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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另一种进入方式——以贾植芳为个案

时代风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贾植芳专题

主持人语:

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上,贾植芳是第一代里罕见的拥有海外留学经验的学人,视野宏阔。他从在五四精神哺育下长大的文学青年成长为兼有作家、翻译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身份的进步知识分子。作为“七月派”骨干,20世纪50年代前期,贾植芳讲授俄苏文学课程的同时,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他着意突破规范的窠臼,重视有创作实绩的温和派作家,体现出超前的学术眼光。在学科恢复时期,贾植芳深度参与了现代与当代两套奠定后世研究基础的史料丛书编纂工作,并亲自主持了《文学研究会资料》《巴金专集》《赵树理专集》等一批堪称业内标杆的资料汇编。早年留学的经历,加之通晓英语与日语,让步入新时期的贾植芳认真思考外来文艺思潮、理论、艺术方法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编纂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撰写系列文章,开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风气之先。他也是最早一批有意识向国内介绍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人,博采众花,以酿己蜜。虽在高龄,贾植芳一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等多项大型工具书,一面笔耕不辍,撰写回忆录,为历史作证。本期“时代风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专栏特推“贾植芳专题”。卢燕娟撰写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另一种进入方式》以贾植芳为个案,呼吁以新的文学史写作来保留那些难以在理性文字中存留彰显却不该遗忘的记忆。赵诗情撰写的《在交游视角中打捞个人历史》通过考察贾植芳的回忆录写作,剖析了作为现代文学亲历者和学科建设者这两重身份在贾植芳身上的合一性特征。胡楠撰写的《贾植芳与俄苏文学教学(1950-1955)》为理解贾植芳的身份转向和著述调整,特别是其新时期以后治学取向的生成,提供了新鲜而扎实的资料。贾植芳最好的年华大半是在监狱中度过,但一生俯仰天地,无愧于人,精神坚毅如雕像一般,映出四面逢迎、飞蓬随风之辈的可怜,为20世纪的中国风骨留了一份尊严,他也在新世纪屡屡提醒后来者“把人字写端正”,“要记住,你是一个人,不是一种工具”。(宋声泉)



摘 要: 在今天高度理论化、学科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之外,贾植芳提供了另一种进入文学史的方式。他以一己真切经历,留下了对“新文学”“人”“知识分子”这些在20世纪文学史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命题的另一种阐释。这些阐释带着个人经验与生命的痛感与温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丢失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 贾植芳;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新文学;人;知识分子

今天,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是一门专业成熟度很高的二级学科。高校、研究机构均有完善的学科制度来培养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他们围绕着站在塔尖的经典作家和学者,训练有素地阅读、批捡、沉思凝固在文字中的文献与理论,再以文字产出新的文献与理论。正如柄谷行人从日本现代文学的文字中发现了“现代”与“汉意”两套透明的观念装置,由此将日本现代文学解读为观念装置召唤出来的书写;20世纪中国文学经历的百年时光,也在文字携带的观念与逻辑透镜后冷却为一系列安全可靠且有效的阐释。这些阐释被一层层文字凝固在纸上,白纸黑字、冷静清晰,堆叠成符合专业规范的文学史。

然而,规范的学术写作所能留存的,是关乎历史与文明的大命题;那些被文学史用文字定格在书页上的几代知识分子,他们一生中所经历的沉浮困顿、求索焦灼、得失悲喜乃至生死离合,在冷却为文字前所携带的温度与痛感,距离今天尚不十分久远。这温度与痛感于20世纪中国文学乃至中国历史的意义,似乎是不证自明的,然而又其实是鲜被特别关注的。不证自明是因为无人否认新文学是从一代代知识分子这样的生命温度与人生痛感中产出;而与其说鲜被关注,毋宁说在今天的学术机制中,这些散落在琐碎经验和诸多偶然性中的温度与痛感,很难被观念与逻辑的透镜符码化为学术产出,因而很难被作为单独问题关注讨论。

这种困难性从另一个角度提示我们:在今天高度学科化的文学史之外,我们尚需另一种文学史写作来保留那些难以在理性文字中存留彰显却不该遗忘的记忆。这些记忆不仅关乎我们今天如何脱离平面、单维的历史视角,更关乎更久远的时间过去后,我们身后的研究者如何理解20世纪的中国和中国文学。

从这个问题视野出发,本文以贾植芳为对象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另一种书写可能性。贾植芳,生于1915年,正是袁世凯复辟的“洪宪元年”前夕,现代中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卒于2008年,这一年也是奥运会在中国北京举办、强大的现代中国为世界瞩目的一年。93年的人生之旅,他以一己肉身穿越了中国在20世纪所经历的晦暗、战乱、灾荒、变革、崛起;一生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时光在牢狱中度过;文学史将其归入“七月派”作家,后学尊称他为文学家、翻译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而他自己却始终认为自己不同于好友胡风,不是文学中人、专业作家或学者而是“社会中人”。以“社会中人”的身份,他一生出入文坛江湖内外,结交新旧文人作家,浮沉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起落转折中。较之那些站在巅峰的经典作家和大学者,他更接近百年间的普通知识分子。贾植芳代表他们留下了对“新文学”“人”“知识分子”这些文学史中重要理论命题的别样阐释——不同于今天研究者借助观念与逻辑的理论阐释,贾植芳的阐释是以一己肉身穿越、担当、凝视历史,是这过程中呼吸可感的疼痛、创伤与悲欢。其间所存爱憎悲欢、冷暖炎凉,或许难免琐碎偏颇,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珍贵的记忆。

一、“新文学”的问题:因为对人生、社会的困惑与沉思而写作

新文学的发生于20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学史而言,是中国历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西方文明与中国文化相遇的产物。而于贾植芳的人生而言,却是他对自己一生无处不在的困惑的感知、探索与表达。他一生写过小说、自传、翻译、文艺评论甚至社会学研究著作;却对“作家”“翻译家”“学者”等头衔均淡然疏离。贾植芳并不执著于以某种写作者身份立身,他所执着的、贯穿其一生文字写作的,是他对人生、社会的困惑与沉思。

在文学史上,贾植芳首先被归入七月派作家。表面上看,这是理所当然的:他的重要作品基本都发表在胡风所编辑的刊物上,他与胡风私交密切并与其他七月派作家广有交游,胡风案牵连了几乎所有的七月派作家而贾植芳受累尤重。舒允中也论述了贾植芳小说从鲁迅向七月派的转化:贾植芳早期小说《人的悲哀》“在精神上最接近鲁迅”① 舒允中:《贾植芳对鲁迅的承传》,陈晓兰编:《师道 贾植芳和他的学生们》,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99-200页。,呈现出“自己也是那种他企图弃绝的残酷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② 舒允中:《贾植芳对鲁迅的承传》,陈晓兰编:《师道 贾植芳和他的学生们》,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99页。的鲁迅式困境。而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受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说”的影响,在《剩余价值论》中通过“第一人称叙述人和隐含作者的合二为一以及随之恢复的第一人称叙述人的认知功能和道德权威”③ 舒允中:《贾植芳对鲁迅的承传》,陈晓兰编:《师道 贾植芳和他的学生们》,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02页。显示出七月派固有的“诠释方面的排他性倾向”④ 舒允中:《贾植芳对鲁迅的承传》,陈晓兰编:《师道 贾植芳和他的学生们》,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05页。。

但是,如果将七月派主要视为一个文学流派而非一个社交群体、将七月派小说首先视为受胡风理论影响的创作实践而非其主编刊物作品集萃的话,会发现较之路翎这样的作家,贾植芳的创作受胡风影响不那么大。路翎在《饥饿的郭素娥》中写在精神奴役中挣扎沉沦最终死去的郭素娥;在《财主底儿女们》中塑造了与自己搏斗得鲜血淋漓的蒋纯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洼地上的‘战役’》所歌颂的抗美援朝英雄王应洪,仍需要在与自己情感的艰苦战斗中成长。这些作品都旗帜鲜明地表现出他对胡风“精神奴役底创伤”“主观战斗精神”理论的积极回应与诠释。

贾植芳却曾坦言:“我是向来不搞文学理论,也没有什么大的兴趣,所以对胡风的理论一直不甚了然,但我尊重的是他正直的人格力量,是与胡风几十年来生死相连的友谊,更难忘的是他曾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与我帮助,我们是朋友。”⑤ 贾植芳:《狱里狱外》,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三《回忆录和访谈录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52页。贾植芳与胡风、与七月派,更多是朋友之间的交往,却不一定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贴合。贾植芳小说中的主人公,既殊少鲁迅式的自我审视与自我批判,也基本不展开七月派那样艰苦的自我精神斗争。

《人的悲哀》固然可见鲁迅一些经典的主题如奴隶与看客等;主人公“我”在精神上也有类似《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之处:身处荒谬而真实的现实中,在梦魇与压抑中挣扎。但是,他却没有由此生长出狂人“我也是吃人者”这样深刻的自我批判,更没有与自己的精神局限搏斗。他更像一个困惑的观察者、执着的沉思者:“我就这么生活:踱步,思想,过着日子。”⑥ 贾植芳:《人的悲哀》,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一《创作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1页。他观察老公羊把羊群带向死亡,观察身边各式各样的人喧嚣、挣扎、沉沦。但他又不同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在袖手旁观中丧失自己存在的意义。相反,这些观察与沉思中生长出他对人生与社会的困惑,而执着地寻求这些令他困惑的问题的答案,成了他写作的底层动力。如果说鲁迅的深刻在于洞悉社会与文明的病根;胡风的深刻在于了然现代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困境,那么贾植芳的深刻,恰恰在于从这认真的观察中生成的困惑和对这些问题的执着探寻。困惑和对困惑的沉思使得贾植芳笔下的主人公既不会像鲁迅《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在经历内心的大悲哀之后因为了然透彻而得到“轻松”,也不会有七月派作家艰苦地自我克服后的瞬间成长。所以《人的悲哀》中,主人公虽然也认识到要将自己的怯懦当做敌人,却并未由此获得振奋或安慰,仍置身于一片茫然困惑中:“一日一夜我不知是怎么过去的。有记忆的时候,正是夜晚,我已坐在火车的三等车厢里……”⑦ 贾贾植芳:《人的悲哀》,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一《创作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3页。

而在被舒允中视作贾植芳转向七月派的小说《剩余价值论》中,隐含作者仍然是观察者与沉思者视角。《剩余价值论》讲述的是一个青年沉沦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并不少见。鲁迅《在酒楼上》《范爱农》等文本,表达作者对于新文化运动深刻的反思。隐含在文本之后的作者,对笔下人物有同情更有剖析与批判。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一代青年的挣扎沉浮,表现的则是从旧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们要背负着传统的包袱进入现代世界的艰难。贾植芳本人除了此篇之外,也还写过《人生赋》讲述同一主题的故事。然而,贾植芳对《剩余价值论》中的子固或《人生赋》中的军官,既不占据理性高度加以审视,也没有着力表现他们内心的争斗。他更像一个沉默的旁观者或聆听者,看着、听着他笔下的人物在社会与人生的洪流中随波逐流。无论是作者还是小说中的人物,似乎都对此无能为力。他们感受到理想消亡、人生困顿却不知原因何在,更不知该怎么抵抗。弥漫贾植芳故事中的是苍凉的无力与深切的困惑:这是怎样的时代?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曾经微笑的、充满朝气的青年,生命的热情会逐渐消失殆尽?曾经毁家纾难的知识分子,为何会被卷入名利与欲望的深渊?——诚如贾植芳自己所言:“我写的那些以第一人称的小说,都是我在人生旅途中的思考,也是我眼中的生活现实的不大高明的文字记录。”① 贾植芳、沈建中:《世纪老人的话 贾植芳卷 访谈实录》,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三《回忆录和访谈录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87页。他强调的是“思考”与“记录”,而不是创作与回答。

用文字思考、记录困惑与沉思的写作对新文学一代作家来说并非个例。而贾植芳在这一点上尤具代表性之处,或许不因为他文字的特别,而在于他经历的特殊。不同于象牙塔内学者从皓首穷经中获得“问题意识”,贾植芳的困惑生长于自己切身经历的困顿人生中。他一生超过四分之一的时光困守于牢狱之中。在牢狱生涯的自传中,他特别写过一个普通的出版商人的故事。这个出版商人曾经慷慨地资助过革命书籍,却因为在不知情中把房屋出租给特务而屈死牢中。他与这位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故人在狱中重逢,目睹他从相信自己无罪到绝望地死去。这件事情给他带来最疼痛的感受是“不解”:“而最使我不解的是,我们竟然在这个特殊生活场合相遇相处,他的死亡,仿佛一只巨大的拳头在我胸脯上深深地一击似的,直到我写这些文字的今天,还隐隐作痛。”② 贾植芳:《狱里狱外》,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三《回忆录和访谈录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22页。这种带着尖锐痛感的“不解”,贯穿了贾植芳对自己牢狱生涯的记录。他写狱中的饥饿、惶惑、屈辱、离合;记录在这个特殊场域中亲见亲历的那些在生存与尊严、苟活与良知之间的挣扎沉浮。这些记录文字,读来平淡温和,绝少大悲大怒,甚至因为将牢狱生活作为观察、思考人生与社会的内容而更显得豁达超脱:“蹲监狱也是一种人生,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被迫地凑在一起,成为一个特殊的小社会。……我年轻时兴趣在研究社会,在日本读的也是社会学,却没想到,我一生体验社会的主要场合,竟是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社会中”。③ 贾植芳:《狱里狱外》,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三《回忆录和访谈录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17页。这不可解的困惑使20世纪中国文学留下了让后来者可感却难言的痛感。

或许从这样的沉思中,可以理解贾植芳——或者说贾植芳一代乃至几代知识分子进入新文学的方式。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文明碰撞”“现代性的影响”,在今天研究者眼界中,是文明与历史的理论命题;而在贾植芳们身上,则是他们亲身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时代、社会与命运。作为历史局中人,固有深刻如鲁迅者能洞穿世事,亦有强韧如胡风者能坚定方向,但更普遍的,是如贾植芳这样的知识分子:新文学对于他们,首先不是某种新的文学观念抑或文字体系,而首先是他们切身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段。他们从自身的是非冷暖、离合悲欢中感受着没有前人经验可复刻的人生困境与社会问题,然后直面之、记录之、表达之、沉思之、追问之:“每每在倒霉时,更想对自己的命运、中国的命运做一番透彻的思考”④ 贾植芳:《狱里狱外》,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三《回忆录和访谈录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就是从这些因为痛苦困顿而生的困惑中,现代文学被这些带着生命温度与人生痛感的文字进入并赋予生命。正如贾植芳的学生陈思和所言:“现代文学史对我来说,不是历史,而是一个现实环境,就是一代代人从鲁迅传到胡风,胡风传到贾植芳,贾植芳传到我。……现代文学是一条河流……这条河带着前人的生命信息,从我们身上流过去,流过去时把我们湮没了。但当河水流过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的生命信息也带了进去。那么这个文学史就是一个活的文学史,是有生命的文学史。”① 陈思和:《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陈晓兰编:《师道 贾植芳和他的学生们》,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3页。

二、“人”的问题:成为社会与历史中人

“人”的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命题。五四启蒙的重要问题是“立人”;新时期“再启蒙”的重要问题是重新呼吁人的觉醒。贾植芳一生,少年时代受五四启蒙感召,相信“人格平等、人身自由、尊重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成果”② 贾植芳:《狱里狱外》,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三《回忆录和访谈录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94页。;中年困顿之际,常常与狱友互相勉励:“要活得像一个人!”③ 贾植芳:《狱里狱外》,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三《回忆录和访谈录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19页。;垂暮之年恰逢新时期文学重提“人的文学”语境,用文字写下自己对“人”的所思所感;去世之后,他的这些感悟被以《把人字写端正 贾植芳生平自述与人生感悟》为书名结集出版,一个端正的“人”字成为其弟子后学对他一生的盖棺定论。贾植芳对“人”的命题的沉思集中表达于20世纪80——90年代。这二十年正是“再启蒙”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最有影响力的主流思潮、并由此生成中国人文社科主流话语的二十年。贾植芳那些充满了个体经验色彩的关于“人”的沉思和体悟,也被理所当然地纳入新时期“人的文学”命题中,后人也往往由此出发,模糊了其更复杂的历史内涵和更多维的理解空间。

“再启蒙”的基本叙事逻辑是将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历史从此前“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线性进步叙事转化为“五四启蒙—抗战救亡(暂时压抑启蒙)—再启蒙”的历史曲折叙事。这一叙事征用大半个世纪前的“启蒙”观念与重要问题,为当时深重的历史创伤找到最可共情的归因,也由此寻找到最可形成普遍共识的未来方向。事实上,五四启蒙与新时期“再启蒙”之间,虽然分享着很多共名概念,但二者从反思对象到核心价值都存在着微妙的张力。贺桂梅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几个重要文学文化思潮,“无论是‘人性论’、‘寻根’诉求、‘重写文学史’,还是‘现代派’文学思潮与‘纯文学’观念,它们借以表述自身合法性的重要依据,都被认为或自认为是对‘五四传统’的重新阐释。于是,80年代就成为重新复兴‘五四传统’的‘新时期’。这种历史意识的意识形态性所在,乃是遮蔽80年代与50—70年代社会主义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把‘新时期’定位为‘第二个五四时代’,也就同时意味着50—70年代被定性为如同晚晴帝国那样的前现代时期,意味着以一种启蒙现代性压抑并遮蔽了20世纪中国现代历史的复杂而别样的现代性内涵。”④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在“人”的问题上,二者同样在共名概念之下存在着本质差异。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引入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提出“立人”命题。这一命题所面对的时代主题是:强敌环伺、岌岌可危的古老中国在一系列失败的历史中如何保存自身、不被现代世界淘汰?由此出发,鲁迅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立人”最终是为了“立国”,是通过“改造国民性”以“救国”。也正是从这个起点出发,贾植芳等身处20世纪上半叶的知识分子往往并不固守某一观念,他们会不断根据变换的时代主题调整自己的立场与价值:向左转、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以救亡为己任乃至走向革命等选择在这个逻辑中不构成对启蒙的背离;相反,是启蒙与这一切选择均内在于他们对中国现代道路的整体探索中。五四“立人”是创造现代国家社会这一历史宏大叙事的内在问题。“新时期”所面对的时代主题则是如何解释历史创伤并寻找新的方向。当时知识界比较主流的叙述是强调宏大历史与个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将前者叙述为引发后者悲剧之物。在这一叙事之下,“再启蒙”征用五四时期“人的觉醒”命题,但其内涵,却从“立人”“立国”的内在一致性,转移到申诉个体对抗历史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因此,“人的觉醒”在此时召唤出的不是更新社会、担当国家的宏大历史中“人”,而是逃离历史、去政治化、释放欲望的孤立个体之“人”。

贾植芳从自己切身经验中表述的“人”的问题,是他从五四启蒙思潮中植根、与20世纪忧患激荡的历史不断碰撞、与自己所置身的复杂社会语境不断对话、最终从切身经验中沉淀出来的人生体悟。这样的体悟具有鲜明的个体性,较之清晰的哲学概念,它充满了复杂的张力;较之严谨的学术表达,它携带着强烈的感性经验。它出入于五四启蒙与新时期再启蒙的时代话语中,与它们呼应、对话却难以被其中一种话语统合。在被“新时期”话语阐释、转译的缝隙间,贾植芳的“人”提示着五四与“新时期”共名下的张力。

具体说,贾植芳对“人”的关切,分享着新时期话语里朴素的人道主义关怀,也呼应着这一时期对人作为个体的基本权利的重申。但在此之外,还有以下两个“新时期”话语难以统合的重要向度。

其一,贾植芳的“人”,植根、发端于五四启蒙,深切关怀国家命运、自觉担当历史使命,是面向历史、自觉内在于宏大历史中的“人”。所以,对贾植芳来说,一个大写的“人”字,不仅包含着对人格尊严与人性善良的坚守,还包含着这一系列的人生选择:在继承伯父生意的富足安逸生活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为此身陷囹圄的危险艰难之间、在留在日本安心向学与回到战乱的祖国之间、在躲进风月文字中袖手风云与拿起笔拿起枪奔赴国难之间,他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即使为之付出惨痛代价,也终不言悔。他说:“我是在‘五四’文化精神哺育下长大的文学青年,当时有意识地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化密切联系社会人生的传统,在鲁迅开创的文学为人生且改造这人生的文学道路上前进。我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也没有正式加入‘左联’,但我始终自觉地在‘左联’的旗帜下从事文学活动。……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性质、结构和组织机构等,我始终保持着不竭的探讨热望,并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现实生活。”① 贾植芳:《我和社会学》,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四《理论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67页。

如本文上一部分所论,贾植芳思考、写作的底层动力是对社会与人生的困惑。而在他一生的思考中,“人”的问题与社会历史问题始终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他一生的文字,小说、散文、社会学研究,始终在表达着对社会中人的思考与探索。在小说《人的悲哀》中,他说:“这世界正在发育,真理和生命一样的存在于我们的本体中啊!”② 贾植芳:《人的悲哀》,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一《创作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6页。而其社会学研究专著《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在经济问题上对工业、矿山问题的关切,在社会组织结构问题上对官僚制度的抨击,与其说是对晚清经济社会的学理研究,不如说是身处战乱的中国对20世纪中国历史命运的关切与反思③ 参见贾植芳:《近代中国社会》,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四《理论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99—622页。。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学社会学的一个特征,即:既进行纯理论的学习思考,加强理论修养,又参加实践活动,和社会各阶层、集团的人们广泛接触,从书本里获得观察、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方法手段,实践中边应用边增进感性认识,理论和实践密切相连。这是我学社会学时中国的整个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不允许一个热血青年关门读书,不允许脱离血与火的动荡现实,对‘救亡图存’运动采取一种不介入态度,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④ 贾植芳:《我和社会学》,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四《理论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68页。

从这些选择与文字中可以见出,主动担当时代与历史使命,将自己对“人”的思考放置于20世纪中国大历史中,是贾植芳所言书写一个合格的“人”字的题中之意。

其二,贾植芳的“人”,是他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沉浮中的经验沉淀,融合了难以为现代哲学观念牢笼宰制的内涵。所以,在贾植芳关于“人”的表述中内蕴着诸多层次的意思,既有现代人文主义所涉及的人性、人格意义,也有越出这些概念边缘的历史经验、人生阅历、普遍人伦甚至江湖人情这些意义,是置身于现实社会关系中而非观念层面的“人”。贾植芳与七月派作家固然关系密切,以至文学史将他纳入“七月派”中。然而如上文所言,这种交往于他,首先不是文学观念上的学理认同,而是基于社会人情的“朋友”交道。不以文学观念而以性情相交,使他的朋友除了七月派,还包括了左翼作家萧军、旧式文人还珠楼主、身份颇具争议的邵洵美,普通出版商人、工匠农夫,只要性情相投,无分年龄身份,皆可与他把酒言欢、平辈论交。这些甚至可以说带有江湖色彩的人际往来,使贾植芳看到了“人”的多层次、多角度,也将“人”的观念扩展到无论是五四还是“新时期”的观念都难以简单概括的复杂领域。

这样的生命经验使得他看待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学往往具有独特的知人论世视角。这一视角给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别样的记忆和阐释。他往往能跳出文学史习惯的立场、理论与创作等视角,关注到对象与自己所置身的社会关系网之间的关系,从这关系中理解对象的生命经验与情感,从而打开具有经验记忆和鲜活现场的现代文学史。从这样的关注视角,他看到:在研究左联作家问题时,他们个人生活经历和活动内容既包括“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的成败得失,翻译介绍苏联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文学理论与作品的情况……”等文学史的普遍内容,同时也包括“从他们的交友中所反映的当时各种复杂的社会和文坛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一文学史研究往往不会特别关注的内容,认为这“实际上集中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历史全貌”① 贾植芳:《〈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序》,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四《理论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59页。;在论及胡风的文艺思想时,他也不从胡风理论的学理问题、内在逻辑等出发,而是从胡风所置身的社会人际关系来理解胡风:“胡风的文艺思想比较复杂,又多是针对了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文坛上的实际斗争而发的,所以非局内人或者非专门搞理论研究的人,一般不一定弄得清楚。”② 贾植芳:《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四《理论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23页。

所以,贾植芳的“人”,是五四所启蒙的用独立人格改造国家社会的人,也是“新时期”所呼唤的捍卫个体权利的人,更是漫长历史、无数沉浮中历尽千帆、沉淀着江湖智慧、普世伦理、人生阅历的人。而这个“人”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更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与社会中的真切存在。这个“人”难以化约,却更不可遗失。

三、“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在理念谱系与现实经验之间

“知识分子”是现代思想的产物。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称谓的变化,而是对知识文化在历史与现实中地位与功能本质变化的认知。传统社会中,“士大夫”掌握文化知识,其主要使命,是践行和维护儒家文化,并依靠这套文化在传统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而获得自己宰制现实、支配历史的权力。晚清以降,随着儒家文化制度的崩溃,文化知识从“士大夫”手中转移到“知识分子”手中。“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是传播现代文明并以此促成中国走向现代。贾植芳作为中国最早的现代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功能与使命的认知和思考贯穿其一生。较之来自现代文化观念的、与中国儒家传统泾渭分明的“知识分子”概念,贾植芳从自己的经历中不仅清晰地认知“知识分子”与现代历史的共生关系,也为“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了更多复杂的关系空间。这种经验层面而非观念层面的“知识分子”意识,对今天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无论是现代文学还是现代历史,在共时的世界结构和历时的文明传统中,都存在着比当下已经形成并被普泛认知的叙事更为广阔的思考和表达空间。

沈建中做了贾植芳的长篇访谈录《世纪老人的话:贾植芳卷》。这个访谈中有二人关于知识分子的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沈建中问:“何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划分并具有哪些特征?”贾植芳如是作答:“现代知识分子是指‘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接触西学,视野开阔,观念更新,尽管他们各自所选择的专业和生活气质不同,但要改造旧中国,促使中国走向文明。他们既不同于传统的封建士大夫,又有别于西方的现代知识分子,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他们在横向上借鉴了西方文化的价值系统,在纵向上继承和革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塑造自己的文化性格和人格素质;除了创造性的著述活动外,在译介西方文化学术的同时,以科学态度钻研、整理中国的传统文化,分清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对中外文化都取‘拿来主义’的实际态度。”之后,沈建中做了这样的回应:“您在接受一家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如是说:‘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啊,接受西方科学、文化和现代文明,对我们自己的历史进行沉重的反思。从前行者开始,都是为了国家改变成为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由封建专制主义走向民主自由社会,由贫困愚昧的落后社会走向富裕文明的现代社会……’由此可见,鲁迅精神之所以不死,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求索真理、追求进步的精神所在。”① 贾植芳、沈建中:《世纪老人的话:贾植芳卷》,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三《回忆录和访谈录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42页。

这段访谈有趣之处在于:贾植芳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完整表述与沈建中回应所关切的重点之间,发生了微妙的窄化和转译。贾植芳所表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既接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又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既不同于传统、又有别于西方的。结合贾植芳一生所言所行来说,其实他想表述的,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历史实践同体共生、在现代中国真实的危机与进程中,不断学习现代文明也不断梳理自己文化传统、革故鼎新、寻求中国道路的切身经验。但是沈建中的回应显然基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主流观念,删去了贾植芳关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将贾植芳“继承与革新传统文化”这一肯定表述转译为“对历史进行沉重的反思”这一偏向否定的说法;忽略了贾植芳用“既不同于传统又有别于西方”两个否定表达所要强调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是理论与观念能简单概括,而是生成于复杂历史实践、具有复杂内涵。沈建中仅仅选择了贾植芳完整语段中“接受西方科学、反思自己沉重历史”这一个层次的意思,最后将其转译为这是从鲁迅开创的“求索真理、追求进步”的精神。

这样的窄化与转译,隐喻着漫长的一百年间,从历史中人的琐碎经验到高度凝练的学术定论,我们在得到一部史脉清晰、方便阅读的文学史、可以对其进行冷静而理性的学术探索的同时,也在一层又一层的文字之间遗失了很多东西。贾植芳既不是传统又有别于西方的观念,至少打开了他从经验层面对知识分子的三重定位。

首先,贾植芳对儒家文化制度中掌握文化权力的士大夫有秉持现代立场的批评和反思,对现代知识分子使命有自觉的认知与承担。在对晚清的反思中,贾植芳非常明确地分析了“士大夫”及其所携带的文化谱系与现代文明的难以兼容。他借用两个御史大夫将自然现象灾变与政治经济上的腐化相呼应的奏章,指出士大夫们的思维结构与现代理性思维的格格不入,并强调这不是个别人的思维不清,而是整套文化谱系的非理性:“与其说是两个御史的科学知识的荒唐,毋宁评为他们实在巧妙地把握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相关关系,在‘天人合一’的封建社会,这种把握方法是最能惊心动魄的利刃。”② 贾植芳:《近代中国社会》,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四《理论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519页。在这部专著中,贾植芳分析了士大夫集团在儒家文化谱系中不可避免的专制主义、非理性、官僚化、保守主义。这些批判以理性、民主为现代文明标准。这套参考价值体系,正是来自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贾植芳正面表述了自己对现代文明知识谱系的认同,以及基于此的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担当。所以他一生都说自己是五四精神影响下成长的、是受鲁迅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认为现代知识分子是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反思士大夫所代表的文化谱系、以现代性为自己的主要价值观追求进步这一点上,他分享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自我定位。

其二,在接受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观念的同时,贾植芳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知和定位,也包含着作为中国文化的后来者对前人的学习、借鉴、反思、继承与改造。贾植芳少年时读书,最早接触的是中国传统的侠义公案小说。他曾自述这些小说对自己一生的影响:“我钦佩行侠重义、对官府造反的绿林好汉;……可以说我从小到老对中国官绅社会感到天然的憎恶。”③ 贾植芳:《我的读书记》,贾植芳:《把人字写端正 贾植芳生平自述与人生感悟》,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3页。而纵观其一生,他几陷囹圄、交友以义,人生经历与性格色彩中不难见出江湖侠义故事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他对文学的理解,也由此远远越出了启蒙文学观念。他强调用文学思考人生、思考社会,固然与启蒙文学同声相应,但也包含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继承。他曾这样回忆自己对文学认知的发展:“我开始认识到文学是一种改造社会、改善人生的武器。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在我的头脑里有了新的发展。”① 贾植芳、沈建中:《世纪老人的话:贾植芳卷》,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三《回忆录和访谈录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85页。贾植芳的写作,面向人生与社会,在“经国不朽”与“改造社会”之间完成了经验的自洽,也给现代文学打开了丰富而立体的阐释空间。

其三,基于经验而非观念层面的思考与表述,使得贾植芳总是将知识分子放置在他们所置身的具体时代中来关切其命运、思考其使命、定位其内涵。所以,他对时代转型中知识分子的变化有着特别敏锐的认知:在他看来,五四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而这种影响不是在某一个固有观念上拘泥不化。这种影响是让知识分子保持对社会的担当与对人生的关切,而具体如何担当、怎样关切,则需要随着时代的转折而不断探索。“从抗战开始,知识分子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窗明几净的书斋,再也不能从事缜密的研究,甚至失去了万人崇拜的风光。‘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以文化革命改造世界的豪气与理想早已梦碎,哪怕是只留下一丝游魂,也如同不祥之物,伴随的是摆脱不尽的灾难。抗战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只能在污泥里滚爬,在浊水里挣扎,在硝烟与子弹下体味生命的意义,在监狱与刑场上渴望自由。”② 贾植芳、沈建中:《世纪老人的话:贾植芳卷》,贾植芳:《贾植芳全集》卷三《回忆录和访谈录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15页。将贾植芳这段关于五四与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判断与当时流行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做互文阅读,会发现,较之哲学对这两个观念进行的二元辨析,贾植芳并不执着于20世纪80年代赋予“启蒙”的本质意义。在他看来,启蒙的豪气万丈、抗战的滚爬挣扎,是生活在具体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语境中的不同命运与使命。而纵使环境变化、道路迂回,能始终保持自己对社会的担当与对人生的关切,即为现代知识分子。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贾植芳一生,文学青年、左翼文学家、归国留学生、社会学研究者、阶下囚、学科奠基人……繁多的头衔下,尽管他对文学、社会的观念立场也不断转折发展,但他对自己的认知在经验、情感层面却始终是自洽且自足的,他始终没有动摇过自己是受五四精神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一判断;而他对漫长一百年间自己所见所闻的知识分子的评价判断,也始终从现实出发、从具体经验出发,不曾受制于任何一个时代的主流话语。

结语

较之那些站在文学史中心舞台的作家,贾植芳留下的创作无论在数量还是问题意义上或许都不足以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核心问题。较之那些创造了20世纪文学理论体系与阐释框架的学者,贾植芳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贡献更多体现在他暮年担任行政工作、兢兢业业地为学科创建平台、培养后学等重要却难以纳入理论研究范畴的实际工作中。今天,将贾植芳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关注,我们所关注的,恰恰是更多、更普遍的像他这样的一代或几代知识分子,是他们散落在一百年间、带着体温与痛感的人生与思想。贾植芳们在现代中国的开端处与自己的国族同胞共同经历动荡、灾荒;又因为受到现代西方文明的影响、具有知识所赋予的思辨能力而更加痛切地感受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切碰撞、激荡。终他们一生,困惑也深,苦痛也多。中国现代文学从这困惑与苦痛中生出长成,这不是浮在顶峰的光芒,却是沉在底部的根须。这根须暧昧不明、纠结不清,却正是我们今天与后来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不可断绝的记忆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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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燕娟,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红色文艺与百年中国研究”(21&ZD25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