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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感与“第二性”——艾丽丝·门罗小说女性形象新论



摘 要: 长期以来,对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解读,大多从身份与主体、精神创伤、人物塑造等方面入手来阐明女性作为“第二性”所面临的困境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较少对文本当中屡见不鲜的非理性情感的参与进行阐释。 这便会遮蔽情感,尤其是遮蔽羞耻感作为关键因素在塑造主体的自我意识和助推情节方面所蕴含的巨大能动性。 因此,本文主要选取《办公室》、《洗礼》和《亚孟森》三篇小说,以门罗女性叙事的纵向发展为线,在总览“第二性”们寻求自我突破的过程中,聚焦剖析门罗笔下女性人物的羞耻感。 也就是说,性别化的羞耻感叙事不仅暴露出女性所受到的异化凝视,揭示了依附心理对女性造成的情感创伤,同时,女性对羞耻感的反抗还展露出她们追求自我的意识觉醒。

关键词: 艾丽丝·门罗;羞耻感;“第二性”;女性形象

1949 年,波伏瓦所提出的“第二性”术语,“昭示的是人类存在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关系,尤其是女性存在的困顿及其文化和历史渊源”①刘岩:《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二性》,《外国文学》2016 第4 期。。 “第二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引领了女性从历史舞台的幕后走向中心,而女性被称为相对于“第一性”男性而言的“第二性”,更预示着女性困顿的渊源是来自于“一”与“二”间“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 长期以来,这一观念扎根于主流价值观、两性关系、社会分工等诸多方面,其结果正如美国学者布鲁克斯·布森所说,“文化中对女性各种形式的性、种族或社会诋毁”②J. Brooks Bouson, Embodied Shame: Uncovering Female Shame in Contemporary Women’s Writing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p.1.导致了女性对自我和身体的羞耻,最终,女性甘愿被视为相对于男性而言的他者形象。

在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的14 部小说集中,女性参与到每一个故事,并且担任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也因此,针对其笔下女性形象的研究已是门罗研究领域的标志性存在。 不无遗憾的是,中外学界在论述门罗小说中的女性书写时,多着眼于身份与主体、精神创伤、人物形象来进行分析,这类研究大多从结果论视角出发,来阐明女性存在所面临的困境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却鲜少以过程论为导向,对一些非理性的情感现象做出阐释。 由此便会遮蔽情感,尤其是遮蔽羞耻感作为关键因素在塑造主体的自我意识和助推情节方面所蕴含的巨大能动性。

门罗小说的情感叙事复杂多变,其中,羞耻感是极具作家个人风格,也是研究门罗不可忽视的情感之一,学者艾瑞克·里维斯就曾把门罗视为“出色的人类羞耻感解剖学家”①qtd. Robert Thacker, ed. Alice Munro, London: Bloomsbury, 2016, p.123.。 一方面,羞耻感作为一种具体化的情感是驳杂且深刻的,它带领主体重新审视自我,既能修通主体与自我的关系,又会使自我受到折损,甚至导致主体对自我的仇视。 在女性身上,这种现象是尤为显著的,因此,羞耻感又被视为一种“危险性情感”。 另一方面,羞耻感与门罗本人的自传性生活联系十分紧密。 门罗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在威汉姆下城区的农场中度过,那里被视为兼具传统和落后的边缘之地,农场上弥漫着一种普遍的羞怯情结,如门罗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专家撒克所述:“生活在农场的人和生活在乡镇的人之间有‘显著的’文化差异,因此农民保持着某种骄傲和谨慎的矜持,这或可被视为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②Robert Thacker, Alice Munro: Writing Her Lives,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2011, p.36.农场上的女人们大多是恪守“第二性”规范的家庭主妇,且“男人和女人的工作划分是最为清晰的,任何超越,或是想要超越的意图,都会遭到轻盈、惊异、令人后悔的高傲嘲笑”③Alice Munro,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New York: Knopf, 2016, p.40.。 这样以自我贬低为基础,以男尊女卑为伦理的成长环境,造成了门罗自卑、羞怯的性格,她曾自述:“我有神经紧张的问题,并且我的整个青春期都是这样”④Robert Thacker, Alice Munro: Writing Her Lives,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2011, p.76.。 尽管门罗接受了三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洗礼,并且很早就通过求学和婚姻实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从《沃克兄弟的牛仔》(“Walker Brothers Cowboy”)、《冬日寒风》(“Winter Wind”)、《渥太华山谷》(“The Ottawa Valley”)到最后一部小说集中的《眼睛》(“The Eye”)、《声音》(“Voices”)、《亲爱的生活》(“Dear Life”)等,读者仍可以感受到她始终是那个生活在威汉姆下城的农场女孩。 除成长环境以外,门罗婚后的自传性经历也迫使她不得不面对更深层面的女性羞耻:第一任丈夫对她出身阶级的轻视、周围人对其家庭主妇和作家矛盾身份的质疑、在事业与育儿责任之间的艰难抉择等等,促使她不断经历着羞耻和愧怍的拷问:作为女性“要么是虔诚的,要么是叛逆的”⑤Robert Thacker, Alice Munro: Writing Her Lives,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2011, p.226.。 在女权意识的激励下,来自于生活各处的羞耻体验让门罗最终选择了后者,成为了女性作家、反叛的妻子和拒绝牺牲的母亲。 门罗站在了个人主义、左翼政治和反抗传统价值观的一边,同时坚持以女性视角去反思甚或对抗这些羞耻的不良影响。 她将自己在成长各阶段所见所感的“第二性”处境作为创作素材,转化为小说故事世界中不同的现实,“塑造了从幼年到老年一系列女性角色,推崇女性的集体记忆,建立了女性谱系,并挑战了整个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传统”⑥周怡:《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加拿大性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 本文主要选取《办公室》、《洗礼》和《亚孟森》三篇小说,以门罗女性叙事的纵向发展为线,在总览“第二性”们寻求自我突破的过程中,聚焦剖析门罗笔下女性人物的羞耻感。

一

德里克·阿特里奇在研究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时指出:“自我可以被视为他者的创造。”⑦Derek Attrideg, “lnnovation, literature Ethics: Relating to the Other”, PMLA, Vol. 1, 1999, p. 21.而在波伏瓦这里,女性确实是男性的“他者”——但参考波伏瓦对男性与女性历史地位发展的比较,我们不如说女性的自我是由他者的“异化凝视”所创造的。 在《第二性》中,波伏瓦认为“女人仿佛是一个根本不想成为主要者的次要者,是一个绝对的他者”①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65 页。。 在门罗的小说中,无数女性恪守着他人、社会为其提供的“基本筹划”,以至于一旦触碰到自由意志的边界,她们的羞愧感便会发作,而对试图统治、占有女性的“他者”来说,这正是他们的手段和目的。

《办公室》作为门罗第一部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中女性主义色彩颇为浓厚的自传性文本,非常直观地记录下了门罗在1960 至1961 年的一次经历,反映了女性在男人眼中的他者处境之一——职业选择,且这种从他者眼中望向自己的异化视角已经内化为女性的习性。 故事开头,女主人公自述生活在一栋非常宜居的房子里:“这是一座舒适且宽敞的房子,还能看见海。 既有合适的地方吃饭、睡觉,有几间浴室,还有与朋友闲聊谈话的空间。 我还有花园。 家里的地方多的是。”②Alice Munro.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New York: Knopf, 2016, p.59.,依据撒克考察后发现,这座房子与门罗写作当时在劳森大道上的住所极为吻合,然而门罗曾表示这座房子并不符合她的喜好,包括之后门罗夫妇搬进的下一栋住宅,这些房子都更符合她丈夫吉姆的需求。 因此,从《办公室》中的房子,到叙述者并不认为自己应该拥有一间办公室,再到她难以告诉别人她在写作,主人公业已意识到自己是“如何被保护所拖累”“如何被温暖所禁锢”③Alice Munro.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New York: Knopf, 2016, p.61.。 可事实证明她并未试图去打破这个禁锢,因为以她个人来看,不论怎么去向他人述说她在从事写作,却都像一种“虚伪的谦虚”④Alice Munro.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New York: Knopf, 2016, p.59.,或者说她需要一间办公室用来写作会羞辱她:“我的话为他人制造了沉默的间隙,一次微妙的暴露时刻。”⑤Alice Munro,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New York: Knopf, 2016, p.40.在这里“微妙的暴露时刻”既指出了女性在异化凝视中感到羞耻的核心,也是她在故事中与办公室的房东麦利先生冲突的核心,因为她是一位作家,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对她的注视背道而驰的“第二性”。

从寻找办公室到真正租下办公室,主人公都感受到异常的羞耻,这与她不断对自己的职业选择进行贬低有关,“其实打心底里,我自己都觉得这是不合理的愿望,也不应该被满足”⑥Alice Munro.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New York: Knopf, 2016, p.61.。 事实上,主人公心底真正认可的“职业范畴”没有超出世俗社会对一名女性的凝视,她认同女人必须借助母亲或妻子的身份来证明其存在价值的传统观念。 也就是说,她的自我价值认知是异化的,这种异化表现在女性顽固地将其目光聚焦于自己的“女性功能”究竟有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女人并不关心建立与所选定的配偶的个别性的关系,而只关心根据其普遍性发挥女性功能”。⑦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498 页。一旦她褪去了母亲或妻子的身份,体会到个体的自由,一种赤裸的暴露感觉反而向她袭来:“暴露在外,两手空空,却感到一种强烈的,无拘无束的颤抖,自由且孤独的颤抖。”⑧Alice Munro.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New York: Knopf, 2016, p.61.西尔万·汤姆金斯在论述羞耻时提到,不论羞耻的主体是被他人嘲笑抑或自嘲,“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他都感到自己赤身裸体、被打败、被疏远、缺乏尊严或价值”⑨Eve Kosofsky and Adam Frank, eds. Shame and Its Sisters: A Silvan Tomkins Reade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 p.133.。 正因为小说主人公认为女性从事写作并不能体现她的女性功能,跳出了母亲与妻子的身份符号,便抹除了她作为女性存在的价值,她才不能在纯粹的自由中体会到轻松,反而因自己失去了为他者存在的负担而感到赤裸裸的身份羞耻。 我们认为,这种羞耻感实际上是来自于女人的依附性与自由意志产生时的对立感。

除此以外,主人公的羞耻感在遇到房东麦利——一名男性他者——后变得愈发强烈。 麦利不断对其表示出虚伪的“友善”,实际上他的行为不过是自恃男性权威对女主人公卖弄权利,他表面认可她的作家身份,其实“在他的意识里,创作和淫荡有一种暧昧不明的美妙关系”[10]Alice Munro.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New York: Knopf, 2016, p.67.。 他甚至试图窥探他人的创作,私下翻看主人公办公室的垃圾桶,以一种近乎病态的方式维持自己对办公室的“统治权”。 这样步步紧逼的男性目光更进一步加深了女主人公对自我的轻蔑,使得女性与作家的头衔在她的认知里更加格格不入。 但对麦利这样的男性来说,女性的参与在他彰显自己的男性气质的环节上又十分重要,因为女性一旦将自己物化,便是“合法化了男人们的暴力性占有”①米歇尔·盖伊:《哲学家波伏娃》,赵靓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第48 页。,女性则需要紧紧抓住男性目光中的自己,将其作为一种认同对象。 在波伏瓦眼中,女性的处境就像孩子,她们在由男性构造起来的“家长制”中被豢养,但在《办公室》中,麦利这样的男性反而更加倾向于成为“被养育者”,女性反而扮演着“养育者”的角色,女性用诸如羞怯、屈辱、惭愧这样的情感喂养起男性的骄傲、尊严和自信。 这种“单向的羞辱关系扭曲了人类的联系,而且对被羞辱者来说极具破坏性”②罗纳德·波特-埃夫隆:《羞耻感》,王正林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年版,第67 页。。 当女性在各个方面因为男性的异化注视羞愧地低下头自我贬低时,等级关系便得以维系,羞耻的这一功能在等级社会中被反复利用,以保证女性个体在谋求职业、经济独立或社会地位等方面受到重重考验。

在《快乐影子之舞》中,女性对自己的职业焦虑不止出现在《办公室》里,还体现在《周日午后》的女仆阿尔瓦身上。 如果说《办公室》里叙述者自我评价标准的扭曲,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男性他者凝视的催化,那么阿尔瓦的耻辱便是由于她感到自己“又年轻又穷”而造成的带有歧义的自我凝视。 这篇小说改编自门罗高中时在别人家帮佣的真实经历,门罗对自己做女仆本身是抵触的,她自认“我没有做女仆的风度和毅力”③Robert Thacker. Alice Munro: Writing Her Lives.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2011, p.83.,并意识到自己真正热爱的是阅读和写作。 因此小说最后,尽管阿尔瓦获得了一些属于女仆的“轻快和自信”④Alice Munro.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New York: Knopf, 2016, p.170.,但门罗说到,只要她继续做女仆,便会有“某种崭新的、她尚且不能明白的羞辱感”⑤Alice Munro.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New York: Knopf, 2016, p.171.。 汤姆金斯认为:“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许多追求实现或被放弃的目标,与其他个人无法实现但尚且无法放弃的目标共存,这些目标是未完成的事业以及持久羞耻的深层根源。”⑥Eve Kosofsky and Adam Frank, eds. Shame and Its Sisters: A Silvan Tomkins Reade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 p.149.

由此可见,门罗笔下的女性总是深陷于他者凝视的目光:“女人在看待自己和做出选择时,不是根据她的真实本性,而是根据男人对她的规定。”⑦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60 页。羞耻感作为这类他者关系的中心,也进一步证明了波伏瓦所谓“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⑧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309 页。观点。 女性的个人意识在这样被动接受他人羞辱和自我羞辱的情况下必然是破损的、残缺的,而女性的自我认知结构则是“异化”的,最终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眼中“擅于羞耻”的所谓“杰出偶像”。

二

在处女作里,门罗以自己自传性的羞耻体验为引子,向读者抛出了无数女性群体在新文明里尚未被解决的困惑:“女人既承认她们的身份是一个自主的人,又承认她们的女人命运……这是造成失策和不安的根本原因。”⑨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302 页。1971 年,门罗的第二部故事集《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出版,她开始更加全面、系统地谈及女性最根深蒂固的自我存在问题。 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黛尔几乎被“湮没在耻辱中”[10]AliceMunro.LivesofGirlsandWomen,London:Vintage,2015,p.101.,“就像羞耻深深地刺进了我的肚子”[11]Alice Munro.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London: Vintage, 2015, p.54.。 在黛尔的羞耻经历里,女人们逐渐开始觉察到自己是被安置在既定空间里,而非用她们的活动去定义或建构周围的空间。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是继《办公室》《周日午后》这些简短的自传性叙事后最具门罗自传色彩的一部长篇女性成长小说,主人公黛尔以看似互相分离而实则连为一体的8 个短篇,记录下了自己少女时期的乡村生活。 黛尔生活的小镇名为“诸伯利”,原指犹太教的“五十年节”又称“禧年”。 这一年,奴隶获释、土地休耕,一切秩序回到原点,代表着自由与狂欢。 不难发现,门罗以这样的命名方式对整个小镇以及镇上给女性的规则和训导进行嘲讽,因为真正的诸伯利小镇对“任何超越,以及任何想要超越的意图”,都会给予“轻盈、惊异、令人后悔的高傲嘲笑”①Alice Munro.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London: Vintage, 2015, p.40.。 镇上的女人以维护男人为生活中心,“如果锅发出撞击声,她们会对彼此作出可笑的责备表情”②AliceMunro. Livesof Girls and Women, London:Vintage, 2015, p.40.。 这样的环境是黛尔成长过程中需要跨越的第一个困境,黛尔从“溺水的少女”③David Staine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lice Munr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p. 98.成长为“摆脱了幻想和自欺,摆脱了过去的错误和迷惘”④AliceMunro.LivesofGirlsandWomen,London:Vintage,2015,p.305.的独立女性。 与《快乐影子之舞》里的作家或阿尔瓦不同,最终黛尔摆脱性别羞耻的规训,离开了小镇,正如门罗在1970年写给编辑奥黛丽·柯芬的信中所说:“我对最终女孩的成长方式变成这样而感到抱歉,但我必须这么做,它就在那里,我想把它说出来。”⑤qtd. Robert Thacker. Alice Munro: Writing Her Lives,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2011, p.212.

黛尔因权力斗争而产生的羞耻首先出现在她对女性“基本筹划”的反抗中,这在《伊达公主》、《变迁和仪式》以及《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都有所体现。 在诸伯利人眼中,唯有乳品店、办公室的女孩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淋浴,亚麻布品,水壶,锅具,银器,复杂的女性秩序;翻转过来,另一面是同性恋舞厅,在漆黑的夜路上醉酒驾驶,听男人的笑话,忍受或是谨慎地和男人战斗,抓住他们,抓住——生活里的这一面得靠另一面才得以存在,通过经历最终习惯于两种状况,一个女孩走在通向婚姻的路上。”⑥Alice Munro.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London: Vintage, 2015, p.245.这种非此即彼的处境被强加在黛尔身上,进而把她困在性别化的无助和脆弱中,使她意识到自己缺乏大家眼中的“女性特质”,因此比其他女孩更畏缩暴露在他人面前,更易感到羞耻:“一个人越缺乏自信和自尊,就越可能成为强烈羞耻和对羞耻恐惧的受害者。”⑦Mario Jacoby. Shame and the Origins of Self-Esteem: A Jungian Approach,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2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也观察到,罪恶感不一定会给门罗的角色们带来羞耻,嘲笑则是导致羞耻的原因之一。 “让他们困扰的是被发现,或者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又或者有一些私人的东西被看到,然后被谈论,被嘲笑”⑧David Staine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lice Munr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98.。 而在《洗礼》中,不仅“正常”女孩使黛尔对自我感到羞耻,甚至杂志、广告里的主流价值观也让黛尔感到难堪,它们将女性的性感定位在知识的空虚,而女性的智力则被贬低在男性之下。 杂志上的心理学家说男孩看到满月会想到宇宙的广袤,女孩会想“我应该洗洗头发”,黛尔却沮丧地发觉“当我望向满月的时候,我也渴望想象着宇宙”。⑨Alice Munro.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London: Vintage, 2015, p.228.正如罗莎琳德·琼斯所剖析的:“没有性别的基本层面能够不受到社会契约和符号系统的影响”[10]Ann Rosalind Jones. “Writing the Bod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L'Ecriture Feminine. ” Feminist Studies, Vol. 2,1981, p. 253.,而羞耻恰是这些“不成文的、部分内化的道德和社会准则的代表”[11]Mario Jacoby. Shame and the Origins of Self-Esteem: A Jungian Approach,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22.。 广告、小说或无线电里的歌谣也向黛尔宣称:“爱情不是给没有脱毛的人准备的”,“女人只会在艺术中看到她的白日梦”。[12]Alice Munro.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London: Vintage, 2015, pp.227-228. 可以看出,因缺乏“女性气质”所产生的羞耻感构成了黛尔对自我的焦虑,而将女性丢进商品化怪圈并对她们不断做出定义的男性符号文化,则进一步使黛尔对两性关系持悲观态度。

以女性的“基本筹划”与黛尔个人意识的矛盾为起点,权力斗争在其进入两性关系后持续发酵,引发了黛尔在羞愧中的最终觉醒。 在门罗的笔下,两性的爱对女孩们来说往往成为突然的启示或“一场不可逆转的灾难”,引起她们“身份的眩晕,话语的眩晕”①Julia Kristeva. Tales of Lov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在“现代女性气质”“年轻的冒险主义”②Marilyn Lake. “Female Desires: The Meaning of World WarⅡ.”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24, 1990, p.283.与传统女性道德的碰撞中她们感到既荣耀又羞愧。 与加内特的恋爱关系被黛尔视为“美好的礼物,绝妙的奖赏”③Alice Munro.Lives of Girls and Women,London:Vintage,2015,pp.275-276.,同时她对两性的无意识焦虑也从中透露出来,因为加内特被形容成“一张马戏团的网”④Alice Munro.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London: Vintage, 2015, p.270.。 当能够预见到产生羞耻的潜在情形时,焦虑就会开始起作用。 这种焦虑很大程度上,是在黛尔母亲的原始女性主义话语以及她自己所接触到的现代女性主义话语交错建构出的女性心理之上产生的。 黛尔的母亲被塑造成一个过时的女权主义者,从黛尔的视角来看,母亲强调知识的重要性,有一定的独立思想,但她是一个性的失败者,对性秉持清教徒式的观念,永远带着“处女般的直爽和天真”⑤Alice Munro.Lives of Girls and Women,London:Vintage,2015,p.228.。 黛尔则致力于打破“各类‘不准越线’的禁忌”⑥Alice Munro.Lives of Girls and Women,London:Vintage,2015,p.275.,崇尚“女性作为性的主体生活并探索性愉悦之可能性”⑦Marilyn Lake.“Female Desires: The Meaning ofWorld WarⅡ”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24, 1990, p.283.的现代女性气质。 在两代女性主义的交叠中,黛尔在性带给她的愉悦和打破禁忌的羞耻感中被“不断地放开又跌落”⑧Alice Munro.Lives of Girls and Women,London:Vintage,2015,p.270.。

最终,黛尔对独立人格的渴望与加内特对男性权威的坚持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并在抵制权威的羞愧中重新认识自我。 在加内特的男性视角下,黛尔“总得在什么时候获救”⑨Alice Munro.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London: Vintage, 2015, p.299.,因此她拒绝受洗后加内特几乎疯狂。 冲突后黛尔的主体意识重新觉醒,终于认识到:“那是我的特性,我能保留的,我的生命。”[10]Alice Munro.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London: Vintage,2015, p.301.实际上,拒绝“受洗”的背后传达出的是黛尔对放弃主体性的拒绝,因此,危机过后黛尔认为:“我为让他屈辱而感到羞愧,但不得不坚持。”[11]Alice Munro.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London: Vintage, 2015, p.300.也就是说,正是在羞耻感中“理想自我的要求让我们痛苦地认识到真正的自己”[12]Mario Jacoby. Shame and the Origins of Self-Esteem: A Jungian Approach,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3.。 羞耻感将黛尔从“单纯以感官刺激的作用推崇一切经历的‘内心感觉’的欺骗力”[13]舍勒:《舍勒选集》,刘小枫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版,第585 页。中拉了出来,为其创造了生命的统一,借助羞耻感的警醒,黛尔的女性自我得以保存。 “故羞耻感并不是一种自我欺骗的形式,而正是一种解除自我欺骗的力:它是通达‘我们自身’的开路者”[14]舍勒:《舍勒选集》,刘小枫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版,第585 页。,黛尔的羞愧仅指辜负了他人期望,她的主体意识却在羞愧的警示作用下迎来了复归和成熟,正如小说最后她自述到:“一开始,这是个打击,随后变成一种奇怪的慰藉。 我感到那个原本的自我——那个狡猾、讥讽、孤单的自我——又开始呼吸、舒展、安定了下来。”[15]Alice Munro.Lives of Girls and Women,London:Vintage,2015,p.303.

阿特伍德指出:“艾丽丝·门罗主要关注羞耻——尤其是女性的羞耻,通常与身体和性有关,但也与被认为不适合女孩的雄心壮志有关。”[16]DavidStaines,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AliceMunr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99.因此,在描写黛尔这一女性形象时,门罗打破了“女性气质是通过依附而定义的”[17]Sue Thomas. “Reading Female Sexual Desire in Alice Munro’s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Vol.2, 1995, p.114.这类限制,让黛尔对女性世界里的“基本筹划”表示拒绝,并塑造了她的独立人格。事实上,这羞耻感反映的也是女性一路走来的历史,“因为女性生活的组织原则,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在动荡的变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18]Harold Bloom, ed. Alice Munro, New York: Infobase, 2009, p.150.。 我们发现,在黛尔对羞耻感颇具殉道者意味的反抗中,门罗小说的女性叙事也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三

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当被问及从女性的角度讲述故事对其女权思想是否重要时,门罗回答说:“我从来没想过这有多重要,但我也从来没想过自己只是一个女人。”随后她进一步解释到:“她的故事并没有明确地针对女性读者,而是想要打动人们,且不论‘他们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①David Staine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lice Munr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0.所以,她对女性和女权主义问题的描写,明确地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反传统风格:即从不把自己定义为女权主义者,而是试图引导读者同时接受更多真理,或更多选择;她将读者“带到男性与女性权力之外”②David Staine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lice Munr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1.,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随着其作品推陈出新,其女性叙事也表现为在更广泛的领域触动人们敏感的神经。 《办公室》以及《周日午后》中的女性主人公尚且只能借由他者的目光获得对自我羞耻的宽慰,进入黛尔成长的诸伯利,我们亦能从她英雄主义式的反耻斗争中看到顽强、独立的现代女性剪影。 但生活在20 世纪50 年代的黛尔终究是孤独的,也无法被诸伯利小镇所认可,由此导致她只能通过逃离来成就自我。进入门罗的最后一部小说集《亲爱的生活》后,我们便会发现女性对主体性的寻求又迎来了新的契机:虽然女性对自我认知的窠臼仍未完全破除,性别化的规训依然是附在她们身上的“壳”,但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羞耻感亦闪光于这种性别化的规训被觉察甚或被对抗的过程中。 这种情感在此刻不只是代表时代留给女性们的伤痛,更是指向一种更加强有力的集体反叛力量,正如米歇尔·盖伊所指出的:“通过强调压迫者是如此担心自身的削弱乃至毁灭,另一方面,也为了指出被压迫者的超越能力和他们对世界做出谋划的能力。”③米歇尔·盖伊:《哲学家波伏娃》,赵靓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第2 页。在《亲爱的生活》这部小说集中,我们既能看到门罗如何使她的羞耻感叙事延续传统,又能体会到门罗对女性未来颇具信心的展望,她始终相信女性有能力谋划自己的人生,因此才值得通过文字去唤醒她们沉睡已久的自由之灵魂。

有学者认为,门罗“对父权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反抗,即她的女权主义立场,主要是通过她对叙事材料的塑造来传达的”④David Staine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lice Munr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1.。 在《亚孟森》中,情感便是这个故事重要的叙事素材,薇薇安情感上的转变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位知识女性是如何一步步自愿跌入了依附思维的圈套。 薇薇安与福克斯初见时尚在努力维护自己的“严肃性”,面对福克斯对女性的嘲讽和咄咄逼人,薇薇安认定其是“那种会提些问题让你掉进陷阱的人”⑤Alice Munro. Dear Life. New York: Knopf, 2012, p.19.,并对他保持警惕。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门罗和她的主人公们确实质疑和反抗女性气质的限制性概念,但正如拉斯波里奇在《性别之舞》中所说的那样,她们“不容易,或者显然总是想要剥离自己的女性气质”⑥Beverly J. Rasporich. Dance of the Sexes, Alberta: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Press, 1990, p.xvii.。 因此,她们总是感到气愤与羞辱,在语言和行为上显得过犹不及,而在男性眼中这反而为她们的“女性气质”添上了一笔,被冠以不成熟不理智的标签。 更加不幸的是,由于对福克斯渐生情愫,薇薇安在日后掉进了更加荒唐的男性“陷阱”,在理智与情感的博弈中她逐渐屈从于情感。可就在他们即将去往结婚地点的路上,她却遭到了背叛,被福克斯如甩掉累赘一般送上了远行的火车,坐在火车上的薇薇安才最终醒悟到“那将会对我造成怎样永远的羞辱”⑦Alice Munro. Dear Life, New York: Knopf, 2012, p.34.。 但薇薇安终将是被现实羞辱的,因为她对于感情、自我的判断已经随着她与未来前途一并被舍弃的主体性而陷入了缺乏事实依据的混乱,甚至刻意忽略福克斯对他人的粗暴、无礼和自我中心来求得心理安慰,在对爱情一厢情愿的浪漫幻想中意乱情迷,臣服于男性气质对其依附心理的诱惑:“他那种漠视我的男性态度——现在我知道,这种漠视会迅速翻转——和他漫不经心的开车技巧让我兴奋……我可以在任何路边的石块上让自己的脊柱被挤压。”①Alice Munro. Dear Life, New York: Knopf, 2012, p.31.

科尔比学院学者卡尔霍恩在一篇题为《对道德羞耻的致歉》的情感研究文章中指出:羞耻“是当我们的自尊受到冲击,或者当我们发现与自我理想相关的缺陷,或者当我们在生活中去成为或扮演那个适合我们身份的角色失败时被公之于众的感觉”②Cheshire Calhoun. “An Apology for Moral Sham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2, 2004, p.127.,因此“羞耻感更多的是针对我们的形象,别人会如何看待我们,或者我们有权对自己有什么好或坏的看法,而不是针对我们所做的错事”③Cheshire Calhoun. “An Apology for Moral Sham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2, 2004, p.128.。 以此来观照薇薇安所受到的羞辱,表面看来似乎其羞耻的源头指向了福克斯的背弃,而实际上羞耻始终是一种指向自我的情感,其更深层次的羞耻是来源于薇薇安自己对自我的背弃,她努力建构起的理想自我形象于醒悟的那一刻在心中崩塌:“在羞愧中,我通过一个理想的人的注视向自己暴露我是一个失败者”④Sara Ahme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06.,嘲讽着当初那个对福克斯的“男子气概”顶礼膜拜的自己。 事实上,她对男性的屈从和依附心理证实了她还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由,恰恰相反,她的处境正如波伏瓦眼中所看到的那样:“女人选择了这种处境,或者说她至少认可了这种处境。”⑤西蒙娜·德·波伏瓦:《模糊性的道德》,张新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 年版,第34 页。

在薇薇安过往的羞耻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时代在进步,女性还是会挣扎在成为他者的“第二性”与成为自我的“第一性”之间。 除薇薇安以外,门罗还塑造了诸如《庇护所》中的道恩姨妈、《漂流到日本》中的格丽塔这类传统的女性依附形象,道恩将丈夫的喜怒哀乐视为自己生命的全部,而格丽塔则因为一个未知的约定而抛弃家庭。 最终这类女性形象所遭受的背叛与屈辱都在指责依附思维所导致的女性个性之终结。 尽管这类角色最终会在现实面前对自己的处境有所觉察,但羞耻感对主体顽固的粘着性还是会使她们的这段经历变成终身之痛。 透过她们的遭遇,门罗抨击了女性渴望跌入这种依附式的两性关系能为她们带来幸福的观念,而真相只会使她们在“回望时熊熊燃烧”⑥Dan Zahavi. Self and Other: Exploring Subjectivity, Empathy, and Sha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15.的羞耻中自我忏悔,却也启发着读者在人物层层触及灵魂的羞耻中思考现代社会中性别与平等、自由与公平的应有之意。 与这类女性相对照,《庇护所》中“我”母亲的人道救援精神,包括《眼睛》中追逐自我解放的“异类”女性萨迪,《声音》里获得他人尊重与安慰的女孩佩吉,这些女性角色脱离羞耻的包裹,不仅使文中的“我”感到震惊,也使文本外的读者们意识到一部分女性正在为自己的未来筹划积极的自由。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门罗的故事拒绝二元思维,她的叙事模式本身即是一种颠覆,因而我们可以对门罗的故事进行一系列女性主义的阅读,同时还须与门罗一道,以充分开放与流动性的视角去看待她笔下的这类女性人物群体雕像,才能领会门罗对传统父权制结构一步步的揭露与批判。

总之,在门罗的女性形象叙事中我们发现,无论是通过凝视将女性打造成富有歧义性的偶像,还是利用女性的依附思维,使其在有意或无意中让渡出自己的主体性,羞耻感被作为说服女性成为“第二性”的有利途径,使女性沦为男性权力的“共谋者”,吞噬着她们的骄傲、尊严和自尊。 同时,女性对羞耻感的反抗还展露出她们追求自我的意识觉醒,“为否定男性的持续影响提供了力量”⑦HaroldBloom,ed.AliceMunro,NewYork:Infobase,2009,p.148.,最终,羞耻感也成就了女性角色们的顿悟时刻,这些顿悟也是对特定女性自我的认知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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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成军,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外传记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潘若曈,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外传记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 世纪西方自传理论的话语模式研究”(13BZW01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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