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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游视角中打捞个人历史——论贾植芳的回忆录写作



摘 要: 贾植芳既是七月派作家、所谓“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又是复旦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回忆录。贾植芳回忆录写作的特殊之处是将其怀人文章和自传整合在一起,不仅包含贾植芳本人的经历,也涵盖了他与友人们的交游史以及友人们的故事。这一特殊写法既与客观上的历史情境及个人经历有关,也是其自身有意为之的结果。贾植芳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纂工作中的思路,重建了个人生活史。考察贾植芳的回忆录写作,可以看出现代文学亲历者和学科建设者这两个身份在贾植芳身上的合一。

关键词: 贾植芳;回忆录;交游;胡风

贾植芳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第一代学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学科拓荒期和1978年后学科“拨乱反正”的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① 参见张业松:《贾植芳先生学术贡献简述》,陈思和编:《贾植芳先生纪念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5-389页。不过,相较于复旦大学教授的学者身份,贾植芳更是以七月派作家和所谓“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为世人所熟知。自1987年退休后,贾植芳逐渐将“中心工作”从学科建设转移到“自我认知中最具有价值感”② 张业松:《书信里的八十年代——贾植芳致古剑书信发微》,陈晓兰编:《师道:贾植芳和他的学生们》,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10页。的回忆性写作上,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生活回忆录》的写作。这份回忆录于1992至1995年间分八期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狱里狱外》。

新时期以降,文坛出现了新文学老作家写作和出版回忆录的热潮。《狱里狱外》正是这股热潮中的重要著作,它的连载“颇激动了一些读者的心”③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73页。,出版后更是“销路不错”④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33页。。不过,这批老作家的回忆录在过去的学术研究中主要是作为史料被参考引用。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对“回忆录热”这一现象及背后的生产机制进行了考察① 如孙大坤:《组织制作记忆——关于新时期老作家回忆录写作的文学机制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期;金鑫:《八十年代老作家回忆录初论——以〈新文学史料〉为例》,《文艺争鸣》2014年第12期;徐洪军:《80年代作家回忆录出版状况考察》,《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1期。。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以及鲁迅、巴金等个别作家的回忆录,对20世纪最后十年出版的回忆录和大量其他作家的回忆录的研究仍显不足。在历史语境中对贾植芳的回忆录写作进行深入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贾植芳,也有利于深化对“回忆录热”的研究。

《狱里狱外》分为上下两部,上部《狱外记》从1948年写起,下部《狱中记》则交代了再次入狱后的所见所闻,以两次进出监狱为经线,以青年时期投身社会运动和抗日战争为纬线,串起来了贾植芳传奇而曲折的一生。由于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狱里狱外》最常被谈起的话题是苦难和人格,贾植芳所历经的苦难和在苦难中的坚守被认为是一代知识分子命运及“精神传统”的体现② 陈思和:《留给下一世纪的见证》,陈思和编:《贾植芳先生纪念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贾植芳的人生与曲折动荡、民族危机深重的现当代中国历史血肉相连,这也使得《狱里狱外》不仅被视为对贾植芳个人遭际的记录,更被看作是中国现当代史的“真实”写照③ 今富正巳:《尊敬高贵——〈狱里狱外〉的启迪》,陈思和编:《贾植芳先生纪念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

如果将《狱里狱外》仅视为贾植芳的自传,上述的理解无疑是极为准确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在《狱里狱外》中,贾植芳花了颇多篇幅介绍、描述他所交往的其他人的命运,已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狱里狱外》这部回忆录里,充满了繁复的人与事。你会惊奇地发现,这部个人的回忆录讲了许多别人的事情、别人的命运;它对抽象的历史的兴趣,还没有对作者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兴趣大。④ 张新颖:《贾植芳先生的乐观和忧愤》,陈思和编:《贾植芳先生纪念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他人的生平遭遇成为自传中的重要部分并不特别,而回忆录更是被认为相较于自传的“自我表达”更侧重“历史见证”⑤ 张亮:《曹聚仁的“乱世哲学”——以〈我与我的世界〉为中心》,《汉语言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因此内容上除了包括叙事人“自己的生命经历”与“参与或见证了的历史事件”,通常也包括“别人的生活片段”⑥ 徐洪军:《新时期以来中国回忆录理论探索述论》,《传记文学》2019年第5期。。然而考虑到贯穿《狱里狱外》的对他人的兴趣,《狱里狱外》也应当被视为贾植芳与单个或多个人的交往史、交游史,或者包括贾植芳在内的数量众多的知识分子个人史,而不仅是套用回忆录形式的自传或者“个人化自述”⑦ 李辉:《书写苍凉,留存历史——站在历史高度之上体察人心》,陈晓兰编:《师道:贾植芳和他的学生们》,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81页。。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贾植芳的写作过程及历史语境、写作动机和对话对象,以探究交往、交游和他人历史何以成为贾植芳自传的重要组成,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狱里狱外》。

一、《狱里狱外》成文的背后

据贾植芳的日记记载,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有了写作回忆录的想法,主要聚焦于监狱生活与改造经历;同时,贾植芳想到在回忆录中增加自己在旧社会时期的过往,偶尔也延伸至自己的童年与青年时期⑧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70、252、303页。。可见《狱里狱外》中贾植芳自传的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有了雏形,而题目从对部分内容标题的设想——《下车伊始》《没有感谢》《大夜弥天录》《美丽的童年》《青春》《金色的童年》,到对整部书标题的推敲——《我所过的日子(Living My Life)》⑨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52、249、136、303、308页。,已经逐渐接近回忆录连载时的标题《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生活回忆录》了。值得注意的是,贾植芳最初倾向于采用“小说”或者“自传体小说”⑩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70、136页。的形式来写作回忆录,直到1985年仍是如此①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0页。。

1985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胡风去世,他的家属为胡风争取到自1980年一次平反后的进一步平反。② 胡风第一次得到平反,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公安部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2-678页。胡风第二次获平反,参见张晓风:《胡风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2页。1988年6月18日,胡风的文艺活动、文艺思想也得到平反,胡风自此得到彻底平反。③ 参见张晓风:《胡风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4-286页。同年7月14日,贾植芳收到梅志寄来的相关平反文件,很快,在7月31日,贾植芳正式拟定了回忆录的写作计划④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98、403页。。这次的写作计划涵盖了过去零碎的设想,同时,贾植芳还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中国当代历史文化联系在了一起,希望以胡风事件亲历者的身份记录和反思历史。贾植芳最初设想的回忆录文体——具有虚构性质的小说、自传体小说——与胡风未彻底得到平反是否有关,不得而知,但在胡风得到彻底平反后,还原历史实况开始成为贾植芳回忆录写作的根本动力,“不能有曲笔,否则就是历史犯罪”⑤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03页。。如此,回忆录采用非虚构的散文体显然更为合适。

1985年胡风去世一事使贾植芳的回忆录写作变得更加紧迫,而同年贾植芳为胡风撰写的悼念文《悲痛的告别——回忆胡风同志》则开启了贾植芳怀人文章的写作。在该文中,贾植芳将自己与胡风的相识相知放在其个人遭际中讲述,连带论述到当时的时代氛围、文坛气候和生活细节。怀人文章既是写他人,也是写自己,这正是贾植芳写作的独特之处。而在这之前贾植芳为友人余上沅、范希衡的著作撰写的序文兼纪念文中,评价他人的为人和才学占了更大比重。在写作悼念胡风的专文之后,贾植芳便常常借着写序的机会在自己的经历中展开对友人的回忆⑥ 如1988年贾植芳应邀为蔡祥编选的《中国通俗文学文库》中所收的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独手丐》作序,他“借机写点回忆文章纪念这位有过交往的朋友”。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56页。。

据张业松考证,《悲痛的告别——回忆胡风同志》刊于1986年2月的香港《良友》离不开贾植芳的主动争取。⑦ 张业松:《书信里的八十年代——贾植芳致古剑书信发微》,陈晓兰编:《师道:贾植芳和他的学生们》,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01-319页。可以补充的是,虽然胡风以及胡风事件在内地仍然是敏感话题,对胡风的悼念文章并未绝迹。⑧ 如《文汇月刊》1985年8月刊登了曾卓的《我的悼念》等。湖北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八十年代国内报刊有关胡风研究的论文索引》,湖北大学中文系湖北作家研究室编:《湖北作家论丛》第3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117页。最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设置的“胡风研究”专栏,专栏刊登了所谓“胡风集团”成员的悼念文章。这是胡风事件当事人第一次在《新文学史料》上集体发声。贾植芳《悲痛的告别——回忆胡风同志》改题为《片段的记忆》,也发表在专栏上。

创刊于1978年的《新文学史料》是刊发老作家回忆录的最重要的平台之一。创刊伊始,《新文学史料》刊物就以收集1919年到1949年现代文学这三十年相关的历史资料为宗旨,主要“刊发五四以来作家们的回忆录和传记文章”⑨ 《致读者》,《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已有研究者指出,新时期“回忆录热”最先由文艺界上层人士筹划推动,具有组织制作回忆的色彩,回忆录发表、出版的内容受到严格的规定。⑩ 参见孙大坤:《组织制作记忆——关于新时期老作家回忆录写作的文学机制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期。胡风悼念专栏命名为“胡风研究”而不是“悼念/怀念胡风”,贾植芳的《片段的记忆》相较于原文删去了描述胡风在1955年后不幸遭遇的段落,这些都可以看出在1986、1987年公开谈论胡风的限制。

贾植芳在胡风去世前的1985年2月就开始用录音的方式记录自己的回忆。当时及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胡风和与胡风事件捆绑的贾植芳的后半生不便被谈论,与此相关的回忆便只能录音备忘⑪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不过,纪念他人、写1949年前的往事则禁区较少。在1987年后,贾植芳陆续写下并发表了在他所写的怀人文章中有重要分量、也最为精彩的《记还珠楼主——李寿民先生》《我的难友邵洵美》等等。与怀人文章并行不悖得到书写和刊发的是贾植芳回忆1949年前往事的文章,如《我在中条山的抗战生活》等。

1988年胡风得到彻底平反后,一些出版社开始主动向所谓“胡风集团”成员约稿。①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77页。1990年《新文学史料》联系贾植芳写作回忆录提供了一个契机,除了让贾植芳能够公开地谈论胡风事件外② 《新文学史料》的主编牛汉希望贾植芳“放开胆子写”,对于没有把握的内容贾植芳也请牛汉把关。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550、318页。,还促使他在亲友学生协助下整合相关的录音、文字材料③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42页。。整合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将贾植芳怀人文章中的交游内容嵌入他的自传。回忆录由旧文、录音等不同材料集结而成非常常见,即便如此,《狱里狱外》的编纂方式仍然相当特殊,并因此决定了该著作并未局限于贾植芳本人,而是容纳了许多与贾植芳有所交集的同时代人的故事。

贾植芳写作回忆录的动机并不来自于约稿,约稿背后的文坛气候却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可写的内容。怀人文章绕开了敏感话题和对历史、政治的直接判断,与此同时,书写对象与贾植芳在遭际上又有着大量的重叠,这些因素都为回忆录的整合、刊发和出版提供了便利。《狱里狱外》参酌的怀人文章中,最早的是1984年刊发的《纪念余上沅先生》,最晚的可能是写于1993年的《一个普通商人之死》。在写作期间以及完稿后,贾植芳仍在持续写作这类怀人文章。可以想见,这些未收入《狱里狱外》的怀人文章将是贾植芳计划写作而未能出版的回忆录续集“《狱外即狱中记》”④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的重要组成。

二、从交代历史到还原历史中的“社会关系”

1989年贾植芳在《且说说我自己》中将自我介绍与“十七年”以来写检查、交代的经历联系在了一起。⑤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99页。如果将《狱里狱外》置于交代清楚历史问题这一特殊文体的延长线上观察,可以发现,交往、交游的话题以及自己和他人的个人历史成为《狱里狱外》书写的重点并非偶然。

在交代文体中,作者除了需要对个人历史、家庭出身等等做出说明外,还需要说明他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既包括“血缘亲属”,也包括“朋友关系”甚至“基于职业、阅历的种种关系”。⑥ 赵园:《非常年代(1964—1978)》上卷,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36页。 社会关系在贾植芳有无历史问题上尤其起了决定作用,他自述“在各个时代和场合都结交了不少各色各类的朋友”,“因此在解放后的档案中落了个‘社会关系复杂’的政治结论”⑦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336页。。这些社会关系中最为要紧的是贾植芳与胡风的关系。

据《狱里狱外》记载,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贾植芳被要求前往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接受审查,重点谈论的便是与胡风的关系。⑧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9-40页。1954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全国性运动开始推向高潮,贾植芳与胡风之间从私人的朋友关系成为需要交代的关系。⑨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64页。贾植芳曾回忆写交代的经历:“先由我自己写起……每天都会从窗口递进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各式人名,要我写出我所了解的这些人的情况和我与他们的关系。”⑩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74-75页。在出狱后,贾植芳仍是“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检查’‘思想汇报’”⑪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52页。,一直持续到1978年。不过,贾植芳为去掉1980年平反复查报告给他留下的“尾巴”——贾植芳因他在1944年任汪伪淮海省参议并给郝鹏举写过《兴淮十策》而被指控为“汉奸”⑫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公安部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5页。,不得不再次写下“关于郝鹏举的关系的材料”①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91页。。在《申诉书》中,贾植芳提到在以往的学习、改造、审讯期间他对自己“和郝鹏举的关系这一部分”已做过交代。②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95页。这些交代材料没有公开,不过从《申诉书》中多少可以窥见贾植芳写作交代材料的方式。当然,《申诉书》写作的语境与以往已有很大的不同。贾植芳在《申诉书》中呈现了郝鹏举复杂的政治面貌,以及在政治形势、道义人情、交往策略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他与郝鹏举多层的、动态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不变的是贾植芳坚持抗战并倾向于共产党的立场。从而,贾植芳证明了“特务”的指控是对他“这段历史活动的严重歪曲和片面化”③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91页。。

值得注意的是,《申诉书》中这段反复交代的个人历史如果掐头去尾,直接编入《狱里狱外》也毫无违和感。换句话说,在“十七年”以来交代清楚历史问题这一要求下,贾植芳的生平历史必然与他人的交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历史问题圈定了需要交代的关系和主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全面展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同样要求贾植芳对自身历史及社会关系进行说明,《申诉书》和《狱里狱外》的写作正是在这一要求下展开的实践。可以作为旁证的是,胡风、丁玲在20世纪80年代写作回忆录的主要目的便是为了澄清历史,争取平反。④ 徐洪军:《中国现代作家1980年代文学活动述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3期。贾植芳回忆录的发表已迟至20世纪90年代,1980年平反复查报告中留的“尾巴”早已解决,贾植芳写作回忆录并非为了平反,但也可以说是“落实政策”的表现。

在交代清楚历史问题的语境中,社会关系实际上被简化。交往对象的部分属性往往决定了与之交往者的命运。正如贾植芳的分析,他与胡风的交往都被通过扭曲原义、不考虑历史背景的方式解读为了罪证,在贾植芳原先的认知中,这些交往活动本与倾向共产党、争取抗战胜利的进步事业有关。⑤ 如贾植芳经胡风介绍主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一事。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66-68页。“视自己为当然的革命一分子”的个人经验与政治罪名产生的巨大落差使彼时的贾植芳感到无比的震惊与不解。⑥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7、72、74、83页。不过,贾植芳始终未屈从于罪名,相反他坚信历史会还他们清白。⑦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55页;吴敏:《我所见到的晚年贾先生》,陈思和编:《贾植芳先生纪念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4页。

《狱里狱外》提到的贾植芳与何其芳在1954年的谈话透露了贾植芳信心的来由。在谈话中,何其芳指出了胡风的四个错误——反对毛泽东在延安的“讲话”、反对党的统战政策、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反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贾植芳不以为然:“解放前他(胡风——引案)在重庆、在上海都与国民党政府做斗争……我亲眼看到他怎样千方百计地出版解放区的革命文艺作品,千方百计地推出反映人民革命情绪的好诗歌、好小说,也亲眼看见他是在怎样艰苦贫困的环境下生活,现在解放了,这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实现了,他为什么要反党反毛主席?”⑧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59页。这一对话表明贾植芳并未察觉到左翼理论内部的分歧,不过,这反而使他迅速捕捉到彼时对文艺观点“扣大帽子”⑨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59页。的倾向,由此贾植芳绕道从胡风的经历出发为胡风辩护。从这里可以看出,贾植芳对人的理解和判断主要依据他的亲身经历和他观察到的他人的言行和人格。亲身经历和“亲眼看到”具有不容置疑的真实性,这既是贾植芳坚信自己与胡风等人“无罪”、在监狱中不出卖朋友的重要前提,也是他在《狱里狱外》中记录自己和他人历史的内在动力。

三、研究资料编纂中生成的个人生活史思路

若将视线从文本外转移到文本内,可以观察到《狱里狱外》所涉及的众多人物的分量和功能并不相同。大多数人随着贾植芳生平经历的回溯,在不同时间段因有所交集而被提及,与之相应,他们的相关信息(如姓名、身份、关系、政治背景、生平等等)也会被提及。这些人物的出现主要服务于贾植芳个人历史的叙述。

对友人们的书写则不同,占据了不亚于贾植芳自传的篇幅,这当然与前文谈及的回忆录由自传和怀人文章整合而成有关。贾植芳以“回忆后半生的经历为主线,穿插着前半生的故事”这一方式谈论自己的生平①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谈及友人时,贾植芳也遵循着相似的时间线索,多是从1949年后的交往说起,随后回溯此前与友人的交往或者对友人的印象,并交代二人分开后友人的下落。贾植芳对交往的细节、友人的性情、言行及命运都作了详细的描写。由此,友人们的个人历史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呈现。

如果说在个人历史叙事中嵌入他人信息更为显在地延续了交代材料的写作,贾植芳对自己和友人们的书写,则有意识地重建了不同的个人历史。在贾植芳书写的朋友中,不少是“受过委屈或者在政治上还不明朗”,却未必和贾植芳有太多交集的人② 陈思和、吴天舟:《久别的未曾失去的笔——谈复出后的贾植芳先生》,陈晓兰编:《师道:贾植芳和他的学生们》,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63页。,贾植芳将记录他们的命运视为他——“历史的幸存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③ 贾植芳:《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在贾植芳笔下,个人历史与交游史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贾植芳对自己生平历史的回顾是通过与胡风的交游叙事来展现的,而其他友人的历史更是因为他们与贾植芳的交游才被记录。可见,在《狱里狱外》中,交游史已从决定一个人有无历史问题的“社会关系”交代中解放出来,成为个人历史的有机组成。有必要注意的是,以交游视角书写个人历史的这一思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贾植芳所从事的研究资料编纂工作中就已初见雏形了。

1978年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首先在“史料学”层面恢复,继而在“作家作品”和“文学史”层面相继得到推进。④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28页。史料学“着重于中国新文学资料的发现和考证,采访作家及对作家回忆、史料订正等”⑤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28页。。贾植芳参与编纂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和“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这两套大型丛书在现代文学史料建设上有着重要意义。从现代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狱里狱外》与贾植芳编纂的作家作品研究资料集一样都属于“史料”,前者是“作家回忆”资料,后者是作家的个人档案资料。在摆脱“十七年”以来文学史“定本”⑥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31-136页。、以作家为单位整理史料的诉求上,二者具有一致性。

在贾植芳编纂的作家作品资料集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收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巴金专集》。《巴金专集》第一册在1981出版,收录了关于“巴金的生平和创作”的文章。围绕“作家的生平与创作”收录文章是资料丛书通行的体例,《巴金专集》并未例外。贾植芳主编的《巴金写作生涯》是《巴金专集》第一册的延伸,该书于1984年出版,侧重于收录巴金的自述文章。相较于具有集体编纂性质的《巴金专集》,《巴金写作生涯》更能体现贾植芳独特的编纂思路。

《巴金写作生涯》在内容上分为三辑:“生活与创作”“文坛交游”与“文艺杂论”,第一辑“生活与创作”是巴金论述自己生活、创作的文章,第二、三辑“文坛交游”和“文艺杂论”分别从“生活”和“创作”层面对第一辑加以补充。⑦ 编者:《编后记》,贾植芳等编:《巴金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33页。《巴金写作生涯》中的“生活与创作”一辑并没有像《巴金专集》第一册中按照他人论作家、作家论自己和作家创作谈的内容进行分类,而是按照文章所反映的生活和创作内容的时间顺序排列,凸显个人历史的脉络。

《巴金写作生涯》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将“巴金对其他作家的回忆或评论”作为巴金生活的补充单独列为一辑,即第二辑“文坛交游”。⑧ 编者:《编后记》,贾植芳等编:《巴金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34页。负责出版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对此辑“颇加赞赏,而且作为经验,介绍给别的书的编者”,⑨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500页。可见这种编纂方式在当时应是创新之举。据编后记,之所以收录“巴金对其他作家的回忆或评论”是因为“作家在谈别人时着重于叙述自己和这些作家的往来情况”,“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况的某些方面”。① 编者:《编后记》,贾植芳等编:《巴金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34页。《巴金写作生涯》在作家主观视角下勾勒作家一生的创作与生活道路,并将文坛交游视为作家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一编纂思路已能预见《狱里狱外》的写作了。而考虑到贾植芳对“文坛交游”文章“谈别人,其实就是谈自己”的清晰定位② 编者:《编后记》,贾植芳等编:《巴金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34页。,或许可以猜测,贾植芳很早就有意识地将怀人文章作为自传、回忆录的一部分来书写了。

1982年贾植芳在《〈郭沫若研究资料〉审读意见》中指出郭沫若自述性选文应当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而不是文章体裁排列,并说明了原因,即“作家的思想是一个整体,有机体……不论文艺创作、学术研究、政治态度、社会观点,所用形式(样式)尽管有别,但从思想上说,是一致的”,不仅作家思想是“一个整体”,作家也是一个整体,是由“生活和创作、思想”三个方面有机组成的。③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7页。此后,贾植芳在为他人著作撰写的序跋中也多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④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40、306页。这种将人视为整体的观点正是《巴金写作生涯》编纂的前提。

“人是第一义的,文则是第二义的”⑤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80页。,既然如此,生活史就有着不亚于创作史的价值。回到贾植芳重建自己和友人们个人历史的设想上,相较于创作史,生活史的资料是更为紧缺的。在1978年后,包括贾植芳在内的所谓“胡风集团”成员,以及其他在“十七年”以来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作家的著作、书信、全集陆续得到重印或出版。然而,生活史却亟需当下的书写。实际上,正是那些复出后的老作家的回忆文章和口述记录,贡献了这类文献资料的最大的比重。

贾植芳对此格外有自觉意识,在胡风去世后,他劝说梅志写一部胡风的生活传记,原因是胡风的文艺思想或学术传记自可以由中外学者根据胡风的著作来撰写,但梅志“就生活记忆所提供的内容,却是第一手的丰富材料,研究家只有依赖它,而不能自行‘创造’”⑥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82页。。依照这一思路,《狱里狱外》正是自觉着眼于生活史来重建个人历史的写作,其中并非没有贾植芳对自己创作的回顾,但篇幅较少,且多放置于当时的生活背景中谈论。

《狱里狱外》中的生活史材料除了依赖贾植芳自己“惊人”的“记忆力”⑦ 李仁和:《他“肩住了黑暗的闸门”》,陈思和编:《贾植芳先生纪念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21页。,还大量参考了其他人的讲述和回忆——《狱里狱外》所涉及的批判运动中的不同人的下落,常常是贾植芳在复出后通过打听或者阅读他们亲友的怀念文章而得之一二的⑧ 如1980年代初贾植芳读到《广西文艺》上李春潮儿女们怀念父亲的文章时才知道李春潮的下落。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57页。。而当贾植芳着手回忆录写作时,他在保留《巴金写作生涯》的个人生活史框架以及研究资料集保存资料的功能的同时,又增加了他对历史的看法和“对人生的一知半解的零碎感受”⑨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00页。。

四、重写个人生活史

从前文可知,贾植芳从生活史角度重建个人史,除了因为他从亲历的历史而不是文艺理论出发理解和判断人及历史活动外,也因为生活史的重建更为紧急,又对理解个人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个人史”一词借自近年来兴起的以个体生命历程为书写对象的“个人史写作”,事实上,有研究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回忆录、自传等非虚构写作便是如今“个人史写作”的先声。⑩刘阳扬:《从〈失踪〉看个人史写作的成长》,《小说评论》2015年第2期;许金晶:《当下个人史写作的四种面向》,《文汇报·读书》2023年4月30日,第4版。从概念的来源来看,个人史属于“生活史”(life history)的分支,个人史更准确地说应该被称为个人生活史。贾植芳用生活史写个人史正符合个人生活史的字面意义。

对个人生活史的研究最初萌生于19世纪早期的人类学,后广泛应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与关注饮食、服装等风俗习惯的另一支生活史的研究路数不同,个人生活史更注重探讨“主体性的问题,意在通过对个体生命过程、经验、感受等的描述与分析,看其是如何受其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与塑造的”① 王加华:《个人生活史:一种民俗学研究路径的讨论与分析》,《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生活史的兴起,意在反拨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宏大叙事,关注被忽视的普通人的经验和情感。正如贾植芳在《狱里狱外》中的自白:“我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②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

个人生活史得以补充、修正“正史、官书”,除了因为后者书写的历史事件相对于个人的情感、经验来说是相对外在的,也因为,特定时期的历史会在个体的人生中留下不同的痕迹,痕迹的持续与否并不与外部历史的变动同步,但在个体身上却表现出意义、行为的连贯性和自洽性。从这个角度看,“正史、官书”中的判断以及相关历史实际上被相对化了。这也是贾植芳能够从交代历史转向“向历史做个明白交代”③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15页。、为他们这些普通的边缘的甚至一度失去“政治生命”的人正名的内在机制。

前文提到,《狱里狱外》由不同文章裁剪连缀而成,由单篇文章到著作最大的变化是,贾植芳在自己与胡风1949年前的交游经历中插入了他青年时代“苦战和恶斗”④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的故事。具体来说,这是一个地主的儿子受进步思潮影响投身社会运动、抗日救亡,并同步地对新文艺产生兴趣,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建立联系的故事。贾植芳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与20世纪30年代的“红色”文化塑造了自己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坚持和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价值”和“献身于祖国的进步事业”。⑤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76页。 如果说社会责任感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底色无需论证的话,贾植芳对“五四”人格独立精神的标榜则是为了解释胡风事件的发生。⑥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7页。

严格来说,贾植芳是从自己和与他相近的左翼文艺者的人生经验里清理、挖掘出了“人格独立”这一有益的精神资源,将之追溯为“五四”传统,并将“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都纳入了这一传统的谱系之中,由此在看待“胡风事件”上跳出了宗派之争和个人恩怨。⑦ 贾植芳对作为“五四”传统的“人格独立”精神的理解,参见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69-370页;《贾植芳全集》第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14-215页。不过,在1949年后,贾植芳回忆录书写的重心逐渐从左翼文艺者转向了非左翼的同代人,包括如新文学圈子外的通俗文学作家还珠楼主,与左翼圈子隔膜甚至是被归为对立面的邵洵美,以及现代文学圈子外的朋友等。这些人并不都在“五四—左翼”的历史脉络中。1949年后贾植芳交往圈子的变化——从左翼知识分子到高校中的“学院派知识分子”⑧ 贾植芳:《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再到狱友——以及他对同遭厄运的人的关注,都带来了《狱里狱外》书写对象的变化。然而,这一变化也应被视为贾植芳主动追求“人格独立”的表现。在贾植芳看来,“人格独立”不仅意味着自己不屈从于权威,也意味着承认和尊重其他个体的人格,“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以自己不同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走着各自不同内容和形式的生命之路”⑨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他们的历史也应当得到平等的书写。

有必要提及的是,贾植芳对“人格独立”的理解和追求不仅来自于“五四—左翼”的资源,也来自他独特的“社会中人”⑩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6页。的视角。贾植芳自述“并不把文学创作视为职业”⑪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页。,20世纪50年代到大学当教授不过是来高校“插队落户”⑫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28页。。在贾植芳看来,“体验生活”和“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比起文学与学术更重要,更“有意思”⑬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页。。因此,与人打交道在贾植芳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贾植芳直言:“把交友作为自己了解社会和历史的一个窗口和渠道”① 贾植芳:《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贾植芳由具体的人和他们所携带的经验来理解世界,这或许是他在胡风派中显得有些“另类”② 陈思和:《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陈思和编:《贾植芳先生纪念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9页。的主要原因,也因此,贾植芳对人、人生和历史社会的看法极富有弹性。

如果说贾植芳借助对自己生活史的回溯“重写”了革命史、政治史、左翼文学史,为与他相近的左翼知识分子翻了案的话,那么贾植芳对非左翼知识分子的个人生活史的描述则着眼于日常生活。不同于将人的日常生活符码化,贾植芳从人所生活着的日常出发呈现出友人们对当代史的参与。例如在贾植芳的描述中,还珠楼主在20世纪50年代改变自己所擅长的武侠小说的路数,写作农民题材的《独手丐》,不仅仅是因为响应“公家”提倡的“改造思想”,也是因为他面临着武侠小说不再吃香这一危及个人前途的问题。③ 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3-34页。此外,贾植芳尤其关注友人们在新形势下受挫的生活经历④ 如还珠楼主的“老爷”风波和国光印刷厂老板坎坷的命运,贾植芳:《贾植芳全集》第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2-33页,120-123页。。通过解释挫折背后友人们言行的历史和日常生活的依据,贾植芳还原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的历史。

陈思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劝说贾植芳写一部文学史,贾植芳有次“明确表示,他不喜欢写文学史……他一生只是在新文学的传统里寻求真理,结识了胡风、冯雪峰等朋友,理解了鲁迅,也看到了许多文人的投机作派嘴脸,人生经验的意义大于文学的意义”⑤ 陈思和:《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陈思和编:《贾植芳先生纪念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67页。。这源自贾植芳一贯的“社会中人”的自我定位,这一定位也使得贾植芳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专业化和制度化的现代文学学科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不过,“社会中人”和“学科中人”的身份和经验自20世纪50年代贾植芳进入学院起就在他身上同时并存、合二为一。从《狱里狱外》的写作来看,它既是现代文学学科重建的表现,又与贾植芳在学科建设工作中的思考和经验紧密相关。反过来,《狱里狱外》所体现的贾植芳的社会和人生经验又深深地渗透到了他的学术工作中——如贾植芳对不入流的通俗文学、边缘作家及作品的重视⑥ 参见彭小莲:《书斋外的学者——纪念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张业松编:《思念集 贾植芳先生诞辰百年纪念》,上海书店2016年版,第83-84页。,并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学生:大到形成了“坚持独立思考和独立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复旦学术传统,小到对胡风、七月派和“潜在写作”的普遍的兴趣。

贾植芳对学科更为细微的影响是《狱里狱外》所体现的对现代文学的认识方式:经交游而认识人,由人而理解社会及文学。事实上,在不少学生的回忆中,他们正是在贾植芳的客厅兼书房⑦ 咸立强:《梦回沪上忆先生》,陈晓兰编:《师道:贾植芳和他的学生们》,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12页。(俗称“贾府”),由与贾植芳的闲谈而了解到文坛往事、文人轶事以及贾植芳的传奇经历——“不管其人有无名气,一经先生诙谐幽默的描述,他们的风貌甚至于谈吐就活现在我的面前”⑧ 坂井洋史:《贾先生的教诲》,张业松编:《思念集 贾植芳先生诞辰百年纪念》,上海书店2016年版,第42页。,从而获得一种不同于从教科书得来的知识。学生由闲谈和教科书获得了两种对现代文学的记忆,据阿斯曼的分类,前者是交往记忆,在日常互动和交往中获得,是“活生生的、具身化的记忆”,一般不会“超过八十年的时间”,而后者则是“文化记忆”,“存储在一些象征形态当中”,“超然于具体情境”。⑨ 扬·阿斯曼:《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编:《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47、142、139页。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思和在贾植芳身上所体认到的携带着“前人的生命信息,从我们身上流过去”的活的、有生命的现代文学史⑩ 陈思和、吴天舟:《久别的未曾失去的笔——谈复出后的贾植芳先生》,陈晓兰编:《师道:贾植芳和他的学生们》,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3页。,恐怕难以再复现。不过,贾植芳通过“实感经验”把握世界的方式⑪张新颖:《回过头来,回到实感经验之中》,张业松编:《思念集 贾植芳先生诞辰百年纪念》,上海书店2016年版,第45页。,或许正是今日已然过度成熟的现代文学学科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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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诗情,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建构与反思研究”(20&ZD28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杨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