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屈原《哀郢》的创作意旨一直是楚辞研究中的热点,历代学者采用背景批评的解读方法,着眼于诗歌中的个别语句或词汇,提出“白起破郢说”“秦楚析之战说”“放于陵阳说”等各种不同说法,但每种说法都缺乏准确可靠的证据,诸说并存恰恰说明背景批评并非解读诗歌的“**”。从此诗蕴含的情感线索入手,可以发现《哀郢》表达的主要是诗人屈原被迫离开郢都后,在痛苦和忧愁之中从迷茫到坚定的心路历程,而此诗引发读者共鸣的真正原因正是诗人在经历挫折之后对于自己理想信念的坚守精神,这首古典诗歌的现代意义亦正在于此。
关键词: 屈原;《哀郢》;创作意旨;情感线索;心路历程
《哀郢》的创作意旨一直是楚辞研究中的热点。历代学者依据“知人论世”的诠释方法,不断对其创作背景进行考证辨析,但由于屈原生平史料的匮乏,不同学者对相关史料的关注与理解各不相同,对此诗创作意旨的诠释始终众说纷纭。不同的注解虽能帮助读者加深对于诗歌意旨的理解,但过多的诠释与考证,尤其是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抓住文本中个别字句或词汇与预设的历史背景进行强行比附,反而令诗歌文本蕴含的信息更为模糊。读者迷失于历史考证与比附之中,难以把握诗歌表达的真正感情,作品也就失去了感人的力量。对于古代诗歌的解读,历史背景的考证和分析固然重要,但读者直接从文本阅读中获得的直观感受与捕捉到的情感内涵更加不可忽视。因此,本文尝试在梳理前人相关注解的基础上,以诗歌文本中蕴含的情感内涵为主要线索,对屈原《哀郢》一诗的创作意旨重新进行探讨,以期为解读此诗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同时也为古典诗歌的理解和诠释提供一定的借鉴。
从内容来看,《哀郢》主要描写了诗人屈原离开郢都时的留恋不舍,以及离开郢都之后日夜渴望返回郢都而不可得的心情,表现了诗人对郢都深切的思念。从文本表层理解,诗歌的内容比较简单,但对诗歌意旨的探求,却颇为复杂。梳理历代以来的注解和诠释,以往学者大多采用背景批评的解读方法,着眼于诗歌中的个别语句,或从探求诗人离开郢都的原因出发,或从诗人离开郢都后最终的放逐地点入手,依据诠释者自己设定的背景或目的,爬梳相关史料,对诗歌中一些并不确定的内容进行补白和阐发。在这种诠释框架下,此诗的创作背景与屈原的生平事迹似乎越来越清晰,但其真正表达的情感内涵却越发扑朔迷离。
检视历代注家将《哀郢》文本中与历史背景进行比附的语句,主要集中于“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等几句,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东迁”和“陵阳”两个关键词汇,不同注家结合自己对屈原生平经历的整体理解和建构,将之作为进一步补充或验证屈原生平经历的史料,先后提出了所谓“放逐思归说”“白起破郢说”“秦楚析之战说”“放于陵阳说”等各种不同说法① 周建忠《〈哀郢〉作意研究史略》对《哀郢》研究史进行梳理,认为“二千多年的研究史共形成十种观点”,并对每种观点进行分析评述,但所列十说存在相互包容之处,且在学界真正影响较大的观点仍然是“放逐思归说”“白起破郢说”“秦楚析之战说”“放于陵阳说”等。周建忠:《〈哀郢〉作意研究史略》,《中州学刊》2001 年第1 期。。
王逸《九章序》云:“《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②王逸撰,黄灵庚点校:《楚辞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90 页。显然是将《九章》作为一个整体,认为其为屈原“放于江南之野”而作。其注《哀郢》“皇天之不纯命兮”四句又云:“言皇天不纯一其施,则万物大伤;人君不纯一其政,则百姓震动以触罪也”,“言怀王不明,信用谗言,而放逐己,正仲春阴阳会时,徙我东行,遂与室家相失也”。③王逸撰,黄灵庚点校:《楚辞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4 页。仍是从历史角度进行诠释,将《哀郢》与屈原“放逐”联系起来,但对其究竟缘何而放并未论及。
汪瑗最早将《哀郢》与白起破郢联系起来,其《哀郢》解题据《秦世家》云:“秦昭王……二十九年,当顷襄王之二十一年,又攻楚而拔之,遂取郢。更东至竟陵以为南郡,烧墓夷陵。襄王兵散败走,遂不复战,东北退保于陈城,而江陵之郢不复为楚所有矣。秦又赦其罪人而迁之东方,屈原亦在罪人赦迁之中。悲故都之云亡,伤主上之败辱,而感己去终古之所居,遭谗妒之永废,此《哀郢》之所由作也。”④汪瑗撰,熊良智、肖娇娇、牟歆点校:《楚辞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277 页。明确将《哀郢》创作与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破郢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比附,更将“东迁”具体化为“秦又赦其罪人而迁之东方”。
王夫之则对汪瑗之说进一步发挥,其《哀郢》解题云:“哀故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原之被谗,盖以不欲迁都而见憎益甚……曰‘东迁’,曰‘楫齐扬’,曰‘下浮’,曰‘来东’,曰‘江介’,曰‘陵阳’,曰‘夏为丘’,曰‘两东门可芜’,曰‘九年不复’,其非迁原于沅溆,而为楚之迁陈也明甚。”⑤王夫之撰,杨新勋点校:《楚辞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版,第121 页。不但将《哀郢》解读为哀悼郢都沦陷,更将其中之“东迁”等语句与郢都沦陷后楚顷襄王迁都陈城进行比附。
同样采用背景批评的解读方法,戴震却又将此诗与秦楚析之战联系起来。其释“东迁”云:“屈原东迁,疑即当顷襄元年,秦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取析十五城而去。时怀王辱于秦,兵败地丧,民散相失,故有‘皇天不纯命’之语。”⑥戴震撰,褚斌杰、吴贤哲点校:《屈原赋注》,中华书局1999 年版,第121 页。蒋骥则在王逸所言“放于江南”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其《涉江》解题云:“《涉江》《哀郢》皆顷襄时放于江南所作,然《哀郢》发郢而至陵阳,皆自西徂东;《涉江》从鄂渚入溆浦,乃自东北往西南,当在既放陵阳之后。”⑦蒋骥撰,于淑娟点校:《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版,第109 页。《哀郢》解题又云:“旧说顷襄王迁原于江南而不著其地。今按,发郢之后,便至陵阳,考前后《汉志》及《水经注》,其在今宁池之间明甚。以地处楚东极边,而奉命安置于此,故以九年不复为伤也。”⑧蒋骥撰,于淑娟点校:《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版,第114 页。不但将屈原“放于江南”的地点落实为“陵阳”,并据《汉志》及《水经注》等史料考知“陵阳”在“宁池之间”。
然而,面对同一篇作品,采用同样的方法,不同学者考索出的创作背景却大不相同,解读出来的诗歌意旨当然会大相径庭,这恰恰证明背景批评并非解读诗歌的“**”。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将诗歌中的个别语句与历史事件强行比附,仿佛抓住一点儿若有若无的蛛丝马迹,去猜一个永远难以猜到的谜,自然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事实上,诗歌的创作背景虽然和诗人要表达的意旨有一定的关系,但诗人在具体写作中主要是以主观的感情作为创作的起源和动机,在诗歌意旨的表达上,通常也是以诗人内心的情志内容为中心。因此,在探求诗歌意旨过程中,过多着力于对历史背景等客观因素的关注,忽视乃至抛开对诗歌主观情感的把握,即使再精细巧妙的考证,对于诗歌意旨的探索都收效甚微。
《哀郢》开篇从诗人离开郢都写起,从其中出现的“百姓震愆”“仲春东迁”“离散相失”“流亡”等词汇来看,似乎郢都的确经历了战乱或沦亡之祸,且后文又有“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等语句,根据这些内容将此诗与白起破郢或秦楚析之战等联系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仔细分析,这些内容虽可视为诗人屈原对自己离开郢都背景的交代,但这个背景却极为模糊,将这些语句或词汇与战乱乃至郢都沦亡联系起来,实际上只是一种“习惯性联想”。事实上,这些语句或词汇都存在不同的理解。
朱熹于“皇天之不纯命”四句注云:“屈原被放,时适会荒凶,人民流散,而原亦在行中。闵其流离,因以自伤,无所归咎,而叹皇天之不纯其命,不能福善祸淫,相协厥居,使之当此和乐之时,而遭此离散之苦也。”①朱熹撰,黄灵庚点校:《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103 页。即将人民流散与屈原被放时“适遭荒凶”相联系,虽然没有明确的史实依据,但以之弥合屈原个人“放逐思归”与民“离散相失”的矛盾,亦颇为通达。既然是“荒凶”导致人民流散,当然与郢都沦陷无涉。
陆时雍则云:“称百姓称民者,皆哀籲于天而自呼之词。”②陆时雍疏:《楚辞》,吴平、回达强主编:《楚辞文献集成》,2008 年版,第4192-4193 页。蒋骥亦云:“百姓与民,皆呼天自指之辞。……又若泛言百姓者,逊词也。离散相失,谓与亲族相诀别也。”③蒋骥撰,于淑娟点校:《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版,第110 页。依据这种理解,此处“百姓”与“民”皆为屈原自指,“百姓”只是屈原指称自己的一种隐晦的说法,所谓“离散相失”,也只是屈原自己离开郢都时与亲友诀别,当然与战乱或郢都沦亡无关。
事实上,即使将这些语句视为战乱,也很难将之与某一具体的历史事件直接联系,任何一场战乱都有可能引起百姓四散逃亡、流离失所,仅仅凭借这些模棱两可的语句即将之与郢都沦陷联系起来,显然缺乏准确可靠的依据。
陆侃如等注解“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两句云:“纯是美。皇天给予楚国的命运不美。这可能是指郢都失守了,百姓遭遇灾难。震,震动。愆,借作蹇,走的意思。这可能是指秦兵攻下郢都,百姓惊动逃走。”④ 陆侃如等著:《楚辞选》,袁世硕、张可礼主编:《陆侃如冯沅君合集》第陆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第485 页。虽将此与郢都失守相联系,但连用“可能”两字,说明诠释者对这种联系并不确定。注解“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又云:“甲日的早晨,屈原离开郢都。屈原本来早已被放,到秦兵进攻郢都的时候,也许屈原又回到了郢都,来赴国难,而仍被楚国统治集团所排斥,不得贡献他的力量,所以他在郢都失守的时候,又和百姓一同流亡。这件事实,史书未载,但不妨如此假定。”⑤陆侃如等著:《楚辞选》,袁世硕、张可礼主编《陆侃如冯沅君合集》第陆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第485 页。虽将屈原离开郢都的背景解释为屈原原已被放,在秦兵进攻郢都的时候,又回到了郢都来赴国难,但既然使用“也许”二字,说明诠释者对这一背景同样并不确定,其后更有“这件事实,史书未载,却不妨如此假定”云云,但既然“史书未载”,诠释者又依据什么“如此假定”呢? 没有事实依据,这样的假定又如何令人信服呢?
马茂元注解“甲之朝吾以行”云:“这句是说以仲春二月的甲日离开郢都。因为这虽然是屈原最后离开郢都的一天,但同时也就是郢都沦陷的一天……王夫之认为屈原曾经谏阻顷襄王迁都陈城,虽无史实可证,但郢都被围时,屈原恰巧回到郢都,郢都城破,他和难民一同逃出,独自南下沅、湘,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①马茂元选注:《楚辞选》,商务印书馆2021 年版,第191 页。同样将屈原离开郢都与郢都沦亡相联系,又取王夫之所谓屈原谏阻顷襄王迁都陈城的解释,力图证明屈原在郢都沦陷时正在其地,但既然屈原谏阻顷襄王迁都陈城“无史实可证”,又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屈原在郢都被围时一定回到了郢都呢? 显然这种说法也只是为了弥合自身解说合理性的想当然之辞。
至于“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等句,“州土平乐”“江介遗风”前冠以“哀”“悲”字样,以及“夏之为丘”“东门可芜”等词汇,似乎正是楚国遭遇战乱乃至郢都沦陷的有力佐证。故刘梦鹏注“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云:“哀州土之平乐,痛郢失也。悲江介之遗风,伤己流也。”②刘梦鹏撰,崔小敬点校:《屈子楚辞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版,第146 页。汪瑗注“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又云:“夏之为丘指宫殿而言……东门之芜指城郭而言……秦将拔郢之时,而城郭宫殿其燬者多矣。《史记》独载烧墓夷陵者,举其重者而言也。”③汪瑗撰,熊良智、肖娇娇、牟歆点校:《楚辞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285 页。正是将这些语句与郢都沦陷相联系,将之解读为描述郢都沦陷时城郭宫殿被毁的景象。马茂元注“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亦云:“‘江介’的人民既然不曾知道的繁华宫殿已经化为丘墟,那当然更不会想到两东门能够生长着荒芜的春草。”并加按语云:“这次秦兵入郢,残破极多。据《楚世家》的记载,连楚国先王的坟墓夷陵,都被烧毁;则城阙宫室化为灰烬,自不待言。这里均系实指。”④马茂元选注:《楚辞选》,商务印书馆2021 年版,第194-195 页。显然亦是将此与郢都沦亡相联系。
然而这些语句同样存在不同的理解。汪瑗尽管以郢都沦亡说解读此诗,但其注“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四句却云:“州土,谓郢都之风土也。平乐,谓地宽平而人饶富也。……遗风,犹言绪风也。此章言己登大坟以回望故都,本欲聊以舒吾之忧心。然故都平乐之风土日邈以远,而漂泊于此大江之介,感风景之殊,使吾之心益哀而悲焉。”⑤汪瑗撰,熊良智、肖娇娇、牟歆点校:《楚辞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284 页。虽将“州土”注解为“郢都之风土”,但并未将此与郢都沦亡相联系,而是将之解释成由于离此故都平乐之风土越来越远,自己独自漂泊于大江之上,看到江边与故乡风景不同而悲哀,据此注解,这几句描述的恰恰是故都的平和安乐,而非郢都沦亡。马茂元亦云:“屈原过江以后,在远望中所看到的仍然是‘平乐州土’的‘江介遗风’;而这次强敌侵凌,国都陷落的重大事变,在这里似乎还找不出一点儿感受的迹象,因而是可‘哀’,可‘悲’的。”⑥马茂元选注:《楚辞选》,商务印书馆2021 年版,第194 页。虽将此与楚国国都陷落相联系,但又将这两句理解为远离都城之外的平和安乐景象,这些语句既然描述的是平和安乐的景象,当然不能作为描述郢都沦亡的证据。
朱熹注“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云:“言楚王曾不知都邑宫殿之夏屋当为丘墟,又不知两东门亦先王所设以守国者,岂可使之至于芜秽耶? 襄王二十一年,秦遂拔郢,而楚徙陈,不知在此后几年也。”⑦朱熹撰,黄灵庚点校:《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104-105 页。则是将“夏之为丘”“东门可芜”等理解为楚国将来可能发生的景象,襄王二十一年郢都沦陷只是这种忧虑的最终应验,显然没有、也不能将这种对未来的忧虑视为当时郢都已经沦陷的佐证。饶宗颐亦云:“至‘夏之为丘’二语,乃假设以寓讽谏之意,谓楚之将亡,故曰‘曾不知’……曰‘孰可芜’,谓泱泱之国,乌可任其废坠也。……夫哀郢者,哀其国之垂亡,非已亡而哀之也。解者不察,徒见其有‘夏为丘’‘东门可芜’之语,遂指为秦兵入郢事,不其诬乎!”① 饶宗颐撰:《楚辞地理考·哀郢辨惑》,《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一,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版,第 184 页。同样将此视为对于楚国将亡的一种忧虑,明确指出“哀郢”是哀楚国将亡,而非哀楚国已亡,并对将“夏为丘”“东门可芜”与秦兵入郢联系起来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当然更不可能将之视为郢都沦陷的佐证。
由此可见,仅仅依据《哀郢》开篇几句对屈原离开郢都背景的模糊交代和“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等语句中出现的个别词汇,虽可对此诗的创作背景进行各种猜测,但由于这些语句或词汇存在不同的理解,所谓“白起破郢”“秦楚析之战”等说法都缺乏切实可靠的证据。根据此诗文本中的现有线索,目前还没有办法准确考索屈原离开郢都时楚国的具体状况,更无法将之与某一具体历史事件直接关系。
不仅如此,屈原离开郢都之后究竟要去往何处,根据诗歌文本中的现有线索,同样难以确指。蒋骥虽据“当陵阳之焉之兮”一句提出所谓“放于陵阳说”,且被不少学者接受② 周建忠《〈哀郢〉作意研究史略》评述此说云:“鉴于此说,几乎为各说所兼容,如‘放逐’说、‘白起破郢’说、‘庄郢暴郢’说、‘追叙’说、‘调和’说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坚持‘白起破郢’为背景、作因的金开诚、黎安怀、赵明采用此说,而坚决反对‘白起破郢’说的胡念贻、王锡荣亦采此说。”可见此说影响之大。周建忠:《〈哀郢〉作意研究史略》,《中州学刊》2001 年第 1 期。,但仍有不少学者对“陵阳”二字存在不同的理解。王逸注“当陵阳之焉至兮”句云:“意欲腾驰,道安极也。”③王逸撰,黄灵庚点校:《楚辞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6 页。似乎将“陵”作为动词,并未将其理解为地名。洪兴祖补注云:“前汉丹阳郡有陵阳,仙人陵阳子明所居也。”④洪兴祖撰,黄灵庚点校:《楚辞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204 页。尽管将“陵阳”注解为地名,却并未将其与屈原流放地点相联系。戴震则注云:“上云‘陵阳侯之氾滥’,此言‘当陵阳’,省文也。”⑤戴震撰,褚斌杰、吴贤哲点校:《屈原赋注》,中华书局1999 年版,第55 页。据戴震之说,“陵阳”只是“陵阳侯”之略语,“阳侯”即波涛之神,所谓“当陵阳之焉至兮”,意思是面对着大江上的汹涌波涛应该到哪里去,这当然与屈原的流放地点没有关系。
显而易见,在缺乏其它文献资料佐证的情况下,“陵阳”究竟是否地名尚且难以确指,将之解读为屈原离开郢都之后的最终流放之地当然更不足为据。即使将“陵阳”二字理解为地名,“当陵阳之焉至兮”正常的意思也应如陆侃如等注解为“面对陵阳要到哪里去呢”⑥陆侃如等著:《楚辞选》,袁世硕、张可礼主编《陆侃如冯沅君合集》第陆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第486 页。,若“陵阳”果真为屈原最终流放之地,屈原面对这一地点又为何会发出“要到哪里去”的感慨呢,说明将此视为屈原流放地点依然存在问题。因此,仅就《哀郢》文本所示线索,屈原离开郢都之后究竟要去往何处,同样难以确指。
既然从《哀郢》文本中提供的线索难以确切考索屈原离开郢都的历史背景及其最终归宿,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证来把握此诗的创作意旨,当然犹如缘木求鱼,无法真正奏效。与其依据这些难以确指的内容进行各种猜测,不如回归文本,回到诗歌本质,切实抓住诗歌中蕴含的情感内涵,以此为依据对此诗的创作意旨进行分析。通过细读文本,《哀郢》一诗中可以较为明确地把握的是诗人被迫离开郢都时的满怀不舍,以及离开之后对郢都日夜不断的长久思念,但更加动人心弦的则是诗人离开郢都之后那种“漫无归宿”“不知托身何处”的深深迷茫,以及经过自我反思之后对自己理想信念的不屈坚持。不少学者在诠释相关语句时对此已有所抉发,以下即以此为线索,结合历代学者的相关注解,对相关语句进行梳理辨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此诗的创作意旨重新进行探讨。
《哀郢》具体的创作背景虽难确考,但从相关语句仍可明确判断此诗为屈原放逐期间所作。游国恩云:“夫《哀郢》之辞曰:‘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荒忽其焉极? 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其为自叙放逐之情事明矣。而乱辞终之曰:‘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其为放逐既久,思归故土之情,又自明言之矣。”① 游国恩撰:《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哀郢辨惑》,《游国恩楚辞论著集》第3 卷,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341 页。并驳所谓“东迁”指“顷襄王迁陈”云:“且此文果纪迁陈之事者,则虽仓猝奔逃之际,当必早有既定之鹄的,群趋而共赴之,决非漫无归宿之放子逐臣所可比,而何以一则曰‘发郢都而去闾兮,荒忽其焉极’;再则曰‘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三则曰‘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乎? 其非迁都之词又可知矣。”②游国恩撰:《哀郢辨惑》,《游国恩楚辞论著集》第3 卷,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342-343 页。将此诗理解为屈原“自叙放逐之情事”“放逐既久、思归故乡之情”甚是,驳斥“顷襄迁陈说”亦颇为有力,尤其是将其中体现的屈原形象概括为“漫无归宿之放子逐臣”,更可谓对此诗文本所见诗人形象的敏锐把握和准确概括,所列诸语句正是诗人屈原离开郢都之后这种“漫无归宿”迷茫心态的形象写照。
《哀郢》全篇虽从屈原被迫离开郢都写起,但很快转入对其离开郢都之后“流亡”过程的描述,“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而流亡”,王逸注云:“言己东行,循江夏之水而遂亡,无还期也。”③王逸撰,黄灵庚点校:《楚辞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4 页。这是诗人对自己被迫离开郢都之后行踪的总体交代,诗人在离开郢都之后,顺着长江、夏水一路向远方而去,但诗人的内心并不平静,尤其是在长期的流放过程中,诗人整体心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王逸注云:“言己始发郢都,去我闾里,愁思荒忽,安有穷极之时。”④王逸撰,黄灵庚点校:《楚辞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4 页。陆侃如等注云:“怊,惆怅。荒忽,读做恍惚。焉,是何。极,是至。惆怅恍惚,往哪里去呢。”⑤ 陆侃如等著:《楚辞选》,袁世硕、张可礼主编:《陆侃如冯沅君合集》第陆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第485 页。依照王逸注解,这两句应理解为诗人从郢都出发,离开自己的家园,心中的怅然愁思什么时候可以穷尽呢,体现的是诗人离开郢都之后无尽的愁思;依据陆侃如等注解,这两句则应理解为诗人从郢都出发,离开自己的家园,心中怅然荒忽,自己究竟要往哪里去呢,不仅体现出诗人的愁思,还蕴含着诗人远离家园之后怅然若失的迷茫与无奈。仅就此两句来看,两种注解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整体文意分析,陆侃如等的注解显然更胜一筹:从《哀郢》文本整体来看,屈原被迫离开郢都之后,虽然是顺着长江、夏水而行,但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固定的路线,前途茫茫,对于自己究竟要去往何处,心中并无明确打算。
“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王逸注云:“婵媛,犹牵引也。眇,远也。蹠,践也。言己顾视龙门不见,则心中牵引而痛,远视眇然,足不知所当践也。”⑥王逸撰,黄灵庚点校:《楚辞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5 页。显然是将此理解为屈原离开郢都之后,远望渺茫,不知将去往何方。陆侃如等注云:“眇,读做‘邈’,遥远之意。蹠,脚踏之意。前途茫茫,我的脚要踏到什么地方呢?”⑦ 陆侃如等著:《楚辞选》,袁世硕、张可礼主编《陆侃如冯沅君合集》第陆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第485 页。马茂元注云:“不知所蹠,犹言不知托身何地。……这句和上文‘怊荒忽其焉极’,下文‘焉洋洋而为客’‘忽翱翔之焉薄’‘淼南渡之焉如’,用意略同。”⑧马茂元选注:《楚辞选》,商务印书馆2021 年版,第192 页。虽是以白起破郢为背景解读此诗,但其将“不知所蹠”注解为“不知托身何处”则颇为准确地把握住了屈原离开郢都之后“漫无归宿”的迷茫心态。不仅如此,此注还将此句与上下文中的“怊荒忽其焉极”“焉洋洋而为客”“忽翱翔之焉薄”“淼南渡之焉如”等语句相联系,点明这些语句“用意略同”,事实上已经勾勒出屈原离开郢都之后“不知托身何处”的情感主线。
“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王逸注云:“洋洋,无所归也。言己忧不知所践,则听船顺风,遂洋洋远客,而无所归也。”①王逸撰,黄灵庚点校:《楚辞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5 页。洪兴祖补注云:“洋洋,水盛貌。焉,读如‘且焉止兮’之‘焉’。”②洪兴祖撰,黄灵庚点校:《楚辞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202 页。“凌阳侯之氾滥兮,忽翱翔之焉薄”,王逸注云:“凌,乘也。阳侯,大波之神。薄,止也。言己遂复乘大波而游,忽然无所止薄。”③王逸撰,黄灵庚点校:《楚辞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5 页。汪瑗注云:“凌,凭凌也。其舟楫之簸盪乎水,若凭凌之耳。……阳侯,水神也。……氾滥,大水貌。薄,止也。翱翔焉薄,言人之漂泊而行不知所归,犹鸟之翱翔而飞不知所止也。”④汪瑗撰,熊良智、肖娇娇、牟歆点校:《楚辞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282 页。虽然不同注家对“洋洋”“凌”之注解略有出入,但对屈原离开郢都之后,只是任凭船只随波逐流,但见波涛汹涌,前途茫茫,不知究竟归于何处的理解却无不同。
“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两句,前文已经指出,“陵阳”既可以理解为地名,亦可以理解为江水,但即使将其解读为地名,也无法将之确指为“屈原流放之所”。事实上这两句属互文见义,诠释的关键在于对其后“焉至”“焉如”的解读,王逸注此二句云:“意欲腾驰,道安极也。淼瀁顾望,无际极也。”⑤王逸撰,黄灵庚点校:《楚辞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6 页。洪兴祖于“淼瀁顾望,无际极也”下则注有“一云:淼瀁顾望,无栖集也”⑥洪兴祖撰,黄灵庚点校:《楚辞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204 页。。显然王逸将此理解为想要乘风破浪前进,面对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水,如何才能到达尽头;洪兴祖则指出下一句还可理解为面对茫茫大水,没有立足之处。所谓“没有立足之处”,实质上即是诗人不知托身何处。故汪瑗注云:“焉至,犹言何所归也。……焉如,犹言何所往也。此二句互文而重言之耳。盖言己乘此陵阳之波,淼然南渡大江矣,果将何所归而何所往耶? 实反言以深见迁客之流离,故都之日远也。”⑦汪瑗撰,熊良智、肖娇娇、牟歆点校:《楚辞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284 页。刘永济云:“此则登高远望所感触者。屈子言我今当奋飞而不知所至,淼然南渡又不知何往。”⑧刘永济撰:《屈赋音注详解》,《刘永济集》,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199 页。联系屈原离开郢都之后“漫无归宿”“不知托身何处”的那种迷茫心态,将此解读为“面对一望无际的茫茫江水,船只继续向南而行,自己究竟最终要去往何处”显然更加符合全诗整体的情感线索。
循此情感线索,还可对前人注解此诗文本中一些疑难语句进行进一步的辨析,如“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两句,王逸注云:“运,回也,舟,船也。言己忧思,身不能安处也。”⑨王逸撰,黄灵庚点校:《楚辞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5 页。只是笼统地注解为诗人充满忧思愁绪,不能安定舒适地居处,对于“上洞庭”“下江”则没有明确注解。汪瑗注云:“运,回转也。地势以东为下,下浮,谓顺流而下浮也,即上顺风波而流从之意。前言过夏首而西浮也,今又将运舟而东浮矣。方将运舟而东浮也,则又将上洞庭逆流而泝矣。方且逆流而泝也,则又将顺流而下江矣。二句之间,其道里之萦纡,迁客之颠沛,具见之矣。”⑩汪瑗撰,熊良智、肖娇娇、牟歆点校:《楚辞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282 页。则是将此理解为道路曲折难行,诗人行进方向不断变换,时西时东,表现放逐之人颠沛流离之感。蒋骥则注云:“下浮,顺江而东下也。洞庭入江之口,在今岳州巴陵县。上洞庭而下江,上下,谓左右。《礼》:东向西向之席,俱以南方为上。今自荆达岳,东向而行,洞庭在其南,故以洞庭为上而江为下也。”⑪蒋骥撰,于淑娟点校:《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版,第111-112 页。又从诗人行进路线及洞庭与长江的位置入手,结合《礼》书东西向席位南方为上之说,据诗人“东向而行”的行进方向,说明为何洞庭为上而长江为下。戴震注云:“前云过夏首西浮,故此转而下浮,洞庭当夏首之下,江之南,浮江过夏首已下,南上洞庭,东乃顺江而下也。”⑫戴震撰,褚斌杰、吴贤哲点校:《屈原赋注》,中华书局1999 年版,第55 页。同样从诗人行进路线与夏首、洞庭及长江的相对位置入手,指出诗人过夏首西浮之后,又转而沿江下浮,到洞庭附近,则向南可上洞庭,向东则为顺江而下,似是将“上洞庭”与“下江”作为并列的两个不同的前进方向。虽然诸家大多从屈原行进路线入手,对屈原顺流东下前进方向的认识亦大体一致,然而对顺江而下之前所谓“上洞庭”的理解却各执一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令人无所适从,各家注解虽能自圆其说,但考虑到屈原离开郢都之后“漫无归宿”的迷茫心态,这些注解终嫌未契诗人本意。唯汤炳正等《楚辞新注》云:“上洞庭而下江,此指行经洞庭入江处,如溯湖而上,则入湘江,故云‘上洞庭’;如顺江而下,则东至吴越,故云‘下江’。当时似有南去和东下两种选择,故到底是溯洞庭,还是顺江而下,颇费考量。”①汤炳正、李大明、李诚、熊良智等注:《楚辞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版,第147 页。将此理解为诗人行至洞庭湖与长江交界之处,对于究竟是南去洞庭还是顺江东下犹豫不定,难于决断,显然更加符合全诗要表达的情感内涵。正是由于屈原离开郢都之后没有明确的行进目标,行至洞庭与长江交接之处,面对南去洞庭和顺江东下两种选择时,才会犹豫不定,这种犹豫彷徨正是诗人迷茫心态的形象表现。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们在诗歌文本中不仅能够把握到屈原离开郢都之后这种“漫无归宿”的深深迷茫,同时也能真切感受到诗人在放逐期间强烈的痛苦和忧愁,所谓“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等语句,都可谓诗人痛苦和忧愁情绪的直接吐露,但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并没有一味地沉湎于迷茫、痛苦与忧愁之中,在“至今九年而不复”的长期流放之后,屈原终于明白自己与那些故作媚态的小人有着根本的不同。
“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王逸注云:“汋约,好貌。谌,诚也。言佞人承君欢颜,好其谄言,令之汋约,然小人诚难扶持之也。”②王逸撰,黄灵庚点校:《楚辞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7-108 页。这些奸佞小人故作谄媚的姿态,表面上讨取君主的欢心,实际上内心却是软弱难以扶持的。故马茂元注云:“这两句诗说,这群小人虽然表面上讨人喜欢,但其实是靠不住的。”③马茂元选注:《楚辞选》,商务印书馆2021 年版,第196 页。“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鄣之”,王逸注云:“湛湛,重厚貌也。言己体性重厚,而欲愿进,谗人妒害,加被离扸,鄣而蔽之。”④王逸撰,黄灵庚点校:《楚辞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8 页。自己满怀忠心,愿意为君主效力,却由于小人妒忌,君臣关系遭到离析,阻碍了自己为君尽忠的道路。“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即使像尧舜那样高尚的德行,可以上与天齐,却由于谗佞小人的嫉妒毁谤,给他们加上了不慈的不实评价。“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愈迈”,君主憎恨忠厚老实的君子,喜欢小人表面上的激昂慷慨,那些谗佞小人日渐受到重用,得以接近君主,真正品德高尚的正人君子却日益被君主疏远,离朝廷越来越远。诗人既然选择了与那些谗佞小人不同的事君道路,就绝不会像他们一样谄媚取容以讨好君主,情绪激昂地花言巧语以迷惑君主,那么自己被君主疏远,得不到君主重用,甚至被长期放逐于外,不也正是适得其所吗?
“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经过九年不复的长期流放,诗人当然希望能够返回自己的故乡,就像鸟儿不管飞得多远终究都会飞回自己的故乡,狐狸临死的时候,头也会朝向自己出生的山丘一样,但经过在流放过程中的不断思索,诗人对楚国的现实和自己放逐的命运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非常明确地认识到确实不是因为自己真的有罪而遭到君主弃逐,自己又何曾有任何时候忘记要返回郢都呢!
通过以上分析,《哀郢》一诗着力表现的主要是诗人屈原被迫离开郢都之后,伴随着“涕淫淫其若霰”“心婵媛而伤怀”“忧与愁其相接”的痛苦和忧愁,在“怊荒忽其焉极”“眇不知其所蹠”“当陵阳之焉薄”“淼南渡之焉如”的深深迷茫之中,逐渐认识到“忠湛湛而愿进兮,妒披离而鄣之”“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的楚国现实,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自己遭遇放逐确实不是自己的罪过,而是由于小人的嫉妒谗毁,从而更加坚信自己“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选择。通过诗歌文本读者能够实实在在把握住的,就是诗人屈原被迫离开郢都之后,在痛苦和忧愁之中从迷茫到坚定这样一种心路历程。
诗人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之中,每位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他们的诗歌创作当然会受到历史环境、个人经历的种种影响,中国古代文人与政治的关系尤为密切,他们往往是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或当事人,这些事件甚至会使其人生轨迹发生重要改变,在其心里留下深刻而持久的痕迹。但是,诗歌是用特殊语言构成的独特文本,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并不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个体人生经历直接复述和剖析,而是以主观感情作为创作的起源和动机,将自己的情感内化于诗歌文本之中,引发诗人情感的历史事件或人生经历,可能在文本有所体现,也可能经过各种复杂的曲折变形之后,仅仅留下一些十分模糊的痕迹。作为读者能够直接把握的就是诗人在诗歌文本中体现出来的情感,阅读就是读者借助文本所提供的线索,超越时空局限与诗人进行情感沟通和心灵对话,从而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反思,引发共鸣的过程。
阅读《哀郢》,我们能够感受到诗人屈原被迫离开郢都之后的痛苦和忧愁,更能感受到他在流放过程中的迷茫和坚持,屈原“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无端被放,面对人生中的这种意外遭遇,他不禁对自己一贯奉行的事君方式产生了怀疑:如果这种方式是对的,自己为何会遭受放逐;如果是错的,自己以后又该何去何从。经过不断反思之后,屈原确信自己遭遇放逐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自己选择的事君方式亦无不妥,从而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这是经过理性思考之后,对这一选择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的坚持,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敢于承担任何后果的坚持,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阅读此诗,我们会受其启发,产生共鸣,我们虽然不会像屈原一样由于小人谗毁而遭遇君主疏远乃至流放,但人生总会遭受到一些挫折和不顺,我们正在做或想要做的事情也很可能得不到父母、师长、家人或朋友的理解和支持,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对自己的选择产生怀疑,甚至陷入迷茫,无所适从。《哀郢》给我们的启示就是,面对人生的挫折和迷茫,我们要做的就是对自己的选择进行认真的反思,经过反思之后,如果确信自己是正确的,自己也能坦然面对这一选择所要承担的任何后果,就勇敢地坚持下去,孜孜不倦地执着追求,锲而不舍地不断坚持,才有可能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
历史背景的考察固然有助于对于诗歌意旨的探索,尤其是精细而准确的背景考证,的确能够为探求诗歌意义提供重要的依据。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局限,除了有明确文献记载的线索之外,诗歌创作背景的考察往往需要借助于诗歌题目或文本中提供的一些特殊语句或词汇进行猜测。因为诗歌语言的特殊性,诗歌文本中的词汇和语句往往有不止一种理解,这样对创作背景的确认又取决于诗歌诠释者对这些词汇和语句的主观理解,理解不同则所确认的创作背景各异,依据这些似是而非创作背景对诗歌意旨进行诠释当然会言人人殊,难以定论。诗歌创作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情感,读者阅读诗歌也不是为了掌握作者的生平事迹或诗歌创作背景等客观的历史知识,诗人的诗歌创作固然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中,甚至与某一历史事件具有直接关系,但事过境迁之后,具体的历史事件如过眼云烟,难以考索,读者能够把握住的只是蕴含在诗歌文本中独特的情感。对于《哀郢》一诗,采用历史背景批评的分析方法,不同诠释者虽然提出了“白起破郢说”“秦楚析之战”“放于陵阳说”等各种说法,但每种说法都难以真正落到实处,从诗歌蕴含的情感线索入手,却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诗人屈原被迫离开郢都后从迷茫到坚定的心路历程,体会屈原对自己理想信念的坚守精神。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当然会有一定的意图要借助作品传达给读者,但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作品时,并不是对作者意图的被动接受,而是在阅读和思考过程中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读者在阅读《哀郢》时,如果能从诗歌文本蕴含的情感线索出发,与诗人进行情感的沟通和心灵的对话,体悟到诗人屈原的坚守精神,在人生遭遇挫折和迷茫时能够有所启发,不正是这首古典诗歌真正的现实意义所在吗?
作者简介: 杜学林,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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