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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参差?怎样对照?——论张爱玲《重访边城》中的“边城”书写



摘 要: 张爱玲《重访边城》中关于台湾和香港的书写,不仅彼此之间构成空间和时间上多层次的参差对照,而且和大陆(内地)共同构成一个“形式兼内容的范畴”的“时空体”。在表达对这一时空体的复杂深沉的文化和情感认同时,张爱玲调动了她所有的人生经验、知识储备和艺术修养,不断变换观看视角,穿梭于记忆之场,从而将她所热爱的故土上海,身居其间的香港、台湾,与她居留过的美国城市、记忆中的世界各地进行参差对照,构筑了繁复立体的审美样态,也藉此远兜远转完成了对于古老中国的文化重逢和情感皈依。

关键词: 《重访边城》;张爱玲;参差;对照

在如日中天的写作盛年,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阐述了个人的创作理念:“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①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参差的对照”不仅关乎作品的风格,还决定了作品的类型;不仅有助于文学的功用和意义,而且直接指向人性的真实和复杂:“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了。”②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在张爱玲这里,“参差的对照”首先是一种创作手法,她明确地将其作为重要观点提出,并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这一手法的推崇:“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③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认为在那个“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的时代,“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①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通过求助于“古老的记忆”来“证实自己的存在”。此外,张爱玲还在《童年无忌》中借国人服饰的配色来例证她的“参差的对照”的美学观:“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又说中国“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② 张爱玲:《童言无忌》,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故而,除了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参差的对照”还是一种融合了现代西方审美与中国传统审美的美学观念。再者,张爱玲在实现其作品“参差的对照”美学理想的同时,也将她的创作实践和文学人生臻达“参差的对照”的哲学境界。

作为张爱玲晚期的重要作品,《重访边城》中的“边城”书写几乎将“参差的对照”运用到极致,其频繁和娴熟皆令人惊叹。

一、边城景观:台北、花莲与香港

在赴美六年之后的1961年,张爱玲终于获得永久居留权,个人生活渐趋稳定,她当即准备大展宏图、逐一实现她的写作计划。10月,先访台湾——这是她有生之年唯一一次造访,再到香港。此后先有1963年3月28日发表于美国杂志The Reporter上的AReturn to the Frontier,再有1980年代重新以中文写成、直到2008年才首次于台湾公开面世的长篇散文《重访边城》③ 首次公开发表于《皇冠》2008年4月号总第650期;之后收入《重访边城》(皇冠文化2008年版)作为“张爱玲全集19”公开出版;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的《重访边城》简体字版则于2012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关于中文版的具体写作时间,依据文内提到的“席德进”④ 席德进(1923-1981),画家,张爱玲在台湾期间,他曾陪同游览台北。于1981年8月3日去世。以及鹿港龙山寺的图片注释⑤ 《重访边城》中写张爱玲在台北看古庙的时候,有感于“闽南塑像”并加了个“注”,解释鹿港龙山寺未经翻修的古貌,认为神像的面貌“颠倒挪移得不可思议”;其所提到的彩色照片分别来自1982年11月《光华杂志》,以及1982年12月《时报周刊》第251期的照片。,可以推算出写于1982年以后。而更具体的时间则出现在1983年4月7日张爱玲与邝文美、宋淇的通信中,“英译《海上花》的改稿还没收到,我正忙着改写《重访边城》这篇长文,也没工夫翻出英译《海上花》头两章看”⑥ 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Ⅱ》,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145页。,可以明确这篇文章写于1983年。

文章起笔神奇,带着一种家常的霸气:“我回香港去一趟,顺便弯到台湾去看看。”一个“回”字道尽了她和香港之间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不是故乡胜似故乡;而一个“弯”也写出了港台两地之间亲近的地缘和频繁的交流——当然,这里面包含着香港和台湾两个不同地区的地理和情感上的参差对照。张爱玲开宗明义,她要回香港,顺便到台湾串个门,香港才是目的地,台湾只是顺道——不过这个顺道也是为了计划中的写作任务:想要搜集有关“少帅”张学良的资料。之所以先写台湾部分,根据的是到抵时间的先后,因为张爱玲乘坐的航班先飞到台湾,之后才从台湾飞香港。当然,这一次远行的目的地最初也并非台湾,而是香港,之所以去了台湾是因为航班临时改变航线,张爱玲曾在1961年9月12日致好友邝文美的信中说:“想在下月初一个人到香港来,一来因为长途编剧不方便,和Stephen当面讲讲比较省力,二来有两支想写的故事背景在东南亚,没见过没法写,在香港住个一年光景,希望能有机会去看看。”⑦ 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著,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172页。很明显,张爱玲去香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去东南亚体验生活① 关于张爱玲此时要写的东南亚背景的小说,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根据她和邝文美的通信时间推算,那应该是1960年前后的事情,而这期间恰恰就有两部长篇是张爱玲打算写而没有写的,分别是《芳香的港(Aroma Port)》和《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最终没写,也没有再提起。1957年张爱玲来信说,“我想把苏青与她小叔的故事搬到目前的香港,写一个长篇Aroma Port,不过暂时不打算写。”20世纪60年代,张爱玲曾在写给邝文美夫妇的信中说,想写一本关于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书。他们便给她找了一本有关郑和的小册子。到了1963年,她突然说:“郑和故事经考虑后决定放弃,所以那本书你们以后不要寄给我。”宋以朗著,陈晓勤整理:《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223页。,而事实上她只在香港待了三个月就因故返回美国。起初张爱玲暂定10月3日夜乘美国海外航空公司(USOverseas Airline)的航班来港,9月23日致信邝文美,告知10月3日夜飞离三藩市,星期五下午四时三刻到香港。然而10月2日事情有变:“USOA忽然改了时间表,两星期一次飞港,(据说是因入秋生意清)十月三日一班机改十月十日。我为了省这一百多块钱,还是买了十日的票。”② 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著,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页。由此可见,标题中要“重访”的“边城”是“香港”,不是“台湾”。这也就解释了“香港”部分写得很长的原因,而且越到后面越冗长,感觉有些收不住的时候才戛然而止。当然,张爱玲之前从未到过台湾,也谈不到“重访”。

更为神奇的是,刚下飞机就遇到一个中年男人,问她是否是尼克逊太太?后来才知道那是个精神病,老是在飞机场接飞机,接美国名人。听起来虽然是个笑话,但张爱玲的感触却极其敏锐:“我笑了起来,随即被一阵抑郁的浪潮淹没了,是这孤岛对外界的友情的渴望。”③ 张爱玲:《重访边城》,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2页。这是异常神奇的预感,是张爱玲初访台湾即对其精神症候的精准把脉和诊断。看似带有讽刺性的小插曲其实却是个真实哀伤的事实,这宕开的一笔,实际上为张爱玲的台湾书写定下了一个略带悲凉的基调。

接下来,文章饶有兴致地描绘见闻中的台北种种,从机场寺庙到阳明山别墅,从台北建筑到街巷书场,从饮食服饰到民间风化,从神祗到原住民,从台北到花莲,从台湾到香港,并站在香港瞭望内地。悉心观察,娓娓道来,极尽参差对照之能事。甫一落地,台湾的面貌即以一种时空交错的方式进入视野:“一出机场就有一座大庙,正殿前一列高高的白色水泥台阶,一个五六十的太太相当费劲地在往上爬,裹过的半大脚,梳着髻,臃肿的黑旗袍的背影。这不就是我有个中学同班生的母亲?”④ 张爱玲:《重访边城》,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2-13页。这个看起来颇像中学同班生的母亲的老年女性形象一下子拉近了张爱玲与台湾的距离,也将台湾的宗教归属、文化归属和情感归属进行了准确的定位。曾经的1940年代上海时期的国民风貌在这里得以还原和延续,裹脚、梳髻、黑旗袍的女性形象熟悉又亲近,刹那间有令张爱玲重回中学时代的感觉,这是台北与上海之间参差对照的历史和文化,是跨越时空的场景重复和记忆迭合。她描写台北的建筑,信手拈来地与香港建筑、华盛顿街景进行参差对照:

到处是骑楼,跟香港一样,同是亚热带城市,需要遮阳避雨,罗斯福路的老洋房与大树,在秋暑的白热的阳光下树影婆娑,也有点像香港。等公交车的男女学生成群,穿的制服乍看像童子军。红砖人行道我只在华府看到,也同样敝旧,常有缺砖。不过华盛顿的街道太宽,往往路边的两层楼店面房子太猥琐,压不住,四顾茫然一片荒凉,像广场又没有广场的情调,不像台北的红砖道有温暖感。⑤ 张爱玲:《重访边城》,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5页。

注意这里提到的“温暖感”,虽则“近乡情怯”,但毕竟台湾与大陆之间仅有一弯海峡之隔,而台北与华盛顿之间则有天壤之别。不仅台北的红砖道有温暖感,下文写到从罗湖口岸离开内地之际也被一股种族的温暖袭击,同样体现出张爱玲对于种族情感和民族文化的归属感。《重访边城》涉及大量的台湾地景、风俗、宗教、庙宇、交通和饮食等,她经花园洋房,路过一个露天书场:比起上海的书场来,较近柳敬亭原来的树下或是茶馆里说书。“书场”本来是展示和传播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的重要场所,此时出现在台北的花园洋房之间,张爱玲将之与上海、苏州等大陆城市的文化场景和文化风俗进行了对照书写,其间的文化和情感指向不难想见。尤其当她由台北一路向南,在青年作家王祯和带领下,在花莲邂逅当地少数民族、欣赏山地歌舞、参观南台湾的建筑以及当地不同级别的妓院,留下了极为难得的台湾行迹和观感。她描写花莲的古建筑:

看古屋,本地最古老的宅第是个二层楼红砖屋。

台湾仿佛一直是红砖,大概因为当地的土质。大陆从前都是青砖,其实是深灰色,可能带青灰。因为中国人喜爱青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迳称为青砖。红砖似是外来的,英国德国最普遍的,条顿民族建筑的特色。在台湾,红砖配上中国传统的飞檐与绿磁壁饰,于不调和中别有一种柔艳憨厚的韵味。① 张爱玲:《重访边城》,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32-33页。

不仅追溯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青”色的推崇及其在建筑中的运用,而且和台湾的“红砖”进行了对照,指出台湾的红砖既与本地的土质有关,也源于对西方的借鉴,但传统的飞檐与壁饰配上红砖,“于不调和中别有一种柔艳憨厚的韵味”,“柔艳憨厚”是对台湾民风性情的精准概括和高度褒扬。再如,花莲的庙比台北更具家庭风味,神案前倚着一辆单车,花瓶里插着鸡毛掸子。装置得高高的转播无线电放送着流行音乐。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建筑就是这样紧凑曲折,与方方正正的四合院大不相同。月下的别院,不禁使人想起无数的庵堂相会的故事。”② 张爱玲:《重访边城》,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7页。台湾的宗教文化显示出其无所不在的日常性和庶民特征,而随着庶民生活的现代化,神庙内部的布置也体现出某些现代化的特征。对他们来说,神灵的存在也是为了日常生活的实用,紧凑曲折里包含着明快的实用哲学,而方方正正中则意味着不可将就的等级规范。甚至月下的别院也令她想起民间故事、古典戏曲唱本中无数的庵堂相会的故事,更增添了其人间烟火气息。当然,花莲的神也是日常而令人备感亲近:乍看有点看不惯,太没掩蔽,仿佛丧失了几分神秘庄严。原因在于此地的神似乎更接近人间,人比在老家更需要神。当然,她没有忘记写台湾的水果:“从来没吃过这样酸甜多汁的柚子,也许因为产地近,在上海吃到湖南柚子早已干了。”③ 张爱玲:《重访边城》,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35页。这里仍然是和上海进行对照描写。

按照游记的移步换景,《重访边城》第一个层面的参差对照是地理性的,从台北到花莲既是地景的移动,也是城乡之间的转换:“一下乡,台湾就褪了皮半卷着,露出下面较古老的地层”,随着视角的转换,“我”也完成了从类似还乡者的复杂心情到纯粹的观光客的身份转换。难得的是,无论怎样参差变化,张爱玲总是从台湾的地理人文景观,如寺庙、建筑、神祇、原住民等日常细节写起,形成一种参差的对照;每谈到一处地景,必然和她经验中的上海、香港、华盛顿等一一比较,形成一种对照的文学地理;同时在参差对照中逐次呈现中国和世界的不同视域。此外,她还极尽铺陈台湾风物,举凡说书、版画、风化、饮食、服饰等不一而足,并将之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接,于种种趣味里彰显当年岛屿真实的生活处境。“事实上张爱玲采取‘参差的对照的写法’来描写她‘真实的经验’,加之‘古老的记忆’,遂构成其独特的内心世界,造成繁复而复杂的文本。”④ 陈建华:《爱与真的启示:张爱玲的晚期风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23页。历史与现实、古老与现代的对照体验,真实敏锐到让人震惊,对于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和上海都市文化显示出一种不着痕迹的眷恋和追怀,而这“种族的温暖”就成为参差的对照中言之甚少却举足轻重的情感表达。

二、记忆叠加:重访、重返与重写

尽管上述参差的边城景观书写长短不一,但其出现的次序错落有致。而对照中的边城记忆则显得有些错杂紊乱。一般认为《重访边城》是对1963年发表的英文游记的改写甚至重写,但无论改写还是重写,均应以1961年的即时游踪为根据。但奇怪的是,据张爱玲手稿发表的中文版《重访边城》却重新设置了时间标识,当写到画家席德进陪她参观台北的古庙时,文中却非常诡异地冒出一句:“多年后根据当时笔记作此文,席德进先生已经去世,要问也没处问了。”① 张爱玲:《重访边城》,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1-22页。以张爱玲的聪明,这里的“席德进去世”与其说是行文中的粗率,倒不如说是一个时间索引、或者一个有意埋设的时间暗号更恰当。这不仅意味着中文版《重访边城》是一次重新记忆和书写的过程,而且是在原有的实地探访的记忆基础上增加了至少一次重访、重返以及重新书写。

换一个角度,这正说明张爱玲处在她不断改写旧作的阶段。陈建华认为张爱玲从《半生缘》《怨女》的改写,到《海上花》《红楼梦》的翻译或诠释,一直到《对照记》系列等后期创作,展示了一条通向“过去”的心理轨迹。然而,“确切地说,她回不到过去,也一再抗拒回到过去。这些作品在过去与过去、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断构成‘诠释循环’及‘视镜交融’。然而她必须回到过去,别无选择。《对照记》并非一种简单的回归,而与早期小说世界形成某种‘参差的对照’,在历史与文化中叶落归根,觅得最终的‘安稳’”② 陈建华:《爱与真的启示:张爱玲的晚期风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37-138页。。这里虽然说的是《对照记》,换成《重访边城》,并无二致。都是纪实类的散文,都创作于生命的晚期,甚至《重访边城》比《对照记》来得更晚,迟至1983年。尽管文中所记乃张爱玲第一次到台湾,但她关于台湾的书写却是多次记忆的叠合。文中至少有三个时间点的台湾记忆与印象,因此《重访边城》并不是张爱玲唯一的台湾书写。早在1942年5月,由香港大学辍学的张爱玲乘船返回上海,轮船为躲避轰炸绕道台湾南部,她已经有过第一次关于那里的惊鸿一瞥:

她紧贴着栏杆,探出头。高高的天上悬着两座遥远的山峰,翠绿的山蒙着轻纱,一刀刀削下来,形状清峭,只有在中国山水画里看得到,半山腰上云雾缭绕。是东海上三座蓬莱仙岛?浮在白茫茫的天上,不可思议。人人都瞪着看,唯恐一眨眼就消失不见。

“是台湾。”她听见有人说道。

“台湾的山有这么高么?”

“南部有。”

“南部哪儿?台南么?不会在那儿停船吧?”

众人直着眼,只看到山峰越来越高,消失在眼前。③ 张爱玲:《易经》,赵丕慧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47页。

这段文字写作于1960年代,直到2011年自传体小说《易经》出版后才为世人所知。小说甚至还浓墨重彩地写到祖父张佩纶当年的败军之地基隆:“台湾海岸出现了,长长的斜坡切过淡蓝色的海水,隐约像长江以南。黄昏时船只停泊在基隆外。”④ 张爱玲:《易经》,赵丕慧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48页。尽管没有靠岸,但张爱玲得以较近距离地观察台湾并沉醉于其美丽的景致。二十多年之后,她在《重返边城》中再现当年记忆:

我以前没到过台湾,但是珍珠港事变后从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为躲避轰炸,航线弯弯扭扭的路过南台湾,不靠岸,远远的只看见个山。是一个初夏轻阴的下午,浅翠绿的欹斜秀削的山峰映在雪白的天上,近山脚没入白雾中。像古画的青绿山水,不过纸张没有泛黄。倚在船舷上还有两三个乘客,都轻声呼朋唤友来看,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大声。我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没敢走开一步,怕错过了,知道这辈子不会再看见更美的风景了。当然也许有更美的,不过在中国人看来总不如——没这么像国画。① 张爱玲:《重访边城》,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3-14页。

从《易经》到《重访边城》,张爱玲台湾书写的“参差的对照”从空间和地方的角度转换为时间和历史的角度。在还没有踏足台湾之前,她就已经有了关于台湾南部山峰的远观记忆,而这记忆在被书写之际,已被反复重临。同样的一次远观,在记忆的浸润与打磨之后,于文字的重写中呈现出不一样的美感,并充分证明了时间性的参差对照的效果。如果说之前的记忆是对于台湾的外部观察,那么这一次的游历则是立足台湾本土,从内部视角观看和书写,当然也包含内外视角的参差和对照,而这些皆以她个人对于时间的感受和理解为准,其参差对照仅依照她记忆的真实,因此这也是自我记忆内部的参差对照。1942年的远观、1961年的近访、1963年的英文书写,直到1983年的中文重写,还不包括当年《流言》散文集中的书写、后来《小团圆》《易经》《雷峰塔》自传体小说中的重写,是一次次对于记忆的重返:无论台湾还是香港,都成为她一次又一次重临,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望和书写的故乡边城。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也具备现实“重返”的意味,而香港就是不折不扣的重访了。

张爱玲第一次长时间生活在香港是1939年至1942年,港大在读;第二次是1952年7月至1955年10月赴美之前;这部长篇散文的后半部分即张爱玲第三次到访香港,也是她最后一次较长时间逗留香港。此番的心境接近悲苦,张爱玲再次使用时间和空间的参差对照手法写下了她对于香港最后的观感:熟悉的街景、常常光顾的小巷、早晨的鸡啼以及集市上的印花土布……时光更迭之中,香港发生了太多变化,到处在拆建,造出来的都是白色大厦,与非洲中东海洋洲任何新兴都市没什么分别。重临香港的张爱玲不由地陷入对旧人旧事和旧时光景的怀恋:“其实花丛中原有的二层楼姜黄老洋房,门前阳台上褪了漆的木柱栏杆,掩映在嫣红的花海中,惨戚得有点刺目,但是配着碧海蓝天的背景,也另有一种凄梗的韵味,免得太像俗艳的风景明信片。”② 张爱玲:《重访边城》,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42页。相形之下,新盖的较大的水泥建筑粗陋得惨不忍睹,对于这不可救药的怀旧,“我自己知道不可理喻,不过是因为太喜欢这城市,兼有西湖山水的紧凑与青岛的整洁,而又是离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国的一鳞半爪给保存了下来,唯其近,没有失真,不像海外的唐人街。”③ 张爱玲:《重访边城》,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43页。“太喜欢这城市”,这是张爱玲文字中难得一见的直白的情感表达。她在称赞香港山水的时候,不仅拿杭州和青岛做参照,还特别指出香港所保留下来的古中国文化的一鳞半爪,这是和海外唐人街的本质区别。每一次的记忆叠加和交错,都是对于故地的重访、重返,重新记忆和再次书写。

三、诀别即重逢:参差对照视域中的“内地”

然而,上述无论空间的参差对照,还是时间的参差对照,究其本质是难以彻底分割的。空间中有时间的流动,时间里有空间的位移,而且相对统一的时空中又包含着更多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归属,即巴赫金所说“形式兼内容的范畴”的“时空体”:“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④ 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275页。无论台湾还是香港,在中国的时空体想象中皆属边城。“边城”是相对于“内地”“大陆”“中原”而存在的空间,边城和中原的关系正如“葱绿对桃红”“虚伪对真实”“浮华对素朴”一样,具有同等的参差对照意义。正是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在内的时空共同体所蕴含的繁复多元、参差对照的精神内蕴,彰显出张爱玲文化和情感归属的辩证和同一。

有研究者指出张爱玲香港书写的启示:“香港对于张爱玲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异空间’,让她可以带有距离地审视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一‘异空间’的特质正是张爱玲在早期小说中表现的一种既近又远的距离、一种既连结又割裂的关系;同时又是她在流亡时期为她提供历史与记忆的场所,尽管这个跟流亡相关的场所带来的都是‘非意愿的记忆’。”① 梁慕灵:《他者·认同·记忆——论张爱玲的香港书写》,《中国现代文学》2011年总第19期。这段话适用于张爱玲早期作品的香港书写,甚至A Return to the Frontier中的香港书写,但对于1983年的《重访边城》来说,就显得不再适用。经过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近三十年的海外离散生活,同时也随着国际政治关系变化所导致的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张爱玲经过了英文写作的失败,以及重回中文写作,并通过一系列的旧作改写和全集出版奠定其“晚期风格”② 陈建华认为,皇冠文化出版的《张爱玲全集》“意义在于造就了一个完整的‘晚期风格’,与她的‘身体文本’叠影重重。”陈建华:《爱与真的启示:张爱玲的晚期风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52页。的时候,对于东西方文化、特别是古老的中国文化,她的认识包括情感归属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于家族、种族甚至国族也有了与年轻时代的不同看法。

表面上看,《重访边城》没有正面谈论大陆(内地),但它绝不是空白,也不是沉默的客体,它是一个从始至终都存在着的主体性参照。在游览台北的时候,张爱玲不时地将大陆作为台湾景观的参照物;而当她再次重临与内地声息相通的香港,尽管只是偶尔提到,但内地以及和内地相关的记忆与现实却无处不在,如二房东太太家的上海亲戚,报纸上十三妹专栏的读者女孩等。特别是她即将离开香港时外出购买礼物,看似旁逸斜出的长篇的逛街回忆,“内地”简直无所不在。临近结尾写到在货摊上发现土花布的惊喜:因为那种配色只有中国民间才有。

她推断这种花布是南宋迁入广东的难民带来的,细水长流,不绝如缕。遂又联想到姑姑说起的天津乡下人穿的大红扎脚裤子,联想到中国人是爱红的民族,唐宋的人物画上常有穿花衣服,大都是简化的团花,而衣服的颜色则永远是淡赭色或是淡青、石青、石绿。又说到中国丝绸棉布的褪色,韩国传统服装的白色是因为山地岛国染料的匮乏,而中国古画中人物限穿淡赭、石青、石绿、淡青,原来是写实的,不过是褪了色的大红大绿深青翠蓝,这是中国人最珍爱的颜色。其联想丰富跳跃、叙述转折变化,写出那种狂喜的感觉:

当时我没想到这么多,就只感到狂喜,第一次触摸到历史的质地——暖厚黏重,不像洋布爽脆——而又不像一件古董,微凉光滑的,无法在上面留下个人的痕迹;它自有它完整的亘古的存在,你没份,爱抚它的时候也已经被抛弃了。而我这是收藏家在古画上题字,只有更“后无来者”——衣料剪裁成衣服,就不能再属于别人了。我拿着对着镜子比来比去,像穿着一幅名画一样森森然,飘飘然。③ 张爱玲:《重访边城》,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56页。

在张爱玲的微言大义中,衣服的象征意蕴也层叠托出:在诀别家国之前,先诀别了亘古以来的衣服以及衣服携带的一切文化、情感和依恋。她是那么喜欢古老中国那些暖老温贫的东西,但香港就是这样“没准”。《重访边城》的结尾惊世骇俗,充满了张爱玲式的揶揄:“我觉得是香港的临去秋波,带点安抚的意味,看在我忆旧的份上。在黑暗中我嘴唇旁动着微笑起来,但是我毕竟笑不出来,因为疑心是跟它诀别了。”④ 张爱玲:《重访边城》,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61页。的确,正是张爱玲与香港的一言永诀。尽管层层铺垫,千回百转,但绕了一大圈,为的或许是站在“边城”再看一眼“内地”,正因为未曾涉足,所以要远远地望一眼,再一次挥手告别。在她反复浸泡的记忆中,这样的告别仪式一定举行了多次:

同是边城,香港不像台湾有一水之隔,不但接壤,而且返乡探亲扫墓来来去去络绎不绝,对大陆自然看得比较清楚。我这次分租的公寓有个大屋顶阳台,晚上空旷无人,闷来就上去走走,那么大的地方竟走得团团转。满城的霓虹灯混合成昏红的夜色,地平线外似有山外山遥遥起伏,大陆横躺在那里,听得见它的呼吸。① 张爱玲:《重访边城》,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35-36页。

“大屋顶阳台”和“横躺在那里”的内地,令人联想到1945年4月张爱玲笔下的上海阳台以及“微微起伏的”上海边疆:“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阿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重峦叠嶂。”② 张爱玲:《我看苏青》,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244页。何其相似,只不过远眺者的站位、视角,心态和情感已经完全对调,从而形成了更加决绝的参差的对照。由于参差,差异便呈现出错落的韵味;而对照则使相反的方面集中于完整的统一之中,形成了心意相通的呼应关系。对于张爱玲来说,当年如何憧憬着高楼外的世界,此刻或许也怎样眷恋着群山起伏的内地吧!连台北的红砖道都有“温暖感”,何况当年走出罗湖海关时那最后一瞥的温情:“但是仍旧有这么一刹那,我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冲洗上来,最后一次在身上冲过。”③ 张爱玲:《重访边城》,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41页。然而,现实中与“香港的诀别”岂不是情感上与“古老中国”的久别重逢呢?远远地看一眼,以诀别的方式使之在另一时空里重逢并再生,这是她永远摆脱不了的种族基因:“他们只是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④ 张爱玲:《对照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以诀别写下对于未来的预言,并给后来者留下属于这一时代、这一个人独有的文化记忆。

结语

从193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两个十年里张爱玲三次经临边城,空间的多层参差,时间的多重对照,记忆中的无数次重临,无休止地冲刷、叠合、错乱的结果显形为文字书写中的重返。第一次观察和书写香港,作为对照的只有上海;第二次就有了昨日香港、今日和昨日的内地城市作为对照;第三次看到的已经是世界之中的香港,可以信手拈来地将其和美国的不同城市,韩国、日本、印度等国的风貌、习俗和文化进行参差对照,特别是对古代中国文化的周边传播进行追溯。香港与台湾遂成为双生关系的“边城”,参差对照中的内地(大陆)作为香港、台湾的时空共同体而存在,其不言而言,不在而在,更具有一种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的意味。在表达对于这古老中国复杂深沉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时,张爱玲调动了她所有的人生经验、知识储备和艺术修养,穿梭于记忆之场,不断变换观看视角,宏观与微观、记忆与现实、空间与时间,文化与情感,无一不参差,处处皆对照,不仅为“参差的对照”构筑了繁复立体的的文学审美样态,也藉此远兜远转完成了对古老中国的文化重逢和情感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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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艳芳,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研究”(19BZW111)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