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二代学人中,孙玉石是十分丰富且复杂的精神综合体。在“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他深埋了自己的诗人梦,由参与学生集体科研而萌生了理论研究的自觉意识。1960年,孙玉石成为王瑶的研究生,从中晚唐诗艺的迷恋者转而与现代文学结缘。自此,他终日栖身在图书馆,徜徉于解放前的旧报刊和原版书籍中。后因不可抗力中断阅读,直到1978年,北大旧刊室重启,他再一次着魔似地盘桓其间。有心人,终不负,一大批此前不为人知的鲁迅五四时期的集外文由孙玉石及其合作者方锡德考辨披露。同一时期,孙玉石率先在北大开出“新诗流派研究”的课程,给予长期被贬抑的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诗人群体以新的评价,开风气之先;审时度势,在崛起的诗潮承受重压之际,以被经典化了的鲁迅及其《野草》为范例,替象征主义张目,让历史为现实发言。他有感于新诗史教学的拘囿,开设以文本分析为中心的新诗导读课,是新时期最早将讨论课形式引入文学教学的开拓者之一;而后又从现代解诗学与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两个方面提升了中国新诗研究的理论维度。主政北大中文系期间,孙玉石以高明的智慧和婉转的策略应对艰难的困局,肩担重荷,甘苦不言,毁誉不惧。观其一生,内发于诗心的热情与外据于史料的克制相反相成,他视严于律己为真正科学研究者的必备品格,从不敷衍应付,从不仓促成篇,坚执学人品性比其业绩更可珍贵的信念。本期“时代风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专栏特推“孙玉石专题”。段美乔撰写的《“让历史发言”:作为“第二代学者”的孙玉石及其学术品格》凸显了“历史性原则”在孙玉石治学生涯中的核心地位。周子晗撰写的《“现代”的摆渡》剖析了孙玉石“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历史生成与文化理想。王都撰写的《重审孙玉石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研究》认真辨析了孙玉石现代主义诗潮研究背后的学术理路和精神底色。2024年1月,孙玉石仙逝,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大损失。他纯粹的治学态度、清醒的自察精神、充盈的襟怀气度、强力的生命意志、时时处处事事不苟且的人生境界将是传诸后世、不可磨灭的学科遗产。(宋声泉)
摘 要: 每一代学者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第二代学者的学术道路是坎坷的,深受时代的束缚。作为第二代学者的孙玉石,深耕鲁迅研究和现代主义诗潮研究,在这两大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让历史发言”的历史性原则是他重要的学术品格。他的研究把历史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作为目标,以使其学术工作具有更为长久的学术生命力,同时也帮助他通过学术活动应对社会现实、应对自身内在现实。
关键词: 第二代学者;孙玉石;“让历史发言”;学术品格
一
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代际划分中,孙玉石被归入第二代学者。第二代学者大多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在第一代学者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他们大多有着漫长的学术生涯,从“文革”前到新时期,跨入新世纪依然笔耕不辍。①参看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等对三代学人的划分。孙玉石于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并作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在北京大学执教治学的生涯将近半个世纪,收获了丰硕的学术果实。
第一代学者王瑶、唐弢、李何林、任访秋与田仲济等人,他们大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了自己的学术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学科拓荒者和奠基人,第一代学者对整个学科具有覆盖性影响。新时期登上学术舞台的第三代学者,大多在恢复高考以后接受研究生教育,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学界异军突起,然后独领风骚四十年。夹在中间的第二代学者被描述为“承上启下”的一代:“第二代学人处于第一代和第三代之间,就自觉承担了‘历史中间物’的责任与使命。他们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在‘文革’结束后,使学术研究正常化,即所谓‘拨乱反正’。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学术研究队伍建设、学术格局重构中扮演的关键性的‘学术启蒙者’的角色。”②钱理群:《谈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代学人》,《文艺争鸣》2023年第11期。所谓“学术启蒙者”、如鲁迅一般的“历史中间物”的描述,更多的是表达后来者对于先行者的孺慕之情。“逝者如斯夫”,“历史中间物”是无法逃脱的必然的状态,作为后辈的我们也终将成为“历史中间物”。对自己的“历史中间物”身份保持清醒和自觉,学术选择才更具未来性。
回顾现代文学学者代际划分研究的出现。1989年,尹鸿、罗成琰和康林在《文学评论》发文《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走向成功与面临挑战》。文章开篇把现代文学研究者划分作“三代”,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新生代”(或称第四代)学者的身份,对第三代学者展开“系统的描述与反思”,以此为学界也为自己“向历史和未来扣启‘超越之门’”。③尹鸿、罗成琰、康林:《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走向成功与面临挑战》,《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这大概是最早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进行代际划分的尝试。此后,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代际划分以及代际衔接的观念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二代学者”黄修己、刘增杰等在著述中论及学者代际问题。④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刘增杰《云起云飞——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透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都曾涉及到学者代际划分。新世纪以后,随着第二代学者逐渐淡出,第二代学者的学人自述和学人研究渐成热点。近几年来,第三代学者的学人自述和对第三代学者的研究,成为不少学术刊物的重头栏目。
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建构。据此衍生而来的“一代有一代之学术”,逐渐成为当代学术界的流行语。何谓“一代之学术”?陈寅恪以陈垣的敦煌学研究为例,“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⑤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邓实所谓“有一代之变,即有一代救变之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学术的时代性,更看重学术发展与社会变动的互动关系。⑥邓实:《明末四先生学说:序:有一代之变即有一代救变之学》,《国粹学报》1906年第3期。由此进一步延伸开去的“一代之学者”,讨论的是学术发展和“人”的代际传递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如代际理论所主张的,代际之间有传承,更有冲突;另一方面,代际的出现不纯然是以年龄划分,其出现的前提条件是社会之巨变:从前辈那里继承的经验和方法,无法解决面临的难题。只能与同代人寻求办法、总结经验。
有趣的是,最初学者代际划分的提出,是出于一种反向确认,也即以“反思”“批判”和“超越”第三代为路径,从而确认“新生代”(或称第四代)学者群体的使命和方向:在更接近中国现代文学本体的方向重建新的高峰。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裂变中,所谓“新生代”还未能被确认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但其中蕴含的反叛精神已经显露无遗的。当下的时代是多元话语体系共存的时代,对于文学的共识已然断裂,文学研究的总体性认识业已涣散。新生代(或称第四代)要达成共同的主体精神,还颇有一段路要走。
当我们谈到三代学者的时候,应当注意到三代学者的学术活跃期,并非序齿排班似的依次排列,而是具有一定的重合性。第一代学者的学术工作主要在20世纪50至70年代,80年代基本上如同一面旗帜,第二代学者虽然在50至60年代登上学术舞台,但是他们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大多出现在80至90年代。第三代学者则从80年代活跃至新世纪前二十年。面对急剧变动,却又生机勃勃的80年代,“王瑶那一代尽管开创了这门学科,随后就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到‘文革’后获得解放,已经老了,就只得把全身心投掷于我们这些第一代研究生身上。”①钱理群:《谈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代学人》,《文艺争鸣》2023年11期。第二代学者并非如此,他们与第三代学者一样,同样感受到改革开放后的时代浪潮,面临着社会巨变带来的难题,同样在寻求机会,创造新我。
每一代学者都在承受着这一代人的现实,并成为下一代人的历史。第二代学者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人,第一代学者经历过的战争、流亡,对第二代学者而言,已经成为历史。对第三代而言的历史却是第二代学者的现实。第三代学者所面临的现实,也是第二代学者同样必须面对的现实。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学术成果中体恤到一代之学者的“现实”,如何从学术活动中把握他们处理“现实”的幽微之处。
第二代学者的学术特点,研究者也多有概括。学术素养方面,“封闭的学术思想与教学体制,分割得十分琐碎,以至于绝对化了的专业分工与课程设置,更把许多人的视野与学识限制在狭窄的天地里”②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王瑶曾坦率指出,第二代学者“知识面比较窄、业务基础尚欠深广,外语和古代文学知识较差”。③王瑶:《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在〈文艺报〉座谈会上的发言》,《文艺报》1983年第8期。学术道路方面,因历史原因形成的撰史情结,教学与学术研究的结合等等。④李浴洋:《孙玉石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3期。但是更困难之处在于,第二代学者在登上学术舞台之初,大多都已经被塑造为面目模糊的状态。以理论小组的形式撰写理论学习文章、集体写作教材,这些大概就是第二代学者最初的学术舞台,学术个性模糊,文风大多简捷明了、明于曲直而少繁复曲折的表达,也是必然的结果。由此而形成的教材式写法是很多第二代学者的学术论文的共同特点。形式束缚思想,这些都是第二代学者背负的时代之累。典型的,如1958年的“拔白旗”思潮中,全国各地的高校,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河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和在校学生,都曾积极展开“放手发动群众自编教科书”、“自编各类史志”的政治化的学术工作。北大1955级学生“决心跟历代的封建学者和资产阶级专家的文学研究的错误观点彻底决裂”,集体协作撰写“内容全新,体制全新”的论著。⑤费振刚:《在战斗中学习和成长》,《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8日。孙玉石作为唐代文学组负责人,参与红皮本《中国文学史》撰写以及定稿工作。1959年又先后参与红皮本、黄皮本、白皮本的《中国文学史》的修订,王瑶、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1961年参与游国恩主编的高等学校教材《中国文学史》编写。1978年,孙玉石调回中文系,加入到《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中去。这番经历在第二代学者里并非个例。1997年,刘增杰回顾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知识素养和学术研究工作时,用“片面”“贫乏”“教条”三个词来形容。⑥刘增杰:《过渡时代(代前言)》,《云起云飞——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透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3页。田本相在回忆录中也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的文科知识分子的这种尴尬境地颇有共鸣。⑦田本相:《我的研究道路》,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页。
随着学术的发展,大部分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学者的著作大都只会在年轻一辈展开研究之前写作的“文献综述”中出现,或者成为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研究的对象以及论据,但是总有一些特出的学者逸出“共识”之外,他们的不少发现与论述,例如严家炎的小说流派研究、孙玉石的《野草》研究、新诗研究和对现代解诗学的阐发,至今还值得后辈学者在具体研究中加以阐释,与之对话。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研究至今仍在不断出新,并在方法论意义上给新生代学者启发、为后辈所追随。
作为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严家炎坚持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强调文学史研究的独立性和科学性,他的小说史研究以理论之光照亮史述,综论高屋建瓴、史述严谨系统,同时还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洪子诚以“挣扎”、“怀疑”的方式,“将自己置身时代前沿,并在与新潮的紧张角力过程中,形成独特的自我和作为文学史家的主体意识。”①贺桂梅:《洪子诚:燕园一甲子》,《中华文化画报》2015年第9期。孙玉石的学术研究集中于《野草》研究和现代主义诗潮两个领域,他的研究在这两个领域都具有奠基意义。这一点他深受王瑶的影响:做学问不能像种树刨坑,而应当像打井。②孙玉石:《学术问路自述》,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359页。他的学术研究确实如同打井似的,是“窄而深”的研究之典范。
孙玉石将自己的学术思路和品格概括为“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三个原则的结合。但他对于历史性原则的理解和使用,使他的研究在众多同样语态简白、缺乏鲜明个性特质的著述中脱颖而出。尊重历史,“让历史为现实发言”③孙玉石:《学术问路自述》,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345页。,经历了时代风暴的第二代学者,在这一点上几乎是有志一同的。在他们的学术自述中,从他们的研究著述里,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符合实际历史情况,都是他们孜孜以求的,基本可以看作是第二代学者的共同理想。他们大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信存在一个客观的真实的历史(也即所谓“历史的原貌”)、历史的发展具有某种规律性,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尽力走近这个客观真实的历史,发掘其中的发展规律。孙玉石在这一学术意识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机遇。他在校期间接受过比较严格的古典文学的基本训练。比如1960年跟随彭兰参与《魏晋南北朝文学资料》的注释工作,1961至1962年参加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承担中晚唐诗部分的章节执笔,受到游国恩、季镇淮、萧涤非、王季思等名师近乎“朴学”风范的熏陶,担任吴组缃所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助教。北京的地域优势也不可忽视。查考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大型资料整理工作可以发现,主要的都是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展开。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等,对现代报刊的搜集和保存,数量、种类乃至品相,远超其他地方图书馆以及地方院校图书馆。孙玉石的“尊重历史”,不仅是一种观念和意识,还有来自实操的丰富的体验,他的历史感是鲜活的,他对于抽绎驳杂史料,“发其端绪之未竟者”,乐此不疲;因为对历史客观性、真实性的追求,他对于史料的辨析和阐释,精细、体贴、克制、冷静。
二
孙玉石在多次表述并努力实践的“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三者相结合的学术思路:“历史的,就是要依据历史提供的资源、史料、文学现象,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的现场,遵循学术研究的历史性原则,对于所研究的对象,作出尽量接近客观实际的描述与说明。……审美的,就是在作家思想、作品意义、文人心态、文学现实的阐释中,我更重视文本的审美意蕴和价值的挖掘,用自己的有限理解与作家创造的无限世界做审美的沟通与对话,通过自己的体悟、发现和诠释,将这种美再传达感染于更多的读者。……文化的,就是将文学作品和作家创造,放置于他所生存依赖或他所独特拥有的文化背景中进行思考、讨论……依据作家、诗人创造的作品所拥有的文化场,进入他的‘背景’,才能真正进入每个作家所拥有的独特的世界。”④孙玉石:《学术问路自述》,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357页。这是他一直追求的学术品格。
在“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这三个维度中,“历史的与审美的”原则是核心。审美原则是文学研究的灵魂,历史性原则,则是治史者的学术生命。孙玉石始终坚持王瑶“现代文学研究主要是文学史的研究”的主张。文学史研究,应当按照研究对象原来产生的历史环境和作者的意图,来对它们进行一些富于创造性的阐释。“作为文学历史研究的文学史,不仅本身已经具有一种历史的品格,而且也要求这门学科的研究者,要有一种坚实的历史研究意识和方法”①孙玉石:《坚实的开掘与清醒的守望——解志熙著〈和而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片论〉序》,解志熙:《和而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片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对历史性原则的坚持,来自对文学史研究的科学性的执着追求——我们“缺少像古典文学史研究所具有的那样比较严格的学术规范。我们缺乏严格依据史料进行论析的学术风气和研究心态,缺少对于随心所欲过渡阐释等非科学现象进行自我约束和相互批评的正常学养和理论氛围”,这使得我们的学术研究呈现出很大的短暂性和波动性。②孙玉石:《学科研究的科学性与走向深化的思考——兼谈〈田仲济文集〉的出版》,《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他一再表示,审美性是文学研究的灵魂,但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中,他的审美性原则始终在历史性原则的笼罩之下:他总是从某些特定视角入手,探索文本的审美走向,这些特定的视角,往往与文本产生的时代精神、与其自身所处的特定时代息息相关。审美性原则也不能脱离“历史的真实处境”。
现代文学本身与现代政治和意识形态密切关联,历史性原则能帮助学者恰当处理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关系与距离。20世纪80年代蓬勃生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现代文学史的宏观性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性发展,一方面是西方各种理论——文学的、文化的、美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纷至沓来,另一方面是在理论的焦虑中,脱离客观历史,匆忙构建各种体系。历史性原则就是此类乱象的照妖镜,照出宏观性理论研究的空疏和随意。孙玉石并不排斥理论,在他看来,历史研究中,必须处理好史料与理论的关系。理论思辨的抽绎必须置于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没有理论,研究者只能沉溺在历史材料的汪洋大海里。他相信,历史性原则是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的底线。对文学文本的文化阐释与审美价值的发掘都是开放性的,历史性原则如同风筝的牵引线,决定了风筝能够飞多远。这种尊重“历史语境的原生性”的学术态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是其学术研究具有令人信服的坚实意义的关键。③吴晓东:《寻求者与守望者——孙玉石先生的鲁迅研究历程》,《名作欣赏》2018年第11期。坚持“让历史发言”的学术原则,以追寻历史的普遍性和历史客观性为目标,他认为这才是学术研究成果的更为长久的生命力所在。
1964年,孙玉石完成了研究生毕业答辩,论文题目是《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的考察》。他回忆说,查阅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新民丛报》《民报》《东方杂志》《新青年》《新潮》等许多报刊杂志,翻阅了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邹容、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周作人等人的著述,考察了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发生与基督教传教士的关系,论述了晚清“新民说”思潮以及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思想渊源与发展轨迹,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完成。论文得到王瑶、唐弢、川岛(章廷谦)的充分肯定。可惜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这样敏感问题的论文已经无法发表。一直到1979年才在上海《鲁迅研究集刊》第1辑刊出。④孙玉石:《学术问路自述》,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360页。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刘禾在讨论国民性理论问题时,对孙玉石的研究表示了充分的尊重:“从晚清到今天中国人的集体想象这个话题断断续续地纠缠了近一个世纪。无论理论家之间的分歧有多么尖锐,争论多么激烈,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识:相信国民性是某种‘本质’的客观存在,更相信语言和文字在其中仅仅是用来再现‘本质’的透明材料。”“孙玉石的文章《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的考察》是少数的几个例外之一。”⑤刘禾:《国民性理论质疑》,《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8、86页。时至今日,《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的考察》对于这个问题思考的丰富资料和探索视角,仍然没有随时间过去而丧失其某种学术史价值。学术研究成果的生命力,孙玉石将其归功于坚持历史性原则所带来的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史料发掘梳理与理论的深度结合。
当然,学术的发展和创新之路,不可阻挡。新的时代语境下,新一代研究者需要面对自己的时代,从自己的时代回看历史,构建属于自己时代的全新的学术框架。所谓“历史原貌”,在新视角新方法的照耀下,呈现出新的面貌。某种意义上说,孙玉石的以“真实的历史”为前提的“历史性原则”,作为其学术研究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坚实基石,在新框架的更迭中,却成为新生代学者走近他的阻碍。
与历史性原则密切相关的,是孙玉石的史料功夫。他自认是一个有史料癖的人。对于史料发掘和搜寻的工夫,可以追溯到他的学术道路的起步阶段。在20世纪60年代“放手发动群众自编教科书”的运动中,他接受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严格训练。学术著述中出现史实的错误,在孙玉石这里是不能容忍的。材料的丰富、史实的严谨是孙玉石著述的一大特点。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新材料,宁可不说话。孙玉石一直以此为学术写作的底线。他的学术论著中,一般都包含着或大或小的新史料的发掘,有价值的研究课题的提出和完成都是与查阅原始报纸和杂志分不开的。查阅原始刊物的意义,如今在学界已经成为研究常识。孙玉石的执拗在于,他甚至对引文也有特殊的要求:必须注释原始出处,不能是近人所编的“研究资料汇编”或者文集选集全编,对于“转引”更是不假辞色。这一要求经常引来“苛刻”“吹毛求疵”的批评和不以为然。这一执拗要求至少有两层意义。其一,保证引文的准确,防止以讹传讹。其二,营造鲜活的历史感。写作者在图书馆的旧杂志和旧报纸堆中“沙里淘金”,发黄脆薄的纸张碎屑簌簌落下,鼻尖充盈着尘土味道,社会新闻、政论文章、文艺演出、物价信息、启事广告、坊间八卦与史料文献并置,鲜活的历史感扑面而来。对阅读者而言,正文与引文是一个整体。注明原始出处,刊物名称、出版时间、卷期,为阅读者营造出一种历史的空间感。
20世纪80年代是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从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列为“六五”国家计划的重点项目,到1985年马良春首倡“现代文学史料学”,再到1989年“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成立,樊骏不禁断言:“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①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2、4期。这一时期的史料发掘和整理工作,毫无疑问,第二代学者是主力军。经历了“左”的思潮影响下的浮夸学风,“从实际出发,从原始材料出发,敢于实事求是,在任何压力面前不畏缩,不后退,这是史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②严家炎:《〈求实集〉跋》,《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2页。,基本成为一种共识。孙玉石在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上发言,讨论史料建设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实现科学化的调节机制:“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主体意识能动性是无限的,而对历史现象的解释本身却是有限度的。这限度就是对作品及其他史料客观性的尊重。”③孙玉石:《史料建设与理论研究科学化问题随想》,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编:《中华文学史料》(一),百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创新”不是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符合科学的创新才是。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的整体失落,文学研究的边缘化,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文学的学科影响力减弱,樊骏的断言似乎落了空,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者没有迎来梦想中的春天,反而深刻感受到了寒冬的凛冽。史料学自身的学科探索被“暂时搁置”,史料的成果似乎也乏善可陈,时代气候影响之下,文学史研究“只求轰动一时,不求科学与否”。④孙玉石:《史料建设与理论研究科学化问题随想》,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编:《中华文学史料》(一),百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最热门的“重写文学史”也因为对史料的忽视而成为一大受害者。一些书写者仅仅沉醉于新观点的生发、“避之不谈文献史料”,结果“硬伤累累”。⑤王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回顾与前瞻》,《福建论坛》2019年第9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历史性原则在各种思想的火花、理论模式的紧逼下,节节败退。
《孙玉石文集》的《一身都是月》卷和《现代文学漫忆》卷,分别收录孙玉石为学界同仁著述所作的序言和书评。他在这些序言和书评中反反复复谈到历史性原则的重要意义、旗帜鲜明地反对“靠史料进行文学史研究”已然落伍陈旧的观念、苦口婆心劝告青年学者尊重历史、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构建坚实的基石。不管潮流的风吹到哪里,历史性原则,在孙玉石这里,不容后退。
三
“让历史发言”,同时也是孙玉石应对现实困扰的方式。让历史为现实发言,并不是借历史作现实需要的传声筒。1982出版的《〈野草〉研究》是他对鲁迅研究,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研究中所泛滥的“庸俗社会学方法”的反思。他通过对《野草》产生及其艺术来源的历史考察,把《野草》放回到时代历史背景之中,把鲁迅还原为“脚踏在大地上现实中的人”,纠正了那种“怀着一种对‘超人’顶礼膜拜的心情和思想来研究鲁迅”的历史倾向。①孙玉石:《〈野草〉研究三十年》,王瑶等:《北京大学纪念鲁迅百年诞辰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2页。《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也是他让历史为现实发言的一个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期,朦胧诗与现代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在学术界、文学界都掀起激烈的论争。北京大学已然成为支持所谓“崛起的诗群”之重镇,但孙玉石没有直接参与激烈的现实论争,而是用在课堂讲授“象征派、新月派和现代派”三大现代诗歌流派的方式,通过对李金发、何其芳、卞之琳的阐释和肯定,做潜在的理论支持。进入20世纪90年代,《野草》研究史呈现两种极端,过分拔高的哲学化的阐释和过于卑琐的隐私性的臆测,在2001年出版的《现实的与哲学的——〈野草〉重释》的“后记”里,孙玉石谈到某些鲁迅研究的新作所存在的问题,认为“本来是容易明白的问题却被研究者说得深奥而难懂了。鲁迅的《野草》已非鲁迅的《野草》本来面目了。历史性的学术研究绝对的客观是没有的,但是学人努力的目的在于如何使自己的研究尽量接近于客观历史的实际,而不是对历史做任意的塑造和扭曲”。②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97页。
孙玉石以自觉的“走近历史”的学术姿态,应对自我的内在现实。新时期以来,孙玉石能以极快的速度,摆脱历史的负累,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其要点正在于此。他回忆自己的学术道路,1961年研究生毕业之后,在导师王瑶的指导下,阅读《鲁迅全集》。他在研究生阶段发表的首篇学术论文是读书报告《鲁迅对于中国新诗运动的贡献》。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的考察》。鲁迅与新诗,也成为孙玉石学术生涯的两个主要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的论文,当然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也初步显示出他“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的三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虽然这个三维视角被束缚在革命时代文学与文化的窄小围栏,并不越界。20世纪70年代末期,孙玉石在阅读《野草》的时候,发现了《野草》与象征主义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这一论断,显然不能为鲁研界的前辈接受,比如鲁迅的老乡兼小友许钦文在《文艺研究》上发文章《鲁迅是象征主义者吗?》提出质疑。自认缺乏勇气和胆量的孙玉石,尊重自己的阅读感受、坚持自己的审美体验。这一点,对于后来的研究者而言,很难体会。因为求新求变,是这个时代的现实。而那个时代的“现实”是:鲁迅是革命的“鲁迅”,不能讲鲁迅内心世界的消极和黑暗;革命的鲁迅是现实主义的鲁迅,与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潮无关。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惊讶于《〈野草〉研究》的学术生命力,几乎忘记了孙玉石的勇气。他的勇气来自哪里?来自于他自觉的“走近历史”的学术姿态,来自于“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三维视角。他对《野草》诸篇的具体写作动机与时事背景的实证考索,他与方锡德一起考证介绍新发现的鲁迅7篇佚文《自言自语》散文诗,经过细致的比较分析,确认其中的《火的冰》《古城》《螃蟹》等篇,是《野草》中部分篇章的雏形,是鲁迅的散文诗创作与象征主义方法结合的初步尝试。他发现了章衣萍记录的鲁迅重要陈述“我的哲学都包含在我的《野草》里了”。可靠的实证考索和中肯的艺术分析是他勇气的来源,历史材料的坚实强化他的自信。让历史为现实发言,不是用现实扭曲历史。他反对把学术研究变成主观情绪的释放,反对学者混淆社会思考者的角色和学术研究者的角色,反对研究者借用鲁迅的文本来述说自己的内心。
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把拨乱反正视为历史使命。1980年前后的文学创作、学术开拓,往往都被冠以“拨乱反正”的名头。从这个意义上说,《〈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当然具有拨乱反正的功能。孙玉石在《学术问路自述》中,大段回忆了他为77、78级学生讲授象征派诗歌、讲授《野草》的盛况,希望就此为学生开启打破文化禁锢思想的思考。随着时间的流逝,拨乱反正作为一种政治行动,其价值和意义,仍然被高高举起,而带着“拨乱反正”帽子的文学作品、学术研究成果,大多被贴上粗糙、肤浅的标签,很快就被时代抛弃。《〈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当然具有拨乱反正的功能,但并不仅止于拨乱反正。孙玉石有着更深远的学术目标,他要构建出更为丰沛的文学生态,一种文学整体性的思考。他想象同学们和他一起“走近陌生的历史,重读那些沾满历史尘土的文学旧迹,体会先驱者们艰难探索的蹒跚脚步和心理滋味,在被遗忘和尘封的历史记忆中,发现了令他们感到的芜杂、陌生与令人惊异的美,而且让自己走进这个陌生的艺术世界,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资源,并将这种重读历史与认识现实结合思考,开启了自己打破文化禁锢思想,寻求合理文化生态的想象、智慧与学理性思考”①孙玉石:《学术问路自述》,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345页。。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废名、林庚等诗人及其作品,将拓展人们的文学兴趣、开阔其对文学之美的理解力。各种艺术流派同时并存,相互竞争,彼此借鉴和吸收,才能促进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
李欧梵将《〈野草〉研究》的研究方法称为“社会批评”,视其为低层次的研究方法。②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27页。所谓“社会意义批评”,其实是注重社会现实的层面的研究方法。他有意识地把作家的人生经历、思想发展、精神境遇和艺术嬗变等多种因素相结合,尽量将研究对象还原到具体的时代环境、文坛风潮之中。③刘继业:《论孙玉石先生的〈《野草》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8期。对于这个批评,20年后孙玉石在《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的序言中回应:“我的那本书出版后承一些朋友指出:只是从社会现实的层面来作了一点很浅薄的探讨。这个批评是对的。”在《〈野草〉重释》中,他接受批评,加大了对于《野草》哲学意蕴的探索,但是并没有削弱“社会批评”,同时也很警惕过分玄妙化的哲学玄谈,呈现出历史观照与哲学思考的有机统一。“让历史发言”,是一个文学史家的基本工作原则。
从《〈野草〉研究》到《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通过孙玉石延续二十年的对《野草》的执着和坚守,来返观其二十年来学术探索的精神境遇,大概并不为过。《〈野草〉研究》有一个较完整的体系,第二、三、四章分别从“韧性战斗精神的颂歌”“心灵自我解剖的记录”和“针砭社会痼弊的投枪”三个角度,分析《野草》的基本思想内涵;第五、六、七、八章又分别从“《野草》艺术构思的特色”“《野草》的艺术探源”“《野草》与中国现代散文诗”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艺术分析;第九、十两章则是对“《野草》研究五十年”的评述。解志熙盛赞《〈野草〉研究》“结构严谨”“体大精深”。④解志熙:《重读遗著长太息——怀念孙玉石先生》,《文艺争鸣》2024年第2期。二十年后的《〈野草〉重释》,孙玉石放弃了结构搭建、主题归纳,而是按《野草》篇章顺序释读。体例的变化,蕴含着新的思考:“很难说《野草》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的哲学的追求、内涵,甚至可以成为笼罩全书的支配性的命题。”⑤孙玉石:《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和象征艺术》,《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6期。与《〈野草〉研究》相比,《〈野草〉重释》的发现和阐释,多了一些人间气,比如重释《希望》时对于身边的“小生存环境”和当时社会的“大生存环境”的分析,体现出积淀在中国人生活经验中的文化情结。《〈野草〉重释》的出现,映照出《〈野草〉研究》时期孙玉石的理论焦虑。这种焦虑从何而来,是否具有普遍性?尚需进一步探讨。尽管孙玉石一生反对主体精神侵入研究对象,但是纯粹的客观,只是一个永不能抵达的彼岸。当“孙玉石”成为一个研究对象时,我们不得不突入其精神世界,发掘其学术研究道路背后的思考和选择。
作者简介: 段美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