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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阐释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回顾与前瞻——张江教授访谈录

特稿



摘 要: 访谈中,张江教授认为,从“强制阐释”走向“公共阐释”的研究历程,揭示了阐释的边界性与公开性,而从传统训诂学等中国本土阐释学的独特方法入手,提出“阐衍学”的新颖概念,则既能够为训诂开拓出一个广阔的阐释前景,又能够为阐释打牢可靠的中国根基。因此,当代中国阐释学研究应当在吸收借鉴西方阐释学优秀理论成果的同时,深入挖掘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所蕴藏的丰富阐释学思想资源,使之融入新时代中国学术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中,并结合时代精神和生活实践对其加以提炼和升华,实现现代转化,推动形成更加科学、更可持续、更具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的阐释学理论,从而成为我们把握当代生活、凝练时代主题的有效工具。

关键词: 张江;强制阐释;公共阐释;艺术阐释学;当代中国阐释学

近10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会长张江教授始终致力于阐释学研究,从阐释的内容层面入手,对阐释的本质、动力、目标、意图、路径、方法、边界等诸多理论面向,进行了专题式的深入研究,并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参与创建“文学与阐释学研究中心”“阐释学高等研究院”等相关学术机构,主持召开“阐释学与文学批评的话语创新”等学术研讨会,为当下中国阐释学学科的建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学术贡献。2024年1月12日,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教师韦昊昱,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对张江教授进行了访谈,张江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经历,围绕阐释学问题提出的背景与缘起、阐释学研究的中西交流对话、“强制阐释”与“公共阐释”等相关领域的学术创获和理论特色,以及当代中国本土阐释学研究体系的发展方向与前沿展望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最新见解。

一、反思当代西方文论生产方式——近10年来阐释学问题提出的背景与缘起

韦昊昱:张江先生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学术访谈。从您在《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发表《强制阐释论》一文,对这一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与根本缺陷展开反思和批判开始,至今已近10年时间了。那么,您最初是出于什么原因和契机,关注到阐释学的理论与价值的?

张江:谢谢你的采访!说起来很遥远,我少年时就做过一阵飘渺的“文学梦”,想当诗人或是文学批评家,上大学时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在上大学以前,在青年点和回城做工人的时候,试图写过不成诗的诗和诗歌评论一类的文字。但是,在读了哲学专业以后,我深切感到想要从事文学批评或者文艺理论的研究,不能没有哲学的基础和根柢。大学四年中我念了一些美学方面的书,听过李泽厚先生、张世英先生、陈先达先生等名家的课程。本科时期我写过逻辑学方面的文章,也写过有关经济学的评论,但学术目标一直不是非常明确。

大学毕业以后,我没能进入学术界,长期从事各级行政领导机关的文字工作,但多年来没有放弃学术思考,也一直坚持撰写各类文章。2013年我有幸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副院长,当年9月,在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撰写了《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上,这是我重返学术研究领域之后发表的第一批论文之一,这篇文章辨识了当下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界言必称西方的现象,在中国的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学界引起了一些反响。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长期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张扬和弥漫,颠覆了我们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传统认知。可以说,在本土的学术论坛、大学课堂和各类刊物上,中国学者一旦脱离了西方文论和西方理论的说法,就讲不了话,写不出文章,以至于有所谓“失语”的焦虑,西方文艺理论成为评价和检验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与实践的标准,成为文艺理论建设的核心要素。我认为这从根本上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们必须去反思理论应该从哪里生成,理论要落脚于哪里,检验理论的标准又是什么。

但是,在当时对西方文艺理论作总体性判断的时候,我还没有系统的“阐释学”概念。文章发表后,我更深刻地感觉到还需要提出解决中国文艺理论建设被西方文论话语强势笼罩状况的有效方法。我当时的认知是要回到文本自身,从文本出发,从文学实践出发,立足于文本与实践阐释的本义和意义,这可以被简单称为是一种“本体阐释”的取向。2014年我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时,小心地谈了几句建构“本体阐释”的理论思路(参见《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6日A04版)。现在看得很清楚,当时我对“阐释”为何物、阐释的本质与方法,也就是对阐释学基本问题的认知,没有达到如今这样的程度。同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人民日报》合作开办了文学理论批评专栏《文学观象》(后改为《文艺观象》),由我做了一些选题策划与栏目主持工作,希望能够通过邀请各方专家学者撰写系列文章,直面当下中国文艺批评领域的诸多弊病,全方位剖析文艺创作和批评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以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介入鲜活的文艺现场,重塑新时代中国文艺批评精神,营造出良好的批评氛围。

就是有了这样的准备,当年年末,我写作《强制阐释论》一文,鲜明提出了强制阐释的概念和定义,对当代西方文论生产普遍存在的强制阐释的一般倾向作了概括性表述,以“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与“混乱的认识路径”等四大特征为线索,认知西方文艺理论,特别是后现代文艺理论的一般性缺陷,并加以阐释学意义上的反思和批判。这篇文章是我在写作《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一文后,对西方文论的一种更普遍的把握和认知,随后几年相继被翻译成俄文、法文和英文,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强制阐释”的概念揭示出批评者对文本本身未有之义的强制姿态,强调了批评者应当对文本自身原义予以重视的必要性。如今我依然坚持“强制阐释”的要害是,阐释者自觉预设立场,以自我意图为标的,任意宰制文本,无视阐释的正当约束,无边际限制地生产意义。如此说法引起广泛争论,10年过去,争论依然在。在深入的讨论和争辩中,我也认识到,在实际的阐释过程中,没有前见立场是不可能的,中国古代前贤们期望的以“坐忘”“虚一而静”状态认知事物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强制阐释似乎无法避免,所以我们就要对此保持警惕,自觉地约束阐释。2021年我又写了《再论强制阐释》,对此类认识做出新的表述。特别是在讨论中国本土传统的“训诂阐释学”方法时,就“尚义”或“义理”传统的讨论,也首先总结概括了“立旨为先”的说法,也就是立场在先的意思。这完全是认识论或知识论的路线,其实质是辨析清楚实践在前还是理论在前,是理论服从实践,还是实践服从理论,并强调实践是理论指导的实践。这对强制阐释论而言,是一个重要变化。这大概就是我关注和进入阐释学理论与研究的一个基本过程。

韦昊昱:我注意到您在自己的阐释学研究中,始终重视与西方学术界的重要学者展开深入且平等的对话,并多次出访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等西方著名学者进行面对面的学术对谈或书信往来,在中西迥然不同的思想氛围、文化场域与语言系统中,讨论东西方阐释学问题的异同之处。那么,您在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交流中有哪些亲身体会?我们应当如何立足中国实践,以开放的视野和胸怀,在世界学术语境中平等讨论阐释学问题?

张江:在与西方阐释学相关学者的对话交流中,让我最受启发的是与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先生的面谈和讨论。2017年11月,我专门前往哈贝马斯在德国慕尼黑的家中,就公共阐释和当代阐释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与他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对话。我们围绕阐释的公共性、阐释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理性在阐释学中的作用和功能等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与探讨,并在对一些主要理论观点的理解上有一致的看法。

当时哈贝马斯对中国有没有独特的阐释学传统和如何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情况不甚了解,在与我见面一开始就疑惑也是激励性地问我,阐释学在西方已经发展了很多年,涌现出一批大师,构建了成熟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建构中国阐释学?我则向他介绍并分析了汉语中“阐”字的字形与含义,进而引申到立足中国文化传统资源的公共阐释,需要双方相互倾听,彼此协商,平等交流,以达成共识,并不是一方占据强势地位,在统治和规制别人的前提下去讲话和阐释。因此,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阐释”这一新命题的理论价值给予了肯定,他认为阐释学是对传统进行反思的中介,“公共阐释”的确应当是由两个来自不同传统的不同派别出于共同合作的意图,通过相互之间的倾听,实现双向沟通。总而言之,中国应当出现自己的阐释学理论,这种阐释学理论也必然会为世界阐释学的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

通过与哈贝马斯交流讨论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中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各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也存在差别,西方学术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本土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值得重新认识和挖掘的学术资源,比如我通过向哈贝马斯介绍“阐”这个字的象形含义,其本身就表达了西方20世纪阐释学几乎全部的思想。但是,作为当代中国学者,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资源必须现代化、当代化,否则它们也不过是资源而已,不可能为我们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发挥积极作用。正是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历程的深刻反思,我们深感必须立足中国传统、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直面当下我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吸收借鉴西方优秀理论成果,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或者说创建当代阐释学的中国学派。同时,当代中国阐释学的构建也离不开中国学者与世界各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我们还要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和更加博大的胸怀,推动形成更加科学、更可持续、更具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的阐释学理论,不断增进与世界各国在文化领域的对话和交流,建设和发展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文化,包括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文化,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学者应当秉持的学术追求。

二、从“强制阐释”走向“公共阐释”——阐释学研究的学术创获与理论特色

韦昊昱:在对“强制阐释”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阐释的动机和路线,决定了强制阐释的基本特征与结果。然而,在当下中国的文学理论、文艺理论和批评领域,这种“强制阐释”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区分和明确“强制阐释”的界限?从中国本土文化资源与语言结构来看,“阐”与“诠”、“阐释”与“阐衍”等概念之间是否存在着本质区别?

张江:在文艺批评领域出现“强制阐释”现象的典型特征是批评者带有前见立场的主观预设,正如我在前面所言,实际上在阐释活动的发生过程中,没有前见立场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所谓“强制阐释”的界限应当是什么?如何定义阐释的结果是否是“强制”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去讨论“作者能不能死”“意图在不在场”“阐释的有限和无限”等系列命题。这些问题都是围绕着阐释和强制阐释的核心概念而提出的,不是无的放矢。

那么,判断“强制阐释”的标准是从阐释的结果上看吗?如果不是从结果上看,阐释的作用和意义在哪里?评价阐释好坏、真假与对错的标准又是什么?这就促使我开始思考阐释的有效性问题,并在《学术研究》杂志2017年第6期上发表《公共阐释论纲》一文,初步提出了“公共阐释”的概念,旨在深入思考当代中国阐释学元问题,为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基本框架确立一个核心范畴,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据目前中国知网的统计,这篇文章的被引用次数已有300次以上。但是,现在看来,这篇文章还是一个西方阐释学的视角,对中国传统阐释论资源缺少关注,当时觉得底气很是不足。

在《公共阐释论纲》发表之后,我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古代传统资源,特别是从文字学、训诂学的维度研究阐释学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说文解字》中“阐,开也”的释义,这代表了中国古人对于“阐”的典型理解,给我以醍醐灌顶之感。随后,我又陆续从甲骨文、金文、先秦诸子典籍,特别是《故训汇纂》(应该专门感谢这部工具书的重要贡献,其撰著者的努力一定会进入历史)等材料和专著中进入古代中国阐释学理论,希望运用训诂、考据方法,追溯单音词“阐”与“诠”的本义与引申义,撰写了《“阐”“诠”辨》一文。这篇论文是目前学术界能够看到的对“阐”“诠”两字意涵所做的最详尽的考辨。在此之前,当我阅读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有关阐释学的译著和一些中国学者的论著时,发现他们对“阐”“诠”“解”等字的使用是不区别的,比如“强制阐释论”也可以被称作“强制诠释论”吗?两者是否有所不同呢?顺着这个研究思路,我又陆续撰写发表了《“理”“性”辨》《“解”“释”辨》《“通”“达”辨》与《“衍”“生”辨》4 篇系列专文。如今,和“阐诠学”“阐释学”相比,我认为“阐衍学”其实更为准确恰当,因为“阐”是“衍”出来的,“阐”的意义生成是以“衍”的方式实现的。“阐”之本身只有开放性的含义,但是它却没有包含共识性、流布性和源头性的表达,特别是没有共识性的表达,而“衍”则蕴涵了这些追求和意义。

在“五辨”系列文章发表之后,我还曾计划继续撰写《“公”“共”辨》等其他文章,力图进一步明确“公共阐释”的概念意涵。我想所谓“公”有三个意思,第一是公开,第二是公度,第三是公义。“共”也有三个意思,第一是共处,第二是共通,第三是共识。如果我们将这些含义与“阐”“衍”联系起来看,那么“阐衍学”的逻辑系统也就更加清晰完整了。这一段时间,我正在专心撰写这篇文章,期望能尽早发表。

韦昊昱:在对“强制阐释”进行系统专题研究之后,您又从“立”的角度入手,试图在破除“强制阐释”理论弊病的同时,建立以“公共阐释”为核心概念的阐释行为准则,总结出六大基本特征,这也是您近年来的重点研究方向。您指出公共阐释是从个体阐释开始,但同时所谓的公共阐释是有边界的,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和层次上被接受和同意,因此阐释的有效与否是由公共理性决定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公共理性与公共阐释的关系?实现公共阐释的前提有哪些?

张江:我一直强调,阐释是公共的,阐释的价值以有效性来判断,不以真假对错来判断,阐释的有效性和有效程度由公共理性来决定,公共理性存在和作用是一切阐释的前提条件。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公共理性接受的未必是真理,由公共理性所决定的有效阐释或许本身是一种束缚。因此,人类应当如何打破公共理性的长期束缚,去生产新的意义,阐释新的价值,不断丰富和发展公共理性,进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这构成了一个无限开放的理性和逻辑链条。

那么,在阐释的公共前提上,我们自然要问:阐释为什么是公共的?我想有以下四点需要说明:第一,阐释是公开的;第二,阐释是在公共空间中展开的;第三,阐释是有公共前提的;第四,阐释的有效性由公共理性所衡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有关阐释的原点性问题。譬如,所谓的前见性、前理性就是公共前提,这包括潜藏在人类原始思维中的生命冲动、直觉、顿悟、审美原型,以及有关人类基本认知和价值发生而无法绕开的语言、逻辑、风俗、价值等所有方面,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阐释的前提。还有一个方面是人类的集体记忆,按照弗洛伊德(S.Freud)的说法,你亲眼看见的所有东西,你亲身经历的所有东西都不会忘记,它会潜藏在你的潜意识之中,一旦再次遇到相似的情景,这种潜意识就会立刻被激发出来。在潜意识之后,人的阐释前提又进一步包含了语言、逻辑,以及完整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和道德标准。因此,失去了历史前提,就无阐释可言。

韦昊昱:如前所述,2017年以来,您陆续撰写了《“阐”“诠”辨》《“解”“释”辨》《“理”“性”辨》《“通”“达”辨》与《“衍”“生”辨》5篇系列专文,并在中华书局结集出版《阐释学五辨》一书,力图在语义学的意义上,系统解释阐释行为的形式路线、二元叠加结构、阐释行为的逻辑机制与心理活动机制。特别是您通过“五辨”的写作,细致辨析了阐释与诠释的异同关系,逐步形成了建构“训诂阐释学”的学科设想,强调语义训诂与义理阐释、本土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的优长互补、共存共进,这给学术界同仁较大启发,为当代中国人文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新示范。请您就如何构建“训诂阐释学”,再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张江:在“五辨”系列文章发表之后,有学者疑惑我为什么会把传统训诂学的方法引入当代中国阐释学的理论建构之中。我认为有些西方阐释学理论流于一种无边界、无约束、无根基的弊病,“五辨”专题的写作意图则实际上是在探索一条中国本土阐释学独特方法的新路。中国的阐释传统不是背离根基的取向,这个根基不仅体现在文本上,而且还体现在文字上,文本之所以能够生发出可能多解的含义,基础正在于语言文字,特别是语言和思维之间的紧密关系。因此,从传统训诂学入手,探索解决阐释的边界、阐释的约束问题,也就是为阐释筑牢根基,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这方面的思考和探索首先集中于我撰写的《训诂与阐释——阐释学体系建构讨论》一文中,在这篇文章里我首先谈到了中国古典学术中训诂与义理两条路线的对立与缠绕。训诂学虽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完善,成为经学的重要工具,却在现代以来由曾经的显学逐步走向了绝学,由热门变成了冷门,我想其原因在于训诂方法不仅无法解释当代学术领域所面临的各种疑难问题,而且约束了自身对于字词的分析能力、解释能力和覆盖能力。但是,训诂具有一种语言认知的根基性作用,阐释则具备意义生产的扩大能力,阐释的约束力体现在对于文本本身,特别是文字本身的确定性认知。因此,将训诂学与阐释学相结合,既能够为训诂开拓出一个广阔的阐释前景,又能够为阐释打牢可靠的中国根基,训诂与阐释优势互补,而这也正是“训诂阐释学”的重要价值所在。

在我的另一篇相关论文《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若干问题》中,我又集中论述了解决事关中国阐释学建构基础与方向的六个根本性问题,提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构建应当考虑从方法论起步和上手,进而实现本体论的超越。与此同时,在阐释学学科化的问题上,我们当然要学习借鉴西方阐释学成果,但这并不是要用西方阐释学的已有框架来裁剪和规制中国阐释学的经验思想。我认为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不能接着西方的话讲,尤其是当代中国阐释学并非西方阐释学的中国篇,亦非西方阐释学的中国学派,而应当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的当代中国阐释学。立足于外来理论,立足于形而上的纠缠,断崖式地割裂学科关联,满足于跟着西方讲,满足于理论生成理论,是没有学科前途的。其中所关涉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不仅是中国阐释学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整个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韦昊昱:我注意到在阐释学的研究中,您尤为重视借鉴、引入和吸纳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关经典理论与前沿概念,比如您在《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上发表的《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π到正态分布的说明》一文的视角就十分新颖。该文通过运用圆周率π与标准正态分布理论,形象地呈现了“阐”与“诠”不同的有限与无限关系,试图建立阐释行为的效果理论模型。当前,伴随着基于机器学习的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的应用,以及数字人文技术的深入,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自然科学方法在拓展当代中国阐释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张江:阐释的开放与收敛、有限与无限,一直是阐释实践与理论发展中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历史学、文学与艺术理论界对此产生了诸多流派与各种观点,但从总体上看,依然未有定论,一些基本概念被混淆了,比如文本的开放与阐释的开放是不一样的,文本意义的有限与无限和阐释意义的有限与无限也是不一样的。一个确定文本的意义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但不同主体、不同时代的阐释是无限的,但这个意义不是文本自身的意义,而是阐释者所生产的意义。

在《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π到正态分布的说明》这篇文章中,我试图借鉴一些简单的数理科学思维,由圆周率π入手,达及概率的正态分布,围绕阐释的约束与开放、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等问题展开讨论。在我看来,π作为正态分布的特例,其中心期望值为3.1416,这是显现和说明阐释无限与有限关系的较好方法与工具。阐释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由公共理性所决定的阐释有效性及有效性程度,由正态分布来象征和说明也是比较确当的。目前,与对自然及社会科学诸多问题的正态分布描述不同,阐释的正态分布理论中,其公共期望的中心值,特别是其阐释方差很难定量,只能定性地予以分析和认知,但这不妨碍我们用这个工具去深入探索阐释学问题。随着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扩大与应用、文学社会学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兴起,我相信对人文现象的定量分析方法一定会丰富和完备起来。

我之所以会关注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因为我希望从阐释学的角度,首先讨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这是一个事关人类对于自身与世界关系如何认知的大问题。其次,我希望解决知识论和价值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知识与价值的关系、知识本身的价值意义、价值本身的知识化过程。在我看来,在对确定性的追求过程或是实现过程中,价值终究要上升为知识,精神科学生产知识,阐释则是精神科学存在和生产知识的唯一方式,它能够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统一起来,也能够将知识论与价值论统一起来。

三、让阐释学说汉语——当代中国本土阐释学研究体系的发展方向与前沿展望

韦昊昱:目前,学术界十分关注当代中国本土阐释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我注意到您在自己的研究中十分重视对于方法论的总结和提炼,也一直在致力于探索建立一种以民族语言学为基点,以当代训诂学为核心方法的中国形态的阐释学体系。2023年您明确提出了“让阐释学说汉语”的学术呼吁,认为要“以汉语的概念、范畴、命题、范式为核心和基础,建构起系统完备的当代中国阐释学,让说汉语的阐释学自立于世界阐释学之林”。① 张江:《让阐释学说汉语》,《学术研究》2023年第9期。那么,在当下中国阐释学研究仍然大多以西方现代阐释学理论为主导的背景之下,我们应当如何从汉语的本源字义入手,重新审视有关阐释学的基本概念和命题,进而发掘潜藏于汉字乃至汉语思维方式背后的阐释学意涵呢?

张江:我始终认为,阐释实践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活动。阐释的方法、目标、路径、标准等,必然与阐释者所操用的民族语言密切相关,而民族语言决定了民族心理与思维方式,也直接影响了不同民族的阐释方式。如果阐释学不是以一种民族语言为基础,或是不能以民族语言为基础而有所发明和建构,其学科意义必然有极大局限,且不可避免地会衰落下去。

因此,当代中国学者以汉语词义追寻为基础,建构本土阐释学,将能够展现出汉语本身所带来的巨大语言优势。汉语词义与句式具有的深厚阐释潜能,可以为阐释学的当代建构提供诸多重要概念和术语,这是一片值得深耕的沃土。但是,这一点至今没有引起阐释学研究者的充分重视。我的“五辨”系列论文已经针对建基于汉语思维方式的当代中国阐释学研究做出了尝试。我之所以会选取“阐”“诠”“解”“释”“理”“性”“通”“达”“衍”“生”等术语进行研究,就在于这些术语对于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具有节点性意义。更重要的是,这些基本概念之间,具有鲜明的意义一致性,概念之间相互说明,相互支撑,互文互证。比如,解是诠的基础,衍是阐的方式,阐衍由通而达,充满生命和意志诉求的理性,覆盖阐的全部过程。

当前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具备更开阔的国际视野与更优秀的外语能力,但仍然需要秉持自觉的文化本位意识,因为只有正确了解自我,才能更加客观地把握他人。当代中国阐释学研究不应该只是书本上的学问,简单地去借用古代术语,而是应当深入挖掘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所蕴藏的丰富阐释学思想资源,并结合时代精神和生活实践对其加以提炼和升华,实现现代转化,积极找寻可以与西方阐释学相对接,能够被年轻一代所接受的本土概念,最终成为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代生活,凝练时代主题的有效工具。我们必须大力学习借鉴西方阐释学的优秀理论成果,但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纯粹的理论形态,而是要恢复阐释学本身作为思想之源的根本追求,建构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新的阐释方式。我相信,在新一代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之下,阐释学终将说汉语,应该说也已经开始在说汉语。

韦昊昱:2023年11月16日您在首都师范大学的讲座《何谓阐释?》中强调了“艺术阐释学”这一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性。由于我本人主要从事中国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研究,因此我尤其关注造型艺术层面的“图像阐释学”概念。我想,作为一件美术作品的图像与文本材料一样,有着自身所蕴含的有限的确定性意义。与此同时,图像又是开放的,我们不能否认艺术研究者、艺术接受者、艺术欣赏者等群体的合理阐释与发挥。这种对于图像的反复阐释,以及对其背后历史意义、道德伦理与美育价值的发掘,也正是艺术学学科得以作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的重要基石。那么,图像的阐释与文本的阐释相比,或许情况更为复杂,您是如何看待和思考艺术阐释学的?在当下方兴未艾的跨文化视野中的“全球艺术史”(Global Art History)与“世界艺术史”(World Art History)学科转向之中,我们应当如何运用当代中国阐释学的理论方法,做到“图文互阐”“图文互释”?

张江:我对“艺术阐释学”还没有做过深入研究,目前只有一些初步的基本想法,因此只能先尝试简单地谈一谈几个零星想法。我认为“艺术阐释学”是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方向,值得进一步探索,它不同于我们惯常所熟知的“艺术批评学”,而应当比“艺术批评学”的覆盖范围更加广大,因为批评也是阐释的一种方式。艺术阐释要遵循阐释学的一般规则,比如艺术作品本身是无限开放的,阐释是有边界约束的,艺术阐释者与作品对象本身是一种对话的关系,艺术阐释的有效性由公共理性所衡准,等等。可以说,艺术阐释能够在阐释论的诸多思想指引与影响下多维度自觉展开,这样的批评方式才是有效的,有说服力的,否则,艺术批评就会流于一种激情式的、鉴赏式的、体悟式的个人表达。

此外,我想艺术阐释还会涉及以下一些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一是艺术创作者与作品的意义及价值的关系问题;二是艺术对象与艺术阐释者的相互对话问题;三是艺术阐释者的阐释动机、期望、目的,以及阐释路径、方法问题;四是艺术阐释本身的衡量标准与边界问题。这些都是阐释学的基本问题,或曰元问题,艺术阐释学也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我经常思考,当艺术家在作品创作过程中将自己的审美冲动、艺术感受与情感意图灌注其中时,这些感性因素是不是应该被外界所理解,或者说期望被外界所理解?进而言之,这种艺术理解是否需要达到创作者与欣赏者在阐释意义上的一致性?比如,某位印象派画家创作了一张表现兔子的画作,他是否也希望观众能看出来这幅作品表现的是兔子,或者是兔子的精神?画家是否有这种艺术表现上的追求和企图呢?然而,如果当观众面对同一件艺术作品,各自产生了立足于自身生活经验的艺术理解,那么对艺术家的创作本身而言,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同时,当艺术创作活动完成以后,艺术家是否需要接受欣赏群体迥然不同的艺术理解?如果不愿接受的话,艺术家有权利去干涉吗?我认为,如能条分缕析地思考和回答以上这些问题,我们对艺术阐释学的构建方向将会清晰明确,有的放矢。当然,同层次的问题还有许多,艺术阐释学本身的境界是广大的。

韦昊昱:目前,您每年都在国内重要期刊上发表阐释学研究的相关学术论文,且尤其重视阐释学的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呼吁将文学、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乃至人工智能、云计算、群体智能、人机混合智能等领域的研究思路与前沿成果,借鉴和引入阐释学的研究探索中。那么,下一步您在当代中国阐释学体系建构的发展方向上,还有哪些学术设想与研究专题规划?

张江:自从我写作强制阐释论与公共阐释论的系列论文之后,近10年来我的所有文章几乎都是在围绕着阐释学的主题进行讨论,始终在思考事关阐释学本质与方法的一些元问题。下一阶段我希望除了继续深化完善对“公共阐释论”的体系建构之外,还要进一步开阔学术眼界,比如我对历史阐释学、法学阐释学等交叉学科方向就很感兴趣。我认为阐释学的方法是具有一般哲学意义的,所以应当将其扩展运用到其他相关的友邻学科之中。

当然,我的许多研究设想还只是一个开始,希望能有更多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到当代中国阐释学的研究工作中来,并将对阐释学的深耕探索视作塑造我们民族思维方式的一个新契机,而不仅仅是一种对既定西方理论的机械解读,使之融入新时代中国学术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中,为当代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学术理念。

韦昊昱:感谢张江先生接受我的专访,希望您为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阐释学学科贡献出更多学术成果,培养出更多优秀学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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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会长,哲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等。

访谈人:韦昊昱,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后,艺术学博士。

(责任编辑: 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