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摘 要: 四库馆臣提出的“通礼”概念包括四点涵义:一是汇辑而不是注疏古今礼书礼制,二是兼顾天子至于庶人的礼制,三是贯通三《礼》经传记注疏,四是不注重论辨以发明经义。而朱子在《仪礼经传通解》一书中,绝不是简单地将原有三《礼》经传记与注疏合并而已,其书名并不能真正反映其实际内容和理论体系。朱子在《仪礼经传通解》中实际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七礼体系,即“通礼”体系,包括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其实质是与《大学》修齐治平的修养阶梯打通,更加切于以“礼”新民、导民化俗;其通礼思想至少包括会通三《礼》、会通古今、士庶通用、义理与度数并重等四点内容,深得孔子“时为大”的中庸思想。
关键词: 朱子;通礼;《仪礼经传通解》
朱子的通礼思想是其礼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其礼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① 其大者有钱穆:《朱子的礼学》,《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年版;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叶纯芳、乔秀岩编:《朱熹礼学基本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版;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卷第七十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徐公喜:《礼学视域下的朱子学》,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另有三四十篇包括博士学位论文在内的专论等。,但其体现于《家礼》《仪礼经传通解》(以下简称《通解》)等著述中的通礼思想究竟是什么?目前的研究,多数从《周礼》《仪礼》《礼记》三《礼》会通,或五礼(吉、凶、军、宾、嘉)或《仪礼》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的礼学系统来审视问题,除青年学者徐到稳从目录学角度分析了“何谓通礼”外② 徐到稳:《何谓通礼?——一种目录学的分析》,叶纯芳、乔秀岩编:《朱子礼学基本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7-38页。,很少有人关注《四库全书》馆臣为《通解》新立“通礼”类目这一重要变化;即使是专门研究《通解》的论著也不太重视《通解》所创立的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这一新礼学体系。① 如孙致文《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台湾“中央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仅从文献学与经学角度诠释其“意义”;王志阳《〈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南京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误以为四库馆臣把《通解》归入了《三礼总义》类;李少鹏《〈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吉林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设一节专谈《通解》基本结构,未提此书所创立的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七礼体系,仍按《仪礼》冠、昏、丧、祭、射、御、朝、聘的礼学系统来论述;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湖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将朱子礼学分为《周礼》学、《仪礼》学、《礼记》学,将《通解》归入《仪礼》学范围而论其编撰过程与旨趣,等等。也许正是这一缺憾,导致有关研究成果对朱子的通礼思想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多半是语焉不详。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思想史与文献学角度解析朱子《通解》一书,探讨其通礼思想的来源、内涵、特点等,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朱子的礼学思想,或者说其礼学理论体系,先贤时彦已有明确的研究结论,主旨有三:“礼者理也”“礼者履也”“以礼新民”② 分别见朱子《四书或问》卷十二《颜渊第十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讲礼记序说》、《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经上》,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24、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00、3585、441 页。以下版本同。,也就是礼理一体、礼仪的实践性、礼制的教化功能等。本文宗旨在于分析朱子《通解》所含通礼思想,故不细论此三点内涵。
“通礼”一名古已有之,考查史籍,约义有三。
其一,是作为语词使用的通行、通用之礼。如《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③ 班固著:《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五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48页。这是古今通行之礼的意思。朱子所撰《家礼》、清人江永所编《礼书纲目》均设有“通礼”一目,即指此类。
其二,是指历代朝廷依照三《礼》和当代需要制定的会通之礼。检历代正史礼志可知,自西汉叔孙通依据儒家礼制思想制定临时礼仪后,历代朝廷都曾根据时代需要对《周礼》的吉、凶、军、宾、嘉五礼和《仪礼》的冠、昏、丧、祭、乡、射、朝、聘八礼作过不同的损益会通,从而制定本朝礼仪规范。如隋文帝命令牛弘汇集南北仪注,修撰了《五礼》百篇,又如唐太宗的《贞观礼》、唐玄宗的《大唐开元礼》等;而据《旧五代史》记载:“五年十一月丁未朔,诏翰林学士窦俨,集文学之士,撰集《大周通礼》。”④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八《周书九·世宗纪第五》,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76页。其所编《大周通礼》“依《唐会要》所分门类,上自五帝,迄于圣朝,凡所施为,悉命编次,凡关礼乐,无有缺漏”。⑤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乐志下》,第1936页。《唐会要》所分门类,不仅有五礼体系,更多的则是汇编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代以来,政府与社会有关礼乐的“凡所施为”,即日常采取的礼乐仪则与举措,“无有缺漏”则意味着无所选择地汇编所有资料。这是朝廷所编实用礼仪第一次以《通礼》之名出现,表明此前历代朝廷以三《礼》为依据所编当代礼仪法规,都是这种会通性质。后来,宋代有陈锷撰《开宝通礼》二百卷,《通礼义纂》一百卷,都是此义。可见,历代统治者都在三《礼》经典之外,构建了一个会通三礼而实用化的“通礼”体系。
其三,是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在“礼类”中设《仪礼》《周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六子目,这是国家图书目录中首次设“通礼”类目。其所设“通礼”类除“存目”外,实收四部礼书:陈祥道《礼书》一百五十卷,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续》二十九卷,江永《礼书纲目》八十五卷,秦蕙田《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四库馆臣按语曰:“通礼所陈,亦兼三《礼》。其不得并于三《礼》者,注三《礼》则发明经义,辑通礼则历代之制皆备焉。为例不同,故弗能合为一类也。”⑥ 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二《经部二十二·礼类四》,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8页。馆臣们认为,“通礼”所收几部礼书之所以不能放进《三礼总义》而要另设类目,是因为这几部书仅仅汇辑历代旧礼经典、会通历代礼制而与《三礼总义》所收校注发明三《礼》“经义”的经解著作不同。如列为“通礼类”第一书的南宋陈祥道《礼书》完全打破三《礼》五礼、八礼体系,只以礼仪中的名物、度数等为细目,先图后文,将三《礼》经传注疏等加以综合汇纂,成为一部无所不包的礼学工具书;第二书就是朱子《通解》,后面的江永《礼书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均是仿照朱子《通解》之例。另据《四库全书总目》曹庭栋《昏礼通考》提要:“夫通有二义,一则自天子达于庶人,通乎上下者也。一则自先王以迄后世,通乎古今者也。”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五《经部二十五·礼类存目三》,第676页。则综上可知,《四库全书总目》所谓“通礼”一名涵义至少包括以下四点:一是汇辑而不是注疏古今礼书礼制,二是兼顾天子至庶人的礼制,三是贯通三《礼》经传记注疏,四是不注重论辨以发明经义。显然,这是一种贯通、会通之礼。它与前二义尤其是与历代朝廷所编纂的《通礼》《集礼》等是有区别的:朝廷所编《通礼》《集礼》是“古今”之通礼,而不注重贯通三《礼》经传记注疏,以实用为特色;《总目》所谓“通礼”不仅是如历代政府所编通古今之礼,更是通士庶之礼和贯通三《礼》经传记注疏,这后二点是历代“通礼”所不注重的。
那么,朱子的《通解》,顾名思义只是将《仪礼》的经与传加以会通解释,为什么会被列入“通礼”类呢?《礼书纲目》《五礼通考》明明是五礼会通,为什么是仿朱子《通解》之例呢?朱子究竟有着怎样的“通礼”思想?这是需要我们深入考察的问题。
朱子《通解》一书,表面上是《仪礼》的“经传通解”,实则打破了秦汉以来《仪礼》冠、昏、丧、祭、乡、射、朝、聘八礼和吉、凶、军、宾、嘉五礼架构,将儒家礼学体系划分为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七大类。② 李旭:《朱熹修撰〈仪礼经传通解〉编年考辨》,《文献》2021年第3期。该文论证了朱熹编纂是书的前后经过,可参考。朱子生前只完成了前五类的编纂工作,后面丧、祭二礼为其拟定提纲、宗旨,并搜集了部分资料,由其弟子黄榦、杨复完成。③ 详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二《经部二十二·礼类四》,第586页。兹列其类目如下:
1.《家礼》五卷:士冠礼(仪)、冠义(记)、士昏礼(仪)、昏义(记)、内则(记)、内治(新)、五宗(新)、亲属记(尔雅)。
2.《乡礼》三卷:士相见礼(仪)、士相见义(新)、投壶(记)、乡饮酒礼(仪)、乡饮酒义(记)、乡射礼(仪)、乡射义(新)。
3.《学礼》十一卷:学制(新)、学义(新)、弟子职(管子)、少仪(记)、曲礼(记)、臣礼(新)、钟律(新)、钟律义(新)、诗乐(新)、礼乐记(新)、书数(新)、学记(记)、大学(记)、中庸(记)、保傅(大戴)、践祚(大戴)、五学(新)。
4.《邦国礼》四卷:燕礼(仪)、燕义(记)、大射礼(仪)、大射义(新)、聘礼(仪)、聘义(记)、公食大夫礼(仪)、公食大夫义(新)、诸侯相朝礼(新)、诸侯相朝义(新)。
5.《王朝礼》十四卷(自此以下因未经朱子审定而称《仪礼集传集注》):觐礼(仪)、朝事义(新)、历数(新)、卜筮(新)、夏小正(大戴)、月令(记)、乐制(新)、乐记(记)、王制(记)之甲(分土)、王制之乙(制国)、王制之丙(王礼)、王制之丁(王事)、王制之戊(设官)、王制之己(建侯)、王制之庚(名器上)、王制之辛(名器下)、王制之壬(师田)、王制之癸(刑辟)。
6.《丧礼》十五卷(由黄榦审定,自此以下称《仪礼经传通解续》):丧服(仪)、士丧礼(仪)、士虞礼(仪)、丧大记(记)、卒哭祔练祥禫记(新)、补服(新)、丧服变除(新)、丧服制度(新)、丧服义(新)、丧通礼(新)、丧变礼(新)、吊礼(新)、丧礼义(新)、丧服图式目录(新)。
7.《祭礼》十四卷(由杨复审定):特牲馈食礼(仪)、少牢馈食礼(仪)、有司彻(仪)、诸侯迁庙(大戴)、诸侯衅庙(新)、祭法(记)、天神(新)、地祇(新)、百神(新)、宗庙(新)、因事之祭(新)、祭统(记)、祭物(新)、祭义(记)。① 以上目录括号内,“仪”指《仪礼》原篇目,“记”指《礼记》原篇目,“大戴”指《大戴礼记》原篇目,“新”指三《礼》原无而新创立的子目。
共七类六十六卷八十七目。四库馆臣充分注意到朱子此书七礼体系的创新意义,指出:“所载《仪礼》诸篇,咸非旧次,亦颇有所厘析。”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二《经部二十二·礼类四》,第585-586页。可见四库馆臣以为此书一是打破了三《礼》体系旧有次序,二是重新“厘析”了三《礼》体系的篇章。朱子究竟是如何重新排序与厘析的呢?除了七礼体系外,有两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其一,在篇章结构上,《通解》七礼八十七目,有《仪礼》原十七篇中的十六目,《礼记》原四十九篇中的二十目,《仪礼》《礼记》剩余篇目则被拆分归入相关类目中;《周礼》各篇则全部拆分归入七礼各篇中,以《王朝礼》为多。其余或为新创类目,如《家礼》中的内治、五宗,《乡礼》中的士相见义,《学礼》中的学制、学义,《邦国礼》中的公食大夫义、诸侯相朝礼,《王朝礼》中的朝事义、历数,《丧礼》中的卒哭祔练祥禫记、补服,《祭礼》中的诸侯迁庙衅庙、天神,等等;或为其他经子史书原有篇目,如《尔雅》“亲属记”、《管子》“弟子职”,《大戴礼记》的“保傅”“践阼”“夏小正”等篇。可见其八十七目不仅远超三《礼》原有类目总数,且多数属创新类目,绝不仅仅是三《礼》经传记原有篇章的合刊汇编。
其二,在内容编排和表现形式上,《通解》采用了三《礼》原有的“经”“传”“记”“注”“疏”“音义”等板块,但又突破了这些板块之间的界限,贯通十三经、融会经子史,重新定义和组织了这些板块。(1)大体上依据《仪礼》经文原则,将三《礼》及其他经子史书中所有关于礼仪制度方面的文字及孔子相关论述作为“经文”置于卷首,而不管它来自原经文还是原传、记文;次列关于礼仪制度义理阐释的文字作为“传”“记”文,也同样不管它来自原经文还是原传记文、原注疏或子史书;其“传”“记”之间则略有区别:“传”旨在解释义理与背景材料,取材非常广泛,有十三经之经、传,也有抄自子史杂书,“记”则仅限于《礼》中的“记”体文字;再采择郑玄《三礼注》、贾公彦《仪礼疏》或孔颖达《礼记疏》附于经、传、记后,“注”则限于郑玄,疏则有删减组合;最末才是朱子的“今按”。③ 叶纯芳:《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对〈礼记〉经、传的界定》,叶纯芳、乔秀岩编:《朱熹礼学基本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1-114页。此文详细分析了朱子在《通解》一书中对《礼记》全文经、传性质的界定和处理,证实有力,可参阅。另同书所载廖明飞《朱子〈通解〉引录〈仪礼〉郑注文小考》亦有助于了解《通解》对郑注的处理方式。 (2)经文之后“传”“记”的编排又根据实际灵活处理,有的有“传”无“记”,有的无“传”有“记”,有的既有“传”又有“记”,而无“传”“记”的则占多数。(3)对于相关经、传、记、注、疏不足的地方,则通过以经补经、以记补经、以传补经、以注补经、以子史书补经、移经为传记、升注疏与子史为传记等方式,加以移易、分割、节选、改写;除十三经外,还将不少子史书和传注作为“经”文补充,如《家礼·内则》“胎教”一节,既取《列女传》为经文,又缩写此传为“传”,《乡礼·士相见义》全篇以刘敞《公是集·士相见义》与《白虎通义·文质篇》补,《学礼·弟子职》以《管子·弟子职》补等;《王朝礼·王制之丙》将《周礼·秋官》“朝士”郑司农注“王有五门:外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直接作为经文补入,置于“朝士”经文前,甚至直接将宋代赵彦肃所传《十二诗谱》作为《学礼·诗乐》的“经文”补入。而升注疏与子史为传、记的,除上述子史书外,还有《史记》《汲冢周书》《通鉴》等;至于升“记”为“经”或降“经”为“记”的也很多,如《周礼》原经文就有很多被拆散为“记”,附于各篇“经”文之后等。在疏文上更加广泛地吸收当世礼家的见解以为补充,先后引用了刘敞、陈祥道、张载、吕大临、吕大钧、二程、陆佃、吕希哲、沈括、林之奇、叶梦得、张淳等人的礼学成果,大大扩展了古礼文献资料和解说材料的选取范围。但朱子在《通解》中仅仅节选郑注、贾孔二疏为注疏,或引当代礼家成果为疏,并通过按语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没有将自己的任何见解作为“注疏”掺入。① 孙致文《〈仪礼经传通解〉研究》以为《通解·弟子职》注文乃朱子自加,误也,实为朱子引唐房玄龄《弟子职注》。 (4)对于相关经、传、记、注、疏的难解与疑误之处,则加“今按”“今详”等编者按语加以考辨与说明。(5)对所有礼仪制度性质的经、传、记文字,《通解》创造性地将之一一分章分节,使之条理化,读者更加易于理解。自古以来,学者都认为《仪礼》难读,原因在于“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答应仁仲》,《朱子全书》第23册,第2550页。故早在郑玄遍注三《礼》时即尝试对经文加以分节,后来疏家基本上继承了这一做法,但注疏多按经文内容需要而定;朱子在此基础上,按照礼仪程序将经文分节,并加上仪式名称,使《仪礼》经文层次与涵义一目了然,基本解决了自古以来《仪礼》难读的问题,以防止“憸人舞文弄法”,使“此辈无所匿其奸”,③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李季章》,《朱子全书》第21册,第1708页。故朱子后的学者几乎全盘接受了朱子这一创新成果。
总之,朱子在《通解》中完全突破了他本人在《朱子语类》及《乞修三礼札子》中所言的以《仪礼》整体文献为经的原则,打破了传统经、传、记、注、疏的结构与界限,创造了新的经、传、记、注、疏篇章结构,构建了新的礼仪架构与新的礼学体系。
结合《朱子语类》《朱子文集》等相关内容,我们不难总结出《通解》以上结构内容所体现出的礼学会通思想:
其一,会通三《礼》。朱子之前,历代早就有学者开始做会通三《礼》的工作,但朱子会通三《礼》有其独特之处:一是以《仪礼》为纲、《周礼》为辅、《礼记》为传,而不是像前人那样以《周礼》或《礼记》为主。因为朱子认为:“《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④ 《朱子语类》卷八十五《礼二·仪礼》,《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99页。而“《周礼》如此繁密,必不可行”⑤ 《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论考礼纲领》,《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78页。,“《周礼》只是说礼之条目”⑥ 《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论修礼书》,《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88-2889页。,“学有先后,先须理会自家身心合做底,学《周礼》却是后一截事”⑦ 《朱子语类》卷八十六《礼三·周礼》,《朱子全书》第17册,第2911页。。朱子认为应该首重《仪礼》等有关人生修身齐家的经典,《周礼》只是治平的后一段事,以王安石废《仪礼》而重《礼记》为“无识”,⑧ 《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经》,《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71页。这与陈祥道《礼书》以《周礼》为主是不同的。二是打破原来的三《礼》吉、凶、军、宾、嘉五礼和冠、昏、丧、祭、乡、射、朝、聘八礼界限,提出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等七礼新体系,并按照这一框架重新组织三《礼》原有的经、传、记与注疏,传、记、注可以升为经文,经文也可以降为传、记文,基本根据文字内容与性质确定,可以说是将三《礼》原有经、传、记、注、疏内容重新组合。这是朱子之前所有学者都没有尝试过的举措。《周礼》的吉、凶、军、宾、嘉的五礼体系是按照礼仪性质来划分的,《仪礼》《礼记》的“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的八礼体系是从礼仪类型来划分的。而朱子的七礼体系则是从人生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逐步推开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新的礼制体系,其特色就是与人生、家庭、社会、国家联系起来,与《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阶梯打通,《家礼》《乡礼》《学礼》体现了儒家个人修身齐家的礼仪规范,后面的《邦国礼》《王朝礼》则体现了儒家礼学的治国、平天下功能。这就使以往森严肃穆、枯燥无味的礼仪制度,一变而切于实际教化,切于修身齐家的体用,使其礼学不仅是关乎个人成长及社会秩序的礼仪规范,更是治国平天下的治世之学,这可以说是朱子通礼思想的本质所在。朱子对礼制与修齐治平的关系,有不少论述,《通解》中体现其修齐治平礼学宗旨的地方也很多,当代学者已有深入研究。我们在这里只想举一例以明之,即朱子曾打算将《大学》《中庸》《学记》等篇作为新编礼书卷端① 详见《朱子语类》卷十九《论语一·语孟纲领》,《朱子全书》第14册,第663页。,他在《答潘恭叔》书中也说过:“首章言君子修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效足以安民,乃礼之本,故以冠篇。”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答潘恭叔》,《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14页。“三者”即指“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尽管他后来接受门人余正甫的见解,在最后编成的《通解》中没有这样做,但这无疑表明朱子心目中,“四子,六经之阶梯”③ 《朱子语类》卷一百五《论自注书·近思录》,《朱子全书》第17册,第3450页。、礼为君子修身之要的观念是牢固的。同时,在朱子看来,这种七礼体系是有依据的,可能更接近《仪礼》原有的架构,他认为,现存“《仪礼》多是士礼,天子诸侯丧祭之礼皆不存……自汉以来,凡天子之礼,皆是将士礼来增加为之”④ 《朱子语类》卷八十五《礼二·仪礼》,《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98页。,就是说原有的天子诸侯之礼没有传下来,两汉以来天子邦国之礼都是在士礼基础上增改而成。而西汉“河间献王所得《礼》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诸侯之礼,故班固谓‘愈于推士礼以为天子、诸侯之礼者’”,“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仪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十七篇同。郑康成注此十七篇”⑤ 《朱子语类》卷八十五《礼二·仪礼》,《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99页。,遂导致另外的三十九篇绝传。朱子认为,河间献王所得古礼五十六篇包括了邦国、王朝之礼,可惜没有传下来。后来王应麟曾详检河间献王所得礼古经五十六篇。⑥ 详见王应麟著,张三夕、杨毅点校:《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二《礼》,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6页。考之史籍,“家礼”一名唐以前即有,《晋书》卷二十《礼志中》云“公义夺私情,王制屈家礼”⑦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二十《礼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45页。,这是指家庭家族的礼仪;《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著有“杨炯《家礼》十卷”⑧ 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91页。,《新五代史》卷五十五《崔居俭传》载“崔氏自后魏、隋、唐与卢郑皆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⑨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五十五《崔居俭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35页。。至宋代,随着中古门阀士族的衰落,原本应用于世家大族的家礼影响下达庶民阶层,家礼著述更多,朱子也在《通解》之前很早就编撰了《家礼》一书。“乡礼”首见于郑玄《礼记注》,指乡饮酒、乡射礼等;“学礼”见于《大戴礼记·保傅》,《汉书·贾谊传》即载有《学礼》部分内容;“邦国礼”见于《周礼》太宰之职,《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一《襄公十年》杜预注“鲁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礼乐”⑩阮元校核:《十三经注疏》第四册(清嘉庆刻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227页。,这说明天子礼与诸侯邦国礼是不同的。司马光论叔孙通为汉高祖制礼时指出:“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⑪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太祖高皇帝中·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75页。这显然也是从家、乡、邦国、王朝关系来论礼的,而朱子认为司马光制礼“却是本诸《仪礼》,最为适古今之宜”⑫《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论后世礼书》,《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83页。。可见朱子敢于打破《仪礼》十七篇之顺序,创新为七礼体系,大胆补入其他礼学资料以为经,既有其经学根据,也吸收了宋代礼学家的研究成果。显然他是想通过汇纂所有礼学资料来恢复包括邦国礼、王朝礼在内的五十六篇古礼全貌。朱子的这种礼学思想得到了宋元明清大批学者的认可,大批仿《通解》而生的礼学著作就是明证,正如邵懿辰《礼经通论》所论:“自一身一家,推而一乡一国,以达于天下。小大微著、近远卑高之序,固当如此。”⑬邵懿辰:《皇清经解续编》卷一百六十八《礼经通论》,光绪己丑年蜚英石印本。
其二,会通古今。朱子曾对其弟子和朋友反复强调“古礼难行。后世苟有作者,必须酌古今之宜”① 《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论考礼纲领》,《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77页。,“‘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原则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② 《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论修礼书》,《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86页。,赞赏司马光《书仪》“最为适古今之宜”③ 《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论后世礼书》,《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83页。。朱子眼里的“古”即秦汉以前经史子书中的“古礼”,“今”即秦汉以来尤其是北宋的礼俗流传和礼仪施行现状。如何会通呢?就是因道义之礼而损益制度之礼,礼义为本,礼文为末。礼义如“三纲、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所因之礼,是天做底,万世不可易;所损益之礼,是人做底,故随时更变”,“所因,谓大体;所损益,谓文为制度,那大体是变不得底”。④ 《朱子语类》卷二十四《论语六·为政篇下》,《朱子全书》第14册,第864-865页。体现在《通解》中,就是基本打破三《礼》经、传、记、注的界限,汇编自古及今所有礼学的经典资料,既以古礼经为主为据,也搜罗了历代以来礼学诠释资料,包括宋代学者的礼学成果等,“中间无所不包”⑤ 《朱子语类》卷一百九《朱子六·论取士》,《朱子全书》第17册,第3538页。。朱子这样做的目的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后人自去减杀,求其可行者而已”⑥ 《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论修礼书》,《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86页。,可见其会通古今包含建立古今礼学资料库,以便后人“酌古今之宜”取其可行之礼而运用的意图。酌古今之宜,必然涉及如何对待三《礼》经文缺失的问题,朱子在与余正甫讨论这一问题时有过解释:“今所编礼书内,有古经阙略处,须以注、疏补之,不可专任古经,而直废传注耳。其有未安,则亦且当论其所疑,别为一书,以俟制作之君子,非谓今日便欲笔削其书也。然遂以为虑启废经之弊,而不敢措一词于其间,则亦非通论矣。”⑦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三《答余正甫》,《朱子全书》第23册,第3075-3076页。并举例说:“改经文,固启学者不敬之心。然旧有一人,专攻郑康成解《礼记》不合改其文。如‘蛾子时术之’,亦不改,只作蚕蛾子,云如蚕种之生,循环不息。是何义也?且如《大学》云‘举而不能先,命也。’若不改,成甚义理?”⑧ 《朱子语类》卷八十七《礼四·小戴礼》,《朱子全书》第17册,第2942页。朱子之意是既要尊重古礼书,不可轻改直废经典,也不能因害怕落得“废经”骂名而“不敢措一辞于其间”,这最能体现朱子“酌古今之宜”的通礼思想。如《通解》卷一《冠义》“虽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其礼无变,天下无生而贵者故也”一语,朱子下按语曰:“此明世子之冠犹士礼也,然疑句上有懿子问世子之冠如何一节及‘子曰’字,今亡。句下有无大夫冠礼一节,今错在后记及《郊特牲》篇中,然亦有阙文。此下旧有‘行冠事必于祖庙,以祼享之礼将之,以金石之乐节之’,系《左传》文。又有‘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一节,已见上文。皆与此上下文不相属,亦记者妄附。必损益之,然后下文意乃相属。”⑨ 《仪礼经传通解》卷一《冠义第二》,《朱子全书》第2册,第72-73页。这就是朱子损益三《礼》“经文”的态度。故《通解》中既对三《礼》古注疏作了很多整理重组工作,又增加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人的礼学成果。
其三,士庶通用。朱子会通古今三《礼》的目的,是为当代社会推行礼治提供古礼范本与根据,以便为当代朝野士庶取用,故以日用常行为主、士庶通用为原则,这可以说是朱子通礼思想的核心所在。宋代是一个重视礼仪与礼治的时代,各派学者都注重研究礼学的当代实用价值,编纂了各种适于日用常行的《书仪》类礼书。朱子同样认为,礼制必须切合当代需要,必须具有实践性,他在《讲礼记序说》中指出:“盖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达闾巷,其仪品有章,动作有节,所谓礼之实者,皆践而履之矣。”⑩《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七十四《讲礼记序说》,《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85页。他认为礼仪制度不是空文,而是要身体力行之。要使礼制便于践履,当然要注意它的日常性,所以朱子强调读礼书,首先要节出其中日用常行的内容来读:“若欲观礼,须将《礼记》节出切于日用常行者看,节出《玉藻》《内则》《曲礼》《少仪》看。”⑪《朱子语类》卷八十七《礼四·小戴礼》,《朱子全书》第17册,第2940页。《礼记》这些篇章所载正是日用常行的礼仪规范。他又曾在《答吕伯恭》信中透露:“欲修《吕氏乡约》《乡仪》及约冠昏丧祭之仪,削去书过行罚之类,为贫富可通行者。”①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答吕伯恭》,《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58页。所谓“贫富”即士庶之别。而要使礼制适于日用常行、士庶通用,就必须考虑民众的接受程度,尽量使之简便易行。朱子认为:“大凡礼制欲行于今,须有一个简易的道理。若欲尽拘古礼,则繁碎不便于人,自是不可行。”② 《朱子语类》卷六十三《中庸二·第十八章》,《朱子全书》第16册,第2095页。他曾举《明堂位》“周人每事皆添四重虞黻”和北宋神宗文德殿常朝班“官甚苦之,其后遂废”为例说明古礼“必须斩新别做”,“必须简易疏通,使见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盖以人情趋于简便故也”。③ 《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论考礼纲领》,《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78页。故终其一生十分关注礼学的世俗化与应用性,如其十七八岁即开始考订的《家礼》,大多都是日常生活中洒扫、应对、进退以及嫁娶、丧葬等人伦日用之礼和行为规范,而首先编成《祭仪》,也是因为士庶最常用的是祭礼;对于古礼一些礼节、一些古礼器与礼服的减省,朱子都注明“以从简便”④ 朱子《家礼》中有多处这样的注明,此不详列。,“凡此皆古礼。今之贤孝君子,必有能尽之者,自余相时量力而行之,可也”⑤ 《家礼》卷四《丧礼·居丧杂仪》,《朱子全书》第7册,第930页。。在《通解》中朱子对七礼所有礼仪程序所做的分章分节,就是为了让很难读懂的礼仪程序层次分明、一目了然。另外,朱子也在按语中表达了这种简易常行的礼学思想,如《通解》卷一《家礼·士冠礼》中的“戒宾辞”,朱子按:“诸辞本总见经后,故疏云尔。今悉分附本章之左,以从简便。”⑥ 《仪礼经传通解》卷一《士冠礼第一》,《朱子全书》第2册,第46页。这说的是《仪礼·士冠礼》原经文将冠礼中各种戒辞、加辞、醮辞和醴辞等都放在卷末,而朱子将之一一拆附于各自仪节的后面,以使人一目了然而简便易晓易用。又如《通解》卷七《乡礼·乡饮酒礼》乐宾一节的“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诗,朱子按语曰:“《鹿鸣》,即谓今日燕饮之事,所以导达主人之诚意,而美嘉宾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于朝,辞亲而从王事,于此乎始也。《皇皇者华》,言其将为君使而赋政于外也。《学记》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谓此也。盖此三诗,先王所制以为燕饮之乐,用之乡人,用之邦国,各取其象而歌之也。”⑦ 《仪礼经传通解》卷七《乡饮酒礼第十二》,《朱子全书》第2册,第281-282页。这里如果没有朱子按语,读者就很难体会其中乡人与邦国“各取其象”的区别。朱子曾举冠礼为例说明士庶礼应当区别开来,指出:“且如冠,便须于祭祀当用如何的,于军旅当用如何的,于平居当用如何的,于见长上当用如何的,于朝廷治事当用如何的,天子之制当如何,卿大夫之制当如何,士当如何,庶人当如何,这是许多冠都定了。”其他家、乡、邦国与天子之礼都应该这样“一一自着考究教定”。⑧ 《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论修礼书》,《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87页。在具体的编撰过程中,朱子也贯彻了这种思想,如《通解》卷一《家礼》中的“士冠礼”“士昏礼”,以《仪礼·士冠礼》《仪礼·士昏礼》为主,但在“冠义”“昏义”中,朱子不仅运用《礼记·冠义》《礼记·昏义》解说了士冠礼、士昏礼所含义理,还杂取《孔子家语》及《礼记》的《玉藻》篇、《曾子问》篇、《杂记》篇,和《左传》《国语》《白虎通义》《说苑》等相关内容,将《士冠礼》《士昏礼》所缺诸侯与天子的冠礼、昏礼规范一一加以补充和说明,同时在注疏中也注意加以说明。可以说,《通解》的七礼体系既从制度上兼顾了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各方面的礼仪需求,也从理解与参用方面给予了较为全面的义理解释,使士庶双方都可以从中取资,参照施行。
其四,义理与度数并重。朱子对礼制的“义理”与“度数”有过不少分析与论述。在其《论语集注·学而》中说过:“夫礼,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⑨ 《论语集注》卷一《学而第一》,《朱子全书》第6册,第72页。这是他对“礼”的典型认识。他在与友朋弟子交谈中,对此进行过明确解释,指出:“节谓等差,文谓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⑩《朱子语类》卷三十六《论语十八·子罕篇上》,《朱子全书》第15册,第1340页。这是说雅俗不同的礼仪有不同的文字加以描述,而体现的则是天理人性。“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①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曾择之》,《朱子全书》第23册,第2893页。,“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② 《朱子语类》卷四十二《论语二十四·颜渊篇下》,《朱子全书》第15册,第1494页。。意谓礼是天理,没有形迹可见,令人难以信从,而按照“天理”制定出具体可行的礼仪度数,等于是画出一个天理来给人看,令人有规矩可遵循。而为了以礼导民化俗,修身齐家,为了简便易于推行,就必须既注重礼仪节文度数的条理化,也要兼顾其背后的义理解说。故注重礼仪节文度数的条理化,自然是朱子整理礼书、重建礼学系统的重点所在。他曾多次指出:“须是且将散失诸礼错综参考,令节文度数一一着实,方可推明其义。”③ 《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论考礼纲领》,《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77页。这是强调只有通过礼仪节文度数的整理与钻研,才能参透其中义理。朱子又认为如今礼乐之书不全,节文度数不清楚,故学者往往只言其义,而不知其中具体仪节程序,这是“失其本矣”④ 《朱子语类》卷八十七《礼四·小戴礼》,《朱子全书》第17册,第2972页。,因此,如今必须首先认真阅读仅存的礼仪之书,“许多训诂名物度数一一去理会。如礼仪,须自一二三四数至于三百;威仪,须自一百二百三百数至于三千。逐一理会过”⑤ 《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朱子十四·训门人五》,《朱子全书》第18册,第3702页。,真正弄清楚礼仪的节文度数。他在按语中也强调了这一思想,如《通解》卷一《家礼·冠义》载“传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朱子加按语曰:“此盖秦火之前,典籍具备之时之语,固为至论。然非得其数,则其义亦不可得而知矣。况今亡逸之余,数之存者不能什一,则尤不可以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⑥ 《仪礼经传通解》卷一《冠义第二》,《朱子全书》第2册,第71页。意思就是在上古典籍完备、礼仪具在时,度数的陈述尚不重要,但在古礼亡逸较多的今天,度数之事就显得很重要了,并非祝史记述那么简单,不可轻视。朱子也认为:“看《礼书》,见古人极有精密处,事无微细,各各有义理……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见得度数文为之末,如此岂能识得深意?”⑦ 《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论修礼书》,《朱子全书》第17册,第2887页。所以他在《通解》七礼体系中,对每一种礼仪制度,都专设解“义”之篇,如“冠礼”必有“冠义”,“昏礼”必有“昏义”,等等;如果没有现成的解“义”篇,则另编之,如“学制”篇,专编“学义”篇;“诗乐”篇,专编“礼乐记”以解其义;凡《通解》同一卷分上下的篇章,上篇基本属礼仪度数,下篇则为义理解说。这是他重视礼制义理解说的主要表现。朱子也用按语方式,对许多礼仪作了义理说明。《通解》包括《目录》在内,按语有三百多条,近一半是用于义理解说的。如《通解》卷七《乡礼·乡饮酒礼》戒宾介一节“主人戒宾,宾拜辱,主人答拜。乃请宾,宾礼辞,许。主人再拜,宾答拜”一段,纯粹是主客双方的答拜之辞,朱子对此下按语曰:“学成行修,进仕于朝,上以致君,下以泽民,此士之素所有志也。”⑧ 《仪礼经传通解》卷七《乡饮酒礼第十二》,《朱子全书》第2册,第265页。这种答拜之际所含修身义理,如果没有朱子按语解说,读者是很难理解的。又如《通解》卷八《乡礼·乡射义》:“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朱子按曰:“此言君子恭逊,不与人争,惟于射而后有争。然其争也雍容揖逊乃如此,则其争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争矣。”⑨ 《仪礼经传通解》卷八《乡射义第十五》,《朱子全书》第2册,第371页。射礼争胜而含君子、小人之别,这也是一般读者从孔子话语中难以明白的道理。又如《通解》卷十《学礼·少仪》载:“瓜祭上环,食中,弃所操”,注疏均未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朱子加按语曰:“头忖,谓疐头所切一环也,以其所生之本味最甘美,又先断而不污,故以为祭。中者,中环也,亦甘且洁,故以奉尊者所操。下环为手所持处,以其味薄而不洁,故弃之而不食也。”⑩《仪礼经传通解》卷十《少仪第十九》,《朱子全书》第2册,第421页。这就说明了这一仪节敬神、尊长的义理内涵。此类甚多,兹不枚举。
总之,我们以为朱子在《通解》一书中,绝不只是简单地将原有三《礼》经传记与注疏合并而已,其书名并不能真正反映其实际内容和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其实际内容并非是《仪礼》经传记打通合解,而是借此为名,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七礼体系,即“通礼”体系;其通礼思想带有浓厚的会通古今、会通三《礼》、雅俗融通、士庶通用、修齐与治平通用的色彩,深得孔子“时为大”的中庸思想。所以,是书编成后,朱子曾高兴地说:《仪礼》以前的“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的缺憾,“今定此本,尽去此诸弊,恨不得令韩文公见之也”。①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答应仁仲》,《朱子全书》第23册,第2550页。因为正是大儒韩愈最先感叹“《仪礼》难读”。② 韩愈:《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一《读仪礼》,《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07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页。无怪乎四库馆臣要在《四库全书》中为之特立“通礼”新类目。而钱穆在总结朱子礼学时也说过:“朱子于经学中特重《礼》,其生平极多考《礼》议《礼》之大文章。尤其于晚年,编修《礼》书,所耗精力绝大。朱子论《礼》,大要有两端。一曰贵适时,不贵泥古。一曰《礼》文累积日繁,贵能通其大本……朱子意,其要不在考《礼》,而在能制礼。”③ 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95-196页。这个总结很到位,“适时”“贵本”确为朱子礼学思想之大端,而“制礼”即是指朱子《家礼》和《通解》所构建的通礼体系,最为有识。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朱子还是其门人弟子,在《通解》编成前后,从来都只称《通解》为“礼书”,特别是其答潘恭叔书信中明确表示“其书则合为一书者为是,但通以《礼书》名之”④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答潘恭叔》,《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14页。。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玩味的现象。笔者认为,这透露出朱子在本意上从来都不是简单地将《仪礼》经传或三《礼》经传合并“通解”而已,而是要仿古礼制作的本义来编纂新的礼书,以规范新礼仪系统和构建新的礼学理论体系;可能朱子慑于庆元党禁时期政治形势的恶劣,朝廷对其迫害加剧,以及碍于《中庸》所载“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的古训⑤ 朱子曾亲撰《天子之礼》,本欲直接编入《通解》,后因虑及被人误解为“自己著书”而作罢,可见朱子对《中庸》之训是敬重有加的。,虽然迎难而上,率领众弟子坚持编纂礼书,但最终没有在书名上展示其创新和构建礼学体系的意图,只能隐晦地定名为《仪礼经传通解》。故我们今天对待《通解》,不宜囿于其书名所限,应该深入了解其详细内容与理论体系,方能窥其礼学思想真谛。
作者简介: 董恩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王飞,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7年度重大招标项目“清人文集经义整理与研究”(17ZDA25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