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摘 要: 声明公报是政府间沟通合作的重要渠道,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的签署对于两国或多国合作开展中文教育能起到制度性保障作用。通过对十八大以来中外联合发表的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的历年数量、占比、走势、发表主体、分布特点、纳入形式、关键词、表述角度、纳入或未纳入原因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十八大以来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签署数量占签署总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后疫情时代全球中文学习需求迅速反弹,2023年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签署数量和占当年声明公报总数比例均达到历史高峰;已签署和未签署国家具有一定的全球性分布特点和规律性动因。在未来,可据此有针对性地利用声明公报这一政府间合作渠道,进一步优化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全球环境。
关键词: 声明公报;政府合作;中共十八大;国际中文教育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文化的载体,是促进人类文明交流对话的桥梁。中文是中国的语言,也是世界的语言。推进新形势下的国际中文教育和世界语言交流合作,需要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① 新华网:《丁薛祥出席2023世界中文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国际中文教育作为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融入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载体,为世界各国民众学习中文提供帮助,是中国作为中文母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② 尹冬民、唐培兰:《中文纳入各国国民教育体系发展状况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22年第4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中文教育在全球蓬勃发展,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全球已有16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499所孔子学院和793个孔子课堂,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中文教育项目,85个国家通过颁布法令政令等方式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60多个国家设立中文水平考试考点1300多个,累计考试人数达5800多万人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3000万。① 柴如瑾、唐培兰、李建涛:《中文为桥 让世界相通相亲——来自2023世界中文大会的声音》,《光明日报》2023年12月12日。
民间需求和官方推动是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双引擎、双动力,而政府参与推动语言交流合作具有官方性、权威性、范围广、速度快、机制化、持续性的特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畅通国际中文教育政府合作渠道,对于保障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面对跌宕起伏的国际局势和突如其来的各种挑战不降档不失速,将起到关键作用,具有深远意义。
外交部声明公报② 说明:本文所称声明公报的研究样本主要来源于外交部网站资料,声明公报中所列示的所有条目,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声明、联合公报、联合宣言、规划、行动计划、新闻公报、联合新闻稿、成果清单等。参考外交部官网信息。是对外交流和发声的最权威官方渠道之一,对于表达两国或多国政府共同合作意愿,体现中外政府合作内容,建立跨境活动制度性保障起到重要突出作用,在推动中外政府合作推进中文教育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声明公报按照发表主体分为单发声明公报和联合声明公报,分别表达双方政府或多方政府对相关事项的关切。与政治互访等政治互动相比,联合声明公报作为双边或多边正式文件,更能反映政治关系的实质效果,对双边或多边外交关系具有较强的制度性效应和约束力。③ 韩永辉、麦炜坤、王贤彬、韦东明:《稳健外交关系驱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来自双边联合声明公报签订的证据》,《国际经贸探索》2022年第5期。
本文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多个维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关涉国际中文教育的声明公报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
中外联合声明公报中频繁出现国际中文教育、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汉语、语言教育、中文等关键词。中国与东道国签署的双边或多边联合声明公报,不仅能够向外界释放出积极信号,增强双方或多方合作开展中文教育的意愿和信心,更能为中文教育在东道国的开展提供外交层面的制度性保障,优化中文教育在东道国的发展环境。
国内对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的研究比较有限,目前通过中国知网搜索仅有尹冬民对2004年国家汉办成立至2016年之间的涉孔子学院中外声明、公报进行了基本情况梳理,总结了特点启示并提出了相关建议④ 尹冬民:《涉孔子学院声明、公报的内容分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11期。。除此之外,尚未发现语言领域以声明公报为主题的专门研究文章。但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以及跨境贸易和跨境投资领域有相关文章对声明公报进行了研究。虽然国际中文教育与经贸投资属于不同的领域,但两者皆属于跨境活动,一个是语言文化活动,一个是经济活动,都会或多或少受到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研究时一些理论、观点、案例可以相互借鉴。
部分研究明确了声明公报是体现双边或多边外交关系亲疏的测量依据。比如,韩永辉等指出,两国间联合声明、联合公报、联合新闻公报等外交文件更有助于体现稳健的双边外交关系⑤ 韩永辉、麦炜坤、王贤彬、韦东明:《稳健外交关系驱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来自双边联合声明公报签订的证据》,《国际经贸探索》2022年第5期。。孙学峰和丁鲁具体测量两国间伙伴关系升级的思路,就是比较两国建立伙伴关系和后续联合声明中的相关表述进而判断双方政治或安全合作是否深化或扩大⑥ 孙学峰、丁鲁:《伙伴国类型与中国伙伴关系升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2期。。同理,双边或多边国际中文教育合作的紧密程度,也可以通过研究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测量、判断。
部分研究分析了声明公报对跨境活动的保障促进作用。比如:声明公报等文件有利于体现两国或多国政治偏好的趋同性,并增强企业跨国并购的积极性,保障企业跨国并购成效①Theo S.Eicher,Lindy Helfman,Alex Lenkoski,“Robust FDI Determinants:Bayesian Model Averaging in the Presence of Selection Bias,”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vol.34,no.3,2012,pp.637-651.;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为各类交易活动的进行提供高效、规范的框架②Du Yingxin,Ju Jiandong,Carlos D.Ramirez,et al,“Bilateral Trade and Shocks in Political Relations:Evidence from China and Some of its Major Trading Partners,1990-2013,”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108,2017,pp.211-225.;双边外交关系作为政治制度之一,能够提供长期性的正式制度安排,并有助于两国间经济贸易合作以及投资合作。③Harold Creusen and Arjan Lejour Creusen,“Market Entry and Economic Diplomacy,”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vol.20,Issue.5,2013,pp.504-507.④Cristina Jude and Gregory Levieuge,“Growth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Economies: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The World Economy,vol.40,no.4,2017,pp.715-742.同理,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的发表,对于国际中文教育领域跨境活动也具有相应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也有学者把孔子学院的设立作为优化经贸投资环境的制度性保障内涵之一,通过数据分析和实证分析证明了外交关系、跨境语言文化活动、跨境经贸投资活动三者互相促进、互为保障、互为动力。如李青等就发现孔子学院有利于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跨文化交流,并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在共建国家的海外并购⑤ 李青、韩永辉、韦东明:《文化交流与企业海外并购——基于“一带一路”孔子学院的经验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20年第8期。。因此,研究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不仅可以优化促进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还可以印证和分析中外政府外交关系发展状况,促进跨境经贸投资等经济领域活动顺利开展。
1.十八大以来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签署总量增长迅速。从签署总量看,自国家汉办2004年成立以来至2023年底,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共发表175件;十八大召开后至2023年底,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共发表137件。十八大以来签署的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数量约占2004年以来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总量的78.29%,超过四分之三,占绝大多数,如图1所示。

图1 十八大以来至2023年底发表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占比和2004年国家汉办成立以来至十八大召开发表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占比
从占同期外交部声明公报总数比例看,2013年至2023年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2012年11月8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没有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发表,为方便表述和统计,党的十八大以后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数据从2013年开始。中外联合发表的声明公报等文件共计645件,其中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共计137件,占总数的21.24%,相对于十八大之前8.98%的占比,翻了一番多,如下页表1所示。
表1 2004—2023年历年中外联合签署发表文件数量

2.新冠疫情期间,国际交流大幅减少,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发表数量下降明显。2020年仅2件,2021年仅4件,不及十八大以来年平均值13.7件的三分之一。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发表数量占中外联合发表声明公报总数比例也降到十八大以来的最低点,2020年占比4.55%,2021年占比7.84%,十八大以来该数据仅此两年低于10%。
3.后疫情时代迅速反弹,2023年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发表数量达到历史次高峰,占同期声明公报总量比例达到历史最高峰。虽然新冠疫情暴发后的第二年即2020年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数量降到历史最低点(2件),但从次年开始,2021年(4件)、2022年(8件)和2023年(22件)连续三年实现翻倍增长。从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发表绝对数量上看,2023年以发表22件成为仅次于2014年24件的次高峰;从占当年中外联合发表声明公报总数比例上看,2023年以占比33.85%达到历史最高峰,如下页图2所示。
综合上述多个不同角度的数据都可以看出,2023年中外联合发表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数量迅速攀升并迎来新波峰,反映出疫情过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回暖,全球对国际中文教育的需求量仍旧巨大。

图2 2004-2023年年度中外联合发表声明公报总数和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数及占当年声明公报总数比例情况走势图
1.总体数据概览。经统计分析,在137个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中,122个与国家联合发表,12个与区域组织联合发表① 本文在统计与中国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的国家过程中,如该国即使作为单个国家尚未与中国签署,但其参与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如欧盟、东盟、非盟、拉共体)已与中国整体签署,即算作该国也属于已签署之列。这些地区性组织比较能够体现成员国的集体意志,但是不同组织的约束力还是存在差异。。分洲别看,亚洲共计31个主体67个文件,其中29个国家(64个文件),2个组织(阿拉伯国家1个文件,东盟2个文件);非洲共计7个主体9个文件,其中包括6个国家(7个文件)和1个组织(中非合作论坛2个文件);欧洲共计18个主体41个文件,其中包括16个国家(39个文件)和2个组织(欧盟1个文件,中东欧国家1个文件);美洲共计8个主体18个文件,包括7个国家(13个文件)和1个组织(拉共体5个文件);大洋洲共计2个国家2个文件,详见表2。
表2 分洲别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数据

2.五大洲占比不均衡。亚洲、欧洲与中国政府签署的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主体数量和文件数量均遥遥领先其他三个大洲。从主体数量来看,亚洲占比达46.97%,欧洲占比达27.27%,两者合计占比74.24%;从文件数量看,亚洲占比达48.91%,欧洲占比达29.93%,两者合计占78.84%(见表2)。主体数量和文件数量两项数据亚洲都分别占总数近一半,亚、欧两洲合计后的两项数据均占总量超过四分之三,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三个大洲两项数据合计占总数比例均不到四分之一。五大洲占比不均衡,尤其是美洲、非洲和大洋洲较亚、欧两洲占比悬殊,如下页图3所示。
3.签署文件数量较多的主体分布特点。签署文件超过3件的有16个国家和1个国际组织:俄罗斯10件,巴基斯坦6件,拉共体、法国、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柬埔寨各5件,德国、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尼泊尔各4件,美国、巴西、保加利亚、阿富汗、老挝各3件。上述17个主体共签署77件,占文件总数的56.20%。

图3 十八大以来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签署主体数量和文件数量分洲别占比分布图(外圈:文件数量;内圈:主体数量)
分析发现,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数量较多的主体分布呈现出以下特点:(1)全球性大国几乎都未缺席。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除英国(1件)外全在其中,除此之外,德国也在其中。(2)周边邻国居多,且与上合组织国家有较大重叠。除印度、哈萨克斯坦和伊朗外,上合组织成员国9国中6国均在内,阿富汗、柬埔寨和尼泊尔均是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另据上合组织秘书长张明表示,白俄罗斯也将于2024年加入上合组织① 《上合秘书长:上合扩员进程不会停止,预计明年白俄罗斯可完成所有程序》。。(3)区域性大国也在其中。如巴西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越南虽不是上合组织相关国家,但既是中国邻国也是东南亚地区较有影响力的国家。(4)签署较少或未签署的几个大国多为英联邦(前)成员国。如英国只在2014年与中国签署了1件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作为区域性大国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英联邦前成员国)十八大以来均未与中国签署过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
主要涉及以下八种次级类型。
1.联合声明、联合公报、联合宣言。这三类文件在政府间交换文本中占主体地位,将国际中文教育纳入文本的有2023年4月中国和法国联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联合声明》、2019年3月中国和意大利联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2023年5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等。经统计,十八大以来将国际中文教育相关内容纳入文本的联合声明有78件,联合公报有13件,联合宣言有9件,三类文件共计100件,占到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总体数量的72.99%。尤其是联合声明数量明显多于其他类型文件,仅这一类文件就占总体数量的56.93%。
2.规划、纲领类文件。此类也是中外联合发布外交文本中的常见类型,将国际中文教育纳入文本的有2013年10月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联合发表的《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规划》、2013年11月中国和欧盟联合发表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2014年11月中国和墨西哥联合发表的《关于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纲领》等。经统计,十八大以来将国际中文教育纳入文本的规划有9件,纲领有2件。
3.行动计划。此类文件出现频率和规划类文件大致相同,将国际中文教育纳入文本的有2014年9月中国和斯里兰卡联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2017年9月中国和美国通过的《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行动计划》、2018年9月中国和非洲共同制定并一致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等。经统计,十八大以来将国际中文教育纳入文本的行动计划有9件。
4.新闻公报或联合新闻稿。此类文件在外交领域较为常见,甚至比规划和行动计划出现频率更高,但十八大以来涉及国际中文教育的不多,新闻公报仅3件,联合新闻稿仅1件。如2014年9月中国和马尔代夫联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尔代夫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2019年2月中国和加勒比建交国联合发表的《中国和加勒比建交国外交部间第七次磋商联合新闻公报》、2023年5月中国和巴基斯坦对外发布的《中国和巴基斯坦第四次外长战略对话联合新闻稿》等。
5.协议或备忘录。此类文件签署数量相对较少,有较强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代表实质性的外交成果,部分为在联合声明、联合公报之下的落实类文件。如2015年6月中国和法国签署的《关于开展语言合作的协议》、2022年12月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2015年11月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教育部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教育交流与合作备忘录》等。
6.成果清单、政策文件、合作项目名录等其他类型文件。这些类型文件出现频次较少,涉及到国际中文教育的有2016年6月中美两国达成的《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2016年3月中国和韩国发布的《2016年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交流合作项目名录》等。
上述几种类型的情形可以标示为下表3。
表3 十八大以来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纳入形式一览(截至2023年末)

三、具体内容分析
经统计,十八大以来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中,国际中文教育相关关键词如中文(汉语)、孔子学院等出现频次高达400余次,其中中文(汉语)121次,孔子学院87次,中文(汉语、语言)教学61次,教师(师资)36次,奖学金26次,孔子课堂18次,教育体系9次,教材5次,汉语桥4次。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上,可以看出中外合作的重点方向和关注的重点事项。
经归纳提炼,在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中,关于国际中文教育的相关表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中外方支持开设、新建、扩建、推动办好孔子学院(课堂)。如2013年9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的两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指出“吉方支持中方在奥什开设的孔子学院,并将提供积极协助”。2023年9月中国和柬埔寨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联合公报》提到“推动在柬孔子学院建设和柬中文教学高质量发展”。
2.中外方赞赏、肯定孔子学院(课堂)在语言和文化交流合作方面作出的贡献。如2015年5月中国和巴西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提到“肯定孔子学院为巴西汉语教学作出的贡献”。201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提到“双方肯定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和卡蒙斯学院、葡萄牙东方学院在促进两国人民间的文化和语言传播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3.中外方肯定语言教育在促进人文交流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意继续加强语言交流合作。如2014年2月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发表的《关于深化中巴战略与经济合作的联合声明》提到“双方认识到语言在促进人文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意推动在巴基斯坦开设更多孔子学院”。2023年10月中国和老挝签署《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4—2028年)》指出“加强中老语言文化教学合作,促进文化交流。”
4.中方表态支持外方或中外方互相支持对方的语言教学场所及设施、师资、教材、奖学金、交流项目等需求。如2018年6月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马耳他共和国政府中长期合作规划指导委员会首次会议纪要》提到:“强调将继续共同办好马耳他大学孔子学院,支持其开设孔子课堂。中方将继续通过‘汉语桥’、夏令营、孔子学院奖学金等项目,以及帮助培养本土教师,提供汉语教材等方式,支持马方开展汉语教学。”2023年2月中国和伊朗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联合声明》提到:“双方同意加强中文和波斯语教育,愿互派留学生和教师。未来5年中方愿向伊方提供100个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5.中外方表示支持将中文教学纳入外方国民教育体系。如2021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提到:“双方将继续支持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非洲发展。中方欢迎非洲各国将中文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将通过多种方式进一步支持非洲各国开展中文教育。”2021年12月中国及拉共体成员国共同制定的《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4)》提到:“中方支持拉共体成员国开展中文教育,助力中文纳入成员国国民教育体系,基于互惠基础上在拉开办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
按照外交部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全球五大洲共有196个国家(地区)①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信息。。经梳理,十八大以来包括国际组织在内的与中国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公报的主体有66个,把国际组织成员国② 因部分国际组织成员国有变动,如英国于2020年脱离欧盟,该统计以签约当时国际组织所覆盖成员国为准,能更好体现当时当下国家(地区)的中文学习意愿。加上并去除重叠国家统计后,与中国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的国家(地区)有163个,占全球国家(地区)总数的83.16%,尚未与中国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公报的有33个,占16.84%,具体如表4所示。
表4 十八大以来尚未与中国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公报的33个国家(截至2023年末)

目前,全球由中国主导创立的国际组织和会议有四个,分别是上海合作组织(9国①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信息。)、金砖国家(5国②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信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109成员③ 参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官网信息。)和博鳌亚洲论坛(29国④ 参考博鳌亚洲论坛官网信息。)。另外,中国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截至2024年2月,“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计153个⑤ 参考中国一带一路网信息。由中国主导创立的国际组织成员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从政治或经济上与中国联系比较密切,也在较多领域与中国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双方有较大合作空间,这些国家中尚未与中国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的或可成为下一步相关工作的重点方向。
经对照统计,十八大以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尚未与中国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的只有印度1国;金砖国家5个成员国均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中有印度、以色列、土耳其、东帝汶、澳大利亚、斐济、库克群岛、萨摩亚、汤加、瓦努阿图10国未签署。博鳌亚洲论坛发起国中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以色列4国未签署。“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尚未与中国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的有土耳其、东帝汶、乌克兰、摩尔多瓦、斐济、基里巴斯、库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纽埃、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瓦努阿图13国(地区)。以上国家去重后共有17国,主要分布在亚洲、欧洲和大洋洲,具体如表5所示。
表5 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博鳌亚洲论坛发起国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尚未与中国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的国家(十八大以来至2023年末)

(二)与中国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数量较多国家(地区)的特点和动因
分析与中国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数量较多的国家(地区/组织),往往具有以下所有或者其中几个特点。这些特点同时也是促使一国(地区/组织)与中国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的动因和因素。
1.经贸往来密切。前文提到此前已有相关文献对外交关系、跨境语言文化活动、跨境经贸投资活动三者的互动性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经贸往来越密切的国家,相互间的语言学习需求越大,也更容易将中文教育相关内容纳入到声明公报中。从中国前18个贸易伙伴与中国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的情况也可以印证这一点。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23年中国前18个贸易伙伴中(表6所示),绝大多数已经与中国签署了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只有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三国没有与中国签署。
表6 2023年中国贸易伙伴(国家)TOP18

注: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整理
2.两国拥有较好的政治外交关系,甚至互为战略倚重。在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和战略互信之下,政府间和民间各种合作往往比较畅通。在共同利益诉求下,政府直接推动对于中文学习的推广更为高效,将语言学习、中文教育等内容纳入两国签署的声明公报内容中就水到渠成。通常情况下,在外方政府相关落实政策推动下,往往会将中文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能更好推动本土中文教育发展。
3.人员交往频繁。国与国之间人员往来是否频繁一般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经济贸易规模大小、两国地理位置远近、旅游业发达程度、是否存在劳务输出或输入。人员交往频繁,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自然会产生语言学习需求。
4.地缘关系密切,如邻国。相邻的国家间尤其是在没有恶劣地理环境阻挡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人员的流动,也有利于经贸的开展,甚至边境地区还存在较多民间通婚的情况,这些都有利于产生语言学习的需求。
以上几个特点有的孤立存在于某个国家,有的叠加存在于某个国家,且几个因素相互作用,互为影响,使这些国家对中文学习需求旺盛。叠加因素越多,双方中文合作越多越深,签署的涉国际中文教育联合声明公报就越多。比如俄罗斯同时满足上述4个特点,从统计数据来看,也是十八大以来与中国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数量最多的国家(10件,年均1件)。其他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数量较多的国家或组织如巴基斯坦、拉共体、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柬埔寨等则可同时满足其中3个或者2个特点。
分析某些国家尚未与中国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的原因,可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点:(1)双边经贸和人员往来数量较少,对中文的学习需求不大。其中有的是因为国家较小,经济体量较小,如部分太平洋岛国、部分欧洲小国;另外有的国家是因为奉行不开放政策,如朝鲜。(2)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非洲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签署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而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员国包括中国、与中国建交的53个非洲国家以及非洲联盟委员会。斯威士兰因是非洲唯一与中国未建交国,其也未与中国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3)经贸往来密切且中文学习需求较大但与中国政治关系微妙。比如日本国内开展中文教育有较长的历史,也有一定规模的中文学习需求,但中日政治关系微妙,中文学习大多存在于民间合作,孔子学院等中文学习机构也多与日本私立大学合作建立,政府间主导的中文教育合作较少。印度也存在类似情况。(4)中文教育开展历史较长,本土化发展基础好,资源配置较为完备,进入自主发展阶段,不太需要政府层面继续推动,或政府层面推动的积极性不高。如马来西亚开展中文教育历史悠久,当地有完整的中小学乃至大学的中文教育体系,有开展中文教育的自治教育领导机构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教育经费由当地华商捐赠,马来西亚政府对中文教育的参与不多。马来西亚未曾作为国家主体与中国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但其是东盟成员国,东盟整体曾与中国签署过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马来西亚政府对中文教育不积极不抵制的态度。(5)永久中立国,如瑞士。该国中文学习重研究,应用需求不多,导致需求总量有限,因此未作为个体与中国签署过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同时,该国作为中立国未参加任何国际组织,也没有作为国际组织成员之一与中国签署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6)母语为英语,因英语是全球通用语所以对包括中文在内的外语学习需求都不大。如英联邦王国(前)成员国。易学瑾和刘宝存针对英国中小学外语教育做过研究,提到从制度上,英国政府2004年规定,超过14岁的学生法律不再要求其将外语作为必修课程;观念上,因为全球英语(Global English)观念的存在使学生们普遍认为“学习英语这一门语言就足够了”,导致“外语无用论”在英国盛行;学习难度上,外语学习难度大且难以取得好成绩,学生更愿意将时间花在容易得分的英语、数学等主流课程上;客观条件上,缺乏资金支持和教师来源受限也限制了英国外语教学的发展。① 易学瑾、刘宝存:《脱欧后英国中小学外语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比较教育学报》2022年第3期。
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文学习需求迅速反弹,这为中国顺势而为以民间需求促官方机制建立,推动国际中文教育机制化发展,以机制化发展为解决本土化发展难题铺路,进而为推动中文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难得历史机遇。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的理论与实践,有利于纵向把握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横向了解有关国家中文学习意愿和全球分布特点,进而有针对性地匹配国际中文教育资源,促进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也有利于总结经验,优化利用好声明公报政府间合作渠道,为拓展和深化语言交流合作提供更多助力。鉴于此以及前文论述,在未来可以在以下八个方面更加着力。
1.提高对声明公报研究的重视程度,有效使用声明公报这一政府间沟通渠道。声明公报在测量两国或多国外交关系的亲疏远近上,以及在对跨境语言文化、经贸投资等跨境活动的保障促进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国内对其研究不多、重视不够。建议可以探讨将领导人出访、会见、发表声明公报、签署细分领域的合作备忘录/协议等一揽子综合研究考虑,构建通过发展国际关系和外交活动保障跨境语言文化、经贸投资等活动的分等级制度性保障体系和工具箱,并建立实施落实台账,精细化优化外交、语言文化、经贸投资等跨境活动的效率和效果。
2.发挥元首外交作用。声明公报作为政府间正式文件,大都由国家元首主持签署。经统计,十八大以来签署的137份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中,有84份是由习近平主席与外国国家元首主持签署,占比61.31%。尤其刚刚过去的2023年,22份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中有18份由习近平主席与外国国家元首主持签署,占比达81.82%。因此,应进一步发挥元首外交作用,既有利于增加声明公报签署数量、提升质量、扩大影响力,也有利于后续文件落实。
3.建立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会商落实机制,加强与外交部和前方使领馆协同协作。实现声明公报发前会商,发后落实。双方政府签署声明公报前,对涉及到国际中文教育教师培训、奖学金提供等细节进行沟通协商,优化文件内容表述,有效发挥声明公报作用。发后建立落实机制,形成落实工作台账,促进声明公报有效落实。
4.从全球语言治理的高度看待声明公报作为政府间沟通渠道的重要作用,推进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有意识地提升中文在世界语言格局中的地位。世界语言格局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附属产物① 王春辉:《当代世界的语言格局》,《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4期。,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逐步提高和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中文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应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作为国际通用的政府间沟通渠道,无疑是进行全球语言治理的抓手之一。
5.通过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建构语言国际教育的中国模式。建构语言国际教育的中国模式,是人类跨语言文化交流的有益尝试。纵观人类历史,跨语言文化交流川流不息、愈来愈频繁,尤其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更是进入全球化的繁荣期。在此过程中,人类的语言国际化出现了许多模式,比如阿拉伯语等的宗教模式、法语和英语等的殖民模式等,而几十年来的中文国际化实践则建构起了一种和平发展背景下的合作共赢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国际中文教育不是要侵略其他语言的生存空间,而是要与其他语言和睦相处、和谐共存,从而为维护和发展世界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共同努力。② 王春辉:《历史大变局下的国际中文教育——语言与国家治理的视角》,《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为推动这种语言合作共赢模式的建构与落地,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作为已经比较成熟的、和平的政府间沟通工具和方式,应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6.重点将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纳入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签署范围。原因有三:第一,国际中文教育一直以来坚持服务国家大战略、大外交。第二,“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搭桥。语言铺路,需要既达意又表情;既看得明白又看着顺眼③ 李宇明:《“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真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确实少不了“语言互通”的帮助,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语言互通是“五通”的基础。因为没有语言互通,政策难以沟通,也会影响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更谈不上民心相通。④ 陆俭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语言铺路搭桥》,《文化软实力研究》2016年第1卷第2期。第三,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大多存在较大的中文学习需求,双方或多方政府适时将中文教育内容纳入声明公报,有利于中文教育在当地有效开展,回应民众诉求,满足学习需求。
7.尽管部分英语国家目前学习中文需求相对有限,但仍可将在这些国家的中文教育发展纳入远期规划。虽然目前英语在全球语言格局中一家独大,但是未来发展尚未可知。比如Graddol就指出,到21世纪中叶,英语的主导地位很可能会有所下降——英语将位居汉语之后,与阿拉伯语、北印度语和乌尔都语的地位相差不多。⑤ Graddol,David,English Next:Why Global English May Mean the End of“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e”,London:British Council,2006.我们应该对国际中文教育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适时将英语国家纳入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签署的工作方向之一,加速推动历史进程,积极拥抱未来。
8.语言教育正在进入数字时代⑥ 王春辉:《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发展的趋势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3年第2期。,包括中文在内的全球外语学习都面临人工智能技术的机遇和挑战,对此我们应未雨绸缪,提前铺垫,妥善应对。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孔子学院等中文教育机构不仅仅是语言学习的平台,更是起到了解中国、促成贸易并购等文化、经济活动的桥梁或铺垫者的作用,经济活动的门槛一般较高且目的性较强,在某些情况下容易受限;语言文化活动的门槛相对较低且公益性较强,容易被民众接受。为应对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的语言翻译功能和信息传递功能,或可重视发挥语言的交际交往功能、情感表达和认同、文化传承功能、审美功能等。既可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对语言学习的冲击,也有利于进一步强化语言促进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可据此创新国际中文教育形式,并在声明公报的文本表述中逐步体现。
国际中文教育的未来可期。一是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国强则语盛;二是全球大多数国家存在学习中文的客观社会需求;三是新冠疫情期间压抑的中文学习需求在疫情后集中释放。中国政府应紧抓机遇,优化使用好以声明公报为代表的政府间沟通渠道,通过官方声明公报构建国际中文教育本土化发展环境,通过将国际中文教育相关内容纳入外交文本,构建支持中文教育发展的制度性保障;反过来以中文学习者的语言沟通便利性和文化认同性,促进双边或多边经贸和政治合作,形成良性循环。
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的发表对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增量和提质都有促进作用,相比较来讲,对于提质是不可多得的渠道。尤其是将中文进入国民教育体系相关内容纳入声明公报,对中文教育融入当地教育体系,实现本土化高质量发展,具有直接作用和权威效果。目前国际中文教育发展从追求数量逐渐进入也必将进入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任何一个国家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都面临进入国民教育体系问题。有效使用和善于使用声明公报这一政府间沟通渠道,把中文进入国民教育体系纳入声明公报内容,进而以政府权威直接推动落实,将使中文进入各国国民教育体系工作事半功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涉国际中文教育声明公报的签署主要反映政府主导的官方中文教育合作的密切程度,能反映但不能完全代表一国整体中文教育发展情况。因为一国开展中文教育不仅有官方推动和政府合作,更有社会需求和民间合作。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路径的有机结合,才能为国际中文教育未来的行稳致远提供根本保障。
作者简介:
郑延巍,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助理翻译;
王春辉(通讯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国家语委)语言治理研究融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2021年度重大项目“我国语言文字治理体系现状及创新研究”(ZDA145-1)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子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