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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鲁迅的主体思想与主体文学架构



摘 要: 周树人留日时期的著译构成了鲁迅思想和文学的原点。在由严复、章太炎和梁启超构成的晚清启蒙思想语境中,青年鲁迅提出了“根柢在人”“首在立人”的主体思想。鲁迅同时受到德语观念论思想及其思想史的启发,并从中发展出一条不断激进化的主体纲领。也正因为此,他的论述充满了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话语的张力和变奏,并表现出一种寓启蒙于浪漫、以浪漫济启蒙的思维方式。从《文化偏至论》到《摩罗诗力说》,鲁迅完成了从主体思想转向主体文学架构的范式转型。对于鲁迅来说,文学书写行为本身就是主体精神能量之展现。鲁迅意识到启蒙主义的历史限度而走向左翼革命,其中也蕴含了“摩罗诗力”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摩罗诗力又是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的秘密源头之一。

关键词: 青年鲁迅;主体思想;主体文学;启蒙;浪漫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青年鲁迅在鲁迅研究中一直讨论不断甚至渐成热点。鲁迅留日时期的论文和译述是构筑青年鲁迅形象的重要材料。然而对于它们似乎缺少总体性的考察和判断,虽然对于单个文本不乏精彩的论述。它们涉及科学、文化、思想和文学等诸多领域,对于这样内容广泛而主题多样的文本,学术界似乎很难找到一个统摄性的概念去处理,晚清的思想语境、(从晚清到民国)转型期的思想张力、青年鲁迅的思想个性加剧了这一点。从思想的性质而言,青年鲁迅的思想自然也属于现代性思想的一部分,但这样讲恐怕仍然是大而化之的粗线条描述,如汪晖就以“反现代的现代”①汪晖:《声之善恶:鲁迅〈破恶声论〉〈呐喊·自序〉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版,第88 页。概括青年鲁迅。青年鲁迅的思想核心也容易被各种从属于现代性的次一级概念轻易带过而隐而不彰,这些概念包括“个体(主义)”“自我”“自由”等等,它们其实无法充分体现青年鲁迅思想的复杂性。②伊藤虎丸试图用“近代的人”来统摄个人(主义)、自由精神这些概念:“鲁迅是以‘个性’和‘精神’的形式,从他留学时期所接触到的进化论、自然科学以及十九世纪文艺当中采摘了这个意义上的欧洲近代的人的观念,并且从中发现了其‘度越前古,凌驾亚东’的新的‘人’。”参见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版,第61 页。这就更为贴近了鲁迅所说的“首在立人”,然而,“近代的人”更为准确的概念应为主体。主体概念可以很好地概括青年鲁迅念兹在兹的一切有关“人”的问题。主体概念本身蕴含着超越现代性的可能,适合在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语境中来考察,更是一个向鲁迅当时乞援的西方思想开放的概念,能够凝结起“人”的概念在古今中西之变中的思想张力。

一、晚清启蒙中的青年鲁迅:主体思想的突围

论晚清思想人物对青年鲁迅的影响,以程度而言,当以严复、章太炎、梁启超三位为最大。严复对鲁迅的影响在于“社会进化论”的思想氛围。作为“进步”的同义语,“进化”对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影响是笼罩性的,从19 世纪90 年代的维新,到20 世纪初的立宪、“排满”和革命,进化可能是各派人物共同信奉的思想,自然也构成了青年鲁迅思想萌芽的基本语境。章太炎思想的幽微曲折使鲁迅找到了从粗俗的进化论话语中突围的路径,同时章太炎惊骇世俗的思想方式,对鲁迅的思想个性和风格影响尤甚,因而章太炎可能是影响鲁迅最大的一个人。而梁启超对鲁迅的影响则更多在于思想的表现形式,尤其是文艺思想的模式,具体体现在鲁迅投身文艺的方式和“范式转型”之上,青年鲁迅之所以决然投身文艺活动,和梁启超作为晚清时期这一方面典范人物的启发应该不无关系。

鲁迅二十岁出头在南京读书时就接触到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留日时期更通过阅读日文材料思考进化论问题①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第821 页。。许寿裳回忆过他和鲁迅一起背诵《天演论》的情节②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第217 页。,可见鲁迅对进化论的迷恋非同一般。严复是青年鲁迅的思想原点之一。鲁迅一生的思想就在社会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端之间,而他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近也未尝没有社会进化论的支持因素。如果说,社会进化观念主导了青年鲁迅和中年鲁迅,是并不为过的,正如鲁迅尝以“中间物”自喻,“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③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301-302 页。。鲁迅对社会进化也有怀疑,但其主调还是肯定的。

青年鲁迅的科学论文《人之历史》重述了“人类演进之事”,着重介绍的是生物进化论的学说史。作为一篇相对纯粹的科学论文,《人之历史》流露了青年鲁迅的科学趣味和知识倾向,但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就对科学文化表示了不满。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演进之事”对于鲁迅最终成为了一个隐喻,他真正要求的是“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在这种“人之进化”的视野下,鲁迅展开了对19 世纪文明尤其物质文明的批判。这一文明批判从《科学史教篇》延伸到《文化偏至论》中,并在《文化偏至论》中得以完成:

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④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8 页。

“立人”即是在“进化的链子上”,但立人理想的实现实际上位于进化的顶点。严复将英国学者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为《天演论》:将生物进化论思想应用于社会领域,从而形成了一种社会进化论,可以说承袭了赫胥黎批判的斯宾塞,严复崇尚强力的观点与赫胥黎以伦理批判进化的用意背道而驰。可以说严复颠覆了赫胥黎,从而使社会进化论成为一种极具时代危机感的震撼人心的表达,甚至只剩下“自强保种”的呼声,而鲁迅却又颠覆了严复,强调严复式的“寻求富强”的理想要实现的话“根柢在人”。鲁迅要求的主体不仅是在生存竞争中胜出的主体,而且还是伦理主体。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立意反而接近于赫胥黎。不过在鲁迅眼中,胜出的主体也即现实的主体与伦理主体的次序被颠倒了,若无伦理主体,则无胜出的主体,而非相反。此一“人”的概念即为欧洲近代的主体概念。这一主体性不仅指向个体还指向了社会,因而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个体或个体主义。在感时忧国的晚清思想语境中,主体性观念带有很强的超个体意味,而指向个体与社会的互动。

鲁迅在去世前曾两次回忆章太炎,称之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①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66 页。章太炎以宗教促进革命的观点,影响于青年鲁迅颇深,鲁迅《破恶声论》的主旨之一即为反对“破迷信”:“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②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0 页。鲁迅对“崇侵略”的批判更是延续了章太炎《俱分进化论》中的思想方法:“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③章太炎:《俱分进化论》,《民报》第 7 号,1907 年 9 月 5 日。可以说,鲁迅借助于章太炎完成了对“进化”的反思与克服:“崇侵略者类有机,兽性其上也,最有奴子性,中国志士何隶乎?”鲁迅批判“兽性爱国之士”及其主义,其实也是在批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鲁迅指出“崇侵略”的两种表现是“崇强国”和“侮胜民”,兽性爱国主义者甚至忘了中国与印度、希腊地位相同。

《破恶声论》计划批判的对象一共有六项:破迷信、崇侵略、尽义务、同文字、弃祖国、尚齐一,前三项归于“国民”,后三项属于“世界人”。鲁迅对二者展开批判的立足点都在于主体思想:“寻其立意,虽都无条贯主的,而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以众虐独者今,而不许其抵拒,众昌言自由,而自由之蕉萃孤虚实莫甚焉。人丧其我矣,谁则呼之兴起?”又说:“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这样的思想极容易让人想起章太炎所说的“个体为真,群体为幻”④章太炎:《四惑论》,《民报》第 22 号,1908 年 7 月 10 日。“依自不依他”⑤章太炎:《四惑论》,《民报》第 22 号,1908 年 7 月 10 日。“夫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⑥章太炎:《訄书·明独》,《章太炎全集》第3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53 页。。章太炎的《五无论》《四惑论》受到佛学的启发,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主张,以及对进化、公理、唯物、自然的批判,可以说是以佛学的“无”的概念对西方主体性概念的破除亦即“破执”,而青年鲁迅更关心的是如何超越纯粹哲学层面而进入政治思考,故而他的思考反而是在章太炎的“无主体”条件下推导并确认这一主体。章太炎的革命思想和哲学思想之间则存在着一种有趣的断裂甚或错位。⑦ 王汎森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章太炎同时期的政治思想可以分为“现实面”、“超越面”甚至“过渡面”三个层面,“在章太炎的虚无思想之最深层,非但与他本人所从事的实际政治改良行动不相违背,反而有着极深刻微妙之关联”。参见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家思想的冲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22-124 页。鲁迅要到北京时期才耽读佛书,他此时面对章太炎的佞佛多少有点心情不同吧。高远东认为,《破恶声论》的思考已经达到了西方现代主体性哲学的高峰,也即“相互主体性”⑧《鲁迅“相互主体性”意识的当代意义》,《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7 期。,像周树人这样的青年思想者也容易表现出对理想的思想境界的兴趣。但在青年鲁迅面对章太炎的时候,可以肯定的是,主体还是从一种佛教式的对主体性的否定中挣脱而出并重新建立起来。

梁启超对青年鲁迅的影响主要在于文艺思想。周作人回忆说鲁迅读过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但是《新小说》的影响,总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后来意见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⑨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第887 页。鲁迅翻译《地底旅行》《月界旅行》就受到了《新小说》提倡科幻小说的感召。梁启超对鲁迅的最大启发是一种功利论的文艺思想,所谓“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可能构成了鲁迅写作《摩罗诗力说》的范本,只不过体裁由小说变成了诗歌。在主体思想的基础上,青年鲁迅形成了一种“主体文学”构想,并与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相沟通。

二、从“神思宗”到“新神思宗”:鲁迅主体思想的西方背景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批判“十九世纪文明”的精神资源是“神思宗”:“然其根柢,乃远在十九世纪初叶神思一派;递夫后叶,受感化于其时现实之精神,已而更立新形,起以抗前时之现时,即所谓神思宗之至新者。”①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0 页鲁迅眼中的神思宗囊括了一系列德语思想家:黑该尔(黑格尔)、席勒、斯契纳尔(斯蒂纳)、勖宾霍尔(叔本华)、契开迦尔(克尔凯郭尔)、尼佉(尼采)等。简单地说,这些思想家足以代表19世纪德语思想的发展:德国观念论(唯心论)以及对观念论的反动。据北冈正子考证,鲁迅弃医从文之后将一部分精力用于学习德语。② 北冈正子:《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版,第 1-31 页。与严复依赖英语思想家不同,青年鲁迅则更多从德语思想家获得奥援,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是通过日语译文接触到。这就造成了鲁迅和严复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前者偏重于欧洲大陆的唯理论,后者偏向英国经验论。鲁迅反对约翰·穆勒说:“约翰穆黎曰,近世文明,无不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大势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 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③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3-74 页。而严复则无比推崇穆勒。

鲁迅对救国之道有自己的看法:“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④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7 页。于金铁求富强正是严复和杨度等人的主张,而君主立宪则是梁启超等的主张。青年鲁迅虽然更倾向于章太炎的“排满”革命,但实际上并未提出任何具体的政治主张。鲁迅最看重的仍然是如下两条:“曰非物质,曰重个人。”这样一种“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⑤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45-46 页。尤其是社会政治问题的方式,颇为接近于章太炎;但另一方面,正是在对德语思想文化的借鉴上,青年鲁迅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特点。晚出的《破恶声论》颇染有章太炎色彩,也许因为这是一篇站在章太炎阵营里⑥高远东:《鲁迅的可能性——也从〈破恶声论〉寻找支援》,《鲁迅研究月刊》2003 年第7 期。写就的文章,其实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青年鲁迅的思想已卓然自立。而鲁迅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和德语思想对他的启发是分不开的。

鲁迅将“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等概念都归于神思宗,“若夫非物质主义者,犹个人主义然”,他强调的其实是处在“唯物极端”重压下的“精神生活”本身。鲁迅进一步将神思宗分为两类:“主观主义者,其趣凡二:一谓惟以主观为准则,用律诸物;一谓视主观之心灵界,当较客观之物质界为尤尊。”前者有斯蒂纳、尼采等,后者则以黑格尔为代表。二者在时间上有先后。鲁迅称黑格尔为主智派,称尼采等人为“意力主义”,亦即唯意志主义。二者都为“神思宗”的有机组成部分。鲁迅对德国思想的变化不可谓不清楚。他虽然更多援引“十九世纪末”的唯意志主义观点,这些观点大都是对前期德国观念论的反动,但鲁迅并未无视或忽略观念论。而一般论者在谈及鲁迅此时的思想来源时,都遗忘了鲁迅和19 世纪前期德国观念论的联系。鲁迅一定意识到中西时间的不同步,才不得已每每强调意志主义对现实的反抗,并将之用以提振民族精神。

鲁迅自己解释了从神思宗到新神思宗的转变:“若罗曼暨尚古一派,则息孚支培黎(Shaftesbury)承卢骚(J.Rousseau)之后,尚容情感之要求,特必与情操相统一调和,始合其理想之人格。而希籁(Fr.Schiller)氏者,乃谓必知感两性,圆满无间,然后谓之全人。顾至十九世纪垂终,则理想为之一变。”显然,鲁迅经由欧洲思想尤其德语思想接受的主体概念其实具有几个不同的层面,从笛卡尔式——在鲁迅文中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的理性主体,再到卢梭式的情感主体,直至尼采式的意志主体,但最终它们在鲁迅这里呈现为一种思想的层累叠加的地质学状态,最表层才是斯蒂纳、叔本华和尼采等人,这并不妨碍鲁迅此时思考的核心是欧洲现代的主体概念,亦即欧洲现代的人的构造。可以说,在鲁迅的论述中,可以观察到一条异常清晰的主体不断激进化的纲领,但正由于晚清复杂的思想语境,这一激进化纲领才没有带来主体单一化或单向度之嫌。在《文化偏至论》中,不同时代的主体概念混杂在一起,却并无矛盾之感,这固然和鲁迅宏大庄严的立意有关,他要借西方的主体性思维来立人于东亚,不同的主体概念都适用于这一目的。而为了这一崇高的目的,诞生于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的不同主体概念,包括卢梭式的情感主体和尼采式的意志主体① 参见列奥·斯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刘小枫编,华夏出版社2008 年版,第32-46 页。,也就可以在鲁迅这里融为一炉,而不会带来可怕的政治危机,这也是由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三、寓启蒙于浪漫:鲁迅主体思想的深度

《文化偏至论》触及了主体概念的内部张力,鲁迅也并不讳言这一点,他直指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社会和思想分野:

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凡个人者,即社会之一分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此其为理想诚美矣,顾于个人殊特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别分,且欲致之灭绝。②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1-52 页。

法国大革命虽然是启蒙思想运动的历史功绩之一,但在鲁迅眼中仍然不能满足。鲁迅不仅注意到大革命之后欧洲政治的变化,而且注意到不同于启蒙运动的文化和思想潮流,其中就包括19 世纪后期的文艺运动。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将注意力从社会思潮转向了文艺运动,通过对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译述来发表他的观点。《摩罗诗力说》标志着青年鲁迅围绕“主体”的文艺架构的完成。从逻辑上,《文化偏至论》则为其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青年鲁迅的“弃医”与“从文”之间有一个“爱智”的中间阶段,从中可以辨认出一个作为思想青年或哲学青年的鲁迅。而“摩罗诗派”则是“神思宗”“新神思宗”在文学上的对应物。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主体思想和主体文学可以说都是以欧陆思想尤其德国思想为参照的。一般认为,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但对于鲁迅来说,它们竟然可以具有一种同时性。这仍然是由鲁迅置身的晚清的特殊语境决定的。更为重要的是,在青年鲁迅这里存在着启蒙与浪漫两种话语的交叉并置现象,借用李泽厚的话可以说是启蒙与浪漫的双重变奏,青年鲁迅甚至表现出一种寓启蒙于浪漫之中的思想方式,以之求得所有问题的终极解决。③汪荣祖以浪漫主义否定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有失偏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背景不是理性的启蒙精神,而是一场推动革命与救亡的浪漫主义风潮。”参见汪荣祖:《启蒙还是浪漫? ——重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与过》,《文史哲》2019 年第2 期。这就没有看到中国现代思想的复杂地质构造,对于西方来说原本彼此分离、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思想潮流,对于中国则是交织并置、双重变奏甚至互动的。可以看到,启蒙与浪漫的复调和互动在鲁迅这里开始得更早。毕竟,作为文艺思想的《摩罗诗力说》,可以被认为是青年鲁迅思想的顶点。而《文化偏至论》倚重的材料在西方思想史脉络中亦可称为浪漫主义哲学,总是带有启蒙、反启蒙和再启蒙的杂糅色彩。

需要注意的是,摩罗诗派只是浪漫派中具有反抗精神的一部分,而非其全部。摩罗诗派的范围庶几近于高尔基眼中的“积极的社会革命的浪漫主义”①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高而基:《论文学》,戈宝权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版,第168 页。,抑或晚近学者所说的革命浪漫主义。鲁迅注意到,撒旦的名号本来是由保守派诗人骚塞赠予拜伦的恶谥。鲁迅反其意而用之,摩罗诗派的命名体现出青年鲁迅过人的天才:

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但,人本以目裴伦(G.Byron)。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惟,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加利)文士。②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8 页。

可以说,摩罗诗派的命名触及了宗教传统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与《破恶声论》中所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遥相呼应。然而,章太炎式的“用宗教发起信心”已经转为一种摩罗诗力,更多与异教精神相联系。鲁迅从拜伦的视角回顾弥尔顿,对于弥尔顿的《失乐园》也给出了不一样的理解:“然使震旦人士异其信仰者观之,则亚当之居伊甸,盖不殊于笼禽,不识不知,惟帝是悦,使无天魔之诱,人类将无由生。……然为基督宗徒,则身被此名,正如中国所谓叛道,人群共弃,艰于置身,非强怒善战豁达能思之士,不任受也。”③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5-76 页。青年鲁迅以自身文化反观异文化,已表露出“拿来主义”态度。他注意到摩罗诗力与中国传统儒家诗教不同,一方意在“撄人心”,另一方则要“强以无邪”:

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平和之破,人道蒸也。……故态永存,是曰古国。惟诗究不可灭尽,则又设范以囚之。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 强以无邪,即非人志。④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0 页。

鲁迅对中国古典诗教的批判十分尖锐,甚至称古典诗教与古典社会的专制具有一种同谋关系:“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这就将浪漫主义天才看成了反抗专制的英雄,在西方社会如此,对于转型期的中国也是如此。在鲁迅眼中,中国传统诗学中最缺乏的就是摩罗诗力,显然他认为儒家诗教与他呼唤的浪漫主义天才具有质的不同。而他要求以浪漫主义来改造中国传统诗教。从“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儒家诗教到“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力,也就意味着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对于这一转型来说,青年鲁迅这一立论的发轫之力功莫大焉。如果说传统诗教的要求是“诗者,持也,持人性情”⑤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65 页。,鲁迅则反其道而行之,给出了“诗者,撄人心者也”这一惊世骇俗的定义。

鲁迅对这一转型的思考其实已经深入到了诗学本体的高度。青年鲁迅的思想资源更多依赖德国观念论及其变体,而其文学资源则更多是具有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诗歌。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反而可以相互支持。“文化偏至”是青年鲁迅对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批判,他要强调产生这一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背后的精神力量,也就是西方现代的主体概念。“摩罗诗力”则提供了补救“文化偏至”的文艺策略和文艺方法。正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浪漫主义文艺思想,才指向了主体本身,尤其是当它发展出一套有关主体的内在性话语,包括“心”(心灵)和令青年鲁迅迷恋不已的“性解”(天才)等,才带来了主体内在性的深度幻觉。“撄人心”强调的仍然是主体内部的深度,对应于《文化偏至论》中的“内面”“主观之内面精神”,也呼应于《破恶声论》中的“心声”“内曜”。《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其实存在着一种互文性关系,前者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后者则云:“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借用理查德·罗蒂的话可以说,《文化偏至论》中的精神启蒙具有一种“普遍主义的高度”,《摩罗诗力说》则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深度”。①R.罗蒂:《普遍主义的崇高,浪漫主义的深度,实用主义的狡诈》,艾彦译,《国外社会科学》2005 年第5 期。二者具有一种相互配合的关系。青年鲁迅实际上表现出一种以浪漫济启蒙、寓启蒙于浪漫的思想方法。

启蒙与浪漫两种话语之间的张力遍及《摩罗诗力说》全篇,表现为功利与非功利(“神思”)、传统诗教与“非常教”、社会学(“群学”)与诗、道德与反道德等一系列二元关系,不仅体现为鲁迅的论述架构,更渗透在对具体诗篇的阐述之上。鲁迅坦言荷马以降的诗文有益于普通读者也即进化之途的人类,并解释了理由:“自与人生会,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圆满。此其效力,有教示意;既为教示,斯益人生;而其教复非常教,自觉勇猛发扬精进,彼实示之。”除了对英国自由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约翰·穆勒表示不满,鲁迅还发表感想说:“十九世纪初,世界动于法国革命之风潮,德意志西班牙意太利希腊皆兴起,往之梦意,一晓而苏;惟英国较无动。”显然鲁迅的态度更近于欧陆理性主义而非英国经验主义。确切地说,他的思想兴趣是在启蒙和浪漫之间。鲁迅在“群学”面前为诗辩护的一段话,颇能见出他话语的张力甚至话语症候:

故诗与道德之相关,缘盖出于造化。诗与道德合,即为观念之诚,生命在是,不朽在是。……故诗之亡也,恒以反道德故。然诗有反道德而竟存者奈何? 则曰,暂耳。无邪之说,实与此契。苟中国文事复兴之有日,虑操此说以力削其萌蘖者,尚有徒也。②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4-75 页。

对诗歌“反道德”的指责,与“诗无邪”的要求关联起来。然而,鲁迅似乎认为这种观点不值一驳,故而在这里未及展开。但实际上在这段话中蕴含了鲁迅论述中的二元张力,“群学”的普遍性其实也是启蒙理性的普遍性,而“反道德”的诗即体现出浪漫主义尤其摩罗诗力的特殊性。鲁迅虽然随即丢弃了这个“反道德”的话题,但它的影响贯彻全篇,鲁迅从头至尾都震撼于其带来的摩罗诗力并不惜大加颂扬。在对具体诗人和诗篇的讨论中甚至还必须不时为之辩护,比如对热衷于复仇题材的波兰诗人,对拜伦也是如此。

鲁迅对拜伦的诗剧《该隐》非常感兴趣,不仅转述该隐受魔鬼诱惑杀弟的具体情节,还详细译述了该隐与魔鬼的对话:“卢希飞勒不然,曰吾誓之两间,吾实有胜我之强者,而无有加于我之上位。彼胜我故,名我曰恶,若我致胜,恶且在神,善恶易位耳。……故尼佉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此则亦欲自强,而力抗强者,好恶至不同,特图强则一而已。”这里对拜伦与尼采的比较颇为有趣,表扬了拜伦“力抗强者”的精神,而“图强则一”则仍然指向“主观之内面精神”。青年鲁迅能够将拜伦和尼采联系起来,可见其思想力度非同一般。无独有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也将拜伦和尼采相提并论③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第322-330 页。,并对他们反传统的异端作用大加赞扬。拜伦是鲁迅在《摩罗诗力说》花最大篇幅予以阐发的诗人,最终,拜伦的异端书写被他“颠倒”为正面主题:“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拜伦这一典型其实体现出浪漫主义阐释的极限,从中可以看出启蒙理性与浪漫激情之间的张力,同时也是启蒙主体与浪漫主体之间的张力。然而,鲁迅最终的目的仍然是以浪漫济启蒙,寓启蒙于浪漫之中。整体而言,鲁迅将“摩罗诗力”作为“第二维新之声”也即启蒙精神的奥援来看待,其目的是“破中国之萧条”。

四、“第二维新之声”:“精神界之战士”的延续

鲁迅早期文言论文完整表达了他的主体思想和主体文学的构想。鲁迅在《摩罗诗力说》的结尾呼吁说: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 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①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2 页。

显然他以“精神界之战士”自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贯穿了鲁迅一生。鲁迅同时期的文艺活动以翻译为主,但也以“主体文学”作为纲领。《域外小说集》的序言中说:“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②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10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168 页。鲁迅五四时期小说就蕴含着“摩罗诗力”的变异形象,北冈正子就注意到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的发展线索③ 参见北冈正子:《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版。,其实不唯《狂人日记》,鲁迅创造的系列“狂人”形象均可以理解为“精神界之战士”的变形,当启蒙者、革命者和先觉者在现实中遭受挫折并影响到其心理层面,“摩罗诗力”也就会被作为一种“狂”来对待。

鲁迅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④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26 页。,实在可以追溯到青年周树人的主体思想和主体文学构想。高远东认为鲁迅回国后的思想和写作“多以反题的方式展开”⑤高远东:《鲁迅的可能性——也从〈破恶声论〉寻找支援》,《鲁迅研究月刊》2003 年第7 期。,其实就涉及了中年鲁迅与青年鲁迅的关系。较之青年鲁迅,中年鲁迅与“摩罗诗力”之间更多了一层反讽性距离,“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⑥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39-440 页。。但他之所以能受到《新青年》群体的感召而重新开始写作启蒙文学,表明他并未全然放弃青年时期的主体思想和文艺信念,只是更多严苛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罢了。这种自我批判是成就中年鲁迅的文学深度的主要原因。因而中年鲁迅就不仅仅是青年鲁迅的反题,而还是可以让青年鲁迅与中年鲁迅相互对视的合题,就如他在《秋夜》中对“身外的青春”与“身中的迟暮”之辩证。青年鲁迅一直留存在中年鲁迅身上,才会使时或颓唐的中年鲁迅写下如下诗句:“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⑦鲁迅:《亥年残秋偶作》,《鲁迅全集》第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75 页。,“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⑧鲁迅:《赠画师》,《鲁迅全集》第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65 页。。极端地说,对于鲁迅,书写行为本身就是主体精神能量之展现。

鲁迅的《野草》颇具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色彩,从而对浪漫主义一向高扬的内在主体性起到了一种节制作用,也让整部散文诗成为“摩罗诗力”的颓废的变形记,所谓的颓废也包含了“在颓废中反击颓废”这一尼采式含义。近来有学者注意到《野草》中的“消极主体性”⑨张枣:《秋夜的忧郁》,颜炼军编:《张枣随笔集》,东方出版中心2018 年版,第151 页。,它同时是一种“寰球性现代主义文学核心意识形态”⑩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上海文学》2001 年第1 期。。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敞开了鲁迅主体文学具有强烈现代主义的一面。“消极主体性”甚至就是“摩罗诗力”的反面。这一点可以表明,鲁迅的启蒙理性与浪漫激情并非总是熨帖一致的,当二者发生错位的时候,鲁迅经常戴上一副反讽性面具。这种反讽性面具对启蒙与浪漫都保持距离,甚至使鲁迅偶尔呈现出一种颓废的美学风格。但这正是他追寻主体而不得,竟至于重新获得“无”的极致表现。《希望》《影的告别》《过客》《死火》《墓碣文》都是如此。而他本来是想要从“无”中创生出主体来的。鲁迅的文学并不是全然如竹内所说是“无”的文学(“鲁迅的文学根源是应该被称为‘无’的某种东西。获得了那种根本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家”⑪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 年版,第60 页。),而是与鲁迅的主体思想一致,是从无中挣脱出主体的文学。鲁迅最大程度地表现出了中国现代主体挣扎创生的困难及其命运。竹内好可能注意到了鲁迅与章太炎的关系才如此主张,但除了将一种东方式的“无”视为思考的动力,用于对一些西式概念的破除或破执,这是鲁迅与章太炎的共同之处,鲁迅毕竟比章太炎更勇敢地接受了西方式的主体概念。东方式的“无”也只是为鲁迅的主体提供了生灭缘起的动力和活动的场域,如在《这样的战士》里:“但他举起了投枪。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

《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形象其实最为接近青年鲁迅推崇的摩罗诗派,只是其态度没有青年鲁迅那样乐观。从灵感甚至主题的延续性上说,《失掉的好地狱》可能受到拜伦的《该隐》“神魔斗法”模式的影响。但《失掉的好地狱》结果仍然是悲观的。鲁迅意识到对主体的追寻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因为社会、环境和历史的循环都在试图吞噬主体。向“无物之阵”举起了投枪的战士形象,同时也是鲁迅在后期杂文中塑造出来的他自己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杂文中的斗士形象,其原型也就是青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召唤的“精神界之战士”。正如李长之所说:“鲁迅在文艺上乃是一个诗人;至于在思想上,他却止于是一个战士。”①李长之:《鲁迅批判》,北新书局1947 年版,第171 页。只不过需要同时意识到,鲁迅书写中的诗性和思想性其实是一体的,它们都围绕着不断创生着甚至斗争着的主体而展开,早期论文、中期小说和散文诗、后期杂文都是如此,且它们之间具有互文关系。鲁迅意识到“个体先驱者的启蒙主义以及自我牺牲的历史限度”②吴晓东:《从“空”到“无”:鲁迅的生命哲学及自我超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1 年第4 期。并进一步走向左翼革命,其中也蕴含了“摩罗诗力”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摩罗诗力又是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的秘密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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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东东,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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