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50至1955年,贾植芳先后在震旦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其学院工作以俄苏文学教学为中心。通过对高等教育机构改革的积极参与,通过课程设置、教材筹备、课堂授业的实际工作,他将俄苏文学带进了震旦、复旦中文系的课堂,奠定并提升了此门课程的地位,同时也围绕着这一方面的教学活动,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路径与教学方法,完成了从作家、“社会中人”向教师、学者的重要转向。这一时期的教学实践,也在多个方面影响了他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后的治学取向。
关键词: 贾植芳;俄苏文学课程;震旦大学;复旦大学
作为著名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新中国比较文学的前驱”① 乐黛云:《新中国比较文学的前驱贾植芳先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5期。,贾植芳在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史上的贡献,早已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肯定。相关讨论一般着眼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对他20世纪50年代前期在震旦大学、复旦大学的教研活动及其学术史意义则极少涉及。然而这一时期不仅是贾植芳由职业文人变为大学教员的重要转型期,也是他作为受五四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适应新时代、寻找自我定位的探索阶段,更是他配合教学需要大量翻译俄苏文学原典及研究资料的第三个翻译高潮时期② 三个翻译阶段的说法见贾植芳:《世纪老人的话:贾植芳卷》,《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96-305页。,对理解其身份转换、心态变化、学术路径的走向乃至俄苏文学学科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都决不可忽视。本文利用官方文件、课程档案、亲历者的回忆等多种史料,首次系统梳理贾植芳这一时期的教学实践与知识生产。从1950年秋到1955年春,“苏联文学”课程是贾植芳学院工作的核心,他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和课堂讲授各个面向的工作中,为俄苏文学的教学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这一时期所有的翻译作品也都与这门课有关。他的学术史贡献通过这些工作实现,他的治学路径和知识分子心态的转换,也在这些实践中完成。
一
贾植芳最初进入学院,是1950年作为兼任教授进入震旦大学。他在回忆录中曾有所追述:
文协专职秘书梅林来找我说:上海解放了,教会学校还是帝国主义势力的地盘,震旦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郑康林,通过文协请一些进步作家去当教授,让进步力量掺进这个法国天主教办的大学。这样我去了震旦大学。① 贾植芳:《世纪老人的话:贾植芳卷》,《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28页。
所谓“教会学校还是帝国主义势力的地盘”,与震旦大学解放初期的处境密切相关。震旦大学原名震旦学院,1903年由天主教耶稣会神父马相伯创立于上海,其建校受到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多方资助,其发展历程也充满了与法国政府和天主教会的合作与斗争。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该校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作为老牌教会大学,震旦“历史悠久,教学管理、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具有宗教色彩,与新中国政府建设新中国的步调格格不入”② 栾翔飞:《接管·改造·撤并——建国初期上海震旦大学的历史变迁(1949—1952)》,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甚至在同被接管的多所教会大学中也有着“震旦最反动”③ 《高等教育处三个月工作总结报告及今后四个月工作计划》,上海市档案馆,B1-2-782。的名声,因而必然会经受改造。然而若论改造的步调,则并不是一夜之间天翻地覆,而是先“复校复课”,然后实行“维持原状,逐步改进”的方针④ 《高等教育处三个月工作总结报告及今后四个月工作计划》,上海市档案馆,B1-2-782。,安定人心,平稳过渡,“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页。。这就意味着,震旦的改造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只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而是在大学教育的点滴日常中,在校方、教师、学生的多方参与下进行的。其中,请“进步作家”入场,抗衡并逐步替换原有的“帝国主义势力”,在课堂内外的言传身教中改变震旦的“反动”面貌,无疑是关键的环节。
贾植芳进入震旦大学,即是这一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贾植芳几乎从未受过正统的科班教育,他也自认为“社会型的知识分子”“社会中人”,解放前与学院一向少有缘分。他高小毕业后进入太原私立成成中学读初中,高中先后就读于北平崇实中学、艺文中学、市立北方中学,因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而数度中辍学业,并遭到北平警察局逮捕。1936年赴日留学,进入日本大学经济科,又转入社会科,师从园谷弘攻读社会学。七七事变后即弃学回国参加抗战,就此结束了他的求学生涯。解放初期,贾植芳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是以左翼作家、青年革命者的身份闻名的:他长期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密切配合中共组织的革命工作;身为七月派重要作家,他发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进步作品,与其他左翼作家亦联系紧密;1949年,他更是翻译了恩格斯的《住宅问题》,成为当时少数译过马列主义经典作品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郑康林邀请贾植芳参与教会大学的改造工作,看重的自然也是这一点。
由此,贾植芳开始了他的大学教师生涯,1950至1955年,他以改造者的姿态,通过课程设置、课堂授业、教材编译,身体力行地参与乃至引导了震旦、复旦两所大学中文系的改革,承担了大量实际工作⑥ 在当时的书信和后来的回忆中,贾植芳数次提到当时学院工作的“繁忙”,如《致胡风19540731》,《贾植芳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0页;《狱里狱外》,《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5页。。积极参与学院工作,自然说明了他“对自己工作的环境的认同程度之高”,“他作为一个左翼青年,差不多半辈子的追求一朝实现,‘新中国’成立了,他没有理由不把自己当成国家和社会的当然的主人,努力投入工作”⑦ 张业松:《贾植芳与〈贾植芳文集〉》,《文学课堂与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然而,在作为进步作家改造教育机构的同时,他也是被改造的对象。1951年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上海高等教育界第一批改造名单上就有贾植芳,他不得不到苏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交代自己的“问题”,由改造旧教育机构的主体变成了被批评、被审查的客体。贾植芳后来看得很清楚,他这一代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一种藐视一切权威、反抗一切压迫的个人主义冲动”① 贾植芳:《狱里狱外》,《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7页。,因而在新政权建立后受到改造,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在他的回忆中,思想改造运动后,“我对生存环境已由狂热转为冷静了”② 贾植芳:《世纪老人的话:贾植芳卷》,《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28页。,表明这场运动对他解放初期的心态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显然是贾植芳20世纪50年代初经历的重要事件,但不应将它认定为他这一时期的境遇与心态的唯一转折点,进而将他的思想心境变化描述为自狂热变为冷静的线性发展过程。早在解放初期,他就经历了自己的译作《晨曦的儿子——尼采传》出版受挫、小说《以血还血》遭批判等事件,并目睹了当时胡风、路翎等人的诸多挫折③ 贾植芳:《狱里狱外》,《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5-36页。,对时代气候中的暗潮并非没有感知;在思想改造运动后的1953、1954年,“转为冷静”的时期,他曾数度表示,“希望自己勇敢地写起来”④ 贾植芳:《致胡风19531123》,《贾植芳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9页。,多做一些事。本文也将表明,他对文学教育体制的改造与新阶段学院运作机制对他的影响,也在这一时期贯穿始终。实际上,他的改造与被改造,对建设新时代的热情与不被信任、不被接纳的忧虑,在1950至1955年大部分的时间中同时存在,构成了他在这一“乍暖还寒时候”的复杂经验与心态。在这样的心态下,他并没有被建设的热情冲昏头脑,也没有因被批判、被审查而一蹶不振,在积极投身学院工作的同时,对自己的工作、工作的意义与方法也不乏冷静的反思。研究这一时期的贾植芳,必须将这种经历和心态的复杂性纳入考量。而在这一系列复杂经历中,他的俄苏文学教学活动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二
1950年秋,贾植芳在震旦中国语文系初次登台,带来的课是“现代文学名著选”,到了1951年春,又加入一门“苏联文学”。⑤ 《私立震旦大学中国语文系所开之课程现况表》,上海市档案馆,Q244-1-163;《一九五零年第二学期必修及选修课程表》,上海市档案馆,Q244-1-1069。贾植芳回忆,他在震旦先开苏联文学课,后开现代文学名著选,与档案记载不同。但无论如何,这两门课都是他到震旦后不久即开设的,也都是他重要的工作内容。这两门课是他初入震旦最主要的工作,每学期都坚持开设,直到1952年震旦中文系并入复旦为止。
尽管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巨大影响,但在1949年前,各大学中文系开设的世界文学类课程,多为“欧洲文学”“西洋文学”“英国文学”或“日本文学”,俄苏文学并未进入中文系的课堂。⑥ 刘洪涛:《世界文学观念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两次实践》,《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3期。贾植芳在震旦讲“苏联文学”,实际上是大学中文系开设这门课程的最早记录之一。当然,俄苏文学进入大学课堂,并非贾植芳个人的创造,而是新中国对高等院校中文系进行改革的重要措施。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实行,高等教育的苏联化也逐步开启。1950年8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规定中国语文系开设的必修课须包括文艺学、中国语言文字概论、中国文学史、历代散文选、历史韵文选、现代文选、中国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名著选、写作实习等。在此基础上,《草案》将“世界文学或苏联文学”列为中文系重要课程,与“中学国文教学法及实习”“新闻学概论”和“文教政策法令”并列,“四门中择二门必修”,“半年课程,每周上课二小时”。⑦ 《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教育部编印:《高等学校课程草案》,光明日报社1950年版,第2页。贾植芳的“苏联文学”课,便是在这样的框架中开设的。值得注意的是,贾植芳将“苏联文学”列为中文系四年级的必修课,每周三学时⑧ 《一九五零年第二学期必修及选修课程表》,上海市档案馆,Q244-1-1069。,与《草案》相比,显然将这门课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他对这门课似乎有着更高的期待。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苏联文学”课,讲授的不只是十月革命之后的苏维埃文学。《草案》规定,此门课程须“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苏联文学的历史渊源(十九世纪俄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文学)及其发展状况,并兼论其著名作家和作品”,也就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作为苏联文学前身,纳入了这门课的讲授范围之内。而“世界文学”也被规定为“用新观点、新方法,有重点地讲述世界文学各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着重在近代和现代,特别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同样强调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重要地位。贾植芳曾表示,这门课“其实就是讲俄苏文学”① 贾植芳:《狱里狱外》,《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50页。,对《草案》的规定及当时的教学风尚显然认识得很清楚。
开苏联文学课,对贾植芳而言,应该是颇合心意的一项工作。他对俄苏文学的热爱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学时期,当时他通过中译本接触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罪与罚》等重要作品。② 贾植芳:《我看陀思妥耶夫斯基》,《贾植芳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94页。随后,东渡日本期间,他凭着出色的英语和日语能力,集中阅读了大量俄苏文学著作。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果戈里、契诃夫都是他青睐的作家,而“尤其喜爱”的,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迦尔洵以及“高尔基早期写流浪生活的作品”③ 贾植芳:《我的读书记》,《贾植芳全集》第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3-24页。。他也广泛搜罗研究俄国文学的著作,还从英文翻译了安特莱夫的多幕剧《卡列尼娜·伊凡诺维娜》④ 这部译稿1948年在上海遗失。贾植芳:《遗失的原稿》,《贾植芳全集》第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59-360页。。他的兴趣自然构成了开设这门课的部分动机,而阅读、研究俄苏文学的经历,也成了他的重要知识资源,使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能够教授这门课程的教师之一⑤ 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文学教师——尤其是中文系的苏联文学教师——长期紧缺。马家骏:《前言》,陈惇、刘洪涛主编:《窗砚华年: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进修班、研究班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在此之外,贾植芳开苏联文学课的意义,还要放在震旦中文系改造的背景下来看。震旦被接管之初,其中文系课程仍延续其旧有传统,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法文、英文课程,包括“基本法文”“法文译作”“法文名著选”“英文名著选”“英文译作”等⑥ 《私立震旦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科目表 一九四九学年度第二学期》,上海市档案馆,Q244-1-123。。这一传统的形成,受到了震旦大学独特的教育方针的影响。震旦建校之初即以“培养译才”⑦ 马相伯:《从震旦到复旦》,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7页。为宗旨,在其后续发展中也尤其强调外语教育,以法文为外语主课,法国文学为必修课程,鼓励学生投身法语文学译介事业⑧ 任轶:《震旦大学法文教育与新文学人才的养成》,《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2期。。这样的教育方向,因其与法国天主教会的联系,在新中国成立后自然有了“反动课程”“反动宣传”⑨ 《高等教育处三个月工作总结报告及今后四个月工作计划》,上海市档案馆,B1-2-782。之嫌。由此观之,贾植芳的苏联文学课,在震旦中文系的课程架构中,也就发挥了取代旧有课程、改变震旦中文系世界文学教育体系的作用。1951年秋,英、法文课程尽数取消,苏联文学成为唯一的世界文学课程,并在一个学期后开出了“上”“下”两门,均为必修,各占三个课时。⑩ 贾植芳承担“苏联文学(上)”,“苏联文学(下)”由费明君教授。英、法文课程的取消不太可能是贾植芳的意愿:英文是他的一门重要语言,他对法国文学也颇为偏爱。但这些课被取消是大势所趋,他恐怕也无能为力。
至1952年春,贾植芳就任震旦中文系系主任,该系的课程改革基本完成。除政治、体育课以外,此时中文系的课程包括历代散文选、历代词曲选、中国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名著选、文艺批评、民间文艺、苏联文学(上)、苏联文学(下)、写作实习、中学语文教学法⑪《私立震旦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系精简课程表(一九五一年度第二学期)》,上海市档案馆,Q244-1-162。,兼及古今中外、理论与实践,基本体现了《草案》的思路。尽管不能断言这份课程表完全出自贾植芳的设计,但是应该充分体现了在满足教育部要求的基础上,他对大学文学教育的理解与期待。苏联文学课显然是这份课程表的核心课程之一,是震旦由“反动”走向“进步”的关键课程,也是贾植芳根据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要求,探索文学教育体系的重要行动。
1952年秋,随着院系调整,震旦大学中文系并入复旦大学,贾植芳将这一探索带到了复旦中文系。此时的复旦中文系,正经历“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上海学院等学校的中文系师生和设备调整来系”的动荡时期,同时按照苏联高校专门化的思路,建立了语言、写作实习、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四个教学小组,课程体系也不断调整变动,直至10月完成,基本“奠定了中文系的教学格局”。① 《中国语言文学系系史资料长编》,复旦大学中文系内部资料,第15页。贾植芳担任的是中文系教授,同时出任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小组组长。他开设的课程包括:
1952年秋:写作实习二(2课时,与方令孺合开,二年级);近代世界文学(3课时,三年级)
1953年春:中国现代文学(3课时,与余上沅合开,二年级);苏联文学(4课时,三年级)
1953年秋:中国现代文学(3课时,与余上沅合开,二年级);苏联文学(3课时,三年级)
1954年春:中国现代文学(3课时,与余上沅合开,二年级);苏联文学(3课时,三年级)
1954年秋:苏联文学(4课时,三年级);世界文学(2课时,四年级)
1955年春:苏联文学(4课时,三年级);世界文学(2课时,四年级)② 《本校一九五二学年度第一、二学期课程表》《本校一九五三学年度第一、二学期课程表》《本校一九五四-五五学年度第一、二学期课程表》,复旦大学档案馆,教务处52-16,53-25,54-12。
从课程设置的角度来看,贾植芳在复旦中文系这一调整中的最大贡献,仍是他的苏联文学课③ 院系调整后,复旦中文系拟订了1952年的教学计划(草案初稿):
第一学年 马列主义基础、俄文、体育、逻辑、中国史、世界史、语言学引论、文学引论、中国文学史(五四以后)、现代文选、语法修辞。
第二学年 新民主主义论、教育学、俄文、体育、中国语言学、中国文学史(上古至唐),中国现代文学。
第三学年 政治经济学、俄文、中国语言学、中国文学史(三国至唐)、中国现代文学、写作实习、苏联文学、中国语文教学法、教学实习、语言原理、中国古典文学专论。
第四学年 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文艺学、中国文学史(宋至五四)、人民口头创造、近代西洋文学名著选、教学实习、专门化课程、课堂讨论、中国语言学史、中国古典文学专论。
语言文学专门课程:古文字学、方言研究、声韵学、中国语言文字专题讨论。
文学专门课程:杜甫与白居易、诗经与楚辞、鲁迅、高尔基、中国文学专题讨论。
见《中国语言文学系系史资料长编》,复旦大学中文系内部资料,第63页。。在此之前,该系尽管已经在《草案》的指引下着意改革课程体系,但始终未能教授苏联文学:刘大杰于1950年秋开“世界文学史”课,显然是对《草案》要求的回应,但苏联文学课直至1952年仍付阙如。④ 《本校一九五〇学年度第一、二学期课程表》,复旦大学档案馆,教务处50-16。贾植芳的到来自然是填补了这一空白。更何况,他在震旦连续三个学期讲授这门课,无论在课程结构还是内容上,很可能都已趋近成熟,对于改革中的复旦中文系,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补充。于是,这门课自1953年春始连续开出,每学期三四个课时,并且始终是独立开设,未与他人合作,直到1955年春方止,可见是贾植芳复旦时期的重心所在。
有意味的是,尽管苏联文学课是贾植芳学院工作的重心,但他同时也坚持教授现代文学名著选(震旦)和中国现代文学(复旦),这就使他的教学实践呈现出了明显的“俄苏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模式。这一选择自然有多方面原因,但也与贾植芳对俄苏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关系的理解不无关系。在他看来,研习俄苏文学,尤其是系统梳理其文学发展史,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习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在谈到自己解放初教授俄苏文学经验时表示:
我始终认为,中俄两国的文学发展有不少相似之处,全面深入地研究和总结俄苏文学的历史,为人们描绘一幅真实完整的俄苏文学图像,不仅对认识俄苏文学本身是当务之急,而且对研究和总结中国现当代文学,也不失为一项具有积极意义和参考价值的基础性工作。⑤ 贾植芳:《〈危机与复兴——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论稿〉序》,《贾植芳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25页。
如此看来,贾植芳不是为了教授俄苏文学而教授,这门课也并非仅仅作为某一国别文学课程存在于中文系的教育体系中,而是作为参照和资源,服务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他的苏联文学教学实践不是对《草案》的亦步亦趋,而是对课程设置的内在逻辑有着更为深入的思考与发展。这种中外文学互鉴的比较视野,也成了他20世纪80年代初开辟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思想资源。
贾植芳是第一批教授俄苏文学的大学教师,于震旦和复旦都是首开风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改造和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奠定并提升了此门课程在两校中文系的地位。然而开风气之先同时也意味着,这门课的教授并没有先例可循,一切几乎都要自己摸索。正是在这样的摸索尝试中,我们看到了转型时期的贾植芳对俄苏文学教育的独特理解和鲜明的学术个性。
三
俄苏文学课程草创之初,贾植芳面对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教材筹备。研究者已经指出,解放初期,整个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都面临着教材缺乏的困境。1950年5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成立课程改革小组,着手统一大学课程方案和教材。然而此前中国大学并没有此项制度,统一教材的编订又绝非一日之功,因此“一旦教材要统一,全国的大学都急需符合要求的教材,尤其意识形态比较强的文科统编教材”。① 孙晓忠:《大学内外:建国初期王瑶的新文学史写作》,《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3期。像苏联文学这种新中国成立后初创的课程,教材紧缺的情况更为严重:直至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才有教材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供我国高等院校教学参考”② 卡普斯金:《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北京大学俄语系文学教研室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在没有统一教材的情况下,贾植芳必须付出大量精力,为他的苏联文学课做准备。他的方式是翻译。
为配合这门课,贾植芳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四部译著:《契诃夫的戏剧艺术》《契诃夫手记》《论报告文学》《俄国文学研究》③ 巴鲁哈蒂:《契诃夫的戏剧艺术》,文化工作社1951年版;契诃夫:《契诃夫手记》,文化工作社1953年版;基希:《论报告文学》,泥土社1953年版;谢尔宾娜等:《俄国文学研究》,泥土社1954年版。。其中,《契诃夫的戏剧艺术》《俄国文学研究》是研究著作,而《契诃夫手记》《论报告文学》属于文学作品,但出版时的附录部分也收录了与这两部作品相关的论文。在教材紧缺的背景下,这批译作很可能在贾植芳的苏联文学课堂上作为教科书、阅读材料和研究资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仔细检视这批作品的来源选择、编译策略,更可见他这一时期对俄苏文学的理解,以及授课的思路。最突出的例子是《俄国文学研究》,该书收录的文章应是课上最集中使用的材料,也是本文作者所见范围内,最早的较为完整地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文学课程样貌的重要史料。
在《俄国文学研究》的《排印后记》中,贾植芳这样描述全书的形成过程:
这本书是近年来我在教授俄国文学过程中——其实是在学习俄国文学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学习方式,从期刊和书籍上随手译下来的论文,经过一番取舍和整理的工夫后的结集印行。④ 贾植芳:《排印后记》,《贾植芳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78页。
教授俄国文学,对于贾植芳而言,其实是学习俄国文学的过程。这并非自谦之词:尽管有着相当扎实的俄苏文学阅读、研究基础,但是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相关阅读兴趣与知识结构,其实并不能满足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文学教学的要求。《草案》要求讲授的是“苏联文学的历史渊源(十九世纪俄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文学)及其发展状况”,这就与他的喜好颇不相合。贾植芳内心最为喜爱、了解最深的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迦尔洵等作家,其作品“有点倾向革命但又有点颓废虚无”⑤ 而且受到这批人的影响,贾植芳“自己的创作写的也多是较为颓废虚无的人,正面的故事他写得不多”。陈思和、吴天舟:《久别的未曾失去的笔——陈思和谈复出后的贾植芳先生》,《南方文坛》2016年第6期。,在苏联多受冷落、批判,并不能列入“俄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文学”行列⑥ 以安特莱夫为例,其作品长期被认为“阴冷”“颓废”,在苏联建立初期被边缘化,1930年之后被禁,直至1956年“解冻”之后才再次被发现。葛涛:《鲁迅书房中的照片为何消失了》,《中华读书报》2013年11月20日,第5版。。陈望道曾对贾植芳有所判断,认为他“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更深,或者像俄国的虚无党人”⑦ 贾植芳:《狱里狱外》,《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8页。,也点出了他与新阶段的要求不相契合之处。要在此时讲授苏联文学,贾植芳必须对自己的俄苏文学知识结构进行相当程度的调整,以适应该课程的需要。
不仅如此,《草案》亦规定以“新观点、新方法”讲授苏联文学,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贾植芳翻译过恩格斯讨论住房问题的经典作品,但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接触其实相当有限,也几乎从未在文章中运用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阶级分析方法。“新观点、新方法”的要求也就意味着,他在课程内容方面进行查漏补缺的同时,更要进行理论学习,在新理论方法的指引下,对俄苏文学进行重新认识。更进一步,“新观点、新方法”同时也意味着学术生产模式的革新。在当时的大学中文系,向苏联学习不仅要开设俄苏文学课,更要在学术生产方式上以苏联为师。无论是《联共(布)党史》,日丹诺夫、毕达可夫的理论著作,还是季莫菲耶夫《苏联文学史》,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文系的学术研究和教材编写的重要参考典范。当时的文学研究和教学深受“苏联模式”影响,以革命史叙述代替文学文本分析的套路、“总论+分章”“思潮+文体门类”“重点作家+普通作家群体”的写作范式,在苏联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都广为流行。① 冷川:《唐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对于贾植芳而言,这也是“学习”的重要内容。
因此,贾植芳的“学习”是他按照新阶段的要求,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认识模式和研究方法进行的自我改造。《俄国文学研究》集中体现了这一改造的进展。该书包含26篇研究十九世纪俄国作家的论文,如引文所述,皆是“从期刊和书籍上随手译下来的”,经“取舍和整理”后成书。“取舍和整理”就意味着,贾植芳对这批文章进行过充分的思考,该书也绝非课堂阅读材料的松散集合,而是包含着他对俄苏文学的看法以及随之而来的辑译思路,从中可见其“学习”成果。首先,在作家选择的问题上,《俄国文学研究》尽力贴近当时的权威论述。贾植芳钟爱的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迦尔洵等统统未予收录,但加入了在他以往的阅读、写作中从未出现过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等在当代中国享有崇高地位的理论明星,以“较有系统地”介绍“革命民主派的美学思想”② 贾植芳:《排印后记》,《贾植芳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79页。。其次,从文章顺序可以看出,贾植芳显然很清楚这门课的宗旨。全书以时间顺序排列,从首位“为人民的解放和启蒙运动而战斗的俄罗斯伟大革命作家”③ 谢尔宾娜:《拉吉舍夫论》,贾植芳译,《贾植芳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39页。拉吉舍夫始,至“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的伟大的古典作家的继承者……现代苏维埃文学的一个先驱者”④ 米哈伊洛夫斯基:《高尔基论》,贾植芳译,《贾植芳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67页。高尔基止,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为苏联文学的前史,论证苏联文学的合法性,显然贯彻了《草案》“讲述苏联文学的历史渊源”方针。在此基础上,贾植芳在后记中明言,该书各章的主线是“伟大的永远震撼人类心灵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史”,强调“战斗的文学传统”“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和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的血缘关系”⑤ 贾植芳:《排印后记》,《贾植芳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78页。。这当然不是他独创的观点,现实主义、人民性和“同凶恶的压迫人的人的斗争”⑥ 季莫菲耶夫:《苏联文学史》,水夫译,海燕书店1948年版,第19页。早已是当时分析俄苏文学的通行理论范畴。在这里,贾植芳自觉重构了他早已熟悉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将其置于新的理论框架中,生产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知识,“学习”的努力是很明显的。
但是,贾植芳的“取舍和整理”,在显示出对权威论述的认知及“学习”之外,也包含了他积极探索个人治学路径的努力。最突出的一点是,在“苏联文学”的课头之下,他纳入中文系教学体系、引为新文学参考的,其实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俄国文学研究》至高尔基即止,他也并没有另续一部《苏联文学研究》的计划。⑦ 《俄国文学研究》之后,贾植芳的下一部作品是对“西欧古典作家”的“论文选译”工作,“以文艺复兴期为重点,预备教学之用”。《华东作家协会一九五四年创作活动调查表》,上海市档案馆,C52-1-145-60。而据当时的学生回忆,“贾先生教我们《苏联文学》,可现在回忆起来,讲的内容好像是俄罗斯作家”⑧ 叶鹏:《把“人”字写端正》,《文教资料》1996年第1期。。这与《草案》中的规定自是大相径庭,在当时各校的教学实践中也颇为独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在大学课堂中普遍更受重视,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的俄苏文学教学大纲规定,讲授这门课必须“厚今薄古”,每学期34小时讲十九世纪俄国文学,80小时讲苏联文学。⑨ 北京师范大学编印:《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教学大纲 初稿》,北京师范大学1958年版,第1-3页。贾植芳如此选择也就显示了,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资源与参照究竟是什么、两个时期的俄苏文学的价值如何判断等问题上,他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
其次,《俄国文学研究》中文章的来源也颇值得注意。除少数几篇之外,这批文章皆来自苏联发行的英文杂志VOKS Bulletin和Soviet Literature。前者是苏联全联盟对外文化关系协会(VOKS)的会刊,1945年起每月发行,内容包括苏联的科学进展、与外国友人的交往、史上和当下的文学艺术成就等。后者则是苏联作家协会发行的月刊,以译介苏联作家作品为主,也包括对各个时期作家作品的评论。这两种刊物,皆是冷战时期苏联积极利用文化艺术维护其国际形象、对抗美国的文宣活动的重要媒介。此类冷战外宣材料对俄国文学的介绍,虽然无法脱离既定的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解读模式,但也出于增强与他国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的情感联系的目的,更加注重文学性,对情感、文体、技巧等审美因素有较多讨论,少有空喊口号和过度政治化的解读。这样的特征也体现在《俄国文学研究》中,比如该书辑译的文章《我如何扮演乞乞科夫》,描述了演员塔波洛科夫对果戈理代表作《死魂灵》的理解过程。相较于当时其他俄苏文学教材对《死魂灵》“揭露俄罗斯的基本矛盾和地主商人的丑恶和无耻,控诉阻碍我国发展和奴役广大农民的农奴制度”①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及苏联文学讲义》上册,北京师范大学1958年版,第86页。的公式化解读,《我如何扮演乞乞科夫》更关注这一作品中“个性的色彩”“广阔的和多样性的感情的色调的枝节”,讨论其中商人乞乞科夫的形象给作品带来的“戏味”,老地主泼留西金丰富复杂的感情和“深刻的悲剧性”等② 塔波洛科夫:《我如何扮演乞乞科夫》,贾植芳译,《贾植芳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11-326页。。这种更强调文学作品审美特征的解读,在概念化、公式化的潮流中显得颇有些不合时宜,而贾植芳对文章来源的独特选择,也就为学生和读者提供了有关俄国文学的更为丰富的信息,对作家作品的更为复杂多样的理解。
第三,从《俄国文学研究》的结构来看,该书未设总论,也没有按照权威论述进行分期。如前所述,随着“苏联模式”在各校中文系的传播,尤其是随着季莫菲耶夫《苏联文学史》成为文学研究的典范,“总论+分章”的模式在课程设计和学术写作中颇为盛行,无论是俄苏文学研究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都普遍遵循这一模式。其中总论是整部研究作品“思想性”“政治性”的集中体现,往往套用“经济与政治的变革直接决定文学的性质与命运”的简单化逻辑,为文学做政治定性③ 温儒敏:《“苏联模式”与195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写作》,《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相比之下,《俄国文学研究》只在后记中简要总结了全书各篇的“内在联系和突出特点”,并未脱离文学而谈经济政治变革,侧重文学传统的发展线索、作家的创作风貌,避免了简单的经济、政治决定论。在分期方面,当时其他俄国文学讲义,一般会将作家列入“贵族革命时期文学”“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文学”三个阶段。这种分期法根据的是列宁在《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中提出的十九世纪俄罗斯解放运动的三个阶段理论,本身建立在与政治运动的紧密联系上,并以证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是受解放运动发展的规律所制约的”④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及苏联文学讲义》上册,北京师范大学1958年版,第8页。为目标。《俄国文学研究》取消了分期,也就弱化了文学发展与政治运动的对应关系,把重点放在了对作家作品的理解上。
最后,对译介作家的选择,也体现了贾植芳在研究资料建设方面的独到思想。他翻译这批文章,不只是为了满足教学需要,更是为中国的整个俄苏文学研究领域搜集、整理资料。他曾在1934年提出,译者不应搞“零贩政策”,应当有计划地广泛翻译,优先将“未译的作品”译进来,为读者提供向外国文学学习的资源。⑤ 贾植芳:《关于〈唐·吉诃德〉之类》,《贾植芳全集》第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41-242页。这种对文学翻译的全盘部署思想到了这一时期,也就形成了他的俄苏文学研究译介策略。在《俄国文学研究》中,作家分量轻重不一,且“有些应该列入的作家还付之阙如”,这是因为“有的作家很重要,但我们介绍不多,或尚无介绍,在有材料的前提下,则务必希望介绍一下,如拉吉舍夫、奥加略夫、皮沙列夫等……有的理应列入的作家,或已有介绍,或因缺乏新鲜材料,便暂付阙如,如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便是”。① 贾植芳:《排印后记》,《贾植芳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78页。贾植芳此时对于俄苏文学翻译有着自己的计划,并不是盲目追随已有的权威论述,而是以整体的眼光观照俄国文学译介事业,尽力填补这一领域资料建设中的空白,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总结而言,贾植芳以辑译的方式,为震旦、复旦中文系的苏联文学课程提供了教材,也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深入探讨俄苏文学的重要资源。他在学习“新观点、新方法”的同时,也不断整理、反思,保留了自己的学术个性与对俄苏文学的不同理解,开辟出了另类的将俄苏文学纳入社会主义新文学的方式。他的苏联文学课和《俄国文学研究》也由此呈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面貌,丰富了此时的中文系课堂。
四
在参与系务、翻译教材之外,课堂教学也是1950至1955年贾植芳的重要工作内容。前已述及,这一时期,他始终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承担了相当数量的课程,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学生,都对他这一时期的授课经历印象深刻。他的文学课堂,一方面“紧紧扣住文本”,“决不在课堂上跑野马,空议论,如果是分析文学作品,他就着力于对文本内在思想艺术含量的深入挖掘”,另一方面又“旁征博引,尽力拓展知识容量和学术视野”。他讲苏联文学课,突出的特点是“带了英文本和日文本的材料到课堂上来,当场翻译有关部分介绍给我们”,翻译不仅是他准备教材和参考资料的方式,更是他的教学方法,“在1950年代那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中,先生这样上课是颇为‘另类’的,然而这却大大地扩展了学生们的学术视野”② 曾华鹏:《怀念贾植芳师》,《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2期。。这样的旁征博引同时也让学生明白,“做学问就得博览群书,在广泛搜集前人的论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新的见解”③ 章培恒:《五十六载师生情永铭心间》,《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2期。。他更是不惮于在课堂上“说真话”④ 这是1955年贾植芳对胡风在联席会议上发言的评价(“老胡的发言打中了文艺界近几年问题的要害,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骨气,他敢于说真话”)。贾植芳:《狱里狱外》,《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62页。,发表基于自己的研究和判断的意见,“我在课堂上课堂下说话都比较随便,任意谈出一些对现代作家作品的个人看法”⑤ 贾植芳:《狱里狱外》,《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5页。,因而其课堂无论在内容还是观点上,都呈现出了兼容并包的广阔格局,也为学生提供了接触不同学术资源与声音的重要平台。
在特定历史时期,课堂教学有如此开放性与丰富性,当然殊为不易,而贾植芳做此选择,其实经过了充分的思考。在这一问题上,他在震旦时期的同事何满子的回忆非常重要:
那时,我们同在震旦大学中文系教书,他是系主任。我开的课中有一门《文艺批评》……学期开始时,华东教育部高教处处长曹未风邀集各大学文学系的教师开座谈会。……会上讲述了文学教学的各种问题,也涉及文艺批评的标准,强调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之类的批评规矩。……那次座谈会老贾因事没有去,会上吩咐回去要向系里传达。
我回来向老贾转述了座谈会的情况,讲到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时,我说,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观,批评的最高标准是“美学的和历史的统一的标准”。我这课该怎么教,莫非该讲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类昏话么?
老贾老半天沉吟不语,猛吸着烟,突然,他将烟蒂狠劲地摁熄入烟缸,拍了一下桌子,激动地说:“大学讲堂里是讲真理的,不是讲政策的!”
过了片刻,他在室内来回踱步,平息了激动后对我说:“你不要写讲义,不要发讲义,你讲你的。”⑥ 何满子:《我的朋友贾植芳》,陈思和主编:《贾植芳先生纪念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页。
如果说“你讲你的”指向对知识分子立场的坚持,那么“不要写讲义,不要发讲义”,则涉及这一坚持的具体策略。贾植芳的坚持并不是硬碰硬,而是有着几分“社会中人”的灵活,显示了他与时代风浪周旋斗争的经验与智慧。不写讲义,不发讲义,将课堂内容尽量限制在课堂之上,在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的资源与观点、守护知识分子的原则和信念的同时,也对自己——当然也是对学生——进行了保护,保留了教育与研究的有生力量。从史料上来看,他也是这样实践的:他的大纲、讲义均未公开,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初,教育部三令五申,要求各校上交课程大纲以供审核的时候,他也从未交出所承担课程的相关材料。① 《关于课程改革计划、提前毕业生教学、增设专修科及因思想改造运动、变更学期结束日期暨考试成绩计算等文件》《指示各校拟订一九五一年度教学计划时应注意的几项原则由》,上海市档案馆,Q244-1-162。
丰富广博的俄苏文学知识,勇于发表个人看法的授课风格,使贾植芳的苏联文学课深受学生欢迎,而他的课堂也成了保护另类声音、激发学术争鸣的珍贵空间。当然,在时代风浪中,这样的空间终究是脆弱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新学术体制建立与知识分子转型的背景下,贾植芳通过对高等教育机构改革的积极参与,通过课程设置、教材筹备、课堂授业的实际工作,将俄苏文学带进了震旦、复旦中文系的课堂,同时也围绕着这方面的教学活动,不断探索自己的学术路径与教学方法,完成了从作家、“社会中人”向教师、学者的重要转向。这一时期的经历,也在多个方面影响了他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后的治学取向,这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表现得颇为明显。首先,1950至1955年,贾植芳形成了俄苏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二者并举、互相映照的教育体系和学术格局。他讲俄苏文学,用意不仅仅在于认识俄苏文学本身,而是探索它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似性,从而为研究后者提供重要资源。这种打通中外文学研究的视野、强调中外文学的对比与互证的方法,构成了他复出之后的基本学术格局与路径。其次,在这一格局之下,贾植芳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别强调外来思潮与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影响。复出后,他在诸多理论文章中,将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大特色定义为“在诸种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的思潮、理论、流派以至艺术方法,文学样式的影响和借鉴之下,在变革中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学”② 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序》,《贾植芳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63页。,呼吁在“世界文学的发展”中认识中国现代文学③ 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序》,《贾植芳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他也提出,应当将翻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强调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翻译研究的重大意义④ 贾植芳:《两翼丰则行之远》,《贾植芳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39-340页。。他在1950至1955年对俄苏文学知识的系统梳理、对俄苏文学作品的集中翻译、教授俄苏文学和其他世界文学课程的丰富经历,为这一研究倾向提供了知识与经验上的重要准备。第三,复出后的贾植芳,无论是在文学评论书写、作品集编选还是书目汇编等工作中,其评判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标准,始终是“既注意它们的思想价值和社会影响,也要求它们的艺术质量”⑤ 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序》,《贾植芳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0页。。这一标准在他辑译《俄国文学研究》时即已有所体现,又在复出之后得到了充分发扬。最后,贾植芳复出后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一系列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编纂,包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的《赵树理专集》《闻捷专集》《巴金专集》等。他在这些工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这种对研究资料的重视,自然与当时学术界对“以论代史”的风气进行纠偏、强调从实际出发的新学风有关⑥ 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贾植芳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61-162页。,但不可忽视的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俄国文学研究》就已经体现出了贾植芳填补相关领域资料建设的空白的意识,在辑译该书的过程中,他形成了以资料建设为文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之基础的治学取向。他的学术思想与研究路径,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末复出后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诸多联系和发展。我们应该重视学者、教师贾植芳1950至1955年的学术贡献和心路历程,看到他的困惑、探索与坚持,他心态观念的转变与治学路径的发展,并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追寻、理解他留给我们的思想资源。
作者简介: 胡楠,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YJ2022006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