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解读
摘 要: 在传统天文分野知识和汉代大一统地理认知的影响下,诗纬将《诗经·国风》十五国与天上星宿相对应,明确邶鄘卫王郑等国的地理位置,摆脱了季札观乐时政教化的评论标准,开启对《诗经》十五国地理方位的研究,进而认识到各国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差异对诗歌的影响。在天人感应思想和《周易》“察地理”观的影响下,诗纬重视从文本出发,从物候角度解诗,开启“以地证诗”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因此,诗纬是当代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不可忽视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 文学地理学;《诗经》;诗纬
西汉初期,出现以谶释经、以谶辅经的纬书,并日渐盛行,形成思潮,影响巨大。日本学者安居香山就认为“纬书思想是汉代思想的基础”① 安居香山:《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田人隆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在此文化背景下,将谶与《诗经》结合的纬书——诗纬② 本文以“诗纬”总称汉代将谶与《诗经》结合的各种纬书,以与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所辑《纬书集成》中《诗纬》相区别。兴起。诗纬“形成于我国西汉的哀帝、平帝时期,到东汉则基本完备”③ 孙蓉蓉:《〈诗纬〉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主要以谶纬思想附会《诗经》,多言阴阳灾异、天人感应,但也包含相当多的天文与地理知识,代表时人对天地万物的理解,今天看来依然有其合理之处。刘师培即云谶纬有“五善”,其中便有“考地”和“测天”④ 刘师培:《谶纬论》,邬国义、吴修艺编校:《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212页。。
学界已注意到诗纬的文学地理价值,不过都不是从文学地理学视域进行的专门研究。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尝试阐述诗纬的文学地理学思想,探讨其对《诗经》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发展及其成因,以期有助于文学地理学的学术史拓展和理论深化。
地理环境影响文学创作,是文学地理学的一条规律,因此对地理环境差异的认识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础。此外,对作品中地理环境的具体体现——物候的解读,也是文学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而这两点,在诗纬中均有清晰的表现。
《诗经·国风》十五国的地理差异是诗经学的经典研究命题,诗纬中已包含对此的丰富认识。其中《含神雾》“致力于地理、感生等”① 戴维:《诗经研究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尤其值得注意。
《含神雾》在天人感应思想的指导下,将天上星宿与地上方国对应起来,同时结合四时、五音、十二律、地理条件等,以解释各国不同音乐、不同风俗。学者陈叙对《含神雾》原文进行了列表整理,兹录于下② 陈叙:《试论〈诗〉地理学在汉代的发生》,《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本文根据《纬书集成》对原表作了三处校改:原表“土地泥”改为“土地汙泥”;原表“其声清急”改为“其声清以急”;原表“代己之位”改为“代己之地”。此外,原表中“治四方,参连相错,八风气通”归入“自然条件”列,笔者认为该句意谓郑国当时地处各国的中心,故将其移入“地理位置”列。。

根据上表,能得到三点认识:
1.《含神雾》高度重视《诗经·国风》各国的地理位置
首先,在纬书的阴阳五行学说系统中,四方与四时相配,例如说“齐地处孟春之位”即指齐国在东方,所以《含神雾》实际已确认了所列十一国的方位③ 十一国方位与四时、十二律、五音、星宿之间的具体对应关系,参见刘毓庆:《由人学到天学的〈诗〉学诠释——〈诗纬〉诗学研究》所列表格,《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其次,《含神雾》还注意到“邶鄘卫王郑”处于各国中心的特殊地理位置,指出“此五国者,千里之城,处州之中,名曰‘地轴’”④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1页。。进而指出郑又处于五国的中心,“郑,代己之地⑤ 曹建国《纬书研究的一些思考》认为:“‘代己之地’当为‘戊己之地’,‘代’‘戊’形近而讹。天干配五方,中央土为戊己,而郑位处中宫,正是土位,故曰‘戊己之地’”,文见《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也,位在中宫,治四方,参连相错,八风气通”①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1页。。
重视《诗经·国风》各国地理位置这一点在《推度灾》中也有体现。《推度灾》将《诗经·国风》中的十一国与天上的星宿进行对照:
邶国结蝓之宿,鄘国天汉之宿,卫国天宿斗衡,王国天宿箕斗,郑国天宿斗衡,魏国天宿牵牛,唐国天宿奎娄,秦国天宿白虎,气生玄武,陈国天宿大角,桧国天宿招摇,曹国天宿张弧②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页。。
这种“将《诗经》中所涉及的地上方国与天上的星宿完全对应起来”的做法,并非“纬书对诗篇分属于世界不同地域的想象性描述,对《诗》篇的实际理解并没有什么意义”③ 毛宣国:《纬书的〈诗经〉阐释与诗学理论》,《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1期。,而是当时诗纬著者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分野思想,代表着他们对《诗经》十五国地理方位的认识,进而影响到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区域差异角度来理解十五国风。
2.《含神雾》关注到《诗经·国风》各国自然地理对人文地理的影响
《含神雾》叙述了齐、陈、曹、唐、魏五国的自然地理情况,而且关注点都是土地。对于齐,《含神雾》说:“土地汙泥,流之所归,利之所聚”④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0页。,指出齐国地处海滨、众流所归的自然地理优势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对于唐,则云:“其地硗确而收,故其民俭而好畜”⑤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0页。,进一步指明土地坚硬贫瘠造成歉收,从而影响经济,经济再影响地方风俗,唐地百姓于是养成节俭的生活习惯。由此可见《含神雾》已经认识到土地等自然地理影响经济、民俗等人文地理的规律。
3.《含神雾》明确指出《诗经·国风》各国音乐的不同
《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季札观乐,是“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发端”⑥ 陶礼天:《北“风”与南“骚”》,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季札用“渊乎”“泱泱乎”“荡乎”⑦ 左丘明撰,杜预集解:《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1页。等词形容不同地区的音乐风格,表现出高超的音乐鉴赏力,但只是个人印象式的点评。而在《含神雾》中,除“其声清以急”“声清而扬”这种对音乐特色的描写外,还用客观的五音、十二律来对应各地区的音乐。这说明《含神雾》对音乐的区域差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另外,《含神雾》说秦“其言舌举而仰”,这是在描述秦人发音时的舌位特征,对照今天的陕甘方言,能发现这种描述很准确生动。姜亮夫先生《中国声韵学》在阐述语音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时,就引用《含神雾》中关于秦、曹的叙述作为佐证⑧ 姜亮夫:《中国声韵学》,《姜亮夫全集》第15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诗纬对《诗经》所写物候的关注,撇去谶纬思想的荒诞之说,其中有些是对《诗经》的正确解读。现根据《纬书集成》中物候解读内容的先后顺序将其罗列于下,再逐句分析:
1.鹊以复至之月,始作室家,鸤鸠因成事,天性如此也。⑨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0页。 (《推度灾》)
2.关雎恶露,乘精随阳而施,必下就九渊,以复至之月,鸣求雄雌。⑩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1页。(《推度灾》)
3.《四牡》,草木萌生,发春近气,役动下民。⑪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7页。(《推度灾》)
4.“彼茁者葭,一发五豝。”孟春,兽肥草短之候也。⑫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1页。(《氾历枢》)
5.天霜树落叶,而鸿雁南飞。①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1页。 (《氾历枢》)
6.“蟋蟀在堂”,流火西也。②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1页。 (《氾历枢》)
7.立秋促织鸣,女工急促之候也。③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1页。 (《氾历枢》)
8.蒹葭秋水,其思凉,犹秦西气之变乎?④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1页。 (《氾历枢》)
9.杨柳惊春,牛羊来暮。⑤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1页。按:据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百,此句当作“梅柳惊春,羊牛来暮”,清光绪六年江苏书局重刊。 (《氾历枢》)
句1是对《鹊巢》中“维鹊有巢,维鸠居之”的解读。《毛诗序》从政教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此诗是写“夫人之德”⑥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龚抗云、李传书、胡渐逵整理,肖永明、夏先培、刘家和审定:《毛诗正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推度灾》并没有作如此的引申和发挥,而是从鸟类习性的角度“对《鹊巢》作了名物常识性的解释”⑦ 孙蓉蓉:《论〈诗纬〉对〈诗经〉的阐释》,《求是学刊》2011年第1期。,这种解释更客观符合实际,“丰富了《毛诗》对于名物训解方面的不足,使得整首诗的诗意更加明确”⑧ 刘明:《郑玄〈诗纬〉学论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句2是对《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解读。所谓“恶露”是“称赏关雎能求偶于隐蔽处”⑨ 曹建国:《〈诗纬〉二题》,《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有学者进而指出:“这是对雎鸠习性的一种解释。此种解释更可见其明显的物候观,是典型的纬学说《诗》。”⑩刘明:《郑玄〈诗纬〉学论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诗纬如此解读,有助于理解这首写男子热恋采荇女子的情诗为何以“关雎”起兴。
句3是对《四牡》主题的解读。《四牡》写道:“翩翩者鵻,载飞载下,集于苞栩”“翩翩者鵻,载飞载止,集于苞杞”,栩树和杞树枝叶茂密的景象确实是春天的景色,《推度灾》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物候特征来解诗。
句4是对《驺虞》中“彼茁者葭,一发五豝”的解读,《氾历枢》看到了“孟春”时节“兽肥草短”的物候特点,为诗句所写围猎场景提供了季节背景,不仅符合实际情况,也丰富了对诗意的理解。清陈乔枞《诗纬集证》即云:“《说文》:‘茁,草初生出地貌。’孟春之月百草□萌芽始出,故云草短之候。”⑪陈乔枞:《诗纬集证》,《续修四库全书》第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94页。
句5是对《鸿雁》中“鸿雁于飞,肃肃其羽”的解读。有学者认为:“《诗纬》以《鸿雁》配申,可能是基于物候的考虑。从自然界看,秋风起,大雁南飞,渐至萧条肃杀的严冬。所以《推度灾》:‘申者,伸也。伸犹引也,长也,衰老引长。’又说‘金立于鸿雁,阴气杀,草木改。’故《诗纬》系之于申。”⑫ 曹建国:《类比、还原与谶纬之〈诗〉学——纬书的情性〈诗〉学观谫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撇去其中的阴阳五行思想,不得不说诗纬这是从物候角度对《鸿雁》的专门解读。
句6是对《蟋蟀》中“蟋蟀在堂,岁聿其莫”的解读。有学者指出:“‘蟋蟀’云云,也是解释季候的,所述‘流火西也’,为指出秋天星象”⑬徐公持:《论诗纬》,《求是学刊》2003年第3期。。《氾历枢》点明“蟋蟀在堂”是大火星偏西,到了秋天才有的现象,这是将大火星在不同季节的位置与物候结合起来,“这大概就是古代所谓的‘物候’知识与‘物验’技术”⑭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反映了《诗经》时代人们的一种普遍认识,有助于对诗歌的理解。
句7是对《七月》中“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载绩”“九月授衣”的解读。《氾历枢》所说“立秋促织鸣,女工急促之候”是对此的生动解释,说立秋过后,蟋蟀开始鸣叫,天气渐渐转寒,女工忙着织麻布,准备过冬的衣服,将物候与民间制寒衣的习俗明确联系在一起。
句8是对《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解读。有学者指出:“《诗》纬是本物候、卦气说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思凉’,点出了诗歌本身蕴含的悲怆凄凉之情感色彩,体味颇为精微。”① 张玖青、曹建国:《〈诗〉纬论〈诗〉》,《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句9是对《采薇》和《君子于役》中相关诗句的解读。清陈乔枞《诗纬集证》评析道:“梅柳先春而发,故言惊春。牛羊已暮而归,故言来暮。《诗》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又云:‘日之夕矣,牛羊下来’,皆感物候之变而吟咏性情也。”② 陈乔枞:《诗纬集证》,《续修四库全书》第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95页。
以上虽仅有九例,但不难发现,诗纬对《诗经》的物候描写不仅能见微知著,道出原诗并未明言的“复至之月”“春”“孟春”“立秋”“秋”等具体季节和节气,而且能用简练生动的语言描述动物、植物、气候、星象等方面相应的情状,丰富对原诗的理解。这说明诗纬著者日常对物候变化就有细致的观察,在阐释《诗经》时也对物候描写格外留意。
诗纬原书已亡佚。“《隋书·经籍志》与其它纬书一起,记有‘诗纬十八卷,魏博士宋均注,梁有十卷’。这一诗纬十八卷具有怎样的内容,现在完全无法把握,但它与其它纬书相比卷数极多”③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册,“解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由此可推测,今所见诗纬与原书相比不及什一,在诗纬原书中,对于《诗经·国风》各国的地理位置、物候等自然地理、音乐和风俗等人文地理应当有更丰富的叙述。虽文献不足,但仍能从中考察诗纬对《诗经》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发展。
诗纬重视对《诗经·国风》各国地理位置的描述,与季札观乐相比,这是一种进步,是从地理方位角度解诗的肇始。
季札观乐时只言国名,并未言及各国的地理位置,表面上是评乐,实质是以周室为中心,评论不同国家的“王化”情况,着眼点是政治。而《含神雾》在叙述各国方位时,突破季札评论各国风时政教化的局限,纯粹是从地理出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季札的评论体系中,他从“王化”角度出发,对邶鄘卫王郑风的评价都不是很高,尤其是对郑风,“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④ 左丘明撰,杜预集解:《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1页。,甚至认为郑风是亡国之音。《论语》中,孔子也有“郑声淫”⑤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5页。的评价。但在《含神雾》中,邶鄘卫王郑却一变为各国的中心,郑更是中心的中心。《含神雾》的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对《诗经·国风》各国地理位置的准确掌握基础上的,符合客观情况。学者陶礼天较早注意到郑卫地理位置对诗歌的影响:
郑卫区的情诗繁富,与其位于南下北上、东进西往的中心地理位置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各国文化交融会通之下,(郑卫)文化心态较为开放,传统束缚大为减少,男女交往较为自由。⑥ 陶礼天:《北“风”与南“骚”》,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其后,学者杨洁在研究《诗经》郑、卫诗歌时也特别指出郑国“位于各诸侯国的中心和枢纽地带,地理位置特殊”⑦ 杨洁:《〈诗经〉郑、卫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页。。诗纬可谓开此研究之先河。
甚至可以认为,《含神雾》已初步具备现代地理学中区位的概念,把握到了不同诸侯国地理位置的比较优势,所以才有郑地“代己之地,位在中宫,治四方,参连相错,八风气通”的说法。虽然这种对《诗经·国风》各国地理位置的表述是围绕阴阳五行原理展开,但今天从文学地理学视角来考察,这确实促进了对《诗经·国风》各国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区域差异的认识,从而丰富和加深了对具体诗篇的理解,具有积极意义。有学者认为:“至于说邶、鄘、卫、王、郑五国为‘地轴’,确是一种全新提法。……诗纬的这些说法,包含了若干对于各地山川地理民风艺文实际情况的描述”① 徐公持:《论诗纬》,《求是学刊》2003年第3期。。
诗纬最终要实现的是“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②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七十五《翼奉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172页。的政治目的,但它在当时尊《诗》为经的基础上,提出“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③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页。的观点,将《诗经》推崇到至高地位,于是《诗经》也就处于各种解读的核心,由此诗纬开启了“以地证诗”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有学者认为:“从经学时代开始,《诗》地理学就已发生。汉代的《诗纬·含神雾》、《汉书·地理志》、郑玄《毛诗谱》等都对《诗》地理进行了描述与考证,开启后世《诗》地理学之先河。”④ 陈叙:《试论〈诗〉地理学在汉代的发生》,《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具体来说,诗纬“以地证诗”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辨析《诗经·国风》各国的地理位置,“以此试图说明国风中不同的诗歌风格产生的原因”⑤ 孙蓉蓉:《〈诗纬〉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从前引诗纬中对唐、秦等国的评论可以看出,诗纬敏锐地抓住了地理位置不同的诸侯国,在山川地形等自然地理方面的差别,进而影响到音乐、语言、风俗、经济等人文地理,最终影响到诗歌创作。而这些解读正是以《诗经》十五国风的诗歌为中心的。清陈乔枞《诗纬集证》对《推度灾》中“邶结蝓之宿”句的疏解云:“营室、东壁皆卫星分。《汉书·地理志》言河内本殷之旧都,分为三国,故《邶》《鄘》《卫》之诗相与同风”⑥ 陈乔枞:《诗纬集证》,《续修四库全书》第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74页。,已指出诗纬言分野实际是言地理,《诗经》十五国地理位置与诗歌之间联系紧密。学者张峰屹即敏锐地指出诗纬的这种思想与唐魏徵《隋书·文学传序》、清末民初刘师培论文强调地域差异之间的源流关系,并与19世纪法国学者丹纳以家族(种族)、时代风俗、地理环境三大因素来解释文学艺术特征的学说进行了比较,认为“在我国两千年前的谶纬思潮中已有类似见解,不能不看作是文学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⑦ 张峰屹:《谶纬佚文的文艺观念》,《文学遗产》2014年第6期。。学者王洪军则认为“星土分野影响下的地理区域、地理空间的划分以及不同地理空间所造成的整体性格、风俗习惯、文学修养、文学表现则是传统地理诗学建立的一个可以参考的逻辑起点”⑧ 王洪军:《天文分野:文学地理学的思想来源及意义》,《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第二,从文学地理学视角来看,诗纬从物候角度对《诗经》相关诗句的解读,是一种重要发展。《论语》中记载孔子认为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⑨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8页。,只是一句简单的话,在诗纬中,则演变成对于《诗经》所言鸟兽草木的细致观察。诗纬中常有假托为孔子的言论,其对物候的重视似乎也有意贯注了孔子此主张。物候是当代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之一,从现有文献来看,从物候角度解诗的源头在诗纬,是属于“利用阴阳五行,物候占验等知识对诗篇或诗句进行解释”、仅见于诗纬的“独享资源”⑩张玖青、曹建国:《〈诗〉纬论〈诗〉》,《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诗纬“以地证诗”研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汉书·地理志》和《诗谱》。总体来说,“后人对《诗纬》在阴阳五行与《诗》地理之间建立的联系进行了扬弃。《汉志》保留了对分野与风俗的描述,开始考证《诗》地理的历史渊源;《诗谱》则不采录有关天象、音乐的资料,偏重从风土与沿革的角度描述《诗》地理”⑪陈叙:《试论〈诗〉地理学在汉代的发生》,《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分言之,则“《汉书·地理志》可谓对……《诗纬》文字的最好印证”⑫徐兴无:《“王者之迹”与“天地之心”——汉代〈诗经〉学中的两种文化阐释倾向》,见徐兴无:《经纬成文:汉代经学的思想与制度》,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而《诗谱》“从整体出发,着眼于以环境、风俗特点来推求诗歌风格的解诗思想是来源于《诗纬》的”① 刘明:《郑玄〈诗纬〉学论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至宋末,终于出现了王应麟的《诗地理考》,“王应麟认为人心是受天地山川的影响的,所谓钟天地山川之灵气就是这样,而《诗经》是人心之感发,所以地理对《诗经》也是甚有影响的,他的这种观点是直接从朱熹以及《诗纬》那里继承来的”② 戴维:《诗经研究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页。。
诗纬虽然附会了大量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内容,但阐述《诗经》的篇章字句是其主体。因此,诗纬表现出从文本出发解诗的明显特征。具体而言有以下两点。
1.对《诗经》的某句诗专门作具体阐释。如前所引,《推度灾》中“鹊以复至之月,始作室家,鸤鸠因成事,天性如此也”一句,虽然前后文阙如,但依然能看出这显然是对《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的解读。更典型的如前述《氾历枢》中“‘彼茁者葭,一发五豝。’孟春,兽肥草短之候也”和“‘蟋蟀在堂’,流火西也”两句,这种“《诗经》文本+具体阐释”的表达似乎是《氾历枢》一种固定且常见的句式,这更能说明诗纬解诗注重从文本出发。
2.对《诗经》中不同诗篇的相关诗句进行联系辨析,从而发掘诗句文学地理上的内在共通性。典型者如前所引《氾历枢》中“梅柳惊春,羊牛来暮”一句,分别是对《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和《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解读,因这两首诗内容都写行役盼归,因此《氾历枢》创造性地将其放在一起阐释,可谓独具只眼,而且文笔精致优美。对此学者徐公持叹赏不已③ 徐公持:《论诗纬》,《求是学刊》2003年第3期。。
诗纬解诗时注重从文本出发的源头似乎可以追溯到战国楚地竹简《孔子诗论》。《孔子论诗》“主要是从《诗经》文本出发,将《诗经》文本作为观照的主体,虽然有历史化、政治化的表现,但都不占主导地位”④ 朱金发:《先秦诗经学》,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页。。诗纬上承其源,并作了进一步发展。
“纬书不仅仅是政治与经学的综合体,更是知识与技术、文化与信仰、社会与制度的多元融合物”⑤ 曹建国:《纬书研究的一些思考》,《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所以诗纬文学地理学思想的形成也受到前代和同时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
诗纬将《诗经·国风》十五国与星宿对应,显然是受到天文分野知识的影响。天文分野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古代中国以北极为天中,天道左旋,地道右行,四象八方、二十八宿环绕的天文知识与地分九州,对应上天,各有分野的地理知识也早已给它预设了一个空间与时间的框架”⑥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西周时期已有官员专门负责观测天象,以占卜对应的地上诸侯国的吉凶,《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保章氏”即云:“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⑦ 杨天宇译注:《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页。。纬书《春秋元命苞》亦云:“王者封国,上应列宿之位。其余小国,不中星辰者,以为附庸”,“国君王者封,上应列星之位”⑧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17页。。纬书《春秋说题辞》进而云:“诗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⑨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56页。,已将方国与天文分野联系起来。陈乔枞《诗纬集证》综而言之:“盖九州之地,诸侯所封各有封域,即各有分星,察星分之变动,辨其吉凶,所以诏救政、访序事也,故诗纬于列国备言之,以著终始际会之义。”① 陈乔枞:《诗纬集证》,《续修四库全书》第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76页。
虽然诗纬的最终目的是为言灾异祥瑞,但客观上促进了对于《诗经》十五国地理方位的辨析。刘师培云汉代谶纬有“考地”之善时即云:“州土则域区内外……既辨方而正位”② 刘师培:《谶纬论》,邬国义、吴修艺编校:《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学者邱靖嘉对其间具体关系阐释道:
这种带有浓厚星占数术色彩的分野之说实质上反映的是古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传统宇宙观。……而分野学说则是将这种天地相通、天地相应的思想具象化,使得周天星宿具体落实于某一地理区域。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选择多大范围的一片地理区域来与天文系统相对应,这就必然牵涉到当时人对地理世界的认知问题,换言之,它体现的是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③ 邱靖嘉:《“普天之下”:传统天文分野说中的世界图景与政治涵义》,《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
于是,中国传统天文分野所构建出来的一套天地对应学说,为诗纬提供了认识《诗经》十五国地理方位的知识基础。
诗纬对《诗经》十五国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差异所表现出的深入认识,有两个来源。
一方面来源于先秦既有的地理观念。例如《诗经·大雅·公刘》就记载:“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④ 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0页。,说明周人先祖早已经在农业实践中认识到土地差异,懂得因地制宜。《管子》中《水地》《禁藏》等篇章则表明,战国时期人们已清晰地认识到水土乃是形成不同地域民性的客观原因,可谓人地关系研究之发端⑤ 陶礼天:《〈管子·水地〉篇与先秦文学地理思想考论》,曾大兴、夏汉宁、海村惟一主编:《文学地理学——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五届年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175页。。这些前代流传下来的地理知识和观念当然会被诗纬所继承。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与汉代地理学的发展有关。汉代疆域辽阔,注重对外交流,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写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⑥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史记》第10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61页。。这种大统一的王朝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人员——尤其是商人的流动,人们通过比较深化了对区域差异的认识和理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已经详细叙述了四大区、十一亚区的政教、区位、交通、土地、人口等因素对经济、民俗的影响。
大一统时代的地理认知使诗纬加深了对于各国自然地理差异的认识,进而把握到自然地理影响人文地理,并影响《诗经》十五国风的规律。正如有学者所言:“分野学说同文学的联系,实质上是地缘和文学的联系。汉代人已经注意到地缘对于人文风俗以及文学的影响。”⑦ 王洪军:《天文分野:文学地理学的思想来源及意义》,《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后来班固著《汉书·地理志》,终于把《诗经》和地理明确联系在一起,并首次对“风俗”这个概念进行界定,“客观地、不自觉地揭示了人文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⑧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74页。。
学界认为“《诗纬》解《诗》重物候重天人感应”⑨ 刘明:《郑玄〈诗纬〉学论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是其突出特点,可以追问的是:诗纬解诗为何会“重物候”?“重物候”与“重天人感应”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
先来讨论“重天人感应”。对天人关系的探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核心命题,至西汉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应思想。就本文所论,需要关注两个问题。
其一,天人感应说并非董仲舒的独创,“在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十分强大而且久远的传统观念系统,即宇宙与社会、人类同源同构互感,它是几乎所有思想学说及知识技术的一个总体背景与产生土壤”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267页。。也就是说,天人感应说其实古已有之,是当时诗纬著者普遍的底层认知。而且西汉初年,陆贾在《新语》中已明确赋予对天地万物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崇高的现实政治意义,是后世将自然现象政治化的理论先导② 参见赵杏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史》第二章《两汉之一:生态现象之政治化》,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50页。,势必影响后来的董仲舒。
其二,董仲舒将当时粗糙、零散的天人感应说理论化、系统化,“他利用传统的神权观念,吸纳阴阳家的理论,第一次使儒学与阴阳学说融合,将阴阳、五行、四时、四方与儒家王道政治理论相联系,使天、人、社会构成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为其天人感应论张目”,并且“由于天、人、社会都分具阴阳,从而使彼此在内在构成上逻辑地联系起来,成为‘物以类动’相互感应的基础”③ 李宗桂:《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及其文化史意义》,《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也就是说,是董仲舒在“阴阳、五行、四时、四方与儒家王道政治理论相联系”之间建立了确定的联系。虽然董仲舒设计的天人关系,是为其“以人随君,以君随天”④ 赖炎元注译:《〈春秋繁露〉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页。的政治构想服务的,但其中隐含的阴阳消长、五行运转和王道兴衰都会在四时、四方中体现的逻辑关系,客观上势必会强调对四时和四方的观察。这一点在《春秋繁露》中就有频繁而明确的体现。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对汉代及以后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结合此史实,再综合以上两点分析,就不难理解为何诗纬解诗会“重物候、重天人感应”了。一方面,天人感应说在原来作为底层认知的基础上,已发展为成熟、严密和精巧的理论体系,具有了更强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诗纬要想实现“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的政治目的,就只能通过对四时和四方的观察来实现,“重物候”于是也就成为“重天人感应”的题中应有之义。
诗纬解诗“重物候”,还受到《周易》的影响。汉代谶纬与《周易》存在着思想上的深刻联系。“汉代以董仲舒为首,包括谶纬学者在内的‘推阴阳言灾异者’,将《易》道的阴阳观念与商周以来的天命思想糅合在经学阐释中,形成了‘天人一也’的经学理论”⑤ 王洪军:《“天地之心”与谶纬〈诗〉学理论的会通》,《文学遗产》2015年第6期。,诗纬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含神雾》假托孔子所言的“诗者,天地之心”中“天地之心”的说法即始见于《复》卦彖辞。
《周易·系辞上》开篇即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此处“形”孔疏为“山川草木”⑥ 王弼注,孔颖达疏,李申、卢光明整理,吕绍纲审定:《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系辞上》又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⑦ 王弼注,孔颖达疏,李申、卢光明整理,吕绍纲审定:《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页。,此处“天文”“地理”即之前所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地理”即“地貌,如山泽动植”⑧ 陈鼓应、赵建伟注译:《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94页。。可见《周易》中包含着一种观念,即阴阳变化本来幽微隐秘,但可以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等天象和山泽动植等地貌来参悟。《周易·系辞下》更云:“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此处“地之宜”孔疏为“动物植物各有所宜是也”⑨ 王弼注,孔颖达疏,李申、卢光明整理,吕绍纲审定:《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由此可知在《周易》思想中,地貌具有与天象同等的高度,因为二者都直接关系到阴阳之道。而地貌的涵盖范围极广,不仅包括山川,还包括草木鸟兽等动植物。
准此,《周易》中通过“察地理”以“知幽明之故”,不仅与前述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内在逻辑上一致,而且更直接明确了观察对象。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四时是时间概念,四方是空间概念,而在《周易》中,这种抽象的时空概念就在日月星辰等天象和山泽动植等地貌中得到了具体落实。而联结两者的正是汉代儒生普遍接受的阴阳学说。学者王洪军就直接把阴阳和元气作为汉代谶纬诗学阐释的理论核心,由此导致对天象和自然物象的观察① 王洪军:《阴阳与元气:汉代谶纬诗学阐释的理论核心》,《求是学刊》2018年第2期。。对此清人陈乔枞在《诗纬集证·序言》中已有所发见:“夫顺阴阳以承天道,原性情以正人伦……经穷其理,纬究其象”② 陈乔枞:《诗纬集证》,《续修四库全书》第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61页。,他已经敏锐地看到诗纬“顺阴阳”与“究其象”之间的联系。
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诗纬解诗这种“重天人感应”“重物候”的方法在《诗经》文本内部得到了明确支持。目前学界一般认为诗纬源自翼奉《齐诗》学③ 王长华、刘明:《〈诗纬〉与〈齐诗〉关系考论》,《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汉书·翼奉传》记载了一段翼奉在元帝时奏对地震等灾事的言论:
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臣闻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天变见于星气日蚀,地变见于奇物震动。所以然者,阳用其精,阴用其形。④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七十五《翼奉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173页。
这段话中,阴阳、天人感应、观天、察地等内容融合无间,其证明是《诗经》中的《十月之交》,其中“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⑤ 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315页。等诗句也确实可为其注脚。
综上,天人感应作为一种古老的观念,在《诗经》时代就已流行,西汉董仲舒集其大成,并与阴阳学说融合,强调对四时、四方的观察,加之《周易》“察地理”观的影响,故导致诗纬解诗“重物候”的特征。
诗纬中的灾异祥瑞等内容今天看来似乎荒诞不经,但总体上诗纬并未脱离经学范畴。学者徐兴无在讨论谶纬与经学的关系时认为:
经学将谶纬移入自身学术范围的方法,是吸收谶纬中有关天文、地理、礼仪制度、古史传说等方面的知识,以纬学注解经典。这样的移植带有零散吸收和学术引征的色彩。……这不仅是由于谶纬思想笼罩了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也是由于纬学确实弥补了经学的缺陷,给经学带来了新的内容和适应时代要求的能力。⑥ 徐兴无:《谶纬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故诗纬也应视作诗经学在当时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下的发展。当时的儒生不仅普遍接受谶纬思想,而且遍注群纬,提高了纬书的学术地位。例如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其别传云:“玄少好学书数,十三诵五经,好天文、占候、风角、隐术。年十七,见大风起,诣县曰:‘某时当有火灾。’至时果然,智者异之。年二十一,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言,兼精算术”⑦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朱铸禹汇校集注:《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卷《文学第四》注引《玄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可见其思想中有浓厚的谶纬色彩。此外,郑玄著述所注类31种中,除经注15种外,另有纬书注10种⑧ 杨天宇:《郑玄著述考》,《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可见其学术融合经纬。
由于东汉之后几个朝代的禁毁,曾风行天下的谶纬逐渐消亡殆尽,致唐宋以后的正统文化中不见其迹。不过,书籍的亡佚不代表思想的销声匿迹,诗纬的文学思想已融入汉代经学,影响亦随之绵延后世。虽然诗纬解《诗》全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着眼,充满神秘色彩,但客观上包含了对十五国方位、地理差异、物候等方面的理解。这些理解,基于《诗经》本身的文学地理特性,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基因,是今天中国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研究和理论构建的宝贵资源。
作者简介: 殷虹刚,苏州城市学院城市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近代诗经学与文学研究”(19BZW16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