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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改革对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影响分析



摘 要: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改革,要求“健全直接税体系”,这就启发我们思考对行之多年的增值税进行改革。文章分析了现行的税收制度对官员、企业家以及普通民众等各个社会利益群体的影响,认为增值税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放大了企业科技创新风险,使企业很难为13亿普通民众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工资收入;同时现行的增值税制度也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脱实向虚,拉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矛盾,使社会越来越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文章建议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应以增加社会就业总量和推动企业科技创新为主要目的,认为应全面取消增值税等间接税,开征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直接税,逐步建立以直接税为主导的税收制度。

关键词: 增值税;利益群体;就业;国家安全;改革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指出:“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支持机制。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直接税体系”的要求启发我们对行之多年的增值税等间接税种进行改革。事实上,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已经严重制约科技创新,使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增值税已经由企业全面负担,而征收方式是销项额减去进项额,可以用(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乘以税率来近似估算,即企业毛利乘以税率。科技型企业的最大特点是:企业科技水平越高,其毛利越高,缴纳的增值税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越高。①周友刚:《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与困境》,《特区经济》2024年第3期。因此,为了减轻高科技企业过高的税负,我们应考虑对现有的增值税制度进行改革,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一、增值税与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划分

1994年,中国政府进行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以间接税为主导的税收制度,企业需要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以及城镇建设税等多种税,还需要缴纳工会经费、教育附加费、社会保险费等具有税收性质的费用,以至于部分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很难赚取合理利润。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从改革前的22%上升到50%左右,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占GDP比重从改革前的11%增加到了20%左右,并长期保持在这两个水平。①数据来源:中国财政年鉴。

税收制度涉及到社会各类群体的利益,而分税制改革如何影响国家发展呢?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熟悉人类社会的两个发展规律:

一个是历史规律。人类社会呈现非常明显的历史规律:一方面,大多数人通过劳动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这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保障,他们的生产生活实践是科技创新、文化艺术的唯一源泉;另一方面,当大多数人无法通过劳动获得维持生产生活所必须的物质财富之时,人类社会也就无法正常发展下去,就必须变革各项制度以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

另一个是时代规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发展规律,新时代的发展规律是:国家发展是企业发展的集中表现,而企业发展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当前,全球的企业逐渐融合在统一大市场之中,所以现代国家的兴衰主要取决于能否持续培育出优质企业,即国家发展主要依靠企业提供就业、创造财富以及缴纳税收,并向社会供给越来越丰富的产品或服务,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本文根据收入来源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即基于某种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或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而组合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通过深入分析每个利益群体的形成原因、发展趋势,然后在历史规律和时代规律的基础上,判断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以便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

(一)政府

政府的职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经济。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是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就业水平的基础,而发展经济越来越依靠高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的带动。二是改善民生。中国刚刚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还有很多民众面临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民生保障问题,改善民生才能保持社会稳定。

但是,权力还没有被彻底关到笼子里,政府行为并未完全受到约束,表现为:一是财政供养人员膨胀,财政供养人员是指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所有在职和退休人员,包括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以及临时聘任人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2022年底国有单位从业人员总数为5612万人,②还包括少部分国企职工。退休人员2000万人以上,行政经费开支庞大。二是财政支出逐渐失控。某些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上级经济指标,投资大量收益很低的经济项目,形成了巨额地方债务。比如,2024年1月央视纪录片《持续发力纵深推进》披露原贵州省六盘水市委书记李再勇,三年就积累1500亿元债务。

地方政府为了覆盖财政支出,只能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一是增加税收收入。分税制改革以来,除疫情、洪水、地震等特殊情况外,政府每年的税收增长速度是GDP增速的2倍左右。以2023年为例,GDP增速5.2%,而税收收入增幅超过8.7%,其中增值税同比增长42.3%。二是增加卖地收入。税收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只能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以2023年为例,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117218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57996亿元,占比为49.48%。③见财政部官网随着税收收入持续增加,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降低了传统产业生产经营利润、放大了高端产业科技创新风险,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实体企业的财富效应共同进入边际收益递减区(如图1):税收收入下降,政府加大征税力度,实体企业的财富效应(创造财富)递减,社会就业总量减少、民众工资收入降低,政府的税收收入相应下降、民生支出相应提高,由此产生的恶性循环对国家发展产生极强的破坏性。

图1 政府的税收收入与实体企业的财富效应

这将使整体经济持续脱实向虚:一是实体经济利润率低于虚拟经济利润率,再加上金融市场低利率环境、流动性充裕,更多资金进入房地产、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导致房地产业畸形繁荣、资产价格不断攀升,以至于很多上市公司依靠投资房地产和金融产品保持盈利能力;二是实体经济贡献的财政收入很难增长,而虚拟经济贡献的财政收入增长迅速,以至于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最终使房地产行业绑架了国家政策,实体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则不断下滑,社会就业总量持续减少,家庭、企业、政府都深陷债务泥潭。

另外,“脱实向虚”会拉大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实体经济的定价机制是以生产成本和生产技术支撑的物质价格系统,商品价格上升会鼓励生产者扩大规模、提高效率;虚拟经济的资本化定价①虚拟经济,如股票、债券等本身没有价值,通过人们对市场未来的预期,将其资本化而确定其价格,比如股票价格=预期收益/市场利率,人们的心理因素会对虚拟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价格上涨并不代表实际财富增加。机制是以人们预期收益为基础的资产价格系统,资产价格上升并不能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增加国民实际财富。富裕阶层主要依靠占有资产(财产)获得的资产(财产)性收入,资产价格上升,家庭收入会相应增加,还会购买更多的资产,所以富裕阶层越来越富裕;普通民众主要依靠向市场提供劳动获得的工资性收入,资产价格上涨,工资性收入并不会相应增加,而购买或租用住房的支出却会增加,所以普通民众越来越贫困。

因此,虚拟经济的繁荣使社会越来越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中金公司发布的《中国财富报告2023》显示我国私人资产为430万亿,而全国总人口14.036亿人:富人阶层,人数460万,占比0.33%,占有财富290万亿,财富占比67.44%,人均拥有财富6304万;中产阶层,人数9900万,占比7.05%,占有财富110万亿,财富占比25.58%,人均拥有财富111万;其他人群,人数13亿,占比92.62%,占有财富30万亿,财富占比6.98%,人均拥有财富2.3万,贫富差距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②《2023年中国财富报告财富分配不均,富人阶层占据主导地位》,见搜狐网

(二)企业

企业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市场上出售有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而企业的长期竞争力来源于诚信经营和科技创新。企业以增加国民财富总量为目标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企业为保持长期竞争力:一是诚信经营,要求企业经营过程中合法合规,不能以欺骗、作假等不正当竞争方式侵犯消费者权益,不能生产或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否则企业很容易因违法而破产倒闭;二是科技创新,摩尔定律很好地展现了现代经济科技进步的速度,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科技水平,而且企业不持续投资科技创新很快就会退出市场。

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放大了企业科技创新风险,以至于部分企业诚信经营很难生存,而且投资科技创新失败的风险很高。以中关村为例,曾经被称为“中国硅谷”,可以说拥有全国最具优势的发展条件,云集了中国最顶尖的大学、科研院所,主要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而且1988年国务院就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实施税收、财政、海关等支持政策。但是,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导致方正、紫光以及联想等中关村科技型企业全面衰落,可见税收制度已经对企业发展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

现行税收制度也放大了创业风险,使企业家精神受到抑制,从源头上妨碍科技创新。创业者需要具备领导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市场洞察力等多方面的素质,而且创业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还要承担很大的失败风险,所以很多人选择具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因此,大学毕业生优先选择去党政机关、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工作,以近5年国家公**报名人数占大学毕业生总数情况为例,2020年占比为16.02%,2021年占比为16.61%,2022年占比为21.30%,2023年占比为22.45%,2024年占比为22.16%。①根据(国家公**每年报名人数/教育部公布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计算而得。

但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发展主要取决于能否培育出有竞争力的科技型企业,所以政府只能出台很多政策措施支持科技创新:一是扶持高科技企业,主要包括对科技型企业增值税或所得税的即征即返、出口退税等,使政府深度介入到市场资源配置过程中。这既可能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制度基础,又可能造成传统产业与高端产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还可能导致为大多数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的传统产业逐渐丧失竞争能力;二是扶持大型企业,大型企业能够迅速集中大量经济资源,还能利用规模优势分散创新风险,比中小企业更有意愿投资科技创新,所以政府非常乐于扶持大型企业,以至于经济资源过度向大型企业集中。

同时,财政开支很难受到制约,政府还会加强征税力度,或加大对个人、企业的罚款力度,以至于税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破坏性越来越严重:一是社会消费能力逐渐萎缩,政府不创造价值,而权力还会像资本寻求增殖一样不断扩张使用边界,导致政府占有和消耗的财富总量越来越多,民众越来越缺少资源维持生活、养育后代;二是社会生产能力难以增长,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放大了企业科技创新的风险,既不利于传统产业进行产业升级,也不利于社会发展高科技产业,中国企业在高端产业缺乏国际竞争能力,社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官员

官员的正常收入为政府发放的工资性收入,其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时官员作为自然个体又有个人利益,所以官员行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服务公共利益,政府职能主要依靠官员来落实,官员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发展辖区经济、改善辖区民生,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依赖于企业缴纳税收,所以官员必须处理好政企关系;二是维护个人利益,官员个人利益主要是满足家庭的各种需求,同时争取更好的政治前途,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官员很可能为了个人利益,而侵犯公共利益。

在现行税收制度下,有些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很难生存,还有一些企业存在偷税漏税、作假欺诈等各种违法行为,所以部分企业家为了企业发展会向政府官员寻求庇护,而政府官员可能面对“双重悖论”:一是严格执法,政府严格执行各种法律法规,本辖区内大量企业将无法生存下去,税收收入势必会大幅下降,政府将无法正常履行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两项职能,个人政治前途势必受到严重挫折;二是不严格执法,本辖区企业会暂时生存下来,政府也会获得稳定的税收来源,但是部分企业还是存在大量违法行为,只能不断向政府官员输送利益来争取司法豁免,导致形成畸形的政商关系。

权力不受制约,很可能会形成一个依靠权力就可以支配大量生产资料或拥有巨额财产的特殊阶层,即官僚资产阶层,而且权力越不受制约,官僚资产阶层发展速度越快、规模越庞大,对整个生产力的发展越具有破坏性。2024年1月,央视记录片《持续发力纵深推进》披露,原东北首富、忠旺集团董事长刘忠田,为躲避司法机关的追查,2017年以来两次向原辽宁省公安厅厅长王大伟送钱,一次送了现金6000万元人民币和400万美元,另一次在澳门送了2亿元现金,以至于忠旺集团负面新闻缠身,却一直到2021年才暴雷。忠旺集团本来是亚洲第一大铝材生产企业,却最终被刘忠田经营成一个庞氏骗局,而且涉及官员范围之大、级别之高令人瞠目结舌,这是畸形政商关系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典型案例之一。

另外,税收制度导致的畸形政商关系,还会对企业家产生逆向淘汰作用,即越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越会被驱逐出市场。以联想集团为例,原总裁柳传志和总工程师倪光南在公司发展战略上存在“贸工技”与“技工贸”之间的巨大分歧。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后,倪光南提出与上海科研机构共同组建大规模集成电路(ASIC)研发与设计实验室,遭到柳传志否决,自此柳传志的“贸工技”路线逐渐胜出。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联想集团已经走在破产的路上,如果倪光南的“技工贸”路线能够胜出,联想集团很可能成长为国家科技创新的领导者,在国产芯片技术和操作系统等方面取得比华为还要辉煌的成就。

(四)企业家

企业家的主要收入来自于企业利润分红,以及持有企业股份的升值。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优秀企业家能够妥善处理好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两面性,即财富效应和分配效应:一是诚信经营,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决定企业的经营模式,企业家只有选择诚信经营,企业才会合法合规,并向社会提供品质良好的产品或服务;二是为国为民,企业家把企业经营得越优质,占有社会财富总量越扩大,最后只有不断将占有的财富回馈社会,整个社会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所以优秀企业家必须为国为民。

现行税收制度使企业很难保持长期竞争力,以至于中国几乎没有百年企业,所以有些企业家选择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一是设计复杂的股权结构,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使很多企业只有违法违规才能生存下去,导致企业有随时因违法而破产的风险,还有些企业家通常涉及复杂的政商关系,所以会设计复杂的股权结构来保全家庭资产;二是采取破坏性经营模式,企业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科技创新有很高的失败风险,导致有些企业很难长期保持市场竞争力,所以很多企业家选择“收益个人化、负债企业化、风险社会化”的经营模式,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国内很多公司的股权结构非常复杂。部分上市公司(包括平台公司、地产公司等)选择了VIE架构(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即可变利益实体架构,通过多层股权结构成功实现由海外离案公司控制国内公司,这样企业家既能得到收益又能规避风险。我们将复杂的股权流程简化为2个核心步骤进行说明:第一步,在维京群岛(BVI)或者开曼群岛等地设置离岸公司A,并通过A实际控制国内公司;第二步,离岸公司A与境内公司签订一系列协议,占有国内公司的大部分利润。以阿里巴巴(美国上市)为例,注册地址为加勒比海开曼群岛,截至2023年9月,第一大股东日本软银集团持股比例为13.95%,美国先锋领航集团持股比例为3.42%,美国贝莱德集团持股比例为3.00%,马云(中国公民)持股比例为2.37%。①根据雪球APP阿里巴巴财务报告。

国内部分企业的经营模式对社会产生很大危害。以恒大集团为例,2012年,美国香橼做空公司根据恒大集团的财务报表,发现恒大已经资不抵债,面临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并得出“恒大结局已经注定,不能确定的只是时间而已”的结论。面对暴雷风险,许家印并不是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是千方百计将资产转移到海外。恒大上市之后,公司累计分红700多亿元,许家印夫妻作为大股东累计拿到500亿元,并且这笔钱直接进入他们的离岸公司,再被投到世界各地。恒大集团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庞大的资产和业务,无法偿还银行、购房者以及供应商等债权人的巨额债务,其影响已经扩散至整个经济领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金融市场和房地产行业的担忧,可以说恒大集团暴雷事件正在掀起一股经济风暴。②根据恒大集团财务报告整理而来。

企业家很少用慈善捐赠回馈社会。以知名企业家潘石屹为例,2014年7月,他向大儿子所在的哈佛大学捐款1500万美元,三个月后向二儿子所在的耶鲁大学捐款1000万美元,而且潘石屹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是美国国籍。③《豪捐1500万美元,潘石屹被质疑为儿子买哈佛门票》,见中国经济网资本的基本属性就是安全性和逐利性,而且安全性是逐利性的前提条件,所以企业家有两种选择:一是当社会可持续发展之时,大部分企业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以捐赠、慈善等方式回馈社会,尽最大努力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样才有利于保持自身资产的安全;二是当社会不可持续发展之时,部分企业家就可能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捐赠、慈善也无法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只能选择将资产转移到保证安全的地方。

(五)专家学者

专家学者是指对相应科学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并有突出成就的人,正常收入来自于大学、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发放的工资性收入,而事业单位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政府财政拨款。专家学者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存在分支太细、以点看面等问题,由此产生的学习模式和科研模式,使大批专家学者很难有全局观和战略观。二是科研评价。中国科研评价制度历经多次改革,已经明确要求破除“五唯论”,实际执行过程中依然主要以在某一领域发表论文的数量为标准。

在信息爆炸时代,专家学者的权威地位受到民众广泛质疑。现在“专家学者”已经成了贬义词,原因在于:知识结构非常单一,有些言论不符合民众生活感受;有些研究成果脱离实际,政策建议不能有效解决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但是,有些专家学者从书本到书本,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从校门口到办公室,既不能深刻感受普通民众生活中的苦乐哀愁,也不能深入了解中小企业生产中的难点痛点,以至于“专家”变“砖家”。

专家学者直接决定学术风气,而学术风气对国家盛衰至关重要。学术风气决定国家思想市场的发展质量,而思想市场是人们进行思想创造、交流及竞争的场所,是科技创新的源泉。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能够帮助突破“卡脖子”核心技术和争夺关键产业链主导权,并推动产业不断转型升级,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变量。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接受《财经》年会邀请视频发言时提到:“如今中国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②《科斯忠告:中国经济面临缺乏思想市场问题》,见新浪财经。

专家学者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而国家政策会影响民众生活质量。以房地产政策为例,居住权是民众的基本权利,但是中国房地产价格20年间上涨至少十几倍,很多居民掏光家里所有积蓄,还欠下几十年的房贷,更有一部分干脆买不起房,只能望房兴叹。过高的房价透支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现在国家正面临居民消费能力下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实体经济持续低迷,以及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并存等各种问题。事实证明,专家学者不深刻了解民众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很难提出有效保护民众基本权利的政策建议。

(六)普通民众

大多数普通民众是灵活就业者或中小企业员工,收入主要来自于直接参与市场竞争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受经济波动影响比较大。普通民众人数众多,主要包含以下三个群体:

一是农民。这个群体占有大量土地和房产,但是每个人占有量却很低,并且比较平均,主要在农村参与低质量的市场竞争,依靠不稳定的劳动收入和少量的土地收益,基本没有财产性收入。他们年龄大、收入低、没保障,文化水平也比较低,不掌握先进的技术,也没有先进的思想。如果经济形势变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他们收入会增加,生活改善很明显;如果经济形势不好,他们支出增加或收入下降,生活会非常艰难。

二是农民工。这个群体主要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一般都从事建筑、采掘等传统产业,或高端产业中比较低端的部分,或成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在城市基本没有资产,只在农村拥有小块土地和价值较低的房产。他们的工资收入受经济波动影响非常大,经济形势好,收入比较高,可能在城市落户;如果经济形势不好,收入会大幅下降,只能再回到农村,几乎无法忍受经济下行或停滞。

三是现代产业工人。现代产业已经不同于传统产业,现代产业工人也几乎完全不同于传统工人。这个群体基本没有生产资料,主要在城市拥有几乎不带来收入的房产,但是受教育水平高、思想观念进步,工资收入也比较高,掌握着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他们的工资收入受经济波动影响非常大,经济发展好,这部分人可能掌握一部分资本,转变为民营企业家;经济发展不好,这部分人由于没有生产资料,可能迅速陷入生活困顿之中。

现在,我们从社会责任角度,来谈分税制改革对国家发展的利弊:有利的一面是,分税制改革优先保证政府利益,政府有足够的财政收入为社会提供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还有财力投资大型经济项目,还能支持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政府确实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有弊的一面是,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是为13亿普通民众提供就业,但分税制改革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放大了企业科技创新风险,部分企业发展举步维艰,那么政府有能力直接为13亿普通民众解决就业吗?有能力直接增加13亿普通民众的工资收入吗?

(七)外资企业

外资企业的收入同样来自于向市场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而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取决于彼此的利益关系,所以外资企业会直接影响本国的外交政策。从国家安全角度,我们分析一下外资企业引起的国际关系变化:

一是合作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欧洲以及美国的大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并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获得高额收益,有意愿督促本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但是,分税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企业发展面临重重困难,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提高缓慢,经济增速逐渐在低位徘徊,外资企业很难持续增加在中国市场的收益,支持两国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意愿逐渐降低。

二是竞争关系。由于中国企业不断向高端产业攀升,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关系越来越明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严厉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并积极寻求科技脱钩,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呈现恶化趋势。同时,中国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传统产业只能依靠减少利润来冲抵增值税等税收成本,导致传统产业不断外迁至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也会争夺传统产业的国际市场份额。

2023年,中国经济面对很多困难,但根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中国依然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进口总值2.55680万亿美元,出口总值3.38002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最大品类是电子产品,6125.269亿美元;第二大品类是纺织、服装、鞋帽及箱包,3787.060亿美元,贸易顺差8232.2亿美元,可见中国在高端产业和传统产业都保持强劲的竞争能力。①《2023年我国对外贸易额6万亿美元,进口了什么?出口了什么?》。

如果全面取以消增值税为主的间接税,而建立以直接税为主的新税收制度,国内企业可能更加迅速地向高端产业攀升,很快打破发达国家的科技封锁,在芯片、无人机、大飞机、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传统产业利润率快速回升,并利用中国特有的全产业链优势,向国际市场提供品质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或服务,国际形象得以迅速好转。

现在,我们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谈分税制改革对国家发展的利弊:有利的一面是,分税制优先保证政府利益,税收收入增长率常年高于经济增长率,使政府更有资金投资军事科技、促进国防现代化,同时更有力量拓展外交关系,即政府越来越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有弊的一面是,放大了高端产业科技创新风险,降低了传统产业生产经营利润。

二、增值税改革与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发展路线

新时代的发展路线是什么呢?国家发展是企业发展的集中表现,所以中国发展的关键是解决企业问题。

因此,本人建议再次进行税收制度改革,以增加就业总量和推动科技创新为主要目的:一是取消生产经营环节的税收,这样将直接减少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使企业能尽可能扩大规模、增加就业,还能大幅降低企业科技创新风险,使企业能够快速向高端产业攀升,用高新科技保证国家安全;二是增加经济活动之后的税收,除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之外,主要是征收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直接税,税收主要在再分配环节,这将极大降低贫富差距,保证大多数创新创业者所需的资金支持和生活保障。

税收制度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会改变各个利益群体的收入来源和行为方式,那么每个利益群体如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路线呢?

(一)政府

我们先分析一下税收制度改革对政府的利弊得失:坚持不改革现行税收制度,高端产业科技创新失败风险很高,传统产业只能削减利润保持国际市场份额,企业生存非常艰难,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工资性收入不断降低,政府税源减少、收入萎缩,政府还大幅增加维护稳定、改善民生的财政支出,以至于财政赤字越来越高;改革现行税收制度,高端产业继续向产业链顶端攀升,传统产业国际市场份额持续扩大,企业不断扩大规模,就业人口持续增加,工资性收入持续提高,政府税源扩大、收入增长,政府将大幅减少维护稳定和改善民生的财政支出,财政盈余持续增加。

很多学者主张采用适当的税率。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拉弗(Arthur Laffer),以“拉弗曲线”著称于世,税率从0-100%,税收总额从零回到零,中间必有一个转折点,在此点之下,即在一定的税率之下,政府的税收随税率的升高而增加,一旦税率的增加越过了这一转折点Tr*,政府税收将随税率的进一步提高而减少(税收禁区),所以税率高并不等于税收收入就高。因此,税收制度改革成功的秘诀就是一个“慎”字:

一是做好财政收支平衡工作。改革很可能造成短期财政收支不平衡,取消增值税等间接税会使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而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直接税短期不足以弥补减少的财政收入,财政收支长期不平衡会造成经济秩序紊乱,甚至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为减少改革对财政造成的冲击,我们要以“先易后难、先慢后快”为原则,做好财政收支平衡工作:从财政收入角度,要逐步增加新税种,切不可急于求成;从财政支出角度,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从具体落实角度,既要督促各个地区统一推进改革措施,也要照顾各个地区的特殊情况。

二是争取富人阶层理解支持。富人阶层是改革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群体,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很少,但是社会影响力却很大,这个问题处理得好或不好,既决定改革能否顺利进行,更关系到后人如何评价这场改革。改革者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怀着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讲明白改革的道理:税收制度不改革,中国企业国际竞争能力不断下降,经济增速长期在低位徘徊,国内资产价格不断下跌,富人阶层财富很快就缩水;如果改革税收制度,富人阶层可以继续投资国内各种企业,财富反而会大幅增长,利大于弊、得大于失。

税收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增加就业总量、提高民众收入,所以政府要紧紧盯住实际就业率和工资性收入两个具体的经济指标。自古变法少成功,只因书生多误国。很多改革政策的制定者纸上谈兵、脱离实际,很多改革措施并没有改善民众生活,以至于让民众谈“革”色变。因此,我们要提出具体、可操作的战术手段,就是紧紧围绕实际就业率和工资性收入制定改革政策、决定改革进程,即不断增加13亿普通民众的就业总量、持续提高13亿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这样才能够赢得13亿普通民众对改革的支持,而这13亿普通民众才是赢得改革胜利的关键因素。

(二)企业

税收制度改革会使所有企业都能够受益,所以大部分企业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

但是,自由竞争才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以政府要坚持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坚决反对垄断。自由竞争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垄断,垄断很可能对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破坏:垄断公司规模越大,经济资源越可能向少数大公司集中,而相关中小企业越来越缺少资金进行科技创新,导致社会整体生产能力下降,最后失业加剧;垄断公司市值越高,垄断公司的少数股东财富总量越大,社会财富越可能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而大多数人却缺少资金进行消费,导致社会整体消费能力下降,企业的总需求不足,只能裁员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另外,政府会取消对高科技企业的部分税收优惠,并减少对大型企业的很多扶持政策,所以高科技企业和大型企业会有很多疑虑,本文对此作出回应:

一是高科技企业会加速攀向产业链高端。美国高科技产业保持全球领先的重要原因就是税收制度,联邦政府一般对企业只征收企业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州政府一般对企业征收总收入税、公司收益税,地方政府对企业征收总收入税,主要征税环节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之后,是对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征税,而且企业缴纳税收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很低。

二是大型企业国际竞争能力会持续提高。中国很多大型企业都享受政府政策支持,在国内市场确实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而政府政策最大的弊端是让少数企业拥有特权,这可能破坏整个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又可能给权钱交易创造制度基础,还可能使市场竞争机制失灵,对国家发展弊大于利、失大于得。现行税收制度降低了中国高端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以特斯拉和比亚迪为例,根据2022年两家公司的财务报表,我们可以发现:特斯拉销量131万辆,少于比亚迪55万辆,但特斯拉的利润925.65亿元(137.62亿美元)①2022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为6.7261。,远高于比亚迪的215.42亿元,毛利率、营业利润率也都高于比亚迪10%以上。

表1 2022年特斯拉和比亚迪的生产经营情况 数据来源:2022年财务报表②数据来源于雪球APP

企业 总销量 营业总营业利润率特斯拉 131万辆 814.62亿美元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润 毛利率 研发费用研发费用率营业利润亿606美.0元9亿208美.5元3 25.35亿90元.83 6亿49.元78 15.60% 30.75亿美元 3.77% 137.62亿美元 16.89%比亚迪 186万辆 4240.61亿元32% 186.54亿元 4.40% 215.42亿元 5.08%(三)官员

税收制度改革会为形成亲、清的政商关系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也会使部分官员丧失依靠权力就可以支配大量生产资料和占有巨额资产的机会,那么他们会不会破坏改革进程呢?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上著名改革失败之后的结果:王安石变法毁誉参半,至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而失败,北宋全面恢复旧制,但积贫积弱的情况却愈加严重,直至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发生靖康之变;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因改革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以及其他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反对派疯狂反攻倒算,很多改革措施遭到严重破坏,而明朝社会矛盾急剧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人能够挽救明朝灭亡的命运。

通过回顾历史上著名的改革,我们发现改革是有规律可以遵循的:一是改革过程存在激烈的斗争,既得利益者只维护自己的利益,却坚决不考虑人民的利益,而且利用一切手段反对改革,改革者千万不要认为改革会很容易达到目标;二是变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历史总是要发展进步的,顺应时代规律则国家会繁荣富强,不顺应时代规律则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广大民众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

税收制度改革还是要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分析方法,而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所以批判、否定、革命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她从诞生之日起就批判封建文化、封建制度,批判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也批判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唯心主义思潮、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分析自己的缺点、否定自己的缺点并坚决改正自己的缺点,必定会带领中国人民对不合时宜的税收制度进行改革。

税收制度改革应做到两点:一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正确路线要以“慎”为主,改革要非常注意把握时机,应该缓慢改革之时绝不能急于求成,应该快速推进之时绝不能犹豫不决,还要紧盯新时代发展路线,圆满实现目标之时,改革就要及时收尾,总之要“慎始慎终”;二是选拔合格的干部,选人用人要以“正”为主,改革路上也会有“九九八十一难”,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必须与民众同心同德,坚持为13亿普通民众提供就业、增加收入,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使改革达到预期目标。

(四)企业家

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而企业承担的最重要社会责任就是提供就业,所以增加实际就业率和提高工资性收入只能依靠企业。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决定企业的经营模式,改革将直接减少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同时降低企业科技创新风险,企业家应该承担起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

一是增加社会实际就业率。根据图2,假设E*为没有政府维持社会秩序时的就业量,曲线则为社会就业总量随综合税率变化的情况:当综合税率小于Tr*,企业税收负担相对合理,愿意扩大规模、增加员工,社会实际就业率上升;当综合税率超过Tr*(税收禁区),企业负担过重,则会缩小规模、减少员工,社会实际就业率下降。就业是个人生存、发展的基础,税收制度改革效果越好,实际就业率增加越快,改革就越能受到普通民众支持,进程就可以继续加速;税收制度改革效果越差,实际就业率增加越慢,改革受到民众支持程度越低,改革者需要重新审视改革政策。

图2 综合税率与就业总量变化情况(基于拉弗曲线)

二是提高民众工资性收入。欧美发达国家工资性收入总额占GDP比重普遍在50%以上,而我国的工资性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不足25%。以2022年为例,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883元,按年底14.12亿人,居民总收入约52万亿元,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在GDP中的比例约为43%;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20590元,工资性收入总额约为29万亿元,居民工资性收入总额占GDP比重约为24%。①见国家统计局网站每一个员工背后都站着一个家庭,有父亲母亲或妻子儿女,企业家在经营企业过程中,要注重保护员工的个人权利,不断提高员工的工资性收入和福利保障水平,既能促使员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还能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国慈善捐赠额度远不及美国。从长期数据来看,每个国家慈善捐赠总额占GDP的比重相对固定。美国在2%左右,而2001年至2021年间,年均GDP增速为1.91%,可见美国新增财富大部分都已经回馈社会;中国在0.15%左右,2001年至2021年,年均GDP增速在8%以上,可见中国每年仅将2%的新增财富捐赠给社会。美国施惠基金会发布的《2020美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2019年,美国个人、遗产捐赠、基金会和企业向慈善机构捐赠约4496.4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2.09%,而2019年美国GDP增速为2.3%,90%的新增财富都回馈给整个社会,所以美国社会能够保持可持续发展。②朱睿、赵冠军、李梦军:《美国富豪为什么喜欢做慈善?》,见《公益时报》。

中国企业家要用慈善捐赠等方式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分配公平是实现社会稳定和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方法,而贫富差距扩大是现代经济难以避免的发展规律,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中国也面临贫富差距扩大的挑战,只有企业家不断用慈善捐赠回馈社会,才能弥补各种正式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漏洞,同时调和社会矛盾冲突、提升国家文明水平,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能够有机结合起来,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五)专家学者

知识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会让我们通过对某一学科的深入学习,对世界有更深刻的理解;也可能会束缚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在认识世界时产生更深的偏差。专家学者确实在某一领域有独到见解,但如果脱离实际、远离民众,依据专家学者所提建议做出的决策很可能阻碍国家发展,对社会产生很强的破坏性;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对经济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专家学者才能比普通人做出更大贡献。

专家学者是思想市场的生力军。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是知识的积累、分享、拓展以及应用,这都依赖于思想市场的有效运作,甚至思想市场还会决定新产品开发的速度和新行业创立的速度,即直接决定商品与服务市场的发展。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真理,知识都是不完整的、推测性的,必须经常修改、补充,只有在与无知、偏见的无限斗争中,真理才会展现其面目,而且没有任何真理可以一劳永逸地赢得胜利。由于人类在求知过程中的无知不可避免,思想市场能帮助人类接近真理,所以没有思想市场将会危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因此,专家学者在思想市场如何发挥作用,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

科研评价制度是思想市场的有形之手。我国的科研评价制度历经多次改革,依然没有摆脱以论文、项目为主的评价机制,以至于出现很多“论文教授”“论文院士”,大多数论文对国家发展毫无用处,但做出实际贡献的专家学者却得不到应有的待遇。本文建议应建立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科研评价制度。诺贝尔奖以科研成果是否改变人类生存、生活状况为主要标准,不问候选人的资历威望、所发表论文的数量、论文发表的学术期刊及影响因子,所以诺贝尔奖能成为自然科学的最重要奖项之一。

专家学者不要再高高在上,要走到田间地头,走进工厂车间,了解民众的苦乐哀愁,理解企业的难点痛点,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才能不辜负自己的青春年华,不辜负民众的深切期盼,不辜负国家的殷殷重托。

(六)普通民众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普通民众将决定改革进程。商鞅变法取得巨大成功,为秦统一六国打下坚实基础,但自己却被利益集团车裂而死,这样的悲剧不会再重演。

中国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快速增多,而且还有从国外接受教育的海归源源不断向国内输送新鲜血液和先进理念。再加上互联网这个神奇的技术,我们每个人可以实时学习各国经验,了解事情真相,并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改革是利益的重新调整,过程依然会充满矛盾、冲突,普通民众支持改革更要讲策略、讲方法,既不可畏葸不前、错失良机,也不可好大喜功、盲目乐观。

一是始终拥护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毛泽东在1944年就指出“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苏联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结果是官僚资产阶层的权力被成功合法化,将对国有资本和国有土地的收益占有权变成排他性所有权,导致现在俄罗斯贫富差距更大、腐败更加严重,普通民众的生活没有变得更好。另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几经沧桑、历尽磨难,然而却能够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拥有难以置信的自我修复能力,而自我修复能力缘于中国共产党坚决彻底的自我纠错能力。因此,始终拥护党的领导符合普通民众的根本利益。

二是坚决维护宪法权威。中国私有产权保护取得重大进展,而且宪法已经明确表示“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但权力还没有被彻底关进笼子里,企业家依然需要面对私有产权无法有效保护的问题。这将使税收制度改革效果大打折扣: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企业经营风险会成倍增加,也很难规范经营,导致企业家投机取巧,追求短期利益;中小企业营商环境较差,企业要想生存,必须花大量精力去跟政府官员搞好关系,不然执法人员一旦要谋取自己的私人利益,企业家维权成本很高;原始创新难以产生,私有产权保护越差,创业的无形门槛越高,投资原始创新的风险越大,创业越不容易成功,保护创新成果越难。只有坚决维护宪法权威,成功把权力彻底关进笼子里,才能使税收制度改革发挥最大效果。

(七)外资企业

税收制度改革之后,中国高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竞争能力都将快速提高,既能打破发达国家的科技封锁,也能为全球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与中国合作符合外资企业的长期利益。

一是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大收益。全面取消增值税等间接税之后,中国经济增速很可能再次提高至7%以上,即经济总量大概10年翻一番。因此,即使从2030年开始全面改革,坚持到2050年,中国经济总量就很可能突破400万亿元,以2020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来算,大概60万亿美元,中国将是世界超级经济大国。外资企业参与到改革进程中来,将获得更大收益,而离开中国市场,很可能错过重大发展机遇,所以外资企业应该督促本国政府搞好与中国的关系。

二是满足本国市场消费者需求。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度,具有全产业链优势,会为全球消费者提供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或服务,这将提高全球消费者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还会积极向海外投资,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全世界,中国会变得更好,世界也会变得更好。人类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连接的命运共同体,需要共同应对气候变暖、消除贫困以及资源枯竭等各种问题,而中华文明将为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三、政策建议

为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的决定,本文提出以下可操作的具体建议:

(一)公开公正,慎重发起税种税率改革

确定新税种税率,要采用公开公正的办法,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1)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税收制度的本质是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现代社会发展主要依靠个人的创造性(不限于企业家精神),所以新税收制度要以保护个人权利为主要目标;(2)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税收收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如何分成是改革的重要内容,需要重新确定中央税、地方税以及共享税,还要分配好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与事权要充分统一;(3)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中国各地区之间发展条件差距很大,改革要充分照顾少数民族地区和发展落后地区,要努力促进不同地区均衡发展。

(二)正心正念,争取富人阶层理解支持

改革者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怀着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1)充分阐明改革道理,中国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放大了企业科技创新风险,而美国等发达国家以企业所得税为主,同等条件下中国企业无法与美国企业竞争;(2)鼓励投资科技创新,改革会极大释放生产力,从长远来看,富人阶层继续投资科技创新,财富还会继续增长,即使短期利益受损,长期的收益也会大于受损的利益;(3)保护富人合法权利,改革税收制度是为了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富人阶层的企业家精神以及创新精神仍然是国家发展需要的,所以改革过程中必须充分保护富人阶层的各项合法权利。

(三)分步推进,做好财政收支平衡工作

为减少改革对财政造成的冲击,我们要以“先易后难、先慢后快”为原则,做好财政收支平衡工作:(1)从财政收入角度,逐步减少以增值税为主的间接税,而不能一刀切式的取消全部间接税,还要逐步增加新税种,条件成熟一种开征一种,达成共识一种开征一种,切不可急于求成;(2)从财政支出角度,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等各项事务的不当干预,但是医疗卫生、科学教育、民生保障则还需要继续加强,即不该花的钱绝不能花,该花钱的钱绝不要省;(3)从具体落实角度,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非常大,既要督促各个地区统一推进改革措施,也要照顾各个地区的特殊情况,落实过程中坚决不能搞一刀切,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

(四)事关成败,持续培育大批优质企业

改革会充分释放企业发展潜力,我们还要建立一套关于企业行为的法律法规:(1)建设信用体系,保障企业诚信经营,信用体系是由一系列必不可少的部分或要素构成,主要包括公共信用体系、企业信用体系和个人信用体系,而这些部分或要素相互分工、相互协作,保障企业诚信经营;(2)破除思想教条,坚持培育优质企业,我们要以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多少为标准判断企业是否有利于国家发展,而不是以所有制为标准来制定政策、执行法律,尤其是在反垄断、市场准入等方面,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一视同仁;(3)制定透明法案,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现在国内很多公司是在香港或美国上市,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或财务手段,成功实现“财富个人化、负债公司化、风险社会化”,所以要制定《公司透明法案》,规范企业股权结构、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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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友刚,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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