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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女性期待与传统主义的守正创新——从《四世同堂》中的女性形象看老舍的性别观与文化观

再解读



摘 要: 与五四文学充分表达女性主体价值不同,抗战文学中恰恰确立了“新贤妻良母”的女性期待与价值参照,体现出以传统主义构建时代文化的文学新思维,悖乎抗战主流价值的“摩登女郎”则成为彼时的反面样板,是抗战文学贬抑、唾弃的对象。老舍抗战后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显然更新了他以往的女性观念,在以“摩登女郎”作为反衬的女性书写中,精心打造了符合抗战时代文化理想的妇女形象,这彰显了他二元对立的女性价值观与审美观,反映出他对于民族文化传统守正创新的文化态度与男性中心的性别立场。

关键词: 老舍;新贤妻良母;摩登女郎;二元对立

“新贤妻良母主义”的倡导与对“摩登女郎”的批判代表了“九一八”以后抗战中国尤其是国统区的妇女政策导向,是民族国家话语在20世纪30—40年代致力于建构理想女性的一体两面,也深刻影响了抗战文学女性叙述的基本形态。与五四文学充分表达女性主体价值不同,抗战文学中恰恰确立了新贤妻良母的女性期待与价值参照,体现出以传统主义构建民族文化的文学新思维,悖乎抗战勤俭崇尚、贪图个人享受、标榜个性“解放”的“摩登女郎”则成为大时代主流价值的反面样板,是为抗战文学所贬抑、唾弃的对象。在老舍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四世同堂》里,老舍显然更新了他前期的女性观念,在以“摩登女子”作为反衬的女性书写中,精心打造了符合抗战时代文化理想的“新贤妻良母”妇女形象,这代表了他女性审美观随抗战时代的自觉调整与相应变化,有其深刻的思想用意。

一、不无“守旧”的文化心态

出身于富有传统文化道德色彩的满清旗人家庭的老舍,长期生活于京城大杂院的市民底层,自小便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后来,在国外期间老舍也习得了西方现代价值观念,但骨子里又拒斥西方虚伪的资本主义文化与文明,他通过《二马》《猫城记》等作品对之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在老舍精神血脉中,沉淀着传统文化的深厚基因,国内开展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似并未触及他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元素。他在精神理念层面,对五四启蒙者热忱倡导的妇女解放仍抱有深刻的怀疑。他在前期的作品中,都是以老北京平民生活为中心,将他的现代意识融入对于老北京大杂院底层生活的书写当中。他十分关注底层妇女的生存状态,擅长通过塑造一些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女性人物,赋予她们卑微而高贵的内心品质,表达了他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怀和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同时在他作品中也出现了像《骆驼祥子》中“虎妞”这样的性格泼辣、行事刁钻蛮横的“悍妇”形象,对她的细致刻画体现了老舍某种“厌女症”的性别态度。

从他前期的小说创作中可以看出,老舍的传统女性观念相比起同时代作家更为突出。从其塑造的女性形象可以发现老舍依“他者”眼光而建立的民族自尊和自豪感,使他对传统文化、伦理观念有相当大的认可与肯定,但他所具有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判意识,是批判与扬弃兼而有之的态度。偏向于传统而不盲从的文化价值观,是老舍在西方视野下对传统文化批判并取舍的自然结果。尤其到了抗战后期,他对传统文化在废墟上的重建,对民族精神于战争中的浴火重生,抱有高度信心,在抗战文化这一精神熔炉中,有意识地选择了保守持正的传统文化态度,但思想上也带有一些不免偏激的民族主义色彩。王德威指出,“‘爱国’是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而老舍则是此议题最重要的代言人之一。”①[美]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抗战时期的老舍,在参加抗战救亡文艺工作的同时,始终在思考着民族文化与国家复兴的关系,在老舍从北平一路辗转到重庆的过程中,他亲眼目睹日本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的灾难,由此激发出他十分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文人的民族自觉意识。“假若今日我们不能自证个个是爱国的好汉,我们便没有了明日”,“国家是我们今日的爱人,我们必须为她死,为她流血。假如我们必须浪漫,那就必得是这种浪漫——以国为爱的对象的一种刚毅英发的精神”。② 老舍:《新气象新气度新生活》,《民意(汉口)》1938年第18期,第11-12页。为了抗战他可谓全力付出,在武汉、在重庆,在主持“文协”日常工作的同时,他积极创作宣传抗战的通俗文艺,用打油诗、大鼓书、弹词、快板等“接地气”的作品来传达“全民抗战”的政治理念。老舍投入到这场事关民族国家存亡的战争中来,作为一介文人,弃笔从戎并不现实,而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正在他的创作。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把自己放在大时代的炉火中,把自己放在地狱里,才能体验出大时代的真滋味,才能写出是血是泪的文字”③ 老舍:《大时代与写家》,《宇宙风》1937年第53期,第163-165页。。抗战期间,他不仅致力于多种文艺形式,在对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后,于小说创作也有更大收获。当听取了从北平辗转来到重庆的他的妻子对沦陷区北平生活的讲述后,他酝酿并创作了《四世同堂》这样一部表现北平沦陷区人民生活的长篇巨著。

从小说的女性叙述来看,《四世同堂》体现了一种不无“守旧”的对传统文化的守正态度,这其实体现在对女性正反人物的书写中,不啻迎合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文化对理想女性的期待与建构,也代表了他一向秉持的女性审美观念与民族文化传统在文学创作上的自觉的统一。1930年代由战争而形成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权威话语,使知识分子无法再像五四时期那样拥有话语主导权,导致单纯强调女性个性解放的“五四”启蒙话语逐渐式微,反而是倡导女性回家的“新贤妻良母主义”的女性观占据时代上风,形成了权力、政治、知识分子三方共同引导、建构新的理想女性的局面。“新贤妻良母”的倡导强调的是女性贡献伟大的“母职”,“能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牺牲一生,努力生产或辅助生产,以最良好的母教为我们的民族养育下代国民,教导下代国民”,同时,也重新评估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位置:“家庭的任务,除了传种育儿以外,是经济上消费的单位,是两性间调和情感补充缺陷之场,是老病休养之处,是业余娱乐慰藉之所,在家庭的职能没有减缩或变动以前,是无从否认一家主妇的任务之重要的。”④ 何景元:《新贤妻良母主义的探讨》,《社会半月刊(上海)》1934年第1卷第3期,第9-16页。进而舆论把“新贤妻良母”看成是对女性的至高的要求,女性被定义为社会“奉献者”的角色,其行为出发点不为家族,也不为个人,而为的是民族、国家:“惟有以服务为目的,以尽义务为满意,本着分工合作的精神,不计事之微,不计职之卑(姑且这样说),不辞劳苦,不慕荣利,为民族努力,为社会尽职,才是我们所最可钦佩的人物。”① 何景元:《新贤妻良母主义的探讨》,《社会半月刊(上海)》1934年第1卷第3期,第9-16页。(作者另有一篇《再论新贤妻良母主义:新贤妻良母主义的历史的意义》,《社会半月刊(上海)》1934年第1卷第7期,第9-16页。)

“新贤妻良母主义”对抗战妇女文化的影响是长远的,进而也深入波及文学范畴。无论是国统区作家的老舍、曹禺,还是解放区作家中的孙犁,在他们的抗战创作中,对于传统型贤妻良母女性形象的塑造都是不遗余力,这似乎成为作家的一种写作自觉。像老舍《四世同堂》中温柔贤惠、勤劳能干的韵梅,曹禺三幕话剧《北京人》里善良、勤快,隐忍、宽容的愫芳,孙犁《荷花淀》中没有文化却识大体、懂大义的水生嫂等,都是属于一种“贤妻良母”式的理想化妇女形象,这明显是国族主义上升时代女性审美、抗战文化价值观在文学上的一种投射。曹禺三幕话剧《北京人》写于1940年,于1941年10月在重庆由中央青年剧社演出,是曹禺在抗战期间的代表作,剧中的愫方,显然是曹禺心目中最合时代理想的女性人物。作家在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中,似乎从愫方这一“女奴”身上发现了中华民族坚毅、忍耐、善良的性格与心灵,貌似传统的这位女性其性格因子中却蕴涵着民族堪为优秀的道德传统和力量,并在传统与道德夹缝中闪耀出时代精神的光泽。

《四世同堂》中的韵梅的塑造也同样如此,在抗战文学中,恐怕再没有比她更符合传统标准的“贤妻良母”了。与老舍笔下其他传统妇女相比,她身上显然又有着符合时代精神的“新贤妻良母”的气质,那么,老舍是如何在小说中实践了抗战大时代对女性价值的期待的呢?

二、理想女性的完美演绎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为抗战时代读者完美演绎了“新贤妻良母”的典型形象——韵梅。作为祁瑞宣妻子,祁老太爷的长孙媳妇,韵梅无疑是老舍心目中理想女性的美好化身。她性格纯朴贤惠、温柔善良;日常行为中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在为人处事上懂规矩、守礼节,端庄持正,这是一个符合传统道德文化规范的女性范本。“她比那受过学校教育,反对作贤妻良母,又不幸作了妻与母,而把家与孩子一齐活糟蹋了的妇女,高明得多了。”②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8-299页。

小说描写韵梅的种种合乎传统规范之处:“既会持家,又懂得规矩”③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是大家长祁老太爷最喜欢的“长孙媳妇”。在小说开头出场的韵梅,似乎就是一个以伺候长辈、照顾子女、操持家庭为其生活全部价值的旧式贤妻良母:谨慎勤快——“一天忙到晚”,“她走路,说话,吃饭,作事,都是快的,可是快得并不发慌”;温柔——“天生的好脾气”;善解人意——“对老人和儿童,她很会运用善意的欺骗”;能生养——“已给祁家生了儿女”;品质端方——“是那种一根草也不肯白白拿过来的人”;懂礼数知长幼——上下都顾得周全,“老人的话,她已经听过起码有五十次,但是还当作新的听”;长相也“不难看”——“中等身材,圆脸,两只又大又水灵的眼睛”。④ 以上引文,参见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0页。当然,这也是老舍倾尽美好的笔墨而塑造的一个具有传统光辉的女性典型。

但韵梅似乎又不同于一般旧式女人,她更符合1930年代公共社会倡导的“新贤妻良母”的完美标准,符合抗战时代公众社会的女性期待。在祁家大院她除了料理家务,独立操持家庭日常生活以外,也扮演着相夫教子的优秀妻子角色。一方面她很爱自己的丈夫,关心瑞宣的一切,也愿意替瑞宣分担外界艰难形势所带来的忧愁和烦恼;另一方面她虽忠实于妻子的职责,但逢到关键时刻又表现出从所未有的坚强、冷静和沉着。虽识字不多,没上过学,甚至连名字都是婚后丈夫赐予,但她仍有独立主见,并非完全事事依附于丈夫的想法,她只是恪守传统规范对女性的要求,“看得很清楚:患难是最实际的……你须把受委屈当作生活,而从委屈中咂摸出一点甜味来”①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0页。;所以她有自己的主张,对丈夫并非一味顺从,“她的话没有任何理想与想象,可是每一句都那么有分量,使瑞宣无从反驳”②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页。。这些超出传统“贤妻”形象规定的特质,却并不冲突地显现在韵梅这一人物身上,亦使她成为了一个逸出传统贤妻意义的“新贤妻良母”形象。

传统伦理对妇女有着贤良淑德的规定,韵梅这一女性形象,却既符合传统文化要求,也与抗战文化对女性家庭角色的期待完美匹配。对于祁瑞宣而言,韵梅是“新时代的旧派女人”③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93页。,她代表着传统伦理对女性的所有定义,但其实她身上又闪现着抗战精神的时代光芒。韵梅与祁瑞宣是父母包办的传统婚姻,二人没有享受到恋爱的自由,从瑞宣那里她没有获得灵肉一致的现代爱情,丈夫对她是家庭道义上该有的体贴、信任、理解。但韵梅对丈夫却是有坚定的责任担当的,当瑞宣被日本人抓去,她想到的是“为营救丈夫,她不惜牺牲了自己”,“就是不幸丈夫真的死了,她也须尽她所有的一点能力养活儿女,侍奉公婆与祖父”④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8-559页。。对于家事她都能做得无愧于心,“责任心使她坚强,勇敢”,她能理解丈夫所思想的,可以为了保出方六替丈夫签上名。虽没有远见卓识,理解不了日本发动战争的真正目的,可在自己的孩子受了欺侮时,也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出自母性本能把欺负小顺子的日本孩子推倒在地。对韵梅来讲,完美“母性”是对她女性品质的最好概括,而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她用自己柔弱的身躯支撑起全家的日常生活,尽全力照顾一家老小,担当着照顾家庭的主要角色。在她的性格品质中,虽然有时不能不委曲求全,但她绝不是逆来顺受的女性弱者,而是有原则懂正义的“大写的人”。她反感摩登奢侈的女性,厌恶轻薄无为的生活态度,比起招弟、菊子之流,她的不卑不亢、持正端严,让她“觉出自己的硬正”,“觉得应当自傲”⑤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80页。,虽然这上升不到祁瑞宣、钱先生那种“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爱国主义高度,但表现出的可贵的女性品质使她成为一个具有传统与现代美德的中华女性的代表。在抗战岁月的磨砺下,作为丈夫的祁瑞宣与她俨然形成一对相濡以沫的生命共同体,“不再注意她的外表,而老老实实的拿她当作一个最不可缺少的,妻,主妇,媳妇,母亲”⑥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71页。,这正是她在丈夫心目中不可取代的价值体现。韵梅从瑞宣心里得到的认可,“没法不承认她在今天的价值”,虽然丈夫与她之间不是现代男女所追求的灵肉一致的爱情,但她分明感受到丈夫对妻子应有的情感与责任,这对于恪守传统女性规范的她而言,显然已经足够了。

老舍1899年出生于北京一个贫寒的大杂院,如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传统女性价值观给老舍深刻的影响。但显然在韵梅身上,老舍又赋予她传统家庭妇女所未有的精神气质,这在老舍抗战中写作的《我的母亲》⑦ 老舍:《我的母亲》,《半月文萃》1943年第1卷第9/10期,第42-43页。回忆文章中也可见到端倪。在很多人那里,母亲是失去的故土、民族国家的话语象征,老舍却避免这种符号化书写,朴实地写出对母亲的依依眷恋。在他的回忆里,母亲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他心目中,母亲代表的传统家庭妇女所具有的一切美德,是老舍塑造“韵梅”时的理想参照。同时他的母亲的为人处事给他很大影响,也是他做人行事的“真正的教师”,如他所称,“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在老舍的回忆中,他母亲“勤俭诚实”,吃苦耐劳,在老舍父亲死后,一个人养活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替人洗衣缝补,“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努力撑持着家庭的面子,关顾着亲戚邻里,容忍着脾气很坏的“大姑子”,“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斗气”。但“母亲并不软弱”,性格“软而硬”,遇事“不慌不忙——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如此才能保护着孩子度过北平各种“变乱”“兵变”。

老舍从其三十年代描写老北京的小说创作中,就一直极力发现他所寄予厚望的新型人格,力图在已经衰亡的过去的旧传统中发现符合他理想的“新型人物”,在女性而言,于韵梅身上他显然找到了。“她不只是她,而是中国历史上好的女性的化身——在国破家亡的时候,肯随着男人受苦,以至于随着丈夫去死节殉难。”①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71页。当然,“理想女性”的核心,并不只在于塑造出抗战文化所寄望的具有优秀品质的女性,还在于从传统文化传承来的女性品质,这类女性构成老舍表达民族国家话语的形象载体,以之寄寓老舍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愿望与精神价值。所以,对传统他有批判但更有认同,亦即一种反求诸身的文化态度,主要希图从传统文化中求取救亡之法。所以《四世同堂》中,老舍会借钱默吟之口说,“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②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34页。,因此,留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清扫垃圾、去芜存菁式的民族主义立场,是老舍为民族新生找到的出路。

三、否弃权欲熏心的“摩登女子”

“共处一个族群领域、历史时代或经济追求的一群人,全都接受共同的善恶形象的引导,在每个人的自我发展上形成决定性的具体力量。”③ [美]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反“摩登女郎”是在日本侵略战争的惘惘威胁下,社会所引发的对文化女性化恐惧的表征,在抗战文学中这种“社会符号”也多有出现。1930年代的“道德家们”借助“国难”对妇女的消费、时尚进行谴责、发难,其目的显然在于呼吁建造一个雄心勃勃充满男子气概的战争文化氛围,在大多数国民的心理中,“即将到来的战争需要真正的男人,这也促成了将女性魔鬼化的进程”④ [美]里奥·布劳迪:《从骑士精神到恐怖主义——战争和男性气质的变迁》,杨述伊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66页。。因为,在中外男性中心文化意识中,都有视女人为不可知之物的叙述传统,时尚摩登、美丽妖娆但背离传统规范的女性成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危险的生物。老舍厌恶“摩登女子”的态度在他创作中是始终一贯的,大杂院出身经历和母亲支撑家庭生活的艰辛对老舍的影响是深刻的,他憎厌那种只有华丽皮囊的浅薄女子,否弃追逐时髦、权欲熏心、贪图个人物质享受的女性生活态度。在《四世同堂》中,与传统理想女性塑造相对的是,老舍笔下的大大小小的非良家妇女,是他刻意塑造的披着“摩登”外衣干着毫无廉耻勾当的几个“女反派”。

首先,汉奸大赤包是老舍在小说中极力鞭挞丑化的恶妇、泼妇,一位大奸大恶的坏女人形象。大赤包年近五十,专爱穿大红衣服,因外形像一种叫“赤包儿”的小瓜而得此“外号”。她卑鄙无耻,欺压良民,陷害无辜,逼良为娼,对日本侵略者献媚邀宠,卑躬屈膝,完全丧失了中国人的人格尊严,成为日本人忠实的走狗与可耻汉奸。老舍细致刻画了女汉奸大赤包这个符号式人物,对完全背离了传统道德伦理和民族精神立场的这样一个“坏女人”,给予极致漫画式、丑陋化、符号化的讽刺性书写,无情揭露鞭挞了她卑鄙肮脏的灵魂。从对大赤包的外貌描写就可体现出作家极其憎恶的态度:“冠太太的脸上也有不少皱纹,而且鼻子上有许多雀斑,尽管她还擦粉抹红,也掩饰不了脸上的褶子与黑点。”⑤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大赤包嫁给冠晓荷,作为一个小康之家的主妇,本应相夫教子的她,却完全偏离了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定义。在家里像西太后一般,吆五喝六,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她欺负尤桐芳,看不惯丈夫的游手好闲,动辄辱骂丈夫,冠晓荷经常被她骂得狗血喷头,没脸没皮;她母性扭曲,因为追求一点肮脏的权力,就逼迫女儿以身事人敷衍讨好汉奸李空山,不惜牺牲女儿招弟的贞洁;她性格横行霸道,喜怒哀乐大起大落,“气派之大已使女儿不敢叫妈,丈夫不敢叫太太,而都须叫所长”①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页。。惯于趋炎附势的大赤包,随意教训和使唤家中所有的人,“我是所长,一家子人都吃着我,喝着我,就得听我的吩咐!”②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2页。甚至,像监管妓女检查所的妓女一样管教家里的人,谁稍有不服,便是一顿惊天动地的辱骂。她利欲熏心地出卖民族利益,狗仗人势,在邻里头上作威作福,见了日本人却老远鞠躬,邀媚取宠,给日本人坏事做绝。小说通过一系列情节描写,用行为细节生动形象地将她汉奸的嘴脸、恶妇的操行揭露出来。老舍借钱默吟之口一语道出了对以大赤包为代表的汉奸群体的深恶痛绝:“大赤包们不是人,而是民族的脏疮恶疾,应当用刀消割了去!不要以为他们只是些不知好歹,无足介意的小虫子,而置之不理。他们是蛆,蛆会变成苍蝇,传播恶病”,认为“也该杀”③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35页。。

冠晓荷和大赤包的二女儿招弟,本质不坏,却因生长在一个道德败坏、趋炎附势、卖国求荣的汉奸家庭,逐渐滑落到污浊肮脏的烂泥坑中去。从小旧官僚家庭腐朽的生活环境潜移默化地灌输给她“及时行乐”“利益至上”的思想意识,汉奸父母的不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给她做出坏的榜样,使她成为混迹于汉奸、特务群中的“摩登女子”。招弟爱打扮、爱出风头、爱享受、渴望刺激,她精神空虚,生活堕落,抱着人生如戏、须及时行乐的错误思想意识,也缺乏传统女性的贞洁观念,在大赤包授意和安排下,对于李空山的引诱半推半就,故意上当,为的是尝尝从少女变女人的味道和男女之事的刺激。她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毫无民族大义的概念,甚至见到她爱过的祁家老三瑞全,还想玩弄一下再抓捕。这是一个身材漂亮、衣着时髦,却堕入魔窟的摩登女郎,最后走向不可避免的自我毁灭的结局,受到正义的惩处。与其为伍的祁瑞丰的妻子胖菊子,也是一个被批判的女性对象。对这位出身于小官僚家庭,贪慕虚荣、趋炎附势的女性,老舍也进行了讽刺式的批判,在家中,她是韵梅的反面参照,懒、馋、虚荣、奢靡、铺张、放荡。她没有是非观念,香臭不分,眼羡大赤包的权势,靠娘家势力为丈夫弄了个小官,便沾沾自喜,气焰嚣张。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攀附权势,她可以抛弃丈夫,改换门庭嫁给无耻肮脏的汉奸蓝东阳,二人沆瀣一气也是坏事做尽,而在日本将要投降之际她一样无情抛弃蓝东阳卷财而去,最后结局更加可悲,在天津将财富挥霍一空后当了妓女卖肉为生。对这类非良家妇女的人物,老舍在情感态度上表现出极大的憎恶,用漫画般的笔法描画出她们丑陋的外表与内心,用贴切的比喻形容她们丑恶的本质。老舍对“摩登女性”的书写及情感态度,不啻充满“厌女症”式的戾气,究其创作意图,可看出他对传统文化的精神认同和毫不妥协的民族主义的情感立场,这往往透过为人物规划的命运结局表现出来。

四、女性塑造的“二元对立”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塑造的“新贤妻良母”与“摩登女郎”是正反对立的女性形象的两极,体现了作家在抗战时代基于传统文化认同构筑的“二元对立”的女性价值观与审美观,其中隐含的男性中心的性别文化态度应当审视与反思。

小说对韵梅那样的贤妻良母显然倾注了极其热情的笔墨,对她的形象塑造不无理想化的“拔高”,但小说孕育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怀却并不能掩盖作家男性中心的传统性别态度。韵梅这一形象显然寄寓着老舍对传统贤妻良母的理解,是他以其“母亲”为人格典范,对于能够安分守己、恪守妇道、善解人意、知情达理、温柔善良,具备了传统母德女性的大力赞美。同时在他对理想女性的想象构造中,有意赋予这类女性识大体懂大义、以一己之力维持民族最小单位——家庭的生计与和谐的“新贤妻良母”的意义,这让她们实际负载了时代精神的相当内容,并与符合传统三从四德女性规范的旧贤妻良母有了真正的区别。在小说中,韵梅这一“贤妻良母”形象与“女性解放融入民族解放”的时代主流其实是有相当距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韵梅与时代政治的脱节,她恰是三四十年代“新贤妻良母主义”这种社会非主流思潮在抗战文学领域中的漫漶与典型体现。在韵梅身上,寄托着抗战大时代对“新贤妻良母”理想的召唤,她身上的精神特质,既有具备一定文化素质的女性所能有的独立思考的头脑,也有一般知识女性所不具备的劳动妇女的坚韧、勇敢、不屈不挠、不卑不亢的人的品质与骨气。与小说中其他的女人相比,她无疑是作家女性理想的实现。对于韵梅这一有着传统优良品质的女性人物,老舍表现出明显的欣赏与赞美,但并不等于他是要回归旧式传统,而是立足于民族文化重建,发扬中华文化传统优秀的精神传承,以守正态度发掘传统文化中适合于抗战当下的优秀基因,以促进国家民族走向强盛与复兴,这正是贯彻抗战文化“民族建国”题中应有之旨。

从对祁家媳妇老少两代妇女的描写中,同样可以看出老舍臧否人物的情感态度及其对于传统优秀文化的认同和发扬。上一辈的祁天佑太太,韵梅的婆母,纯粹的旧贤妇良妇,因为长期生病而日益虚弱的身体,使之老早失去了掌管家事的话语权,不能不让祁老太爷将持家重任交给自己看好的长孙媳妇。在小说中,还有一些传统的老年妇女形象,像克勤克俭、善良怯懦的刘四太太,气节高尚、从夫从子的钱太太,她们和天佑太太一样,都是深受中国传统礼教影响的旧式贤妇,思想上因循守旧,日常行事也都是按照陈旧的观念习惯,不会有任何超越规范之处。尽管她们不懂政治上的大是大非,也排斥现代文化与文明,但是她们都保有传统劳动妇女的善良、慈爱的品质,终生尽心于家庭,维护家庭利益与荣誉,对外则表现出积德行善、图好人缘的传统妇女的良好品德,当然,她们也印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固一面。

在小说中,符合老舍“好女人期待”的女性人物不止是韵梅,还有桐芳、高弟等,她们大都苦尽甘来。尤其对于命运凄苦被迫走上风尘生涯的可怜女子,老舍也寄予很大同情,善于发现她们内心的洁白与高贵。比如小说里对冠晓荷的姨太太尤桐芳的描写就充满同情与理解,老舍对她的以恶治恶的性格与不幸命运给予了生动揭示,让她代表人世间真善美的存在:“在心里,她不比任何人坏;或者,因为在江湖上走惯了,她倒比一般的人更义气一些。以一个女人来说,她也不比任何女人更不贞节。虽然她十三岁就破了身,二十二岁就已堕过两次胎,可是那并不是她自己的罪恶。”①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0页。还有大赤包的大女儿高弟因为长得不如妹妹好看,遂不得母亲喜欢,但她洁身自好,痛恨父母贪慕权势无耻攀附日本人,暗地里喜欢钱家的开汽车的二少爷,“她会用幻想去补充她所缺乏的事实,而把仲石的身世,性格、能力等等都填满,把他制造成个最理想的青年”②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她与正直不阿的尤桐芳在家里既然都处于没地位的弱势,所以结成了同盟,互相也给对方以好的影响与支援。

对于摩登女郎,老舍不惜笔墨,批判性揭示了她们不免可耻的结局。横行霸道作恶多端的大赤包,得罪了日本人后被送进监狱,竭力表示“忠诚”也难被主子原宥,最后发疯而死;招弟、胖菊子之流纷纷得到可耻可悲的下场。老舍用了十分讽刺的漫画笔墨,极力挖苦、揭露她们爱慕虚荣,空虚的灵魂,批判她们不能安分守己,贪图享乐,自私放荡的生活方式和浅薄面目。像胖菊子,因为她的贪心不足、势利与贪欲既毁了丈夫祁家老北平合格市民的人设,自己也在对金钱和权力的不断贪求下葬送了政治前途。老舍在女性书写中实际将传统女性美德作为女性评价的价值基准,凡是违背了传统对女性身体的规范要求,放弃了女性家庭角色本分的摩登女子、浪漫“新女性”,他的笔墨一概都是否定的,甚至毫不中和,痛加针砭,认为她们虚荣浅薄、害人害己、毁家误国,是家庭不幸和男人堕落的根源。

在老舍的性别观念中,他困守于传统伦理的文化围城中,对传统文化批判与对传统文明的失落感兼而有之,并与他对西方文化与文明影响下的“新潮”的愤激之情常常交织在一起,这表现在他对这些摩登女性一向厌恶的态度上。可以看出,1930年代“反摩登女郎”的社会风潮,与“新贤妻良母主义”同样深刻影响了爱国心切的老舍。但1930年代的林语堂曾作《我的话:摩登女子辩》③ 语堂:《我的话:摩登女子辩》,《论语》1935年第67期,第6-8页。,指出社会对摩登女子的批评实际上与“向来中国女子应当代人受过”的男子中心文化有关。“故今日凡谈道德,亦必先想及摩登女子而纠正之,勖励之,训勉之,刺讽之。”他断言,“此说不绝,将来必有摩登女子亡国之论”。该文总结当时报刊言论指责“摩登女子之大罪有三:(一)淫荡无耻,(二)打扮妖媚,(三)虚荣薄幸”,认为这都是男子所认为的摩登女子可诟病之处,即使所指为实,也正是男权中心社会的产物。可在老舍笔下,“摩登”就是代表着自私、享受和堕落、纵欲的人性。他深刻揭露都市文化下异化的人性,也对西方文化思潮影响下的“新女性”行为方式鄙薄不已。他笔下的浪漫女子都是被他毫不留情批判的对象,她们的性格是虚荣的,爱情是游戏的,人生是颓废的。所以,对于招弟这样的表现出一定个性意识和自由倾向的摩登女性,对其追求浪漫的动因、过程和结果,老舍都通过描述她人性的堕落表示了批判和质疑。老舍绝不认可她们的个性追求受到了封建礼教和男权思想的压迫,也不会认同其浪漫追求具备反封建的意义。他倾向于将“摩登”看成是受到都市文化不良影响而寻求刺激、填充寂寞、满足肉体享受而玩耍的恋爱游戏或放荡行为。在三十年代那个“国难”发生的时代语境里,老舍的思想与“反摩登”的社会风潮明显是合流的,他的性别意识受到时代的很大影响,而“新贤妻良母主义”实际是以男性性别价值为中心的,这与他的女性审美观念也是一致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老舍对理想女性的期待与对摩登女郎的批判显然体现了他深层的男权意识,因为他把理想女性完全定位在家庭婚姻范畴中,着意在日常生活中定义女性的角色、职责和义务,不愿意相信、也不奢望女性在社会上有多大作为。

反摩登与新贤妻良母主义是抗战女性文化建构的一体两面,无可讳言,不仅是老舍,整个抗战文学似乎都被这两个潮流所波及,像巴金在长篇小说《寒夜》中对曾树生这一“摩登女性”形象的塑造,同样也体现出作家的女性价值观从个性主义向国族主义的不自觉适应与靠拢。曾树生注重物质生活与个人享受,正属于抗战时代知识女性中“摩登女郎”“花瓶”的典型。她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与民族国家对女性“新贤妻良母”的理想期待背道而驰,在抗战时代,她已经不是五四作家眼中值得赞美的新女性的样板,而是作为一个自私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生活困境中企图拯救自己,靠放弃主体地位来重新确立人生目标与意义的典型。应该说,在曾树生身上所具备的反道德、重自我的现代性个性特征,实际代表着这位曾经的新女性已走在了个人主义异化的方向上,成了抗战文化极力贬抑与唾弃的反面样板。

由上所述,《四世同堂》中女性形象的正反价值善恶分明,代表着老舍女性审美上的二元对立,其实是老舍心目中理想女性与他传统性别观念在文本中不自觉的遇合与投射,也是抗战女性文化建构影响的必然结果。但老舍在抗战文学中对女性形象的正反书写是有其积极进步意义的,不仅适应了战时文化规范对女性身份、品德的规训与期待,也是他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重铸的意图再现,归根结底依然是为抗战中心文化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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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亚丽,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抗战时期女性文学叙事研究”(12BZW100)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