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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记忆:活态遗产地整体性认知研究



摘 要: 文章将威廉斯的“感觉结构”理论运用于遗产地研究,提出了基于地方记忆的活态遗产地整体性认知框架,展示空间化记忆如何通过社会建构形成关于地方的经验和感觉,以解释遗产地作为人与环境的整体,如何在实践和结构化的辩证关系中生成,展现出主体的、生活的延续性。文章阐述了“感觉结构”在个体-社会关联、动态中的身心关联、开放性实践意识上的特征,并以主体角色定位为核心,从实践层面、经验意识层面、身体体认层面进一步搭建地方记忆生成框架。

关键词: 地方记忆;活态遗产地;延续性;角色;感觉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自1985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下文简称《世遗公约》)、2004年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下文简称《非遗公约》)以来,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事业得到快速推进。202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2021年3月13日。,对于那些至今仍发挥着生产生活等基本功能的文化空间及文化遗产,尤其需要对其展开系统性分析与实践。如何在整体性框架中厘清遗产之价值体系和生成机制,以便进行可持续保护与发展,是开展实践的重要前提。

(一)活态遗产地的提出

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将活态遗产地定义为“由历史上不同的作者创造并仍在使用的遗址、传统以及实践,或者有核心社区居住在其中或附近的遗产地”①赵晓梅:《活态遗产理论与保护方法评析》,《中国文化遗产》2016年第3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提出把无形价值作为遗产的一部分,并指出无形文化遗产包括实践、表征、表达、知识、技术和与社区、族群及个体相关联的文化空间,②Ahmad Y,“The Scope and Definitions of Heritage:From Tangible to Intangibl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vol.12,no.3,2006,pp.292-300.均表达出对遗产有形和无形价值整合的关注。本文所讨论的活态遗产地(下文简称遗产地),既包括物质形态的空间,同时也融合了与空间相关的无形文化特征、在空间中展开的节庆民俗以及技术实践活动。传统村镇、历史街区、宗教场所、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等都是遗产地的典型形态,发生在这些空间中的民俗节庆以及耕作织造等活动,建立了人地之间的深层次关联,构成了鲜明的生活化图景。

目前学术界活态遗产地的研究多集中于空间层面,小至村落、街区、历史性公园,大至文化线路、国家文化公园,乃至国土区域,在遗产地保护方面已达成以“历史层积、整体互动、要素关联”③邵甬、关星:《再探区域性历史文化空间价值特征——以丹沁古灌区为例》,《城市规划》2023年第10期。为特征的整体性保护这一基本共识。然而,由于缺乏对活态遗产地“社区-时间-空间”内外生成机制的系统认知,导致上述保护流于有形的和物质的层面,不利于在更深层次上促进遗产地的发展和共同体的建构。随着近年来遗产保护领域对活态遗产核心特征“延续性”(continuity)的关注,遗产地的保护方法跨越了基于物质构造的(fabric-based)和价值的(values-based)保护,走向以景观动态性为核心、以社区发展为导向的活态遗产保护方法④Poulios I,“Discussing Strategy in Heritage Conservation:Living Heritage Approach as an Example of Strategic Innovation,”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vol.4,no.1,2014,pp.16-34.。这种自下而上的保护方法,遵循着遗产公约系列精神中“以人为本”的过程性保护理念,重视无形的表现形式和不断更新的过程性,强调对社区进行增权赋能。人们逐渐意识到,遗产保护固然涉及作为技术、知识和传统的文化形式的保护,却更是地方恢复当地社会的生命力与象征意义、实现社会活力再造的途径。

(二)遗产地时空研究进展:从表征到具身

现代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以1790年法国成立第一个“历史建筑委员会”和1830年“历史建筑总督察”职务和专项资金设立等事件为标志⑤彭兆荣:《联合国及相关国家的遗产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为增进国家精神而展开,可以说“遗产”这一概念自诞生之际就与民族/国家认同息息相关。阿兰·贝克指出“遗产概念、景观概念与国家主义概念同时出现于现代化早期与现代时期”⑥阿兰·R.H.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阙维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54页。,三者的共通之处在于,不仅包含着关于空间领地的概念,而且包含了关于时间(史诗般的与发展中的往日)的概念。当然,只有将活态遗产地的时空纳入人们的主观感知中才能产生与人的关联,人们借此寻求自身意义,获取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建构。因此遗产地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人与环境互动中身份认同的建构而展开。随着文化地理学的两次转向,遗产地意义建构的问题也发生了从景观表征的视角向具身性视角的转变。

1.景观表征视角。受Denis Cosgrove,Peter Jackson,David Lowenthal等新文化地理学者影响,大量研究将遗产地作为景观文本,揭示符号的象征性意义及其背后的权力政治。承载记忆之地并非永恒或过去的忠实见证,而是权力塑造的结果,记忆的内容和景观形态往往取决于那些有权决定景观的营造或通过景观传达意义的人。⑦Nora P,“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Les Lieux De Mémoire,”Representations,no.26,1989,pp.7-24;Dwyer O J,“Symbolic Accretion and Commemoration,”Social&Cultural Geography,vol.5,no.3,2004,pp.419-435;Mitchell D,“New Axioms for Reading the Landscape:Paying Atten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Justice,”in J.L.Wescoat Jr and D.M.Johnston,ed.,Political Economies of Landscape Change:Places of Integrative Power,Dordrecht: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08,pp.29-50. 表征视角下,记忆之地作为隐喻式文本,被解读为实现过去某种价值观念的舞台或观念对抗的战场。研究者致力于阐释过去的话语如何在景观、纪念碑和遗产地中被社会性建构和物质性表达,揭示出社会张力、政治和文化价值。①Foote K E and Azaryahu M,“Toward a Geography of Memory:Geographical Dimensions of Public Memory and Commemor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Military Sociology,vol.35,no.1,2007,pp.125-144.

2.具身性视角。近年来,学术界有关记忆之地的研究多采取具身性方法获得其实在性。在寻求意义和价值体系的语言学解释之外,回到了身体的感知和行动体系,即物与身体的现象学层面。②Lorimer H,“Cultural Geography:the Busyness of Being‘More-Than-Representational’,”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vol.29,no.1,2005,pp.83-94. 与其将记忆之地作为社会建构的完整图像进行分析,不如将其概念化为不断变化的、从行动中产生,且不断嵌入多重意义体系的关系性思维③Anderson B and Harrison P,“The Promise of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in Anderson B and Harrison P,ed.,Taking Place: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 and Geography,Farnham:Ashgate,2010,pp.7-11.,和一个意义与行动不断互构的过程现象。

上述研究中,记忆之地或是作为文本,是符号的铭刻,或是作为身体行为涉入的现场,在特定场域中实现当下的感知。这暴露出地理学记忆研究二分法的典型误区:一是社会与个体、叙事表达与主观记忆的不平衡关系。表征性研究仅关心集体性文本符号及叙事,对物质场所本身表述不够重视;具身视角关注个体感知感觉,却导致集体意义的重要性被忽视。二是遗产地过去与当下的关系很少被一起关注。若按照具身理论的原则,纪念地产生于主体的当下感知与行动,强调了现在的却忽略了过去的意义结构;若将纪念地视为叙事舞台,过去被表征与正当化④Loewen JW,Lies Across America:What Our Historic Sites Get Wrong,New York:New Press,1999,pp.31-37.,又忽略了与现在的联系。新近的研究方法试图克服这种二元对立,关注记忆之地的临时性和流动性⑤Novoa M,“Gendered Nostalgia:Grassroots Heritage Tourism and(de)Industrialization in Lota,Chile,”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vol.18,no.3,2023,pp.365-383.,通过对其本体论的新思考,排斥对地点、空间、遗址、地貌等的固定描述,从传统的、静态的“地方”概念转变为“关系性地方”,重视“地方”的过程而非实体⑥Cummins S,Curtis S,Diez-Roux A V and Macintyre S,“Understanding and Representing‘Place’in Health Research:a Relational Approach,”Social Science&Medicine,vol.65,no.9,2007,pp.1825-1838.,将“地方”视为内部和外部由不断互动的要素组成的流动性领域。“地方记忆”的研究正呼应了这一转向。本文基于“地方记忆”(placemories)⑦Hubner E and Dirksmeier P,“Geography of Placemories:Deciphering Spatialised Memories,”Cultural Geographies,vol.30,no.1,2023,pp.103-121.的研究视角,将活态遗产地的价值认知置于地方营造的过程中,探讨记忆及其所附着的地点如何依赖于情感、经验和意义的永久流动,同时参考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感觉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⑧Williams R,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28-135.理论,关注当下空间化的记忆中经验与意义的关系,搭建地方记忆生成框架,以契合活态遗产地之延续性和动态性特征。

二、地方记忆的理论基础

在进行“地方记忆”生成机制探讨之前,首先需要简单介绍其理论来源:地方及地方感;记忆;感觉结构。

(一)地方及地方感

地方感是人们在生活世界中长期经历并形成的对地方的身心依赖和情感归属,对地方的感知反映出人们基于个体和群体身份,在认知、行为和情感层面上的差异。它既是人与地之间全方位的关联,也融入了时间性变量。地方是给人带来独特感知的地点。正因地方蕴含的人文主义色彩,21世纪初,遗产地与“地方”的关系在国际保护文件中就已予以确认。《巴拉宪章》(1999)、《耶路撒冷国际宣言》(2006)等均明确提出遗产保护的对象是“地方”(Place),强调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历史遗产的“文化意涵”(Cultural Significance),而不仅限于“实物遗存”。

地方不仅是空间。空间原是抽象的三维几何,包括了距离、方向、大小、形状、体积等物质化组成。只有当事物、意义和价值的特定集合被嵌入时,①Harvey D,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s,1996,pp.207-328.抽象的空间才会成为关联性地方。不同于地图空间和虚拟空间,地方是被人的物质实践和表征实践所填充的空间。由于地方内涵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它很快成为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地方感的内涵也从早期的现象学式描述,发展到“日常实践的副产品”②Pred A,“Structuration and Place: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vol.13,no.1,1983,pp.45-68.。而Agnew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将地方融入本土的社会关系互动中,认为“地方”包含了三层含义:1、场所,作为活动或社会互动的环境,亦是社会关系再生产和转变之地;2、位置,作为地球物理空间中唯一的区位地点;3、地方感,是人与地方之间的依恋关系。③Agnew JA,Place and Politics: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Boston and London:Allen and Unwin,1987,p.27.这之后关于地方的定义仍在不断变化中,但其核心均指向位置、社会空间和意义情感④Gieryn T F,“A Space for Place in Sociolog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6,no.1,2000,pp.463-496.,深刻表明了地方与主体的缠绕与互动。没有主体对地方进行命名、识别或表征,空间不会成为地方。因此,地方营造是双重的建构:既是物质性的建造或铭刻,也需要被解释、叙述、感知、感觉、理解和想象。同时,融入了人类主动意识和情感的地方也具有影响社会生活的力量。

(二)记忆

遗产地自诞生之日就与“时间”属性紧密关联,并成为其最主要的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来源之一,遗产地景观本身就是丰富的历史记录。大量的遗产地研究聚焦于其历史呈现,相继提出与时间有关的“有序占据”概念⑤Whittlesey D,“Sequent Occupance,”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19,no.3,1929,pp.162-165.、“断代剖面”法⑥Darby H C,“The Changing English Landscape,”Geographical Journal,vol.117,no.4,1951,pp.377-394.等,展示出人们对于遗产地的时间认知是将其视为历史文化层累的景观复合体,记录了“人类持续的社会活动和文化传统”,“是我们通往真实过去的有效途径”⑦Daniels S,“Marxism,Culture,and the Duplicity of Landscape,”in Peet R and Thrift N,ed.,New Models in Geography,vol.2,London:Unwin Hyman,1989,pp.196-220.。

遗产表征的是“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对于遗产过去(历史)的探索,正是基于它为当下服务的价值。20世纪初,哲学家柏格森对时间体验展开了深入的哲学分析,揭示出记忆是其核心特征:记忆是一种积极参与,具有流变不居的特征。继柏格森之后,记忆体验成为哈布瓦赫的兴趣点。只有将客观历史事实嵌入人们的实际感受中,才能使其成为记忆,呈现出对社群及个人的意义。⑧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38页。任何社会都需要一种稳定性和连续性,集体记忆通过不同方式再现与社群相关的先民起源、历史事件、思想观念等,连接起不同时代并延续至今。经由代际传承,遗产成为群体经验和认同基础,对凝聚文化情感、构建身份认同和传播群体文化具有重要作用。集体记忆一般可定义为一个群体成员共享的对过去的描述,是其身份认同的一部分⑨Wertsch JV,How Nations Remember:ANarrative Approac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pp.32-34.,它彰显了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差异性的群体身份。

记忆拥有巨大的力量,虽然与客观“历史”相关,但常常在事件、人物、地点等方面被选择性地修改或神化。因此,记忆不仅被社会经济等外部力量所形塑,而且也是记忆主体能动性建构的过程,特别是文化的遗产化再造了知识,是关于铭记或遗忘的政治和文化过程⑩Smith L,Use of Herita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58.。自20世纪80年代记忆研究成为显学以来,“地方”被认为能够储存、唤起和传承记忆。遗产地作为我国传统社会和数千年农耕文明的结晶,能够发挥特有的社会记忆功能,也就成了记忆的地方。它与古迹、遗址、纪念碑等同时成为遗产视域的研究重点,人们关注其物质、象征意义如何与社会文化认同等情感相连。遗产地因其仍有人居住和使用,具备“活态性”特征,在研究中应如何与在地者的生产生活相结合,分析其价值,讨论其发展,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

(三)感觉结构理论

在常规的记忆研究和地方研究之外,本文借用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核心人物威廉斯提出的“感觉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概念,探讨遗产地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意义及其过程性和即时性特征。一般来说,“感觉”被认为是一种个人化的主观体验,却缀以“结构”,二者看似矛盾,实则表达了威廉斯对于个体与社会的辩证性认识:看似私人的“感觉”实则受到特定社会结构与关系的制约;通过汇集社会共享的集体性经验,使个体化的经验具备了社会的属性。“感觉结构”被威廉斯宽泛地定义为“社会经验和关系的一种特殊品质,在历史上有别于其他特殊品质,它赋予一代人或一个时期鲜活的感觉”①Williams R,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1-133.。它们描述了当前社会现实所产生的感性环境,反映个人根据特定世代的整体性视野理解各种印象和表象的能力。正是在这一点上,感觉结构比地方感具有了更多的社会属性,与外界共频的沟通属性,和不断变化的动态性特征。感觉结构有助于地方记忆解决如下几个关联,形成整体性框架。

第一,感觉结构以人的感觉作为概念中心。感觉产生于社会引导和个人感知的交汇处,由此直接融入当下世界。无数的个体感知行为构成了当前生活中的感受,集合性和复数的经验正是威廉斯所强调的。因此,地方记忆从源于个体感觉和复数的结构形式,建立起个体与社会的关联,重申了威廉斯文化理论之主张,即文化变迁核心理论指向永远来自个体的实践。第二,“感觉”是为了强调人在日常生活当下的经验和感受的重要性,以区别于“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等概念,也区别于经验结构所惯常指向的过去。②Williams R,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3-135.地方记忆框架中,个体的经验情感被置于核心的位置,经验是层累的当下,勾连起即时的当下感知和过去的经验累积,将其置于不断地生成的过程中。因此,地方记忆既是当下的身体感觉,也是过去经验在当下的出口,这能从时间连续的角度解决遗产地身心的关联。第三,为地方记忆提供动态开放的实践意识。威廉斯的结构以相互关联的连续性之间的实践意识为基础,以捕捉那些逃逸到体系性因素之外的社会经验和物质经验因素。威廉斯发现,真实的社会实践当中出现的新的文化经验往往难以被化约到现成的信仰体系、习俗结构以及普遍关系中,③Williams R,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3-135.它们被切实体验到却难以被提取,而“感觉结构”包容了它们。地方记忆以实践性为基本作用层,以捕捉体系性因素之外偶发的社会经验、物质经验。

地方与记忆概念分别为遗产地提供了主体与其在空间、时间上的关联及意义,而感觉结构则进一步提供了关联个体与社会、具身与心灵、动态与开放的实践性意识。本文将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厘清“地方记忆”概念的核心与层次,将其作为“活生生的有机体,交织着社会、个人、过去的记忆模式和物质空间”④Hubner E and Dirksmeier P,“Geography of Placemories:Deciphering Spatialised Memories,”Cultural Geographies,vol.30,no.1,2023,pp.103-121.,来表达其永久变化中延续记忆的特征,而这正是活态遗产地保护的核心目标。

三、地方记忆形成机制:角色+感觉结构

在传统的遗产地记忆研究中,要么通过社会协商来讲述遗产地的故事,要么个人在地方的情感体验中唤起记忆。我们认为,地方记忆尤其来自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复杂互动。社会为地方记忆提供了有意义的背景,并为其实现设定了框架。记忆只能由个体实施。所以地方的记忆产生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然而,传统记忆研究中总是将社会视为无差别整体,忽视了记忆的个体性;而记忆意味着重新激活过去的经验,只能由个人完成。因此,对于遗产地的空间化记忆研究,有必要将主体地位重新融入地方社会现实中。本研究确立了以角色定位为核心、三个层次相关联的结构性框架,阐述地方记忆的形成机制。

(一)地方记忆的核心:以遗产主体的角色定位为出发点

社会学中的系统间渗透①Luhmann N,Social System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14.概念和神经生物学中的结构耦合②Maturana H R and Varela F J,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the Realization of the Living,Dordrecht:Reidel Publishing,1980,pp.20-21.概念,帮助我们在个体和社会间建立相互感应和相互作用的机制。社会角色体现了社会与个体间的相互渗透,而角色认同理论则从微观的个体能动视角出发③Stryker S and Serpe R T,“Identity Salience and Psychological Centrality:Equivalent,Overlapping,or Complementary Concepts?”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vol.57,no.1,1994,pp.16-35.,补充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固定与僵化。正是通过社会角色,个体意识才能在遗忘和记忆之间做出选择。角色最开始被视为社会系统的基石,它约束个体行为,维护着社会结构的稳定。为了参与社会实践并获得身份,个体有意识地使用社会角色,依据社会需要进行角色建构。角色被认为是灵活的、可调的,随时能根据场域变化、社会互动情况进行转换。角色认同精准简洁地表达出特定情境下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个体依据自身的身份地位而形成的一套特定行为模式④拉尔夫·林顿:《人格的文化背景:文化社会与个体关系之研究》,于闽梅、陈学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1页。,能够清晰表达个人在社会中的自我认知与行动定向的起始点,同时在经验与期望之间建立联系。从遗产地的日常实践来看,角色是遗产地社会支配个人的工具,身份则是有机体系统中具有主导地位的核心要素。当主体认同社会分配角色时,二者达成了一致,虽处于不同系统但实质是一体的。当主体不认同角色时,二者相分离,直至在协商中再度统一。因此图1中将角色与身份并置。

图1 “地方记忆”生成性框架

过去,村社、家族、行业等构成本乡本土的基本社会关系,结构分明,秩序井然。人们世代居住于此,在日常的生活交往中形成对地方的深刻依恋及文化共识。文化传统与地方知识也在日复一日中得到代际传承与更替。基于共同生活经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对各自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以及角色赋予的行为期望了然于心,依角色所限定之时空路径与计划安排行事,维持社会正常运转。此时角色的调整主要发生在家族或社群内部出现生命周期阶段性变化的个体,或少数发生重大家族变故的家庭成员身上。每个人自出生起角色几乎已注定,也走上了既定的生活轨道。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地方之间的互通性大大增强,改变了人们的角色及对应的生活路径、时空体验。随着人员、物质、信息的大幅流动,物质环境、社会关系以及价值观念都发生巨变。遗产地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区,变成全球遗产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这从各级各类的遗产地/非遗名录中可窥得一斑。“遗产”成为历史文化的一种现代性话语表达⑤潘宝:《遗产人类学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就必然要求原有的“文化共同体”中每个角色及期望进行适应性调整,在空间生产及文化实践中达成文化共识,形成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关系。遗产地存在的多元主体可分为文化持有者、拥有遗产保护话语权的保护性主体、进行资源开发的发展性主体⑥蔡达丽:《从“判断”到“共情”:美学如何介入非遗研究》,《东岳论丛》2024年第4期。、参与价值建构和传播的分享性主体等。曾经的文化共同体作为地方文化的持有者,是遗产保护的核心主体。新的主体角色加入,是否就文化空间的内涵达成共识,生成新的文化共同体,影响着空间生产的行为逻辑,导致空间与文化实践的差异。⑦孙九霞、许泳霞、王学基:《旅游背景下传统仪式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地理学报》2020年第8期。 而文化持有者的内部亦因为资源持有的多寡,持有方式的不同,导致角色分离,带来行为与认知差异。如在围绕哈尼梯田的发展与保护问题上,经商者将遗产地视为刺激经济发展的舞台,当地官员坚持应博物馆式全盘保护,上班族自豪与担忧并存,普通人则对它功能依赖少但情感难割舍。⑧屈册、张朝枝:《元阳梯田原住民的遗产认同:基于话语分析的视角》,《旅游学刊》2016年第7期。因此如何在文化延续这一共同目标下,使赋予不同角色的主体在社会的经验-期望框架下达成共识,也是遗产地活态化传承中需要考量的。

(二)地方记忆生成性框架

有关记忆的研究认为人们使用不同的符号模式来理解他们的感知和经验⑨Ernst C,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Vol.3:The Phenomen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1957,pp.132-141.。这些方法大多提供一种由时间作为“中介经验”而塑造的固定性社会形象①Anderson B,“Cultural Geography III:The Concept of‘Culture’,”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vol.44,no.3,2020,pp.608-617.,将其表达为历史时间的同义词,而不是具体情境中经验与期望之间的关系②Koselleck R,The Practice ofConceptual Histo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27.。也就是说,符号是与特定历史联系的固定形象,这与我们当下流变的、关联的社会现实不相符,也正是当前记忆研究与遗产“延续性”保护间的最大矛盾。

感觉结构是威廉斯理解个体意识与社会结构的一种尝试,他将固定结构和动态性联系相结合,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因为感觉只有在与物质对象、社会和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关系中才成为可能,所以感觉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情境化的创造性过程,感知的身体以一种身体和世界密不可分的方式处于世界之中。③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6-378页。 知觉是实践性的身体涉入,其他的一切体验、联想、想象、回忆等,也都与人的身体要素、机能、构造等密切相关。基于身体感觉环境的方式的差异,本文将其分为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并组成两个互通性框架:认知层,对应经验被抽象被记忆的方式,关于过去经验如何成为意识被储存、编码和调用。具身层,对应当下的身体-环境的直接感知与行为体验。实践层,是受制于物质、制度、时空等的约束,围绕着遗产地的生活、保护和开发而展开的一系列实践活动项目,如遗产地的日常生活,以及整改与申报、保护与开发等遗产化实践,非遗的文化实践等,既受到社会结构性约束,也在此处发挥着能动作用,生产着社会关系。而人类-环境互动实践或来自经验中的意识体系,或来自当下直接的身体-环境互动。或者说,人与环境的关联既受到经验性引导,也受到在场的即时性感染。在内外统一中达成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环境此时与主体认知形成同构关系。因此,本研究分别将实践层、认知层和具身层结合,建立经验性框架和在场性框架,体现主体身体、心灵与行为的穿插与互通,彼此作用。(见图1)

1.实践层:物质性-符号性-制度性

威廉斯在以文学作为文化文本的分析中明确指出,作为文化生产实践的文学写作,需要遵循文学创作手法,呈现一定的审美性,亦是意识形态的表征(即政治性),但对它的分析不能简单化约④Williams R,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36.,这样会切断与实际生产、创作过程之间的关联而沦为空想;他倡导要与当下的实际物质文化形态结合①Williams R,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210.。威廉斯还特别提及了意识经验和社会关系中的情感元素,因为它,思维与感觉不再对立,是“被感觉着的思维和被思维着的感觉”,也就再一次表明了实践意识是“作为在场的,活跃着的并正相互关联着的连续体”②Williams R,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32.。实践性帮助人们在持续的现实关系中与各种霸权进行对抗,成为社会新领域和新力量的重要发源地。我们从这一系列文化意义相关表述中可以抽取出至少两层含义。首先,作为文化的文本具有审美的、政治的、情感的内涵。其次,不能简单化约,要将其置于日常生活实践中去,对整个生活方式的各要素关系及复合体的性质进行挖掘,并结合社会文化进行关联性、动态性探讨。

这两层含义对应着实践层的内-外辩证关系。(1)内在意义上,主体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对环境美感的、情感的、政治的意义认知关联,与洛特曼符号域理论中的文本层意义层次相类似③薛晨:《日常生活意义世界》,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4-149页。。地方感与感觉结构都以人与环境互动中内在价值意义的达成为特征。美感层面上,是对遗产地作为物质空间的形式层面,以及在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精神世界等功能上的综合判断,有关聚落空间的建筑体量、材质色彩、整体风格、形态结构等的感知,形式与功能结合的使用体验等。情感层面上,形成对地方的归属、依恋等积极情感或恐惧、陌生等消极情感。政治层面上,是对物质呈现与使用中隐含的对社会分层分类的价值观念的认识,比如某些建筑规制、行为禁忌等,这是文化文本层面的意义,隐含的是深层的地方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态,主导的、残余的、新兴的观念可能在同时交织与变动。(2)外在意义上,主体在当地的身体行动总是会受到环境物质性、符号性和制度性的引导与约束。物质性代表了遗产地以物质空间的实在作为存在形式的第一性,建立与身体的直接接触。它能满足一定的实用性功能,如人们的吃穿住用行,也给人提供可感可观的凭借,并为记忆提供依托。对非遗而言,其无形的文化内涵也需要借助物质的表达才能被人感知到,在此基础上产生互动。符号性,也可理解为象征性,反映了现代社会以文化消费和符号经济为主导形态的社会现象,表达了人们在物质占有之外的精神性需求与满足。制度性,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需要遵循社会、经济、政治等各种制度规范、政策法令等要求才能正当行事。

虽属不同层面,但它们在实践中是紧密关联的。美感,涉及对物质性自在形式的感知与认同,这种评价准则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制度、伦理道德有关。不同时代不同社群都有各自美感标准,与外界的交流也会带来新的景观形式与审美风格变化,形成不同的符号体系。传统与现代不断碰撞,本土与外来持续交流,形塑着我们的观念与行为,又作用于空间环境。其中,Waterton特别指出情感的唤起能够“塑造我们身体的行为活动及能动性”④Waterton E,“A More-Than-Represent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Heritage? The‘Past’and the Politics of Affect,”Geography Compass,vol.8,no.11,2014,pp.823-833.,重新焕发遗产地的活力。而它在产生归属与认同的同时,也可能产生边缘化、征服和排斥感,反映了遗产深厚的身份政治属性。正如霍尔所说,那些不能从其“遗产”镜像中看到自己的人,不能正确地“归属”⑤Hall S,“Whose Heritage?Un-Settling‘the Heritage’,Re-Imagining the Post-Nation,”Third Text,vol.13,no.49,1999,pp.3-13.,也就是说,如果遗产地与个体或社群身份无涉,那么遗产地就失去了其意义。不同的身体,不同的想象,产生特定的情感反应,这些反应是由围绕性别、阶级、种族等问题建立起来的社会期望和情感结构所决定的⑥Tolia-Kelly D P,Landscape,Race and Memory:Material Ecologies of Citizenship,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6,p.26.。简言之,外在的物质性、符号性和制度性约束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而人们在环境中所体验的审美、情感、政治属性,亦会反作用于空间/物质形态及符号象征。

2.认知层:图式记忆-叙事记忆-习惯记忆

人类所有的意识想法来源均指向过去的经验。威廉斯认为与“感觉结构”最相似的概念就是“经验结构”,正是经验而不是观念或思想在艺术作品惯例和传统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⑦Williams R,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212.但不同于经验之过去式指向,“感觉结构”是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因为它总是会敏锐地反映出与当下的社会物质生产与意识形态的关联。初期它可能是私人的独特的经验,到后期感觉逐步清晰且被正规化、类型化后,就成为更明确的社会观念。感觉结构体现为一种新的文化理解角度和中介机制。简言之,正是这种具体的、直接的生活中的经验和感觉展现了“整体性生活方式”①Williams R,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p.344.,即文化的多种可能;而能产生“积极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实际日常生活感觉”构成了文化最稳定的内涵。所以,包括遗产地在内的建成环境总是处于当下的社会感知与正在形成的认知模式之间。地方记忆的经验性特征处理的是环境的历时性认知问题,是被人们认知传统所决定、仍在不断生成中的景观模式的价值体验和理解。

地方记忆的认知层处理的是集体记忆的问题。人们的过往经验不会被全部原封不动地储存,关于记忆有一个基本假设,人类倾向于以高效的方式处理大量信息,凝固为经验储存起来以备调用。因此记忆往往通过建构文化符号载体来构建意义系统,②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将信息传递给个体,使个体重塑记忆、传承文化、指向未来。文化符号存在于文字语言和物像空间中,图式、叙事、习惯则是集体记忆形成的要素机制③Wertsch JV and JäggiO L,“Habits of Collective Memory,”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vol.274,no.1,2022,pp.149-166.。而在“地方记忆”中,它们不是固定的、静止的,而是不断生成的经验模式。

(1)图式记忆

图式是认知心理学家巴特利特提出的核心概念,是解释记忆的一个基本要素,反映了再现记忆中“追寻意义的努力”的一部分④Bartlett F C,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44.。图式是对事物组织化结构化的反映,人们的知识经验因此得以采取概念化模式来表征。它使社会和个体的意识系统构成一种记忆,这种记忆可以遗忘几乎所有的内容,但仍以抽象形式保留其中的一些重复执行的操作规则。空间图式,是人们所感知的空间意象或形象,既有空间事实,隐含着地方的价值观念;也是个人通过直接或间接体验,对已知外部现实的一种心理表达,既代表着在地者对空间的认知方式,也与人的态度、行为相联系。空间图式是身体感知的空间结构,它既是一种心理认知模式,意指空间形态特征与文化认知结构的动态演绎,决定着人类的空间观念与空间营造行为,包括空间组织、植被和景观、材料、形式、色彩、活动、人以及所有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关于意象和理想、不同认知规则和编码体系的一种文化表达,“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交流的形式”⑤Rapoport A,Human Aspects of Urban Form:Towards a Man—Environment Approach to Urban Form and Design,Oxford:Pergamon Press,1977,p.347.。

地方记忆中的图式并非大脑的固化认知,而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图式不是一个静态的表象,它处于人与世界之间持续关系的纽带之中,并在两者互动中持续生成⑥Lave J,Cognition in Practice:Mind,Mathematice and Culture in Everyday Lif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71.。图式的结构性意味着图式间可以相互嵌入,通过互嵌、链接等耦合以及同构、转换等转译⑦朱力、唐粤:《基于空间图式的传统村落整体保护设计研究——以高椅村为例》,《装饰》2023年第9期。,调控生成新图式,适应新的生活方式。

(2)叙事记忆

叙事在图式的基础上融入了时间、空间或逻辑等秩序,以便将日常生活各要素纳入能被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中,展开更具人文意义的表达交流。在地方记忆中,叙事是一种建构性的文化工具⑧Wertsch JV,How Nations Remember:ANarrative Approac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p.287.,提供对不在场事件和对象间接的“中介性”接触,是对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的整合:某些事件随着时间顺序在空间上展开;空间秩序整合了社会等级关系。

遗产地常见叙事方式有:聚落整体或局部的时间性叙事;沿线性空间的串联式叙事;以及包含关键位置、关键事件和主题分类的复杂时空叙事。遗产地叙事往往依托景观空间呈现三个特征:一、叙事基础来自当地口口相传的历史、传说故事与部分文字记载。虽然它们为我们呈现的故事本质是不在场的、主体缺席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文字、语言、历史遗迹、仪式、图像等记忆媒介,再现过去的情景,重新唤起人们对遗产地的历史记忆、族源与地域认同,也使本土传说获得一个景观叙事与文化传播的社会语境①赵巧艳、闫春:《伏羲传说与景观叙事的互构——黄河乾坤湾地名标识的人类学解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二、景观与叙事之间存在一种循环互动的生产过程,形成互文。一方面,景观作为传说故事的载体而存在,传说则充当遗产地来历的解释;另一方面,历史与传说又是景观的想象性叙事,通过历史逻辑和文本张力来确认,强化遗产地的文化独特性地位,成为地方的一种集体记忆,且景观又重构了历史的素材,成为新的情节展开地。虽然景观叙事与历史存在错位,但是叙事记忆中观念的真实并不比历史的真实价值更少②赵世瑜:《民间口头叙事不止是文学——从猛将宝卷、猛将神歌谈起》,《民族艺术》2021年第2期。,它展现了社会语境的复杂性与互文性,更能反映当时人日常生活中的观念真实。此外,遗产地的景观叙事还承担着引领人们精神和情感的作用。人们希望“在时间的过去一极寻求心理慰藉和价值归依”③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时间、历史和记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也进一步通过慕古、访古、述古等行为④何峰:《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生成与传承》,《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与古人对话,强化自我身份认同。无论民间记忆还是名胜访古,相关叙事被文学化、浪漫化,又成为后来者文本建构的基础,形成景观叙事的层累。也就是说,人们用叙事解释模型、组织经验的同时,也在用叙事模式构建新的经验。

(3)习惯记忆

习惯记忆是人类大部分行为的驱动力,它让我们只需接触情境线索,就能不自觉地自动执行某种行为,进而让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更加轻松高效。习惯属于非陈述性记忆系统,涉及无需意识的行为能力。⑤Marien H,Custers R and Aarts H,“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of Human Habits:an Analysis of Mechanisms of Habitual Behaviour,”in Verplanken B,ed.,The Psychology of Habit:Theory,Mechanisms,Change,and Contexts,Dordrecht: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8,pp.51-69.我们的成长环境对我们如何感知和解释周围的世界有很大的影响,这反过来又塑造了我们对事物是如何存在以及应该如何存在的趣味性理解。学会了某种习惯,它就会成为默认动作。一旦触发情境线索,行为就开始工作。习惯不是由目标行为驱动的,而是由情境线索驱动的。情境线索可以是任何东西,从物理位置、一天中的时间、当前正在进行的活动,到更内在的情绪、氛围或身体感觉。事实上,习惯越强,意图的预测能力就越低。强烈的习惯对奖励和结果特别不敏感,这意味着即使行为与我们假定的目标不一致,个体也会参与其中。⑥Wood W and Runger D,“Psychology of Habit,”Annual Review of Psychol,vol.67,no.1,2016,pp.289-314.这启发我们在地方记忆研究中,如何利用情境线索去激发人们的记忆。村口溪畔古树与迎来送往,祠堂庙宇与初一、十五的祭拜活动,古井池塘与洗衣淘菜,侗寨鼓楼大歌议事,申明亭讲法劝理等特定地方中的活动,在日复一日中建立起人与地方的无意识关联。人们在环境中的日常生活作息就是通过习惯性记忆与环境发生周而复始的关系。许多非遗传承人几乎都经历了从学徒、出师到熟手、师傅的角色变化,伴随其体化实践的深入,技艺(能)更为熟练,对遗产的感觉也逐渐从认知发展为身体习性记忆的一部分⑦钱永平:《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体性形态特征》,《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3.具身层:稳态栖居-动态相遇-节庆展演

20世纪末的“身体转向”几乎波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强调身体在场的非表征途径是这一重大转向的地理学体现,指向来自生活当下体验的价值感,可以对应威廉斯所说的“鲜活的当下”。人类与环境的关联性不仅是通过头脑思考形成的认知,更是身体在场的体认。杜威(John Dewey)指出:“每一次体验都是一个活的生物和他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某个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⑧Dewey J,Art as Experience,New York:Perigee Books,1980,pp.43-44.具身创造了一种对于物质存在的实在体验,各种感官感知混杂在糅合的联觉中,意义和情绪的表现性和作用力得到了补充和加强,使人们的认知在一次次重新置于现实世界之后不断更新。

身体具有能动性和反思性,而非仅仅作为规训的对象而存在。具身意味着不同感官调动起多样化的感觉与思考方式,形塑出本土的观念、想象,与呈现经验的物质环境进行对话。具身表现出认知和欲望的能力,传达意义和情绪,尤其是作为能动性的快乐和痛苦的感觉。戴维·西蒙强调了地方的生活世界是静与动的辩证共存①戴维·西蒙:《生活世界地理学》,周尚意、高慧慧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53页。,静态意味着人们需要熟悉的有秩序的能带来安全感的环境,对应于栖居;移动则意味着开放、变化与陌生,产生新的可能,对应于相遇。栖居的世界是重复的周期性的,依据规则维持着世界的动态平衡。节庆展演既是周期性重复的,又是日常生活中的阈限,使人们获得超越日常状态的精神升华,因此它又是周期性赋予地方及生活意义的文化再生产过程②李翠玲:《都市化村庄的公共生活、“二元时间”与地方节奏——以珠三角宁村为个案的分析》,《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是介于栖居和相遇的中间状态。基于此,本文将身体感知体验划分为稳态栖居、动态相遇、节庆展演三种方式。

(1)稳态栖居

栖居(dwelling),作为一种存在模式,是身体关联环境的重要方式,一般包含感官觉和躯体觉。感官觉是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官形成一种密切、全面、包含的经验。③Sadler B and Carlson A,Environmental Aesthetics:Essays in Interpretation,Victoria:University of Victoria,1982,p.11. 身体多感官中,视觉关联到环境客体的景观形式,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多样的感知形式实现了人与环境的直接接触,它们共同作用,使审美感知复杂而微妙;置身自然环境所获得的感动更多是基于人的本能与天性,有潜在的生物学基础④诺埃尔·卡罗尔:《超越美学》,李媛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00-601页。。在场的社交活动中,人们对于面部表情、身体动作、个人行为、礼仪举止、手势、衣着、笑容、言语、食物的味道和许多其他方面都有强烈的反应⑤Rapoport A,Human Aspects of Urban Form:Towards a Man—Environment Approach to Urban Form and Design,Oxford:Pergamon Press,1977,p.334.,多感官联觉及具身的人际互动带来的欢愉,有助于实现从感知到情感的升华。运动中的身体在环境体验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也就是感官觉之外的躯体觉,包括呼吸、皮肤、肌肉运动、关节姿势等也全方位参与环境感知。躯体觉包含了运动觉和平衡觉,前者关系身体运动和姿势,后者是与平衡、体位与速度相关的感觉。特别是非遗中的技艺技能都需要高度的精神专注和动作肌肉的配合,才能克服障碍完成目标,这个过程中需要身心的高度合一。虽然训练过程体现了对精神和肉体的社会规训,但也需要主体对身心的敏锐度和专注度随时调适,由此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存在性身体”,体现出主体的能动性;过程中的共同参与者分享经历、感受,虽没有身体接触,情绪也能互感⑥夏可君:《出生到在场:让-吕克·南希论身体的“非实在性场域”》,《东吴学术》2012年第4期。,达到身心的共在共享。

(2)动态相遇

相遇(encounter),也译作邂逅、接触,对应行动模式。对比栖居方式带来的静态与熟悉感,相遇是与他者、与世界的直接互动、碰撞,带来瞬间的不稳定与惊奇,也可能导致长久的变化。这种“惊奇”体验存在不可避免的特征⑦Simandan D,“Being Surprised and Surprising Ourselves:A Geography of Personal and Social Change,”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vol.44,no.1,2020,pp.99-118.,与当代社会现实常态中的偶然性趋势一致。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带来的变化超越了人们的社会预期,需要人们及时调整自身以适应世界。相遇具有多个层次,揭示了被日常化的身体在具体的地方和具体接触中所塑造的不同方式与程度。相遇首先意味着基于差异的分类,以及跨越边界展开的冲突或协商过程⑧Wilson H F,“On Geography and Encounter:Bodie,Borders and Difference,”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vol.41,no.4,2017,pp.451-471.,它让我们获得感知世界的“生命主义存在模式”⑨Woodyer T and Geoghegan H,“(Re)Enchanting Geography?The Nature of Being Critical and the Character of Critique in Human Geography,”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vol.37,no.2,2013,pp.195-214.的多种可能,带来不同的生命体验,同时带来身体感官的巨大变化和情感能力的启闭。因此,相遇始终伴随着身份、权力与归属问题的探讨。

相遇契合了遗产地当下的多元流变状态。遗产化带来的遗产保护组织机构、外来专家、保护项目,旅游化带来的各类资本、旅游人口、旅游项目,以及由此展开的各类设施及建设,都创造了不同人群的相遇,人群与新项目的时空相遇,同时也是现代与传统、本土与外来、个体与社会等的相遇,隐含着各种社会关系交织和权力较量。人们的日常事务和时空路径,都可能随之发生改变。有些边界和改变是暂时的,有些则是长期的,因此边界之处既可能成为日常的核心要素,也有可能打破连续性,摧毁主体自身的一致性意识,并以一种无法驾驭的不连贯突显出来①Berlant L and Edelman L,Sex,or the Unbearabl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4,p.8.。遗产地在相遇中成为一个“永久不平衡”的场所,它被赋予活力与风险,栖居的常态性和稳定性不断被消解与重构。“相遇”是中介性的,启发我们关注差异中的多元文化如何在身体和情感的流动中协商与对抗,空间与文化的实践如何再生产新的社会关系和物质形态。

(3)节庆展演

节庆展演(performance)是在稳定与变化间的状态。对比栖居,它在更长的时间周期中重复,既带来变化也维系着地方的恒定。对比相遇,它是既定的相遇,有约定俗成性。展演首先是既定的带有明确使命的、系列化的操作规范,它是一组动作行为有意义的组合,表达主体的情感与想法。展演是在地者以身体为媒介的主动表达,在场者的身体被文化所引导,并传递和形塑地方文化;同时也是具身体验的,各种感官感知和动觉体验都被亲身体认;还可能因为各类“相遇”机缘,表达出个体新的想法与行为。

节庆仪式是遗产地最重要的一类展演。它用来表达族源的“根基性记忆”②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页。或对本地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关乎族群认同和个体身份,是当地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活动之一。仪式表演一般会按照历史传统,进行展演空间舞台化、服装道具正式化、仪式流程规制化等操作,呈现出严谨规范、井然有序的社会面貌。无论是仪式前社群共同参与准备事项,还是表演时表演者与观众之间进行情境互动,共同在场使个体情感既受到来自环境中身体感官联觉等全方位反馈,也通过角色安排和复杂的具身体验形成在场者的情感互动,将这种即时情感转化为地方文化认同,充分展现了“在仪式性场域中实践社会伦常,和谐群己关系”③杨庭颂:《中国传统射艺“身体素养”论》,《体育学研究》2022年第1期。的特色。展演的动态过程使在场诸事物之感性特征得以显现,人们的关注点从静态转向丰富的、转瞬即逝的过程,摆脱了理性主导下对确定性的追求。放松的情绪,重复带来的期待和身体的共同在场促成了氛围审美④格诺特·波默:《气氛美学》,贾红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页。,人们通过共同的身体情态变化如悲伤、欢乐、喜悦等感知场景,达到情感共鸣。同时,每一次现场表演都会涉及非同日常的人物相遇,也会赋予仪式艺术新的变化,传统得以在传承中不断生成,与当下连接,形成新的形态。

(三)小结

认知层、具身层分别与实践层组合形成经验性框架和在场性框架。经验性框架意味着人们的实践总是在先前经验累积和记忆编码的基础上进行。通过图式记忆、叙事记忆和习惯记忆,在认知范畴中展示主体包含了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对环境中的经验信息进行保存、提取和弃置的选择性,形成主体对于遗产地的空间美感、情感附着和社会政治力量约束的意义。在场性框架则展示了身体与环境在当下的关联:栖居、相遇和展演。在现场的感官体验、姿势行为和氛围烘托中,身体直接涉入环境,体验到身体与环境真实的同频共振。情感唤醒是驱动身体的根本性力量,能够促进人际互动,达成共同体验与情感氛围。情感的培养首先来自栖居地方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周期举办的展演仪式等活动更是进一步确认了人与地方的联结,以此为基础,个体及社群在对外的相遇中发生涵化、融入或排斥,意义在协商中重新建构社会关系。情感驱动下,遗产地从静态的场地或人工物转向参与、体验和表演的动态空间。

经验性框架和在场性框架在日常生活中是辩证一体的。它们虽然分别对应于思想意识和具身体验两种与世界联系的方式,但这只是为了便于理解的粗略划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身心是一体的,认知和体验随时交替。人们在地方的时空环境中进行的任何行为,既可能觉知到当下场景带来身体的存在性感知,也可能因相似体验和情景,唤起内心情感,调动记忆中的场景、要素和类似经历,产生与环境的意义关联,形成意向或无意识目标,引导人此刻的实践行为。而每个此时此刻及所感知的环境和意义,也会成为新的经验意识。他的所作所为和所知所想之间总是反复地辩证互动。当然这些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人们对遗产地的感知和体验、情感与意识,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①PredA,“Structuration and Place: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vol.13,no.1,1983,pp.45-68.联系在一起的。主体出于其特定的社会角色,事务安排均受到限定,形成其特有的日常活动轨迹,因此产生的感觉和体验是个人化的、独特的。但是,在这些地方的制度性活动安排中,类似地位的人更可能占据同一时空,进行共同的习惯性互动,与物质的、符号的、制度的系统发生作用,产生更多的共同意识。感觉结构就在代际和社会分类中形成。

因此,遗产地不仅包括聚落景观、空间建筑、风景名胜这些事物,还包括我们因过往层累的经验和记忆表达,或者因当下身处这一具体场景,与之产生的联结、亲近、共鸣或者疏远、排斥等感觉,以及对社会关系的建构与重构。遗产地从人与空间环境、人与物、人与人的第一次相遇开始,经过长期的身体与精神的规训实践,会变成栖居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断重复的身体动作也从有意识地理解,逐渐形成人的肌肉记忆和习惯性记忆。地方记忆在此的最大意义是为身体的文化实践提供了可扎根的地方关系网络。因为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紧密嵌合,身体技艺的习得是从小耳濡目染获得的默会知识体系、体悟的整体氛围和对生活实践的文化认同,与此相关的业缘、地缘、血缘、神缘等复杂社会关系的共同支撑,也进一步推动着空间和文化再生产在地方上甚至跨地域开展②魏雷、刘晓平、朱竑、杨蓉:《跨地方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的多尺度建构》,《地理学报》2024第4期。,如侗寨大歌、泉州南音、藏寨朝圣等,皆是当地人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因实际需要逐步生成的具有浓郁地方气息的文化实践及成果。遗产附着于物质,主体借助身体等媒介,表达着对环境、对身边人的情感,既是与自我的对话与互构,也是共同体内部的协作与交流。而到了遗产化阶段,或者说在遗产话语影响下,生产的需求进一步延展至原有共同体之外,或者说形成隐形的共同体,实在的物质性进一步向文化的符号性转换。这一过程也伴随着流动的世界体系下人们曾经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生产消费向文化消费的转变。

四、结语

对比纪念地、记忆场等表达,作为空间化的记忆被命名为地方记忆,其名称的改变意味着对活态遗产地本体论认识上的突破。本文吸取了威廉斯文化理论开放性、动态性的文化实践观点,将其用于活态遗产地及活态遗产之地方记忆的生成框架中,以回应对遗产价值认知及保护的整体性和延续性要求:首先,人置身于遗产地环境中的认知与行为,就个体层面,它在与遗产地的关系中获得身体与意识的统一,受到当下环境与身体的联觉共感,驱动记忆中类似情景再现,巩固或打破其意义体系,重塑其在地身份。其次,从记忆之地到地方记忆的变化,意味着遗产地从固定静态的文化空间及形象,向动态化的文化生产实践转变,强调了遗产地之于人的记忆、情感和意义处于不断生成与调适中。它不是先验的模式,而是空间与文化实践中的有机化整体。再次,本研究回应了个体与社会的关联。记忆虽是个体的,但个体在地的意识行为等实践方式受制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与身份。同时,感觉经验的复数性意味着类似角色的人更易产生类似感觉,形成感觉结构。个体既受到社会框架的约束,也在开放流动的实践中,能动调整自我在社会结构中的关系归属。由此,个体的具身感知与经验、社会的形态与结构、文化空间的生产和建构,被统一融入地方记忆生成框架。

地方记忆是以地方的群际化记忆为中心的感觉结构,是个体在日常时空路径中栖居与相遇的辩证、记忆与当下的辩证。活态遗产地,从日常生活中来,也应该再次回到日常生活中去。当我们生产生活的背景发生巨大变化,那么遗产的价值功能和社会实践,也应该围绕着新的语境进行调适,以获得文化的存续。仅仅依靠被纳入遗产名录体系,成为被抢救或资助的对象,很难激发其真正的活力。只有将其置于日常生活的实践过程中,在生产与休闲过程中,在物质体验与精神享受间,找出遗产自身发展顺应现代生活的逻辑,才能使其更好地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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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向岚麟,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教授,理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化自觉视角下传统商业性历史街区的文化空间构成与认同研究”(18SRC0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景观基因的文化线路沿线传统村落特征及保护研究”(22YJAZH115)、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历史村落风土景观规划编制项目案例”(23110015524402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