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由蒙古族群建立的元王朝实现了南北大一统,元大都首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对于元代南方文人而言,要接受大都作为都城,需要克服南北隔绝三百多年的文化隔膜与宋代强化的华夷之辨,其难度可想而知。随着元王朝对待南方的政策调整以及大都的不断营建,元代南方文人北游者日增,对大都的认识也日益真切、丰富,随之而来的是心态的变化与调整,出现了大都书写的热潮。南方文人通过序列化嵌入、神圣化修辞、繁华化呈现等叙述策略,从山川疆域之广大、都城建制之宏伟、文治武功之隆盛等层面,持续建构了“天下大都”的都城观念,进而也完成了对元政权的都城认同与政治认同。元代南方文人都城观念的建立,在北京都城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和定型意义,为明清时期及以后北京作为都城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
关键词: 元代;南方文人;大都书写;都城观念
由蒙古族群建立的元王朝实现了南北大一统。从至元四年(1267)正式动工兴建,到至元九年(1272)定名新城为大都,再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亡,百年间,元大都首次作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登上历史舞台。往前追溯,元大都曾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与南宋对峙时期的金中都、与北宋对峙时期的辽南京。对于元代南方文人来说,南北隔绝已三百多年,且大都地区长期处于北族王朝统治之下,处于中原文化区的北部边缘,对于元大都的都城认同就显得更为艰难与复杂。至少,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自然。萧启庆先生指出:“反观南人从未经历异族统治,蒙元灭宋,不仅是朝代更替,还牵涉到‘由华夏入夷狄’的春秋大义。”①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73页。我们可以说,元代南方文人对大都的认识、认知与都城认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从有意忽视到着意建构的生成与演化过程。元代南方文人是如何看待大都、书写大都,进而建构以大都为都城的观念、完成都城认同乃至政治认同,就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
目前学术界较少从都城角度研究元大都文学。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地域文学、文学活动、元代两都书写的繁荣等角度切入①相关研究有傅秋爽:《北京元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辛梦霞:《元大都文坛前期诗文活动考论》,花木兰出版社2012年版;邱江宁:《南人北上与元代南方文人的“两都”书写》,第二届江南文化论坛,2013年等。,尚较少有学者从文本分析的角度讨论元代南方文人的大都书写与都城认同。整体上看,处在南北混一、车书大同时代的元代南方文人,在关于大都的书写中,通过序列化嵌入、神圣化修辞、繁华化呈现,从山川疆域之广大、都城建制之宏伟、文治武功之隆盛等层面,建构了以大都为都城的都城观念。这在北京都城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与定型意义,为明清时期及以后北京作为都城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
所谓序列化嵌入,是指元代南方文人在大都书写中,有意将元朝放在周秦汉唐的王朝序列,将元大都城放在长安、洛阳、汴京的传统都城序列和谱系中比较,认定并凸显元大都作为大一统象征的都城地位与都城形象,从而解决了元大都作为都城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的问题。
元大都的城市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时期,但作为全国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则奠定在元大都时期。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命刘秉忠等在金中都东北方向新建都城。至元八年(1271),改国号为大元。至元九年(1272)二月,命名新城为大都,原中都城成为元大都的一部分。至元十三年(1276),大都城建成。至元二十年(1283),城内的修建基本完成。②陈高华、史卫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33页。另外,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认为,始于安禄山的范阳·幽州的兴起,经历契丹之副都南京、金国之首都中都,到欧亚大陆帝国蒙古时,成了世界的帝都“大都”。通向巨大中国之首都北京的道路,基本上就是在那时确定的。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元》,乌兰、乌日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9页。一直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亡,元大都首次作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登上历史舞台,持续百年。有研究者将元大都与隋唐长安城视为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两个里程碑,指出元大都城的开拓意义:“元大都城为汉代以来少数平地起建的统一王朝的都城之一,是宋代以后唯一平地起建,同时又是中国古代首座非汉族统治者营建的统一王朝的都城,也是中国统一王朝中首次建都于黄河以北,首次最靠近游牧地区,首次依托近在咫尺仍在使用的旧都(金中都),并在其旁另建的新都城。”③孟凡人:《宋代至清代都城形制布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56页。作为一个崭新的北方都城,元代南方文人对它的接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书写策略也逐步演化。
都城命名是都城观念的直接体现。在元代南方文人的大都书写中,其对大都的命名方式是我们考察南方文人都城观念的一个试金石。整体而言,南方文人对大都主要有四种命名方式。一是面向过去的历史性命名,比如蓟门、幽州、幽燕、幽都、燕都等;二是中性客观的普遍性命名,比如京师、京都、京华等;三是面向当下的独特性命名,比如大都;四是带有修饰性的神圣化命名,比如神京、神都、帝京、帝都等。
元代南方文人在不同名称之间的选择与运用,不仅是单纯的称谓选择,而且蕴含着对大都作为都城的情感、认知与认同。比较而言,历史性的命名意味着诗人与作为都城的大都的某种疏离,也意味着大都作为都城尚未进入古代都城的序列叙述。也就是说,面向历史的命名并没有将大都与其成为都城的事实联系起来,而是仅仅把历史的话语作为现实都城的代称。元初北游大都的南方文人多以历史性的名称指称大都。比如汪元量(1241—1317?)《湖州歌九十八首》记载了南宋皇室被俘北上“杭州万里到幽州”④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2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7页。的过程。这组诗应作于至元十三年(1276)。此时元大都已经命名四年并初步建成,但在汪元量的诗中,他却往往以“幽州”指称“大都”,比如《幽州会同馆》《幽州寒食游江乡园》《幽州秋日听王昭仪琴》《幽州除夜》《幽州会饮》《幽州歌》等。这反映了汪元量作为南宋遗民的政治态度,他内心并未承认大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对元王朝也持不认同的态度。这种用法此前经常在南北隔绝对立时期的宋人笔下出现,比如苏辙有“谁将家书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其十三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之三》)之句。与此相应,汪元量诗中也多次使用蓟门、蓟北、燕山等名称,充满强烈的他乡感、异乡感和天涯感。再比如,至元十六年(1279),因被征召而北游大都的南方文人汪梦斗作《北游集》,有《入都门漫赋》《羁燕四十余日归兴殊切口占赋归八首》等诗。诗歌标题既说是“都门”,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大都作为都城的事实,但又说“羁燕”、“自古幽燕多绝塞”①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第5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189页。(《南乡子·初入都门漫赋》),用传统的“燕”命名,可以看作是元初南方文人大都命名的过渡状态。
相对而言,后三种命名则是将大都纳入都城序列叙述,能直接体现出诗人对作为都城的大都的认同。元代初期以后,虽然偶尔还会出现“燕城”(吴澄《燕城))、“燕都”(顾琛《燕都赋》)、“幽都”(王冕《下直沾》“淡烟荒草是幽都”)的表述,但大都、京师、京城、京华等无疑是占据主流的话语。南方文人对大都的命名逐渐从多元指称到渐趋统一,这也意味着南方文人对大都的都城认同渐趋统一。比如陈孚《咏神京八景》、李洧孙《大都赋》、黄文仲《大都赋》、虞集《京师秋夜》、杨载《到京师》《留别京师》、揭傒斯《京城闲居集言八首》、黄溍《发大都》、胡助《京华杂兴诗二十首》、宋本《大都杂诗》等。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李洧孙《大都赋》和黄文仲《大都赋》这两篇赋。可以说,这种从文学书写的角度将大都纳入都城传统谱系加以创作的都城赋,集中体现了元代南方文人以大都为都城的观念的建构过程,在都城认同方面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意义。黄文仲《大都赋》序言中称“窃惟大元之盛,两汉万不及也”,“今宇宙升平,宜播厥颂”。赋中将金陵、钱塘、汴梁、洛阳、咸阳等均视为“败国之迹”,相比之下,“方今天廓一宇,地合八埏,皇居帝阙,新宅于燕。万方臣妾,罔不后先。犹北辰之朝列宿,东海之会百川”②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6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在这种认同大都为都城的舆论下,一旦有人使用历史性的命名,反倒会引起时人的不满。比如至治元年(1321),南方文人顾琛在大都献《燕都赋》。《南村辍耕录》载:“槜李顾渊白恃才傲物,尝入京献《燕都赋》。翰长元公复初不喜曰:‘今天朝四海一统,六合一家,燕盖昔时战国名,何燕之称?’惭恨而归。”③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1页。北方文人元明善的提问切中要害,而其之所以不喜,表面上看是因为南方文人在大都名称选择上的失误,深层上看则是南方文人未能体现对大都的都城认同和对大元王朝的政治认同引起的。
中国古代都城向来有“居中”的传统,认为都城应位于“天下之中”,天子居中而治四方。《吕氏春秋》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④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60页。在成为元大都以前,不论是唐代时期的幽州,还是辽金时期的南京、中都,大都所在地在当时的南方文人看来,都处于中原文化区的边缘。随着大都成为南北一统的元王朝的都城,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随即影响到南方文人对大都文化中心地位的认识与塑造。在南方文人的都城观念建构中,元大都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空间转移。元大都从一个处于传统文化意识边缘的“地方”“边陲”变成当时人观念中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重新建构,更是文化心理上的重新定位。
从蒙古人的角度看,大都处于天下之中。早在忽必烈居潜邸时,霸突鲁就曾建议忽必烈定都燕京,所谓“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⑤宋濂等撰:《元史》卷119《木华黎传》,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942页。。但对于南方文人而言,大都无疑处于北方的边缘。元初南方文人汪梦斗“身到嬴秦古塞垣,茫茫禹迹故皆存”⑥杨镰主编:《全元诗》第7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95页。(《羁燕四十余日归兴殊切口占赋归》其五)的诗句清楚地显示出了大都所在地区长期位于边塞的事实,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塞,也是文化意识上的“边塞”。这与作为都城理应居中的文化理念不符。于是,在以《大都赋》为代表的南方文人的大都书写中特意强调以北为尊,建立起以大都为中心的空间新秩序,反映了以京都为天下之中的叙事策略和思维模式。①邓稳:《由京都赋看王城居中的观念》,《中国韵文学刊》2013年第1期。这种观念上的阐释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可以看作是凝聚南北士人共识、构建天下一家观念的理论尝试,更是有助于塑造“天下大都”的形象。为此,元代南方文人超越了南北长期对峙分裂和华夷之辨,对大都作为都城进行新的论证。
李洧孙《大都赋》作于大德二年(1298),是南方文人创作的第一篇明确以大都为题的赋。该赋对大都作为都城进行了重新定义和阐释:“仰观天文,则北乃天之中也。……俯察地理,则燕乃地之胜也。”②韩格平主编:《全元赋校注》卷十,吉林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316页。“十纪以来,是不一姓,惟今皇元为最盛;四极之内,是不一都,惟今大都为独隆。”③韩格平主编:《全元赋校注》卷十,吉林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315页。“语其疆埸之广,则商周所未睹、汉唐所未闻;称其都邑之壮,则崤函不为雄、京洛不为尊也。”④韩格平主编:《全元赋校注》卷十,吉林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316页。在该赋中,作者提出“北乃天之中”“燕乃地之胜”,并把皇元、大都放在“十纪以来”的时间和“四极之内”的空间中,强调了元朝疆域之广超越商周、汉唐,都邑之壮超越崤函、京洛。根据黄溍记载:“先生因作《大都赋》以进,一时馆阁诸公咸共叹赏。交荐于上,擢教授杭学,而其赋遂为人所传诵。”⑤黄溍:《霁峰文集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9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所谓“一时馆阁诸公咸共叹赏”说明了大都作为都城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至少在大都文坛广有市场。“其赋遂为人所传诵”则说明该赋对大都作为都城的观念的传播,被很多人接受。约一年后,即大德三年(1299)前后⑥张相逢:《元人黄文仲生平及其献〈大都赋〉时间考订》,《中国韵文学刊》2020年第3期。,黄文仲献《大都赋》,将大都、大德、大元贯穿起来,大都统万方,大德囿万类,大元齐万寿,“通过铺陈大元疆域之大、君王之仁、道德之厚、大都之雄,气势如虹地建立起蒙元一统的地理、政治及道德的合法性”⑦黄二宁:《元代南方文士献赋综论》,《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如此一来,元代南方文人就将皇元与大都放在了王朝与都城的历史序列中进行纵向对比,肯定了其历史延续性,重建了以大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从而为元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大都赋》的出现是南方文人都城观念的跃升与转折。整体来看,元代南方文人笔下的大都,呈现出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过程,所谓“维昔之燕,城南废郛;维今之燕,天下大都”⑧黄文仲:《大都赋》,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6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的宣言,则是这种认识的集中体现。同样的地域,但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显示出不同的意义,以前北朝都城的遗址,已然华丽转身,成为地兼东西南北的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可以说,元代南方文人序列化嵌入的叙述策略,是首次将大都纳入中国古代都城谱系之后的书写,对于大都都城形象的塑造具有开拓之功和定型意义,是北京首都书写的源头。
美国城市学家科特金研究了全球的城市发展史,提出城市具有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作为神圣、安全、繁忙之地⑨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在中国古代都城的文学书写中,往往带有鲜明的神圣化倾向,通过神圣化的修辞,赋予都城独特的神圣文化内涵。这在元代南方文人的大都书写中同样存在。所谓神圣化修辞,是指通过对大都王者之气的渲染,赋予大都自然地理、朝廷礼仪以道德属性和神圣光环,也反映了南方文人以大都为进取之地和梦想之城的大都情结。
元代以前的数百年间,南北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到了元代,“灭夏金,平南宋,结束晚唐以来四百年的纷扰与对峙的局面,建立第一个兼统漠北、汉地和江南的征服王朝,‘索虏’、‘岛夷’遂定于一尊”⑩萧启庆:《元代史新探·序言》,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页。。在新的大一统时代,大都作为都城,逐渐褪去了荒凉萧瑟的“边塞”气息,并被赋予了与都城地位相匹配的神圣色彩。南方文人陈栎《燕山八景赋》云:“今大业之覆焘,亶亘古之所无。建皇都于燕山,信广大而超卓。”①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8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其《燕山八景赋考评》亦云:“京师众大之区,凡山川、疆域、宫阙、观寺、城池、苑囿、仓廪、府库天下之巨丽大观咸在焉,何往非景,何景非胜?”②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8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页。在这种京师“何景非胜”的观念作用下,元代南方文人在大都书写中运用“神京”“金阙”等词语描写大都,极力烘托渲染大都的神圣色彩。
浙江文人陈孚(1259—1309)《咏神京八景》是南方文人最早歌咏大都八景的组诗,也是南方文人中最早以“神京”称呼“大都”的诗作,在南方文人的大都书写中自然意义非凡。陈孚所咏的“神京八景”分别为太液秋风、琼华春阴、居庸叠翠、卢沟晓月、西山晴雪、蓟门飞雨、玉泉垂虹和金台夕照。从“燕山”到“神京”,大都的神圣性大大增强。《咏神京八景》其一《太液秋风》云:“一镜拭开秋万顷,碧天倒浸琉璃影。寒飙夜卷雪波去,贝阙珠宫黛光冷。三千棹歌摇绿烟,湿鬟吹堕黄金蝉。琪树飕飕红鲤跃,衮龙正宴瑶池仙。”③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8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65页。“太液”即太液池,处在大都皇城之内,为放舟游赏之地。湖中有琼华岛,岛上建有广寒殿。诗中用语文雅考究,仙气飘飘,对皇城宫殿极尽美化之能事,以“衮龙正宴瑶池仙”描述宫廷宴饮活动。如果我们将其与元初汪元量“驼峰割罢行酥酪,又进雕盘嫩韭葱”④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2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5页。(《湖州歌九十八首》其七十一)的实录式描述做对比,更可以看出陈孚诗融入神仙意象所带来的神圣意味。再如江西文人傅若金《至京》云:“京国古为形胜地,野人今识帝王居。无时云气浮金阙,尽夜奎文映玉除。”⑤傅若金撰:《傅若金集》,史杰鹏、赵彧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在诗人笔下,大都从“形胜地”升格为“帝王居”,相应的描述词语也改为“金阕”“玉除”。南方文人通过神圣化修辞,在今昔对比的框架中,不断强化大都作为都城的意义。
政治是都城的核心功能,朝堂活动也成为都城文化景观中最具都城特色的内容。首次作为大一统王朝政治中心的大都,被赋予以往只有中原都城能够获得的神圣修辞。元代南方文人通过神圣而华丽的辞藻赋予朝堂礼仪神圣意味,对大都作为都城的形象加以烘托、渲染与确认。比如赵孟
《宫中口号》云:“日照黄金宝殿开,雕栏玉砌拥层台。一时侍卫回身立,天步将临玉斧来。”“殿西小殿号嘉禧,玉座中央静不移。读罢经书香一炷,太平天子政无为。”⑥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7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74页。富丽堂皇的黄金宝殿,雕栏玉砌的巍巍高台,肃穆威仪的朝廷仪仗,阅读经书的太平天子,勾勒出了一个具有神圣性的朝堂空间。这样的颂声之作,渲染太平之盛,是典型的都城诗歌风格。再如赵孟
《元日朝贺 兵曹时作》:“……皇图天远大,圣德日高明。兵息知仁布,民熙见化行。耄倪齐鼔舞,率土共升平。”⑦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7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39页。朱德润《大明殿正旦口占》:“……六宫箫鼓迎春旦,一簇衣冠贺岁朝。宝扇斜行金辇至,丝帘高卷翠烟飘。太平宰相先行酒,盛礼应知绝百僚。”⑧杨镰主编:《全元诗》第37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39页。欧阳玄《大明殿早朝》:“扶摇万里上青霄,凰阙龙池步步瑶。驼背负琛金络索,象身备驾玉逍遥。衣冠俯伏传呼岳,干羽低回看舞韶。湖海布衣瞻盛事,他时田野梦天朝。”⑨杨镰主编:《全元诗》第31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5页。通过朝廷礼仪的书写,烘托“太平礼乐逢昌运”⑩杨镰主编:《全元诗》第36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3页。(柯九思《酬陆友仁城南杂诗十首》其一)的时代感叹。
在赋予朝堂活动仪式感、神圣性的同时,南方文人有关大都的诗文也同样赋予了蒙元统治者以神圣性。赵孟
《钦颂世祖皇帝圣德诗》:“东海西山壮帝居,南船北马聚皇都。一时人物从天降,万里车书自古无。秦汉纵强多霸略,晋唐虽美乏雄图。经天纬地规模远,代代神孙仰圣谟。”[11]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7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47页。此诗以“帝居”“皇都”指称大都,写出大都山川形势之优与人员汇聚之多。放在秦汉晋唐的历史对比中,元朝更是显示出经天纬地的远大规模,由此颂扬元世祖忽必烈的盛德。再如张宪《元会》:“天眷圣明开大业,班分文武列贤僚。股肱元首歌虞舜,富寿多男祝帝尧。万国山河归正统,百王礼乐聚清朝。琼楼玉殿攒金阙,紫雾红光隔绛霄。”①杨镰主编:《全元诗》第57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39页。诗中“天眷圣明开大业”“歌虞舜”“祝帝尧”等均是对元朝开创者的歌颂,“万国山河归正统,百王礼乐聚清朝”更是赋予元王朝以正统和礼乐色彩。揭傒斯《大明殿退朝和周待制》则在神圣修辞的背后,表达了文人心态的彻底转变:“巍巍道德拱羲皇,济济威仪陋汉光。日射龙丈宫女扇,风传鸡舌侍臣香。中宵景气浮双阙,下界欢谣动八荒。词馆小臣何以报,皇图圣寿与天长。”②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7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96页。柯九思《宫词十五首》其三记载的一次祥瑞事件,更直接为大都和朝廷增加了神圣感:“亲王上玺宴西宫,圣祚中兴庆会同。争卷珠帘齐仰望,瑞云捧日御天中。”诗有自注云:“天历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笃怜帖木儿怯薛。第二日,宝房内对速古儿赤、明里董阿、平章月鲁不花、右丞大都赤、哈剌八儿尚书等有来,典瑞院官吉宝儿、同佥答失蛮、经历柯都事奏:十月二十三日,上都送宝来的时分,兴圣殿御宴,其间有五色祥云捧日。当殿本院官院判郑立、经历张符、都事柯九思等,与众于殿前一同仰观,郁郁纷纷,非雾非烟,委系卿云现。似这般祥瑞应时呵,如今与省家文书行移国史院,标写入史呵,怎生?奉圣旨:您每行文书者。”③杨镰主编:《全元诗》第36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页。
游京师是中国古代文人的重要传统之一。作为元王朝的首都,大都也吸引着包括南方士人在内的四方士人前往。“京师固舟车文物之会,而遭时休明,圣天子更化,群贤汇进。天下之士,苟非负巢、许之志,厉夷、齐之行,而遗世长往,孰不延颈引首,愿一至其地,以观礼乐之盛哉?……今既遭其时矣,四方之游京师者,且相属道路矣。”④傅若金:《送刘伯原适武昌将之京师序》,《傅若金集》,史杰鹏、赵彧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页。大都作为京师,是人物都会、名利都府。陈栎《送赵子用游京师序》:“今日之天下,乃从开辟以来,未尝有之混一,极天地之所覆载、日月所照临之疆域,萃海内之大贤名公,星罗林立于众大之都。”⑤陈栎:《送赵子用游京师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8册,凤凰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和其他朝代相比,“(元代)不仅游京师的人数多、持续时间长,从游京师儒士的身份来看,大部分属于江南儒士”⑥申万里:《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考述》,《史学月刊》2008年第10期。。如果说每一个南方文人都有一份自己的“大都情结”,也不算过分。⑦有学者对“京都情结”与文人群体流向的问题进行探讨。参看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0—436页。一旦来到大都,南方文人多被深深地吸引:“镒尝有四方志,曩一至京师,获观山河之高深,土宇之绵亘,都邑之雄大,宫殿之壮丽,与夫中朝巨公之恢廓严重。目识若为之增明,心量若为之加宽,此身似不生于江南遐僻之陬也。”⑧吴澄:《送徐则用北上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大都的山河土宇、都邑宫殿、中朝巨公,从自然景观到人文建筑再到朝中士人,为久处南方的士子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目识若为之增明,心量若为之加宽”,而长期以来作为文化重心的江南则成为“遐僻之陬”了。但实际上,不少士人将大都浪漫化、理想化了。最具代表性的是鲁贞《送程子长北游序》中的程子长所言:
京师,风雨之所交也,文献之所宗也,四方之所辏也。无悲歌以感之,无变诈以惑之,无勇力以威之,无郑声以荡之。遇则能使吾贵如瑚琏,通则能使吾明如秉烛,尊则能使吾重如九鼎,进则能使吾荣如春华。然则舍京师无适己。⑨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9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
这是一段激动人心而又极度夸张的想象之词。在程子长的观念中,作为京师的大都是文献所宗、四方所辏,是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那里歌舞升平、道德淳美,充满各种人生机遇,是士人实现个人梦想的最佳选择,“舍京师无适己”。应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广大南方士子对大都的文化想象,显示出大都对于元代南方文人极强的吸引力。当然,被吸引的并非只有南方文人。虞集《王公信墓志铭》就记载了一个北方人以京师为进取之地的故事:“……先父尝以永平为隘,曰隘则穷,非吾乐也,子孙亦不宜居是。京师,天子所都,吾得托魂魄于其郊,则余志也。而尔子孙,亦利于进取焉。”①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7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81页。这是对京师神话的迷恋,也是当时人以大都为梦想之城的切实体现。
城市是繁华之地,都城更是繁华之地。元大都是一座平地而起的新城,也是一个在短时间内迅速赢得世界声誉的都城。来自江南、西域以及高丽、安南甚至欧洲的文人、官员、使节、商人、传教士纷纷来到大都。在马可·波罗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旅行家在世界城市的坐标系中描述大都的繁华。事实上,元代南方文人对于元大都的繁华也有很多呈现。如果说神圣化修辞赋予了都城神圣化色彩和政治意涵,那么,对于大都繁华景象的描写,则凸显了都城的人气与活力,显示出其世俗的一面。
在金蒙战争时期,当时的金中都遭到严重破坏。贞祐三年(1215),蒙古骑兵攻占金中都,纵火焚烧宫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燕京始终未能得到修复。一直到1260年,为了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忽必烈率先登基称蒙古大汗,升燕京宣慰司为燕京行中书省,开始着手修复燕京旧城。1264年,忽必烈下令修复琼华岛(今北海),重建广寒殿。1267年,在金中都东北方向选新址、建新城。1272年,命名新城为大都。此后,宫城、城门、宫殿等建筑不断被完善。1285年,“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②宋濂等撰:《元史》卷13《世祖本纪》,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74页。。由于大都是一座平地而建的新都城,所以早期的南方文人来到大都后,对大都的描写并没有体现出繁华的特点,反倒有些萧条。比如元初汪梦斗北游大都时,大都还处在建设的过程中,因此,在他的描述中,大都就是一个处于绝塞的草创不久的新城。其《入都门漫赋》云:“粉围万雉拱宸居,新邑由来草创初。省署朝衣杂貍鼠,市廛人迹混龙鱼。望时已近行难到,在处皆宽住似疏。草舞南风半黄碧,客窗幽坐恰便书。”③杨镰主编:《全元诗》第7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91页。朝官穿着貍鼠皮质的衣服,显示出游牧文化的特点。放眼望去,南风一起,是遍地的荒草和漫天的灰尘。我们还看不到大都的繁华盛景,反倒有些草创初期的荒凉萧瑟。
与此同时,随着元朝尊儒重学、优待士人政策的实施,南方文人也逐渐走出了易代之际的阴影,越来越多地北游大都,并且从内心开始接纳大都作为都城的事实。“到世祖末、成宗初,南士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发生明显转变,趋于‘认同’元朝的统治。”④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随之而来的,在南方文人的观念中,元大都不再是边塞之地,而是日益成为富贵利达之区,成为有意仕进的士人的梦想之城。“京师,天下游士之汇。”⑤揭傒斯撰:《揭傒斯全集》,李梦生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15页。(揭傒斯《城南宴集诗后序》)“夫京师,名利之都府。”⑥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吴澄《与祝静得书》)这样的表述在元人诗文中比比皆是。城市建设的不断完善,各方人员的不断聚集,自然就带来了经济的繁荣。黄文仲《大都赋》就极力摹写大都的繁荣景象,体现出来的交通之便捷、贸易之繁盛、城市之繁华,都令读者为之倾心。在南方文人笔下,这种铺张大都繁华的还有不少。比如揭傒斯《杂诗四首寄彭通复》其二:“京师天下本,万国赴如水。珠犀从南来,狗马由西止。浩浩荆吴船,日夜行不已。”⑦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7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93页。胡助《京华杂兴诗二十首》其十四:“久安诚富庶,豪华恣奢淫。优坊饰文绣,酒馆书填金。市中商贾集,万货列名琛。驰骋贵游子,车尘如海深。翩翩江南士,骇目还惊心。”①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9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页。伴随着城市的建设与南人心态的转变,南方文人笔下的大都形象也从早期的萧条草创,逐渐呈现出令人骇目惊心的富贵繁华。
元大都处于农牧交界地带,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双向融汇之地。在元代南方文人笔下,对游牧民族文化景观“本俗之礼”的书写有一个从显到隐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南方文人不断强化元王朝的汉文化(华夏)属性、弱化游牧文化属性(夷狄)的过程,从而建构起符合儒家文化的都城形象。
元初汪元量、汪梦斗等人的大都书写如实地展现了元大都浓厚的游牧文化色彩。汪元量《湖州歌九十八首》其七十到其七十九,非常详尽地记载了元廷款待南宋三宫的十次宫廷宴饮,表现了元廷君臣对待亡宋宫室的热情与礼遇,酒肉丰盛,歌舞盛大,气氛热烈。比如其七十一:“第二筵开入九重,君王把酒劝三宫。驼峰割罢行酥酪,又进雕盘嫩韭葱。”②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2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5页。其七十二:“第三筵开在蓬莱,丞相行杯不放杯。割马烧羊熬解粥,三宫宴罢谢恩回。”③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2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5页。其七十三:“第四排筵在广寒,葡萄酒酿色如丹。并刀细割天鸡肉,宴罢归来月满鞍。”④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2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5页。其七十八:“第九筵开尽帝妃,三宫端坐受金卮。须臾殿上都酣醉,拍手高歌舞雁儿。”⑤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2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6页。这些诗歌是元代南方士人早期对元代宫廷生活的记录,详尽地介绍了“驼峰屡割分金碗,马奶时倾泛玉瓯”(《御宴蓬莱岛》)⑥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2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5页。的、极具蒙古游牧民族特色的饮食、歌舞、宫廷文化,展现了易代之际的宴饮政治。这在元代中后期的大都书写中已不多见。
在元代中后期有关大都游牧文化的书写中,南方文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游牧文化自身的特征,转向了万国来朝的天下叙事。较有代表性的有柯九思《宫词一十五首》《宫词十首》、张昱《辇下曲》等组诗。浙江文人柯九思博学能文,善于书画,精于鉴赏,深受元文宗宠信。他在诗作中完全建立了将大都作为都城的观念认同,表现重点是政治认同之下的君臣互动和文治之盛。在他笔下,大都宫廷书写毫无违和感,更是少有地展现了元朝皇帝的起居日常以及君臣之间的互动。“万国贡珍罗玉陛,九宾传赞捧珠帘。大明前殿筵初秩,勋贵先陈袓训严。凡大宴,世臣掌金匮之书者,必陈袓宗大扎撒以为训。”⑦杨镰主编:《全元诗》第36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页。(《宫词一十五首》其一)“大扎撒”,也写作“大札撒”,又被称作成吉思汗的札撒,一般认为这是一部由成吉思汗颁布的法典⑧张长利:《关于成吉思汗大札撒的若干问题》,《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本是极具蒙古文化色彩的朝廷仪式,在玉陛珠帘、殿筵祖训的话语修辞下,拉近了与具有汉文化背景的读者的心理距离。“黑河万里连沙漠,世袓深思创业难。数尺阑干护春草,丹墀留与子孙看。世袓建大内,命移沙漠莎草于丹墀,示子孙毋忘草地也。”⑨杨镰主编:《全元诗》第36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页。(《宫词一十五首》其二)这里从创业艰难的角度议论,以黑河、沙漠、草地为代表的异域文化,化作“数尺阑干护春草”,成为一个极具观赏性的景观。“四海升平一事无,常参已散集诸儒。传宣群玉看名画,先进开元纳谏图。凡御览法书名画,群玉内司掌之。”⑩杨镰主编:《全元诗》第36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页。(《宫词一十五首》其四)诗中描写的元朝皇帝,与诸儒论儒学、看名画、学古史,完全是一幅儒家明君形象。张昱《辇下曲》:“职贡蛮夷通海徼,筦衣毳帽步逡巡。翠华阁下颁缯币,圣主留恩柔远人。”[11]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4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9页。在这些诗句中,圣主之儒雅、君臣之相得、万国之朝觐、创业之艰辛等,与元初重在凸显游牧饮食的诗歌相比,风格面貌,迥然有异。可以说,以《宫词一十五首》《辇下曲》为代表的南方文人创作,实现了大都书写的话语转换,也实现了都城观念的确立巩固。此外,袁桷“万国梯航满禁衢,卉裳象译语音殊”[12]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1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40页。(《元日朝回》)、“先皇雄略函诸夏,拟胜周家宴镐京”①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1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44页。(《内宴二首》其二)等也体现了宫廷文化书写的文化转化,不再强调游牧文化的色彩,而把元宫廷文化直接与周王朝的饮宴之礼相对接,显示出元代宫廷文化的继承性与合法性。
特别是随着科举制度的恢复和进讲制度的建立,科举、进讲等带有明显儒家文化意味的景观成为诗人笔下的主要表现对象。南城、廉园、长春宫、试院、宫殿等都成为南方士人大都书写的重要空间。贡师泰《南城监试和同院张进远韵》:“清朝隆礼治,仙馆荣贤良。冠冕山河大,文章日月光。九关严虎豹,千仞下鸾凰。此日桥门盛,何论汉与唐。”②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0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68页。对元朝科举取士的盛况大为赞赏,认为超越汉唐。贡师泰《明仁殿进讲五首》③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0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12页。中“觚棱雪转寒无奈,先许儒臣到讲帷”表示元帝对儒臣嘘寒问暖;“许教留在御床边”的礼遇有加,饮食上多加照顾;“也爱儒臣勤讲读”说明元帝对儒家思想的兴趣。胡助《京华杂兴诗二十首》其四:“圣心资启沃,旷典开经筵。大臣领其职,诸儒进翩翩。讲陈尧舜道,庶使皇风宣。恭惟帝王学,继统垂万年。方将耀稽古,宠遇光属联。”④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9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页。周伯琦《十一月廿八日明仁殿进讲作》:“垂拱无为犹访治,万方声教一时同。”⑤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0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54页。礼治、儒臣、圣心、经筵、尧舜、声教等词语密集出现,体现了以儒臣自居的身份意识和写作立场,迥异于元初遗民身份作用下的游牧饮食文化展现,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儒家文化色彩的典型场景。换言之,到了元中后期,带有明显游牧色彩的事物在诗人笔下慢慢变少乃至消失,或者是开始转换角度与认知,成为一种带有皇家气派、异域风情的意象。这与南方文人对大都作为都城的认同与情感有关。
随着南方文人在大都生活时间的增长,对大都的了解与认识更为丰富,岁时节令、民情风俗的记录与展现也逐渐增多。这些关于除夕、元日、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的诗歌,赋予了大都中原节庆文化的内涵,在展现大都民俗的同时,也展露了南方文人在大都的心态与情感。
浙江文人胡助《京华杂兴诗二十首》值得关注。其序言曰:“余待选吏部,贫不能归,尘衣垢面,憧憧往来,盖亦莫自知也。于是以日所闻所见、感触于中者,辄形为诗。五言五韵凡二十章,题之曰《京华杂兴诗》。……他日南归,将以夸示田夫野老,俾略知京华之风云尔。”⑥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9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页。延祐二年(1315),胡助首次来到大都,以才学干谒名公大卿,获得美化书院山长的职位。这里说到“待选吏部”,应是指泰定二年(1325),胡助因秩满赴选吏部受九品初职⑦徐永明:《胡助年谱》,《古籍研究》2001年第4期。。在这二十首诗中,胡助对大都的建筑格局、朝廷君臣、漕运运输、宗教信仰、学术风气、狩猎风俗、水土物产、消遣游乐等情况分别作了介绍。比如写大都地位的升格“朔方古燕国,今为帝王都”⑧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9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页。,写大都的朝廷礼仪“崇天壮宫阙,朝贺临大明。礼乐参今古,郊庙荐德馨”⑨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9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页。,写大都的繁华“久安诚富庶,豪华恣奢淫。优坊饰文绣,酒馆书填金。市中商贾集,万货列名琛”⑩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9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页。,写贫富的差距“苦乐谅习惯,贫富何由均”[11]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9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页。。当然,最终的立意则回到了“他年老田野,尚想京华风”[12]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9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页。。相比元初汪元量、汪梦斗浮光掠影印象式的大都书写相比,胡助诗歌中的大都书写内容集中于渲染“京华风”,更加丰富细腻,也更加真实客观。
在大都生活数十年的南方文人欧阳玄,其诗歌“内容多围绕其翰苑生涯,如早朝、参加祭典、谢恩、侍宴、主考、受门生拜谢等等,润色鸿业的特点十分突出”[13]欧阳玄撰:《欧阳玄集》前言,魏崇武、刘建立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欧阳玄(1283—1358)在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以治《尚书》与贡,次年以第三人赐进士及第,累迁至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至正十七年(1358)卒于大都。除了中间短暂的外地任职,欧阳玄在大都生活了四十年左右。欧阳玄《渔家傲》是少有的完整描写大都十二月节令风俗的长诗,是大都书写的重要文献。其《渔家傲·南词并序》云:“以道京师两城人物之富、四时节令之华。……然数岁之中,耳目之所闻见、情性之所感发者,无不隐括概见于斯。至于国家之典故,乘舆之兴居,与夫盛代之服食、器用,神京之风俗、方言,以及四方宾客宦游之况味,山林之士未尝至京师者,欲有所考焉,此亦可见其大略矣。”①欧阳玄撰:《欧阳玄集》,魏崇武、刘建立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5页。该词作于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二月,是欧阳玄仅存的词作。这组词成为元中期南方士人大都书写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虽然是词的形式,但总体上却呈现了赋的铺排渲染特征。从“正月都城寒料峭”到“十二月都人供暖箑”,《渔家傲》呈献给读者的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细节化、亲切可感的大都形象,包含不同季节的气候变化、节令民俗、娱乐活动、朝廷活动等。这与欧阳玄本人在大都长时间的生活经历有关。在这组词中,褪去了南方士人大都想象中的功利色彩,超越了赋作中对大都生活的粗线条描写以及大都地位的观念性的论证,显露出大都生活细腻温馨的质地。比如《渔家傲》云:“八月都城新过雁,西风偏解惊游宦。十载辞家衣线绽。清宵半,家家捣练砧声乱。等待中秋明月玩,客中只作家中看。秋草墙头萤火烂。疏钟断,中心台畔流河汉。”②欧阳玄撰:《欧阳玄集》,魏崇武、刘建立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其中“客中只作家中看”传达出的信息意味着,大都已经作为一个生活化的空间被南方士人了解、认识以及认同。
终元一代,元代南方文人不断北游大都,以外来者的“他者”视角充满好奇地打量这个新兴的北方城市,也用诗笔书写这个新晋的国家首都。整体上看,南方文人对元大都的文学书写与都城认同经过了一个曲折、动态的过程。随着元廷崇儒重学政策的实施,南方文人逐渐走出了易代之际的遗民心理,越来越多地北游大都。这种亲身游历不仅使南方文人近距离地了解了大都,也让他们对南北大一统的局面有了深刻体认,“既缓解了易代的焦虑,也逐步认可了元朝的正统地位”③陈彩云:《元代南方士人的中原旅行与国家统一意识的重建》,《民族研究》2023年第1期。。随着大都城市建设的日益完善,在实地了解和认同心理的作用下,南方文人对大都书写的呈现面和深入度均不断拓展,大都也逐渐摆脱了元初草创都城的形象,逐渐显示出其富贵繁华之相,显示出更多元、更丰富的生活场景和文化内涵。其中,对大都的颂美成为元代中期以后大都书写的主旋律和最强音。可以说,元代南方文人通过序列式嵌入、神圣化修辞和繁华化呈现,展现了元大都从边缘到中心、从凡俗到神圣、从荒芜到繁华的历程,不断弱化游牧文化色彩,突出了儒家文化景观,赋予了大都成为首都所需要的正统文化色彩,建构了元大都“唯今之燕,天下大都”的城市新形象。元代南方文人的大都书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首次正面、全面和深入地描写大都,也是首次将大都纳入中国古代都城谱系之后的群体书写,强化了“天下大都”的都城观念,展现了以大都作为京师的政治认同得以建立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明清时期将北京作为首都的文化心理基础。
作者简介: 黄二宁,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18ZDA23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元代各民族文学交融背景下元诗的发展与流变”(18ZDA340)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