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下国内外流行的各类平台往往缺乏第三方性。 即便有第三方性,也往往缺乏“三公性”即公正、公平、辩证公开性。 这是造成当下世界经济减缓和无序的主要原因,亟待用信用机制对平台的运行模式进行改造。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自然分层和信用合作的必要性,当代信息技术进入元宇宙和GPT 时代的到来则提供了信用治理的充分性。 一旦数智经济平台形成,将会在以下三个方面带来重大变化:一是理政经世治国中介化;二是人类价值观“持福致富”化;三是世界经济合作平台化。
关键词: 信息化时代;信用精准化;平台
近年来的中央系列文件表明,高层领导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平台来实现社会经济的顺畅运行。 就平台特性来说,要具有系统性、集成性、协同性;就平台结构来说,要具有法律、信用、道德的底线性;就平台功能来说,要有孵化创新的功能。 具备以上思维,就可以立柱架梁地构造出具有“第三方性”和“三公性”的有效平台。 “三公性”可以被看作平台的内涵,“第三方性”可以看做是平台的外延。 “三公性”与“第三方性”如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①“三公”指的是公正、公平、辩证公开。 平台要对损害合作对象者进行惩罚叫做公正。 在达到某一信用底线或者进入某一信用域内时,资信程度越高,获得的市场竞争条件越好。 这既是公平,也是效率。 如果能在一定的隐私披露程度下达到收益的最大化叫做辩证公开。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婚恋模型”:即所有客户都将自己的信息和诉求告诉媒婆,媒婆经过数据挖掘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适合概率从大到小的几十个人。 每一个人先从概率较大的谈起,如果两个人不对眼,可能没有得到什么信息就拜拜了;如果两人谈得投机,也可能很快就会披露更加详细的信息。能做到“三公性”的平台,是不偏不倚地为竞合双方服务的平台,才是彻底的“第三方平台”。
平台分为传统平台、互联网平台,以及硅基替代平台三个阶段。 “宇宙大爆炸”为人类社会准备了时空平台和信息、能量、物质等三种“流物质”内容。 随着“源宇宙”、“原宇宙”和“元宇宙”三次“大爆炸”,人类社会不仅诞生、发展,而且还即将进入“硅基替代”和“泛基替代”时代。 传统平台指的是前互联网时代的平台,主要表现为海、陆、空,以及外太空。 有时人们也不规范地将自己生活、工作或者社交的组织叫做平台。 信息化时代,信息借助互联网冲破地域限制聚集在一起产生“决策涌现效应”,大大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人们才明确感受到平台的威力。
本文首先阐述了经过信用域改的第三方社会经济平台会形成标准化平台模式,TIF 模式域富论称之为“TRIF(萃富〈福〉)”平台,用TRIZ 的话语体系说,是达到最高理想解的平台。 其次本文阐释了这种改革所带来的后果,不管是从治国中介化、价值观升维还是从再全球化来看,都会带来积极的社会经济效应。 最后本文试图说明,作为TRIF 平台支撑的“萃富(福)论”不是简单的观点堆砌,也不是一家之言的理论假说,而是有道学、哲学、方法论支持的。
标准化平台是由T、R、I、F 四种平台融合而成的“生命体平台”。①T、R、I、F 是Technology(information) (信息技术)、 Rights(权利)、 Industry(产业)、 Finance(金融)等四个关键词的首个字母。 这四个字母代表的并不是“平台要素”,而是“要素平台”。 每一个平台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四种平台就像人体的系统一样,构成了人这个整体生命体。 因而四种要素平台的边际效应是相等的,缺任何一个要素平台或者任何一个要素平台存在短板,融合平台的效应就会偏离最大化。 实践中,只有马云构建的平台在要素种类上算是健全的,但要素平台存在短板。传统的互联网经济平台大部分呈现为“电商平台”,即相当于初步具备了T,但往往缺乏R、I、F 三种子平台。 域改的过程首先是要素要齐全,其次是R 平台要提供精准的信用指数揭示功能,再次是平台要为平台中的主体创造“低能信用资源”,并将其转化为货币额度这种“高能信用资源”,最后是补全价值实现链基础设施,这样,要素主体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②TIF 模式域富论认为,人类社会可以交换的共性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说是隐藏在不同“相”的使用价值的所包含的人类劳动,这个人类劳动一般用货币来表达,并将货币称为高能信用资源,即流动性最强的信用资源。 金融信用是融资者所有信用的整合,由于金融是带有回购承诺的双次交易,需要承诺保证资源的介入,这个资源便是对可能出现的不履行承诺的反制。 反制资源称为低能信用资源。 一般包括传统的资产抵押(C1),另一种正是TIF 域金融所创造的福利抵押即影子抵押、或然抵押。 根据生产福利的平台的大小,可以分为小于国界的市场化平台(C2)、等于国界的国家化平台(C3)、大于国界的全球化市场化平台(C4),以及即将发生的包括超过地球界限的外太空如火星(C5)。
用TRIZ 的语言说,标准化平台是最高理想解平台。 笔者经过将近20 余载的研究,称其为TIF 域平台。③TRIZ 是“发明问题解决理论”的俄语缩写。 该理论由前苏联专利局的阿奇舒勒研发。 阿奇舒勒曾说:“你要等待一百年顿悟,还是要用这些理论15 分钟解决问题”。 尽管TRIZ 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社科人文中来,但多是拿来主义。TRIF 是在蕴含了自组织理论、老三论新三论、TRIZ 理论、可拓学等方法论的基础上解决社会经济运行难题的发明理论。TRIF 是TIF 模式域富论的多种表达的一种单词,意思是幸福。 其汉语谐音是“萃富”或者“萃福”,意在强调人类“萃富”的本质在于“寻找幸福”。其中T 指的是第一层平台技术,指的是线上引领线下的技术。 目前将UCL 标准作为平台技术的重要支撑。④统一内容标签(Uniform Content Label,UCL),最早由中国工程院李幼平院士提出,该标签从互联网中内容资源难找、难管和失序等问题的根本症结入手,采取内容驱动的理念对内容标识进行全新设计,形成生产、消费和管理三位一体的内容大数据创新标识体系。作为第二层平台技术的域是有界时空,用入域权R 表达。 资信指数达标,才有权利与别人分工合作。 I 作为第三层平台技术,指的是具有“相同价值基因”的生产力要素被熵减有序地链接在一起的技术。 F 作为第四层平台技术,指的是为I 中需要融资的主体创造信用额度,对供资者进行劣后,对融资者进行背书和管理的技术。 将这四层平台代表的字母进行排列组合,会形成能代表标准化平台多重特性的单词。 FRIT(透明),象征着分工合作需要明晰的资信指数;RIFT(决裂),象征信息对称的分工合作就会和“柠檬市场”说再见;TRIF(三叶草),寓意爱和幸福,象征人类“萃富”的目的是为了“萃福”。
据统计,全球大约有56 个跨境贸易平台。 这些平台有的不是第三方平台,即使是第三方平台,也缺乏平台评价并为之担当的机制。 其次,线上线下的关系有待于深化。 线上与线下的关系分为三大阶段:O2O、OMO、OOO。 相对来说,O2O 是浅层互联网平台阶段,仅仅相当于将线下搬上了线上而已。 OMO是线上线下的中度融合阶段,存在一定的线上谋定线下后动的成份。 OOO 则是深度融合阶段,线上智能化、线下体能化,深度分工。 甚至,随着元宇宙的到来,数字孪生的发展,数字人将在元宇宙内完成其生产生活活动。 第三,大部分的平台缺乏“平台域金融”功能。①指为平台中的融资者背书,为平台内外的供资者劣后的金融。 劣后的方式很多,比如劣后债,以资产证券化中的内部增信为例。 再比如劣后股,或者索性担保,等等。 平台担保和传统机构担保不同的是平台对担保对象的风险源头具有充分的管理功能。以滴滴打车为例,平台规定乘客在下出租车之前必须支付。 没有考虑到繁琐、不友好、以及乘客需要融资乘车的情况。 最好的办法是乘客在一定时间内免息,超过多长时间则要补偿利息。 原则上如果乘客逃债,则可以通过API 和国家、国际平台联动追债。
中国的俗语中包含着人类合作之道。 信用更广泛的本质是遵守规律。 不管是自组织要求人“以负熵为食”,还是作为生物要求按照遗传信息进行“基因表达”,还是作为“社会人”按照认知组织社会基因表达。②生命以负熵为食,即生命依靠从外部环境摄取负熵来维持和发展。 这是生物学信息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由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 该观点强调,生命是远离热力学平衡的,它从环境摄入高级形态的能量,利用其自由能维持和发展生命,将低级形态的能量排给环境,实际像从环境摄取负熵的能量转化器。 也就是说,生命的维持和发展是以造成环境的熵增加(亦即摄走负熵)为代价的。 生命的物质和能量代谢的实质,就是通过“入”和“出”的交换从环境摄取负熵。人与人的关系必然要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向“社会生命主义”迈进。③“社会生命主义”是域富论的观点,认为社会的运行如同一个单个生命有机体的运行,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如同单个生命体细胞与细胞之间或者器官和器官之间的关系。 最佳的原则是边际效应相等,这样才能保障社会生命效应最大化。中国俗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指的是两层意思:一是产业类别;二是信用分层。 与“道不同,不相为谋”意思接近。 产业类别不同,在构建资信指数时的指标体系和相互关系就不同;在同一类产业中,存在多重资信标准供生产力要素选择。 《域富论》用“四线五域”来划分资信标准,分别包括:社会市场底线、正式市场底线、ESG市场底线、红色市场底线。 不同市场底线之间形成不同的福利域,底线指数越高,域福利越大。 这种福利机制具有“胡萝卜加大棒”的效应,激发、帮助、辅导、孵化人提升自己的信用。
信用分层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人类社会在有了国内或者国际法律之后,社会经济运行更加熵减有序。 但是人类的主要任务是最大化解决稀缺问题,这个问题叫做分工合作的经济问题。 这要求人类再划出一条作为分工代理人的正式市场底线,就会有一部分人从社会市场底线之上向正式市场底线之上攀爬。 而如果缺乏正式市场底线,很多人就会下沉到社会市场底线之上并在靠近这条线的地方通过损害别人而获益,这种市场状态属于“混沌市场”。 事实上,ISO9000 认证、信用评级、保荐上市都类似于正式市场底线,但缺乏第三方性、三公性、普及性、动态性、精细性和典型性,这些市场底线制度发挥的作用没有达到最大化程度。 底线觉悟更高的是能将负外部性内部化的ESG 底线,底线觉悟最高的是愿意从事正外部效应的“红色市场底线”。④进一步地,还可以在红色市场底线上再拓展出“紫色市场底线”。 红色强调国家,紫色强调国际。 也可以理解为红色强调通过正外部性实现自组织系统和超系统的共赢,紫色则觉悟维度更高,用自己的小增量甚至小损失换来超系统的更大增量。 比如,传统中蕴含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那种精神。 当然,TIF 模式域富论(TRIF 论)不是简单地要大家学雷锋,而是说,包含紫色底线的“五线六域”可以给达到一定觉悟水平的人以不受低道德水平损害的自由,并当人的觉悟水平提升时有相应的正向激励。可见,在提倡“向雷锋学习”的基础上还应当有正式制度揭示和奖励,学雷锋才可持续。
在一个无法再细分的市场平台内部,产业I 可以细分为信息业T、金融业F、实体产业I。 如果减小平台的相似度,子平台就会向母平台跃迁,母平台就有考察子平台三公性资信即R 的责任和义务。 所有的产业,都需要平台挖掘其资信指数。 显而易见,这些资信指数体现在T、R、I、F 等四个方面。 比如,母平台考察子平台的R,最小子平台依序考察其产业生命链的T、I、F。 依序是重要的,前面的都是后面的必要条件,最后才轮到金融本身。 但究竟是否提供资金终究要取决于融资者的客观现金流和主观“域粘度”。 “域粘度”取决于“域福利”,域福利包括四种:俱乐部、声誉、成本(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互联网经济)、金融。 域福利越大,来自域外的需求者藉由平台对域内供给者的反制力就越强,域内供给者提供的信息、使用价值、融资合约就越可信。 从金融角度来理解,其转化而成的信用额度就越高。
传统的“当铺式金融”要抵押具体资产,这与金融的“未来性”相矛盾。 TIF 域模式通过创造信用创造金融额度不仅符合金融的未来性,而且用“软抵押”替代了“硬抵押”,用“虚抵押”替代了“实抵押”。域金融作为了解融资者的见证人和增信者,具有向前看的乐观心态,也具有能看清融资人潜力的行家水平,因而域金融属于普惠金融、“好金融”。 现实中对欠款人进行破产、限制高消费、限制出行都相当于从国家信用资源的角度对融资者的福利进行惩减。 这样那些缺乏存量信用记录和存量资产的中小企业者、消费者、学生就可能走出融资难的困境。 蚂蚁金服中的芝麻评分,需要在现金流估计的同时再进行用户“福利粘度”的评估,才能成为真正的“创信金融”。
信用是交易的基础,交易意味着链接。 早期的传统经济崇尚的是自由竞争,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自由竞争往往处于散兵游勇的盲动状态,试错风险和成本都高。 经济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迂回生产”过程,越偏离这个过程,带来的盲动成本越大。 一般来说,针对任何一个类型的产业,必然存在人才培养过程和人才运用过程。 人才培养的任务是培养出三种人才:教士、创士和匠士。 这三类人才分别进入“教育链”、“创新链”和“工匠链”工作。 如果在散乱要素进入市场之前就存在这条健全的价值链基础设施,无疑会提升分工合作的效率。 这正符合TRIZ 中的预处理原理。①该原理是指:事先对物体完全或者部分实施必要的改变;事先把物体放在最方便的位置,以便能立即投入使用;对系统进行预处理的目的是使得系统变得更加易用,包括缩短系统功能完成时间,简化过程中的操作等。 比如:手术前的器具整理排列;冷冻食品食用前的解冻;预先收费系统以加快收费过程;打豆浆前先将豆子进行浸泡。 磨刀不误砍柴功就是这个道理。 可见,TIF 域模式是在某一类产业的生产力要素进入之前就应当已经存在的制度安排。中国目前已经在技术创新环节上遭受美国围堵,之后还要在理论创新、教育链等环节遭受更加严峻的打压。 中国只有自力更生地为自己同时为全球构建“产业生命链”平台,才能为之后的国内国际共赢发展创造可能性。
无论中国的BATMDJ 等电商平台,还是国际上的亚马逊、GOOGL 等平台,基本上是“横断面平台”,缺乏价值链管理。 如果将平台经济按照“供应链深度”进行一个阶段性分类,可以分为:上网阶段、直播带货阶段、柔性生产阶段。 第一阶段属于上网的电商阶段,直播带货属于“网上推销”。 只有到了“柔性生产阶段”才会打破推销而跃迁到营销阶段。 那么上网的部分不仅仅是为了商品交换,应当还有“商品生产”、“商品创新”,以及人才商品的生产即教育链。 这样的话,原则上存在“工匠链互联网平台”、“创新链互联网平台”和“教育链互联网平台”,通过API 链接,还可以形成“产业链互联网平台”、“产业生命链互联网平台”。 这样的平台配合着第三方信用三公揭示功能,就会减少直播带货这种中介化、高成本、易造假的浅层电商模式。
“制度、行为、效应”是一条因果链。 TIF 域平台制度的功能效应可以借用张载的“横渠四句”来描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 即所谓“立心”,就是用资信底线为天地下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立规矩。 所谓“立命”就是用心流和幸福体验作为社会经济主体的劳动观和价值观。 如果有了这样的“前置性制度安排”,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主体都会自觉继承前人的智慧绝学,“持福致富”,内外双求,注重精神修炼,那么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就会熵减有序地交往。
人类社会的交易模式主要分为“组织型间接中介”模式平台和“技术型直接中介”模式平台。 前者如各类信用评级机构、批发商、银行等,后者正是TIF 域(TRIF)平台。 传统平台的缺陷在于:一是信息不对称,一般采用博弈论提供的理论指导,通常出现零和博弈或者负和博弈的现象;二是间接性,中介交易双方往往需要通过与间接中介分别交易,交易流程拉长,交易费用增加,交易风险增大;三是非第三方性,即便是直接中介,但由于中介平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凭借信息或者地位优势损害其中一方的利益。在TIF 域模式下,域平台要对域内所有供给者提供信用背书,并对需求者提供劣后支撑,直接关乎平台自身的利益。 随着第二类平台的成熟,长远来看,所有间接中介都面临着被渐次淘汰的趋势。 比如银行和基金,余下的只有资产证券化和P2P。①2013 年被称为我国互联网金融元年,P2P 以普惠金融的名义逐渐泛滥,对国家金融市场造成重大风险,之后被政策性关停。 其关键的问题在于只考虑到信息的方便性,却违反了“信用充足”原则。 此处重提P2P 的前提是TIF 域模式对融资者的信用不仅能很好地揭示,还能为融资者创造更多信用资源,并愿意为供资方提供劣后或者担保。“数据交易所”模式也将面临重大挑战,这种“数据离域交易模式”将会被域富论支撑下的“数据在域交易模式”替代。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TIF 域平台替代投行模式。 投行模式在名义上是直接中介组织模式,为投融资双方生产金融合约或者充当二级市场交易中介,似乎不直接参加投融资双方的买卖,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投资银行在并购服务中有时为并购方提供资金,或者通过包销形式购买上市公司股票,或者“做市”、“融资融券”、自营等都表明投资银行已经蜕变为间接型金融中介平台。 同时投资银行凭借自己所掌握的专业信息优势容易与上市公司合谋而损害投资者。 投资银行既不是第三方平台,也不具有三公性。 一旦平台进行了“信用域改”,平台则具有了真正的第三方性和三公性,此时的投资银行仅仅是TIF域平台的业务承包者。 投资银行将接受TIF 域平台的资信测评、孵化和管理。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出了“看不见手”的原理,表明了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是“政府-市场”的“二元论”。②“看不见的手”是一个隐喻,亚当·斯密(Adam Smith)用来描述这样一种原理:于个人行为的非故意的结果,一种能产生善果的社会秩序出现了。 斯密在他的著作中从这种意义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个词只有三次:一次是在《道德情操论》中;一次是他谈到早期宗教思想时幽默地写到希腊神话中朱庇特“这只看不见的手”;一次是在《国富论》中。 域富论认为“人性本善恶两全,制度治之”。 事实上,正因为没有足够的制度约束,才出现了1919—1933 年的经济大危机。这种模式犹如缺乏髌骨的“大腿-小腿”模式,在现实中会因为沟通不畅而互相损害,出现“政府缺位”和“政府越位”现象,相应造成“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如在亚当·斯密看不见手的原理指导下,出现1929—1933 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这是“市场失灵”。 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随着惯性“政府越位”造成“政府失灵”,出现了“滞涨”即经济停滞(stagnation)、失业及通货膨胀(inflation)同时持续高涨的经济现象。 而计划经济缺乏价格信号引导,未能充分利用市场的能动性和灵活性,造成“政府越位”或者“政府失灵”;而中国近40 年的市场经济模式以来,市场无序扩张,“政府缺位”,“市场失灵”,造成系统性风险,危及系统利益。 为了避免忽左忽右、“管死放乱”的缺陷,TIF 模式域富论则在政府和市场要素之间引入“产业中介平台”,该平台由于其三公性和真正的第三方性而得到市场要素的青睐,并终将得到政府的法定委托。 在组织形态上实现了与宏中微观经济的对应。
以银行监管为例:从美国硅谷银行倒闭、中国多家银行倒闭,以及20 多家银行向恒大违规贷款最大达到几百亿的案例,表明政府监管银行的模式亟需改变。 央行对商业银行实行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制度,都只是从概率上消解风险,这种消解也仅仅是风险转移,既不是风险防范,也不是风险消除。 央行和保险公司并不具有控制风险的优势。 另外,政府作为宏观主体直接监管满天星般的微观银行主体,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分散决策、机动决策,“宏管微”模式会耗散政府的精力。 监管部门提倡用巴塞尔协议监管银行风险,但巴塞尔监管模式采用了核心资本法这一总量监管法,并不对风险源头进行分项监管。 TIF 域模式认为可以分别针对银行业和融资者构造各自相应的产业情景共享平台。 平台对平台中的融资者的信用进行揭示、孵化、管理,因而具有对融资者进行背书对供资方进行劣后的能力。 这样政府即可以从应接不暇的微观监管进入提纲挈领的中观监管。
马斯洛六个层次需求理论认为,一般来说,人类会有序沿着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等六个层次的需求渐次获得满足。 但事实上,在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影响下,人们更多地看到了低层次资源的稀缺性,而没有充分认识到高层次资源的稀缺性具有较大幅度下降的特性,很多人从而被困在低层次,迷恋于竞争而难以自拔。 这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没有将道德有效引入模型,导致那些缺乏信用精神的人在博弈中过度投机、赌博、冒险而使整个群体都遭受高成本、高风险的威胁。 TIF 模式域富论通过精准信用指数和奖惩双向制度诱导人类从底层需求向高层需求迈进。 在此过程中心流水平或者说幸福体验不断增强,分别经历米哈利的“概率心流”、域富论的“恒定心流”,不断向TRIF(萃福论)的“三重心流,圆融互摄”的“超级心流”状态攀升,最终实现“工闲一体化”。
“工闲一体化”的本质是减少“获得物”的稀缺性。 马斯洛的六个层次需要中,生理、安全两种需求的稀缺性较大,必须要通过等值的具体使用价值或者交换价值才能获得。 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的稀缺性可以通过主观的心理体验与客观的社会干预两种渠道来降低。 “自我超越需求”可以通过单方面的认知格局的提升大大减小其稀缺性,这是六个层次中稀缺性最小的。 稀缺性变化的秘密在于人与外界环境是一对相对关系,是“外求+内求”的函数。 过度外求导致目标物的稀缺性居高不下,将会导致高昂代价。 启动“内求函数”则会在减少付出代价的同时获得更大的幸福体验。 这种“内外求”的最大化调整,将工作与休闲融合起来,避免了“年轻时用命换钱,年老时用钱买命”的悖论,实现了马克思所设想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实现的“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TIF 域模式将国际经济合作模式分为三个版本阶段:1.0 版本的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被称为“经济联合国”);2.0 版本的e-WCO( electronic-World Chain Organization,电子化世界产业链组织);3.0 版本的e-WPO(electronic-World Platform Organization,电子化世界平台组织)。WTO 与传统的线下贸易相呼应,其功能主要是“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生产与交换为目的,努力达成互惠互利协议,大幅度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和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 e-WCO 主要描述的是与跨境电商相适应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意在强调国际经济合作在纵向一体化产业链的形成方面达到了非常紧密的程度。 e-WPO 则是对未来国际经济合作的展望,意在提出中国可以通过构建立足中国面向全球的TIF 域平台以确保全球“产业生命链”的完整通畅。
国际经济合作版本的升级是信息化技术进步与国际合作认知提升双重作用的结果。 随着跨国公司的出现,出现了企业跨国价值链管理现象,传统国际贸易理论(WTO)已经难以解释现实中的贸易事实。 按照传统贸易差额模型计算,美国错误地将2008 年次贷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的勤劳、高储蓄、价格优势,错误地发动了对中国的贸易制裁。 《芯片法案》更无视国际产业链生命链共享合作的事实,结果在脱钩断链中同时伤害了所有的企业。 有趣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倒逼中国芯片技术自立,最终反噬了自己的芯片同盟者。 中国芯片实现自力更生并遥遥领先,恰巧印证了保持“全球产业生命链”(e-WCO)的健全是符合全球经济利益的。 这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全息产业价值链”就是“产业生命链”。 TIF 域(TRIF)平台“e-WPO”则是确保“全球产业生命链”价值最大化的更高维制度安排。
有哲学、方法论支撑的理论是有厚度的理论。 TIF 模式域富论的世界观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类似于“生命生态”下各器官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 静态来看,万事万物都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三位一体,社会生命存续的过程就是社会基因表达过程;动态来看,人的发展进化过程则是不断缩小物质权重、提升信息处理权重的过程,直至硅基替代,乃至于意识上传。 社会基因进化的过程就是社会认知水平提升的过程。
所谓“生命经济学”,指的是在“原宇宙”阶段,分工与合作需要信用为纽带,这个信用算法遵循“源宇宙”阶段的生物细胞之间或者器官之间的生命关系。①“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社会生命主义”都属于“仿生经济学”。 但前者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低为狼和羊之间的关系,比尔虞我诈还要恶劣,可以称作是“狼羊生态经济学”。 后者则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正确地看待为肝胆关系,人类主要从社会系统的价值涌现中增加自己的价值,可以称作是“肝胆生态经济学”。这种生命关系源于“渊宇宙”阶段的自组织理论。 “生命信用算法”也遵循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太极原理。 因此,广义的信用指的是万事万物之间要按照自组织规律或者太极规律发展。 自组织的存续需要按照熵减有序的原则与外界进行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流。 “其小无内,其大无外”的太极中有阴有阳谓之“科”,负阴抱阳谓之“统”,表明万事万物的发展既离不开“科学规律”,也离不开“系统学规律”。 任何人作为自组织体,是精神体、心理体、生理体的三位一体,需要与外界进行“精神”、“心理”、“物品”的“三流交换”。 “物品”具有相对稀缺性,存在竞争但也需要合作。 自然生命体有基因表达规律来约束,社会生命体则需要制度遗传信息来约束。 以上是《域富论》的哲学基础。 如果反推《域富论》的方法论基础,则可以与TRIZ 中技术系统完备性法则相呼应。
以人为本观察宇宙演化,则有138 亿年前的“渊宇宙”、35 亿年前的“源宇宙”、二三百万年的“原宇宙”,以及2021 年诞生的“元宇宙”。②将宇宙的四个阶段用“渊”、“源”、“原”、“元”表达有如下寓意:大多数人公认宇宙大爆炸理论,宇宙诞生之初,光子与稠密的物质粒子胶合在一起,并不能自由穿行,宇宙一片黑暗。 更不可能有人去揭示宇宙奥秘,因而称之为“渊”宇宙。 在35 亿年左右,产生了自组织性很强的生物,生物的自我繁衍,让物种绵远不断,不断变异进化,“源”宇宙描述了这种生机勃勃的现象。 “元”宇宙表明了“新载体”、“新物种”的出现,那么“原”宇宙则表明的是硅基之前的宇宙。观察这个进化过程,发现一个重要的规律是宇宙平台中存在信息处理能力越来越强的个体。 人之所以是目前知道的最聪明的生命体,是因为目前就人类的观察和研究能力来说,和可见物相比较,人的算力最强,算法最复杂,认知最智慧。 当人类具有了用物化的计算机来进行辅助信息处理的时候,人类相当于在通过信息技术对自己进行进化式否定。 当下GPT 的出现,人类已经感受到了数字化劳动力对自己替代所带来的恐慌。③当人类社会进行驯化生物,加工劳动工具开始,便开始了自我进化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由此可见,GPT 从进化规律上来讲,总体上会给人类带来福音。 GPT 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可用数据来训练的、文本生成的深度学习模型。GPT 与专注于下围棋或机器翻译等某一个具体任务的“小模型”不同,AI 大模型更像人类的大脑。 它兼具“大规模”和“预训练”两种属性,可以在海量通用数据上进行预先训练,能大幅提升AI 的泛化性、通用性、实用性。 解决恐慌的办法是如何防范GPT 反噬人类,TRIF 论认为,人们可以利用安全可供技术稳定的GPT 作为千产万业的包括GPT 产业的监管工具。这种替代所带来的不仅是人类产业的大转换。 更是碳基消退所带来的人类的基因逻辑的根本新变化。 正是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使得人类逐渐摆脱了对肉体躯壳的依赖,从而引发金融业的消解,也将最终消解实体产业。 可见,人类不得不花越来越多的时间正面思考观念、理念、认知、意识、意志、精神对于人存在的意义及其重要性。 呼唤人类不要将“意识产业”比重的增大和唯心主义简单划等号。
所谓“流体验”指的是使人愉悦、幸福的体验。 人都是“三位一体”的,包括“皮囊之我”、“心理之我”和“精神之我”。 “流体验”的途径有三:“身流”、“心流”和“神流”。 “身流”是眼、耳、鼻、舌、身等感觉系统所得到的幸福体验,“心流”是爱、能、需即自己的选择偏好、社会需求偏好、自我潜能的发挥这三项所带来的幸福体验。 “神流”是人们超越“身流”和“心流”,超越自我,看懂高维系统的价值勾稽关系,通过做大整体价值而可持续性做大个人价值。 这样的人注重精神修炼而得到幸福体验,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秘密、公理或者规律。 这种超越“体流”和“心流”的状态叫做“超级心流”。 “神我”的环境类型有“皮囊之我”、“心理之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超级心流状态一定也是“神我”与我、社会和自然达到圆融互摄的一种状态。 《域富论》推崇刘惊铎教授的“生态体验论”,把该理论中的“三重生态、圆融互摄”作为人类世界应有的全息生态体验规律。
以上研究可见,理论和模式上存在“TIF 域(TRIF)”这种具有最高理想解的标准化平台。 现实平台可以参照此平台模式进行自我改造优化。 政策建议总体是“知言行合一”,即一是要理解什么是标准化平台;二是弘扬和宣传这种平台,让更多的社会经济主体知道这种平台的运行机理;三是寻找有悟性、有行动力的主体加强实践,落地这种标准化平台。 同时政府可以作为平台的监管者对平台进行测评、法定授权、孵化、监管。
人类社会已进入以线上平台引领线下平台作为国家治理中介的中观经济时代,现代企业制度也将随之升维为“现代平台+现代企业”制度。 所谓信息不对称主要指的是决策信息的不对称,随着各类数据挖掘技术的进步,人类日益发现数据作为生产资料只有通过“聚集”才会产生决策信息。 本文认为,具有产业有序整合特征的TIF 域(TRIF)模式可以通过数据的“在域共享模式”最小化数据聚集的成本,最小化隐私暴露风险,可以作为一个初步范本。 亟需理论工作者、政策制定者、落地实践者各自寻找标准化社会经济运行模式,或者对TIF 域(TRIF)模式进行检验、优化、推广。
“三公性”和“第三方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平台标准。 国内实践中的经济平台大多“摸着石头过河”,尚未提出标准化平台模式,导致负面垄断效应增加。 这一方面给国家治理带来悖论;另一方面给平台企业带来政策风险。 这需要政府对平台进行标准化认定,给出平台的底线和原则,保证平台成为具有“三公性”的第三方平台。 从国际实践来看,平台经济日益带来更加严重的两极分化,元宇宙和GPT还将带来伦理难题。 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动荡,亟需要“数智平台经济学”促进全球社会经济共识运行,形成全球资本统一战线。
第一,“知言行合一”。 在平台经济时代,所有的人都要有平台思维,考虑如何研发平台,如何构建平台。 不同的人与平台的相对生命生态位关系不同,视角可能不同。 如果主体能自己研究出一个有着最高理想解的现代社会经济运行的标准化平台更好,如果自己没有研究出来,可以对TIF 域(TRIF)模式进行检视,看看该模式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对于国际化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需要研究可持续性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如何在超越国家利益中为国家利益服务;对于政府来说,需要研究政府如何通过法定委托平台来实现对微观主体的有效监管。 还需要考虑如何通过平台进行地方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管;对于平台来说,需要研究如何使自己成长为一个具有三公性的真正的第三方平台,如何在理性成长中规避非合规所导致的政策风险;对于微观经济主体来看,需要研究如何找到有效平台获得平台福利,促使自己的业务专精特新,并不断提升自己的幸福体验。
第二,升维超越。 互联网进入元宇宙和GPT 时代,线上平台和线下平台深度融合,人类进入“GPT决策+个人决策”的双重决策时代,在TIF 域(TRIF)平台中引入GPT 工具。 然而GPT 助力硅基替代导致人类面临“‘神’畜大分流”困境。 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是GPT 利用不断迭代的算法,优于人的算能,将在奇点来临时全面替代人类;二是GPT 存在着技术伦理问题,openAI 内部所发生的辞退事件说明了伦理问题已经发生;三是当下世界上最早进行GPT 实验、最早推出GPT 商品的并不是中国企业,中外GPT 差距依然存在。 一个战略选择是中国在构造“全球GPT 产业生命链”的同时,为其提供更高维的“产业生命链”道场,并用稳定可控的GPT 工具武装道场。 力争中国掌握全球GPT 话语权、制市权、标准权。 在全球启动“信用外交”,推动全球“破卷链接,域见未来”。
第三,推广新的哲学与方法论。 人类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是哲学水平的提升。 新的哲学和方法论是人类智慧提升的标志,是最根本的生产力。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学习已有的老三论、新三论、自组织理论、TRIZ 理论、可拓学理论、UCL 理论、DIKIWP 理论、一般资产转换论,同时总结新的哲学与方法论,有利于拨开迷雾,找到社会经济运行发展的正确路径。
作者简介: 窦尔翔,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金融学教授,经济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发改委委托北京信用学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用体系研究”(中央深改委布置的题目)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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