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殖民建城活动是塞琉古王国疆土治理和开发的重要方式。自19世纪以来,以德罗伊森、比万、切利科夫、塔恩为代表的学者深受殖民主义史学的影响,将塞琉古的殖民建城视为希腊化进程的核心和希腊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将希腊-马其顿人所建城市视为“希腊文化孤岛”,将马其顿军人视为殖民的主力军。20世纪70年代,受到后殖民主义史学的影响,布里昂、库尔特和谢尔文-怀特等学者对既往研究做了反思和批评,提出了殖民者与当地居民关系的“隔离模式”。此后,更多学者参与该问题的研究与争论。20世纪末以来,学界研究的新趋向已经逐渐淡化了东西方的界限,普遍关注塞琉古王国多元复杂的统治现实,将殖民建城活动视为构建帝国共同体的整合过程。
关键词: 塞琉古;殖民建城;殖民主义;隔离模式;后殖民主义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军由欧入亚,推翻了阿契美尼波斯帝国的统治,建立了从希腊半岛到中亚的辽阔帝国。在征途中,他们逐渐形成了通过建立殖民地和城市等定居点(settlements)占领并控制疆土的统治模式。亚历山大突然去世之后,他的继业者为争夺帝国遗产,互相征伐,割据称王。其中塞琉古一世(Seleukos INikator,公元前305—前281年在位)历经二十余年的征服,不仅囊括了地中海到中亚的大部分亚洲疆土,而且从定居点数量和范围上进一步发展了亚历山大的殖民建城事业。从开国奠基的塞琉古一世到王国中期的安条克四世(Antiochos IV Epiphanes),塞琉古王朝诸王多热衷殖民建城。有别于颇具“临时性”特点的亚历山大殖民建城活动,以及托勒密、安提柯、吕西马库斯(Lysimachos)等其他继业者王国的殖民建城活动,塞琉古殖民建城活动作为希腊化殖民建城活动的一部分,更能反映多元复杂的殖民情境,值得单独对待。作为一种时代现象,塞琉古殖民活动研究从19世纪近代希腊化研究发端就引起了学界高度重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研究,往往受到近现代东西方二元对立、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目前学界围绕着塞琉古殖民建城运动的背景与主要动力、定居点的类型与地位以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展开热烈讨论。主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将塞琉古王朝大规模殖民建城视为古典希腊城邦制度向东的暂时性扩张现象以及希腊-马其顿人向东方传播文明的途径。第二种观点则主张塞琉古殖民建城活动对于东方漫长的历史而言,只是一阵短暂的干扰,塞琉古定居点与周边区域的互动有限。无论哪种观点,他们都无法摆脱东西对立的传统思维。近年来,一些学者主张超越以往的东西文化界限,审视殖民建城活动背后多元复杂的情境,关注殖民建城活动对于王国空间的疆土化和统治合法化的作用。本文在梳理国际学术界关于塞琉古殖民建城活动的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社会思潮与塞琉古殖民建城活动研究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和评述当代社会思潮与古代学术研究的相互关系及其新的发展趋向。
塞琉古殖民建城研究始于19世纪的西欧,从萌芽、形成到发展的过程恰与欧洲殖民帝国向全球扩张的进程基本同步。欧洲的精英群体在殖民扩张的时代背景之下,开始从古典遗产中寻找西方在全球范围崛起的合理性。①P.Vasunia,“Hellenism and Empire:Reading Edward Said,”Parallax,Vol.9.4,2003,pp.88-97;K.Vlassopoulos,“Imperial Encounters:Discourses on Empire and the Uses of Ancient History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M.Bradley,ed.,Classicsand Imperialism in the British Empire,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29-53.尤其是英法等国向近东地区殖民征服之时,这种殖民经历自然投射到当时的史学界。曾经统治从地中海沿岸到中亚的塞琉古帝国,是由来自欧洲的希腊-马其顿征服者创立的,自然被视为“西方”国家,他们被认为将光辉的希腊文化传播到了东方,殖民建城活动正是这种文化输出的主要途径。一些学者还将塞琉古帝国与当时的大英帝国直接进行了类比。例如,1902年,比万(E.Bevan)在《塞琉古王朝》(House of Seleucus)一书的导言《东方的希腊主义》(Hellenism in the East)中谈道:“我们可以完全真实地说,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在东方所做的工作,就是由马其顿开始的……英国人对二十个世纪前统治亚洲的那些西方国王必然有着特殊的兴趣。”②E.Bevan,The House of Seleucus,Vol.1,New York:Barnes&Noble,1902,p.19.
在西亚和中亚的塞琉古时期遗址重见天日之前,研究塞琉古帝国史的材料主要来自希腊罗马古典文献。然而,这些文献主要来自帝国之外,时代大多晚于公元前2世纪。所涉地区大多局限于东地中海沿岸的小亚细亚和叙利亚。除查士丁外,多数作家对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中亚等地区并不熟悉。这与罗马人崛起之后,塞琉古帝国的疆土基本限于叙利亚周边有关,塞琉古帝国早期的其他疆土则被边缘化。研究者基于这样的史料基础,很难关注到塞琉古帝国早期的治理政策,更难以对其中的重要举措——殖民建城活动展开独立、深入且系统的研究。
因此,长期以来有关塞琉古殖民建城活动的成果仅散见于希腊化通史与希腊化殖民建城总体研究之中。19世纪法国考古学家罗谢特(Raoul Rochette)最先关注到塞琉古殖民建城活动。1812—1815年,罗谢特在路易大帝学院任教职时,出版了代表作《希腊殖民地建立的批判历史》(Histoire critique de l'établissement des colonies grecques),其中第四卷第六章对塞琉古王朝在东方建立的“殖民地”做了简单考证,但并未对殖民建城活动的目的、殖民者与本地民众的关系等问题做出回答。③Raoul Rochette,Histoire critique de l'établissement des colonies grecques,Vol.4,Paris:Treuttel et Würtz,1815,pp.228ff.希腊化研究的缔造者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最早使用“希腊化城市与建城活动”这一概念。1843年,德罗伊森推出了希腊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希腊化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第二卷题为《希腊化时期国家体系形成的历史》。德罗伊森在本卷附录《东方希腊化殖民地》(hellenistischen colonien des Ostens)中,对希腊化时期所建城市进行了系统考察。①Johann Gustav Droysen,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B.II,Hamburg:Perthes,1843,S.585ff.1878年推出新版时,德罗伊森将原第二卷的附录标题修改为《亚历山大及其继业者的建城活动》(Die städtgründungen Alexanders und seiner Nachfolger),并介绍了塞琉古所建殖民地的特点,提出希腊化王国推行这项政策的动力不是“贫穷和政治斗争”,“政治和战略上的目的逐渐上升”。②Johann Gustav Droysen,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B.III,2.S,Gotha:Perthes,1878,S.189ff.受19世纪西方学界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的学术气氛影响,德罗伊森的作品也反映了他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切利科夫对德罗伊森在史料梳理上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他从希腊、罗马和拜占庭文献中梳理出来的信息是学者从事希腊化时期建城活动问题研究的基础。”③ Victor Tcherikower,Die hellenistischen Städtegründungen von Alexander dem Grossen bis aufdie Römerzeit,Philologus,supplementband 19,heft I,Leipzig:Arno Press,1927,p.1.
德罗伊森作为历史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在论述中表达出强烈的现实关怀,最早明确表达出典型的殖民主义“文明使命”(civilizationalmission)话语。例如,他认为蛮族人没有城市,强调亚历山大及其继业者建立的是希腊城市。④Johann Gustav Droysen,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B.III,1.S,Gotha:Perthes,1878,S.23-24.亚历山大通过灭亡波斯帝国,征服了从“非洲沙漠到锡尔河、印度河以外的地区”,并将希腊的统治和文化传播到那些文化悠久的族群之间。他事实上将文化的传播与融合视为殖民运动之功,将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视为文化传播的使者。⑤Johann Gustav Droysen,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B.I,1.S,Gotha:Perthes,1877,S.3.
宣扬希腊-马其顿统治者为东方带来了先进的希腊文化的同时,德罗伊森强调殖民建城活动促进了希腊和非希腊的元素的融合。他认为希腊化时期新建殖民地由希腊人和非希腊人混合而成,非希腊人被无保留地纳入公民群体中,他们坚持希腊语言和教育,坚守公民身份。对于塞琉古王国而言更是如此,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必须集中在城市中”,他们军队的核心由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组成,但“必须以亚洲士兵为补充”。因此,德罗伊森得出结论,塞琉古王国“从一开始就缺乏统一性”。⑥Johann Gustav Droysen,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B.III,1.S,S.42.
在德罗伊森之后,舒哈特、拉代、舒尔腾、迈耶等人基本因循了他的研究路径和解释模式,并将视野集中在塞琉古王国最西部的小亚细亚。⑦ C.Schuchhardt,“Die makedonischen Kolonien zwischen Hermos und Kaikos,”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Athenische Abteilung,Vol.13,1888,pp.1-17;Georges Radet,De coloniis a Macedonibus in Asiam cis Taurum deductis,Paris:E.Thorin,1892;A.Schulten,“Die makedonischen Militärcolonien,”Hermes,Vol.32,1897,pp.523-537;E.Meyer,“Diemakedonischen Militärcolonien,”Hermes,Vol.33,1898,pp.643-647.这股殖民建城研究热潮中的集大成者是1927年切利科夫(V.Tscherikower)的《希腊化建城运动》(Die hellenistischen Städtegründungen von Alexander dem Grossen bis auf die Römerzeit),也是第一部完整的希腊化殖民建城史专著。他不仅分地区提供了每座希腊化城市涉及的古典文献与碑铭史料的索引,而且按照不同王朝的建城者考证了建城数量、建城目的、人口构成等相关问题。鉴于德罗伊森以来新材料的大量涌现,切利科夫认为“再对史料进行一番探查,不仅很有必要,而且顺理成章”⑧Victor Tscherikower,Die hellenistischen Städtegründungen von Alexander dem Grossen bis aufdie Römerzeit,p.1.。他认为建立一座希腊化城市与希腊城邦一样,需要建立“自由的公民自治共同体、公民大会、议事会,选举执政官,有自己的法律、财政和崇拜等”⑨Victor Tscherikower,Die hellenistischen Städtegründungen von Alexander dem Grossen bis aufdie Römerzeit,p.113.。在建城相关考证方面,他指出了罗马史家阿庇安所列塞琉古建城清单中的一些错误,必须谨慎对待。⑩Victor Tscherikower,Die hellenistischen Städtegründungen von Alexander dem Grossen bis aufdie Römerzeit,p.166.例如,亚美尼亚的尼科波利斯(Nikopolis)并非塞琉古一世所建,真正的建城者应是庞培;索提拉(Soteira)和阿凯斯(Achais)并不在帕提亚而在阿里亚(Aria),它们并非塞琉古所建,真正的建立者是其子安条克(Antiochos ISoter)。此外,阿庇安将所有带有马其顿名字的城市如贝罗伊亚(Beroia)、埃德萨(Edessa)等都归于塞琉古,也值得商榷。他认为征服才是殖民建城活动的契机,因而主张殖民建城的贡献主要来自前两位国王,即塞琉古一世和安条克一世,而安条克四世虽然也有建城活动,但只是法律和形式上的建城,不涉及城市建设和殖民活动。①Victor Tscherikower,Die hellenistischen Städtegründungen von Alexander dem Grossen bis aufdie Römerzeit,p.1.自切利科夫之后,学者们越来越多倾向于从政治和军事角度来分析希腊化城市的建城目的,他们强调军事征服是殖民建城运动的背景与主要动力。
自19世纪末以来,由于近东地区考古的突破,包括苏萨(Susa)、杜拉·欧罗波斯(Doura Europos)、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Seleukeia on the Tigris)在内的许多塞琉古时期的城市遗址相继得到发掘,涌现了大量新的考古材料,碑铭以及楔文材料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促进了塞琉古殖民建城研究的显著成长。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这些城市和殖民地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考证,修正了此前许多关于城址、建城者的错误认识。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开始根据叙利亚和两河流域的城市遗址发掘,推出相关个案研究。如罗斯托夫采夫根据杜拉·欧罗波斯的发掘,探讨了该城建城的相关问题。② M.I.Rostovtzeff,“The Foundation of Dura-Europos on the Euphrates,”Annales de l’Institut Kondakov,Vol.10,1938,pp.99-106.1962年,唐尼出版了《叙利亚的安条克史》(AHistory of Antioch in Syria),作者曾经参与安条克的发掘,几乎利用了所有与安条克相关的新材料,是目前关于该城从建立到毁灭的历史最完整的著作,并注意到了与同时代其他希腊化城市的比较。③ G.Downey,A History of Antioch in Syria:from Seleucus to the Arab Conques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以上的这些研究已经初步奠定了对塞琉古殖民建城活动的整体结构和地域特点的认识。
这一时期,殖民主义的“文明使命”话语也有了更具体的表达。比万指出,塞琉古王国最著名的成就是在懒散、专制的东方传播了希腊文化,即欧洲的活力和自由。④E.Bevan,The House of Seleucus,Vol.1,p.17.后来的研究者大多认为马其顿人给当地带去的是进步的革命,将殖民建城活动美化为马其顿统治者的使命和责任。他们将建城视为希腊化进程的核心和希腊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建城的目的是向这些被征服的土地输出希腊人口和希腊文化。⑤ Kai Brodersen,“‘In den städtischen Gründungen istdie rechte Basis des Hellenisierens’,Zur Funktion seleukidischer Städtegründungen,” in S.Schraut and B.Stier,eds.,Stadt und Land,Bilder,Inszenierungen und Visione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Stuttgart:W.Kohlhammer Verlag,1999,pp.355-371.在英国历史学家塔恩(W.W.Tarn)看来,马其顿人的征服在亚洲开创了一个进步的时代,亚洲的希腊化是显而易见的,亚历山大及其继业者建立的城市给当地原生族群社会带来了提升,最终在小亚细亚和北叙利亚形成“一个完全由城邦组成的王国”,“各城邦相互比邻并享有自治权利”。⑥W.W.Tarn,Hellenistic Civilisation,3rd ed.,London:Arnold,1952,p.135.韦尔斯(C.B.Welles)则指出,从安提柯王朝到塞琉古王朝,推动城市化和殖民运动是一种“人道主义政策”。⑦ C.Bradford Welles,Royal Correspondence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4,pp.96-97.琼斯(A.H.M.Jones)的《从亚历山大到查士丁尼的希腊城市》(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强调了国王在城市化扩散中的地位,将传播希腊文化作为建城者的重要使命。虽然他认为建城运动的关键因素不是统治者也不是殖民者,而是被征服民族上层以其本土文化为耻、全盘接受征服者文化的心态,但仍旧没有摆脱希腊文化优越的思维,反映了当时盛行的欧洲中心论和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⑧A.H.M.Jones,The Greek City: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Oxford:Clarendon Press,1940,p.50.
学者们大多认为塞琉古王朝所建的殖民地是希腊文化孤岛,难免消亡的命运,这与殖民主义史学强调文明人在蛮族环境中堕落、蛮化的论调一致。比万最早提出,塞琉古王朝从建国开始,就开启了希腊化的进程,给东方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但塞琉古王国的统治并不成功,它是“先天不足的病夫”,在塞琉古一世辉煌的奠基时代之后就走向衰落。⑨E.Bevan,The House of Seleucus,Vol.1,p.76.比万还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塞琉古帝国本身变得“东方化”,结果导致了他们的衰落,他们不再是欧洲人了。⑩E.Bevan,The House of Seleucus,Vol.1,p.19.切利科夫认为建城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两个趋势:一是不同种族的人口交流融合,二是马其顿人或希腊人贵族地位的逐渐丧失。在他看来,这些趋势并非亚历山大与其后继者通过政策有意推动的,而是形势下的必然。①Victor Tscherikower,Die hellenistischen Städtegründungen von Alexander dem Grossen bis aufdie Römerzeit,p.180.库蒙指出,马其顿殖民地是“迷失在亚洲海洋中的欧洲孤岛,它们须谨防被周围的异族所淹没的危险”。②Franz Cumont,Fouilles de Doura-Europos(1922-1923),Paris:Geuthner,1926,p.XLV.由于希腊-马其顿人和东方人之间的人口失衡,马其顿殖民地“移民人数太少,以至于他们的血统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并被当地人口所吸收”③Franz Cumont,Fouilles de Doura-Europos (1922-1923),p.XLV.。劳内(Marcel Launey)在其著作《希腊化军队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armées hellénistique)中研究了希腊化殖民地的欧洲移民问题,也得出了与库蒙基本一致的结论。④Marcel Launey,Recherches sur les armées hellénistiques,2vols,Paris:E.de Boccard,1949.
学者们大多强调来自欧洲(希腊)的殖民者是殖民主力军,这些殖民者以马其顿军人为主力,在征服的土地上建立希腊人的定居点(主要包括城市和殖民地),吸纳来自爱琴海世界的希腊-马其顿人口,这不仅是马其顿人同化当地社会的基本路径,也是希腊化王国地方治理的主要方式。这一时期,学界出现了一系列希腊化时代军事研究著述,多与希腊化城市与殖民地的建立密切相关。例如,劳内的《希腊化军队研究》、格里菲斯(G.T.Griffith)的《希腊化世界的雇佣军》(The Mercenarie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不仅勾勒出希腊化时代雇佣军的活动图景,更进一步提出研究希腊化殖民地的必要性。⑤G.T.Griffith,The Mercenaries of the Hellenistic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5.劳内指出:“实际上,东方的马其顿移民地几乎全部源于亚历山大的军队和继承者的军队……无法吸收新移民。”他援引杜拉·欧罗波斯为例,力图说明在东方人的包围之下,一股与希腊-马其顿世界失去联系的小群体是多么脆弱。⑥Marcel Launey,Recherches sur les armées hellénistiques,Vol.1,pp.352-353.公元前200年左右,“希腊失去了一直具有的生命力和人口实力,无法定期派遣殖民者和雇佣兵到地中海世界和东方。至于马其顿,自亚历山大的远征开始,它就已经耗尽和衰弱了”。⑦Marcel Launey,Recherches sur les armées hellénistiques,Vol.2,p.1088.此外,库蒙、劳内等人都认为由于殖民者中缺乏女性,“欧洲殖民群体”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⑧ Pierre Briant,“Colonisation hellénistique et populations indigènes II.Renforts grecs dans les cités hellénistiques d'Orient,”Klio,Vol.64,1982,p.94.
因此,自19世纪以来,学界将塞琉古殖民建城活动视为古典希腊世界向东暂时扩张的结果。他们认为该帝国本质上是一个“西方”的国家,在话语中强调西方优于东方。正如瑞秋·梅尔斯所指出的那样,与殖民建城活动相伴生的“希腊化”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指希腊和非希腊文化融合的术语,成为“殖民主义”的代名词。⑨Rachel Mairs,“Hellenistic India,”New Voices in Classical Reception Studies,Vol.1,2006,p.22.尽管塞琉古王朝在许多方面确实呈现出明显的希腊-马其顿特征,但将希腊-马其顿文化贴上西方的标签并不准确,片面关注了所谓的希腊化给近东和中亚带来的变革。
二战之后,殖民帝国逐渐崩塌,去殖民化运动也随即蓬勃发展,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反抗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思潮兴起。后殖民主义正是在与以“欧洲中心论”为代表的殖民话语体系的对抗中兴起,它既有对西方话语影响的反思,也是对东方本土话语表达的强调。爱德华·萨义德于1978年出版《东方主义》一书,正是这种思潮的典型反映。二战之后,叙利亚及其以东地区碑铭材料的整理与研究,尤其是两河流域巴比伦尼亚的楔形文字文献等非希腊语文献的出版,以及中亚、两河流域及叙利亚等地的考古新发现都为塞琉古殖民建城研究的推进创造了可能。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多学者开始参与到塞琉古殖民建城研究的反思与批评中。东德学者克雷西格关注塞琉古王国的社会经济史,抨击殖民者对于被殖民者的经济剥削。⑩H.Kreissig,“Prolegomena zu einer Wirtschaftsgechichte des Seleukidenreiches,”Klio,Vol.56,1974,pp.521-527;H.Kreissig,“Tempelland,Katoiken,Hierodulen im Seleukidenreich,”Klio,Vol.59,1977,pp.275-280.威尔明确指出,法国殖民帝国的暴力解体为他对希腊化世界的理解提供了新的启示。① É.Will,“Pour une‘anthropologie colonial’dumonde hellénistique,” inW.J.Eadie and J.Ober,eds.,The Craftof the Ancient Historian:Essays in Honor ofChester G.Starr,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5,p.281.与殖民主义史学将塞琉古帝国视为“西方的”或“希腊的”国家不同,受后殖民主义影响的学者,尤其是布里昂、谢尔文-怀特和库尔特都强调塞琉古帝国的非希腊性质。他们指出了塞琉古王国本土政治文化和制度的连续性,这种主张逐步取代了殖民主义史学主张的变革范式。
布里昂先后于1978年和1982年在东德期刊Klio上发表的《殖民运动与当地人》(colonisation hellenistique et population indigenes)上下篇中,批评切利科夫以来学界并没有关注殖民建城活动对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因此呼吁殖民、建城研究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层面,尤其是关注农业经济对城市生存、发展的意义,关注当地人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及在供养新建城市上的作用。② Pierre Briant,“Colonisation hellénistique et populations indigènes I.La phase d’installation,”Klio,Vol.60,1978,pp.57-92;Pierre Briant,“Colonisation hellénistique et populations indigènes II.Renforts grecs dans les cités hellénistiques d’Orient,” pp.83-98.以上文章后来收录在他的论文集《国王、赋税与农民》(Rois,tributs et paysans)之中。③ Pierre Briant,Rois,tributs et paysans.Etudes sur les formations tributaires du Moyen-Orient ancien,Besançon:Universitéde Franche-Comté,1982.
针对德罗伊森以来学界重视“城市化”而忽视非城市性质的其他定居点的倾向,布里昂明确提出要放弃“城市化”这一术语。他认为,殖民者的定居点并不仅限于城市。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类型,包括东方城市、军事殖民地、卫戍要塞等。④J.Bérard,L’expansion et la colonisation grecques jusqu’aux guerres médiques,Paris:Aubier,1960,pp.12-14.因此,尽管“殖民”一词仍有不完善之处,但在他看来比“城市化”更恰当。每个定居点都须融入到征服和殖民的整体战略中,准确地探索其建立动机和影响。⑤Pierre Briant,“Colonisation hellénistique et populations indigènes I.La phase d’installation,” p.60.
布里昂更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殖民者与当地民众关系的“隔离模式”,与殖民主义史学主张的“融合模式”针锋相对。针对前人研究大多强调殖民建城活动对当地人口的积极影响,布里昂认为这种联系是牵强的。他主张殖民建城活动是隔离和种族统治的核心。⑥Pierre Briant,“Colonisation hellénistique et populations indigènes I.La phase d’installation,” p.92.塞琉古新建城市中不同族群是相互隔离的,城市的布局证实了这种系统性的隔离和排斥政策。几乎所有的希腊化定居点都建立在原有居民点附近。在城市及其腹地之外居住着土著农民,他们在自己的村庄和传统土地上生活和工作。从阿契美尼波斯帝国以来,土著农民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状况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他援引叙利亚的贝罗伊亚为例,指出该城建立之后并没有立即改造叙利亚的传统农业聚居地,甚至将其纳入城墙范围内。然而,它并没有真正融入卫城脚下的新城中,新来定居的希腊-马其顿人也形成了一个孤立的街区,新旧两片聚居地仍然毗邻并存。除了陆续到来的希腊人新移民之外,其公民集体在希腊-马其顿人内部封闭,没有证据表明塞琉古王朝在公民群体中引入了当地精英。⑦Pierre Briant,“Colonisation hellénistique et populations indigènes I.La phase d’installation,” p.89.与此相关,占有份地也是公民的特权。这意味着空间上的隔离与社会经济领域的控制和政治垄断相关。隔离模式提出之后,一度成为殖民地文化互动模式的正统。科恩(G.M.Cohen)的早期观点也与布里昂相似,他在1978年出版《塞琉古殖民地》(The Seleucid Colonies.Studies in Founding,Administration and Organization)一书,认为塞琉古殖民地与城市不同。在塞琉古殖民地中,人口是排他性的(exclusive population),“在建立殖民地时,出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原因,优先选择一批排他性的群体”,其殖民者“不与当地人口混合”。⑧ Getzel M.Cohen,Seleucid Colonies:Studies in Founding,Administration and Organization,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1978,p.33.城市人口则是多样的、兼容的。⑨Getzel M.Cohen,Seleucid Colonies:Studies in Founding,Administration and Organization,pp.37-41.塞琉古王朝一直努力保留希腊-马其顿人的公民特权,当地原生族群通常只能作为二等公民。⑩Getzel M.Cohen,Seleucid Colonies:Studies in Founding,Administration and Organization,p.86.
“隔离模式”本身虽然仍值得商榷,它忽视了殖民社会的多样性和流动性,但其中有不少观点颇有启发性:第一,关注殖民社会的异质性,没有将亚洲视为一个社会、经济上同质的整体,而是根据文献的条件按区域分析。第二,关注殖民社会的演变,不能忽视时代背景做笼统模糊的判断。要区分希腊-马其顿人定居和演变的不同阶段。殖民地定居阶段尤其重要。第三,要系统地避免将“希腊化”的概念置于讨论的核心。布里昂认为,由德罗伊森创造的“希腊化”一词有歪曲、混淆和简化社会现实的倾向。①Pierre Briant,“Colonisation hellénistique et populations indigènes I.La phase d’installation,”p.60.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还表现在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之上。针对库蒙、劳内等前人的观点,布里昂提出,除了直接来自希腊半岛和小亚的希腊人移民群体之外,亚洲内陆的定居者群体与希腊世界之间的联系还可以其他方式展现出来。例如,在波西斯的安条克城的法令中可以看到,殖民者将他们的神祇带入他们要加入的城市,因为法令中写道,安条克城人“崇拜他们自己和马格奈西亚的共同神祇”。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说辞。许多亚洲城市通过精心策划的“建城传说”与欧洲的“姐妹城市”建立了联系。移民对故土的怀念是这些希腊人定居点保持希腊文化传统的主要原因。②Pierre Briant,“Colonisation hellénistique et populations indigènes I.La phase d’installation,”p.93.另外,布里昂援引塞琉古时期卡帕多西亚的哈尼萨(Hanisa)为例,指出希腊的语言、文字和制度在没有希腊人移民的情况下同样也能发展起来。③Pierre Briant,“Colonisation hellénistique et populations indigènes I.La phase d’installation,”p.94.他批评所谓来自欧洲的移民群体是“亚洲汪洋中的孤岛”的说法是一种幻象,与现实不符。他以阿伊·哈努姆遗址发现的从德尔菲复制而来的格言为例,说明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中亚的殖民运动的活跃程度,即便是最远的城市仍然能受到来自希腊本土的人员往来的影响。④Pierre Briant,“Colonisation hellénistique et populations indigènes I.La phase d’installation,”p.93.他认为,移民不仅有可能来自欧洲的希腊,亚洲的城市也可能加入移民潮流。即使是最偏远的城市也能够保持希腊人口。⑤Pierre Briant,“Colonisation hellénistique et populations indigènes I.La phase d’installation,”p.94.
布里昂的研究吸引了更多学者参与讨论,后殖民性是这些讨论的特征,库尔特和谢尔文-怀特则是其中的旗帜性人物。1987年,由她们主编的论文集《东方的希腊主义:亚历山大时代后希腊与非希腊文明在叙利亚到中亚地区的互动》出版,标志着塞琉古研究的“东方路径”的兴起。⑥ Amélie Kuhrt and Susan Sherwin-White,eds.,Hellenism in the East:The Interaction of Greek and Non-Greek Civilizations from Syria to Central Asia after Alexander,London:Duckworth,1987.这本论文集与比万的《塞琉古王朝》的导言同名,强调关注东方,远离传统的以希腊为中心的历史观,主张利用本地史料。编者和几位作者认为,真正的塞琉古王国中心不是叙利亚,而是巴比伦尼亚,即使在第一任国王塞琉古一世后仍是如此。叙利亚的安条克至少起初不是塞琉古帝国的首都,真正的首都应是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在库尔特和谢尔文-怀特之后,塞琉古时期的巴比伦尼亚成为塞琉古研究的重点,并延续至今。然而,尽管巴比伦尼亚与其他许多行省相比地位更重要,但将它视为塞琉古帝国的核心,或许会带来两个问题。首先,它排除了塞琉古帝国由多个核心地区组成,通过巡回宫廷保持联系,但没有固定首都的可能性;还有可能低估了小亚西部、叙利亚、伊朗和巴克特里亚的重要性。其次,该书的核心问题——希腊和非希腊文化如何以及为何在塞琉古帝国中互动,似乎更加确立了希腊人与东方人的二元对立。
1993年,库尔特和谢尔文-怀特合著的《从撒马尔罕到萨尔迪斯:研究塞琉古帝国的新方法》出版,她们在引言中写道:“我们坚定地认为,塞琉古王国是一个东方帝国。”⑦Susan Sherwin-White and A.Kuhrt,From Samarkhand to Sardis:A New Approach to the Seleucid Empir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1.她们对于普雷欧(Claire Préaux)和布里昂的“隔离模式”表示理解,但认为应该考虑塞琉古王国的阿契美尼波斯帝国遗产。在谈及殖民活动和帝国统治相关问题时,她们指出“希腊化是帝国统治的附属品,而不是目标”。她们认为应该把塞琉古早期的殖民活动视为接管和实际占领阿契美尼波斯帝国的巨大工程的一部分。她们以阿伊·哈努姆为例,说明此前学者主张的希腊文明在殖民地和希腊本土之间具有同质性的观点,以及希腊和东方文化“融合”的旧观念都过于粗糙,并不适合解释文化的复杂变革。① Susan Sherwin-White and A.Kuhrt,From Samarkhand to Sardis:A New Approach to the Seleucid Empire,pp.186-187.从现代去殖民化的经验中可知,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并不像过去假设的那样容易,她们倾向于将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的接触模式视为希腊文化和非希腊文化的并置或共存,希腊-马其顿人只与地方精英有一定程度的交流。因此,她们主张回避“希腊人或非希腊人的对立”,而是应该将其看作希腊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叙利亚人等的多元文化。②Susan Sherwin-White and A.Kuhrt,From Samarkhand to Sardis:ANew Approach to the Seleucid Empire,p.144.
总之,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界借鉴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欧洲中心论的殖民主义话语,反思和批评既往的塞琉古殖民建城研究显然是有益的。在此之后,学界开始重视使用两河流域、中亚等地发现的碑铭与考古资料,提升了地方社会的话语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之外,后殖民主义还重视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这也启发塞琉古殖民建城活动的研究者开辟新的研究空间,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塞琉古王国历史的理解。
后殖民主义有意消除包括希腊中心主义在内的殖民主义话语,诞生于殖民主义时期的“希腊化”概念难免遭遇严重冲击。对于塞琉古殖民建城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希腊化现象,后殖民主义史学显然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他们将塞琉古定居点置于“东方”的对立面,将希腊化定居点与其周围的环境割裂开来。因此,后殖民主义理论并非一种更平衡的研究方法,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再一次强调了传统的东西二元对立思维,延续了近代以来的东西文化边界意识。
因此,超越东西文化边界,超越后殖民主义思维,对于推进研究势在必行。20世纪末至今,塞琉古殖民建城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不少学者就塞琉古殖民建城活动的相关问题继续展开讨论,且对前人论著存在的问题加以思考。其中最综合、全面的是科恩和格林杰的作品。科恩共耗费了近20年时间,才完成了艰巨工作,即列出希腊化殖民地和城市的清单,并收集与它们相关的几乎所有文献信息。第一卷专门研究欧洲和小亚细亚地区,第二卷专门研究叙利亚、北非和红海沿岸地区,第三卷转向亚美尼亚和印度河流域之间的区域。这一系列作品已成为希腊化世界研究的必备参考书,更是塞琉古殖民建城研究的经典。③ Getzel M.Cohen,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Europe,the Islands and Asia Mino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GetzelM.Cohen,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Syria,the Red Sea Basin,and North Af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GetzelM.Cohen,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此外,格林杰(J.D.Grainger)的《塞琉古王朝的叙利亚城市》(The Cities of Seleukid Syria)介绍了“胜利者”塞琉古一世在叙利亚地区的建城活动,从地理环境入手分析了塞琉古王朝城市选址的特点,以及叙利亚地区定居点的等级结构。④J.D.Grainger,The Cities of Seleukid Syr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
除了科恩和格林杰的研究之外,卡普德特雷、科斯明、恩格尔斯、斯特罗特曼等学者普遍主张将塞琉古殖民建城活动置于塞琉古帝国整体的视角之下,普遍关注塞琉古帝国多元且复杂的统治现实,关注塞琉古殖民建城活动在构建帝国共同体,整合疆土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因此,他们将殖民建城活动视为一种长期的复杂的帝国治理策略。正如卡普德特雷所言,虽然军事征服基本完成,但是行政和意识形态的占领仍须实施。这个占领过程将是漫长的,建设王国、建立行政组织和地方定居点仍需要持续努力。⑤Laurent Capdetrey,Le pouvoir séleucide.Territoire,administration,finances d’un royaume hellénistique (312-129 av.J.-C.),Renne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2007,p.51.具体而言,学者们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重点研究。
第一个重点研究问题是殖民建城活动与帝国意识形态。殖民建城活动在帝国统治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正如恩格尔斯所指出的那样,殖民建城活动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帝国共同体(imperial koine),以便构建新的帝国身份。①David Engels,Benefactors,Kings,Rulers:Studies on the Seleukid Empire between East and West,Studia Hellenistica,57,Leuven:Peeters,2017,p.182.都城是帝国权力的核心和统一的象征。卡普德特雷以塞琉西亚建城为例,指出塞琉古一世称王正式宣告个人权力的确立,意味着需要一座新都来充分体现王权。塞琉西亚的建立可以同时视为对卡桑德里亚、吕西马奇亚、安提柯尼亚等城市的象征性回应以及塞琉古占领王国疆土的手段。②Laurent Capdetrey,Le pouvoir séleucide.Territoire,administration,finances d’un royaume hellénistique (312-129 av.J.-C.),p.59.
建城故事的宣传和定居点的命名都成为塞琉古帝国开发帝国景观、塑造统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例如,关于建城故事的来源与功能。卡普德特雷指出,通过马拉拉斯和利巴尼乌斯等人记录下来的北叙利亚四城市的建城故事是塞琉古王朝早期官方宣传的产物,是塞琉古王朝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合法化措施的表现。③Laurent Capdetrey,Le pouvoir séleucide.Territoire,administration,finances d’un royaume hellénistique(312-129 av.J.-C.),pp.61-64.科斯明则认为,建城故事很可能在塞琉古宫廷文学中占据了与殖民行为本身一样重要的位置。这些现存的记载应该被视为有关殖民活动的目标和期望的文学和意识形态,并非城市建设的准确或直接记录。④Paul J.Kosmin,The Land of the Elephant Kings:Space,Territory,and Ideology in the Seleucid Empir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p.211.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重视历史地理考证,其中从地名入手研究塞琉古建城殖民活动的成果较多,卡普德特雷、科斯明在其中较有代表性。⑤J.D.Grainger,The Citiesof Seleukid Syr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A.Bousdroukis,“Les noms des colonies séleucides au Proche-Orient,”Topoi Suppl.4:La Syrie hellénistique,2003,pp.9-24;A.Bousdroukis,Recherches sur la Toponymie et l'histoire des Fondations Macédoniennes Proche-Orient Hellénistique,Lille:Atelier national de Reproduction des Thèses,2007;P.Thonemann,The Maeander Valley:a Historical Geography from Antiquity to Byzantiu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aul Bernard,“I.Une légende de fondation hellénistique:Apamée sur l'Oronte d'après les Cynégétiques du Pseudo-Oppien.II.Paysages et toponymie dans le Proche-Orient hellénisé,”Topoi,Vol.5,1995.pp.353-408.关于定居点命名,卡普德特雷认为,塞琉古系统利用了北叙利亚与马其顿的地理联系,其首要目标就在于象征意义。塞琉古意识到亚历山大帝国无法恢复,只有通过与马其顿的传统和景观建立联系,在自己的领地内构建一个象征性的马其顿,才能将塞琉古的权力与亚历山大联系起来,以加强自身权威。⑥ Laurent Capdetrey,Le pouvoir séleucide.Territoire,administration,finances d’un royaume hellénistique (312-129 av.J.-C.),pp.61-63.科斯明则认为,塞琉古王朝存在程式化的命名方式,在整个王国普遍使用。每当重建城市都以王室成员命名,可以将自己与前政权区分开,而不是将自己塑造为前政权的合法继承人。⑦Paul J.Kosmin,The Land of the Elephant Kings:Space,Territory,and Ideology in the Seleucid Empire,pp.208-209.
重塑帝国景观是构建帝国认同的重要手段。科斯明指出,通过殖民建城活动,塞琉古一世迅速而彻底地重塑了近东地区的面貌,没有沿用阿契美尼波斯传统都城埃克巴坦纳、苏萨、巴比伦、帕萨尔加德和波斯波利斯等权力集中地,而在底格里斯河下游以及北叙利亚集中建城,显然有从核心地区迁往传统边缘地带之意。他认为这种迁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战略干预,是“重新启动”王国景观的行为。⑧Paul J.Kosmin,The Land of the Elephant Kings:Space,Territory,and Ideology in the Seleucid Empire,p.186.斯特罗特曼则运用理查德·怀特的“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这个由马尔金(Irad Malkin)引入到古希腊殖民研究中的概念,认为塞琉古将希腊式崇拜引入叙利亚,旨在通过建立帝国景观实现殖民合法化(colonial appropriation)。⑨Rolf Strootman,“The Introduction of Hellenic Cults in Seleukid Syria:Colonial Appropriation and Trans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Creation of an Imperial Landscape,” in H.Bru,A.G.Dumitru and N.Sekunda,eds.,Colonial Geopolitics and Local Cultures in the Hellenistic and Roman East(3rd century BC-3rd century AD),Oxford:Archaeopress,2021,pp.73-91.
第二个重点研究问题是殖民建城活动与领土整合。塞琉古殖民建城活动在帝国疆土的开发和管理上发挥了核心作用。塞琉古帝国的殖民空间分布模式有两种,即密集定居区和交通线关键点。科斯明认为人口迁移、土地分配和灌溉渠道的建设是塞琉古殖民建城活动中的三种自上而下有意识的整合方式。他以底格里斯河下游周边为例,说明这片地区在殖民建城活动中的变迁。他指出塞琉西亚是底格里斯河畔的首要定居点,是该地区行政事务的中心点。塞琉古一世在底格里斯河下游附近沿河设立了其他几个定居点如赫迪丰河畔的塞琉西亚(Seleukeia on the Hedyphon)、欧莱奥斯河畔的塞琉西亚(Seleukeia on the Eulaios)、红海的塞琉西亚(Seleukeia on the Erythraean Sea)和塞莱河畔的阿帕米亚(Apamea on the Selea)。塞琉古一世很可能通过在欧莱奥斯河流域建造运河,改善了从海上(波斯湾)到欧莱奥斯河畔的塞琉西亚的水道。塞琉古还在波斯湾的岛屿上设立定居点,包括伊卡洛斯(Ikaros,今法伊拉卡)、泰洛斯(Tylos,今巴林)等,将这些据点完全融入了这个定居点网络。①Paul J.Kosmin,The Land of the Elephant Kings:Space,Territory,and Ideology in the Seleucid Empire,p.211.
塞琉古殖民建城活动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定居点网络,有助于推进王国统治纵深化,为卡普德特雷和科斯明等学者关注。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在塞琉古王国范围内,殖民定居模式因地理状况、人口资源和战略重要性不同而存在着明显不同的形式。卡普德特雷认为主要有城市(polis)、殖民地(katoikia)以及哨所/要塞(phrourion)三种。② Laurent Capdetrey,Le pouvoir séleucide.Territoire,administration,finances d’un royaume hellénistique(312-129 av.J.-C.),p.51.近年来的考古新进展,尤其是叙利亚和土耳其东部地区的考古遗址发掘和调查,有助于学者们从地名、规模等方面讨论定居点的年代及层级关系。北叙利亚从公元前300年之后就是塞琉古王国的核心统治区,幼发拉底河中游则位于北叙利亚和巴比伦尼亚的联络线上,法国考古学者加博里(Justine Gaborit)通过这些区域的定居点网络分析,追踪居民点的演变,揭示了北叙利亚从定居点建立时就存在清晰的等级制度,是塞琉古王国定居点网络的典型:幼发拉底河畔阿帕美亚(Apameia-Euphrates),具有典型的城市特征(城墙、希波达姆斯布局),很可能一开始就是城市。杰贝尔·哈利德(Jebel Khalid)与杜拉·欧罗波斯这样的定居点,则在整个公元前3世纪都只是定居点网络中的次要据点,但对于加强对北叙利亚的控制,确保叙利亚与塞琉古王国其他地区之间的交通至关重要。库罗斯(Kyrrhos)、卡尔奇斯(Chalkis-Belos)、拉里萨(Larissa)和贝罗伊亚最初可能都属于这种类型的殖民地,仅次于城市的规模与地位。
塞琉古王国的定居点分布满足了王国不同区域多样、复杂的要求。以北叙利亚为例,塞琉古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建立了城市和殖民地,这显然是为塞琉古进军地中海世界,提供象征性支持。卡普德特雷就北叙利亚四城市的建城明确表达了该观点。③ Laurent Capdetrey,Le pouvoir séleucide.Territoire,administration,finances d’un royaume hellénistique(312-129 av.J.-C.),pp.61-64.除此之外,北叙利亚的这些建城活动也被视为务实分析了该地区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商业潜力,对当地地理情况了如指掌的结果。例如,巴尔蒂指出,建立阿帕米亚旨在拱卫安条克城,而安条克城本身也位于北叙利亚交通的咽喉要道之上。④ J.Balty,“Àla recherche de l'Apamée hellénistique:les sources antiques,”Topoi Suppl.4:La Syrie hellénistique,2003,pp.217-220.塞琉古在北叙利亚的殖民建城政策最重要的是让整片地区都成为安置马其顿人口之所,成为将来招募军队的基地。但是马其顿人的殖民计划并不仅限于北叙利亚。塞琉古王国还注意从叙利亚到两河流域联络线的经营。塞琉古一世及其后继者,尤其是其子安条克一世,特别关注在帝国的边疆屯驻人口,在战略地区创建定居点网络,以加强王权对领土的影响力,推动城市化,并加强地中海和中亚之间的交流。因此,卡普德特雷主张将塞琉古王朝在北叙利亚的殖民建城活动的分布置于整个王国的疆土构建之下才具有战略意义。⑤Laurent Capdetrey,“Fondations,diasporas et territoires dans l’Asie hellénistique au iiie siècle,”Pallas,Vol.89,2012,p.327.科洛鲁也指出,在如此广阔和多元的帝国中,殖民活动因地区不同采用了不同的模式。一方面,国王安置在役士兵和退伍军人,另一方面,他们招募来自王国内外的殖民者前往这些新定居点。这些定居点既有可能为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这样的新建城市,还有可能包括巴比伦和乌鲁克这样当地原生族群占优势的地方。在某些情况下,新的定居点也有可能由两个或更多城市或村落合并形成,其中纳入了不同出身的殖民者。①Omar Coloru,“Seleukid Settlements:Between Ethnic Identity and Mobility,”Electrum,Vol.20,2013,p.53.此外,随着王国局势的变动,一些定居点也可能出现规模和地位的明显变化。例如,勒里什利用考古发掘的证据,呈现了公元前2世纪杜拉·欧罗波斯城市形态和规模的变化,证明该地从殖民地升格为城市。② Pierre Leriche and Justine Gaborit,“La ville dans la Syrie hellénistique.Quelques réflexionsàla lumière de découvertes récentes,” in Marie-Thérèse Le Dinahet,ed.,L’OrientMéditerranéen de lamort d’Alexandre au Ier siecle.av.notre ère,Nantes:Éditions du Temps,Rennes,pp.374-391.
第三个重点研究问题是族群关系与身份认同。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及其文化在塞琉古国家构建中居于核心地位,但是“塞琉古人”才应该是他们更合适的身份。恩格尔斯认为塞琉古王朝早期在东方建立殖民地,将伊朗精英阶层纳入新的政治社会中,显然影响了在整个塞琉古帝国范围内培育的新的帝国共同体的形成。这个新共同体并不像之前认为的完全是希腊化或马其顿化的,而是融合了许多地方和区域的元素。③David Engels,Benefactors,Kings,Rulers:Studies on the Seleukid Empire between East and West,p.210.科洛鲁提出,关于殖民建城的研究注定会继续,但他主张放弃种族隔离模式。“孤立”一词可以用来描述希腊化殖民建城中的土著或非希腊群体,但他们并不处于“隔离”状态。定居点的居民,尤其是大城市,是由不同的族群组成的,其中最显赫的是希腊-马其顿人。他们虽然有可能引起与非希腊定居者的冲突,但塞琉古王国并没有采取彻底征服或隔离其他族群的政策,以免引起叛乱和社会动乱。与当地精英的合作,确保臣民对塞琉古王朝的忠诚至关重要。④Omar Coloru,“Seleukid Settlements:Between Ethnic Identity and Mobility,”p.53.科洛鲁关注非希腊族裔在塞琉古定居点中的融合,并援引巴比伦为例,一方面,在这座城市中既有典型的希腊式机构,也有巴比伦人的行政体系。这座城市由一位国王监督(epistates)统治,有自己的马其顿式议会(peliganes)。用希腊语politai来指称这个公民群体,在剧场中召集会议。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巴比伦式的行政机构,由一位总督(shatammu)和参与城市神庙行政的神庙委员会(kinishtu)领导。希腊化的巴比伦人能参与希腊社群的活动,甚至成为公民群体的一部分。正如克朗希耶所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族群界限是绝对不可逾越的。”⑤Philippe Clancier,“‘Le Šatammu,l’Assemblée de l’Esagil et les Babyloniens’.Les Notables de Babylone:du relais localàla marginalisation,” in Chr.Feyel et al.,ed.,Communautés locales et pouvoir central dans l’Orient hellénistique et romain,Nancy:A.D.R.A.,2012,p.324.
国际学术界有关塞琉古殖民建城活动的研究,主要受到史料基础和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后者的影响要更为明显,并反过来影响了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和拓展。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如德罗伊森、比万、切利科夫和塔恩等人,站在西欧精英的立场上研究塞琉古王国历史,其话语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论与殖民主义色彩。随着殖民帝国的崩溃,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布里昂、库尔特和谢尔文-怀特等为代表的学者围绕既往研究中的殖民主义话语展开批评,但仍坚持东西文化界限。20世纪末以来学界研究的新趋向已经逐渐淡化了东西方的界限,这些先入之见直接影响了对塞琉古帝国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解释。学者们发现,塞琉古殖民建城活动中实实在在发生的希腊化现象不可回避,且具有文化和族群多样性。因此,不少学者开始将殖民建城活动视为帝国共同体的有效整合过程,即在帝国统治框架下形成凝聚、统一的意识形态,加强多元复杂疆土的开发和管理,并将当地精英吸纳进来的过程。在帝国共同体的整合过程中,塞琉古帝国根据各地情况灵活地调整统治方式。因此,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突破了以往的东西二元对立,超越了后殖民主义的局限,为塞琉古殖民建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塞琉古帝国多元复杂的内涵,不断问世的新材料都决定了这项研究仍有待不断深化,值得学界持续关注。
作者简介: 邵大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塞琉古王朝殖民建城活动与帝国统治研究”(19CSS008)的阶段性成果。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李永斌教授、崔丽娜教授和庞霄骁博士惠赐高见,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 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