解诗实践,诞生了有如《中国现代诗导读(1937—1949)》《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卷)》《诗人与解诗者如是说》等诸多有关现代主义诗歌文本解读的丰硕成果。他犹如一位诗的摆渡人,期望将原先在文学史叙述中遭到隐没、在理解接受上尽显幽曲的象征派和现代派诗歌,顺利接引至未尝深入领会过现代主义诗歌之美的读者之中。2007年,《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出版,他所投身的一系列关于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也在新诗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疆域内占据了一方独特的位置。

不同于孙玉石带动之下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的蔚为大观,目前新诗研究界更多将他的解诗学成果视作既有的研究基础或欲以对话的既定认识,而以“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本身作为问题对象的研究却相对稀少。仅见的少数两篇讨论文章,也都出自同样关切新诗命运的研究者。他们或将孙玉石的解诗学主张及其解诗实践置于新诗阅读的问题场域中加以审视,指出其为“晦涩”辩护的逻辑中包含了维护文类边界、建立“好诗”政治等思想无意识,进而呼唤一种打通内外的新诗阅读方式①张桃洲:《“解诗学”视域下的新诗阅读问题》,《文艺研究》2022年第3期。;又或从“诗学”与“历史”两方面分梳孙玉石的解诗学思想的价值意义,不仅充分阐述其中所包蕴的诗学理论意涵,也重返20世纪30年代有关解诗论争的历史现场,探讨其与新诗的写作、接受、传播和教育等环节的密切联系。②张洁宇:《“解诗学”:诗学的与历史的——谈谈对孙玉石先生“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解》,《文艺争鸣》2024年第2期。应当说,既有的研究讨论在充分理解了孙玉石的解诗学思想与实践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其例如文本细读理念等内在限度的反思意识。

如若进一步将其放回长时段的纵深视野和共时性的历史语境中,不仅可以更加完整、内在地认识孙玉石“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与他1959年参与编写《新诗发展概况》之间的历史转辙,以及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重建的历史意义,而且能够进一步打开其中溢出了学科化建制、针对于90年代以后包括诗歌写作在内的社会文化症候的文学—文化理想。同时,借由与朱自清20世纪40年代关于抗战诗歌动向以及新诗现代化构想之讨论的互相比照,也有助于重置20世纪80年代基于新启蒙思潮产生并延续至今的一些观念预设和价值前提,跳脱出80年代以来有关文学“现代性”的固化认识装置,重新开放中国现代解诗学的阐释边界。

一、“解诗”的难题

1963年,在导师王瑶的推荐下,时为研究生的孙玉石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读书报告《鲁迅对中国新诗运动的贡献》③孙玉石:《鲁迅对中国新诗运动的贡献》,《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由此预示了他日后倾注毕生心血的两个研究领域:鲁迅与新诗。恰如这篇出世之作的标题一样,孙玉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于以往遭受冷落的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兴趣,以及一种类乎解诗学雏形的方法论灵感,被他有关《野草》之象征主义意蕴的论说所引燃。

1981年,孙玉石完成了有关《野草》的研究工作,并于次年出版第一本专著《〈野草〉研究》。在此前数年精读的过程中,他尤为惊异于《野草》这部散文诗集所展露的象征主义美学风格,区别于《呐喊》《彷徨》这两部现实主义的小说集。当时,在阶级属性上被归入“没落阶级”、在文学史叙述中被判为“逆流”的象征主义,尚处于学界不敢碰触的研究禁区之中,但为《野草》的象征主义魅力所深深震服的孙玉石却不禁自问:“难道只有把象征主义完全推给没落阶级的颓废与绝望才是惟一正确的审美价值标准吗?难道中国新诗中的象征主义潮流就永远被打入‘逆流’,成为被遗忘了的歌声吗?”④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从这一困惑的追问出发,为了拓展和确证对于《野草》的象征主义读解,孙玉石试探性地撰写了《〈野草〉研究》中的第一篇论文《〈野草〉的艺术探源》,文中“没有正面论述《野草》的象征主义艺术特征,而是通过鲁迅《野草》与西方象征主义艺术潮流的资源关系的讨论,实证性的考辨,和鲁迅自身接受象征主义艺术营养的可能与实践,给《野草》作了一种艺术谱系的定位”。⑤孙玉石:《学术问路自述》,谢冕等:《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249页。同时,面对鲁迅研究老前辈的质疑,孙玉石也试图通过鲁迅为苏联诗人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译本所写后记中的肯认态度,将象征主义从文学史的流放地中解脱出来,并且不止于权宜性地将其纳入“正确”的标准轨范之中,即象征主义“也可以写出具有进步性的或革命性的内容的作品”,“同样可以表现历史的本质和真实”。①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在《〈野草〉研究》一书中,除了艺术特色的分析和学术史的梳理,占据全书一半篇幅的即是对于《野草》所有篇章展开的分门别类的细致解读。孙玉石似乎欲借一己之力,尝试拨开长久盘绕象征主义的历史阴云,及其创作方法所可能投下的理解迷雾,从而将《野草》所内蕴的“历史进步性”予以充分阐扬。而这一对《野草》诸篇加以诠选、详解的过程,不仅让孙玉石更加认识到了“经典文本的细读和重释”之于文学史研究的突破性意义,更重要的是,这也意味着他欲以被经典化的鲁迅与《野草》作为突破的有力先导,规避政治意识形态的管制,重新解开中国现代文学与象征主义之间的研究藩篱。

正是在这种学术突围一般的观念变革之下,孙玉石延续了他在《野草》研究中对于象征主义问题的关注,开始转入在中国新诗史中发掘先前受到埋没的重要诗潮、流派,由此开启了他对于象征派、新月派和现代派等现代主义诗歌脉络的丰厚研究。依照他的自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对77、78级本科生、首届硕士研究生和首届作家班等“知识饥渴”的学生,他在北京大学最早地开设了“以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三大流派为内容的‘中国新诗流派研究’和以李金发为主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的专题课程”。②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203页。这两门课程的讲授经验,不仅先后催生了《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1983)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1999)两部著作,也成为孙玉石日后在不同场合念兹在兹、反复回想的记忆。

尽管这段授课经验在孙玉石的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史中,具有某种起点性的意义,但在更为个人的层面上,他之所以时时反顾这一起点,乃是因为这段当时带有冒险性、试探性的授课经验中,还包含着一个无法被他个人乐观的变革冲动所轻易克服的结构性难题:面对以“晦涩”和“看不懂”问题著称的象征派、现代派诗歌,仅凭对其历史流脉和艺术技巧的宏观论述,仍然无法切实、有效地助益于从微观层面进入与理解复杂多义的诗歌文本。反之,“微观叙述的空疏必然导致宏观叙述的遮障”。③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与此同时,这一对于复杂文本的微观解读的稀薄状况,同样发生于其时兴起的有关朦胧诗、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等系列论争之中,许多为朦胧诗所作的辩护文章,“宏观的理论概括与论述,多于复杂文本的解析,价值判断的是非诉说,大于晦涩难懂作品的进入”④孙玉石:《学术问路自述》,谢冕等:《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0页。,从而使得读者对于相关诗歌作品的阅读接受仍然束手无策。这一多少有些尴尬、无奈的困境,自然也被借由历史为现实发言的孙玉石纳入思考视野之中,并视作其现代主义诗歌教学与研究的压力之一。

另一方面的压力则来源于孙玉石尤为用心的课堂教学的催迫,特别是同时作为授课对象和作品接受者的学生读者,此前并无多少现代主义诗歌的复杂文本的阅读经验与理解基础,因而对于这类作品抱有一种天然的陌生感,“存在有不同程度的障碍和困难”⑤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对此,他曾不无遗憾地感叹道,“我给学生讲《野草》,讲李金发那些艰涩难懂的象征派诗,讲卞之琳意义幽深的智性诗,讲穆旦那样的深层复杂的现代派风的诗,仅仅靠宏观的理论分析已经不能满足学生求知的饥渴,还要求必须反复阅读,弄懂每个作品的整体思路,意象蕴藏,文句关系,和书写意义”⑥孙玉石:《学术问路自述》,谢冕等:《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0页。。可见,孙玉石对于这些倾心之作的感慨中,已然包含了自我反思的意图和调整的路向,一种以诗歌文本的接受环节为中心,力图在诗人与读者之间建立沟通、“搭桥”的诗学理论思考,伴随着他对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研究的逐渐深入而呼之欲出。

二、“主体性批评”:读者位置的抬升

1987年,孙玉石正式撰文首倡“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文中历史性地追溯了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学术源流,将朱自清作为“中国现代解诗学最早的提倡者”,以其收入《新诗杂话》中的《解诗》《序》等文标志一种自觉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批评诗学理论形态的诞生”。不仅如此,孙玉石更进一步接续了朱自清时代解诗学构建的思想与历史势能,以历史“重建”为进路,完整地提出了中国现代解诗学以诗歌作品本体为核心的理论内涵,以及旨在协调作者、作品和读者三者之关系的公共原则。①孙玉石:《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中国新诗批评史札记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2期。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所谓“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既是一个学术史问题的提炼,又是一种新诗研究与批评方法的提倡;它既来自对中国新诗艺术史、批评史和学术史的史实的尊重和考察,同时又直接指向新诗研究现状中的问题与困境”。②张洁宇:《“解诗学”:诗学的与历史的——谈谈对孙玉石先生“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解》,《文艺争鸣》2024年第2期。这种“问题”与“方法”的同构,当然也有其内在的偏重,取径现代主义诗歌在二三十年代面世后的接受史,并非停留于知识考古式的历史爬梳,而是针对其所遭遇并牵带出的所谓“晦涩”与“看不懂”的接受问题,最终抵达具有高度实践性的解诗学方法论。这一解诗学方法论的成型,既回返至上述朦胧诗论争中的解诗困境,“揭示进入一些复杂文本的阅读、接受途径、方法”,为遭蒙“恶谥”的朦胧诗及其主张提供“一种潜在的理论支持”③孙玉石、李国华:《为什么奇迹没有发生?——孙玉石教授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4期。,也在很大程度上内化为孙玉石有关《野草》和现代主义诗潮研究的基本思路,“贯穿于自己的课堂讲授和诗学研究工作之中”④孙玉石:《学术问路自述》,谢冕等:《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页。。

正是在现代主义诗歌的教学过程中,所谓“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被逐渐确立为“指导思想”。如果说孙玉石欲以担当现代主义诗歌的摆渡人,那么中国现代解诗学则如同一艘“涉渡之舟”,承载着他和学生及更多读者们“在同一陌生的对象上面,进行心与心的交流,理解力与理解力的互补”⑤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因此,在现代主义诗歌的教学经验和“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之间,并不仅仅体现为单向度的“指导”关系,尤其是孙玉石特别看重的、作为问题策源地的教学经验,除了奠定基本的思路、方法以外,恰恰相当深切地塑造了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内在品格,其中最引人深思的即是一种特定的读者意识。中国现代解诗学虽以现代主义诗歌文本为核心对象,但其对文本阅读、接受环节的问题关切,实际上指向了课堂内外的诗歌读者。无论是前沿课堂里存有陌生障碍的学生读者,还是现实论争中依旧茫然无措的普通读者,都是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对话群体,也都内在于孙玉石高度自觉的读者意识。在《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所收入的诸篇纲领性文章中,孙玉石不止一次地谈及“缩短诗人审美追求与读者审美心理的距离”,认为中国现代解诗学开辟了缩短两者距离的途径。⑥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这一目标愿景固然肯切,展现了诗人审美风格的诗歌作品作为既成的文本已然无法变更,那么欲以消弭诗人与读者之间的审美距离,充分阐读诗歌文本的复杂性,实则有赖于读者从被动的接受者到能动的解诗者的位置转变。

而这一读者位置的前后升沉,恰好体现在孙玉石个人切身的写作经验和生命经验的变迁之中。1959年1月寒假开始,应时任《诗刊》副主编徐迟的邀约,当时身为北大中文系学生的孙玉石和孙绍振、殷晋培、谢冕、刘登翰、洪子诚,共同编写了具有新诗简史性质的《新诗发展概况》。根据他的回忆,“反右”后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基本的评价标准和叙述方式均“根据作家的政治表现,和他们的作品对民众疾苦关切的程度”,政治立场、阶级属性等成为划分文学潮流和作家地位的重要缘由。因而,他惟有“首先要调整自己,努力让自己原先的兴趣爱好、审美标准,统一到已经形成的政治理论‘规矩’上来”。这一自我规约的状况,同样发生在谢冕和洪子诚身上。譬如,谢冕坦言“内心深处依然有着与当时流行的趣味相背的东西”,洪子诚在50年代后期也“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有些爱好、情感,与提倡的东西的距离”,但他们最终都隐匿了个人的审美倾向,服从于集体写作的政治标准。①《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概况”写作的前前后后》,谢冕等:《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6、40页。

及至80年代逐渐浮出的中国现代解诗学,孙玉石为其规定的理论内涵之一即是“对作品本体审美性的再造”。读者作为解诗者对诗歌文本的理解并非“单纯的接受过程”,“而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艺术思维活动的实践”,这一再创造过程的主体应为读者而非作者。②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在更大的意义上,中国现代解诗学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向”:“以客观的文本(包括作品小文本与作家大文本)阐释为主的本体性批评,开始向批评者与作家双向经验互动的主体性批评转变”,因为“批评本身被看做是一种与创作同等重要的艺术创造”。③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强调批评及批评者的重要性,重视读者作为解诗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固然受到80年代中后期“方法论热”所引介的接受美学、新批评等西方现代批评理论的影响,但在更为深层的历史意义上,中国现代解诗学所期许的读者位置的抬升,实则直指此前以《新诗发展概况》为代表的政治决断论的认识前提,读者不再只是高度政治化的评断标准的被动接受者,也不再需要压抑内心分叉的诗歌观念与偏好,而是能够挣脱政治的一元化叙述,重新掌握诗歌阅读和审美取向的权利。从此意义上说,所谓“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主张和抱负,也可视作孙玉石三十年前匿藏的个人心史的重新打开。④谈及《新诗发展概况》的编写对后来的学术工作的影响,谢冕的说法亦具代表性:“我们六人此后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诗歌研究的道路。由于那段工作,使我们对新诗的历史发展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我们在为它唱颂歌的时候,的确也看到了它的问题。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文革’结束后,面临80年代新诗潮的崛起,我们心中是非常明白了。我个人当日对于‘朦胧诗’的态度,应当说是在编写《概况》时就在酝酿并逐渐明确的。”参见《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概况”写作的前前后后》,谢冕等:《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当然,这一个人心史在新时期后的再打开,离不开其时“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等社会共识与思想潮流的托举。但从另一角度看,新时期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转轨、复苏,在不同研究领域涌现出来的新观点、新成果,或许也可视作第二代学者在五六十年代掩藏于心的个人思考乃至困惑,推延至80年代的一次集中展开。譬如,不止于新诗研究领域,严家炎对于小说流派研究的倡导,尤其是对于新感觉派的重新关注,无疑勾连着他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思索、后来被他引作几十年教学研究之主线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⑤严家炎:《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严家炎全集〉代序》,《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6期。。可以说,严家炎的新感觉派小说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讨论,恰好同孙玉石的现代主义诗潮研究以及中国现代解诗学的重建,构成了颇具意味的共振。这对学术双翼的振翅,不仅仅意味着在研究对象的层面上突破了以往“几乎把流派视为宗派性‘小团体’的代名词”的学术禁区⑥孙玉石:《十五年来新诗研究的回顾与瞻望》,《中国现代诗学丛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3页。,推动了现代文学思潮、流派研究的兴起,而且在研究立场和价值前提上,其二者背后关于“文学性”或文学“现代性”的理解,也隐含了颇为强势的现代主义预设。这背后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加入世界”的热望,以及将文学现代主义等同于国家社会现代化程度的特定认识⑦参见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95-400页。,也充分折射了改革开放时代乐观的现代化想象。

三、在现代主义之外:两种“解诗”的对话

在孙玉石的构想中,“中国现代解诗学是新诗现代化趋向的产物”⑧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其明确以象征派、现代派诗歌为主要的理论对象,则意味着现代主义诗歌的美学原则和艺术观念作为支配性、前提性的价值立场,在孙玉石看来,代表了新诗现代性追求的唯一内涵和方向,对现代主义诗歌资源的汲取构成了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也是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向”①孙玉石:《现代诗歌中的现代主义》,《中国现代诗学丛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象征派诗歌的诞生,到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勃兴,直到40年代“中国新诗”派的开拓,这段从“稚嫩而荒芜的幼芽期”开始叙述的、多少带有目的论色彩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同时可视作以现代主义为发展方向的新诗现代性探索不断深化的成熟史,如同孙玉石坦承《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一书隐含了他“探索中国新诗现代性道路和走向的一个理想性的图景”②孙玉石:《学术问路自述》,谢冕等:《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页。。其中,所谓诗歌与政治、艺术的永恒性与政治的现实性、诗歌本体的独立性与社会职能的功利性等特定的二元认识,以及由这一系列二元认识生成的所谓诗之好坏、诗与非诗、美与不美等强烈的价值判断,更清晰地标示了革命与后革命两个时代之间的错动与翻转。

以抗战时期为例,从50年代撰写《新诗发展概况》中抗战诗歌一章,到80年代以后的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孙玉石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新诗发展状况一直多有关注。当然,他在50年代写作时“突出接近革命斗争主潮、表现现实人民生活的革命的进步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对象征派与现代派诗潮“或视为逆流,或轻描淡写,或尽量减少评价文字的分量”③《关于〈新诗发展概况〉答问——“概况”写作的前前后后》,谢冕等:《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而到了80年代,他则忧心于“现代主义诗潮在抗战中的历史命运”,对于从现代派转身迎向抗战的徐迟在1939年提出的“抒情的放逐”论调,视作一种“理论的迷误与偏颇”。在更大的意义上,他认为徐迟的“放逐抒情”论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集中地表征了此一时期“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中理论的幼稚性和实践的不成熟性”,“‘诗歌政治化’即是这种偏颇的理论形态之一”。这种诗歌艺术与政治意识之间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诗歌美学的偏至,实则“取消或放弃了对诗歌艺术审美功能的追求”。④孙玉石:《现代主义诗潮在抗战中的历史命运》,《中国现代诗学丛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8-233页。可以发现,孙玉石对于抗战时期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之理论“迷误”和美学“偏至”的大胆评断,恰恰源于他对现代主义诗歌形态与诗学原则的固执信任和坚定辩护,尤其是对所谓“诗歌政治化”的深刻检讨,无疑寄托了他对此前《新诗发展概况》所代表的高度政治化的文学评价机制的反拨。

有意味的是,被孙玉石追认作中国现代解诗学最早倡建者的朱自清,同样围绕抗战时期的新诗发展动态,展开了相当敏睿的观察与思考。特别是1947年12月出版的《新诗杂话》一书,虽然“多半在‘解诗’”⑤朱自清:《新诗杂话》,《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16页。,并由是成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源泉和实践范例,但在“解诗”的示范之外,此书的另一条问题脉络却与《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其他著作内在贯通,即捕捉抗战的现实变动所引发的“诗的动向”、“诗的趋势”。朱自清此时对于抗战以来新诗在文本经验、写作方式、生产机制和社会位置等方面的结构性动向的把握,包括有关新诗现代化和朗诵诗运动的讨论,同样可以视作另一种深具现实感、也更具挑战性的“解诗”实践,并且恰好与孙玉石的论述形成了潜在的对照乃至对话。

在朱自清看来,抗战爆发以来新诗最为显著的历史趋向即是从“纯诗化”到“散文化”。这一新变逆转了抗战以前从“散文化”到“纯诗化”的方向。他借用自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的概括,指出五四以来从自由派到格律派、象征派的演进,“散文”成分和“写实”因素逐渐减少,“抒情”“情调”日益浓重,以致“从象征诗后,诗只是抒情,纯粹的抒情,可以说钻进了它的老家”,这一“抒情”逐步占据主导的历程正是战前新诗“纯诗化”方向的体现。既然“诗钻进了老家,访问的就少了”,由此导致的后果则是象征派诗歌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诸如“晦涩”与“看不懂”的问题争议也随之发生。

然而,同样是面对30年代已然蔚起的象征派、现代派诗歌,如果说孙玉石为“抒情”一辩的现代主义美学立场恰恰吻合朱自清所描述的“纯诗化”,那么朱自清对于这一战前新诗的“纯诗化”倾向实则并无多少认同。相反,他却尤为重视抗战爆发以后新诗“散文化”的动向,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时代是个散文的时代,中国如此,世界也如此”,抗战以来新诗复归于散文化的道路也是自然顺势的。①朱自清:《新诗杂话》,《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45-346页。在朱自清的文学感知与思考中,所谓“散文化”的说法,并不简单停留于“写实”抑或“抒情”等修辞表达的层面,也不仅仅局限在“诗”或“散文”等某一文体范畴的内部,而是指向了历史发生剧烈错动之时一种时代经验之错综、交杂的整体状况。依照他所翻译的美国诗人阿奇保德·麦克里希在《诗与公众世界》一文中的说法,“诗”所代表的“个人的强烈的私人生活”与“政治改革”所代表的“社会的强烈的公众生活”之间从无交涉的“和平局势”已然难以维系,一战以来两者之间的严格界限已被打破,“和我们同在的公众世界已经‘变成’私有世界了,私有世界已经变成公众的了”。

麦克里希的《诗与公众世界》一文虽然仅作为附录收入《新诗杂话》一书,但其中所讨论的有关诗与政治、私人生活与公众世界在战争与革命世纪中不断重新整合、融会的命题,却相当内在地构成了《新诗杂话》一书,乃至朱自清抗战时期关于新诗现代化构想的贯穿性的问题线索。面对“诗与公众世界”之间空前涌流、激荡的现实情形,麦克里希在文中不无遗憾地论及的现代诗人和现代诗的难题,即如何将公众世界的政治经验“用诗的私人的然而普遍的说法”予以表现,如何将现代社会的“公众的然而又是私有的生活组织成篇”②朱自清:《新诗杂话》,《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17-418页。,同样在很大程度上被朱自清所自觉承继,并且因时制宜地转换为了抗战建国的现实感召下新诗现代化可能的理想路径。换言之,如果说“散文化”意味着新诗所包纳的经验的错综化、情感的公共化,那么它同时在更大的意义上也构成了新诗“现代化”的未来方向,新诗的散文化、现代化恰恰因应着散文化的现代社会、现代历史。相较于此,孙玉石则可谓以“纯诗化”作为新诗现代化的理想走向,立足于排斥政治的文学本体论观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贴近抗战诗歌的特定的历史位置及文本形态,也难以将战后新诗的“散文化”趋势纳入新诗现代化想象之中。

作为新诗散文化的一个“显著节目”,朗诵诗亦是值得提及的一例。在1947年的《论朗诵诗》一文中,朱自清对于朗诵诗的认识和评价有所转变、深化,不再像过去一样“怀疑朗诵诗,觉得看来不是诗”,而是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了朗诵诗在形式和功能方面的历史独特性,即朗诵诗之所以成为“新诗中的新诗”,不仅因为它只活在“群众的听觉”里,而且在于它“活在行动里,在行动里完整,在行动里完成”。③朱自清:《论雅俗共赏》,《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53-257页。同年,在《今天的诗——介绍何达的诗集〈我们开会〉》一文中,朱自清更是将朗诵诗所体现的行动性,直接指向了新诗的“散文化”、“杂文化”,认为其代表了一种“诗的革命”④朱自清:《今天的诗——介绍何达的诗集〈我们开会〉》,《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01-502页。,正和上述“新诗中的新诗”的说法相呼应。无论诉诸群众的听觉,还是作为行动的诗学,朗诵诗显然已不再是原先依赖于现代都市读者和现代传媒、印刷资本主义的新诗,而是在其自身脉络中实现了“对原有新诗‘体制’——诸如在社会位置、传播媒介、与大众的关系乃至接受方式方面的突破”。⑤姜涛:《怎样重新领会“革命诗歌”的传统》,《汉语言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

值得加以对照的是,在关于20世纪40年代新诗发展状况的一篇俯瞰式的宏观评述中,孙玉石同样注意到了朱自清的《论朗诵诗》《今天的诗——介绍何达的诗集〈我们开会〉》等文章,对抗战时期在各地兴起的朗诵诗运动给予了颇多关注,同时也显露出某种理解认识上的张力。一方面,他十分敏锐地把握到了朗诵诗所展现的新兴的感官政治,即“由视觉艺术功能的运用转向听觉艺术功能的开掘,由少数人书斋的阅读走向千百个大众的接受”。这一对朗诵诗所包含的“听觉转向”的思考,可谓近年来从声音、听觉视角讨论左翼诗歌的前史和先声。⑥参见康凌:《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另一方面,他同样引述了上述两篇文章中诸如“新诗中的新诗”、“诗的革命”等语段,认为其中“隐含了朱自清对于朗诵诗出于诗人良知的艺术坚守和服膺时代精神的前进意识之间的深刻矛盾”,表征了“新诗艺术创造与新诗大众化追求之间的某种不可调和性”。①孙玉石:《1940年代中国新诗发展述略》,《中国现代诗学丛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9、322页。不难发现,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再次投射了孙玉石个人的感知与观念结构,充溢了20世纪80年代最为典型的时代精神,以诗歌与政治的对立为基点衍生出一系列的二元构造。孙玉石为现代主义合法性、正当性的辩护立场,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他对朱自清有关朗诵诗以及新诗现代化构想的认识。

如果说孙玉石对于现代主义诗歌的摆渡,一定程度上也发生于革命与后革命时代之间,由于革命与战争年代的诗是“不美”的,则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引渡“诗美”,那么或许值得思考的是,面对以朗诵诗为代表的左翼诗歌,如何建立新的认识视野以把握其文学、美学和历史的多重内涵?孙玉石对长期遭受文学史压抑的现代主义诗歌给予充分的尊重与释读,其开拓性的历史意义已为学界共识,但或许只有将中国现代解诗学所内含的现代主义立场予以相对化,才能挣脱对于新诗现代性的单一理解,重新在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中焕发中国现代解诗学的阐释活力。

四、“重建”的意义:从80年代到90年代

除了自觉承续朱自清的“解诗”构想与实践之外,孙玉石在多部解诗学著作中还曾多次认同瑞恰慈的诗学批评理论的影响。瑞恰慈作为与朱自清同时代的西方新批评派大家,曾于1929至1930年到清华大学任教,朱自清也曾在日记中多次记载阅读瑞恰慈的书目,以及与叶公超共同研讨其批评理论的经验。他在《新诗杂话》中以“意义的分析”为基础的“解诗”努力,显然与瑞恰慈所倡导的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理论与方法密切相关。②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5-73页。孙玉石的解诗学实践也不例外,他对“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提倡,延续了瑞恰慈、朱自清注重文本意义分析的批评立场,同样以现代主义诗歌文本为研究与阐释对象。然而,瑞恰慈的批评理论之于孙玉石的意义,似乎并不止于基本的立场、方法层面,他在对瑞恰慈批评理论的接纳、消化之中,同时更为内在地寄寓了他个人的研究诉求,乃至熔铸了更为宏大、高远的社会关切与文化理想。依循他自陈的写作履迹,《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这部具有高度总结性的解诗学论著,以及其所统摄的一系列解诗学尝试,自1987年发端直至2007年出版问世,时间横跨20年,其中对瑞恰慈批评理论的理解与转化,也由此包含了不同时代语境的塑造与内在诉求、焦点的位移。

一方面,孙玉石格外重视瑞恰慈《科学与诗》一书受到心理学等现代科学影响而产生的所谓“科学批评”的思想,正如他所说的瑞恰慈“理论思考的精髓”,即是“如何使文学或者诗学的批评,更富于科学精神,使诗学批评在从主观主义走向科学态度,从宏观的理论和历史的评述走向微观的文本解读”③孙玉石主编:《中国现代诗导读(1937—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页。。所谓“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同样可以视作孙玉石解诗学主张的理论精髓。而这一反复申说的“科学”品质,固然针对了中国古代解诗学重感悟而乏分析的弱点,试图以科学化的文本分析方法应用于作为解剖对象的诗歌文本,但在更大的视野中看,其中所内含的科学化诉求,更充分浸染了20世纪80年代“科学的春天”的时代氛围,内在呼应了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于“科学性”的提倡,后者基于对政治工具论的反省立场,呼吁恢复文学史研究“论从史出”的历史品质,反思过去“以论代史”的政治化叙述。依据洪子诚的回忆,《新诗发展概况》正是“以论带史”、“以论代史”的深刻典型。④王贺:《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及其问题——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访谈》,《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2期。

相比之下,孙玉石的导师王瑶在1980年发表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便指明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质的规定性”,即“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⑤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王瑶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科学”正是现代文学研究所应铸就的内在属性。作为学生的孙玉石同样继承了这一文学与历史并重的原则,不仅矢志坚守历史与审美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更将其作为“实现学术科学化的重要条件”。①孙玉石:《学术问路自述》,谢冕等:《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5页。可以说,以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为指征,孙玉石对于中国现代解诗学的重建努力,同时联动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重建的方向与进程。正如有研究者后来指出的,以孙玉石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不仅对于研究之“科学性”的强调,在目前的四代学者中最为卓著②李浴洋:《孙玉石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3期。,并且由此“充当了80年代以来学科复苏与发展的生力军”,成为“承上启下的重要的一代”③温儒敏:《第二代学者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巨大贡献——冯济平编〈跋涉者的自白〉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5期。。

如果说孙玉石从瑞恰慈那里所汲取的“科学精神”,关联着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语境和时代议题,主要诉诸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教学与研究,那么他从瑞恰慈的批评理论中所发现并延伸出来的一种以诗歌为尖端的文学价值诉求,则从另一方面回应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的现代化转型以后的文学、文化状况,以及身处其中的人的精神处境,其所针对的焦点对象也鲜明地指向了90年代以后的诗歌写作。而这一寄托于诗歌的价值诉求,借用雷蒙·威廉斯讨论瑞恰慈时的说法,即是高度信任“艺术对文明的重要性”④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57页。,对于孙玉石而言,则更为具体地表现为“诗在提升人类精神中的意义和价值”,“诗歌作品如何更好地介入民族精神的提升”。换言之,孙玉石对于中国现代解诗学的重建构想,看似一种纯粹学术性的批评方法追求,仅仅关乎文本分析的方法层面,但其背后实则强有力地包含了有关诗歌与现代社会文明、人的精神之间有机联动的“价值论基础”。

《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开篇作于2003年的代序《完成自我与介入民族精神的提升》,虽然“并非谈解诗的非学术性文章”,但却深得孙玉石的重视,他所深寄的“潜在用心”,也在文中得到了更加详尽的展开。⑤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尽管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指示了“当代诗歌传达与接受关系”,但孙玉石并不囿限于一般文学再生产意义上的创作、接受环节,而是从一开始便将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和讨论,嵌入所谓“民族精神的提升”这一更加宏阔的理想抱负之中。他试图以诗歌介入民族精神提升的宏愿,也深切关联着他面对90年代以后社会文化症候与诗歌写作状况的强烈不满。对于前者而言,他认为90年代诗歌之所以不同于80年代诗与时代之间的蜜月期,而愈发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乃是因为市场经济与消费文化的发展。也正因此,令他最为忧心忡忡的是“民族精神所受的物质生活的病态挤压”。在他的社会感知与体认中,“最严重的问题,是物质的进步与民族精神的提升之间的极大不平衡”,“人的精神素质落后与物质发展先进的极度倾斜”。诗歌的边缘化处境,正是与90年代以来精神生活的“粗鄙化”和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的“崇高化”相伴随的。

而对于后者来说,他在文中历数朦胧诗、后朦胧诗、第三代诗等当代诗歌潮流的更替与翻新,继而直指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创作已经成为某种“私人化”写作,其过度个人化的姿态也“带来了与广大个人的精神需求,与整个民族精神建设需求之间越来越大的疏离”。恰如此文标题所示,当代诗歌最初的先锋性来源于“确立自我主体与个性”的现实针对性,但在实现了“完成自己本体和个性塑造”的同时,“却过分地淡漠了对于人的心灵美的凝聚与开掘,对于民族精神升华再造的更大介入和参与”。因而,“诗歌过多地远离了读者,读者因此也冷漠了诗歌”。⑥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在此,一种读者意识再次出现,但这一意识想象中的“读者”画像,已不局限于学院课堂内的学生,或是从事诗歌创作批评的诗人、批评家,而是扩大至“广大个人”与“整个民族”,准确地说,乃是无数的当代中国人。

或许可以说,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状况正是所谓“现代派与现代化”的双重后果,而这一双重后果的实际承受者无疑指向了当代中国人。让孙玉石甚为忧虑以至于痛苦的,也正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文明在高歌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走向了干枯、萎败。在他看来,欲以回应和疗救这一症候状况,重新提升民族精神、丰富人的精神生活,诗歌无疑处于相当中心的位置。在这一带有批判性的视野下,孙玉石对于诗歌自身的性质、位置和功能的认识,也显示出某些别具意味的包容性。譬如,他一方面认为诗歌是一种“精英文化”“一种高层次的精神产品”,而非“一种通俗的娱乐”,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期盼诗歌“这种精英文化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并不满足于诗歌的“沉寂状态”“边缘化状态”。①孙玉石主编:《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页。再如,上述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所呈现的“私人化”面貌,对他而言并未通向某种诗歌的独立性或艺术的永恒性,反而由于失去了“与它所根植的广大人民生活的联系”,“艺术生命本身的永久性就值得怀疑了”。②孙玉石、李国华:《为什么奇迹没有发生?——孙玉石教授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4期。换言之,所谓艺术生命的永恒性,恰恰植根于同广阔的社会生活、人的生活的真切碰触之中,其恒久的有效性和生命力,恰恰生成于朝向公共生活世界的艰难卷入和激荡。由此,他对当代诗人所提出的理想要求,即是“诗人应当参与生活,用真诚的诗心感受生活”,不仅要对某种个人化的“自我”予以制约,而且“必须具有审美的公共空间意识”。③孙玉石主编:《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292页。可以说,孙玉石已经较早地触及了有关当代诗的文化公共性的问题焦虑,其中不仅包含了对于现代主义诗歌及其文化观念、历史认知的反思,甚至也冀盼着诗歌的写作、批评与研究如何在一个更加广阔的、交错多重维度的社会文化思想场域中,积极地回应与构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念。

从此意义上说,孙玉石对于诗歌的精神塑造功能和社会责任伦理的强调,继承了瑞恰慈希望以诗歌抵抗现代“社会转型期的组织解体”、“逐渐恢复共同体”的文学—文化观念④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66页。,仅是显在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若将视野向后延展,孙玉石经由诗歌所伸展出来的、面向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史关切与承担意识,也构成了近些年由贺照田等学者提出的“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这一思想命题的前奏。与孙玉石的立场相切近,贺照田同样“拒绝认同今天萦绕于诗歌界和人文学术界的那种自居边缘且自认无用的意识氛围,而体现出对诗歌写作者与人文知识分子应有责任的明确担当”。他从艾略特晚期诗学中的“文化心灵”锻造而成的“一个饱含历史感和现实关怀的文学心灵”⑤冷霜:《文学心灵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扬子江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同样敏感地跳动于孙玉石“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学术生命的纵深处。

最近数年来,有关所谓“当代诗”“九十年代诗歌”的讨论和反思音量渐长,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诗的不满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共识,即便是围绕所谓“未来诗学”的畅想,实际上也以对既往诗歌写作的强烈检讨为前提。新诗仿佛又面临了朱自清在《今天的诗》一文开篇所说的局面,“大家常在讨论诗的道路,甚至于出路。讨论出路,多少是在担心诗没有出路”。⑥朱自清:《今天的诗——介绍何达的诗集〈我们开会〉》,《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01页。但无论是何种诗歌理想样态的勾画、描摹,还是多少思想理论大家的援引或支撑,当代诗人与批评家试图摆脱自我边缘化、无用论的处境而面向“未来”的道路和动力,也许恰恰潜藏在背过身去的历史与现实之中。孙玉石对于“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漫长的实践努力,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丰厚的历史经验,作为同样值得辨析的资源与参照,不仅有力地跃出了愈发条块分割的学院化研究和学科化建制,并且在更为深广的意义上,以诗歌与解诗为触媒,试图承担起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价值生活的“重建”责任,正如孙玉石所说:“诗歌即使是处在边缘,也可以进入精神的中心。”⑦孙玉石主编:《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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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子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的历史谱系与体系建构”(2024JZDZ046)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