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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比亚A 部族文化与古埃及国家的兴起



摘 要: A 部族文化是公元前四千纪在埃及南部阿斯旺地区以南到尼罗河第二瀑布区之间出现的新石器文化。A 部族地处交通要道,是非洲东北部各新石器文化贸易往来和文化沟通必经之地。其中,靠近阿斯旺的A 部族社会与上埃及的涅伽达文化密切来往,逐渐埃及化;第二瀑布区库斯图尔的A 部族社会与涅伽达文化存在直接的贸易关系,以矿产等原材料与南部非洲稀有资源换取涅伽达社会的手工业产品。贸易促进了经济的发展,A 部族文化末期产生了王权观念,在撒亚拉与库斯图尔两地都发现了A部族文化的大型墓葬和带有古埃及王权标志的器物,说明A 部族文化已经发展到酋邦阶段。手工业的发展促进涅伽达文化向文明迈进。最终,生产力占优势的涅伽达文化发展成为古埃及国家,征服了库斯图尔酋邦。

关键词: A 部族;努比亚;涅伽达;库斯图尔

努比亚A 部族文化(A-Group Culture)是现代埃及南部的阿斯旺地区以南到尼罗河第二瀑布区之间出现的新石器文化。美国埃及学家乔治·赖斯纳(G.A.Reisner)以及之后的英国埃及学家弗思(C.M.Firth)在20 世纪初对下努比亚地区进行了初步发掘,并将所发现的当地文化从新石器到拜占庭时代依次命名为“A 部族(A-Group)”“B 部族(B-Group)”“C 部族(C-Group)”“X 部族(X-Group)”。①George A.Reisner,H.G.Lyons,G.E.Smith,F.W.Jones and C.M.Firth,The Archœological Survey of Nubia:Report for1907-1908[--1910-1911],vols.1-5,Cairo:National Printing Department,1910-1927.20 世纪60 年代,史密斯(H.S.Smith)经研究发现,赖斯纳所谓B 部族是与埃及古王国同时期的努比亚文化这一论断是不成立的,B 部族并不存在。②H.S.Smith,“The Nubian B-Group,”Kush:Journal of the Sudan Antiquities Service,vol.14,1966,pp.69-124.因此,目前努比亚地区的文化只有A 部族、C 部族与X 部族。虽然20 世纪30 年代也有学者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少量发掘,③参见W.B.Emery and L.P.Kirwan,The Excavations and Survey between Wadi Es-Sebua and Adindan,1929-1931,Cairo:Government Press,Bulaq,1935.但直到60 年代,由于阿斯旺地区水利工程的修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了努比亚抢救性发掘工程,对这一地区文化群落的研究才系统地展开。诺德斯特伦(Hans-Åke Nordström)于1972 年发表文章,确定了A 部族文化的分期,①Hans-Åke Nordström,Neolithic and A-Group Sites,vols.1-2,Stockholm:Läromedelsförlagen/Svenska Bokförlaget,1972,pp.28-32.在1998 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又在之前分期的基础上,将A 部族文化分为三期:A 部族早期(Early A-Group,公元前3800—3400 年),A 部族中期(Middle A-Group,公元前3400—3200 年),A 部族末期(Terminal A-Group,公元前3200—2900 年)。② Hans-Åke Nordström,“The Nubian A-Group:Perceiving a Social Landscape,” in T.Kendall ed.,Nubian Studies,1998: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Nubian Studies,August 21-26,1998,Boston,Massachusetts,Boston:Department of African-American Studies,Northeastern University,2004,pp.134-144.这一分期方法一直为学术界所沿用。以库斯图尔香炉(Qustul Incense Burner)为代表的一批带有丰富图像要素的出土文物引起了埃及学界的广泛争议。这些器物上出现了古埃及王权标志,引发了关于A 部族社会性质及其与上埃及的涅伽达文化(Naqada Culture)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史密斯于1991 年发表文章,系统研究了下努比亚(Lower Nubia)北部地区A 部族文化的扩张情况,并将其与涅伽达文化的发展阶段相比对。③H.S.Smith,“The Development of‘A-Group’Culture in Northern Lower Nubia,” in W.V.Davis ed.,Egypt and Africa from Prehistory to Islam,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1991,pp.92-111.基于在库斯图尔等地出土的器物,威廉姆斯(B.Williams)提出,古埃及王权很可能起源于努比亚地区。④B.Williams,“The Lost Pharaohs of Nubia,”Archeology,vol.33,no.5,September-October 1980,pp.14-21.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⑤W.Y.Adams,“Doubts about the‘Lost Pharaohs’,”Journal ofNear Eastern Studies,vol.44,no.3,July 1985,pp.185-192.对此,威廉姆斯又做出回应,详细论证了努比亚地区诞生原始国家的可能性及其与上埃及新石器文化的关系。⑥B.Williams,“Forebears of Menes in Nubia:Myth or Reality?”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vol.46,no.1,January 1987,pp.15-26.在这之后,位于上埃及的阿拜多斯(Abydos)U-j 号墓的发现证实了王权在上埃及地区的诞生早于努比亚。⑦G.Dreyer,“Tomb U-J:A Royal Burial of Dynasty 0 at Abydos,” in E.Teeter ed.,Before the Pyramids:The Origi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Chicago: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2011,pp.127-136.史密斯于1994年发表文章,运用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对艺术图像与陶器形制进行研究,提出除了库斯图尔,在撒亚拉(Sayala)也存在着独立的努比亚A 部族文化政权,掌控着阿拉奇旱谷(Wadi al-Allaqi)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金矿),并与上埃及的涅伽达当权者进行贸易。⑧H.S.Smith,“The Princes of Seyala in Lower Nubia in the Predynastic and Protodynastic Period,” in C.Berger,G.Clerc and N.Grimal eds.,HommagesàJean Leclant,Le Caire: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1994,pp.361-367.进入21世纪,加托(M.C.Gatto)发表系列文章,探讨了早期A 部族文化与非洲南部文化的关系,以及散布在沙漠地区的A 部族文化的基本情况。⑨M.C.Gatto,“The Early A-Group in Upper Lower Nubia,Upper Egyptand the Surrounding Deserts,” in K.Kroeper,M.Chlodnicki and M.Kobusiewicz eds.,Archaeology of Early Northeastern Africa:In Memory of Lech Krzyzaniak,Poznan:Poznan Archaeological Museum,2006,pp.223-234;M.C.Gatto,“The Most Ancient Evidence of the ‘A-Group’Culture in Lower Nubia,” in L.Krzyzaniak,K.Kroeper and M.Kobusiewicz,eds.,Recent Research into the Stone Age of Northeastern Africa,Poznan:Poznan Archaeological Museum,2000,pp.105-117;M.C.Gatto,“Egypt and Nubia in the 5th-4th Millennia BC:A View from the First Cataract and its Surroundings,” in R.F.Friedman and P.N.Fiske,eds.,Egypt at its Origins 3: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rigin of the State:Predynastic and Early Dynastic Egypt,London,27th July-1st August2008,” Leuven:Peeters,2011,pp.859-877.

中国学术界对古代努比亚地区的史前史鲜有研究。金寿福在论及古埃及文明起源时,探讨了努比亚A 部族文化与涅伽达文化的互动;⑩金寿福:《内生与杂糅视野下的古埃及文明起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12 期。刘金虎新近发表的关于古埃及与努比亚关系的文章涉及了史前时代。⑪刘金虎:《试论史前时代至新王国时期古代埃及与努比亚地区的交往》,《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 国际学术界对努比亚的研究也颇为“被动”。20 世纪60 年代所进行的发掘虽然较为系统,但由于是抢救性发掘,且参与国家较多,因此出版的考古报告参差不齐,还有很多遗址的发掘报告尚未出版,文物的整理工作也较为滞后。20 世纪初与30 年代的初步发掘亦是迫于当时修建水利工程的抢救性发掘。遗址一经湖水淹没,就再无重见天日的可能,抢救性发掘的成果也就成为了研究这些遗址的唯一资料。

就研究视角而言,埃及学家在研究A 部族文化时,常以古埃及文明为出发点,将努比亚早期文化视为埃及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从属,忽略了包括A 部族文化在内的其他东北非洲各文化的独立性,也忽略了努比亚对上埃及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巨大影响。如果以A 部族文化自身的发展为视角,以包括上埃及地区在内的东北非洲新石器时代整体为考量,我们就可以对这一区域内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其中,上埃及涅伽达文化与A 部族文化关系的研究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各文化之间的互动模式提供了范例。本文作者希望从这一角度对努比亚A 部族文化的考古材料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其性质加以讨论,再进一步归纳A 部族文化与涅伽达文化在古埃及国家形成时期的互动模式。

一、东北非洲文明起源视阈下的A 部族文化及其发源

我们对古文明起源的研究往往是从已知的古文明入手,从时间上向前追溯其形成,在空间上向周围地区延伸讨论其影响。埃及学以语文学为研究重点,文本资料一向被视为最为“优越”的研究材料,缺少文本记录的努比亚地区在材料权重上处于劣势,① 公元前2 世纪,努比亚地区借用古埃及世俗体文字符号发展出自身的文字系统,即麦罗埃文(Meroitic),但至今尚未被全部破译。因此,在传统的埃及学领域,努比亚地区是作为古埃及文明的亚文明区域进入研究者视野的。②相对于A 部族文化,上埃及地区的涅伽达文化发展成为统一的古埃及国家,成为东北非洲地区的文明中心,对周边地区早期历史的研究往往需要借助古埃及人的记录,但这些记录并不能反映新石器时代文化交往的全貌。一方面,在古埃及文明留下的文字与图像资料中,外族人经常以较为负面的形象出现,这体现出古埃及人以自己文明为中心的世界观,见金寿福:《古代埃及人的外族观念》,《世界历史》2008 年第4 期;另一方面,虽然关于努比亚新石器文化的记述通常出现在讨论古埃及国家起源的著作中,但努比亚总是以贸易对象和征服对象的角色出现,而不是历史叙述的主体,例如赖斯(M.Rice)有关古埃及国家形成的讨论,见M.Rice,Egypt’sMaking:The Origins of Ancient Egypt 5000-2000 B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p.34-149.以古埃及王朝时代的图像与文字史料为基础,以古埃及文明自身为中心,设立出中心-边缘的结构框架,将文明纳入中心范畴,将文明周围的其他社会纳入边缘范畴——这样的研究模式对历史时代或许适用,但却扭曲了史前时代的各新石器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因为这样的中心-边缘关系并不是新石器时代东北非洲各社会之间的主流关系。③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从整体的东北非洲文明体系角度进行研究,见M.C.Gatto,“Cultural Entanglement at the Dawn of the Egyptian History:A View from the Nile First Cataract Region,”Origini:Rivista di Preistoria e Protostoria delle CiviltàAntiche,vol.36,2014,pp.95-96;另见刘金虎:《试论史前时代至新王国时期古代埃及与努比亚地区的交往》。如果将研究视角拓宽到东北非洲尼罗河沿岸与沙漠绿洲地带,就会发现在更为广阔的东北非洲新石器文化萌发互动的背景之下,各新石器文化都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趋势,努比亚的新石器文化也并非埃及新石器文化的附庸,而是诞生于该区域的特有文化,与其他新石器文化有着广泛联系。各文化的频繁互动恰恰为文明的诞生提供了土壤。因此,只有将这一地区视为一个整体,关注整体视野之下的文化互动,才能厘清新石器时代各文化发展的脉络,把握住文明起源的真正动因。

东北非洲新石器文化的判定主要以出土陶器的类型为依据。根据不同类型陶器的地区分布和在该地区出现的密度,就可以判定不同的文化(culture)与文化群落(culture group),同时也能划定这些文化大致的“领土”,即某一文化所涵盖的地理范围。努比亚考古学家加托以“风格理论”(Theory of Style)④ P.Wiessner,“Style and Social Information in Kalahari San Projectile Points,”American Antiquity,vol.48,no.2,April 1983,pp.253 - 276;P.Wiessner,“Reconsidering the Behavioural Basis of Style,”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vol.3,no.3,April 1984,pp.190-234;P.Wiessner,“Style or Isochrestic Variation?A Replay to Sackett,”American Antiquity,vol.50,no.1,January 1985,pp.160-166.为理论根据,依照陶器等器物的制作工艺、表面处理方式、装饰图案与形状分析了从公元前5000年到3000 年东北非洲新石器时代文化群落的发展状况。⑤M.C.Gatto,“Ceramic Traditions and Cultural Territories:the ‘Nubian Group’in Prehistory,”Sudan&Nubia:The Sud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Society Bulletin,no.6,2002,pp.8-9.在这项研究中,加托使用48 项制作工艺作为文化标识,①Gatto,“Ceramic Traditions and Cultural Territories:the ‘Nubian Group’in Prehistory,” p.10.以时间为线索,用横向和纵向双重坐标来定义东北非洲的文化群落。根据加托的研究,从公元前5000 年到3000 年这两千年间,尼罗河沿岸的各新石器文化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其中A部族文化源自努比亚文化群落,并在诞生之后经历了快速发展,最终成为唯一的努比亚文化。具体而言,在东北非洲新石器时代文化演进的第一个五百年内(公元前5000—4500 年),大致可以区分出五个不同的文化群落:埃及群落、努比亚群落、苏丹群落、布塔纳-伽什(Butana-Gash,临近喀土穆的东部沙漠地区)的文化群落、拉齐亚(Laqiya,位于西部沙漠)特有的文化群落。到了第二阶段,即公元前4500—4000 年,各个文化群落之间开始出现显著差异,埃及群落包括位于纳布塔(Nabta)、达柯拉(Dakhla)与上埃及地区的巴达里文化,努比亚群落包括位于第二瀑布区的阿布坎(Abkan)文化、东古拉河段(Dongola Reach)的卡拉特(Karat)文化、拉齐亚地区与阿布坎相关联的文化,此时的苏丹文化群落仅限于喀土穆地区。公元前4000—3500 年是各文化群落发生重要变化的时代。埃及群落以涅伽达文化为主体,与三角洲和近东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并逐渐与其他文化群体相脱离,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征。苏丹文化群落所涵盖的范围有所扩大,包括喀土穆地区、上努比亚与吉尔夫·科比尔(Gilf Kebir,位于西部沙漠)。努比亚群落此时发展成两个亚群落(sub-group)——吉尔夫·科比尔和A 部族文化,在地理范围上也显现出扩张的趋势,涵盖包括下努比亚地区、纳布塔(Nabta)、达柯拉(Dakhla)等地在内的广大地区。在这一阶段,所有的文化都与努比亚群落关系密切,努比亚群落堪称东北非洲的文化发展中心。公元前3500—3000 年,文化群落之间的差别进一步加大,上埃及地区只有涅伽达文化,努比亚群落只有A 部族文化,并占据了下努比亚与拉齐亚地区,苏丹群落包括喀土穆与上努比亚。在这一阶段,文化群落所涵盖的地理范围相对缩小,但各文化自身的特色尤为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尼罗河谷地带的各文化虽然沿河岸呈线性分布,但在第二瀑布区以南,尼罗河出现转弯,从第一瀑布区以南的下努比亚经由沙漠通路可直接到达东古拉河段一带,这使努比亚地区各文化间的交往变得更为复杂。例如,通过对陶器纹饰的研究发现,A 部族文化与苏丹卡代罗(Kadero)地区有密切的贸易往来,上埃及的器物也通过努比亚到达这一地区;而在卡代罗地区出现了与A 部族文化类似的社会结构,即具有贵族精英阶层的等级社会,出现了大型的贵族墓葬。② S.R.Rampersad,“Relationships of the Nubian A-Group,”Journal of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vol.37,2000,p.136;L.Krzyzaniak,“Early Farming in the Middle Nile Basin:Recent Discoveries at Kadero(Central Sudan),”Antiquity,vol.65,no.248,September 1991,pp.515-532.从农业技术传播来看,努比亚与埃及的新石器文化很可能都是从西部沙漠的绿洲地带获得农耕技术的,③Rampersad,“Relationships of the Nubian A-Group,” pp.135-136.这进一步表明努比亚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独立发展的,并不是古埃及文明的边缘地带。

不仅如此,在努比亚文化群落发展的同时,我们观察到了A 部族文化扩张的现象。传统上认为,在公元前3500—3000 年这一时段,涅伽达文化扩张到三角洲地区,古埃及国家开始形成,但却忽略了A 部族文化也在发展与扩张的事实。在这一时期,东北非洲尼罗河沿岸发展出三个重要的文化,分别为占据了喀土穆-上努比亚地区的苏丹文化,占据下努比亚地区的A 部族文化,以及占据阿斯旺以北埃及的涅伽达文化。在这三者之中,A 部族与涅伽达文化尤为强大。

综上所述,就非洲东北部的新石器文化整体而言,努比亚文化群落处于中心位置,A 部族文化是努比亚文化群落发展的最终阶段。在北部,A 部族文化与上埃及的涅伽达文化相接壤,可通过涅伽达文化与地中海东部地区进行间接的贸易往来。在南部,它与苏丹文化相关联,通过沙漠路径可以快捷地到达东古拉河段、伯伯-山迪河段(Berber Shandi Reach)与喀土穆地区。同时,第二瀑布区以西的沙漠中,绿洲星罗棋布,A 部族文化控制着去往沙漠的路径;在东部沙漠地区,它还控制着包括黄金在内的大量矿产资源。因此,在东北非洲的贸易网络中,A 部族文化具有物流中心的地位,是各种资源的集散地,西部沙漠与苏丹地区的特产均需要经过努比亚来运送到埃及与东地中海。同时,农业与畜牧并重的经济模式也使得当地的食品供给较为稳定,可以支持一定数量的本地人口。努比亚的自然条件可谓得天独厚,从公元前4500 年开始的一千年间,努比亚文化群落一直是这一地区最为活跃的文化群落。

二、A 部族文化遗址概况与A 部族文化的性质

在阿斯旺大坝修建后,下努比亚地区整体位于水面之下,无法再进行考古发掘,对这一地区的研究主要基于考古报告。根据现有数据,A 部族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尼罗河谷从库巴尼亚(Kubbaniya)到麦力克-恩·纳西尔(Melik en Nasir)之间的地区,共发掘出193 座遗址,其中包括126 座墓地,67 座定居点遗址,许多墓地都包括近百座墓葬。①M.C.Gatto,“The Nubian A-Group:A Reassessment,”Archeo-Nil,no.16,December 2006,pp.61-76.从遗址的规模来看,大型墓地(墓葬数量超过100)较少,仅有6处,中型遗址(20 至100 座墓葬)占有很大比重,也有大量小型墓地(墓葬数量少于20 座)。墓区遗址一般位于临近尼罗河泛滥平原的沙漠地带,大部分墓葬为椭圆形或方形土坑,骸骨四肢弯曲呈蜷缩状,周围放置随葬品,包括陶器、装饰品、调色板、铜质工具等,其中还包含一些来自上埃及的物品。威廉姆斯将A 部族墓葬归纳为五种形式:② B.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Chicago,Ill.: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86,pp.14-20.最华丽的大墓带有多个墓室,从细长的主墓室地板或侧面墙壁又开凿出椭圆形的墓室,主墓室长可达10 米,较小的也有5 至6 米;第二类墓呈长方形,虽然在结构上不如第一类复杂,但面积可能比第一类更大,墓室内常有大型储物陶罐与尸床;第三类墓葬是较为简单的椭圆形墓葬,一般1.5 至2 米长,内壁竖直;第四类可能并非墓葬,而是放置随葬物品的坑穴;第五类是牛只墓葬,通常3 至4 米长,呈长方形或带有圆角的长方形。

定居点遗址目前研究较多的是下努比亚地区南部,而对北部的研究较少。③Gatto,“The Nubian A-Group:A Reassessment,” p.67.大多数房屋都是棚屋,较少出现石质建筑,一些遗址中残留有石质地基。④Nordström,Neolithic and A-Group Sites,pp.20-21.值得注意的是,在下努比亚的阿弗亚(Afyah),考古学家发现了多座较大型的石质建筑,其中最大的一座甚至带有六间房间。⑤ A.Stevenson,“Social Complexity Set in Stone?The A-Group Site of Afyeh,”Sudan&Nubia:The Sud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Society Bulletin,no.16,2012,pp.13-14.参见H.S.Smith,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Egyptian Exploration Society’s Nubia Survey,Cairo:General Organisation for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s,1962,pp.59-61;B.B.Lah,“Indian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to Nubia,1962.A Preliminary Report,” in Maslahat al-Athar ed.,Fouilles en Nubie 1961-1963,Cairo:Organisme Général des Imprimeries Gouvernementales,1967,pp.97-118.这些石质建筑中发现了大量埃及器物,房屋的式样也与涅伽达文化在黎凡特殖民地的房屋样式相似,很可能是涅伽达文化在努比亚地区建立的据点,因为该地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正好位于撒亚拉与库斯图尔之间,同时位于库洛斯库(Korosko)旱谷的入口处,可以经由旱谷深入到第四瀑布区。⑥Gatto,“The Nubian A-Group:A Reassessment,” pp.67-68.

A 部族文化末期,一些遗址中随葬品数量陡增,表明社会阶层正在经历剧烈的分化。⑦Nordström,“The Nubian A-Group:Perceiving a Social Landscape,” p.139.库斯图尔的L 号墓地与撒亚拉的第137 与142 号墓地都出现了富裕的大墓,不仅随葬品数目众多,其中很多还带有明显的象征性图案。

库斯图尔的L 号墓由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现更名为古代文化研究所)在20 世纪60 年代发掘,墓地共有33 座大墓,15 座属于第一类,9 座属于第二类,也称为“贵族墓(patrician tombs)”,还有6座动物墓葬。⑧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p.16,Table 5.由于此地出土的随葬品上带有古埃及王家标志,埃及学界不得不重新定义A 部族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古埃及王权起源的关系。① Williams,“The Lost Pharaohs of Nubia,” pp.12-21;B.Williams,“Forbears of Menes in Nubia:Myth or Reality?”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vol.46,no.1,January 1987,pp.15-26;Adams,“Doubts About the‘Lost Pharaohs’,” pp.185-192.

L 号墓约75%的出土陶器是本地生产的努比亚类型。②Gatto,“The Nubian A-Group:A Reassessment,” p.70.其中精美的彩绘陶器是A 部族文化末期最为著名的类型,这种彩绘陶器在其他遗址都较为少见,唯独在L 号墓地数量众多,出土了超过一千件;而其中超过一半(约六百件)还带有独特的纹样,这些纹样也未在其他墓地发现。③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p.27.这些独特的彩绘陶罐很可能是在库斯图尔附近制作的,主要用作陪葬。④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p.83.内壁绘有彩色纹样的陶碗在其他墓地也比较少见,但在L 号墓地却很常见,其中主要的类型是敞口凸型浅碗(open shallow convex bowl),平碗也比较常见;最常见的纹样是用红色颜料绘制的平行线、简单条纹、垂型或折线纹。⑤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p.61.除了A 部族文化典型的陶器,L 号墓地还有苏丹样式的陶器,如全部或部分带有锯齿状按压纹样的陶器。⑥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pp.62-63.除此之外,还有少量叙利亚-巴勒斯坦风格的陶器,例如,在L24 号墓中发现了八或九件梨形陶罐,乃是黎凡特青铜时代早期(Early Bronze Age)陶器的典型式样。⑦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pp.78-80.绝大部分进口陶器来自上埃及地区,以尼罗河黏土(Nile silt)与泥灰岩黏土(marl clay)制成,其中一些制作精美,而大部分则是粗糙的陶器。⑧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pp.67-72,76-77.在这些陶器中,最为典型的是上埃及地区的橙色硬陶(Hard Orange Ware,又称为Hard Pink-Orange Ware),⑨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p.67.这种陶器是用泥灰岩黏土制作的,尽管形状与大小各不相同,但材质与努比亚本地陶器截然不同。粗糙陶器的价值在于其所盛放的物品,A 部族居民将来自上埃及地区的“进口产品”放入墓穴中供死者享用,也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就使用这些产品。

此外,库斯图尔L 号墓地还出土了大量来自上埃及地区的奢侈品。数量仅次于陶器的是石质容器,共计百余件,大部分是埃及雪花石膏(即石灰华,travertine)容器,此外还有角砾岩、闪长岩、板岩等坚硬石材所制成的容器。⑩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p.123. 珐琅(Egypt ianfaience)容器在 L 号墓地并不常见。⑪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p.128. 在编号为 L23-40 与L24-9 的两座墓中,还发现了两块棋类游戏所用的棋盘,一些由珐琅、红玉髓、紫水晶等材质制作的小球可能就是与棋盘配套的棋子。⑫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pp.130-131,pls.66-67.

香炉是L 号墓地较为特殊的一类器物,共发现29 件。A 部族文化的香炉呈矮圆柱体或椭圆截椎型,中间凹陷部分用于焚香,壁厚,外立面通常刻有浮雕装饰,边缘和底部有时也刻有装饰图案,宫殿门面与船只是较为普遍的主题。⑬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pp.110-111. 在L24 号墓中出土的库斯图尔香炉(见图1)上有古埃及王家标志,因此获得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这只香炉的外壁刻有三条两头翘起的船与一个宫殿门面形状的装饰。在其中一条船上,有一人端坐在王座上,头戴白冠,佩戴假胡须且手持连枷。白冠是上埃及王权的象征,这一形象与后来法老时代国王举行赛德节(heb sed)的形象相一致。在坐像之前,有一只鹰立在宫殿正门上。站立在宫殿门面上的鹰代表王权之神荷鲁斯,荷鲁斯之鹰面对一枚花朵纹样,花朵纹样也是古埃及王家的象征。人物背后还有一条船,上面刻画着双手捆绑于身后的敌人形象;人物面前的船上站立着一头狮子,狮子身后还伫立着一根旗标。① 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动物形象并非狮子而是狒狒,见M.C.Gatto,“La Cultura Protostorica dei Gruppi-A in Bassa Nubia(Egitto,Sudan),”Archeologia Africana-Saggi Occasionali,vol.3,1997,p.44;Gatto,“The Nubian A-Group:A Reassessment,” p.71.出土自L11 号墓中的一只香炉也带有古埃及王权标志。这只香炉的外壁上刻着船只行进的图像,其中一条船上端坐一人,身穿长袍,佩戴着假胡须与白冠,面前有一只鹰站立在宫殿门面之上。在另外一条船上有荷鲁斯之鹰用利爪抓住鱼叉的形象。也正因如此,这只香炉被称为古朴荷鲁斯香炉(Archaic Horus Incense Burner,见图 2)。

图1 库斯图尔香炉②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pl.3.

图2 古朴荷鲁斯香炉③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pl.33.

臼与调色板也是A 部族文化常见的随葬器物,L 号墓地所发现的臼和调色板与其他遗址的相比更精美,并且具有自身的特点。大多数臼都是用石英石制成的,20—35 厘米长,12—23 厘米宽,3.5—6 厘米厚,多数表面经过细致打磨,一些还带有几何图案。④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pp.112-113.在保持完好的墓中一般能发现配套的臼和杵,其中一些显现出使用的痕迹,有些还残留着红色和黄色的颜料。调色板与抛光的卵石配套作为研磨工具使用,同时也放置在墓中作为随葬品,很多调色板上还残留着作为颜料使用的孔雀石粉末。⑤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pp.114-115.

撒亚拉的137 与142 号墓地也出土了类似的古埃及王家标志。撒亚拉位于达卡(Dakka)平原,这一地区水草丰美,土地肥沃,还可以控制通往阿拉奇旱谷的入口。20 世纪20 年代,考古学家在137 号墓地的第1 号墓葬中发现了两支权杖,手柄由黄金制成,权杖头由粉石英制成,同时发现的还有调色板、上埃及和努比亚风格的陶器、珠子等器物。① C.M.Firth,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Nubia:Report for 1910-1911,Cairo:Government Press,1927,pp.204-217.137 号墓地中的大墓与库斯图尔L 号墓地29、24 号墓的年代大致相同,皆属于涅伽达文化三期初期(Naqada IIIa),而142 号墓地年代稍晚,大致相当于涅伽达文化三期中期(Naqada IIIb)至第一王朝前两位君主阿哈(Aha)和杰尔(Djer)统治时期。

在同时代上埃及涅伽达的墓葬中,调色板是较为常见的器物,但香炉与臼却不常见。努比亚调色板与涅伽达文化的石质调色板在式样与装饰图案上明显不同。努比亚调色板并非由涅伽达文化传入,是独立发展的一类本地特殊器物。用臼和调色板研磨矿石制作颜料,并涂抹在面部或眼睛周围的习俗可能是努比亚地区与古埃及文明所共有的。法老时代的埃及崇尚熏香,但史前时代关于香炉的信息却较罕见。从法老时代的文献中我们知道,古埃及的香料多来自于更南部的非洲地区,因此,熏香或许是努比亚A 部族文化所崇尚的习俗。在法老时代的埃及,涂抹眼影的颜料具有魔法保护的作用,而熏香所产生的烟雾和香气则代表着神的踪迹。由此或可推知,A 部族文化已经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观念,其一是相信人死后可以继续享用生前所用的物品;其二是发展出了与丧礼有关的宗教仪式,如熏香、涂抹颜料进行化妆等,随葬的调色板可能就是为死者举行仪式时所使用的器具。就香炉本身而言,从制作到物品的形态都是努比亚文化的产物,但其装饰图案是与古埃及文明的王权观念相一致的。在撒亚拉墓地中所发现的权杖在库斯图尔并不常见,而在涅伽达文化中,却是常见的随葬品,后世的法老也以手持权杖的形象出现,因此,撒亚拉的权杖很可能是在与涅伽达文化交往的过程中,由涅伽达文化传入的器物。

努比亚A 部族文化与涅伽达文化遗址相比有类似之处:其一,这些遗址都沿着尼罗河分布,位于河谷的边缘地带;其二,遗址有聚集分布的趋势,从第一瀑布区、达卡到撒亚拉一带,从库斯图尔到伽麦(Gamai)一带,遗址分布十分集中。在地理位置上,努比亚地区的遗址群都位于战略要地,撒亚拉遗址群位于阿拉奇旱谷入口处,控制着矿产资源,库斯图尔位于第二瀑布区,控制着到达东古拉河段及更南部非洲的捷径。然而,努比亚A 部落遗址的分布非常不均匀,且远不如涅伽达文化遗址密集,在临近库洛斯库旱谷附近的阿弗亚,即撒亚拉与库斯图尔的中间地带,遗址数量较少,北部的撒亚拉与南部的库斯图尔形成了两处较为密集的核心区域。此外,就目前发掘出的遗址估算,A 部族的人口密度较低。②由于下努比亚地区将为蓄水湖所淹没,因此对该区域的全部遗址进行了发掘。

从总体上说,A 部族文化自身经历了逐渐发展的过程。在A 部族文化中期,从遗址的情况来看,早期的较平等的社会开始发展为不平等的复杂社会,到了末期,在库斯图尔和撒亚拉两处遗址中出现了大型贵族墓,与村庄中的普通墓葬有着本质差异。在社会组织结构上,妇女在A 部族社会中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具有母系特征,而男性的社会地位是由一系列具有象征性的物品体现出来的;到了A 部族文化末期,在比较富裕的库斯图尔至伽麦一带,妇女仍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③Nordström,“The Nubian A-Group:Perceiving a Social Landscape,” pp.134-142.

根据在库斯图尔与撒亚拉出土的具有古埃及王室标识的器物以及L 号墓地墓葬的巨大规模,有学者提出了“努比亚原王国”假说。威廉姆斯认为,在下努比亚地区,可能已经形成了以库斯图尔为统治中心的统一王国,根据首都库斯图尔L 号墓地“王陵”的建筑时间与建造规模估算,大约有九代12 位国王。④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pp.14-21,163-172.同时,他还提出,在下努比亚地区可能已经发展出早期的宗教信仰,A 部族人信奉一位鹰隼神与一位狮子神,这两位神祇都出现在了库斯图尔香炉上。⑤ Williams,“The Lost Pharaohs of Nubia,” p.16;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pp.163-185.史密斯认为,在库斯图尔可能存在着八位统治者,不仅如此,库斯图尔并非下努比亚地区唯一的酋邦,撒亚拉地区可能也发展出酋邦性质的政治体——当地的大墓与库斯图尔大墓规格相当,随葬品也带有古埃及王家标识,⑥Smith,“The Princes of Seyala in Lower Nubia in the Predynastic and Protodynastic Periods,” p.375.从涅伽达文化三期初到第一王朝早期,撒亚拉地区可能经历了五至六位地方首领的统治。①Smith,“The Princes of Seyala in Lower Nubia in the Predynastic and Protodynastic Periods,” p.375;Alejandro Jiménez-Serrano,“Two Proto-Kingdoms in Lower Nubia in the Fourth Millennium BC.,” in L.Krzyzaniak,K.Kroeper and M.Kobusiewiecz,eds.,Cultural Markers in the Later Prehistory of Northeastern Africa and Recent Research,Pozna'n:Pozna'n Archaeological Museum,2003,p.258.对于撒亚拉墓地大墓主人的身份与性质,其他学者还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137 号墓地1 号墓的主人是一位贵族。②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p.13.也有学者认为墓主人可能已经成为酋长。③ Nordström,Neolithic and A-Group Sites,p.26;Smith,“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roup’Culture in Northern Lower Nubia,” p.107;D.O’Cornor,Ancient Nubia,Egypt’s Rival in Africa,Philadelphia:The Universit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1993,pp.22-23;P.L.Shinnie,Ancient Nubi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p.50.还有的认为,这些大墓的主人是与上埃及进行贸易并获得巨大利润的富商,获得财富后,他们也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甚至可能是服务于涅伽达文化的雇佣军的首领。④W.Y.Adams,Nubia:Corridor to Afric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130.但是,这一观点认为撒亚拉大墓的主人所获得的权力是通过与外国文化接触而急速增长起来的,否定了努比亚地区自身发展至酋邦阶段的可能性。

吉美内-瑟拉诺(Jiménez-Serrano)通过对L 号墓地的研究,将库斯图尔的王家陵墓划分为五组,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库斯图尔酋邦的兴盛和衰亡。⑤Jiménez-Serrano,“Two Proto-Kingdoms in Lower Nubia in the Fourth Millennium BC.,” pp.256-257.第一组墓葬包括L28 与L29,是年代最早的王陵,其中所包含的随葬品数量最少。第二组包括L24、L23、L11 与L19,代表着库斯图尔的“黄金年代”,墓葬中随葬品十分丰富,奢侈品数量逐渐增加,不仅包括大量从上埃及进口的物品,来自苏丹的器物也呈现出增加的趋势,说明此时的库斯图尔王朝与埃及和苏丹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联系。第三组包含L22 与L5,此时陵墓中随葬品的数量有所下降,这可能意味着A 部族社会出现了危机,或是A 部族社会内部原因导致的经济衰退,或是涅伽达文化入侵所导致——谢赫·苏雷曼山(Gebel Sheikh Suleiman)的浮雕记载了古埃及国王远征南方取得胜利。第四组仅包括L2 号墓,随葬品的数量又进一步上升,其原因可能是涅伽达文化再次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干预,例如扶植了傀儡政权,或因涅伽达控制的减弱而迎来了短暂的复兴。最后一组墓葬包括L30、L1 与L8,这一时期墓葬中涅伽达风格的随葬品数量极少,这或许说明库斯图尔酋邦正面临着终结的命运,涅伽达文化的统治者南下将之征服,A 部族的本地居民也消失殆尽。吉美内-瑟拉诺将L 号墓地的兴衰与涅伽达文化联系在一起,旨在说明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此消彼长,构成了相互竞争的关系。

撒亚拉的墓地也呈现出兴衰发展的过程。例如,137 号墓地在涅伽达文化三期初期就遭到了废弃,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库斯图尔日益强大,兼并了撒亚拉。⑥Jiménez-Serrano,“Two Proto-Kingdoms in Lower Nubia in the Fourth Millennium BC.,” pp.262-263.但是,更可能的解释是,撒亚拉与涅伽达文化保持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成为了后者的附属,从而将自身与南部的库斯图尔割裂开来。还有学者发现在尼罗河第一瀑布区,涅伽达文化与A 部族文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文化上的融合,从而使得A 部族文化南北两部分呈现出不同的特征。⑦ M.C.Gatto and F.Tiraterra,“Contacts between the Nubian ‘A-Groups’and Predynastic Egypt,” in L.Krzyzaniak,K.Kroeper and M.Kobusiewiecz eds.,Interregional Contacts in the Later Prehistory of Northeastern Africa,Druk:Poznanska Drukarnia Naukowa,1996,pp.331-334.这可能是涅伽达文化逐步扩张的结果。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涅伽达文化在第一瀑布区以南建立了殖民点,或进行了直接的移民甚至入侵。从陶器的类型与纹饰以及出土的上埃及式样的器物来看,当地的居民或可称为埃及化的努比亚人,⑧Rampersad,“Relationships of the Nubian A-Group,” p.139.即已经接受了涅伽达文化意识形态的努比亚人,第一瀑布区已经成为“综合的”文化地带。⑨Gatto,“Cultural Entanglement at the Dawn of the Egyptian History:A View from the Nile First Cataract Region,” p.96.因此,在努比亚地区的A 部族文化形成了两个酋邦或原王国,北部以撒亚拉为中心,南部以库斯图尔为中心,已经形成关于王权的观念,甚至原始的宗教观念。北部的撒亚拉很可能逐渐融入到了涅伽达文化当中。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在两者之间的阿弗亚地区A 部族文化遗址数量较少,并出现了涅伽达式样的房屋。

三、A 部族文化与涅伽达文化的关系

从A 部族文化与涅伽达文化的物质交换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文化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往来。不仅如此,A 部族文化也与南部苏丹新石器文化相关联,可以说,东北非洲地区各新石器文化形成了相互关联的经济文化网络,势力此消彼长;其中发展程度最高的当属上埃及的涅伽达文化与努比亚的A 部族文化,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或成为古埃及国家起源的关键因素。

研究A 部族文化与涅伽达文化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可以从A 部族遗址的出土陶器入手。橙色硬陶是下努比亚地区所发现的一类特殊的涅伽达文化陶器。橙色硬陶的形状多样,大型储物陶罐居多,可用于长途运输货物。这类陶器使用上埃及地区的泥灰土黏土烧制而成,这种黏土仅在孔姆·奥姆波(Kom Ombo)以北才能开采,因此,在努比亚出土的橙色硬陶可以作为研究A 部族与涅伽达文化物质交换的标尺。① I.H.Takamiya,“Egyptian Pottery Distribution in A-Group Cemeteries,Lower Nubia: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Exchange Systems between the Naqada Culture and the A-Group Culture,”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vol.90,2004,pp.36-37.橙色硬陶虽然在下努比亚地区分布广泛,但分布的密度却不均匀。理论上,两个社会之间的物质交换在边界地带更为频繁,出土的异族陶器数量最多,随着距离的增加,外来货物的数量会逐渐下降。② C.Renfrew and P.Bahn,Archaeology:Theories,Methods,and Practice,London:Thames&Hudson,1991,pp.369-373.这一规律在下努比亚北部是成立的,即在涅伽达文化与A 部族文化的交界处阿斯旺地区,A 部族文化遗址出土的橙色硬陶数量最多,随着与阿斯旺之间距离的增加,越往南的遗址出土的橙色硬陶数量就越少。然而,到了第二瀑布区,橙色硬陶数量又急剧增加。③ Takamiya,“Egyptian Pottery Distribution in A-Group Cemeteries,Lower Nubia: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Exchange Systems between the Naqada Culture and the A-Group Culture,” pp.50-55.这说明,下努比亚南部地区并非经由边境贸易或以北部为中介获得橙色硬陶,而是直接从涅伽达文化的核心地带进口。此外,橙色硬陶本身的分布在下努比亚地区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在北部的A 部族墓区中,橙色硬陶的分布与涅伽达文化相似,而南部则有自己的特点。橙色硬陶通常与大宗货物贸易相关联,这说明,A 部族文化南北两个区域具有相互独立的经济体系。北部接近埃及的地区可能采用了与希拉康波利斯相类似的再分配体系。④ Takamiya,“Egyptian Pottery Distribution in A-Group Cemeteries,Lower Nubia: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Exchange Systems between the Naqada Culture and the A-Group Culture,” p.48.这就是说,北部地区与涅伽达文化的经济交换以边界交换(boundary reciprocity)或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互惠性交换(home-based reciprocity)为主要模式。⑤ Takamiya,“Egyptian Pottery Distribution in A-Group Cemeteries,Lower Nubia: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Exchange Systems between the Naqada Culture and the A-Group Culture,” p.52;C.Renfrew,“Alternative Models for Exchang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T.K.Earle and J.E.Ericson eds.,Exchange Systems in Prehistor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7,pp.78-79,84;关于交换的类型,参见Renfrew and Bahn,Archaeology:Theories,Methods and Practice,p.368. 而南部地区则不同。库斯图尔的L 号墓地出现了其他遗址没有的陶器类型,如带有带状装饰的酒罐(wine jar,一种涅伽达文化特有的大型储物罐)。⑥Williams,The A-Group Royal Cemetery at Qustul:Cemetery L,fig.40b.这说明,存在着以库斯图尔为中心的特殊的经济交换系统,即上埃及与库斯图尔地区之间可能以某种形式直接进行贸易,如特使贸易(emissary trading)。⑦ Takamiya,“Egyptian Pottery Distribution in A-Group Cemeteries,Lower Nubia: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Exchange Systems between the Naqada Culture and the A-Group Culture,” p.52.此外,在涅伽达文化三期时,第二瀑布区附近可能存在着一个物质集散中心,负责在涅伽达文化与库斯图尔之间进行贸易沟通。⑧Takamiya,“Egyptian Pottery Distribution in A-Group Cemeteries,Lower Nubia: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Exchange Systems between the Naqada Culture and the A-Group Culture,” p.57.在库洛斯库旱谷附近的阿弗亚发现了一座涅伽达文化风格的房屋建筑,这座建筑附近的A 部族遗址数量稀少,且位于库斯图尔与撒亚拉之间,或许就是涅伽达文化在下努比亚南部的“据点”,与库斯图尔进行直接联系。①Gatto,“The Nubian A-Group:A Reassessment,” p.68;M.C.Gatto,“The Relative Chronology of Nubia,”Archéo-Nil,no.21,2011,p.91.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地区并非埃及的据点,而是努比亚人建造的定居区,见Stevenson,“Social Complexity Set in Stone?The A-Group Site of Afyeh,” pp.13-14.

库斯图尔A 部族文化发展成为复杂的政治体后开始与涅伽达文化保持着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从目前的出土器物来看,努比亚的墓葬中有大量来自涅伽达文化的陶器和手工业制品,如酒类、精美的石器、铜质工具等,以及精油、啤酒、谷物、蜂蜜等其他产品。② Adams,Nubia:Corridor to Africa,p.137;B.G.Trigger,Nubia under the Pharaohs,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1976,p.39;Shinnie,Ancient Nubia,p.48.上埃及的石质器皿、珐琅装饰品及其他小型物品也出口到下努比亚地区以换取来自更南部非洲的原材料,如象牙、树脂、豹皮等。③Trigger,Nubia under the Pharaohs,p.38.虽然努比亚特有的陶器也出现在上埃及地区的墓葬中,但总体上数量较少,也几乎没有出现手工制品。如果上埃及地区从努比亚进口的产品多为原材料,如金矿、半宝石等矿产,则在生产中就已经消耗,很难发现考古证据。此外,象牙等产品只能从南部进口。④具体讨论见Smith,“The Development of‘A-Group’Culture in Northern Lower Nubia,” p.108.在这样的贸易模式下,涅伽达文化对努比亚地区施加了极为重要的经济影响,特别是在下努比亚的北部地区,很多努比亚A 部族文化遗址中,来自埃及的陶器超过半数。⑤Gatto,“The Most Ancient Evidence of the‘A-Group’Culture in Lower Nubia,” pp.105-117.对于当地居民而言,涅伽达文化在其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⑥Gatto and Tiraterra,“Contacts between the Nubian ‘A-Groups’and Predynastic Egypt,” pp.331-333.

因此,或许可以认为,上埃及的涅伽达文化为了得到努比亚地区丰富的黄金、象牙等资源,用手工业制品与其进行交换,贸易的需求刺激了上埃及地区手工业的高速发展。同时,这样的贸易关系也使A部族文化社会积累了大量财富,收集原料与开展贸易进一步促进其社会结构变化,发展出更为复杂的政治形态。库斯图尔酋邦的诞生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涅伽达文化经过长期的手工业发展,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分化出来的统治阶层为了获取更多的非洲特产与矿产,加大了对手工业的管理与控制,形成了进行批量生产的手工业工场。考古学家在希拉康波利斯就发现了生产陶器与啤酒的作坊,在涅伽达的城镇遗址中,也有手工业作坊遗迹。⑦例如,啤酒的生产,见 J.R.Geller,Predynastic Beer Production at Hierakonpolis,Upper Egypt: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nd Anthropological Implications,Ph.D.Dissertation,Washington University,St.Louis,1992;以及陶器的生产,见R.Friedman,Predynastic Settlement Ceramics ofUpper Egypt: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eramics of Hemamieh,Naqada and Hierakonpolis,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1994.涅伽达的努波特(Nubt)有生产燧石工具和石质器皿的区域,见Fekri A.Hassan,et al.“Urban Development at Nubt,Naqada Region,Upper Egypt,during the Predynastic-Protodynastic Period,” in B.Midant-Reynes and Y.Tristant eds.,Egypt at Its Origin 5: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rigin of the State.Predynastic and Early Dynastic Egypt”,Cairo,13th-18th April 2014,Leuven-Paris-Bristol,CT:Peeters,2017,pp.81-126.在这一过程中,工匠阶层开始独立出来,知识的积累与管理技能的提高加速了社会经济进步。与库斯图尔酋邦的往来更进一步促进了权力的集中,对资源控制权的渴望为涅伽达与努比亚两个地区带来贸易合作的同时也带来了权力的碰撞。在这样的过程中,王权的观念不仅在上埃及产生,也影响到了A 部族酋邦。⑧ 金寿福认为“白色王冠是埃及人与努比亚人的较量过程中产生的”;本文作者认为,在“较量”之前的贸易关系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促进了涅伽达文化与A 部族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为王权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参见金寿福:《内生与杂糅视野下的古埃及文明起源》。库斯图尔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这里控制着通往西部沙漠中绿洲的入口。⑨Gatto and Tiraterra,“Contacts between the Nubian‘A-Groups’and Predynastic Egypt,” p.333.日益强大的涅伽达文化很可能在控制了下努比亚北部之后,希望进一步控制整个下努比亚。

到了涅伽达文化三期末,即第一王朝伊始,已经统一了埃及全境的古埃及君主将势力扩展到第一瀑布以南。下努比亚北部地区早已经在经济上成为涅伽达文化的附属,而在政治上相对独立的库斯图尔酋邦成为法老的首要敌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正是由于上埃及的涅伽达文化发展出了复杂的政治体制与中央集权的王权观念,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国家意识和文化身份的认同,① 温静:《埃及文明的起源——前王朝时期的埃及》,余太山、李锦绣主编:《丝瓷之路III——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第 272—276 页。才使得古埃及文明开始将与其在文化上有所不同的A 部族视为异己甚至敌人,企图在同他者的对立中树立自我的国家认同。

谢赫·苏雷曼山石刻可能是第一王朝君主入侵努比亚地区所留下的纪念浮雕。浮雕展现了古埃及国王战胜努比亚人的主题。② B.Williams,T.J.Logan and W.J.Murnane,“The Metropolitan Museum Knife Handle and Aspects of Pharaonic Imagery before Narmer,”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vol.46,No.4,October 1987,pp.282-285;T.A.H.Wilkinson,Early Dynastic Egyp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pp.150-152.画面的左侧是王名框,上有一只鹰,下为宫殿门面图式,内写有王名杰尔,画面右侧是一位双手被束缚于身后的俘虏,俘虏手中拿着弓,弓也是一个古埃及象形文字符号,在古埃及语中表示努比亚(t3-sty)。③Jiménez-Serrano,“Two Proto-Kingdoms in Lower Nubia in the Fourth Millennium BC.,” p.259.此外,浮雕中还有具有上埃及特色的船只的形象,以及中箭跪地的敌人与肢体扭曲的尸体,同时出现在画面中的还有鹰站立在表示城市的符号之上的形象。在阿拜多斯出土的一枚木牌上,有铭文记录国王阿哈打击了努比亚人。④W.Helck,Untersuchungen zur Thinitenzeit,Wiesbaden:O.Harrassowitz,1987,p.145.谢赫·苏雷曼山浮雕中杰尔的名字虽然是后来所加,⑤ B.Williams,T.J.Logan and W.J.Murnane,“The Metropolitan Museum Knife Handle and Aspects of Pharaonic Imagery before Narmer,” p.284.但杰尔可能最终征服了努比亚,毁灭了库斯图尔A 部族社会,从而将自己的名字添加在之前国王留下的浮雕中。⑥Jiménez-Serrano,“Two Proto-Kingdoms in Lower Nubia in the Fourth Millennium BC.,” pp.259-261.在涅伽达军队的打击之下,A 部族文化也在古埃及国家诞生之初消失殆尽。

四、结论

对考古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发现,从公元前5000 年开始,东北非洲出现了五个不同的文化群落,即尼罗河第一瀑布区以北、上埃及的埃及群落、第一瀑布区以南的努比亚群落、苏丹-喀土穆文化群落以及在东西沙漠地区的文化群落。这些新石器文化相互交融碰撞,互通有无。从公元前4500 年开始,努比亚文化群落飞速发展,成为这一地域内文化交流的中心。时至公元前3500 年,上埃及的涅伽达文化与努比亚的A部族文化发展成为东北非洲最先进的社会。此时的A 部族文化已经成为努比亚文化群落中唯一的文化,遗址沿尼罗河分布在尼罗河第一瀑布区至第二瀑布区的广大区域内,控制着东西沙漠地区的商路与矿产,与北部的涅伽达文化及南部的苏丹文化频繁往来,在与周边文化的长期发展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发展成库斯图尔与撒亚拉两个酋邦。A 部族统治者修建大型陵墓,采用古埃及的王权标志来彰显自身的权力。

努比亚A 部族与涅伽达文化形成了贸易互补的竞争关系。A 部族文化以矿产、象牙、香料、豹皮等原材料换取上埃及手工业产品。随着两者经济的不断发展,以手工业见长的涅伽达文化逐渐发展出更先进的管理体制,社会分工与生产效率也获得极大提高。获得权力的统治阶层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威则需要更多来自非洲的奢侈品,大批出口产品的生产又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就促使涅伽达文化向中央集权的国家迈进。到了涅伽达文化三期,已经统一埃及全境的涅伽达文化将撒亚拉地区纳入到自己的经济体制内。古埃及国家形成后,掌握权力的古埃及君主为了加强对努比亚地区的控制而入侵库斯图尔,为A 部族酋邦的历史画上了句号。在A 部族文化与涅伽达文化共同发展迈向国家之时,偏重于手工业生产的涅伽达文化代表着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因此在竞争中胜出,但A 部族文化所带来的出口需求与源源不断的原材料供给恰恰成为古埃及国家诞生的物质基础。A 部族文化所控制的地区由于资源极度丰富,反而丧失了发展手工业和专业分工的机会,仍然停留在酋邦阶段,而最终为初生的古埃及文明所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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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