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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个人信用量化及其适用



摘 要: 公司的信用基础处若仅以财产作为支撑要素,公司的作用就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股东个人信用兼具人格和财产双重属性,现有关于信用的解释限缩了信用本身的内涵,从而导致对股东个人信用价值的忽视。股东个人信用权益商业化是信用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征信机构将股东个人信用信息化,使得股东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可评估。为了防范股东认而不缴,可增设股东认缴前附加征信平台担保义务制度,或者基于股东个人信用分值,来确定其认缴的资本数额。

关键词: 信用;股东人格信用;个人信用信息;认缴资本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公司的信用基础由注册资本实缴制转向股东或者发起人可自由约定期限的认缴制,进而再转变为五年期限的认缴制。这一历程表明,在对股东个人信用缺乏量化及规制的情况下,过度依赖股东个人凭借品德诚实守信地履行认缴义务,这种行为有悖于“理性经济人”的思维逻辑。无论公司信用基础强调以注册资本为保障的实缴制还是以公司动态资产为基础的认缴制,都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建立公司的人——股东在公司设立、交易等各个环节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事实上,公司只是作为资本运营的工具,理想状态下的公司独立人格只是表象,真正从事经营行为的是操纵公司的控制股东。① 王建文:《我国商法引入经营者概念的理论构造》,《法学家》2014第3期。公司的信用高低并不一定在于公司的财产能力,“而在于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人格信用。”② 蒋大兴:《公司法改革的文化拘束》,《中国法学》2021第2期。基于我国“熟人交易”的现实,公司信用基础既有“资”又有“人”的组合,尤其在我国的家族企业中,信用基础存在高度的人合性。公司的信用基础理论脱离人而谈论公司间的交易是空洞的,无论是以“物的信用”还是以“契约信用”作为公司的信用基础,都无法绝对地保障债权人的交易安全。股东个人信用一直贯穿于公司发展的各个时期,公司的信用基础应当从关注财产的履行能力和契约自由转向对股东个人信用的关注。

尽管《公司法》对股东以个人信用出资持否定态度。事实上,公司的经营活动离不开股东个人的努力,而股东的个人努力程度往往取决于股东个人信用。机械地将公司信用基础严格作资合与人合区分,认为股东的信用只能运用于人合公司,忽视股东个人信用在有限责任公司运作中发挥的作用,这与公司认缴资本制改革所追求的自治精神不符。公司的信用基础理论无论侧重于资本信用还是资产信用,都过于单一。财产只是公司信用基础的一部分,将信用局限于公司的偿付能力,限缩了信用本身的意义和其所能够带来的预期利益。五年期限的认缴制改革也表明,股东签订协议成立公司时,并未要求股东即时的财产能力,而是一种待付承诺,这是对股东个人信用的信任,也是信用的法律和道德涵义的彰显。

尽管新《公司法》将股权和债权纳入股东出资范围,但如果股东个人信用低,其仍可能会通过制造虚假债权、股权“过桥资金”等方式逃避出资。现有理论研究对我国社会信用文化寄予厚望,将公司的信用基础限定于公司的资产,忽视了信用市场交易中股东在公司交易之间所发挥的能动作用,缺乏对股东个人信用的规制,同时又对股东个人信用过于信任,导致股东抽逃出资、虚假出资或规避出资等问题频频发生。若将公司信用基础从关注财产的多寡转向能动的主体,重点挖掘股东个人信用在公司成立和交易等环节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不仅增强公司的信用基础,还能激发公司活力和保障债权安全。

二、对信用的结构分析及股东个人信用

(一)“信用”的多层含义

根据“信用”词源,“信用”有道德意义上的“与朋友交而不信乎?”① 汉语大字典编纂处编:《现代汉语词典》第2版,四川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968页。中的为人真诚、信守诺言的优秀品格和法律意义上称之为主体未来履约能力的社会评价。② 江平:《江平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12页。随着时代的发展,信用不断体现新时代精神并被赋予新的内涵。

第一,道德意义上的“信用”是一种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促使人们的行为选择受到内心良知的约束,即“诚实守信”。“诚”即“诚实”“忠诚”,遵循事物本貌,不隐瞒,心理状态和外在行为一致;“信”就是要真实,真诚地履行自己的诺言、忠诚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即“言行一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均将“诚实守信”作为道德的核心要求之一,作为人们立身处世的基本要求,通常运用于社会诚信建设领域。

第二,法学意义上的“信用”是一种对主体未来偿付能力的社会评价。有学者认为,信用是与主体的财产状况相一致的经济评价。③ 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基于此,信用是来自外界的评价,与主体的经济能力密切相关,财产越雄厚,信用越高。在经济领域,信用是一种能力,其含义等同于交易信用,“是指交易各方在信任的基础上,不用立即付款或者担保就可获得资金、物资或者服务的能力,这种能力以在约定期限内履约为条件,并可以使用货币单位直接度量。”④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GB/T 22117—2018,信用基本术语》,中国标准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用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商业资产,即“通过经济或社会互动实现的价值。”⑤ 菲利普·克里斯蒂安·迪克纳:《信用经济》,张静、林秋香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22年版,第24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颁布前,基于信用的权利应当如何,学术界主要形成三种观点:人格权说认为,信用权是其经济能力和履约能力的社会评价以及社会信赖,权利主体可以通过此种信赖获得利益的一种人格权利;⑥ 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无形财产说认为,基于信用产生的权利是信用主体履约能力的社会评价,与其通过这种评价获得的利益或受损而获得救济的权利,属于纯粹的财产利益;① 吴汉东:《论信用权》,《法学》2001年第1期。商事人格权说认为,信用权是一种兼具人格和财产双重特质的商事主体权利。② 程合红:《商事人格权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8-90页。然而,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信用只是作为名誉评价要素之一,名誉权隶属于人格权。信用权不是独立的民事权利,并非专属于自然人,也并非与人身不可分离。因此,人格权说所主张的信用属于人格权的解释不足以囊括个人信用权的本质。个人信用总是依附于人格,不能完全脱离人格而独立存在。由此,纯粹的财产说不符合《民法典》中所规定的个人信用在人格权中的定位;商事人格权说将信用从人格中独立而设,也不符合《民法典》中将信用作为评价名誉好坏的规定。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信用作为名誉权的类,由于类必然具有属概念的属性。因此,信用应当具有人格属性。有学者将名誉权作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名誉权包含个人人格尊严和道德层面的社会评价,属于固有人格要素,归属于名誉权的精神利益部分;而反映个人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的社会评价则属于非固有人格要素,归属于名誉权的财产利益部分,体现为信用权。③ 冉克平:《数字时代个人信用权的构造与规制》,《中国法学》2023年第4期。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人格权由名誉权等构成,而名誉的认定主要由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构成,这四种类型处于并列关系。将品德、声望、才能视为人格权的精神利益,而将信用作为人格权的财产性利益的做法也陷入了财产说的境地。如果按照信用是主体的偿付能力和偿付意愿的解释,则偿付意愿与主体的品德密切相关,偿付能力关乎主体的经济能力,将名誉作狭义与广义的解释过于牵强。名誉对主体能够产生价值,这种价值所带来的财产性利益需要置于特定语境中,难以将信用作为名誉权的财产利益进行分割。

因此,信用兼具人格和财产双重属性。信用的人格性方面表现为主体的履约意愿,信用的财产性方面以主体的经济状态体现,也即,信用包含主体的主观履约意愿和客观履约能力两方面。④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GB/T 22117—2018,信用基本术语》,中国标准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其中,主观的履约意愿是指信用主体本身履行约定义务的意愿要素,包括信用主体的人格品质、信守诺言、获得他人信赖的内在魅力等精神要素,内在于信用主体,履约意愿由信用主体的道德品格决定;⑤ 赵旭东:《商事信用的界定与制度构成》,《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客观的履约能力是指信用主体实际拥有的财产状况、生产经营能力等,是一种来自社会评价的客观表现。

(二)股东个人信用兼具人格和财产属性

第一,股东个人信用的高低受股东履行约定义务意愿的程度影响。股东履行约定义务的意愿与股东的个人品德密切相关,表现为股东诚信守约和主动履行约定义务的积极程度。偿债意愿深受主体的个人品德影响,个人品德决定主体的名誉,是一种人格利益,因品德具有主观性和不稳定性,可能随场景的变化而改变。一般情况下,股东品德的好坏决定股东偿债意愿的高低,也就决定了股东能否按期足额履行认缴义务。如果股东具备良好的道德品德,自觉遵守道德律令,持极高的偿付意愿,我们可以推断其能按期足额缴纳认缴义务,这便是信用能够从道德层面约束行为人主动按时履行约定义务的功能所在。

一个具有良好商誉的企业,尽管已经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形,其仍然可以向银行贷款,偿还债务,免于破产宣告,这说明,它的信用基础并不全部是财产,而是基于极高的人格信用。⑥ 程合红:《商事人格权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95页。在许多中小企业中,主体的交易并不看重交易相对人特定时期的资产情况,甚至在交易主体之间无需签订合同。更有甚者,即使明知短期交易存在亏损,也要与对方建立关系。这些交易的达成没有签订合同、不注重对方短期资产状况。很显然,这种交易模式得以建立的原因是基于交易主体双方的长期合作,了解对方的品德,与该主体所拥有的财产没有必然性。与之相反的是“老赖”,有些老赖并非真正无履约能力,而是因为其本身品德低,恶意将财产转移,以逃避法律的规制。

对股东个人偿债意愿的评价可以通过观察股东在以往的交易履行诺言和违约的情况判断。对股东履行约定义务的把握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其一,要求股东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在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下的前提下,诚信签订认缴协议,诚信设立公司;其二,股东需持良好的道德品格,对认缴的份额有偿付能力,不得虚报财产状况,真诚、主动、积极地对自我价值作出判断。

第二,股东个人信用的高低受股东履行约定义务的财产能力影响。股东履行约定义务的能力是指股东实际可支配财产多寡的情况。根据《公司法》对股东出资形式的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8条。依据该规定,股东的财产能力构成只能是这些可以出资的财产,其他即使能够产生经营性的资源也不能构成股东的财产能力。事实上,股东财产能力的构成范围非常广泛,有些难以用货币评估但能够对公司经营发挥作用的经营性资源也可以作为股东出资的财产。

我国公司的信用基础理论所提及的“公司资本三原则”,即公司资本确定、不变和维持原则,从保护债权人利益出发,认为股东出资越多,公司资本越雄厚,对债权人担保能力越强。显然,“公司资本三原则”存在不妥之处。无论是资本确定原则还是资本不变原则都不能真实反映公司真实状态。赵旭东教授指出,公司的信用基础并非局限于公司注册资本,还包括公司的资产,公司的资产由股东出资、公司对外负债、公司的资产收益和经营收益等构成。② 赵旭东:《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60页。股东出资只是公司资产的组成部分,公司注册资本由实缴制向认缴制的改革正是意识到了实缴资本的保守弊端,公司的信用基础来源于多个方面。

然而,《公司法》实行严格的法定形式主义,排除劳务、信用等可能具有经营价值的要素,并禁止股东自由约定出资形式。股东出资设立公司是一种投资行为,旨在公司经营盈利之后的分红,而不是为了清偿债务。但从《公司法》对股东出资形式的规定而言,其将保障债权人的清偿能力置于首要位置,甚至以能否以货币估价且能转让,即能否保护债权人为标准,而将经营盈利次之。显然,公司需要何种经营要素,公司最为清楚。法定形式主义的限制导致公司合适的经营手段得不到发展,股东的许多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既然资本不再以债权担保为使命,股东的财产出资形式也不必然具有债务清偿的功能,凡具有经营功能的资源和要素,只要股东达成共识,都可以作为股东的财产出资。

总而言之,我国人格权遵循一元化模式,人格权的财产利益与精神利益是同一人格权的组成部分。③ 程啸:《论个人数据经济利益的归属与法律保护》,《中国法学》2024年第3期。股东人格信用可转化为个人信用信息的商业化利用,如果教条地将信用的道德含义和法律含义割裂而论,不仅是对信用一词的限缩解释,也限制了信用价值的发展空间。只将信用看做纯粹的财产性利益或人格利益,都局限了信用所具有的可能价值;只追求道德意义的信用是软弱无力的,只追求法律层面的信用是冰冷僵硬的。诚实守信等良好品格因素与财产因素相联系又分离,仅有人格方面的因素,在许多情况下也可以支撑和维系个人的信用,评价某一主体信用的高低,并非全部以财产为基础,须与特定主体的人格和语境相关。

三、股东个人信用商业化利用及其影响因素

(一)股东人格权益商业化利用的对象

在数字经济时代,任何可收集的信息都可被算法评分,人类已经进入“数字信誉时代”,大数据算法规则分析催生“信誉经济”发生。① 迈克尔·费蒂克、戴维·C.汤普森:《信誉经济: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价值与商业变革》,王臻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社会信用由履约信用向公共信用发展是必然趋势。② 章政、张丽丽:《论从狭义信用向广义信用的制度变迁——信用、信用经济和信用制度的内涵问题辨析》,《征信》2019年第12期。个人的行为都可以转化为可评价的信用信息,如财产情况、消费习惯、守信频率、工作态度、人脉资源、社会交际等都可以成为信用评价的要素。基于个人信息产生的权益是内含财产价值的人格权益,③ 彭诚信、史晓宇:《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路径新解——基于公开权路径的批判与超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个人信息等人格利益也包含一定经济价值,能够成为商业利用的对象。④ 王利明:《论人格权商品化》,《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股东人格权益商业化利用,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是指“自然人等民事主体自行或许可他人在经济活动中使用其姓名、名称、肖像、声音等人格要素,从而取得相应的经济价值。”⑤ 程啸:《论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1期。有学者认为,人格权益可以部分转化为经济价值进行商业化利用,并非所有的人格权益都能商业化利用,人格权商品化的客体仅限于如姓名、肖像等。⑥ 黎桦:《专属性人格权与财产性人格权分离论》,《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有学者从正面视角列举,在人格权类型中,只有具有外在于主体的标表性人格权才能做商品化人格权的客体,其他非标表性的人格权无法成为商业化利用的对象。⑦ 瞿灵敏:《论商品化人格权》,《东方法学》2014年第1期。互联技术促使精神性人格权商业化利用是必然趋势,基于人格权而产生的可分离、可估价、可转让等权能是否商品化的问题,已不是立法者是否承认的问题,而是立法者需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⑧ 傅穹、张建东:《商事人格权的法律位置》,《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2期。

我国《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规定:“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是所有人格权益的核心权利”⑨ 王利明:《论一般人格权——以〈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为中心》,《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1期。,具体人格权和一般人格权益都是这些“核心权利”的衍生。⑩约瑟夫·拉兹:《自由的道德》,孙晓春、曹海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除了列举的具体人格权外,未列举的人格权益如果是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而产生,也可以获得支持。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24条的规定“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基于此,个人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都可以聚合为名誉而成为商业化利用的对象。然而,如生命权、身体权等,与人身不可分离的物质性人格权不能成为商业化的对象。生命权是个体一切权利获得之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为经济需要而牺牲个人生命。⑪姜新东:《人格权商业化利用的能与不能》,《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身体权是自然人对身体组成部分的支配,虽然现代技术能够将人身体的组成部分从人体分离,但是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对其商业化进行了限制。如法国和美国都对物质性人格权进行限制,都否定个体身体部位或者组织成为商业化利用的对象。⑫王叶刚:《论可商业化利用的人格权益的范围》,《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1期。

因此,对股东人格权益的利用不仅强调的是保护股东人格利益不受他人侵害,而且还强调了其中所包含的经济价值部分。在不侵犯个人人格尊严的情况下,重点在于挖掘、认可和扩大可以商业化利用的人格权益。对股东人格权益商业化的利用对象也采取反面排除模式,将生命权、身体权等物质性人格权排除,使得其他可以商业化利用的人格权益都尽可能地得到扩展。

(二)影响股东人格权益商业化的因素

股东人格信用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过于抽象、模糊和不确定性,与个体生活的地理位置、地域文化、个人性格、文化程度等密切相关。信用以“信”为核心,对人的行为约束纯粹依靠个人的自我欲望控制能力,具有偶然性,容易受到其所成长的社会环境、受教育程度、市场氛围等多方面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个人信用的高低并非必然取决于财产状况。一般情况下,资产雄厚之人更重信用,而资产能力薄弱之人则信用欠佳,然而情况也并非绝对。有些资产雄厚者并不讲信用,有些毫无资产者反倒极重信用。由此可见,信用需要一个人拥有极高的道德素养与强大的自我约束能力,在面临风险之际,能够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从功利主义视角分析,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市场交易的目的。①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宏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7-83页。这种将个人利益致于不顾,事事以对方利益考虑为前提的要求有悖人性。过于理想化和极高的“圣人”要求,很难被现代化市场运行逻辑和以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精神所接受,也被大多数人怀疑其社会效果。

个人信用边界模糊,对失信行为的认定标准难以把握。可能存在恶意和善意的失信行为,也存在一般失信行为和严重失信行为。在某些场景中,失信是不得已的选择,有些失信是行为人故意为之,或者失信行为的程度不一。② 王伟:《论社会信用法的立法模式选择》,《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股东能否按期出资完全取决于股东的个人信用。然而,股东人格信用具有不确定性,或许在认缴之时充满可信度,前期信用度可能颇高,但后期个人信任度可能降低。认缴的股东后期或许会故意转移财产,谎报个人财产能力,拒绝履行认缴义务。

四、股东个人信用信息的收集及认缴担保适用

信用既可以指一种个人品德,一种人际交往的准则,也能指一种可计量的财产能力。信用是授信方对受信方经济状况和主观表达的外在公共性评价信息。③ 王若磊:《信用、法治与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要解决股东认而不缴的问题,需从股东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着手。现行法律对股东个人信用缺乏规范,原因在于偿债意愿的主观性难以评估,而借助现代科学技术,能够将股东个人信用信息转化为可识别、可度量的数据化信息。征信平台可基于股东个人信用信息,为股东的认缴行为提供担保。

(一)股东偿债能力的评价——征信机构收集股东个人信用信息

2018年《信用基本术语(GB/T 22117—2018)》国家标准对“信用信息”的定义是:“个人或组织在社会与经济活动中产生的与信用有关的记录,以及与评价其信用价值相关的各类信息。”④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GB/T 22117—2018,信用基本术语》,中国标准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随着信用行业的发展,个人信用信息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只要可以用以判断个人交易信用风险的信息都可以成为个人信用信息。但对个人信用信息的界定需受法律和政策的约束,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和运用须符合法律的规定。⑤ 林钧跃:《论信用信息的界定》,《征信》2021年第4期。个人信用信息种类繁多,作为权利客体的个人信息具有“固有的人格与天然的财产双重价值。”⑥ 彭诚信:《论个人信息的双重法律属性》,《清华法学》2021年第6期。股东个人信用信息区别于一般主体的个人信用信息,股东的个人信用信息应当包括与股东人格依附较强的诚实守信人格表现,以及与股东个人人身依附较弱的财产能力表现,对股东个人信用信息的收集重点在于股东个人的金融信息。⑦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2020)》规定,个人金融信息的范围包括“账户信息、鉴别信息、金融交易信息、个人身份信息、财产信息、借贷信息和其他反映特定个人某些情况的信息。”有关体现股东财产能力的信息要素,可从股东个人的存款、收入、有价证券、商业保险、不动产、动产信息、纳税情况等方面获取。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个人信用信息收集变得更加便捷,还能降低人为干预的风险。例如,区块链内置于信用机制中,不仅能够在虚拟的账簿中记录用户的所有价值交易,而且能够及时更新和公开信用信息。⑧ 菲利普·克里斯蒂安·迪克纳:《信用经济》,张静、林秋香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22年版,第9页。

对股东个人信用信息的收集应当遵守比例原则,重点考量该类信息是否与股东经济能力或者偿债意愿相关。① 梁泽宇:《个人信息保护中目的限制原则的解释与适用》,《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实践中,个人信息被肆意收集,乃至滥用,对个人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征信机构在收集个人信用信息时,应当基于征信目的,在不违背法律和不损害股东个人利益的前提下,重点收集股东在逃税、骗税、漏税、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故意违约、财产扣押等与股东个人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相关的行为作为评价股东个人信用的评价要素。② 冉克平:《论个人信用信息的公共属性及其法律规制》,《社会科学辑刊》2023第6期。

征信机构应当把控对股东个人日常失信行为进行收集的合理界限。③ 余成峰:《数字时代隐私权的社会理论重构》,《中国法学》2023年第2期。体现股东个人偿债能力的信息要素主要立足于股东个人的诚实信用品格,能够通过剖析股东既往的交易或者违约记录来获取,诸如股东是否按期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等能够反映股东个人道德的因素。当然,并非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行为都能够作为判断股东履行约定义务的要素。将公共信用信息的范围无限制地放大至具体细节,反而不利于股东个人信用信息的价值运用。④ 彭真明:《失信约束中个人信息保护模式的更迭与走向》,《当代法学》2022年第4期。即使有些看似与股东偿债能力与偿债意愿密切相关的违约行为,都并非必然与股东的偿债能力与意愿直接相关。

(二)股东偿债意愿的制度表达——征信机构为股东的认缴提供担保

虽然通过股东的个人信用信息能够分析股东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但在现有机制中,股东的个人信用仍然无法用货币直接估价,只是将其作为划分信用等级高低的因素,且股东的个人信用分高低与其偿债意愿并非必然性关联,仅仅是一种盖然性预判,即主体的信用等级越高,则与该主体交易的风险可能更低。尽管个人信用信息能够给主体带来一定的财产性利益,但是这种财产性利益又会受到具体场景变化而发生变化。对个人偿债意愿的判断和适用,通常的做法是,信用主体可以基于信用信息状况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金融机构也基于主体信用的判断给予一定期限和额度的贷款。

股东个人信用信息不能全面判断股东履行约定义务的能力和意愿,仅仅通过信用信息数据库判断股东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是不够的,或者非强制性地奢望股东在签订认缴协议时,不虚假、真实地告知自己的客观经济状况。在机会主义面前,股东极有可能不诚实告知自己的履约能力。如实告知并不是只要求股东做出承诺即可,而是需要将自己的履约能力和主观的履约意愿表达。而针对股东的履约意愿,仅仅凭借股东个人品格不足以获得保障和信服,必须将股东的履约意愿制度化。因此,为保障债权人的利益,需要征信机构为股东的认缴提供担保的制度安排,以保证股东认缴义务得以履行。

第一,征信机构为股东的认缴行为提供担保。当股东作出认缴承诺时,征信机构基于股东个人信用信息的掌握,为股东的认缴承诺提供担保。传统的公司信用基础充实,旨在保障债权人利益,稳定交易秩序,要求股东实际出资。新《公司法》的改革不仅需要实现稳定交易秩序、保障债权人利益的目的,而且不能违背契约自由精神。事实上,无论何种改革,主要涉及的都是如何将风险控制和转移的问题。传统公司法的改革将经营风险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转移,难以保障交易安全和激活市场活力。若将经营风险交由交易之外的专业第三人——征信机构,不仅能够保障债权人利益,也能激活市场活力。征信机构可根据股东的个人信用信息或者企业的信用信息评估股东经济状况、履约能力、履约意愿或企业商业信誉等情况,并据此提供相关的资信评估等服务,来判断股东的守信意愿和能力,控制信用风险。⑤ 楼裕胜:《征信技术与实务》,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版,第1—22页。

第二,股东以其财产和个人信用信息向征信机构提供反担保。股东为征信机构提供其财产作为其认缴资本的担保,当股东不能提供财产作为担保时,征信机构可根据其财产状况和个人信用信息作出是否为其提供担保的决定。当然,要求股东提供征信担保似乎是一种变相的回归实缴制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如前所述,股东的人格信用兼具财产和人格双重性质,当股东的实际财产不足以为征信机构提供担保时,其人格信用可以成为征信平台判断股东履约能力和履约意愿的参考。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制度信用已转向数字信用,数字信用使得信息交易变得更加便捷、高效。① 冉克平:《数字时代个人信用权的构造与规制》,《中国法学》2023年第4期。征信平台能够轻易地将获取的个人信用信息分享给互联网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能够基于个人信用信息决定是否与其开展金融服务。② 许多奇:《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社会特性与监管创新》,《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例如,“芝麻信用”中的“信用签证”服务,用户的“芝麻分”高于700分,无需繁琐程序,就可在电子签平台申请新加坡签证;而芝麻分在750分以上的人,就可以申请卢森堡签证。依照此类路径,征信机构可依据股东个人信用信息分值的高低,决定为其提供认缴担保的数额。

(三)在《公司法》中增设股东个人信用信息规则

我国《民法典》第7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内容极为抽象,涵盖全部民事活动,要求所有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不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应关照利益相关人。③ 于飞:《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的区分:我国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的解释论构造》,《中国法学》2021年第4期。但诚实信用原则缺乏实际操作性,许多投资者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故意隐瞒信息、虚假投资,损害相对人的利益。信用信息规则不仅能够规范信用信息的收集与传播、控制信用风险,还能解决投资和交易中的信用问题,以及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信用信息规则可以从信息的对称性、商业或者声誉机制等,对法律漏洞中的失信行为实施惩罚或者加以引导。④ 林钧跃:《信用规则体系: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组成部分》,《征信》2023年第5期。因此,《公司法》应该增设股东个人信用信息规则,用以规范股东个人信用信息的收集及其利用。

首先,增设股东个人信用信息形成规则。股东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数据是评价股东个人信用的基础,股东个人信用信息的生成是股东个人信用规则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对形成股东信用状态的各类数据的获取、分析、管理、共享等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⑤ 王伟:《社会信用法论纲——基于立法专家建议稿的观察与思考》,《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1期。其次,增设股东个人信用信息披露规则。有效预防市场交易中的信用风险方法是使得交易双方信息对称,尤其是受信方的真实情况为授信方了解,经过对受信方的信用风险预判,进而才能选择何种交易方式或者是否与其交易。⑥ 吴京辉:《票据信用风险的共治规则研究——以区块链应用为视角》,《法商研究》2023年第1期。然而,现有规范未对受信方的信用信息进行规范,在人格信用信息数字化的背景下,股东信用信息充分、真实、及时的披露能够帮助投资市场及时掌握股东的信用状况。⑦ 周烁、赵旭东:《个人信用信息权益的法治化保护》,《理论探索》2024年第1期。最后,增设股东个人信用信息利用规则。应当明确规定股东个人信用信息利用场景,确定股东个人信用信息利用的范围、方式等。另外,关于股东个人信用信息滥用的责任追责和失信修复制度也应当同步完善。

五、结语

科学技术的发展,把人类带入了一个物理和数字并存的空间,数字平台将理性的现代人转化为“数字型人格”,人们可依据信用分决定是否与其交往。⑧ 马长山:《数字时代的人权保护境遇及其应对》,《求是学刊》2020年第4期。凭借数字信用的迅速发展,股东个人信用评价不再困难。公司资本信用不应拘泥于传统保障债权人利益的价值追求,而更应当最大程度地挖掘和保护能够对公司经营产生作用的各类经营性要素。充分运用各种信用衍生工具,从规范和技术层面进行升级,尽可能地对股东的个人信用信息展开价值评估,让股东个人信用信息流通的社会效益得到充分利用。当然,由于缺乏统一的失信认定标准,失信认定泛化,征信机构在收集和处理股东个人信用信息时,应重点收集反映股东个人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较强的关联性因素,与其无关的个人信息应该排除收集。同时,《公司法》应增设股东个人信用规则规范股东个人信用信息的收集、分析、运用和相关责任追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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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群峰,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文化与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林丽,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北京信用学会2024年度信用研究重点课题“公司的信用基础研究”(BJCS24A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