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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重塑:数智时代的主体遭遇及其教育应对



摘 要: 教育总是关涉主体和主体化,无法回避主体问题。 在数智技术时代,人类主体转向一种数字化生存,并遭遇新的数字技术主体。 这使得传统人类主体发生了衍变,由一种内在、实在、单一的理性能动主体转向一种外在、虚拟、混合的弥散主体。 数字技术自身物质-技术属性与数字资本主义相结合促使了人类主体的异化,包括主体的物化与去社会化、商品化和自我异化。 面对数智技术对主体的形塑,需重新邀请并革新主体教育,培育学生的批判性数字素养,并承继自我技术的教育,以安顿、重塑主体。

关键词: 数智时代;主体衍异;主体教育;批判性数字素养;自我技术

时代是问题之母,也是理论革新之源。 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物联网、5G等技术的集群式发展及其协同进化,人类主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智能化社会或数智技术时代。时代变迁与社会形态的变革全面革新了人类主体的生存境遇,改变着主体的存在样态,并让主体处于新的异化风险之中。 数智时代对人类主体意味着什么? 它如何重塑了人类主体? 教育作为塑造人的实践活动,又如何回应技术时代主体重塑的挑战? 上述问题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而在回应这些核心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回答教育何以关涉主体。

一、教育何以关涉主体性/化?

主体概念的出现与启蒙运动有关。 启蒙运动通过对人性的弘扬(如“人是万物的尺度”)来对抗神性以及神性退场之后的世界。 在哲学领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宣告了认识主体(人)与认识客体(自然)的分离,也奠定了主体认识、主宰自然的中心地位。 根据Reckwitz 的说法,主体概念以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哲学为基础,特指“一个关涉知识和道德、利益主导或创造性行动的自决、自明实体”。①Reckwitz, Andreas., Subjekt,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08, p.12.

这也表明,主体只是现代教育的关涉。 在古典时代,人是自然宇宙的一部分或与自然宇宙同构。 对人而言,重要的是要找寻在自然宇宙中的位置并洞悉自然宇宙背后运行的规律。 用柏拉图的话说,教育是对现象世界背后的理念的回忆和把握。 在“洞穴隐喻”中,教育的目的并不是主体的觉醒,而是目光转向的艺术,是对火把与洞壁上影像关联背后的知识把握,以及走出洞穴后对光(善)的追寻。 人的价值与意义取决于对既定宇宙秩序的遵循以及自身德性的实践展开。 柏拉图的“回忆说”以及奥古斯丁的“灵魂论”都揭示了,教育是一个内在(inner)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外在(outward)的过程。 人通过沉思或者“对话反思”(如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即可掌握知识或智慧,而不必通过与他人或外在世界的互动。 古代社会的人性是对神性的描摹,人的主体性是缺失或被遮蔽的。 就像莫伦豪尔所揭示的,在古希腊神话中很少有自决的表述。 尽管奥古斯丁提及过自我,但奥古斯丁的“自我”并不是一个自我决定并对结果负责的理性个体。 相反,奥氏的自我强调与宇宙秩序的联系。 自我是积极的,但不过是对宇宙秩序的模仿。①Mollenhauer, K. Forgotten Connections: On Culture and Upbringing, Routledge, 2014.

对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关注是一个现代的关注,它与自由和独立有关,这些概念从启蒙运动开始就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占据了主导地位。②比斯塔:《教育的美丽风险》,赵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版, 第29 页。在古典视域中,理性主体是自然或神对人的赋予,是内在于人的已然存在。 但到了近现代,理性主体是以“上帝”的对抗者身份出现的,理性主体从何而来就成了一个问题。 费希特等人强调,人作为理性的存在是基于有意识的活动参与和自我活动。 换言之,人除非运用理性自身,成人才有可能,即一个人并不是已然存在(being),而是正在之在(becoming),这一过程必须通过自己的参与和努力,否则将一无所是。 这一思想反映在教育领域,体现为可塑性(Bildsamkeit)和教育(Bildung)概念的出现及其实践。 可塑性概念转换了古典内在教育过程的理念,强调人是可塑的,取决于人与外在世界的遭遇和互动。 19 世纪,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德国教育体系中将上述概念作为指导思想并实践,凸显了主体自我赋权的人文主义理想。

在德文中,有两个概念都可表征教育:一是Erzihung,指施加教育影响的活动,类似于英文中的“education”概念;另一个是Bildung,即学生自主成长的过程。 在Bildung 的构词结构中,Bild 特指图像,Bildung 即为圣像进入人内心的过程,蕴含了人的主体参与和主体建构。 德语传统中的教育是一个蕴含外在影响与内在建构的统一体。 二者共同指向学生可塑性与潜能的实现,其中,学生的自主活动(Selbsttätigkeit)尤为关键。 教育无法脱离学生的主体性参与,无法脱离学生主体与世界的互惠互动。③Kivelä, Ari, Theories of Bildung and Growth, Brill, 2012, pp.59-86.

教育关涉主体在杜威的教育思想中也有所承接,杜威将教育界定为人与环境的互动。 不过,杜威对环境的界定进行了实用主义改造,强调环境是与人发生互动的东西,而非日常存在的自然或社会环境。在杜威这里,教育必定以人的主体性参与,尤其是与环境的交互为前提。 就像杜威所说,一头牛除非它自己想喝水,否则即便将其头摁在水里也无用。 同样,一个人的教育,除非有其主体性参与,否则便无从发生。 不过因其一元论的哲学立场,杜威的教育理论没有凸显主体性,而是将教育落脚在人与环境的持续互动,即经验的生长。 换言之,主体或主体性是内含在经验概念之中的。

明确将主体或主体化与教育直接联系的是荷兰教育学者比斯塔(Gert Biesta)。 在《教育的美丽风险》一书中,比斯塔指出了教育包含资格化、社会化和主体化三个目的。 其中,主体化特指教育涉及对受教者的主体性或“主体”的关注,同时涉及解放和自由以及和这一自由连带而来的责任。④比斯塔:《教育的美丽风险》,赵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版,第12 页。不过,对于主体化的概念,比斯塔并没有明确地给出界定,只是强调关注教育过程和实践如何促成人类主体性或主体特征的出现。 主体化“指不完全由既有秩序和传统而决定的人的存在方式”。 事实上,比斯塔的主体化概念承接的就是德国Bildung 的教育思想传统。 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比斯塔对其主体化的概念进行了细致阐述,强调主体化指我如何作为自己生活的主体存在。 比斯塔借鉴了迪特里希·本纳(Dietrich Benner)所提出的“召唤自我活动”(Aufforderung zur Selbsttätigkeit)概念,强调主体化就是做一个自我(be a self),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体。 同时,比斯塔的主体化概念还蕴含着存在主义理解。 主体化并不是一个“成为”的过程,在主体与世界的遭遇过程中,总是经历着中断和暂停,主体化会打断我们的成长。 在比斯塔的视域中,主体化是一个教育概念,既不同于社会学的认同概念,也不同于心理学的个性、人格概念。①Biesta., Gert., “Risking Ourselves in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Socialization, and Subjectification Revisited,”Educational Theory, vol.70, no.1, pp.89-104.

除比斯塔之外,古巴心理学家、教育家冈萨雷斯·雷伊(González Rey)在承接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历史文化的主体性理论基础构建的主体性与学习的内在关联。 冈萨雷斯·雷伊指出,主体性作为本体论领域指定了一种新的过程,即在质上不同于其起源所涉及的所有过程。 主体性代表了一种符号情感系统,其导向是创造一种特别的人类现实,如文化,而主体性本身就是其发展的条件,它有自己的起源、社会制度和历史背景。②González Rey, F. & Mitjáns Martínez, A. Subjetividade: teoria, epistemologia e método, Subjectivity: Theory,epistemology and method, Campinas, SP: Editora Alínea. 2017, p.27.“在人类中,学习的心理本质与主体性密不可分,学习过程本身是主体配置的,在主体层面上涉及学习者生活史和当前情境中的不同经验。”③González Rey, Fernando, “A Configuração Subjetiva dos Processos Psíquicos: avançando na compreensão da aprendizagem como produção subjetiva,”Ensino e Aprendizagem: a subjetividade em foco,pp.21-42.主体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新的主观构型的出现,能够产生新的主观资源的发展,使个人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发生质的变化,并在组织主体发展构型的领域产生越来越深的个人参与。④Mitjáns Martínez, Albertina, Fernando Gonzalez Rey, “A preparação para o exercício da profissão docente:contribuiçõesdaTeoriadaSubjetividade,”Formaçãodeeducadoresepsicólogos:Contribuiçõesedesafiosdasubjetividadena perspectivacultural—histórica,pp.13-46.Madeira-Coelho 和Tacca 从冈萨雷斯·雷伊的主体性理论出发,进一步分析了其透视学习理解的意义。 他们指出,学习是一种复杂的主体生产,意味着主体的出现与主体意识的产生。 当前学校教育往往忽视了培育学生生成主体性配置的知识和能力,采取了一种整合功能以及认知-智力方法的教学立场。 这一立场往往将教学看成是关涉宏观教育系统的课程、教学计划或微观实体的教学材料、技术设备等,将学习看作是一个指向简单内容吸收的同化、重复过程。 这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参与和主体性发展,没有将学习看成是一个基于持续的主体过程。⑤Madeira-Coelho,CristinaM.,MariaCarmenVRTacca,“SubjectivityinaCultural-HistoricalPerspective:New Theoretical Insight on Educational Processes and Practices,”Subjectivity within Cultural-Historical Approach. Perspectives in Cultural-Historical Research,vol 5,pp.87-100.

概而言之,教育无法回避主体和主体化问题,主体的缺失或遮蔽即意味着教育的缺失与遮蔽。

二、数智时代的主体遭遇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此在是世界中的存在,与世界相遇,在世界中生成。 人类主体并非抽象、固态的实体,而是置身具体社会历史文化技术环境中的有待生成之物。 当前数智时代的变革必然会影响人类主体的生存处境,改变主体的存在样态。 人类主体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遭遇。

(一)数字化生存

1997 年,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预言,未来社会将从比特到数字化传播,最终全面进入数字化生活。 伴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尤其是YouTube、微信、抖音等新一代数字媒介的迅猛发展,尼葛洛庞帝的预言一语成谶,当今世界正在加速进入一个数字化生存时代。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 年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 亿人,较2022 年12 月增长1109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①https:/ /new.qq.com/rain/a/20230828A05WZB00.html.《2021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表明,66.0%的未成年网民工作日平均每天上网时长在半小时以内,51.8%的未成年网民节假日平均每天上网时长在1 小时以内;工作日日均上网2 小时以上的比例为8.7%,节假日日均上网在5 小时以上的比例为9.9%。②https:/ /news.youth.cn/gn/202211/t20221130_14165457.htm.这一数据显著低于美国的调查数据。 美国《常识普查:青少年的媒体使用情况2021》表明,美国8—12 岁青少年每天的娱乐性屏幕使用时间由2015 年的4 小时36 分钟增长至2021 年的5 小时33 分钟;13—18 岁青少年每天的娱乐性屏幕使用时间由2015 年的6 小时40 分增长至2021 年的8 小时39 分钟。 2019—2021 两年间的娱乐性屏幕使用时间增长显著高于2015—2019 四年间的使用数据。 其中,“油管” (youtube)、“阅后即焚” (Snapchat)、抖音(Tiktok)、“照片墙”(instagram)等分列青少年娱乐性社交媒介排名前四。③Rideout,Vicky,“TheCommonSenseCensus:MediaUsebyTweensand Teens,” 2022, https:/ /www.commonsensemedia.org/research/the-common-sense-census-media-use-by-tweens-and-teens-2021.

文森特·莫斯所描述的场景日益成为现实:“技术已经开始被视为理所当然之物,就像空气和饮用水,数字化生存只有通过它的不在场,而不是在场,才会被人察觉到。 电脑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处存在但却无形的一部分:我们住在电脑里,穿戴电脑,甚至食用电脑。”④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黄典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当下,“住在电脑里”“穿戴电脑”已然出现,尽管“食用电脑”没有成为现实,但手机已成为“电子榨菜”,辅助人类进食。

人类主体的数字化生存系统改变着人之生存的时空结构和交往方式。 就时间而言,数智技术对主体实践活动全方位、全时段入侵,使得主体的工作、娱乐、休息时间弥散性地交织在一起,生产时间、消费时间、闲暇时间不再泾渭分明,主体需要在某一自然时间内不断切换主体身份进行操演;与此同时,为尽可能地抓取主体的注意力,数智技术不断压缩产品的持续时间,数字内容的时间颗粒度越来越小,出现了“微信越来越微”“短视频越来越短”的趋势,碎片化生存成为人的普遍存在样态。 在空间方面,身体在场的物理空间逐步让位于肉身不在场的数字虚拟空间,基于身体的现实主体转向基于数据的虚拟主体。

在交往方式上,日常生活中的主体间交往让渡于基于数字媒介的符号性交往。 “在数字化生存中,人们依赖各种图标或符号作为中介,人们在网络上的互动可以说只是一种符号互动,这便决定了人们在网络中的行动本质上就是一种以符号为中介的互动。”⑤姚登权:《论工具改变交往——数字化生存的异化作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 第6 期。这一交往形态具有去身体化、符号化和虚拟性等多重特征,它抽离了日常交往实践中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进而让主体的认知、情感、社会关系和生存方式彻底改变。 换言之,主体的生存不再是主体间的交往,而是基于文本、图像、视频语音的数字化符号联结。 人的身体与情感被抽象为一系列客观化的数据符号,使得基于身体且富有深度与温度的情感互动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数字化实践,人们在社交平台上用“点赞”“转发”来表达实践,基于主体间性的生活生产实践转变为数字化实践。 人的媒介化存在使得“点击行动主义”取代了政治行动主义,在线言论行为取代了具体行动。⑥Dean,Jodi,DemocracyandOtherNeoliberalFantasies:Communicativecapitalismandleftpolitics,Durham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2.

(二)新主体诞生

不论是存在主义所言的人与世界的遭遇,还是冈萨雷斯所言的历史文化取向,主体的问题主要关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三重关系。 在这一框架中,因为主体与客体的二分,物质性要素往往被归结为自然的范畴,是附属于主体的语境要素。 与此同时,技术要素往往是作为工具或被遮蔽的要素,在自然、社会、自我的三分体系中并没有本体论或存在论的位置。 换言之,人与物或技术的关系是一种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与客体范畴。

后人类主义、新唯物主义等理论视域的兴起,为重新理解物质、技术及其与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野。 根据新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并非纯粹的客体,而是蕴含着特定的事件性和潜能。 新物质主义摈弃了现有的主体理论,尤其是人类中心主义。 其将主体性看成是一个涉及人类和非人类因素的混合、过程性现象。 Bettinger 用媒介性概念来概括新兴技术对人类主体的构成性影响。 这些新兴技术包括硬件与软件的交织、网络化数据基础设施以及底层算法等。 媒介性强调从展演性视角关注数字技术媒体做了什么以及如何共同创造并影响人类社会。 这一视角强调媒介技术并非只是测量、量化学习的中性工具,而是形塑、促进主体化的中介。①Bettinger P., “Digital Materiality and Subjectivation: Methodological Aspects of Hybrid Entanglements in Processes of Bildung.” In: Bettinger, P. (eds) Educational Perspectives on Mediality and Subjectivation, Palgrave Studies in Educational Media. Palgrave Pivot, Cham, 2022, pp.109-131.

随着数智技术的能动性越来越强,数智技术的主体性特征亦愈来愈明显,进而成为新型主体。 用德国媒介学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话说,20 世纪初计算机中 IF/THEN 命令的发展改变了主体性:“一个简单的反馈回路,信息机器就绕过了人类——它们所谓的发明者。 计算机本身成为了主体。”②Kittler, F.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Translated by G. Winthrop-Young and M. Wutz,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58.Olga Goriunova 沿着技术主体的思路提出了数字主体概念,强调数字主体是由算法组装的嵌套抽象集,一种动态数据聚合,以空间和时间的运动日志或对网络中经验存在的分析为食。 数字主体是一种可变的结构,总是在组装过程中。 数字主体有能力获得足够的一致性以变得活跃,将对人的各种动作转导回他们。 它的本体论独特性可能在于捕捉人类的某些东西,并通过相遇、事件和动员过程回到人类身上。 数字主体不是人,但与人有关,受人类(以及非人类)的能力、属性和行为供养。③Goriunova, O., “Digital Subjects: An Introduction,” Subjectivity, vol.12, no.1, 2019, pp.1-11.沃克(Wark)进一步指出,数字主体即是一个通过不断循环的流通主体,在数据流通中实现个性化。 数字主体并非贬低或牺牲人类主体,而是强调其构成了人类主体化的条件。 当人们作为用户在可用的行动语法中行动时,数字主体会扩展、复杂化和流通,使自己和人个性化。④Wark, S., “The Subject of Circulation: On the Digital Subject’s Technical Individuations,” Subjectivity, vol. 12,2019, pp.65-81.

新型主体的诞生与以往的技术主体存在本质性差异。 这一差异表现为数智技术的自主性、能动性前所未有,既构成了人类主体的生存环境,又参与了人类主体的生产。 数智技术尤其是数据结构、算法等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个人和文化进程,它们正日益深嵌入日常生活的建筑、基础设施和物质之中,创造着交流、链接的互联环境,成为导向架构问题的组成部分。 同时,它们也正在改变着自决和主体化问题的坐标。 无处不在的基于网络的计算机系统不仅扮演者决策者的角色,而且在降低复杂性和自动化解决方案实施上越来越成为认识论上的行动者以及社会变革的行动者。 这意味着,代码本身不仅构筑了数字空间,且在物质空间中展现了构成性力量。 因此,仅仅从客观可见性来看待数字化是不够的,还必须系统考虑数字基础设施与社会、物质参与者以及人的主体性之间的复杂互动。⑤Jörissen, B., Verständig, D., “Code, Software und Subjekt,” In: Biermann, R., Verständig, D. (eds) Das umkämpfte Netz, Medienbildung und Gesellschaft, vol 35, 2017, P.37-50.概而言之,对数智技术时代的人类主体而言,不论是其存在方式,还是遭遇到的新型主体都与过往存在根本差异,此为当下人类主体的存在之境。

三、数智时代的主体衍异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趋势挑战、质疑了康德哲学中的“主体”“客体”和“主体间性”概念。 数字技术不再是被动的工具,而是越来越具备能动性,更接近于传统的“主体”。 同时,现代人类主体的部分功能也开始让渡或外包给数字技术。①Spahn, Andrea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and Digital Societies: Deontology in the Age of Digitalization,”Information, vol.11, no.4, 2022, p.228.人类主体与数字化环境、新技术主体处于交互生成之中,这直接引发了人类主体存在形态的衍变和异化。

(一)主体的衍变

按照帕特里克-贝廷格(Patrick Bettinger)的观点,在Bildung 的视域中,主体特指具有反思自身和世界的能动主体。 不论是康德的超验哲学,还是笛卡尔的主客二分,亦或是萨特的存在主义主体,他们都将主体看成是具有反思能力的实体。 这一主客二分的思想框架假定了主体/客体、身体/心灵的对立,因而无法将物质性、媒介性、技术性等力量作为主体构成的要素。②Bettinger P., “Digital Materiality and Subjectivation: Methodological Aspects of Hybrid Entanglements in Processes of Bildung.” In: Bettinger, P. (eds) Educational Perspectives on Mediality and Subjectivation, Palgrave Studies in Educational Media. Palgrave Pivot, Cham, 2022, p.109-131.数字化生存和数智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也引发了人类主体形态的衍变,这一衍变表现为“内在、实在、既成的理性能动主体”衍变成“外在、虚拟、生成的网络主体”。

首先,是内在主体向外在主体转变。 传统主体观念是笛卡尔“我思”的理性认识主体。 这一主体不仅认识、反思认识世界,也对自我进行反思。 主体通过“向内反省”或“反求诸己”来获得主体的内在一致性。 这种反思以自我为镜子,它既是内在的,也是私密的。 而在大众传媒,尤其是智媒时代,“内观自我”的社会让渡为韩炳哲所言的“展示社会”,每一个主体都是自己的广告对象。③韩炳哲:《透明社会》,吴琼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 年版,第20 页。 鲍德里亚(Baudrillard)的描述最为确切:“这是内在性和亲密性的终结,是世界的过度暴露和透明,世界毫无障碍地穿越了他。 他无法再创造自己存在的极限,无法再扮演自己,无法再把自己当作镜子。 他现在只是一个纯粹的屏幕,一个所有影响网络的切换中心。”④Baudrillard J., “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 In Hal Foster (Ed.),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Port Townsend, WA: Bay Press, 1988, p.126-134.换言之,展示社会衍生了一种没有内部、没有自我内心生活或隐私的透明、外在主体性。 当代技术社会中的“朋友圈”“视频发布”即是将自我向外展示。 主体的自我价值依托于外在的展示尤其是他者的肯定(如点赞或转发)。

与此同时,传统内在一致的理性主体经由数字网络连接、展示、延伸到外部,衍生了一种外主体(Exo-Subject)。 外主体与传统主体哲学不同,它被分散到了外部,尽管外主体仍然与我们的意识和无意识行为有关,仍然被我们生产出来,但它已经从内部的主体结构中逃逸,受外在的数据、算法的制约与控制。 外部的自我是一个离散的自我,由数字绘像,与内在自我相补充、抗衡甚至是冲突。 这一主体的生存结构已经彻底改变了麦克卢汉所说的“技术是人的媒介”,转而让“人成为了技术的媒介”。 主体依附、寄生于无形的数字网络,失去内在灵魂,成为一个空虚、弥散的主体。⑤蓝江:《外主体的诞生——数字时代下主体形态的流变》,《求索》2021 年第3 期。

其次,是实体主体向虚拟主体转变。 数智时代或算法社会的主体形态既不是福柯“规训社会”中的理性自由个体,也不是德勒兹“控制社会”中的分体,而是以用户名义参与到平台空间之中的“虚体”。网络“虚体”是生命主体的延申,但又与生命主体割裂了身体的联系。 不论是在个体还是分体时期,主体都是基于身体的主体,以身体为媒介。 但进入智能网络时代,主体离身入虚:“虚体并不是自然个体的那种生命体,而是一串数字或者被运算出来的结果。 虚体的存在本质就是数据,虚体与虚体之间的交往,毋宁说是一种数据交换关系,这种数据交换本身又生产出新的数据。”⑥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哲学研究》2018 年第2 期。

再次,是既成主体向生成主体转变。 保利茨(Tanja Paulitz)将主体性的网络化称之为“网络主体性”(Netzsubjektivität/en 或net/work subjectivity/ies)。 保利茨拒绝将主体性与网络进行二元对立,强调主体性与网络的日常勾连,主体存在于网络使用之中。 如此一来,主体性既不是启蒙意义上的理性主体,也不是权力压制模式下的主体(如黑格尔主奴关系中的奴隶主体),而是与媒体打交道的行动者。人的主体性变成多种网络超链接的交汇点和集合点,被分割成不同关系的多层配置。 网络主体性意味着技术和非技术能动者交织在一起,是一个多元联系。 它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复数,反映了多个不同的地点、形态形式或视角,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单元。 Stephen 和Jessica 更是提出了合成主体化(Synthetic subjectivation)的概念,特指一个在动态和递归过程中的连接事件,它是物质元素和具身潜能(包括有机、技术和社会元素)构成和干预的结果。 主体是构成的主体,而不纯粹是一个有机体或技术机器的主体。①Wiley, Stephen B. Crofts; Elam, Jessica., “Synthetic Subjectivation: Technical Media and the Composition of Posthuman Subjects,” Subjectivity, vol.11, no.3, 2018, pp.203-227.

(二)主体的异化

海德格尔在其著名的演讲《技术的追问》中重点追问了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的本质及其风险。 海德格尔批判了将技术看作是合乎目的手段的工具本质观,强调技术是物质因、形式因、目的因和效果因的积聚和招致。 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它通过四因积聚和招致,引出、产生不在场之物,此为古代技艺的本质。 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不同,尽管同为解蔽,但展现的是一种促逼的解蔽,将自然看作是能量促逼、提取的对象。 现代技术在促逼的意义上摆置着自然,开发着自然中被遮蔽的能量,进而贮藏、分配、转换。 在现代技术的观照下,传统将技术看作是人之功能延伸且与自然一体的观念让位于技术与自然对立的观点。 在此过程中,人如同自然一样,也成为技术提取、开发的对象。 现代技术引发了人的对象化、客体化。 因此,现代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主体存在、技术与人、技术与自然的关系,需要批判与反思。

在海德格尔的批判视域中,传统技术主要是指手工技术,现在技术则指的是大型机械技术,例如飞机、水利发电装置等,尚未包含最新的数智技术。 数智技术与现代机械技术的差异在于,其能动性、隐蔽性、智能化更强,对主体的吸附及其影响也更大、更隐蔽,从而引发主体的异化。

其一,主体的物化与去社会化。 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技术-物质转向,主体越来越依托于与物的联系。 用卡琳-克诺尔-塞蒂娜(Karin Knorr Cetina)的观点,这是一种后社会性、以物为中介的主体性。 在“后社会”中,主体交往不再是基于人际交往的社会性,而是由物质、技术和信息层面的人-物交往。 这里蕴含了物对人的部分替代,产生了一种以物为中心的社会性和社会形式。②Knorr Cetina, K., “Sociality with Objects. Social Relations in Postsocial Knowledge Societie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vol.14, no.4, 1997, pp 1-30.后社会否认了主体性根源于人类主体间的交往,它表明了主体性先决条件的变化。 随着物的世界和技术基础设施在社会领域的大规模扩张,“物取代人成为关系伙伴并嵌入环境,越来越多地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使得后者依赖于前者”③Knorr Cetina, K., Postsocial. In G. Ritzer (Ed.), Encyclopedia of Social Theory (vol.2, pp.586-591), 2005.。 主体的“物转”特指主体的建构,更多地通过对象或技术,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来形塑。 数智技术作为一种技术物,因其捕获性,使得主体越来越依赖于物,出现了“丧己于物”的现象。“手机依赖”“数字成瘾”等现象即是主体物转的现实表征。

与此同时,数智技术自身的技术特性又使得主体呈现“去社会化”特征。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主体是社会关系中的主体。 但在数智技术的媒介环境下,主体间的社会关系呈现一种原子化的弱连接。 一方面,主体被转化为一个可计数、计算的“量化自我”,但这些海量的数据标签却往往又无法回答“我是谁”,主体被分解为数据而失去意义。 人成为可量化、可测量和可操控的客观事物,大数据宣告了人和自由意志的终结。④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 年版,第16 页。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往往与文化历史意义相脱嵌。微信、抖音等“点赞”按钮的设置本身就与“社区”的概念相对立,因为社会关系或主体性本身是依托于故事或叙事,而数字媒介中的互动是信息性和计算性,它并不是基于相互的经验或共同的历史,而是信息的计数和交换。 如此一来,基于经验建立的社区纽带被重复、琐碎的互动取代了,呈现出一种新的网络社会性。 人类主体与这一新技术的社会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与自身文化、历史、社会的割裂,从而让主体扎根于数字媒介之中,但又呈现原子化而倍感孤独。①Wittel, A., “Toward a Network Sociali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18, no.6, 2001, pp.51-76.

其二,主体的商品化和自我异化。 数智技术的技术底座是算法,但其深层动力则是消费、商品以及资本。 社交媒介上主体的所有行动,包括个人资料、状态更新、照片、点赞等一切痕迹及其行为都可以转化为广告的来源。 就像迪恩(Dean)所说的:“即使我们完全沉浸在社交方式中,我们也疏远了社交方式。 事实上,越是沉浸其中,就越是异化,因为有更多的点击和网页浏览量需要被跟踪、拍卖、出售,并重新用于资本主义使用。”②Dean,J.,“Societydoesn’texist,”FirstMonday,vol.18,no.3,2013.迪恩还强调异化描述的不是主观体验,而是客观过程。 数智时代的虚体或数字主体的生产“呈现出一种以技术主体性为表现形式、以资本主体性为根本规定的扩张态势,这种态势貌似是在给主体的自由和解放创造便利条件,实际却加深了资本逻辑对人的个性和欲望生产的抽象统治”③聂阳、张百合:《数字劳动与虚体生产——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主体生产逻辑及其批判》,《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5 期。。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产业工人因维持自我生存需要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占据生产资料的资本家。 在这一过程中,工人的劳动是被迫的。 劳动并不是工人的内在属性,不是工人自发的活动,从而造成了工人自我的丧失。 换言之,工业生产时代的主体异化是一种被迫的强制异化。 但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主体的异化呈现出自我异化、自我剥削的特征。 这主要是因为数智时代的人类主体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 人类主体的劳动或数据生产往往与数据或娱乐消费是同一个过程。 人类主体的劳动生产并不完全发生在劳动时间内,而是隐藏在主体的闲暇时间之中,人成为“无暇之人”。 尽管人类主体参与了信息或数据的生产,但其所有权或财产权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平台或社交媒介资本,且没有获得像工人的工资,是一个彻底的免费数字劳动者。 用迪恩的话说,社交媒体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私有财产和所有权。 在交流资本主义下,交流是主要的生产资料,但它不属于我们。 我们基本的交流行为、我们的影响和感受、希望和想法,只要我们以电子方式表达它们,就属于另一个人而不是我们自己。 因此,即使我们批判这个他者及其系统,我们也为它做出贡献,加强它。④Dean, J., “Society doesn’t Exist,” First Monday, vol.18, no.3, 2013.

正是由于主体的显性数字消费遮蔽了隐性的数字劳动本质,加之数智技术所承载内容的表演性和娱乐性(例如抖音上的内容),以及数字主体(算法)对人之主体的捕获性,让人类主体不断地进行自我定位、自我展示、自我生产和自我控制。 “今天的主体,是自己剥削自己的企业主,也是自己监控自己的监视器。 自我剥削的主体自造了一个劳改所,在那里,它既是受害者也是作案人。 自我启发和自我监控的主体自建了全景监狱,它在其中既是囚犯,也是看守。”⑤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 年版,第83 页。

四、直面主体衍异的教育应对

既然教育是关涉主体化的实践,而主体化又与技术密切缠绕。 因此,教育必须直面数智技术引发的主体形态衍变和异化,重新配置、安顿技术、主体与教育的内在关联。 需特别指明的是,教育并不是解决当代主体衍变及其异化的完整药方,这里仅仅表明一种教育应当或可能的路径。

(一)重邀并革新主体教育

自20 世纪80 年代起,“主体”成为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视角和抓手,并构建了以“主体教育”为核心主题的中国教育理论流派和实践范式。 针对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生产力等教育工具主义论断,以顾明远、扈中平、王道俊、黄济、王策三等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学人在1980 年代开始,结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以及主体性哲学提出了“学生是教育的主体”的教育主张,重新构建了新的教育教学理论。 随后,在20 世纪90 年代,在前期理论探索的基础上,直面市场经济对人的主体性要求,以北京师范大学裴娣娜教授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在学前和小学教育开展主体性教育实验,聚焦学生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逐渐形成了主体参与、合作学习、差异发展和体验成功的主体性教学策略,①鲍东明: 《主体教育,统领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教育报》2001 年7 月。并在长期的实验探索中构建了主体教育的理论体系、实践体系和制度体系。②裴娣娜: 《主体教育的实践生成与发展》,《教育研究》2022 年第11 期。同一时期,华东师范大学以叶澜教授为领衔的新基础教育团队,提出了“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的教学主张,并通过“新基础教育”实践探索,构建了生命·实践教育学派。 在叶澜教授这里,生命自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比主体性更高层面的中国式、教育性表达。 两位先生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基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直面市场经济时代新人培育的需要,针对教育教学中主体性缺失和生命遮蔽的现实处境,提出了各自的理论方案和实践探索,为当代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增添了隆重一笔。

在教育学术界的持续呼吁和扎根式实践探索下,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逐渐成为教育政策界的普遍共识。 21 世纪初发起的新课程改革直接将“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确立为核心理念,并且系统提出了支撑学生主体发展的课程体系和学习方式。 但伴随着数字智能技术的全面、系统介入,今日教育教学中的主体或生命在数智技术的介入下已经呈现出明显不同甚至是全新的特征。 今日学生主体地位的缺失不单纯缘于教师主体地位的过渡彰显,而是根源于数字学习平台或算法。

在数字平台上,教育越来越关注个人,“教学促进学习”日益减少甚至完全消失。 数智学习技术强调通过统计和数学模型进行学习跟踪、计算和预测。 这一机制不仅整合了心理学数据,还整合了神经生物学、遗传学等数据,以所谓客观和循证的证据形塑着个体学习的进程和方式。 尽管其宣传学习是个性化的,但它们并不是个人化的,而是基于学生历史、成绩等预设的练习。 这一机制让学习变成标准化,从以学生为中心转向以平台为中心。 学生主体变成了可测量的价值综合,可以被计算、增强、预测和操纵。③Mertanen K. ,Vainio S. ,& Brunila K. ,” Educating for the Future? Mapping the Emerging Lines of Precision Education Governance,”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vol. 20,no. 6,2022,pp. 731-744.不仅如此,教师的教学主体性也让渡于平台和算法,教师和学生同时陷入主体性丧失的隐忧之中。

直面数智技术时代师生的主体性隐忧,教育需要重新召唤并革新主体教育。 首先,要建立新的主体理解。 一方面,不再将人类主体看作是固态的、单一的理性能动主体,而是将其看作是与技术纠缠、共构的生成性、混合式主体。 另一方面,亦不能将技术看成是单纯的工具,而是对人之主体具有构成性作用的新主体要素。 其次,重建主体参与的数字教育新样态。 这一新样态将革新技术与主体的关系,由一种认识论关系转向一种生存论关系。 新技术时代的主体性反抗,可借用福柯的考古学方法,建立数据对数据、对象与对象直接沟通和交流的物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让物和剩余数据以新的方式呈现在数字空间中,呈现在人们面前,进而成为追寻希望的生命而非顾及的灵魂。④蓝江: 《数字焦土和剩余数据———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人的生存》,《求索》2023 年第1 期。借用Facer 的观点,应该让数据成为沉思、反省和感知他者的工具,走向一种数据美学,让数据成为愉悦思考的助手,而非简化为信息以及对人的监管。 这一教育形态可以从青年人的自我描述开始,将数据使用转向教育,与青年人一起讨论他们的数据轨迹、叙述方式,构建不同的自我描述,探索个人与他人或不同时期叙述之间的差异和关系。问题的关键或许不是禁止移动设备、让教师随意删除设备数据,而是了解年轻人分享的日常生活,成为学校批判性、反思性对话的主题。⑤Facer K . , “Personal, Relational and Beautiful: Education, Technologies and John Macmurray’s Philosophy,”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vol. 38, no. 6,2012, pp. 709-725.上述路径主要是针对学生,但对教师也同样适用,因为没有教师的主体化,很难想象教育的主体化。

(二)培育批判性数字素养

为应对数智技术的时代挑战,教育政策界提出的应对策略之一就是培育学生的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 201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数字素养全球框架》。 同一年荷兰发布《荷兰数字化战略:为荷兰的数字化未来做好准备》,提出让年轻一代掌握信息通信技术知识与技能、计算思维、信息素养、媒介素养。 2022 年,《欧盟公民数字素养框架》2.0 发布。 数字素养的提出及其培育都假定了数智技术的价值中立性质,将数智技术看作是学生需要掌握的一项技能。 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数字素养定义为:“面向就业、获得体面工作及创业,使用数字技术安全且合理地访问、管理、理解、整合、呈现、评估和创建信息的能力(包括各种具体能力),包括计算机素养、信息通信技术素养、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①“A Global Framework of Reference on Digital Literacy Skills for Indicator 4. 4. 2”,https:/ /uis. unesco. 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p51-global-framework-reference-digital-literacy-skills-2018-en.pdf,2023 年12 月20 日。。 这一界定显然忽略了数智技术对主体生存境遇和存在方式的改变,尤其是技术对主体的形塑与异化。 因此,单纯谈论数字素养的培育是不够的,亟需引入、发展一种批判性数字素养(critical digital media)或批判性媒介素养(critical media literacy)②李德刚:《数字素养:新数字鸿沟背景下的媒介素养教育新走向》,《思想理论教育》2012 年第18 期。,进而寻求一条教育主体应对数智技术的解放之路。

按照Darvin 的说法,批判性数字素养旨在揭示数字实践中权力和意识形态对认同表征、知识生产和传播、社交网络建构与生成,以及管理控制和访问中的操纵。③Darvin R.,“Language, Ideology, and Critical Digital Literacy. In: Thorne, S., May, S. (eds)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vol.9,2017,pp.17-30.Kellner 等强调批判性媒介素养的概念内涵大于媒介素养,是现有媒介教育路径的拓展。 按其梳理,媒介教育至少包含三个路径:一是预防免受媒介操作和成瘾的教育;二是指向创造力培育的媒介与艺术结合的教育;三是提升媒介访问、分析、评估和交流能力的媒介素养教育。 批判性媒介素养包含了前面三条路径的各个方面,但侧重于意识形态批判和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维度的代表性政治分析。 批判性媒介素养主张不同主体(师生或父辈、子辈)围绕新型智能技术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进而引出学生对智能技术的解释和认识。 批判性媒介素养的关键在于让学生通过批判性问题探索冰山深处,挑战关于数字技术媒介的常识性假设,并通过协商和解释重新关涉替代性媒体艺术的生产。④Kellner D.,Share J.,“Critical media Literacy is not an Option,”LearnInq,vol.1,2007,pp.59-69.

上述批判性数字素养的界定及其路径彰显的是对数智技术的批判性揭示和抗争,类似于福柯对主体背后知识、权力关系的揭示,对于数智时代的主体培育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意识到主体自身枷锁所在的情况下才能寻找到主体破除枷锁的可能性。 但仅仅关涉数智技术的批判性分析还是不够,Luciana Pangrazio 提出了一个批判性数字素养重新概念化方案,强调超越性批判、可视化和批判性自我反思。其中,超越性批判主张将数字媒体使用与社会、政治问题进行关联性分析,创造一种与数字媒体技术的“距离感”,从而鼓励个人评估、反思并重新参与其中;可视化突出数字美学,旨在对数字网络进行更实际、深入的理解,同时质疑塑造我们的概念工具;批判性自我反思重点探索个人数字历史,尤其关注个人的数字历史如何被特定数字话语塑造,并对主流意识形态提出质疑。 在此过程中,可以将个人身份视为流动的,从而抵制将身份局限在特定数字平台的倾向。⑤Pangraz io L.,“Reconceptualising Critical Digital Literacy,”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vol.37, no.2, 2016, pp.163-174.Luciana Pangrazio 方案中的批判性自我反思对于应对数智时代的主体遭遇尤其具有适切性和针对性,这一方案类似蓝江所言的,将虚体看作是主体的另一种可能,拒绝主体的格式化和定型理解。 批判性自我反思也与下文的自我技术及其教育紧密关联。

(三)接续自我技术的教育

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是福柯在其生涯晚期追寻古代伦理学提出的概念。 在福柯学术生涯的中前期,他通过对权力、知识的考古学研究,解蔽了权力与知识对主体的形塑,对现代哲学的基本假设——自由、自主的主体概念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到了生涯晚期,福柯力图探寻一种权力、知识规训下的主体建构之路。 通过对古希腊伦理学思想资源的发掘,福柯发现了古代伦理学更多涉及的是“生活的艺术”,强调治理和制造自我的实用技能和实践。 福柯用“主体化”(subjectivation)一词来表示“成为主体”的过程。 而在主体化过程中,自我技术是必不可少的。 自我技术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①福柯:《自我技术》,汪民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54 页。

自我技术强调治理、塑造自我的实用技能和实践。 关注是一个人如何掌握自己的行动方针和生活方式。 就自我技术而言,独处静思与书写至关重要。 照看自己包括记录自己,写论辩性文章给朋友以帮助他们,以及专门准备笔记本,记录对自己言行需要的真理。 福柯强调,自我是需要写出来的东西,是书写活动的一个主题或者对象(主体)。 这一观念在苏格拉底时期就有,到奥古斯丁时期发展健全。 按照福柯的说法,自希腊文明开始至后来的4—5 世纪,关怀自己并非年轻人的义务,而是贯穿一个人一生的生活方式。 自我技术包括给朋友的信与自我揭示、对自我和良知的审查以及修行生活(askesis)等多重方式。②福柯:《自我技术》,汪民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69-70 页。

自我技术并不专属于古希腊文明引领的古代西方社会。 按照约翰·托尔佩(John Torpey)的说法,人类历史上存在道德、物质、精神三个轴心时代。 自我技术是道德轴心时代的主体塑造技术。 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自我技术方法。 孔子的“克己复礼”“学以为己”“吾日三省吾身”,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反身为诚”,荀子的“治气养心”“修身自强”都是中国文明版本的自我技术。 “慎独”“修己达人”构成中国传统读书人特有的成人之道。 在中国近代,通过自我技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代表是曾国藩。 曾国藩家书中呈现的自我反省、自我修炼与福柯所言的自我技术异曲同工。 只是伴随着现代性的进程,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自我技术及其教育慢慢丢失了。 按照福柯的说法,在古代希腊,关怀自我是包含认识自我的,只是后来随着社会发展,认识自我替代了关怀自我。 而在中国,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随着西学的传入、家学向学堂转换、道德学问让步于自然科学,慢慢失去了其制度性存在空间。

在一个数智技术时代,自我越来越数字化生存,越来越倾向于与物关联而不是与人相处,越来越强调自我展示而不是自我反省。 面临“丧己于物/网/机”的时代处境,重新拾起东西方道德文明时代的自我技术及其教育不啻为一条可能的主体救赎路径。 尽管自我技术强调通过自身发展自己,但自我技术并不排斥技术本身,福柯所言的书写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技术。 换言之,自我技术并不意味着与技术隔绝,而是注重与技术共处,将其作为一个反省自我、成就自我的能动性他者。

“数字自我或数字主体性是一个自我客体化和自我工具化的概念。 它导致了个人生活史概念的退化”。③Irrgang B. ,“Embedded Human Subjectivity and Digital Self,” Embedded Human Subjectivity and Digital Self,vol. 14,no. 2, 2019, pp. 13-25.在传统主体性或自我的形成进程中,自传、自白和日记等叙事性技术是关键。 但在数字自我,尤其是量化主体性当中,叙述世界向计算世界转变,人类主体成长的历史文化意义被抽空了。 因此,不是要在主体性过程中拒绝数智技术或数据,而是如何利用数据,让技术与数据成为一种新的数字叙事方式,进而反观自我和主体,生成自我和主体。 就此而言,数智技术尽管形塑了我们的主体化生成,也为我们开辟了一条主体化路径。 永远不要忘记,人是能动主体,教育就是让人成为能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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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云星,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数智时代的道德挑战及其教育应对研究”(24NDJC28Z)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子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