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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成人:王士禛“神韵说”的美育意蕴

美学与美育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协办]

主持人语:

中国美学向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双向投入及精神会通,强调个体人格内在气象的呈现,彰显人生活动的高度审美化境界。这种美学观念的深刻本质,在于突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相通相融,并努力在通融之处寻得生命的真情真义。历朝历代中国文人的美学梦想,则在于能够以艺术言说或自然审美的特定方式,自觉地落实这一找寻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讨论“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育精神”,无疑可以从这样的“找寻”方面去加以理解,不仅从概念的抽象辨析层面,更注重从观念的价值核心中把握中国人生命意识的独特文化表达,发现中国美学的深邃价值指向。本期两篇文章的讨论话题虽然都很具体,但它们共同呈现的,正是对于中国式“找寻”的再发现、再体会。(王德胜)



摘 要: 王士禛的“神韵说”旨在以诗成人,蕴含着“不黏不脱、不即不离”的生命意识、“灭景云栖”的自然审美情怀、“诗可传后世”的人生价值观、“清远为尚”的人格追求。“神韵说”是关于人与艺术、人与审美关系的学说,其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始终是围绕“人”展开的,它关注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集中反映了王士禛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关于人格修养、人生境界、生命价值等美育问题的独特思想。因此王士禛的“神韵说”是其美育观念在诗歌领域中的集中反映,本质上是一种意蕴深厚的美育诗学,深刻体现了中华美育精神的精髓。

关键词: 神韵说;美育意蕴;以诗成人;美育诗学

众所周知,中华传统美育思想是“个体与社会、道德与审美、身体与心灵、艺术与人生、自然与自由”① 冯学勤:《立足中华文化传统 感悟中华美育精神》,《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8月17日第9版。的有机统一,它“最为独特的品格与审美诉求就是对人生和人品的重视”,它“肯定人生,肯定生命”,“注重人品规范和审美整体效果,强调美育的人品价值和人生体验,注重美育的人生审美诉求”② 李天道:《中国美育之人生与人品化审美诉求》,《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清初诗人、文论家王士禛(又名王士祯)在继承和吸收司空图、严羽等人的诗歌理论的基础上,赋予“神韵”以新的内涵,不但在诗歌理论建构中提倡“神韵说”,而且自觉地将这一理论学说运用于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融注于审美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王士禛“神韵说”中的神韵乃人之神韵,即与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紧密相连的神韵。他论诗以“神韵”为宗,不重诗的政治道德教化功能,而重诗带给人的空灵幽约、冲淡清远的美感,重视诗歌对人格境界的引导和提升作用,体现出独特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集中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关于人格修养、人生境界、生命价值等美育问题的独特思考。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士禛的“神韵说”蕴含着深厚的美育意蕴,是其美育观念在诗歌领域的集中反映,深刻体现了中华美育精神的精髓。

一、“不黏不脱、不即不离”的生命意识

文学是人学,“文学与其它精神活动一样,首先是对自身生命本相的一种意识”① 薛富兴:《文学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表达》,《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生命意识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自身的生命本性、生存状态、生命发展等产生的认识、感悟与关切,主要表现为对生命自由的追求、对生命痛苦的超越、对生命完美状态的企盼。

王士禛的“神韵说”引入禅宗思想,提出诗歌创作应“不黏不脱、不即不离”,以生命的和谐与充盈为美,体现了深刻的生命意识。中国古代禅宗主张对宇宙人生应采取一种“不即不离”“于相而离相”的态度,一方面不能太黏着于外物形迹,要在心理上与外物、与宇宙人生保持一定距离;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脱离外物和宇宙人生,要潜心于对象之中,在凝神观照中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只有“不黏不脱、不即不离”方能“明心见性”,把握生命的真谛,因此“不黏不脱、不即不离”就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在王士禛的“神韵说”中,诗歌、审美与人生、生命是相近相通相融的。“咏物之作,须如禅家所谓不黏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②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张宗柟纂集,戴闳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05页。,在他看来,“不黏不脱、不即不离”是诗歌创作和鉴赏应坚持的正确立场和态度,亦是人在现实生活中对待生存、生命时应该持有的立场和态度。这样,王士禛的“神韵说”就将审美与人的生命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审美的理想境界与生命的理想存在状态的统一。“不黏不脱、不即不离”之说,强调人道与天道的融通,不仅比较隐晦地反映了王士禛对于当时统治者的真实心态,也赋予了“神韵说”以深刻的美育意蕴。王士禛所处的清朝初年民族矛盾、社会矛盾较尖锐,由于长期处于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王士禛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理解与感悟极为深切,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存之道。他在《带经堂诗话》中写道:“陈后山云:‘韩文、黄诗有意故有工,若左、杜则无工矣。然学左、杜先由韩、黄。’此语可为解人道。”③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张宗柟纂集,戴闳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3页。这段话既指明了学诗做学问的门径,也隐喻了个人的生存之道,体现了“不黏不脱、不即不离”的生命意识。作为一个汉族知识分子,为了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生存自保,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中,王士禛一直为人低调、谨言慎行、廉洁为政、关爱生命、潜心诗文、独重神韵,成为清初诗坛盟主。“神韵说”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得到普遍认可与接受,并产生重大影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蕴含着强烈而深厚的生命意识,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对生存的理解、对生命的感悟,真实地表达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诉求。王士禛在阐述“神韵说”时,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来解释神韵的含义,认为优秀的诗歌应该具有“色相俱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神韵。他在《香祖笔记》卷一中讲道:

释氏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古言云羚羊无些子气味,虎豹再寻他不著,九渊潜龙,千仞翔凤乎?此是前言注脚,不独喻诗,亦可为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① 王士禛:《香祖笔记》,湛之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在王士禛那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与“不黏不脱、不即不离”本质上是相通的,不仅是用来喻诗的,也是文人士子居身涉世、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法则。他在评价王维的诗时说:

世谓王右丞画雪中芭蕉,其诗亦然。如:“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下连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寥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指矣。② 王士禛:《池北偶谈》,靳斯仁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6页。

“兴会神到”被王士禛认为是最理想的艺术创作状态,它实质上是指一种主客观有机融合的生命状态——虚静的心理状态。在虚静的心理状态下,人的生命就能够超越时空、超越现实、超越一切功利的束缚,进入一种清远脱俗的完美人生境界。因此,王士禛将“兴会神到”作为“诗之道”,视为创造诗歌神韵之美的重要条件之一,他说:

夫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兴会也。……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③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张宗柟纂集,戴闳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8页。

在王士禛看来,“兴会神到”时,各种审美因素相互协调,人的学识、才情方能更充分地调动起来,人的生命方能完全摆脱各种功利性束缚,真正进入高度自由的精神状态,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进而创造出神韵之作,生命也因此更加充盈、更加圆润。由此看来,王士禛一再强调“不黏不脱、不即不离”“兴会神到”,意味着他已然将诗歌创作视为滋养生命的最重要方式。

在诗歌创作中,王士禛更是以诗为人,以人为诗。他的诗以“神韵天然”作为美学追求,洋溢着浓重的生命情怀。综观王士禛的诗,多写个人情怀和生命感悟。早年为官时,其诗歌意象多为衰柳落叶、西风暮雨、秋水寒波,抒发了他对生命的关爱之情、感伤之情;晚年免官回乡后,亲人相继离世,家族寥落萧然,他对生命的认识与感悟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从更高的心理层次体验生命、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其诗歌意象多为茫茫春草、荒冢空门、瘦马白头,抒发了对生命的彻悟与留恋之情。在《带经堂诗话》中王士禛多次提到亲朋好友之死的痛心,特别是在其兄王士禄、夫人张氏死后写下的悲痛欲绝的感人诗篇,抒发了他对生死的深切感受和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在著名的神韵诗《秋柳四首》中,作者寄情杨柳、悲秋悯人,感慨生命无常、青春易逝、世事沧桑、美景难留,呈现出独特的神韵之美。例如,《秋柳四首·其四》:“桃根桃叶镇相怜,眺尽平芜欲化烟。秋色向人犹旖旎,春闺曾与致缠绵。新愁帝子悲今日,旧事公孙忆往年。记否青门珠络鼓,松枝相映夕阳边”④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四)(顺治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9页。,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跃然纸上。王士禛曾细致描述了他创作《秋柳四首》时的内心状态:

顺治丁酉秋,予客济南,时正秋赋,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十余株,披拂水际,绰约近人,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予怅然有感,赋诗四章,一时和者十人。又三年,予至广陵,则四诗流传已久,大江南北,和者益众。⑤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四)(顺治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2页。

“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之句真切地道出了诗人悲天悯人的生命情怀;“和者甚众”则说明《秋柳四首》所蕴含的生命意识使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与王士禛产生了情感共鸣,也反映了当时汉族文人知识分子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

神韵在艺术世界中有“气韵生动”之意,“气,指生气,即人的生命活力,传神者自有其生气活力”①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326页。,因此神韵就是一种充盈圆润的艺术化、审美化的生命精神。结合王士禛的人生历程与创作实践来看,其“神韵说”的美育意蕴不彰而显,体现了一种超越现实功利性的人文情怀和生命意识:既保持不为功名利禄所累、不随波逐流的高洁情操,同时又不放弃对生命的关爱、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二、“灭景云栖”的自然审美情怀

中国古代文人“把理想的人生境界寄托在为他们自己所赋予的悠悠浩浩的宇宙流动本体之中。他们都各自用不同的眼光,凝视着自然的新陈代谢”② 吴调公:《“神韵”内涵与民族文化》,《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美学思想家就提出了“比德”说,将自然景物与人的道德情操联系起来。魏晋以后,中国传统美育思想日趋重视以自然山水之美修养身心、陶冶情性,实现对现实人生的超越。作为一名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王士禛极其重视自然审美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自然审美能够砥砺品格、娱心怡性,使人获得精神上的解放与自由,进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融为一体的美好境界。

王士禛为官数十年,历经沉浮,终至高位,但他始终保持着自然疏淡、清正质朴的性格,经常流露出通过游历山川美景以陶养情性的观念。他在《古欢录自序》中曾经讲道:

山人少无宦情,虽在周行,时有灭景云栖之志。幼读书至《秦风·蒹葭》,辄流连三复,掩卷旁皇久之。至《考槃》、《衡门》、《十亩之间》,未尝不想见其人,冀将旦暮遇也。徒以祖父督课,从事科举,弱冠从政。回翔中外,忽四十年,夙昔之愿,纡郁未申,然不能须臾忘也。故所阅历之地如燕、赵、吴、楚、晋、秦、蜀、粤,凡名山大川、奇峰秀壑,至无不游,游必抉剔幽奥,以五七字写之。

康熙己卯,山人官御史大夫,世号雄峻,山人居之澹然。其门萧寂,如退院僧。③ 王士禛:《王士禛全集》,袁世硕主编,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2019-2020页。

在这段话中,王士禛提出了“灭景云栖”的思想。结合王士禛的人生经历、性格特征,我们认为此处的“灭景云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隐居山野,而更多的是指以自然美景涵养情操之意。王士禛对于从政当官自幼没有多少兴趣,虽然长年身处官场,受到朝廷吏制的管制约束,但却怀有“灭景云栖之志”,希望游遍祖国大好河山,赏尽天下自然美景。他把“灭景云栖”视为一种修养身心、陶养情志的绝妙方式与手段。在王士禛看来,登山临水,亲近自然,感悟四季,欣赏自然之美,能够为处于尘世喧嚣中的人们找到心灵的栖息地,使人淡泊名利、内心豁达,获得审美的愉悦和精神的自由,达至人生的完美境界。

“灭景云栖”的思想在王士禛的“神韵说”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集中体现了他独特而深刻的自然美育观念。受传统儒家美学“比德”说的影响,王士禛自幼好山水,将自然山水作为人的思想品格、道德情操的象征,认为通过对自然美的欣赏能够培育良好的品德和高尚的情操。其实,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艺术创作中,王士禛总是自觉地践行着这种自然美育观念。他在《居易录》卷四中说:

予自少癖好山水,尝忆古人身到处莫放过之言,故在扬州日,于金陵、京口、梁溪、姑苏诸名胜,皆于簿书期会中不废登临,而公事亦无濡滞者。④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张宗柟纂集,戴闳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77页。王士禛在扬州任推官时创作了诸多颇具神韵的诗文佳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寻幽访胜,广泛游览了周边的秀丽风景,亲密接触自然山水,既拓展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又陶冶了情操、净化了心灵,使自己能够从更深的层次思考人生与社会。正如他在《东渚诗集序》中所言:“观六季三唐作者篇什之美,大约得江山之助,写田园之趣者什居者六、七。”① 王士禛:《王士禛全集》,袁世硕主编,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558页。这说明王士禛深刻意识到自然审美对于陶养情性的重要意义。心怀“灭景云栖之志”的王士禛,曾多次因公外出,如奉命典试四川、祭告南海、祭告西岳等,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借此饱览各地风景名胜,充分领略自然之美。通过对自然美的欣赏,既陶冶了王士禛的情性,也为其神韵诗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仅康熙十一年(1672)往返四川的途中就创作了三百余首描写沿途山川景物、咏古吟物的诗歌。在这些诗歌中,山水与诗人互衬互映、交相融贯,一种清新灵动、高逸淡远的自然神韵呼之欲出。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山水自然造就了王士禛,而他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情怀则使山水自然得以诗意化。“灭景云栖”的自然情怀使王士禛的诗歌显现出一种清远淡泊的神韵之美,也使“神韵说”具备了深厚的现实生活体验基础而不致流于空虚飘渺。

王士禛自己的诗歌创作很好地体现和诠释了“灭景云栖”的自然审美意识。他在案牍劳形之余,流连山水,亲近自然,以自然之美陶养个人情性和品格;他寄意林泉,挥洒笔墨书写生命意趣和闲适之情。综观王士禛的诗,不乏描绘自然景物的佳作,如《巫峡中望十二峰》《雨后观音门渡江》《再过露筋祠》《真州绝句》《藤花山下》《江上》《青山》等,体现了冲淡超逸、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颇具神韵之美。例如以下诗句,“青衣江水碧鳞鳞,夹岸山容索笑新。怅望三峨九秋色,飘零万里一归人”(《嘉阳登舟》)② 王士禛:《渔洋精华录集释》,李毓芙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95页。,“振衣清音亭,松桂鸣骚屑。坐对大峨峰,云消露残雪”(《凌云杂咏五首》之《清音亭》)③ 王士禛:《渔洋精华录集释》,李毓芙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92页。,“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秦淮杂诗》之一)④ 王士禛:《渔洋精华录集释》,李毓芙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在这里,诗人将情愫移于自然景物之中,自然景物因之带有了清远的意趣,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相融互渗,情(人)景(物)交融,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大自然俨然成了心灵的港湾和精神的寄托。再看他的《真州绝句》,“扬州西去是真州,河水清清江水流。斜日估帆相次泊,笛声遥起暮江楼”(《真州绝句》之一)⑤ 王士禛:《渔洋精华录集释》,李毓芙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白沙江头春日时,江花江草望参差。行人记得曾游地,长板桥南旧酒旗”(《真州绝句》之二)⑥ 王士禛:《渔洋精华录集释》,李毓芙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少了现实的功利,多了精神的超脱,实现了对现实存在的超越,呈现出生命最本真的状态。在这些神韵诗中,王士禛尽情抒发其自然审美情怀,充分展现了其“灭景云栖之志”。

总之,王士禛怀有强烈的“灭景云栖”的自然审美情怀,对自然美的亲近与观照,涵养了个人情操,提升了人生境界,也使其诗作呈现出浓厚、丰润的神韵之美,还使其“神韵说”的理论构建具备了深厚的现实基础。

三、“诗可传后世”的人生价值观

王士禛在构建其“神韵说”时,将艺术、审美与人生价值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诗可以传后世”的人生价值观,蕴含着独特的美育意蕴。

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讲,王士禛提倡“神韵说”,将有无神韵作为诗歌评价的标准和尺度,比先前的诗论家们更注重诗歌的“神韵”,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冲淡超逸、自然蕴藉的艺术风格,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引导诗人创作出更多的能够流传于世的优秀诗篇,进而超越自我,实现人生价值。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历来重视人生价值,并且将兼济天下、建功立业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方式和手段。这一思想观念千百年来一直左右着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取向。他们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远大理想,学而优则仕,为官期间大力发展生产、勤政为民、造福百姓以实现人生价值。王士禛生活在清朝初年,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恢复科举,开博学弘辞,选拔、吸纳汉族文人加入官僚队伍,试图激发和树立起文人知识分子考取功名、加官晋爵、光宗耀祖的人生价值观。

王士禛出身官宦世家,祖辈中有多人身居高官,其祖父王象晋就曾担任明朝河南省按察使。但在王士禛看来,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是否拥有美屋良田,不在于是否拥有高官厚禄,也不在于是否能够封妻荫子,而在于是否可以美名远扬、声传后世。对于文人而言,创作出具有神韵之美的优秀诗篇流传后世,则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因此,他在《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中提出了“诗可传后世”的观点:

一日,杜肇余(臻)阁学谓予曰:“昨随诸相奏事,上忽问:‘今各衙门官读书博学善诗文者,孰为最?’首揆高阳李公对曰:‘以臣所知,户部郎中王士禛其人也。’上颔之,曰:‘朕亦知之。’”明年丁巳六月,大暑,辍讲一日。召桐城张读学入,上问如前。张公对:“郎中王某诗,为一时共推。臣等亦皆就正之。”上举士禛名至再三,又问:“王某诗可传后世否?”张对曰:“一时之论,以为可传。”上又颔之。七月初一日,上又问高阳李公、临朐冯公,再以士禛及中书舍人陈玉璂对。上颔之。又明年戊午,正月二十二日,遂蒙与翰林掌院学士陈公同召对懋勤殿,次日特旨授翰林院侍读。① 王士禛:《渔洋精华录集释》,李毓芙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1-2032页。

由此可知,王士禛十分重视文学的功能与作用,尤其重视“诗可传后世”对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将立德立功立言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但总体上看,在中国古代社会现实生活中人们最重立德,其次是立功,将立言排在立德、立功之后,未能予以应有的重视。三国时期曹丕将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认为文章能够使人“声名自传于后”② 曹丕:《典论·论文》,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他所说的文章不仅包括具有审美性的诗、赋等纯文学作品,还包括章、表、书、论、铭、诔等应用性散文在内。王士禛“诗可传后世”的思想是对传统人生价值观的继承,但又有新的拓展,将传统的以立德、立功为中心的人生价值观转移到了立言以流芳后世上来,并且将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艺术作为立言的主要方式,这就使立言与审美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赋予立言以明确的美育性质。“诗可传后世”的观点着重于人的美好声誉,说到底是对人的美好品格的认同,体现了对于人的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具有明显而深刻的美育意蕴。

“诗可传后世”的理论命题是作为诗人和美育思想家的王士禛对于人生价值进行深刻思考的产物。他将对人生价值的思考渗透到其“神韵说”中,使“诗可传后世”的观点成为其“神韵说”的重要内容。他在《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中写道:

山人自乙未五月买舟归里,始弃帖括,专攻诗,聚汉、魏、六朝、四唐、宋、元诸集,无不窥其堂奥而撮其大凡。故诗断自丙申始。钱塘吴君宝崖云:“先生论诗,要在神韵。画家逸品居神品之上,惟诗亦然。司空表圣论诗云:‘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酸咸,而其美常在酸咸之外。’余尝深旨其言。酸咸之外何?味外味。味外味者何?神韵也。诗得古人之神韵,即昌谷所云‘骨重神寒’。诗品之贵,莫踰于此矣。”③ 王士禛:《渔洋精华录集释》,李毓芙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3页。

一个人的显赫地位、荣华富贵、利禄功业,仅能惠及于身、存于今世;而文章诗篇,却能泽及后辈、流芳百世。诗人何为?审美何为?学诗写诗是为了应对科举、入仕当官?是为了赚取钱财、享受富贵?是为了造福一方、获取功名?还是为了自娱自乐、聊度人生?对此似乎不必深究。重恒久的声誉名望,而不重世俗的荣华富贵;重个人的才华和学识,而不重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这是王士禛思考人生价值问题的一个突出特点。“诗可传后世”的理论命题反映了一种新的美育观念和人生价值倾向:对于一个文人知识分子而言,是否有值得留传于后代的优美诗篇和美好声名,是衡量其人生价值的重要尺度。人生的价值在于创造和奉献,而非享受和索取。人生在世必须勤学苦练,不断提升个人艺术素养和美学境界,创作出优美的诗篇,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方能演绎精彩人生,真正实现自我超越。

结合“神韵说”的精神内核,综观王士禛的人生轨迹,我们发现王士禛高扬“神韵说”的旗帜,完满地实现了自身的人生价值。吴调公先生认为:从民族文化角度看,“神韵说”蕴含着深厚的生命意识、主体意识和超越意识。① 吴调公:《“神韵”内涵与民族文化》,《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神韵说”正是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渴望摆脱功利性束缚、超越残酷的社会现实、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意愿在诗学领域的概括与总结。

四、“清远为尚”的人格追求

王士禛“神韵说”主张“论诗当先观本色”②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张宗柟纂集,戴闳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页。,“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③ 王士禛:《池北偶谈》,靳斯仁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0页。。在王士禛看来,清远即本色、本性。刘熙《释名·释言语》曰:“清,青也,去浊远秽,色如青也。”④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9页。清与浑浊、污秽相对,有远离低俗粗鄙之意。徐复观先生认为:“远是对近而言。不囿于世俗的凡近,而游心于虚旷放达之场,谓之远。”⑤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这里的“远”不是空间距离的远,而是心理距离、审美距离的远。众所周知,美的本质是自由,审美是人的本性、气质、性情、品格的充分展现。在“远”中,人能够得到精神的自由,体现出生命的张力。清则远,远则淡;清意味着对人生理想的坚守,远意味着对现实人生的超越。王士禛“将清远合一……要求用清淡的自然景物来展露诗人高超的情怀,如此,则神韵出矣”⑥ 王小舒:《王士禛神韵说的三部曲》,《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所以在王士禛那里,清远既代表着一种艺术追求,更彰显着一种人格追求。清远是一种超尘拔俗、淡泊名利的人格境界,是王士禛“神韵说”美育意蕴的重要体现。

人生在世,品格为重。而理想的人格、完美的品性离不开美的滋养与熏染。“清远为尚”既是王士禛对诗歌创作提出的要求,也是他对人格美育提出的要求。在王士禛看来,“清”既是诗的本色,亦是人的本色。“远”是指心理的距离、人际的距离,是为人处世的原则,就是要在宦海生涯中清正廉洁,远离世俗浊风,绝不随波逐流,不与贪官污吏为伍,始终保持淡远高洁的人格。

王士禛敬仰魏晋名士的旷达清远的人格,并将阮籍作为人格典范,他在写给朋友徐夜的诗《徐五兄自号嵇庵》中直言:“我慕阮步兵,君学嵇中散。平生竹林期,凫鹤谁长短。……我本澹荡人,早岁颇任诞。一闻如鸾啸,自顾为人浅。”⑦ 王士禛:《渔洋精华录集释》,李毓芙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页。王士禛在日常生活中修身立节、存心养性,注重以美陶铸人格,一生为官清廉,不慕钱财,独爱诗书,其自撰年谱曰:“山人官扬州五年,不名一钱,急装时惟图书数十箧。尝有诗云‘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⑧ 王士禛:《渔洋精华录集释》,李毓芙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3页。王士禛晚年被革职返回故里,“巾车就道,图书数簏而已。送者填塞街巷,莫不攀辕泣下”⑨ 王士禛:《渔洋精华录集释》,李毓芙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8页。。做官四十多年,还乡时携带的行李只是数箱图书而已,其清正廉洁的人格由此可见一斑。其《再过露筋祠》中的诗句“门外野风开白莲”⑩王士禛:《渔洋精华录集释》,李毓芙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正是作为文人及高官的王士禛之清廉高远人格的真实写照。吏部侍郎赵玉峰曾经这样评价他:“公为户部侍郎七年,屏绝货贿,不名一钱,夫人而知之。至为御史大夫,清风亮节,坐镇雅俗,不立门户,不急弹劾,务以忠厚惇大培养元气,真朝廷大臣也。”① 王士禛:《香祖笔记》,湛之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这一评价也充分说明了王士禛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践行其人格美育理念,注重涵养个人情性、培育清远人格的事实。

诗品如人品,“神韵说是在人文一致,品诗如品人这一理论传统中展开的”②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页。。王士禛的“神韵说”追求诗歌空寂超逸、冲淡清远的艺术风格,强调传神写照,实质上是对脱俗超逸、冲淡清远的人格的肯定和赞赏。王士禛认为诗歌重在表现人物内在的风神韵致,他赞同东晋画家顾恺之“‘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的说法③ 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赵伯陶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31页。,认为作诗应该如作画一般,着重表现“目送归鸿”的情韵。王士禛的这一观点体现了他对清远通脱的人格之美的渴慕与追求,极具美育意蕴:只有通过审美不断地加强自我修养,具备了清远的人格情操、高洁的审美情趣、深厚的艺术素养,才能在艺术世界中创造出摄人心魄的神韵之美,达到自由完美的人生境界。正如吴调公先生对王士禛“神韵说”的看法:“他的观照入神,不仅成为神韵说诗论的主要内容,也成为萦回在他脑际的巴蜀的深山穷谷和南京弘济寺的月夜苍茫的绝妙画境。这些景物中的灵气和风致,在渔洋看来,妙在得之于有意无意之间。灵气和风致是客观景物之‘神’,但在渔洋眼中,则毋宁说是善于观照出灵气和风致的会心人,在一定条件下精神的外化。”④ 吴调公:《论王渔洋的神韵说与创作个性》,《文学遗产》1984年第2期。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士禛“神韵说”就是关于人与艺术、人与审美关系的学说,其本质就是以文化人、以美育人、以诗成人。

“美育的终极本体,说到底就是人,是感性的现实的实践着的社会的人”,它以“美化人性、健全人格、完善素质结构、提升人生价值水准为实际标志”⑤ 李田:《再论美育的本质》,《教育研究》1994年第11期。。王士禛的“神韵说”旨在以诗成人,它始终是围绕“人”展开的——它关注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人的优化与完善,体现着王士禛对人的生命的珍爱、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对现实生活的超越以及对实现人生价值的渴望,蕴含着非常深厚的美育意蕴和人文情怀,对于当代美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王士禛的“神韵说”视为一种意蕴深厚的美育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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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政,鲁东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生态思维影响下的中华美学精神生成与嬗变研究”(22BZWJ01)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