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基于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传统村寨及两个扶贫安置社区的田野调查,通过“客观变迁-主观叙事”这一整体分析框架,开展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社会心理服务探索,以期呈现民族地区安置群众从“安身”到“安心”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田野调查发现,因空间环境、生计方式及社会文化的变迁,安置群众面临社会身份转型、集体记忆嬗变及共同体认同缺失等安置社区社会心理服务现实问题。立足于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的现实要求和安置社区社会心理服务的外部塑形,本文从空间变化与身份转型的协调、生计方式与集体记忆的整合、文化认同与共同体认同的互嵌三个维度,提出了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从“安身”到“安心”的社会心理服务内在逻辑,以期为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可参考案例。
关键词: 安置社区;社会心理服务;社区治理;四川凉山州
民族地区扶贫安置社区(以下简称“安置社区”)是指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群众聚集生活所形成的共同体及其活动区域。①叶家璨、王晓刚:《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安置社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民族学刊》2022年第11期。易地扶贫搬迁已成功让民族地区安置群众从生存条件艰苦、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的传统村寨,搬迁至环境相对宜居、设施相对完善、交通相对便利、人口相对集中的现代化“安置社区”,迎来了生活质的飞跃,实现了“安身”的阶段性目标。随着生活环境的时空结构性转变,安置群众记忆中世代传承的生计方式、传统文化、社会关系及心理与行为也会随之变化,进而引发一系列因集体记忆消逝、社会身份转型、共同体认同缺失而带来的排斥感、歧视感和剥夺感,给“安置社区”治理带来“看不见”的心理隐患。因此,“安置社区”治理应重视安置群众“安身”问题,更要重视其“安心”问题。为实现民族地区安置群众从“搬的出”走向“稳得住”“能致富”,应立足于行为科学的顶层设计与扶贫安置新阶段的现实问题,以科学的社会心理服务为理论支撑帮助其从“安身”到“安心”。
社会心理服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时代建设中总结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①连朝毅:《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社会心理服务是依据我国国情、各民族传统文化和心理行为特点,运用多学科策略有效解决民众的社会心态改善、心理健康促进、公共危机管理、民族团结提升、社会共同体认同、民族文化传承和美好生活实现等社会治理问题。②王晓刚、陈秋燕、王梦龙:《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理论思考与构建》,《民族学刊》2021年第5期。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尤其值得重视,也应发挥其独有的社会治理功能。不同于当前社会心理服务建设试点城市,民族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积淀过程中,形成了在心理诉求、民族文化和工作特色上有别于其他地区的鲜明特点。③李静、强健:《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的困境及优化》,《民族学刊》2021年第5期。在社会心理服务建设的共性前提下,包含了地域性发展与文化适应诉求,④程科、何雯静:《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路径探索——基于藏区青少年心理健康观的质性研究》,《民族学刊》2021年第12期。其功能在于促进民族交融,维护民族团结,维持民族地区稳定,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建构。⑤管健、杭宁:《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0期。当前,民族地区正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不仅需要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更需要心理建设;不仅需要刚性治理方式,更需要柔性人文策略。⑥王晓刚、陈秋燕、王梦龙:《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理论思考与构建》,《民族学刊》2021年第5期。在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对保障人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塑造积极的社会心态,满足各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助力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都具有深远意义。
安置群众从“安身”走向“安心”并非直线式的正向发展,可能出现交错、波动的状态。如果由于客观社会环境的变迁、主观情感记忆的嬗变以及共同体认同缺失等因素,应对不当,安置群众出现了不易觉察的“安心”困境,进而会影响其搬迁之后的“稳的住”和“能致富”。这显然是有悖于易地扶贫搬迁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初心。只有真正实现了身心安定,安置群众才能以更加积极向上的姿态追求美好生活。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安置群众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社会变迁?客观社会环境的变迁又对安置群众主观叙事为载体的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立足于民族地区的现实基础和客观条件,维护各民族的现实需求与传统习俗,尊重各民族的心理与行为特点,形成具有特色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这是本文意在探讨的问题。
对于易地扶贫搬迁而言,其主要目标在于通过移民搬迁打破长期以来“贫困—环境恶化—再贫困”⑦沈红:《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人口的边缘化——少数民族贫困的历史透视》,《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的恶性循环,从而实现在改善迁出地生态环境的同时,帮助安置群众更好地迈向脱贫致富道路。在实践层面,民族地区对易地扶贫安置社区皆开展了差异化的基层治理自主创新探索,也涌现出较多各具特色的建设案例与实践经验。在学术领域,困扰社区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传统社会治理问题也成为不同领域学者关注的重点。综合实践和理论层面来看,“安置社区”的社会治理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宏观政策执行力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社区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偏差①何得桂、党国英:《西部山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基于陕南的实地调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及其解释②李博、左停:《遭遇搬迁: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陕南王村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二是易地扶贫安置群众生计持续问题,具体表现为因安置群众内卷化③李俊杰、郭言歌:《“三区三州”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机制优化探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9年第5期。、低聚合④閤小操、陈绍军:《重启与激活:后扶贫时代易地搬迁移民生计转型与发展研究——以新疆W县P村为例》,《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1年第5期。与内生性发展不足⑤汪三贵、郭建兵、胡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若干思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等问题,导致其生计转型与发展受到阻滞;三是“安置社区”治理体制机制问题,具体表现为社区治理在“直接-间接”⑥谢治菊:《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困境与对策建议》,《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15期。、“强-弱”⑦吴新叶、牛晨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两个维度之间的抉择。
“安置社区”建设与治理不仅是从物质到情感融合的过程,也是从地缘共同体到情感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一方面,过于数据化、实证化的易地扶贫政策执行分析,使得反映安置群众主观诉求的话语仅停留在“需要或不需要”、“满意或不满意”、“适应或不适应”等只言片语之中,成为政策执行困境的注脚。在经历了如此大规模的整体搬迁后,安置群众所经历的客观社会环境变迁、主观情感体验必然是丰富的,然而其丰富的身体体验与心理感知却淹没于宏观的政策分析之中。另一方面,由传统社会治理层面的社区建设视角而提出的对策建议也多停留在如“多元共治,共同参与”、“生态和谐,商贸畅通”、“改善生活,注重基建”等“普适性”层面,缺乏从安置群众主观叙事角度提炼出更深层次的针对性举措。
综上所述,既往研究多从宏观层面探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偏差、安置群众生计持续以及社区运行与建设等传统社会治理层面的“安身”问题,较少涉及对安置群众的主观情感体验、社会心态培育以及共同体认同等社会心理服务的“安心”问题。安置群众从“安身”到“安心”,需要关注其在易地扶贫搬迁这一重大民生工程下所经历的客观社会变迁及其相对应的主观记忆建构过程,并以此找寻蕴藏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实问题中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路径,以期通过系统化的社会心理服务提升“安置社区”基层治理能力,构建社区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治理举措。
本研究的田野点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的“安置社区”。根据昭觉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昭觉县常住人口为252435人,其中城镇人口45183人(17.90%),农村人口207252人(82.10%)。彝族人口占98%,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昭觉县位于西南横断山系东北缘,地处大凉山腹心地带,面积2557.21平方公里。境内地貌崎岖、地形破碎,最高海拔3873米,最低520米。当地高寒山区、高二半山区、河谷区交错,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安置群众原居地大山绵延、沟壑纵横,主要从事农牧产业,效率低且成本高。“吃水望天落,出门就爬坡,上学就医难,住的穷山窝”是脱贫前人们生活条件的现实写照。为彻底改变这一现状,昭觉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2月在当地调研时的嘱托,把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作为彻底改变贫困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和享受更好公共服务的最大发展机遇来抓。经过努力,昭觉县易地扶贫搬迁12239户,54505人,占全县贫困人口54%,集中安置率达96.1%,建设集中安置点354个,脱贫攻坚成效显著。作为四川省易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大部分群众被安置在五个县城集中“安置社区”内,共4569户21693人在安置社区开启了新生活。
1.传统居住空间的简易性。生活空间环境变迁是安置群众所经历社会变迁的最直观体验。从大环境看,在集中安置前,他们皆来自昭觉县周边的村寨。这些村寨地势崎岖、地形复杂,山高、谷深、坡陡,水土保持能力差。村落一般以氏族为单位,分散而居,独立发展。房屋多为“一字型”庭院式建筑,道路规划随意,不成系统;房屋前后紧邻耕种用地,形成居住地与耕地相邻的空间分布。
2.现代生活空间的标准性。集中安置后,群众搬迁到城区以北3公里左右的两个集中“安置社区”,周边地势平坦且起伏小。排除地形因素,每栋楼房处于同一地理水平,总体上呈现出“前有河流、背靠山脉、山环水抱、向阳而居”的地理格局。在“安置社区”内,建筑以主干道为中心线,以南北朝向向两边分散坐落,建筑间种植绿化植被,修建了凉亭、健身器材等公共服务设施。主干街两旁是经营商铺、就业技能培训教室、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爱心超市等公共服务场所。在统一结构的一室两厅、三厅安置房室内,社区也为每户安置群众配套了床、衣柜、餐桌等居住用品。每栋建筑外墙面均涂上与彝寨内住房相似的土黄色,顶层房檐处沿用彝寨内常用的木制牛角拱形式搧架结构。房屋构建、室内空间功能布局与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部分彝族特色的建筑元素,但与传统村寨比,还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传统生计延续中的单一性。生计方式转型是安置群众提高社会适应力和实现振兴发展的重要保障。集中安置前,昭觉县所处区域地势崎岖,海拔高,生态环境脆弱,交通不便。安置群众世代居住于周边山区,过着以农牧为主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解放后,伴随着经济发展及农牧业技术水平提高,人们有了多余的粮食及牲畜可用于商品交易换取钱财,因此也存在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情况。然而,有限的商品交易及偏僻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与物流的局限,一直制约着当地的脱贫致富及乡村发展。从消费方式看,注重文化消费而不善于财富积累是致贫的另一社会心理因素。年节、待客、作毕、婚丧嫁娶等都是村民金钱、农作物、牲畜的主要消费节点。这种消费观是文化行为和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体现,而非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2.现代生计方式中的多样性。搬入“安置社区”后,安置群众不再以农牧业收入为主,主要劳动力大部分选择外出务工,进入大城市谋求更高收入。在完成职业技能培训后,当地政府和“安置社区”对有意向外出务工群众,形成由政府牵头统筹管理、各部门精准调度和社区协助协调联动的立体化、网格化就业扶贫新格局,并依托东西部扶贫协作、省内对口帮扶、劳务经纪人带动等方式,形成以“产业+就业”促进安置群众市民化后的就业发展模式。这些针对性的就业举措既确保了安置群众的生活生产方式转型和生活水平提升,也逐步形成了稳定的就业发展平台。
1.传统社会文化的族群性。在凉山彝语中,火把节译为“都则”,其本质意义为对火的崇拜。在传统彝寨,每逢火把节来临,家家户户会提前杀好猪、宰好羊,并将煮好的肉放于祭台上对火神进行祭拜。到了打火把时候,各家各户会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干松木和松明子捆在一起做成火把,在火把节夜色中将火把在自家的火塘内点燃,沿着村寨的蜿蜒小道在各村寨间奔走相告,嘴里诵着盼温暖、灭害虫、祝丰收等对来年的祈愿。火把节期间,除打火把仪式外,还伴随着选美、赛马、斗牛、斗羊、斗鸡、“朵洛荷”等体育竞技项目及民俗活动。
家支文化是四川凉山另一重要地域文化。在传统彝寨,崎岖地势及大山大河的阻隔使得每个村寨形成了分散而自主的彝族家支。作为彝族社会的细胞组织,家支与乡村基层治理组织一起维护着当地社会秩序。社会关系根源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家支更是在此基础上有血缘的天然链接。在家支中,每一成员都生活在血缘关系中,以此作为成员行为选择的重要依据,即通过内部互助合作机制,在约定俗成的共同规范制约下,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社会关系为根基的情感、利益共同体。在家支文化中,家支的整体利益由每位本支成员的个人利益结合而成,每位本支成员也将自己所在家支的整体利益视为个人利益,从而构成“一人有事百人帮,一家有难百家当”的局面。
2.现代文化的复合性。搬迁后,火把节的庆祝方式及功能开始从祭祀、祈福功能向区域旅游发展功能转变。昭觉县政府在保留传统彝族火把节基础上,将火把节拓展为昭觉县文旅资源,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社区工作人员介绍,2021年火把节当天共准备了6个活动项目,分别为选美、赛马、斗牛、斗羊、摔跤、打火把。除打火把仪式外,其余5个活动项目以“竞赛+奖金”形式鼓励安置群众积极参与其中。往昔以氏族村寨为单位,以祭祀、娱乐为主要目的火把节逐渐演变成一个区域性盛会,同时也成为凉山州政府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的名片。原先以村寨为主要活动场所的界限被打破,演变为由政府统一组织、安排特定场所作为火把节的庆祝地点。另外,随机抽签分配房屋的政策使得家支成员在空间上出现了一定的分散。“安置社区”内通过设立社区党组织、村民委员会、社区楼栋长等形成了制度化、立体化的基层治理网络,对他们的生产生活予以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也拓展了他们在社区层面的社会支持和人际网络。安置群众的社会关系网络变迁,正在重新塑造其行动逻辑。
伴随着生活空间、生计方式、传统文化的变迁,安置群众也面临着从“村民-居民”的身份构建、从“迷茫者-守望者”的生计转型以及从“族群认同-社区认同”的共同体认同重塑。因此,当安置群众重新进入基层社会互动结构后,也意味着他们在社区中需要重新找寻能够依循的生存理性选择。
身份转型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究其根本即个体与社会在一系列冲突与协调作用下确立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同一性问题。身份重构是在社会环境变迁下对这一系列问题的重新认识,并经由个体记忆中的回忆、积淀、凝结成为“我们”的记忆。①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 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5-86页。流动人口通常会因为户籍受限等“外在化”心理认同因素影响到对流入地的归属感,导致难以融入流入地,实现从“他们的”到“我们的”转变。不同于居无定所的“漂流族”,昭觉县安置群众在经过资格确认、排队、抽签、公示等一系列流程后领到房产,具备了融入现代化“安置社区”的户籍保障。然而,对安置群众而言,身份重构遇到的问题更多地呈现出客观环境与主观建构相互作用引起的冲突和矛盾,即在其“村民”记忆解构与“居民”身份重构过程中遭遇的危机。“现在的新家非常好,政府也给我们分配了‘九件套’,但相比老家房子,新家的彝族气息少了点,像火塘这些原来彝族房子里有的东西,在这里是没有的,现在我偶尔还会回老家看看,大概一年回去两三次,那么大一块地,我想看看它长啥样了。”(AZAG-20210723)“原来老家太旧了,那个房子就是土房子,现在虽然好多了,但一开始搬下来啥也不会用,那些新家具(电器)也不敢碰,生怕就点坏了,所以刚搬下来时候还是有点不适应。反正就是好多事情不习惯,关键是这边好多事情因为没读过书嘛,没有文化,好多事情呢就是不懂,所以刚搬过来的时候还没有适应这样的生活。”(NBRP-20230306)
生活空间变迁需要安置群众明确“我属于哪里”这一重要的身份认同议题,形成人与社区间紧密的社会和心理联结。易地搬迁让安置群众住进新居,使他们充分感受到扶贫安置工程带来的福祉。社区空间规划、生活功能设计、室内空间结构等都以现代化城镇生活方式规划,并适当保留部分传统建筑元素,力求兼顾居住环境现代化和文化传承。除作为日常生活的场所外,居住空间也是安置群众社会关系和认同与归属感的重要载体。安置群众搬迁后从“村民”到“居民”身份转型背后的结构逻辑,本质上可看作一种社会性标识,其背后展示的是对地域与群体的某种归属关系。就地域身份认同而言,他们言语中透露出的信息是肯定的,即对“我从哪里来”这一问题有着清晰的回答。但对“我属于哪里”这一群体身份认同问题,他们内心却有着不同的答案。有人认为“自己并不属于这里”,有人认为“安置社区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有人“游离于二者之间”。对于安置群众而言,这样的结果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安置群众明明已经有了户口,“居民”的身份已得到了官方权威承认,但却往往得不到日常生活的佐证,也无法同生活环境的变迁产生共鸣。“安身立命”固然重要,“安心立命”也不可或缺。安置群众必须面对从“他们”到“我们”这一社会身份构建过程中的“心”的变化。
搬迁前,昭觉县周边乡镇村民世代生活于大山中,世代传承的传统农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计方式,与土地形成了难以割舍的情感。这也正印证了费孝通所述的一种“桑梓情谊”①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赵旭东、秦志杰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即人与土地在乡土社会的强烈情感联系。然而,伴随着传统农业生计空间缺失,日常生活成本提高,生活开销变大,逐渐成为安置群众普遍遇到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无土安置是一种必然选择。一方面,面临庞大的扶贫安置工程,县城周围有限的土地资源使政府无法保证村民在搬迁后都有耕地;另一方面,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和传统的农业生产难以延续,人们在集体记忆中熟悉的生产生活方式无法沿用到新环境。这些变化适应问题对安置群众而言是持续、缓慢和复杂的。“我母亲还是喜欢原来的农村,虽然旧了点,穷了点,但荞麦、土豆地里都有,直接拿就好了,现在的生活倒是啥都要钱,母亲没有种地了也不太习惯,早上起来也不知道干啥子。”(AHDJ-20210706)
生产生活方式变迁为安置群众带来的主观情感诉求,是集中安置后树立积极情感基调及价值观念、展示安置群众生活智慧的重要因素。安置群众以往“靠天吃饭”的生产生活方式变成新型城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村寨的生产生活经验和新环境的生产生活经历不断地整合进新的集体记忆。正如费孝通所说:从基层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②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农耕作为安置群众世世代代的生计来源,“土”的消失意味着生计或生活方式面临转型和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后,安置群众的生活智慧、情感基调、价值观念也随之调整,从迷茫到欣喜、传承到创新、适应到发展是安置群众生活融入和心理接纳的根本环节,也是实现从“安身”到“安心”的基础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科研队伍,通过考察各民族历史渊源、风俗习惯、心理认同以及宗教信仰等文化要素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并以“民族”这一概念来体现群体身份与归属。③王希恩:《中国民族识别的依据》,《民族研究》2010年第5期。文化作为民族集体记忆和整合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重要基础,每一个民族都有与其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传统文化世代流传,以此展现各族人民的记忆、血脉及灵魂。④麻国庆:《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火文化和家支文化是彝族的代表性文化,火文化承载着彝族对社会、自然的理解与敬畏,⑤曲比阿果:《凉山彝人火文化的传承与变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家支文化则是彝族血缘关系下归属与认同的体现⑥蔡富莲:《当代凉山彝族家支聚会及其作用》,《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它们产生于彝族世代生活的环境及随之形成的生活智慧。扶贫安置让他们离开了高山峡谷和农牧生活,进入到现代化城镇社区生活,文化土壤变化必然带来文化变迁。“现在生活是不一样了,以前过节大家都要围到火塘边,有事说事,没事就干坨坨肉(彝族传统美食,猪肉块),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还是像城里人一样,该做饭做饭,该炒菜炒菜,家里有事就在客厅商量,该帮忙就帮,这些还是一样的。”(MSAQ-20211222)“原来过火把节,家家户户都要烧干松木和松明子,一个村子的人聚在一起围着火把跳达体舞。过彝年时每家人都要杀猪儿庆祝,原来是在哪里都可以杀猪,现在不一样了,杀猪有了集中点。火把节烧火也只能在广场举行,不是在哪里都可以了。”(HLYR-20210814)“现在遇到事情了,整个家族还是会聚在一起讨论,只不过没有原来那么频繁了,比如堂哥堂弟出了什么事情,或者结婚啥的,一家人就会聚在一起讨论事情。现在很少了,如果遇到涉及利益问题也会走法律途径,社区里有专门的法律咨询处,有问题可去那里问一下。”(NMRW-20210713)
凉山彝族的火文化和家支文化产生于其既定的物理空间及自然空间基础上彝族人民的日常活动。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改变了安置群众的居住场所与社会关系,同时其民族传统文化也面临着传承与创新。一方面,火文化根植于彝族人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之中,并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搬迁后,火塘生活功能的替代与火把节节庆仪式的转型,意味着安置群众需要在日常生活逻辑中重构火文化所承载的惯习与场域。另一方面,伴随着血缘、地缘及其相应行动能力的弱化,家支逐渐脱离出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的依附。安置群众族群认同与制度规范的断裂,意味着社区需要在治理过程中重新架起一座维系共同体认同的桥梁。总之,传统民族文化变迁其实质也是从“族群认同”到“社区认同”的共同体认同转换。因此,在反思文化变迁带来的共同体认同脱嵌的同时,“安置社区”基层治理也应在理性应对从“安身”迈向“安心”承袭过程中制定新的制度规范。
“安置社区”社会心理服务应让安置群众熟悉并创造新环境、新生活、新关系和新文化,避免因缺乏有效社会支持而产生剥夺感、排斥感及歧视感。作为民族地区扶贫安置的代表性地区,凉山昭觉县在帮助安置群众面对和适应多种变迁,实现“村民”到“市民”的身份认同转变,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构建新的社区共同体认同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为“安置社区”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也存在一些可完善之处。
1.完善搬迁后的相关制度,以针对性的社区服务提高安置群众市民化能力
首先,为了转变安置群众的生活习惯,M社区在临时党支部成立后便召开居民大会,通过《社区居民公约二十条》、《社区居民公约实施细则“三十六”禁》等规章制度,纠正安置群众的陈规陋习,提倡健康文明的社区风气。同时,为了保证“安置社区”内群众能够真正了解政策、享受政策、遵守政策,当地社区安排工作人员及社区志愿者深入社区,根据家庭具体情况,针对每个安置群众进行政策讲解,逐个检查、人人过关,确保政策讲清楚,群众听明白,做到一户至少有一位政策明白人,并就个性问题进行解答,让每一位安置群众能够享受到政策扶持。其次,大力发展子女教育及劳动力培训,以学校社区为服务平台让随迁子女更好地融入安置后续生活环境,以期实现未来个人的发展。昭觉县政府将教育作为推进脱贫奔康的治本之策,按照“学前教育打基础,义务教育抓质量,高中教育求突破”思路,投入14.25亿元在“安置社区”周边新建义务教育学校6所、迁建3所、改扩建70所、新建高中1所,新增教学和辅助用房面积17.61万平方米、投入1.23亿元购置义务教育仪器设备,全面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并通过增补各学科教师,新增中小学学位等方式,保障30222名脱贫家庭子女全部入学就读,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达到省定标准。在劳动力培训方面,“安置社区”通过开展多样化的职业技能培训活动,提高安置群众的城镇就业胜任力。为了保障安置群众进一步适应社区生活环境,提高就业能力,“安置社区”以“培训一人,就业一人”为目标,为安置群众开设多样化的职业技能培训班,包括电工、家政、厨师、计算机等培训供安置群众依照自身的兴趣及需求参与。为吸引安置群众积极参与到培训中来,社区采用激励性举措,以每位安置群众每天100元补助作为培训补贴,鼓励安置群众结合自身意愿与兴趣参加为期23天的职业技能培训。最后,“安置社区”提供了丰富的社区公共服务,不断提升安置群众市民服务水平。为满足安置群众各式各样的公共服务需求,“安置社区”坚持完善党群服务中心、运动场、老年娱乐中心、社区医务室以及幼儿园等一系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并配套社区爱心超市、水电自助缴费大厅、农贸商铺等便民服务点,旨在为安置群众提供更加精细化、专业化、便民化、多元化的社区公共服务,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积极营造和谐的社区氛围。
2.构建多元主体就业产业发展平台,形成精准导向生计发展路径
在完成职业技能培训后,昭觉县政府和“安置社区”对有意向外出务工群众,形成由政府牵头统筹管理、各部门精准调度和社区协助协调联动的立体化、网格化就业扶贫新格局,并依托东西部扶贫协作、省内对口帮扶、劳务经纪人带动等方式,形成以“产业+就业”促进安置群众市民化后的就业发展模式。对不具备务工能力的高龄群众而言,保洁、安保、楼栋长等社区公益岗位则给予他们一定的择业导向。这些针对性的就业举措既确保了安置群众的生活生产方式转型和生活水平提升,也逐步形成了稳定的就业共同体,增强了他们对新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产业化发展方面,昭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就业服务管理局联合州内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将彝绣产业作为民族特色劳务品牌,以社区彝绣工坊为载体,组织安置群众参与彝绣及周边产业的培训与制作,并通过指定电商平台将这些承载民族传统文化的产品推向市场,在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保留并延续民族传统记忆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安置群众生计的接续。“守着家,抱着娃,挣着钱”,这一句写在彝绣班教室墙上鼓励的话,投射出的便是“绣娘”们参加培训的内在诉求。另外,昭觉县政府还挖掘当地传统农业优势项目,形成了以传统种养产业线,百里特色产业示范带,东西两翼中药材新兴产业园区为主线的州级农业产业链,并通过入股分红和就近务工进一步构建产业共同体,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实现安置群众致富目标。
3.发扬彝族传统民俗文化,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在社区文化活动方面,调研地社区通过充分发掘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优势,将彝族特色舞蹈“达体舞”作为安置群众重构社会关系的载体。达体舞作为彝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人们对美好而健康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具有较强的普适性与大众性特征。而由黑、红、黄三色构成的巨型太阳底纹的社区广场则为其搭建了良好的文化互动场域,并通过民族传统文化承载的共同观念与准则,将社会关系重新维系于社区。在文化赋能社区治理方面,为了促进安置群众在新环境中的社会资本重构,“安置社区”内通过构建“党建引领+三治融合+多个自组织治理”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并聘请德古及家支头人参与社区治理,健全居委会、司法员、德古、家支工作机制,落实网格化管理,构建和谐法治社区。可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在分担了安置群众在社会资本重构中产生的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也修复了断裂了的社会关系。
1.空间变化与身份认同的协调。安置群众身份转型是一个多向互动的过程,不仅需要“自我”的认同,同时也需要“我们”的认同。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给安置群众带来的不仅是生存空间环境的改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合法的居民身份。进入“安置社区”后,安置群众想要融入社区,获得良好的市民化体验,就必然要将“自我”扩大并发展到“我们”。因此,“安置社区”可围绕身份认同开展以下三方面的治理探索。一是引导安置群众建设共担。安置群众来到安置社区,获得了居民的合法身份,在享有社区所赋予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与权利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安置社区”治理应遵循生活共同体的法治秩序。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帮助安置群众有效履行维系社区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义务,是担负起社区治理与建设过程中人与人合理互助和关切的责任,从而实现“自我”与“我们”在社区中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有效整合。二是引导安置群众思想共通。社会心理服务不仅是对安置群众心理特征的有效研判,同时也是其主观认知的现实反应。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安置群众之间的个体异质性无法完全消除,但在价值观念、权责意识和思想道德等方面需要达成“我们”的共识,从而引导安置群众以构建社区生活共同体为目标,推动社区各组织、各群体间相互塑形、协同共生。三是引导安置群众利益共享。社会心理服务具有维护人格的治理要求,共享治理成果,是社会心理服务的理性价值追求。共享治理成果源于对安置群众主体性地位的尊重,从而通过强化民生建设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满足感,激发安置群众投入社区共建、共治的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其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2.生计转型与集体记忆的整合。从“安身”到“安心”首先在“安产”。集体记忆是安置群众共有的精神财富,它既赋予了人们对“过去”的美好生活记忆留存,同时也立足“当下”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易地扶贫搬迁改变了安置群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计方式,而社会心理服务则需要为重建安置群众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智力支持,实现安置群众搬迁后自我精神满足。一是发挥社会心理服务的“智库”作用。“安置社区”应通过探索安置群众生计模式与市场要素之间互补的有效路径,广泛展开安置群众扶贫教育培训。其中,扶贫教育培训不仅在于提升职业技能能力的“扶智”,更在以系统化的社会心理服务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扶志”,以此从技术和观念上双重解决安置群众生计转型。二是强化社会心理服务对各项政策及公共服务的有效衔接。“安置社区”还应通过统筹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卫生健康、文化教育、就业创业等公共服务举措,为安置群众生计转型提供强有力的综合支撑,从而提高其自主致富的信心和决心。三是发挥民族地区特色与优势,增益安置群众积极心理。“安置社区”应充分把握彝族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家支制度优势,以家支为基本单位,发展集体合作经济,从而实现在稳步推进当地农业结构调整同时,发展凉山州优势特色产业。
3.文化认同与共同体认同互嵌。立足于基层社会治理本质属性,社会治理也是人心治理。因此,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也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在社区共同体意识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需要安置群众以“共同精神家园”这一情感纽带为基础来建设社区,并在此过程中凝聚共识,共同塑造由“社区共同体认同”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升华。一方面,家支文化承载着安置群众的精神归属。从“家支族群共同体”到“社区生活共同体”,“安置社区”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应立足于安置群众家支情感认同,整体推进群众互助和社区建设。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加趋于理性化的群众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实现一种更广阔维度的共同体群体认同。另一方面,伴随着火与火把文化功能从祭祀、祈福功能向区域旅游发展功能转变。昭觉县政府及安置社区应把握机遇,培育安置群众与来自各地的不同民族游客的友谊,通过共同参与节庆活动实现跨民族、跨地域的交往与互动,形成“共乐”的共同体格局,并将此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认知、情感与共享的文化符号,赋予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
民族地区扶贫安置社区建设是脱贫攻坚战略中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其后续有效治理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在“安置社区”建设中开展社会心理服务,是凸显新时期民族工作主线,实现社区治理从“刚性”走向“柔性”的转型。在此过程中,政府及社区应充分认识到安置群众经历的多种变迁,尊重他们的文化、习俗和心理差异,从中找到问题对症下药,创新治理举措。要正确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也正视共性、增进一体,尊重民族差异而不强化差异。
从“安身”到“安心”呈现的是社会变迁与安置群众主观情感之间的互动。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以改善安置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目的,重建了他们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经济活动,实现了“安身”的阶段性目标。另一方面,在实现“安心”的美好愿景过程中展现的是安置群众从“外乡人”到“本地人”的身份转型、从“迷茫者”到“守望者”的生计持续、从“族群认同”到“共同体认同”的情感诉求,是一种基于“协调——整合——互嵌”的整体性治理,也是安置社区传统社会治理同社会心理服务有效整合的内在逻辑。从昭觉县扶贫安置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实践中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和政府主导作用,从多角度、多层次实现传统村寨的记忆留存与扶贫安置社区治理有机结合,逐步让安置群众实现从“安身”到“安心”,实现从输血式扶贫到自主造血式发展的社区发展新格局,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篇章。
作者简介: 王晓刚,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副教授,心理学博士;陈红,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心理学博士;叶家璨(通讯作者),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社区心理学的理论构建和实践路径研究”(项目号:22&ZD184)、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四川凉山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从安身到安心的社会心理服务实践研究”(SC22B028)和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研究基地研究课题“乡土依恋对扶贫移民社区融入的影响——基于凉山州安置社区的调查”(2022Y00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子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