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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用信息的类型反思与二阶进化



摘 要: 在数据生产要素化、处理技术化和价值最大化等多重动力的推动下,数据呈现出海量聚合、智能处理和普惠使用之趋势。个人信用信息(或数据)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驱动要素,其范畴设计和处理规则应与数据应用趋势相适应。在批量化个人信用信息归集阶段,对法律法规明确列举的反映信用状况的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应归尽归”,以满足各行各业的一般性需求。在精细化信用状况分析阶段,对授信主体基于其自身需求进行授信的特殊性或主观性个人信用信息应按需补强收集,以满足授信主体的场景化、个性化需求,最终形成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和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二阶范畴体系。

关键词: 数字经济;社会信用体系;数据要素;个人信用信息;公共利益

2022年12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指出应“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强调“构建形成覆盖全部信用主体、所有信用信息类别、全国所有区域的信用信息网络”。海量规模的个人信用信息(或数据)作为信用信息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① 学界尚未对数据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形成共识。但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场景中,个人信用信息和个人信用数据均用于反映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功能价值基本相同,故本文不作区分。,是社会信用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但截至目前,即便是信用体系比较成熟的国家,也没有明确的关于(个人)信用信息范畴的规定,仍处于探索之中,所遵循的都是“约定俗成”② 孙志伟:《美国消费信用探幽》,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我国金融信用建设起步晚,且当前所构建的社会信用体系不同于西方的(金融)信用体系,已在此基础上拓展至兼顾社会治理的社会信用建设领域。这也增加了个人信用信息范畴问题的复杂性和创新的空间。

一、个人信用信息的概念厘清与类型完善

持纯粹信用信息和非信用信息二元分类观点的论者,试图在明晰信用信息界限和范畴的基础上,建立系统、全面的信用信息集合。然而,信用信息范畴的确定实际上因人而异且涉及多元主体利益,很难形成统一界分标准。范围过大不仅增加了信息采集成本和隐私侵害风险,还容易形成英国电视剧《黑镜:急转直下》(Black Mirror:Nosedive)所虚构的全民社交评分系统① 在该系统中,每个人都被赋予一个决定其在现实社会中地位和机会的评级数字身份,其中的评分标准则与消费、求职、交际,甚至与社交亲密关系有着直接的联系。该剧中即便主人公莉西(Lacie)不断地去迎合这一评分机制,最终还是因过度追求高评分而迎来了急转直下的降分惩罚。,致使信用主体陷入被全面监管的“全景敞视主义”之中。范围过小则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无法满足信用经济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需要。对此,本文持折中观点,尝试依据个人信用信息处理阶段的不同,划分为批量化归集阶段和精细化分析阶段,分别采用通用性标准和特殊性(或主观性)标准来判定个人信用信息,并适用不同的信息处理规则。

(一)个人信用信息的概念厘清

关于信用信息的定义,我国相关政策法规采用了类似于《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和《网络安全法》对于“个人信息”概念的表述② 我国《民法典》第1034条第1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条第1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网络安全法》第76条第5项规定:“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譬如,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征信业务管理办法》第3条第2款规定“信用信息,是指依法采集,为金融等活动提供服务,用于识别判断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的基本信息、借贷信息、其他相关信息,以及基于前述信息形成的分析评价信息”。2021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2021年版)》将信用信息定义为“可用于识别、分析、判断信用主体信用状况的信息”。2022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征求意见稿)》第2条第3款将信用信息定义为“可用以识别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身份和信用状况的信息”。对信用信息的界定愈益简化,且主要围绕“识别……信用状况”进行表述。

然而,“识别”的词义是辨别和辨认③ 《现代汉语辞海》,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90页。,我国《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2020)“附录A”也明确指出:“识别,即从信息到个人,由信息本身的特殊性识别出特定自然人,个人信息应有助于识别出特定个人。”应当说,“识别”的对象是特定自然人,即通过相关信息来辨别、辨认特定主体,譬如老师通过姓名信息辨别班上学生。但将“识别”指向信用状态不仅用语不当,而且未能准确表达个人信用信息的意蕴。这是因为个人信用信息的逻辑是从个人到信息,也即已知特定自然人,由其行为产生的信用信息则是个人信用信息,故明确具体的信用主体是讨论个人信用信息的前提。④ 韩国《信用信息的使用与保护法》()第2条规定,信用信息()是指“在金融交易等商业交易中,为了评估交易对方的信用而需要的信息”。在其具体分类中虽将“能够识别特定信用信息主体的信息”单独列为一类,并列举了此类信息包括个人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等信息,以及企业的商号和名称等信息。但该条款同时规定“仅在与第1项中的任何一项相结合时才属于信用信息”,也即与能够评估信用主体的交易内容、信用水平或信用交易能力的信息相结合时才属于信用信息。在没有明确具体的信用主体之前,所采集的信息即便与信用相关,如“欠款200元,逾期未还”,也属于零散无序的信息。虽然这些信息在海量信息关联分析的情况下,可能识别到与之对应的信用主体,但其功能价值仍然在于身份识别,这与普通个人信息无异,故不宜认定为个人信用信息。笔者认为,应当将个人信用信息定义为:能够反映信用主体信用状况的一系列符号和数据。① 石新中:《论信用信息公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其中“反映”的词义为“反照,比如把客观事物的实质表现出来”② 《现代汉语辞海》,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页。,相较于“识别”更能凸显个人信用信息的价值在于将他人信用状态表现出来。

(二)个人信用信息的通用性与特殊性分类

目前,我国普遍依据信用信息的来源不同,将社会信用信息划分为公共信用信息和市场信用信息。其中公共信用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公共企业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在其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中产生或者获取的信用信息。③ 罗培新:《社会信用法:原理·规则·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3页。市场信用信息则是“信用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商会及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等市场信用信息提供单位,在生产经营、提供服务或者行业自律管理活动中产生、获取的信用信息。”④ 《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第9条第3款。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信用信息的提供单位不同。

然而,此分类方式有待商榷。首先,“公共”对应的是非公共或私有,而非公共或私有并不等同于“市场”,故此二元分类方式存在覆盖不全面的问题。其次,公共信用信息与信息经济学上的私有信息所对应的公共信息在表述上相似。然而,信息经济学中的公共信息是指任何市场主体参加经济活动都能够了解到的信息,即市场主体应当掌握的基础信息。应当说这一定义与当前理论界和立法实践对公共信用信息所做出的信息来源性解释完全不同。将信用信息类型化为公共信用信息和市场信用信息,容易导致不同领域之间概念理解的模型。最后,同一信用信息既可以被公共部门采集,也可以被“市场信用信息提供单位”采集,还可以同时被两者采集,那么该信息是属于公共信用信息还是市场信用信息,实际上难以做出判断。

个人信用信息类型化的关键在于区分信用信息是否具有公共利益的属性,并在此类信息基础上构建不同于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最终形成普遍适用的个人信用信息集合,以满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性信用信息需求。笔者认为,我国不宜寄希望于建构信用信息和非信用信息二元分类下的个人信用信息集合。一方面,在信用主观判断层面,所有个人信息均可能被认定为个人信用信息,构建满足所有授信主体需求的个人信用信息范畴标准困难重重。更何况,形成如此庞大的个人信用信息集合,不仅需要投入巨大的经济和人力成本,而且信息采集范围的泛化也将增加个人隐私被侵害的风险。另一方面,授信主体对信用信息的需求往往各有侧重,即便构建了相对完整的个人信用信息集合,授信主体仍然需要基于主观判断和个性化需求去获取一般性个人信息。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将个人信用信息类型化为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和特殊性(或主观性)个人信用信息。

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是指,为满足公共利益需求,基于社会一般性判断标准,所形成的由法律法规所明文确定,能够反映信用主体信用状况的个人信用信息。主要特征包括:(1)共识性。能够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强调个人信用信息的客观性,也即“独立于单独个体的意见,但不独立于所有人的意见”⑤ 周靖:《论第三种理性:符号理性》,《符号与传媒》2023年第2期。。应当说,共识性判断标准只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判断建立的相对标准,在实践中随着社会环境和时代需求发生改变,需求进行动态调整。(2)普适性。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的价值追求在于满足社会的一般性个人信用信息需求。这要求存在其中的个人信用信息使用频率高、范围广、需求大。在采集层面具有准确性、及时性和稳定性,本质上是授信主体基于反复博弈之后形成的典型性个人信用信息类型。(3)公益性。采集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的目的在于向社会广泛扩散,满足社会的整体利益,应当具有社会利益导向、非营利性质、可持续性等公益性特征。(4)合理性。符合人们对个人信用信息的理性认知,合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趋势。其中就包括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不应涉及任何个体歧视。(5)法定性。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范畴应由法律法规采用概括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明确规定。基于法律法规所确定的认定和审核程序,进一步保障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具有共识性、普适性、公益性和合理性。

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并非社会共识层面上应用于特殊领域、特殊行业的个人信用信息,而是指特定的授信主体基于其主观感受,认为某类信息属于个人信用信息,并在实践中将其纳入个人信用评价范畴,故也可称其为主观性或非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此类信息具有以下特征:(1)主观性。相较于由社会公众或“理性经济人”授信的标准性、共识性的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是单个授信主体的信用主观表达范畴,由特殊授信主体进行授信。(2)补充性。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在于满足社会的一般性需求,而难以兼顾授信主体的个性化需求,需要由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进行补充。但也不排除特殊授信主体完全基于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进行个性化授信,故其补充性是相对的。(3)私益性。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不要求具有公共利益属性,补充收集的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往往是为了满足授信主体的特定目标。(4)开放性。所有的个人信息都可能成为特定主体所认定的个人信用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等。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基于通用性信用认知,去否认授信主体的主观性信用认知,并剥夺其对相关信息进行授信的权利。

(三)个人信用信息范畴的二阶区分模式

个人信用信息与个人信息在概念解释上最大的区别在于:个人信用信息能够反映信用主体的信用状态,其基本逻辑为“信用主体——反映信用状况——信用信息”。鉴于个人信用信息的场景化、动态化和个性化需求,不宜将个人信用信息范畴置入可穷尽列举的、固定的、静态的状态之中。而且,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等信息处理技术的普遍使用,大量一般性个人信息经过聚合处理后,能够反映他人信用状况。故基于纯粹概念解释和信用信息和非信用信息二元分类下的信用标准路径,去确定个人信用信息的范畴,已经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为满足数字经济发展而日益增加的授信主体对个人信用信息的需求,应当采用“通用性+特殊性”二阶信用范畴体系(见图1)。即在批量归集海量个人信用信息阶段,应当基于共识性标准归集信息,其逻辑表现为“信用主体——标准化需求——通用性信用信息”,以满足各行各业一般性个人信用信息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专门的通用化个人信用信息集合。在精细化分析特定信用主体状态阶段,应当允许授信主体基于其自身需求,在合规情形下获取有益于判断信用主体信用状况的个人信息,其逻辑表现为“信用主体——个性化需求——特殊性信用信息”,即基于特定信用主体的信用认知或需求而收集利用的通用化个人信用信息之外的其他信息,目的在于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中所指出的“挖掘信用信息潜力,面向社会提供个性化数据产品和服务”。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下,最大程度地回应普遍存在的个人信用信息场景化、个性化需求。这不仅增加了个人信用信息集合的全面性,而且在提高个人信用信息供给与需求适配度的同时,为可信性存疑的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提供更多的佐证性资料。

图1 个人信用信息的二阶范畴示意图

二、批量化归集阶段的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

在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批量化归集阶段,首先需要判断个人信息是否被普遍认为反映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此判断标准在整体上应当充分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参考现代信用理论与实践,基于国家统筹构建的社会信用体系展开,并能够满足社会通用、理性判断、公共利益需求和非歧视等合法性、合理性要求。

(一)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用范畴

《现代汉语词典》对信用主要有两层释义:一是“能够履行跟人约定的事情而取得的信任”,二是“指银行借贷或商业上的赊销、赊购”①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版,第1462页。。前者为一般性释义,指代的是因能够履约而获取的信任;后者是经济金融领域的跨期价值交换。应当说,第一层含义将信用解释为一种“取得的信任”,是我国信用的基本词义,且与我国当前构建的社会信用体系相近。郑也夫也认为“信用是一种特定的诚实,它强调的是守约重诺”② 郑也夫:《信任论》,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第6页。,朱伯崑在解释“信”时指出“信有二义:信任和信用。其内容是诚实不欺”③ 朱伯崑:《先秦伦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讲信用、守诺言主要被看作是道德上的操守,是体现人本身所固有的道德品性的行为准则”④ 李新庚:《信用论纲——信用的道德和经济意义分析》,中共中央党校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页,第58页。。孔子认为“信”可以识别人是否为人,判断君子的真伪,决定政府的存亡⑤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分别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8页,第178页,第235页。。他将“信”的主要思想注入“信任”之中⑥郑也夫:《信任论》,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第6页。。纵观我国古代信用思想的发展过程,情况如下:先秦时期的儒家学派认为信用是个人的行为准则和治理国家的重要准则⑦ 杨文礼:《信用哲学引论》,中共中央党校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2—28页。;法家学派韩非子主张“故明主积于信,不信赏罚,则禁令不行”⑧ 张觉:《韩非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4页。,强调通过法律来保障社会秩序。秦汉时期的信用思想呈现出从道德观、人生观和社会观的角度来论说信用的倾向;隋唐时期信用理论多侧重于从政治视角进行研究,并在政治实践较为突出;宋元时期的信用思想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北宋五子”把本体论探讨与伦理学思考有机结合起来⑨ “北宋五子”是指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创立了“诚信合一”论,特别是周敦颐“建立了‘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体系”⑩葛晨虹,赵爱玲:《中西信用思想的发展演变》,《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将“诚”“信”上升到宇宙的精神本体的道德的本原的高度;明朝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信用理论的研究开始有所突破,否认了一些类似“尾生抱柱而死”的“愚信”⑪ 《庄子·盗跖》:“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庄子通过这个故事从厌恶狡诈虚伪的角度出发对于专情守约进行了礼赞,并将尾生视为“贤士”。参见曾智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6页。。综言之,我国古代信用思想一直备受推崇,“是不同的阶级共同肯定的道德规范,是可以为全体人民遵奉的、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伦理道德”⑫李新庚:《信用论纲——信用的道德和经济意义分析》,中共中央党校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页,第58页。,但并未形成系统、完整的信用理论和学科。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内忧外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坚决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的守旧派和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维新派,虽然两派对多数封建纲常伦理持不同观点,但均对“信”推崇备至,只是维新派更多地融合了西方的理性信用。民国时期对信用理论进行了批判式改造,赋予信用思想以新的内涵,如正义、实事求是以及真理等内涵⑬杨文礼:《信用哲学引论》,中共中央党校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2—28页。,吸收了西方信用的理性文化,并尝试着融入法律和制度之中。应当说,我国传统信用的基本内涵是守约重诺,且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应当与我国传统的优秀信用文化相结合,并寻找中华传统理念机制中与之契合的方式,以回应本土信用建设的需求。

(二)现代信用理论中的信用范畴

现代信用依赖于对权威、专业以及规则信任的系统信用,涉及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① 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郭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导读Ⅵ。。我国现代信用理论缘起于金融信用理论,正逐步扩展到包括市场经济和社会治理等在内的“大信用”体系② 顾敏康,白银:《“大信用”背景下的信息隐私保护——以信义义务的引入为视角》,《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在学界主要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

一是“信誉与商誉说”。该学说认为,信用是指信用主体在特定期限内所具有的付款或还款能力而在社会上获得的信赖和评价③ 吴汉东:《论信用权》,《法学》2001年第1期;白云:《个人信用信息法律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该观点得到了金融征信领域学者的支持,也为全世界所通用。据此理论,信用“本质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信用’”,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信用必须能用货币单位直接度量;二是作为信用载体的信用工具,其使用成本由契约形式确定④ 林钧跃:《论信用信息的界定》,《征信》2021年第4期。。该观点虽“突出了信用主体的经济能力但忽视了其他层面的信用问题”⑤ 门中敬:《信誉及社会责任:社会信用的概念重构》,《东方法学》2021年第2期。,难以解决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指出的“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偏低,履约践诺、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的问题,也无法满足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树立诚信文化理念、弘扬诚信传统美德”的内在要求⑥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更不能与服务于社会治理的规划相衔接,在功能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二是“守法与履约说”。该学说认为,信用是指信用主体遵守法定义务或者履行约定义务的状况,包括履约信用和守法信用两个维度⑦ 罗培新:《社会信用法:原理·规则·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页;王伟:《社会信用法论纲——基于立法专家建议稿的观察与思考》,《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1期。。目前为地方性信用法规和规章所普遍适用。该理论一方面将守法作为社会信用的本质要素,容易模糊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另一方面,将履约作为社会信用的本质要素,容易混淆法定义务与约定义务。这是因为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当事人最终是否履行约定义务将由人民法院的裁判予以确认,此时的违约行为已经经由裁判转化为当事人的法定义务,故而纳入失信人名单的只能是拒不履行法院裁判的行为人而非违约行为人⑧ 门中敬:《信誉及社会责任:社会信用的概念重构》,《东方法学》2021年第2期。。不仅如此,由于并非所有的守法和履约行为信息都能够反映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如新上路的司机由于紧张撞到行人,可能被追究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这种行为虽然触犯了刑法,却未必能够反映个人的信用状况。故有必要基于上述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的标准,对所有违法行为和违约行为信息进行筛选。对于不宜归入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的信息,可以在授信主体自主性授信的情况下,认定为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以满足其个性化需求。

三是“三维信用论”。该学说认为,信用由“诚信度”“合规度”和“践约度”三个维度构成⑨ 吴晶妹:《三维信用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4页。。将信用范围扩展到守德、守法和履约,属于当前最为广义的信用解释论述,也属于最为系统的信用体系。但将该学说作为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中的信用标准则存在不妥。因为其中涵盖多样态诚信道德文化方面的内容,据此确定和收集的个人信用信息包括道德信用信息、守法信用信息以及契约信用信息等,体量极其庞杂。对此,笔者认为对于学说中的“合规度”和“践约度”应适用前述“守法履约说”的分析框架,对于不满足通用性标准的“诚信度”,则基于基于授信主体的授信行为纳入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范畴,并适用不同于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的信息处理规则。

四是“信誉与社会责任说”。该学说建立在“信誉与商誉说”的基础上,增加了信用主体对其他社会主体的“社会责任”或社会其他主体对信用主体“社会责任的社会评价”① 门中敬:《信誉及社会责任:社会信用的概念重构》,《东方法学》2021年第2期。。该观点认为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且不属于道德层面信誉行为的个人信息,原则上都不应列入社会信用信息的范畴,无需将其纳入失信人名单。该学说在信誉之外,将社会责任作为社会信用征集和使用的另一重要的认定标准,实际上是“信誉与商誉说”和“守法与履约说”的折中选择。该观点给违背法律和约定的失信行为,提供了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依据,进而缩小了“守法与履约说”关于信用的范围。该观点将失信惩戒范围从危害相对人利益的失信行为拓展到危害社会利益的失信行为。然而,该理论最大的不足就是当前的法律法规还缺乏社会责任及责任主体的认定规则。在立法中目前我国仅有《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② 《公司法》第20条第1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应当充分考虑公司职工、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6条第1—2款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等法律明确规定了社会责任,而在理论中关于社会责任的讨论亦未形成较为统一的结论。该观点将完整的社会信用认定体系寄希望于未来的立法,这显然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而存在不足,也将给以此为理论基础的通用个人信用信息范围带来不确定性。

(三)社会信用体系框架下的信用范畴

信用的概念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③ 石新中:《论信用概念的历史演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如古代“尾生抱柱”的愚信已为现代信用所抛弃,传统的金融信用为当前所建设的社会信用体系所吸收。因此我国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的判定,应当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框架之下展开。2007年3月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是我国政府第一个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专门性文件,该意见强调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2013年颁布的《征信业管理条例》,目的在于规范征信活动④ 《征信业管理条例》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征信活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引导、促进征信业健康发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制定本条例。”,推动以征信业为核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应当说,社会信用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建立在市场经济建设的需求之上,旨在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直到2014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作为主要标志的《规划纲要》开篇便指出“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还应服务于社会治理的需要。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时间还不长且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信用风险和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同时存在,尚需统筹解决经济信用和社会诚信问题⑤ 陈柏峰:《社会诚信机制基层运用的实践逻辑》,《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这不仅需要融入优秀的传统诚信文化,还需要满足市场经济和社会治理的需求。当前人类社会已经处在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的历史性阶段,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成为数字经济新引擎的源动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其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战略资源。在此背景下,应当在充分保护个人信息的基础上实现其价值转换。而作为一种特殊的、以利用为目的个人信息,个人信用信息利用的核心目的在于建立信用关系,以破解数字经济交易互信难的问题,因此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范围的设置有必要考虑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具体到社会治理层面,我国应当以信用为着力点,推进多元主体共同解决社会失信危机。一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扩大内需、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增强社会诚信,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三是深化国际合作与交往,适应全球化新形势。随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发展,原本应用于市场经济领域的金融信用已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我国所规划建设的社会信用体系包括社会治理、信用环境建设、国际信用合作等内容。这要求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的收集和利用,不应局限于传统论者所提出的金融信用信息,还应当包括社会治理相关的内容。以此来支撑“放管服”改革和营商环境的优化,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适用“应归尽归”原则

个人信用信息虽属于个人信息的一种,但从个人信息中分离出来之后侧重于利用。特别是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的批量归集,是基于社会的一般性需求展开的,可以作为公众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参考,满足公共利益需求。因此,对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适用“应归尽归”原则具有正当性理由。

其一,具备合法归集事由。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的批量化归集利用,有助于减少信用信息处理者和授信主体重复信息检索的成本,以灵活的方式配置流通中的个人信用信息资源,进而实现个人信用信息价值转换的帕累托最优① 罗娟:《消费者个人信息权保护:公私兼济模式向场景风险模式的转型》,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78页。。正如德沃金所言,“权利理论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或暗示应当或者必须给与个人以高于社会的道德优先权”② 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学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在社会失信问题日益严重,已经严重影响到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秩序时,我们的生活品质被迫降低。对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应归尽归”和自动化分析,是为了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促进现代化社会治理,其公共利益属性不言而喻,故信用主体的个人信息利益应当让渡公共利益的需要。况且,基于“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该自然人合法权益”“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等事由,信用信息处理者和授信主体亦可依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归集和利用他人信息③ 《民法典》第1036条第3项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5条。。

其二,满足公众知情需要。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个人信用信息的开放性需求进一步提高,信用主体权益在必要时应向信用信息处理者的信息收集权益作出适当让渡④ 翟相娟:《个人敏感信息法定采集范围之检视——以大数据征信为背景》,《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这是因为信用主体精准详细的信用状况为公众所知晓,具有以下显著的优势:(1)公众知情所形成的舆情压力可以倒逼信用主体守信,并促进社会诚信意识的整体性提高;(2)保障公众的知情利益,有助于公众更为便捷地了解他人信用状况,从而降低市场交易和社会治理的成本;(3)提高了信用信息的全面性,给与信用主体更多的信息选择空间,从而缓解信用信息领域的“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问题。所谓信息茧房,是指人们通常只关注自己选择的或愉悦自己的信息,长此以往将自己陷入信息孤岛的现象⑤ 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在信用信息领域,由于授信主体对个人信用信息缺乏科学的认知,可能主要关注他人的经济实力和身体健康状况等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作为判断他人信用状况的基础。这实际上属于授信主体“信息偏食”的表现。这种“信息偏食”虽然缩小了授信主体获取信息的范围,提升了信息获取效率,并节约了社会资源;但也存在桎梏授信主体的风险,影响到授信主体对他人信用状况公正、准确的判断;同时导致授信主体往往难以接受异质化的信息并排斥不同的观点,而“增加不同群体、代际间沟通的难度,引发社会治理难题”⑥ 崔淑洁、张弘:《数据挖掘对个人信息的侵害与保护路径》,《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其三,契合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包括:衡量交换物之价值的成本、保护权利的成本,以及监管与实施契约的成本”⑦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对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应归尽归”和深度利用,不仅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和降低交易风险,增加具有良好信用的信用主体获取公共资源的优势。而且存在其中的规范化信用管理作为一种正式约束,能够补充和强化非正式约束的有效性,有助于加强监督⑧ 白银:《个人信用信息利用与隐私保护的平衡路径》,《征信》2021年第7期。。

其四,符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要目的是将合规采集的信用信息向全社会扩散,以方便公众分析判断他人信用状况来选择合作伙伴。避免基于不完整、不及时的信息盲目地进行画像,做出不客观、不公正的信用评价。而个人信用信息能否扩散以及如何扩散则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即缺乏公共利益属性的个人信用信息不需要扩散,公共利益属性强的个人信用信息应当扩散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时间更长,反之则扩散程度更低、范围更小、时间更短。作为具有显著公共利益属性的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对其应当适用“应归尽归”原则,助力系统化的个人信用信息库的有序形成,以便对个人信用信息进行结构化分析和广泛扩散,满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底层信息需求。

三、精准化分析阶段的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

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的归集和利用,虽能够满足社会一般性需求,但实践中信用的判断往往存在主观性,不同行业、不同主体对个人信用信息的需求有所不同。这需要授信主体结合自身需求补充收集其他个人信息。鉴于此类信息存在于特定的信用场景,可基于特殊授信主体的授信行为将其认定为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然其公益属性不及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在归集使用过程中还应遵守个人信息处理的一般性规定,以降低信息处理的合规风险。

(一)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的场景化和个性化需求

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可以满足信用场景化需求。一方面,个人信用信息应当符合多场景的需求,因为不同场景所关注的个人信用信息范畴各有侧重,如科研诚信领域的信用信息收集,应当专注于学术研究领域,而不应期待信用信息处理者收集过多生活领域的信用信息。贷款领域应当更专注履约情况,而不应期待信用信息处理者收集与履约完全不相关的兴趣爱好信息。另一方面,具体场景中授信主体关注的个人信用信息范畴,可能不局限于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还需结合授信主体的使用目的展开。如金融领域收集利用的反映信用主体履约能力的信息,其中就包括年龄、健康状况以及个人资产信息。但年龄大、健康状况不良以及没有资产的信用主体,并不必然会实施失信行为,甚至比更有履约能力的人珍惜信用。实践中,既存在七旬老人为患病去世的儿子5年还债21万元的案例① 《至诚至信!七旬老人坚守承诺,为儿子5年还债21万》,《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1日,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1129300134757694&wfr=spider&for=pc.,也存在四肢健全的高校在读博士生沦为“霸座男”的现象。故被部分领域认定的个人信用信息并不必然具有社会通用性,也不宜基于某种预判将此类信息与信用主体的一般性信用状况相捆绑,以避免社会对年龄大、健康状况差等的信用主体持歧视和偏见态度。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授信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充分考虑交易对象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基于审慎原则选择交易对象。因为在“市场经济”领域,个人信用信息具有私法面向,市场主体参与市场行为本身就是基于营利目的,且投入了时间、资金等成本,基于自由的市场环境合法合规地选择交易伙伴并无不妥。但是,在“社会治理”领域,通用个人信用信息的范围具有公法面向,若同样将此类信息作为信用认定标准,则存在歧视对待的问题。应当基于客观、公平、正义等多重价值去制定标准,更为审慎地判定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而非完全基于主观性标准加以评判。

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可以满足信用个性化需求。由于信用判断的主观感受存在差异,一些信息对特定授信主体来说是个人信用信息。但对其他主体来说,则可能是不被关注,甚至不被认为是个人信用信息。随着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不断成熟,加之数据生产要素化后,海量数据对信用信息系统的“投喂”。信用信息处理者完全可以基于特定授信主体的合法要求,专门为其提供信用主体在某段时间、某个地点、对某人的信用状况。这种“量身定做”的个人信用报告,可以帮助授信主体高效地做出决策,并正在成为未来信用信息产业的主要趋势。即便如此,为保障良好的个人信息利用秩序,应当将这些为提高授信主体个性化需求的个人信息,定性为满足特定行业和个人需要的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在处理过程中适用法律法规规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二)获取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的功能价值

为平衡个人信息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的获取,应当在一般性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框架下展开。但在授信主体和信用信息处理者能够安全、有序地处理个人信用信息的情况下,应当鼓励信用主体主动提供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这是因为此类信息的利用能够兼顾多重功能价值,满足多元主体利益需求。

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补充获取能够兼顾信用工具价值和信用目的价值。从信用资本论的角度来看,“信用是获得信任的资本”① 吴晶妹:《三维信用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第1页,第25页。,是复杂商品交换活动简化机制的核心要素② 王建红:《信用的起源:基于复杂性及其简化理论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页。,并“最终通过社会关系的声誉、经济交往的守信额度、行为记录与评级等表现出来的”③吴晶妹:《三维信用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第1页,第25页。。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具有工具价值,信用主体“可以充分利用自身良好的信用信息,使交易相对方对自身的信用信息(比如偿债)能力产生信赖,有利于个体在交易过程中拓展信用并享受差异化利率,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助力个人信用信息综合效能的提升”④ 侯姝琦、程雪军:《大数据时代个人信用信息权益的法律保护缺位与完善》,《征信》2022年第9期。。所有的信用主体“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希望并且用各种手段为自己创造更多的信用资本,以换取更多与社会交往的资格、信用交易的机会”⑤吴晶妹:《三维信用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第1页,第25页。,已经“把信用当作实现利益的一种手段,并把利益看得高于信用”⑥ 杨文礼:《信用哲学引论》,中共中央党校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3页,第101页。。就授信主体而言,“资本一刻不停地找寻那些有信用的人,并千方百计让其有偿使用自己的钱”⑦ 腾达:《信用资本:开启未来金融的密码》,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69页。,故完整、准确的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已然可以成为授信主体的投资参考工具。信用主体提供更多的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以外的信息,有助于满足多元授信主体的个人信用信息需求,也可以全方位呈现自己的信用状况,进而在信用工具层面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与此同时,信用建设还具有目的价值。一方面,信用体系建设是为了提高整个社会交易的效率,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实施精准高效的信用治理,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为了建立信用社会和诚信环境,提高普通公众的生活质量,“把信用本身当作目的,当作不可违背的规则,当作人格完善的一个基本要求,并且把它置于利益得失之上”⑧杨文礼:《信用哲学引论》,中共中央党校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3页,第101页。。前者属于信用建设的当下目的,后者属于信用建设的最终目的,或者概括为提高自然人自身和社会整体诚信水平的目的。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的自愿提供和补充获取,增大了个人信用信息集合的规模,显然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促进上述目的的实现,助力更为诚信的社会氛围形成。

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的补充获取能够兼顾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在利己主义的驱动下,受信主体对待自身信用信息利用的态度为提供于己有利且完全不涉及个人隐私的信用信息。也即为获得更多信誉,在资格审查和交易选择中获得更多的机会,他们期待关注自身的良好信用信息能够得到普遍和高效的利用,而自身不良信用信息能够被隐藏起来,避免被他人知晓。授信主体则期待能够获取和掌握更多他人的个人信用信息,以满足其精准决策的需求,这导致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的利用与保护处于不断的博弈之中。实际上,纯粹的利己主义已经难以满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需求。更何况当前我国所处的时代不同于老子所提倡的“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也不同于清政府实施的“闭关锁国”,而是开放的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加工利用已经成为很多产业发展的基础,数据产业也将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完全基于利己主义考虑无法满足个人信用信息的社会需要,进而导致个人信息被封闭和无序利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个人享有社会信用体系建成后带来的红利,也需要推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因此,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的补充采集,还必须考虑到利他主义,尽量地实现他人目的或者共同的目的,这是因为“获知他人的详细信誉能带来几乎无限量的价值”⑨ 费蒂克·汤普森:《信誉经济: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价值与商业变革》,王臻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譬如,健康保险公司、房屋出租人等都期望获取信息主体的更多个人信息,并以此来防范客户潜在的风险。这需要更多的信用主体基于利他主义的角度提供自身个人信息,在满足他人需求的同时,实际上在数字经济时代也是极其有利于信用主体自己的。

当然,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的处理也应当受到合理的限制。一方面,不鼓励授信主体归集和利用与他人信用毫无相关性的个人信息,这是因为此类信息的利用已经超出了信用建设的目的,失去了正当性基础;另一方面,对于处于核心领域的隐私信息应当原则上受到绝对保护。因为即便是在刑事案件侦查中,个人隐私也不应当被肆意侵犯,更遑论基于私法面向的需要,而挖掘和利用他人的核心领域隐私,致使信用主体的生活安宁受到重大威胁。

(三)获取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应遵守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通用性个人信用信息具有公共利益属性,应当适用“应归尽归”原则。但对于精细化分析阶段需要补强收集的特殊个人信用信息,则属于行业或授信主体的内在需求。为避免信用信息处理者不能为了一己之私或者其他不正当目的,来收集信用主体的隐私信息,或者通过不当的目的解释,来掩盖隐私信息收集的不当性,导致个人信息处理的无序化。在法律和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直接收集的情况下①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4条规定:“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有权限制或者拒绝他人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处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还需受到一般性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限制。

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的归集受目的限制原则的约束。《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条第1款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具体到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的处理上,应当受到以下约束:(1)目的明确且合理。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的处理应当满足具体明确的需求,尽量避免将抽象的“公共利益”需要或“经济成本”需要等作为个人信用信息处理的目的,而应当具体列明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未来的使用去向,确保其处理过程的透明化。(2)处理目的直接相关。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的处理应当与处理目的存在关联性,禁止滥采滥用或基于非法目的处理他人信息。(3)遵循“最小损害”原则,在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的处理过程中,能不损害信用主体权益的则不损害信用权益,不可避免地损害信用主体权益的应将损害控制到最小。特别是在涉及隐私信息的情形下应当持谨慎态度,加强信用信息处理者的保密义务和责任,避免信息隐私的不当处理给信用主体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特殊性个人信用信息收集范围受信用主体行为能力的约束。《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1条第1款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该法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视为“敏感信息”,并规定了严格的处理规则。

然而,当前的地方信用法规和规章,主要将信用主体(自然人)限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② 参见《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第2条第2款;《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第2条第1款;《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第2条第1款。;也有地方限制为“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③ 参见《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第2条第2款。;还有不少地方仅规定为“自然人”,而未作任何限制④ 参见《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第1条和第3条。。应当说,该现象反映了地方信用立法对作为信用主体自然人的年龄或者行为能力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由此所衍生的问题也是当前信用立法亟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笔者认为,对于自然人无须设置任何年龄限制。根本原因在于自然人的信用状况是客观存在的,与之对应的个人信用信息也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会因为行为人年龄的大小而不存在信用信息。只是在未成年个人信用信息处理规则和后续失信惩戒规则上,需要考虑到对未成年的特殊保护要求,根据年龄的不同进行区别对待。不仅如此,不设年龄限制的理由还包括:其一,社会信用体系的目的价值在于提升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一方面,对自然人的良好信用信息不但不应当设置限制,反而应当将未成年人的良好信用信息作为典型加以宣传,以强化对诚信未成年人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可。另一方面,诚信品质的培养应当从小抓起,对于具有诚信行为识别能力的未成年人,应当尽早遏制其为获取利益而违法失信的机会主义倾向,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诚信观。收集未成年人的不良信用信息,也正是为了实现对未成年人失信行为的威慑效果,让其从小就懂得守信的重要性。当然,对于未成年人的失信行为,应当秉持审慎态度,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①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第1款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毕竟未成年人的信用可塑性相较成年人更强,对其适当的引导、教育与矫正,更利于其回归社会。其二,16周岁以上被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行为人可基于其信用状况开展经济社会活动② 《民法典》第18条第2款规定:“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助于刺激限制行为能力人在其对应的能力范围内诚信地开展民事活动。其三,与刑法的谦抑性相衔接。刑罚作为惩治犯罪的手段,是法律惩戒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能过于广泛地介入社会生活。当前我国《刑法》将一般性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为已满16周岁的人,特殊罪名的责任年龄也降至已满12周岁③ 《刑法》第17条第1-3款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实际上承认了未成年人的辨认及自控能力。相较而言,集中的诚信教育和严重失信信息的封存式记录对信用主体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要轻于刑事处罚,故而更有加以规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四,对未成年人的严重失信信息可以采取封存方式予以保存,其目的不仅在于发挥威慑作用,也在于防止不当的公开给未成年人带来悲观的自我放弃心态。

具体而言,在收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用信息时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当然,信用信息处理者还需要对此制定专门的个人信用信息处理规则④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1条第2款。。在收集已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不良信用信息后,对于存在轻微失信行为的未成年人应当责令其接受诚信教育或培训等,以达到帮助其悔改的效果;对于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未成年人的信息,在前者基础上还应当借鉴《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规则予以封存⑤ “封存”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得到了较好的运用,充分实现了预防犯罪、促进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功能。其依据为《刑事诉讼法》第286条的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四、结语

正如耶林所言“法律用来保护这些价值的手段和方法不可能是一致的和一成不变的。这些手段和方法必须同当时的需要和一个民族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相适应”⑥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个人信用信息先于现代信用法律而存在,且早已被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应用于实践之中。我国当前构建的社会信用体系,赋予了个人信用信息时代意义和中国特色,是古今中外之创举。这也意味着其范围应当受到社会环境、国家政策以及已有法律的调适。为充分释放信用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功能价值,在保护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我国应采用“通用性+特殊性”标准来判定个人信用信息,最大程度地满足信用社会和数字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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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后研究人员,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立法研究”(20ZDA05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4批面上资助项目“AIGC应用背景下隐私保护的理论转型与规则体系研究”(2023M74385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