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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纸发展脉络及其在中亚的传播研究


摘 要: 金花纸是利用贴金或泥金技术制作而成的加工纸。唐代的纸张加工技术不断提高,金花纸应运而生并最早用作公文纸。随着时间的发展,金花纸种类逐渐增加,制作技术不断成熟,并随着丝绸之路的交流和互动传播到了中亚地区。文章对金花纸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揭示了金花纸从唐代至明清时期的基本特征、制作和使用情况,同时系统整理了中亚地区发现的明朝金花纸,研究表明金花纸在14 世纪末通过地区间的朝贡贸易被带到了伊斯兰土地,并在当地艺术家的仿制过程中逐渐加入了伊斯兰风格的元素。

关键词: 金花纸;明朝;中亚;技术传播

金花纸是一种将金粉贴、涂在纸面上的加工纸。它的诞生是与贴金和泥金工艺的应用分不开的。所谓贴金法,就是把黄金反复敲打变成箔片,然后贴于器物的表面。金花纸的第一种制作方法就是运用了贴金工艺,即在原纸上涂上一层薄薄的胶料,然后把金屑、金片或金粒随意洒布在上面,再经过整饰、晾干而成①刘仁庆:《中国古纸谱》,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年版,第27 页。。如南京博物院藏清代六色藏经(图1)。另一种是泥金法,这种方法以金粉的制取为前提。贴金工艺运用不久后,人们发现遗留下的小金片弃之可惜,于是便将其进一步加工成碎末(细金粉),然后再将金粉与胶黏剂调和成泥后,用毛笔蘸上泥金(或泥银)在纸面上绘出需要的图案,如南京博物院所藏的清代《庆寿无畏狮吼经》(图2)。

图1 南京博物院藏六色藏经,清(1636—1911 年)

图2 南京博物院藏《庆寿无畏狮吼经》,清(1736—1795 年)

一、金花纸的发明与使用

唐代是中国古代造纸技术较发达的时期。为了提高纸的美观性,唐代纸工不断更新纸的加工方法,吸取了洒金、泥金、染色、印花等多种方法,因而产生了各种类型的加工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金花纸。为了使贵金属的光泽夺目,所用纸地多为红、蓝等各种色纸。一般只单面撒金或银,有时双面都以贵金属装饰。所用的纸多是较厚重的皮纸,纸面要求平滑,纤维必须高度分散,这样才能使金片易于胶结在纸表上。由于经济繁荣,唐时将不少黄金以各种方式投在纸上。北宋人景焕《牧竖闲谈》说唐时有十色笺及“金沙纸、杂色流沙纸、彩霞金粉龙凤纸”。①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笔记》第十编·十二《说郛·牧竖闲谈》,大象出版社2018 年版,第42 页。其中“金沙纸”可能指在色纸上撒以金粉,就像撒金片那样;“彩霞金粉龙凤纸”,指在填粉色纸上用金粉画龙凤画,后世称为泥金绘龙凤彩色粉笺。

金花纸在唐代首先被用作书写公文,《翰林志》中载“凡将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绫纸,所司印。凡吐蕃赞普书及别录,用金花五色绫纸,上白檀香木真珠瑟瑟钿函,银。回纥可汗、新罗渤海王书及别录,并用金花五色绫纸,次白檀香木瑟瑟钿函,银”。②《说郛·翰林志》,《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年版,第1223 页。其次,唐代诗人也用金花纸题诗,《杨太真外传》所载“遽命龟年执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立进清平乐词”,③《说郛·杨太真外传》,《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年版,第644 页。是说唐玄宗与杨贵妃赏牡丹花时,赐诗人李白金花纸,令写诗。另外,开元天宝年间,金屑涂饰在笺简上,作为进士及第到家报喜所用,称为“榜帖”或“喜信”。五代人王仁裕所作《开元天宝遗事·泥金帖子》中写道:“新进士才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用报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寖削此仪也。”④王仁裕等撰,丁如明等校点:《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第20 页。唐政府并没有规定民间不许用金花纸或生产这类纸,实际上有条件的人家在喜庆日子里仍使用,甚至在书法领域也用金花纸,米芾《书史》卷上更载“王羲之《玉润帖》,是唐人冷金纸上双钩摹”。⑤米芾著,赵宏注解:《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年版,第46 页。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金箔纸,即把大片金箔贴在纸上。“1973 年在阿斯塔纳高昌时期墓群中出土了汜法济夫妇合葬墓(214 号墓),墓主汜法济的墓志纪年为高昌重光元年(620 年)。其妻戴的纸冠圈上粘有一段金箔纸,纸料为皮纸,薄而细,纸面上有大约0.5厘米见方的金箔,至今仍闪闪发光,是迄今最早的冷金笺的实物标本。”⑥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第187 页。

唐代创制的各类金花纸,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规定公文用纸的各种等色,如“凡文武官用绫纸五种十二等色,背销金花绫纸、五色绫纸、大绫纸、中绫纸及小绫纸;凡宫掖至外命妇,用罗纸七种十等,遍地销金龙五色罗纸、遍地销金凤五色罗纸、销金团窠花五色罗纸、销金五色罗纸、销金大花五色罗纸、金花五色罗纸、五色素罗纸”。①《宋史》卷163《职官志》,廿五史本第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496 页。其中销金花绫纸是在绫纸上洒以细小金片,遍地销金龙(凤)五色罗纸是在五色罗纸上到处洒以金片并用泥金画出龙(凤)的图案,销金团窠花五色罗纸,是在五色罗纸上洒金片并绘出团花图案。可见金花纸在宋代仍被用作公文用纸。另外,宫廷书法作品中也常见金花纸。辽宁博物馆藏北宋赵佶草书《千字文》,就用的是泥金绘云龙纹粉蜡笺(图3)②潘吉星:《中国古代加工纸十种——中国古代造纸史专题研究之五》,《文物》1979 年第2 期。。

图3 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

宋代曾一度禁止民间使用金银色纸,《宋史·舆服志》记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三司请旨,“自今金银箔线,贴金、销金、泥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用之物,并请禁断”,③《宋史》卷153《舆服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3574 页。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产。尽管如此,民间写诗作赋、信札书函和婚喜祝寿仍使用金花纸。如《游宦纪闻》记载:“(龙图马公遵)家藏蔡忠惠公帖,用金花笺十六幅,每幅四字。”④张茂鹏点校:《游宦纪闻》,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80 页。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嫁娶》说定亲时,“男家用销金色纸四幅为三启,一礼物状共两封,名为‘双缄’,仍以红绿销金书袋盛之”。⑤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86 页。与北宋相比,南宋的金花贴显得尤为珍贵,常常成为文人的收藏之物。南宋洪迈的《容斋续笔》载“予家藏咸平元年孙仅盛京所得小录,犹用唐制,以素绫为轴,贴以金花,先列主司四人衔”,⑥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笔记》第五编·五《容斋续笔》,大象出版社2012 年版,第373 页。说明洪迈家中当时就收藏有一份宋真宗时的金花帖。南宋《笺纸谱》中谈到四川曾仿制姑苏(今江苏吴县)的姑苏笺时写道:“仿姑苏作杂色粉纸,曰假苏笺。皆印金银花于上,承平前辈盖常用之。中废不作,比始复为之。然姑苏纸多布纹,而假苏笺皆罗纹,惟纸骨柔薄耳。若加厚壮,则可胜苏笺也。”⑦杨慎:《全蜀艺文志·笺纸谱》,线装书局2003 年版,第1678 页。可见,蜀中假苏笺也是一类金花纸,是在罗纹纸上进行深加工将其制成彩色粉笺,并洒以金银花,因而成为销金银罗纹彩色粉笺。

元代内府及民间使用金花纸的情况,大体上与宋代是一样的。其中“明仁殿纸”和“端本堂纸”供皇帝及皇太子御用,因为明清时流传下来,故而著名。其特点是用上等皮纸染成黄色,背面刷粉并洒金片,再在纸的两面涂蜡并砑光,最后再在纸的正面用泥金描满如意云纹。纸质厚重,可揭为3—4 层。在纸的右下角钤“端本堂纸”或“明仁殿纸”长方小印,两种纸的形制大致相同。元代灭亡后,库内仍有不少,因此明初时还流传于世,但入清后逐渐稀少。

二、明清时期金花纸的多样化发展

经过了唐、宋、元数百年对造纸技术的摸索和经验积累,明代纸张的制作和加工技术更为成熟。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提升了对纸的消费需求,以往朝代名著一时的加工纸,在这个时期多恢复了生产,一再仿制,而且各地纸坊竞相创新,研制出一些新品种加工纸,推动了造纸水平的不断提高。明沈粲(1379—1453 年)在其《简庵诗稿》中记载:“赐出新笺锦作囊,金花粲若庆云黄。翠匀茧纸春冰滑,粉腻鱼纹雪浪香。展向芸窗光旖旎,书成铁画势风扬。拟裁圣代皇明颂,愧乏风流谢二王。”描写的是江南各地生产纸的热烈场面,其中就包括金花纸。

另外,明初统治者对造纸业的重视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明史·食货志》载:“明年(1375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桑皮纸)为料……”①张廷玉:《明史》第7 册卷81,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1962 页。“户部所属的官手工业衙门,还有宝钞提举司中的抄纸局和印钞局。”②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60-62 页。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 年)迁都北京后,大力发展手工业,仍继续发行“大明宝钞”,在北京仍设宝钞司负责造纸和印钞票业务。这个官纸局最初是以抄造优质桑皮纸、印钞纸为主要任务。后来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腐化,不断地大量印发纸钞,造成纸币贬值,至明宣宗年间(1426—1435 年),纸钞就停止发行了,自此以后官纸局就专产各种名贵“官笺”的加工纸。明代项元汴(1525—1590 年)在《蕉窗九录》中列举了当时包括金花纸在内的主要加工纸类型:“今之大内(宫廷)用细密洒金五色粉笺、五色大帘纸、洒金笺。有白笺,坚厚如版,两面砑光,如玉洁白。有印金五色花笺。有磁青纸,如段素,坚韧可宝。近日,吴中无纹洒金笺纸为佳。”③项元汴著,尹意点校:《蕉窗九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年版,第139 页。

明宣宗在位时期手工业极为发达,他本人善于书法和绘画,因而特别喜欢纸并下令全面提高内府用纸质量、增加品种,且以宫内所藏历代名纸为标本,要求依式制作。经过一段研制过程,纸上盖有“宣德五年(1430 年)造素馨纸”之类印章的宣德纸问世了。宣德纸实际上是一类纸的统称。方以智《物理小识》(1643 年)卷八谈到宣德纸时说,此纸纸角上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纸’印。有洒金笺五色金粉磁青蜡笺。……宣德纸陈清款。白楮皮厚可揭三四张,声和而有穰”。④方以智:《物理小识》,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第189 页。说明宣德纸有许多品种,包括洒金笺、金花五色笺、磁青纸等与金花纸相关的加工纸。其中洒金笺是先将纸染成五色,再向上面洒以金粉或金片;金花五色笺是将纸染成五色,再在上面用泥金绘出花鸟、山水、草木、虫鱼、楼阁等图案;磁青纸以靛蓝染成深蓝色,再经强力砑光,有时涂布蜡质,然后在上面用泥金写字或作画。⑤潘吉星:《中国造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388-392 页。

宣宗之后,继位的英宗、景帝,对造纸不感兴趣,盛极一时的明朝官纸局日益衰落,遂改产稻草纸(卫生纸)专为宫人使用,据《酌中志》记载:“宝钞司……每年工部商人办纳稻草、石灰、木柴若干万斤……抄造草纸,竖不足二尺,阔不足三尺,各用帘抄成一张,即以独轮小车运赴平地晒干,类总入库,每岁进宫中以备宫人使用。”⑥刘若愚:《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年版,第109-110 页。明熹宗即位(1621 年)后,鉴于宝钞司机构臃肿,“掌司、监工数十员”,⑦刘若愚:《明宫史》,北京出版社2018 年版,第41 页。遂下令停办。

除了官纸局外,明代还在江西、浙江、徽州、苏州等地设立造纸厂,这些地方制造出各种高质量的本色纸和加工纸,作为“贡品”进献宫廷。如明代陈弘绪(1597—1665 年)在《寒夜录》卷下中记载:“国初贡纸岁造于吾郡西山,董以中贵,即翠岩寺遗址以为楮厂。其应圣宫西皮库,盖旧以贮楮皮也。今改其署于信州,而厂与寺俱废。”⑧陈弘绪:《寒夜录》卷下,商务印书馆1960 年版,第36 页。说的是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 年)在江西南昌附近的西山设官局造纸,供内府御用。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明人还发明了替代金花纸的造金银印花笺法。明代学者屠隆在《考槃馀事》中介绍了这种方法:

用云母粉,同苍术、生姜、灯草煮一日,用布包揉洗,又用绢包揉洗,愈揉愈细,以绝细为甚佳。收时,以绵纸(皮纸)数层置灰矼上。倾粉汁在上,湮干。用五色笺,将各色花板平放,次用白芨调粉,刷上花板,覆纸印花,板上不可重塌,欲其花起故耳,印成花如销银。若用姜黄煎汁,同白芨水调(云母)粉,刷板印之,花如销金。二法亦多雅趣。⑨屠隆撰,秦跃宇点校:《考槃馀事》,凤凰出版社2017 年版,第118 页。

这种纸虽不用真金真银,但仍可以得到泥金、泥银描绘的效果。用泥金银绘图,需逐张纸加绘,而此法因是印花,花板上同一图案很快能复印出无数张,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并节省了工时,对用不起金花纸的普通文人来说,这是更实惠的替代品。

金花纸在明代的公文中仍被使用,明代诗人杨士奇就有诗句“五花金诰出金门,白发庭闱拜帝恩”。明仁宗朱高炽1425 年任命吏部官员的《行书敕谕》即写在金花纸上(图4)。此外,发给外国的诏书也使用金花纸。据明代陈沂《畜德录》载:“骞忠定公义善书,成祖手授金龙文笺,命书外国诏。”使用贵重的金花笺可见明朝廷对外交事务的重视。另外金花纸也用于榜帖,《宛署杂记·殿试》中记载:“御览登科录纸六百张,奏本纸六万张,大黄夹榜纸二百张……黄罗销金袱六个,红罗销金袱五个。”明代中晚期,追求虚荣的社交礼仪,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习俗。用于社会交往的名刺使用的材料与规格日趋奢华,金花纸即被用作公卿刺纸,如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述:“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录纸二寸,间有一二苏笺,可谓异矣……今之用纸,非表白录罗纹笺则大红销金纸,长有五尺,阔过五寸,更用一棉纸封袋递送,上下通行,否则谓之不敬,呜呼! 一拜帖五字而用纸当三厘之价,可谓暴殄天物,奢亦极矣!”

图4 明仁宗诏书(金花纸),1425 年,南京,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尺寸26.4cm×14.8cm(左);26.1cm×14.3cm(右)

清代宫廷用纸,承袭旧制,且不断改进,在造纸规模和数量上都超越了前代。就金花纸而言,品种更多,仿制了历史上的一些名纸,如乾隆时仿制了元代的“明仁殿纸”,《石渠随笔》载:“乾隆年亦有仿明仁殿纸,亦用金字印。”① 阮元:《石渠随笔》,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年版,第173 页。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仿明仁殿的画金如意云黄粉蜡笺,桑皮纸两面皆用黄粉加蜡,再以泥金画以如意云纹图案,纸背洒金片,纸正面右下角钤有隶书“乾隆年仿明仁殿纸”字印。除仿制古代名纸之外,清代也研制出一些金花纸的新品种,如五色粉蜡笺。这种纸是在唐代粉蜡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原料为皮纸,将其染成黄、粉、红、绿、蓝五种颜色,经过拖粉、加蜡、砑光,再施以泥金、泥银,由技术娴熟的专业技工,在纸上进行描金勾银,形成各色吉祥图案。这种纸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大量生产,是清代宫廷御用纸笺。盛产于乾隆年间的“梅花玉版笺”是在粉蜡笺上以泥金泥银精绘龟裂状冰纹并以冰梅梅朵缀饰,纸的右下角勾云纹栏内有朱文隶书“梅花玉版笺”长方印记。康熙、雍正时较为盛行的罗纹洒金笺纸,是由宋元的罗纹纸发展而来,其纸表面有纵横相交的细罗纹样,质地细密,且洒以金箔,是清廷御用或赏赐用纸。此外还有洒金粉蜡笺,是在彩色粉蜡纸上,一面以细金银粉或金银箔用胶粘在纸面上,一面光素。这类纸多用于宫廷殿堂写宜春帖子诗词,也作画幅上额或手卷引首用。如故宫博物院就收藏了一幅写有嘉庆皇帝字迹的洒金笺(图5)。而有的粉蜡笺上同时运用描金和洒金工艺,如故宫博物院藏的乾隆年间的绿色描金折纸花粉蜡笺(图6),一面为绿色描金银折纸花卉纹,花朵、枝叶双勾描金,花蕊与叶脉描银,另一面为洒金面,两面均可以书写、作画,多用于书写春联、诗歌辞赋或作墙壁装饰。

图5 写有清嘉庆帝手书吉祥语的洒金黄笺纸,故宫博物院藏

图6 清乾隆绿色描金折纸花粉蜡笺,故宫博物院藏

清人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中记载了清宫用纸情况:“凡文房四事,由各处呈进备用。颁赐各件,皆存懋勤殿库。”其中御用纸张如“宫廷贴用金云龙朱红福字绢笺,云龙朱红大小对笺,皆遵内颁式样尺度制办呈进。其他则有五彩盈丈大绢笺、各色花绢笺、蜡笺、金花笺、梅花玉版笺、新宣纸。旧纸则有侧理、金粟、明仁殿、宣德诏赦。仿古则有澄心堂、明仁殿、侧理纸、藏经纸、宣德描金笺。外国所贡,高丽则有洒金笺、金龙笺、镜光笺、苔笺、咨文笺、竹青纸、各色大小纸;琉球则有雪纸、头号奉书纸、二号奉书纸、旧纸。西洋则有金边纸、云母纸、漏花笺、各色笺纸。又回部各色纸,大理各色纸,此皆懋勤殿庋藏中之别为一类者”。①吴振棫撰,童正伦点校:《养吉斋丛录》,中华书局2005 年版,第334-335 页。可见,包括金花纸在内的各种御用纸主要来自各地的纸绢贡品。

嘉庆、道光时期,中国的手工制纸逐渐走向衰落,品质不精、品种单一。各地进贡的文房用具和纸笺数量也逐一裁减。道光以后,描金云龙纸、五色粉蜡笺等虽时有制作,但工艺不精细,图案单调,纸质较厚,不透明,性脆易折断。光绪时期出现的各色洒金宣纸大多都有字号款印。如光绪时“师竹友梅馆藏”洒金笺,署“云兰阁制”,其纸较厚,在光下略透明,洒金细小,无规则,金光亮丽②赵丽红:《明清宫廷御用纸张》,《紫禁城》2008 年第7 期。,无论是手感还是适宜书写度都与康乾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了。

三、金花纸在中亚的传播与发展

(一)明朝与中亚的贸易往来

明朝与中亚的贸易往来,最主要的莫过于明王朝与撒马尔罕及赫拉特(哈烈)即帖木儿帝国的通商贸易关系。帖木儿帝国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 年)九月向明王朝遣使朝贡,明王朝给予了丰厚的赏赐,双方正式建立贸易关系。据已有研究成果可知,这种贸易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③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585-589 页。:

1.洪武二十年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 年),帖木儿帝国主要是都城撒马尔罕与明王朝开展了商贸活动,而帖木儿帝国的另一重要地区赫拉特(哈烈)尚未与明王朝建立商贸关系。在这期间,撒马尔罕先后8 次派遣使团到明朝朝贡。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撒马尔罕商人舍怯儿、阿里义把六百七十匹马赶到凉州城互市时,边将立即向明廷上报了此事,明太祖下诏让这两个撒马尔罕商人赶着马匹到南京进行交易①《明太祖实录》影印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版,第2983 页。。这印证了《南都繁会图卷》明代南京街头中西方货物交易的场面,整条街道飘满了各种细长的店铺招幌,如“兑换金珠”、“东西两洋货物俱全”等(图7)。

图7 《南都繁会图卷》明代

2.明洪武三十年(1397 年)至永乐五年(1407年),帖木儿帝国因进一步实行扩张,与明王朝的通商贸易关系因扣使绝贡而一度中断。

3.明永乐五年至永乐二十年(1422 年)是帖木儿帝国与明王朝通商贸易关系恢复和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帖木儿帝国实际形成以撒马尔罕和赫拉特为首的两个政治经济中心,因而它们分别与明王朝进行通商贸易活动。这一时期,撒马尔罕对明朝的朝贡贸易有19 次,赫拉特对明朝朝贡10 次②潘勇勇:《明朝与帖木儿王朝的朝贡贸易研究》,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在帖木儿王朝派遣使团前来朝贡后,明朝政府随即会派遣使者护送帖木儿使团并携带大批财物出使帖木儿王朝,如永乐五年六月,出使撒马尔罕的白阿尔忻台使团;永乐六年(1408 年)四月,出使撒马尔罕、次年六月到达赫拉特的傅安使团;永乐八年(1410 年)二月,出使赫拉特等处的白阿尔忻台使团③黄彰健校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太宗实录》卷68、卷78、卷101,中华书局2016 年版。。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收藏的沙哈鲁时期(1409—1447 年)的波斯史诗《列王纪》抄本扉页画面中有三位跪坐的明朝官员(图8),可与明朝和帖木儿朝频繁互相遣使之史实相吻合。

图8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收藏的沙哈鲁时期(1409—1447 年)的《列王纪》抄本扉画插图中出现的三位明朝大臣④Mohammad Gharipour,Persian Gardens and Pavillions:Reflections in History,Poetry and the Arts,New York:I.B.Tauris,2013,fig.85.,画面由水彩、金银绘制而成

4.永乐以后直至明末,丝路贸易的衰落再加上明王朝西域政策的消极保守与无所作为,双方的商贸关系越来越缩小。这期间,撒马尔罕对明朝的朝贡贸易减少到了14 次,赫拉特对明朝朝贡则只有3 次①潘勇勇:《明朝与帖木儿王朝的朝贡贸易研究》,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

除了帖木儿帝国之外,明代与中亚的国际贸易均为数寥寥,如大不里士只有1427 年和1431 年两次对明朝进行朝贡贸易②潘勇勇:《明朝与帖木儿王朝的朝贡贸易研究》,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

明朝和中亚的通商关系促进了各类物品的贸易往来。除纺织品和陶瓷外,输入中亚地区最重要的一类物品就是高质量的纸张。在14 和15 世纪交替之际,波斯和东部伊斯兰地区的艺术家使用了花哨的装饰纸,其中一种是金花纸,这在波斯语中被称为zarafshani(即“黄金洒”)③ Jonathan M.Bloom,Paper Before Print: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Paper in the Islamic Worl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p.70-74.。

波斯文献记载1417 年300 人组成的中国使团,携带中国皇帝赐予的礼物包括猎鹰、锦缎、瓷器和纸张来到了帖木儿④ Jonathan M.Bloom,Paper Before Print: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Paper in the Islamic Worl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71.。此外中国文献也有记载,进京朝贡的使臣允许在会同馆中交易三至五日,允许使臣们每人买“食茶五十斤,青花瓷器五十副……花毯二条,纸马三百张,颜料五斤……”。⑤申时行:《明会典》卷112《给赐三·外夷下》,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595 页。又据《清实录》,清朝进贡来使于京师置买器物额数承袭明制:“每人茶五十斤,磁碗碟五十双……花毯二条,纸马并各色纸张共三百张,各色颜料五斤……”⑥《清世祖实录》(影印本)卷26,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11-12 页。由此可知,明清时期来华使者交易的物品中包含有纸张。

穆斯林传教士哈吉·拉沙德·伊本·阿里·西尼(Hajji Rashad ibn’Ali al-Sini)在穆罕兰禁月的最后一天即1401 年10 月9日在北京牛街清真寺编写完成了一部《古兰经》,其上有泥金绘制的图案(图9)⑦Craig Clunas and Jessica Harrison-Hall,Ming: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London:The British Museum Press,2014,p.208.。这说明15 世纪初在中国生活的穆斯林学会了使用泥金技术。

图9 《古兰经》,1401 年10 月9 日,北京牛街清真寺,尺寸24.5cm×17.5cm,纳赛尔·哈利利(Nasser Khalili)伊斯兰艺术收藏,伦敦

(二)中亚发现的明朝金花纸

1.弗里尔美术馆藏《贾拉伊尔诗集》手稿

中亚地区手稿抄写在中国金花纸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 世纪末15 世纪初贾拉伊尔王朝(1336—1432 年)统治下的伊朗西部。现收藏在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的《贾拉伊尔诗集》,大约是1403 年苏尔坦·阿赫默德(1382—1410 年)统治大不里士期间制作的①Ilse Sturkenboom,“The Paintings of the Freer Divan of Sultan Ahmad B.Shaykh Uvays and a New Taste for Decorative Design,”Iran,vol.56,no.2,2018,pp.184-214.。其中八页(编号32.30-37)抄写在绘有中国水墨画风格的纸张上,用墨线勾勒出中国元素为主题的轮廓,如飞龙、奔跑的牛羊和流淌的溪水,图案用泥金和蓝色颜料填充(图10、图11)。其绘画内容与色彩鲜明的波斯细密画截然不同,传统的波斯手稿中绘画常位于文本区域,而这八页纸张的绘图布局位于文字区域之外,与传统中国画特点相似。绘画内容与文本本身没有任何呼应,但从其构图特别是风景部分来看,却暗示了绘画在页面之外可能的延续,如图11 中页面边缘绘制的连续树枝被切断了。另外,手稿中未涂色的纸张和金花纸以不规则的间隔出现,说明可能是提前把大卷的金花纸折叠和切割之后才用于手稿制作的。

图10 《贾拉伊尔诗集》手稿,现藏于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这份手稿是苏尔坦·阿赫默德(1382—1410)统治大不里士期间制作的。查尔斯·朗·弗里尔基金会(Charles Lang Freer Endowment)于 1932 年购买,尺寸:29.3cm×20.0cm。编号F.1932.32(左)图案:六位文人席地而坐;F.1932.33(右)图案:金色的火焰和云从天而降,天使随之飘舞

图11 《贾拉伊尔诗集》手稿,现藏于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这份手稿是苏尔坦·阿赫默德(1382—1410)统治大不里士期间制作的。查尔斯·朗·弗里尔基金会(Charles Lang Freer Endowment)于1932 年购买,尺寸:29.3cm×20.0cm,编号F.1932.34 和F.1932.35,双开页绘制的是营地中人和动物的场景

1356 年,苏尔坦·阿赫默德的父亲、贾拉伊尔王朝统治者谢赫·乌畏思(Shaykh Uvays)在巴格达继位,并于1358 年占领并迁都大不里士。《命官文书规范》(Dastur al-Katib fi Ta‘yin al-Marateb)纳黑乞瓦尼(Muhammad Nakhchiwani)编记载了1366 年谢赫·乌畏思收到了60 张中国纸作为礼物②Sheila S.Blair,“Color and Gold:The Decorated Papers Used in Manuscripts in Later Islamic Times,”Muqarnas,vol.17,2000,pp.24-36.。由此表明弗里尔美术馆所藏《贾拉伊尔诗集》手稿中的八页带有中国元素的手稿可能是在大不里士用中国金花纸制作的。

2.阿塔尔的诗集手稿

帖木儿王朝最后一位苏丹侯赛因·米尔扎(Sultan Husayn Mirza)统治时期(约1470—1506年),一位名为梅夫拉那·苏尔坦·阿里(Mawlana Sultan-c Ali,1442—1519/20 年)的书法大师曾写过诗歌《论书写》,极力称颂中国纸的精良,诗文写到:

契丹(Khitai,即中国)纸张冠绝天下,屡试不爽,无论藏红花的橘黄,散沫花的棕红,还是几滴墨色晕染皆宜。撒马尔罕纸亦足佳! 乃识货诸君之首选。书于其上,字迹隽秀。③D.Fairchild Ruggles,eds.,Islamic Art and Visual Culture:An Anthology of Sources,West Sussex:Wiley-Blackwell,2011,p.43.

1405 年,沙哈鲁立赫拉特为首都,使之成为帖木儿权力和庇护的中心。1411 年,帖木儿帝国撒马尔罕统治者兀鲁伯乌下令释放了被强行定居在撒马尔罕的艺术家和工匠。随后,来自伊朗西部的艺术家也纷纷被疏散。这些散居的艺术家们给新首都赫拉特带来了能够实现皇家意识形态的技术专长。帖木儿王朝现存最早使用中国金花纸的例子是1438 年在赫拉特为沙哈鲁抄写的苏菲派诗人阿塔尔的两部诗集,其中一部为《卡玛萨》(Khamsa)五卷诗,收藏于土耳其和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图12),另一部为苏菲派诗歌《西塔》(Sitta)的六首诗,收藏于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皇宫图书馆(图13)。在两部诗集中,表面光滑的紫色、淡蓝色和粉色等不同颜色的金花纸不规则地穿插在书稿中,纸张上点缀着黄金,或用泥金绘制成河谷风景、树枝和其他中国艺术的图案。图案与文字内容并没有呼应,图案主题体现了明显的中国特点。①ThomasW.Lentz and Glenn D.Lowry,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Persian Artand Cult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Los Angeles: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Sackler Gallery,1989,pp.39-40.《西塔》封面书脊的外表面刻有沙哈鲁的铭文,封皮既有木刻印章又有复杂的皮革花丝,绘有中国主题图案。文献证据表明这个封皮是1429 年在赫拉特制作的,这种奢华的图书装订技术是约1420 年由一名叫齐瓦玛·阿尔·丁(Qawwām al-dīn)的工匠从大不里士传入赫拉特的②Mehmet Aga-Oglu,Persian Bookbinding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35.pp.II and III.。

图12 阿塔尔诗集《卡玛萨》,赫拉特,1438 年,收藏于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和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尺寸:34×25cm①ThomasW.Lentz and Glenn D.Lowry,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Persia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Los Angeles: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Sackler Gallery,1989,pp.39-40.

图13 阿塔尔诗集《西塔》封面,赫拉特,1429 年,收藏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皇宫图书馆,尺寸:35.9×24.3cm②ThomasW.Lentz and Glenn D.Lowry,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Persia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Los Angeles: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Sackler Gallery,1989,pp.39-40.

另外还有三部没有注明日期的《古兰经》也写在类似的彩色洒金纸上。分别收藏于土耳其和伊斯兰艺术博物馆(Y.41)、托普卡比皇宫图书馆(M.100)和底特律艺术学院(No.30.323)③Priscilla Soucek,“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Makhzan al-asrār’ and Its Importance,”Ars Orientalis,vol.18,1988,pp.1-37.。尽管无法确定这三部《古兰经》是否也在沙哈鲁时期的赫拉特产生,但它们在书写纸张的类型和尺寸上都与托普卡比皇宫图书馆、土耳其和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1438 年诗集相似。

3.大英图书馆藏波斯诗集

大英图书馆藏两部波斯诗集采用了明朝生产的泥金纸作为书写和绘画的媒介。一部是汇集了14—15 世纪间12 位诗人作品的《波斯诗集》,是1468 年由希尔凡王朝第35 位国王法鲁赫·亚萨尔(Farrukh Yasar)(1462—1501)的皇家抄写员沙拉夫·阿尔·丁·侯赛因(Sharaf al-Din Husayn)在希尔凡(今阿塞拜疆)首都沙马基抄写完成的,这是因为沙马基长期以来的稳定赞助吸引了赫拉特一些最好的艺术家搬到那里。这部诗集中包括1 张对开页和7 张单页绘有细密画的金花纸,这些纸张高度抛光,有靛蓝、紫色、亮紫红色、薰衣草、杏色、鼠尾草绿、浅棕色和赭石色,都带有金色斑点(图14)。③Craig Clunas and Jessica Harrison-Hall,Ming: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London:The British Museum Press,2014,p.268.

图14 沙拉夫·阿尔·丁·侯赛因抄写诗集所用中国金花纸,沙马基,希尔凡王朝末期,纸张制造于1400—1450年间,书法和细密画完成于1468年,每页纸高12cm,宽7.5cm,伦敦大英图书馆藏,Add.16561.

另外一部是《哈菲兹(āfi)诗集》抄本,抄写于1451年。题跋中没有记载抄录的地点,但从抄写员的姓名还是能推断出他出生于赫拉特,因为他的姓取自赫拉特附近的一个村子名。抄本所用金花纸同样来自中国,纸张非常重,共有31 张装饰有中国风格的图案,其中7 页包含竹子、石榴和其他植物的图案,12 页展示了中国的风景和建筑① Craig Clunas and Jessica Harrison-Hall,Ming: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London:The British Museum Press,2014,p.268.。这些金花纸的颜色多样,有深橙色、浅橙色、粉色、蓝色、黄色、绿色、灰色和紫色等。图15 中展示的是用泥金绘制的植物和山水风景。山水图案的金花纸,恰好印证了明代人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关于金花纸的记载:“高昌国金花笺,亦有五色,有描金山水图者。”②高濂撰,王大淳整理:《遵生八笺》,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678 页。另外,抄本的书写并不在意与图案的配合,文字和图案的方向并不一致。

图15 《哈菲兹诗集》所用中国金花纸,纸张制作于1403—1435年间,波斯书法写于1451 年,可能制作于赫拉特,每页纸高17.1cm,宽10.08cm,伦敦大英图书馆藏Add.MS 7759

这些金花纸在被切割之前已经绘制了图案,如《哈菲兹诗集》第17r 页和第10v 页拼在一起就可以看到两页纸上的山脉是连续的(图16)。这些纸切割之后被随机地用在书稿的不同位置。

图16 《哈菲兹诗集》,No.17r(左),No.10v(右),来自于同一张金花纸(大英图书馆Add.7759)

4.纽约公共图书馆斯宾塞收藏波斯手稿Ms.41——《尼扎米诗集》抄本

收藏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尼扎米诗集》抄本(Ms.41)包括35 张对开页的绿松石色金花纸,纸张上有两种构图装饰,一种是风景画,另一种是开花的树与枝头上的对鸟。纸张的边框用金边勾勒,里面有一条狭窄的黑线,外围有两条黑线。这部诗集抄本是苏丹·阿里·夸一尼(Sultan’Alī)为白羊王朝统治者雅古布(Y‘aqub)于1478 年在首都大不里士抄写的,抄录的是诗人海达尔(Mir-Haydar)的诗篇。苏丹·阿里·夸一尼的经历暗示了赫拉特和大不里士之间的联系。他出生在伊朗东部靠近赫拉特的马什哈德,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赫拉特度过的,与赫拉特文化有密切的联系。这本手稿虽然是在大不里士抄写完成的,但使用的语言是伊朗东部方言且在大不里士非常受欢迎,体现了伊朗东部帖木儿王朝和伊朗西部土库曼人文化的联系和融合① Mehmet Aga-Oglu,Persian Bookbinding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35.pp.II and III.。

《尼扎米诗集》抄本和阿塔尔的诗集、《哈菲兹诗集》一样,纸张在被切割之前已经绘制了图案,绘画作为文本的背景显得相当随意,文字并不在意与图案的配合。在《尼扎米诗集》抄本中第1—19 页所用的纸张两面都有金片或金箔点缀,纸张上的图案是两只长尾鸟栖息在一棵开花的果树枝头(图17),体现了高超的绘画技巧。鸟栖息在开花果树枝头的主题在中国画中由来已久,这种题材的作品在宋代画中特别流行,如故宫博物院藏霜桕山鸟图就与其构图非常相似(图18),这些作品也经常被后来的艺术家模仿,花鸟画在明代宫廷画家中亦较为流行,特别在明代早期成为中国画的主题。如宫廷画家吕纪的作品就以各种类型的花鸟图见长(图19),由此可见《尼扎米诗集》抄本所用金花纸上的花鸟图体现了流传已久的中国画模式。

图17 《尼扎米诗集》抄本,纽约公共图书馆斯宾塞收藏Persian Ms.41,fols.4b,8b,9b,10b-11a,14b,16b-17a

图18 霜桕山鸟图 南宋故宫博物院藏

图19 榴花黄鹂图明吕纪南京博物院藏

《尼扎米诗集》抄本的第20—35 页写在了两面都有画的金花纸上,如图20 左面的图案是一只鸟栖息在树枝上,右面是群山和树木组成的风景图,而左右两图的画面方向相反。这几页手稿中的绘画也以花鸟画为主,在构图上与第1—19 页构图形式相似,但是画得比较粗略(图21)。第20—35 页的黄金色调与第1—19 页的色调一致,推测所有的画应该是在同一时期完成的。

图20 《尼扎米诗集》抄本,纽约公共图书馆斯宾塞收藏Persian Ms.41,fols.21b-22a

图21 《尼扎米诗集》抄本,纽约公共图书馆斯宾塞收藏fols.21a,22a,23b,34b

《尼扎米诗集》抄本的尺寸为18cm×10.5cm,研究发现15 世纪下半叶完成于伊朗西部的其他几件手稿,尺寸与其相当。最为重要的是上文提及的大英图书馆收藏的1468 年《波斯诗集》,尺寸为22.9cm×12.7cm。另外还有两份由白羊王朝统治者哈里勒(Khalil)赞助抄写在象牙色金花纸上的手稿,其一为现藏于开罗写于1467—1472 年的突厥语诗人阿里·希尔·纳瓦伊(Ali-Shir Nava’i)的诗集,其尺寸为20cm×13cm① Priscilla Soucek,“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Makhzan al-asrār’and Its Importance,”Ars Orientalis,vol.18,1988,pp.1-37.。其二为现藏于都柏林切斯特贝蒂图书馆的1478 年献给哈里勒的《希达亚特诗集》(Divan of Hidayat),其尺寸为 17×12cm②B.W.Robinson,Persian Miniature Painting,Oxford:Cassirer,1967,p.96.。

此外,还有两个例子可以将伊朗西部与在赫拉特制作的手稿联系起来。一个是上文提到的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1451 年在赫拉特抄写的《哈菲兹诗集》。与《尼扎米诗集》抄本尺寸相似,为17.2×10.7cm③ Norah M.Titley,Persian Miniature Painting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Art of Turkey and India:the British Library Collections,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4,pp.240-241.。第二个例子是1453 年在赫拉特抄写的《卡马尔·胡安迪(Kamal Khujandi)诗集》,抄本尺寸为24cm×14.5cm④ Priscilla Soucek,“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Makhzan al-asrār’and Its Importance,”Ars Orientalis,vol.18,1988,pp.1-37.。这些抄本的纸张都装饰有大片金片,纸张有淡紫色、紫色、深蓝色、淡绿色、黄色、橙色、浅棕色和淡紫色等⑤B.W.Robinson,Persian Miniature Painting,Oxford:Cassirer,1967,p.87,p.240.。

表2 是目前可见的15 世纪伊斯兰手稿中使用金花纸的尺寸,抄本年代越早纸张尺寸越大,抄本年代越晚纸张尺寸越小。伊朗东西部发现的中国金花纸无论是颜色、图案、尺寸,都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说明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非常密切。

表2 15 世纪伊斯兰手稿中金花纸的尺寸

② Ilse Sturkenboom,“The Paintings of the Freer Divan of Sultan Ahmad B.Shaykh Uvays and a New Taste for Decorative Design,”Iran,vol.56,no.2,2018,pp.184-214.
③ ThomasW.Lentz and Glenn D.Lowry,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Persia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Los Angeles: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Sackler Gallery,1989,pp.39-40.
④ ThomasW.Lentz and Glenn D.Lowry,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Persia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Los Angeles: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Sackler Gallery,1989,pp.39-40.
⑤ Norah M.Titley,Persian Miniature Painting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Art of Turkey and India:the British Library Collections,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4,pp.240-241.
⑥ Priscilla Soucek,“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Makhzan al-asrār’and Its Importance,”ArsOrientalis,vol.18,1988,pp.1-37.
⑦ “The Poems of Sharaf al-Din Husayn Collected in British Library,” http:/ /www.bl.uk/manuscripts/FullDisplay.aspx?ref=Add_MS_16561,2019 年 9 月 18 日。
⑧ Priscilla Soucek,“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Makhzan al-asrār’and Its Importance,”ArsOrientalis,vol.18,1988,pp.1-37.
⑨ Priscilla Soucek,“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Makhzan al-asrār’and Its Importance,”Ars Orientalis,vol.18,1988,pp.1-37.
⑩ Priscilla Soucek,“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Makhzan al-asrār’and Its Importance,”Ars Orientalis,vol.18,1988,pp.1-37.

时间 地点 名称 尺寸1403 大不里士 《贾拉伊尔诗集》手稿② 29.3cm×20.0 cm 1438 赫拉特 阿塔尔诗集《卡玛萨》③ 34cm×25cm 1438 赫拉特 阿塔尔诗集《西塔》④ 35.9cm×24.3cm 1451 赫拉特 《哈菲兹诗集》⑤ 17.1cm×10.08cm 1453 赫拉特 《卡马尔·胡安迪诗集》⑥ 24cm×14.5cm 1468 希尔凡 沙拉夫·阿尔·丁·侯赛因抄写的诗集⑦ 12cm×7.5cm 1467—1472 土库曼 突厥语诗人阿里·希尔·纳瓦伊的诗集⑧ 20cm×13cm 1478—1479 土库曼 献给哈利勒·米尔扎(Khalil Sultān)的《希达亚特诗集》⑨ 17cm×12cm 1478 大不里士 纽约公共图书馆波斯手稿《尼扎米诗集》抄本○10 18cm×10.5cm明朝使臣出使西域的路线即“由京师戒行,西出甘、肃州卫嘉峪山关,抵哈烈、撒马尔罕诸国,所历西域一十六处”。① 王继光校注:《陈诚西域资料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 页。金花纸极有可能也是从传统的陆路丝绸之路传到中亚地区的。由明朝和撒马尔罕互派使节的事实及撒马尔罕自8 世纪以来在中亚地区造纸业的中心地位可以推断,至少在15 世纪初撒马尔罕地区也应有金花纸存在。因此根据实物和文献记载,中亚地区中国金花纸的分布地点主要集中在伊朗西部的大不里士、希尔凡和伊朗东部的撒马尔罕和赫拉特等地。

(三)金花纸的仿制

中国传入中亚的金花纸非常昂贵而且很难获得,因此伊朗艺术家通过模仿自行创造,但是质量远比中国差,金片较小而且多以洒金为主。这些仿制的纸依然比较昂贵。伊斯兰当地模仿制作金花纸最早开始于14 世纪末至15 世纪初伊朗西北部的贾拉伊尔王朝。目前所知最早的伊斯兰当地仿制的金花纸是收藏在弗里尔美术馆的波斯诗人尼扎米(Nizami)作品《霍斯陆与席琳》(Khusraw u Shirin)的抄本(图23),于15 世纪早期制作于大不里士。大不里士的书籍作坊在15 世纪初就开发了洒金技术。随后,洒金技术又在帖木儿手工业中心赫拉特流行起来⑪Sheila S.Blair,“Color and Gold:The Decorated Papers Used in Manuscripts in Later Islamic Times,”Muaqrnas,vol.17,2000,pp.24-36.。帖木儿的艺术家应是从大不里士的工匠那里学会的洒金技术,如来自大不里士的画家艾哈迈德·扎尔库布(Khwaja Ghiyath al-Din Pir-Ahmad Zarkub),他用精巧的画笔和润色技巧使赫拉特的书稿绘画变得高贵、精致。他名字中的“Zarkub”的意思即打金者,表明黄金装饰技术已经成为大不里士的一项职业。在帖木儿王朝和其继承者的统治下,工匠们很快就开发出了喷金和画金的技术。伊斯兰学者卡迪·艾哈迈德(QāīAmad)在1596 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沙哈鲁统治时期,赫拉特的帖木儿王朝工匠们开始生产他们自己的彩纸,并在15 世纪晚期至16 世纪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卡迪·艾哈迈德提到几个以洒金和制作彩色纸的技艺而闻名的人。其中15 世纪伊朗著名书法家贾法尔·塔布里奇(Jafar Tabrizi)的一名学生阿卜杜拉(Abd Allah al-Haravi)在 15 世纪40 年代到60 年代就是精通这门技术的代表① QāīAhmad,“Calligraphers and Painters,” trans.V.Minorsky,Freer Gallery of Art Occasional Papers,vol.3,no.2,1959,pp.174-194.。此外伊朗东北部马什哈德的统治者兼镀金工穆罕默德·阿明(Mawlana Muhammad Amin)掌握了四种洒金的方式②Yves Porter,Painters,Paintings and Book,trans.Mrs.S.Butani,New Delhi:Manohar,1994,p.50.。16 世纪纸张的黄金装饰技术变得更为精致和复杂,许多设计都采用了阿拉伯式的花纹。如现收藏于大英图书馆的1539—1543 年在大不里士为萨菲王朝统治者塔赫玛斯普一世(Tahmasp I)抄写的尼扎米的诗歌《卡姆萨》(Khamsa),其上就有很多阿拉伯式的图案(图24)。

图23 尼扎米《霍斯陆与席琳》抄本,弗里尔美术馆(31.32/7)③“Khusraw u Shirin by Nizami(d.1209),” https:/ /asia.si.edu/object/F1931.29/,2019 年 10 月 3 日。

图24 尼扎米的诗歌《卡姆萨》大英图书馆M.2265,f279v

据上文可知,14 世纪末贾拉伊尔王朝和明朝建立邦交关系之后,金花纸最先传入伊朗西部的大不里士,金花纸的仿制技术也首先从大不里士开始。15 世纪初帖木儿王朝与明朝的朝贡关系建立,金花纸又传入到伊朗东部的撒马尔罕和赫拉特,在伊朗西部的艺术家被疏散之后纷纷到撒马尔罕和赫拉特定居,金花纸的仿制技术也随即被带到了这些地方,并逐渐加入了地域性的文化因素。1449 年,帖木儿帝国发生内乱,中亚西部希尔凡王朝首都沙马基长期稳定的赞助吸引了赫拉特的工匠,金花纸又随之在这里传播。

(四)金花纸在中亚地区流行和仿制的原因

1.造纸技术的长期积累

早在公元650 至651 年及707 年唐纸就已输入康国所在的撒马尔罕④劳费尔著:《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1964 年版,第393-394 页。。20 世纪30 年代,在撒马尔罕城西120 公里处的穆格(Mugh)山出土年代为709 至723 年之间的古纸⑤Richard N.Frye,“Tarxùn-Türxün and Central Asia histo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4,1951,pp.105-129.。中亚一带最早的造纸厂建于撒马尔罕。波斯学者比鲁尼(AbūRayhān Muhammad ibn-Ahmad al-Biruni,973—1048)在《印度志》(Tarikh al-Hind,a.1000)中的记载,此书由札豪(Eduard Sa-chau,1845—1930)于1888 年译成英文,书中写道:“造纸术始于中国……中国的战俘把造纸法传入撒马尔罕,从那以后许多地方都造起纸来,以满足当时之需。”①Ainslie T.Embree,Alberuni’s India,trans.E.C.Sachau,New York:WW Norton&Co,1971,p.171.阿拉伯作者巴赫尔(Tamim ibn-Bahr)在其821 年成书的《回鹘旅行记》中还谈到,除751 年怛逻斯之战的战俘外,775—785 年驻撒马尔罕守备官还掳来另一些唐人,要他们在撒马尔罕制造上等的纸、各种各样的武器② V.Minorsky,“Tamin ibn Bahr’s journey to the Uyghur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London),vol.12,no.2,1948,p.285.。

阿拔斯王朝拥有亚非大片土地后,到哈伦·拉希德(Hārūn al-Rashid,约 764—809 年)统治时(786—809 年),首都巴格达成为科学文化中心,四方学者云集。据阿拉伯史学家卡尔敦(Ibn-Khaldun,1332—1406 年)《历史导论》(al-Muqaddimach)所载,794 年在大臣叶海亚(Yahya al-Barmak)奏请下于巴格达又建立了纸厂③Ibn Khaldun,The Magaddimah: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trans.F.Rosenthal,New York:Bollingen,1958,p.352.,技术力量来自撒马尔罕,仍然是在中国纸工参与下建成的。

可见早在唐代,中国的纸张和造纸术就已经输入中亚地区,这为金花纸的仿制提供了技术基础。

2.中亚地区的文化需求

造纸术自8 世纪中叶传入中亚之后,对促进伊斯兰科学文化的繁荣起了很大作用。用纸写的大量手抄本《古兰经》和其他著作,得以进入寻常百姓家。纸张凭借优越的书写特性、低廉的成本和稳定的供给,得以在社会生活中广为应用,使得人们对纸的需求持续不断,对纸张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品质更高的加工纸传到中亚之后,自然也很容易被接受。具有中国文化因素图案的金花纸最初通过与明朝的贸易传入中亚地区,被用作传播伊斯兰文化的载体。当中亚工匠掌握了金花纸的制作技术后,金花纸上的中国文化图案也逐渐被当地的伊斯兰文化因素所替代,这也是金花纸在中亚地区传播和本土化的体现。

金花纸之所以被伊斯兰文化所接纳,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因为其色泽符合了伊斯兰艺术家的审美特点。首先,阿拉伯人认为白色不适宜书写。马什哈德的图书管理员希米·尼斯哈普利(Simi Nishapuri)在《论书法:谈纸、色、墨、笔》(成书于1433 年)中写道:“列国纸张全然试过,唯巴格达、大马士革、阿莫勒(Amul)、撒马尔罕四地所产纸张最宜书写。他国纸张多粗糙、多斑且欠耐久。白纸刺目,宜略施染色。余所见名家书法皆用染色纸张。”④ Wheeler M.Thackston,“Treatise on Calligraphic Arts:A Disquisition on Paper,Colors,Inks,and Pens by Simi of Nishapur,” in Michel Mazzaoui and Vera Moreen,ed.,Intellectual Studies on Islam:Essays Written in Honor of Martin B.Dickson,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90,p.221.

另外,中亚是青金石的主要产区,青金石色是波斯绘画中常用的色调。从14 世纪起《古兰经》就开始用蓝色和金色组合绘制。伊斯兰艺术家认为蓝色和金色组合是绘制细密画的最完美组合,该观点在整个15 世纪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曾效力萨菲王朝的宫廷画家萨迪奇·阿夫沙尔·拜格(Sadiqi Afshar Beg,1533—1609年)将上金色比作绘画过程之高潮。他说:“涂金乃绘画收官之关键所在。画面熠熠生辉之时,画家的内心才感到愉悦和平静。”⑤ D.Fairchild Ruggles,ed.,Islamic Art and Visual Culture:An Anthology of Sources,West Sussex:Wiley-Blackwell,2011,p.51.。

帖木儿(Timurid)著名书法家苏丹·阿勒·马什哈德(Sultan’All al-Mashhadl)在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撰写的一部实用书法专著中赞扬了中国纸的优点,并提到了它的各种颜色,他指出,这种点缀了黄金的纸非常适合书写,对于书写来说,略带颜色的纸能够使眼睛感到安宁。⑥QāīAhmad,“Calligraphers and Painters,” trans.V.Minorsky,Freer Gallery of Art Occasional Papers,vol.3,no.2,1959,pp.113.

3.政治环境的影响

1449 年帖木儿朝发生政变,统治者兀鲁伯被其子所杀,动荡的局势妨碍了派遣使者出访明廷。与此同时,明朝在“土木之变”后元气大伤。明朝“厚往薄来”的朝贡政策已面临着危机。景泰七年(1456年),明廷终因旧时给帖木儿朝赏例太重而予以降低,同时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帖木儿朝使臣朝贡的次数。由此导致明朝与中亚的关系逐渐僵化,直至朝贡与官方贸易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包括金花纸在内的中国物产和文化向外输出都遇到了窘境。中亚地区在金花纸输入受限的情况下,仿制技术也就兴盛起来。同时由于语言和文化迥异,双方不可能达到深层的文化交流,因此在仿制过程中,金花纸上的中国文化主题逐渐被本地阿拉伯风格所替代。

四、小结

通过本文研究可知,金花纸源自贴金和泥金技术的使用。唐代的纸张加工技术不断提高,金花纸应运而生并最早作为公文用纸,随即在民间也被使用。唐代创制的各类金花纸,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对公文中各种等色金花纸的使用场合有了明确的规定,民间金花纸的使用则禁而不止。元代使用金花纸的情况与宋代大体一致,同时创新了金花纸的品种,如明仁殿纸和端本堂纸。经过唐、宋、元数百年造纸技术的经验积累,明清时期纸张的制造和加工技术都达到了顶峰,除了官纸局外,各地纸厂的贡品也是金花纸的主要来源,金花纸数量和种类更加丰富,宫廷和民间使用金花纸的现象都更为普遍。道光以后,包括金花纸在内的手工制纸技术逐渐走向衰落。

中亚地区对金花纸的使用可以追溯到中国,14 世纪末明朝和中亚地区使者交流频繁,这些纸张作为礼物或商品从中国被运往伊斯兰土地,金花纸沿着和其他贵重物品相同的路线传播到伊朗地区,这种特殊的纸张作为一种奢侈品,是维护皇家声望的一项工具。金花纸传入伊斯兰地区后,由于受到双方政治环境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其进一步传播面临窘境,在这种情况下,15 世纪初当地的艺术家开始仿制生产这些珍贵的纸张。到16—17 世纪仿制金花纸技术变得越来越精湛,中国主题的图案逐渐被阿拉伯风格的图案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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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员雅丽,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理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先秦至唐代新疆金银手工业与文化交流研究”(22YJC7800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