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当期文章 更多+
推荐文章 更多+

司法公信力的构成要素与实现途径



摘 要: 本文基于司法公信力建设是当前和今后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与终极目标的基本立场,对司法公信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概括性论述,认为司法公信力的基本要素包括主体要素、政策要素、制度要素、文化要素和科技要素等。 所谓主体要素包括司法判断力、司法拒斥力等;所谓政策要素包括司法公开力、多元支撑力等;所谓制度要素包括制度保障力、监督制约力、人权保障力等;所谓文化要素包括文化引领力等;所谓科技要素包括科技辅助力等。 其中人权保障力是司法公信力的核心,因为没有人权保障力就没有司法公信力。 既然司法公信力的要素是多元的,因此,司法公信力的实现途径也必然是多元的。 本文从队伍建设、制度保障、监督制约、司法公开、保护人权、科技辅助、多元支撑、文化引领以及域外借鉴等多个方面对司法公信力建设的途径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强调司法公信力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具有全局性、宏观性和战略性,需要多渠道并举的多元建构模式整体推进,久久为功,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

关键词: 司法公信力;主体要素;政策要素;制度要素;文化要素;科技要素

引言:司法公信力建设的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

早在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就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司法公信力,让司法真正发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①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年版,第60 页,第146 页。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时又提出了要“坚持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②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年版,第60 页,第146 页。的主张,并强调:“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①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年版,第98 页,第98 页。又指出:“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人权保障制度不健全。”②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年版,第98 页,第98 页。这就是说,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除了司法体制、机制存在问题外,还有人权保障制度不健全的问题,而后者往往被一般人所忽视。 上述言论可谓高屋建瓴,对今后的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鉴于司法在中国式现代化法治视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司法公信力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关于如何加快司法公信力建设,目前已经成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一般人也将其视为下一步司法改革的主攻方向。 其实,司法公信力建设,作为一个口号已经提出多年,在近两轮的司法体制改革中,也是将其作为一个重要任务加以设计和评估的。 但是,它在实践中的效果离社会公众的期待还有相当的距离,其中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和提升的空间。 这些问题包括:司法公信力建设在司法改革中是否具有战略意义? 它是否可以作为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和终极目标? 司法公信力到底有哪些要素? 司法公信力建设到底应当遵循什么样的途径?

司法是法治理想转化为法治现实的关键环节,一个国家司法公信力建设的水平如何,是衡量其司法文明程度乃至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③习近平:《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 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人民日报》2015 年3 月26 日。,为我国今后的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司法公信力建设在司法改革中具有战略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这应当属于“顶层设计”或“宏观架构”的层面。 它与司法改革的政策设计、制度安排和具体措施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战略指导战术,战术必须体现战略,即司法改革的各种政策、制度和措施必须围绕司法改革的战略来展开,换言之,司法公信力建设是司法改革的总战略和总纲领,而司法改革的具体战术则是其“细目”,如此贯彻“战略战术”才能做到“执一统万”、“纲举目张”。 可以说,司法公信力建设不仅是一种司法战略,而且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和终极目标。

另外,要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首先要搞清楚司法公信力的构成要素,然后针对这些要素提出实现的途径和方案。 例如,司法公信力各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人权保障力,那么在制定相关政策、设计相关制度时就要着重强化人权保障的措施,以不断增强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力,进而提高司法公信力。 又如,多元支撑力也是司法公信力的基本要素之一,它强调司法公信力建设不能单靠司法系统“单打独斗”,需要得到来自立法系统、决策系统、行政系统、监督系统及社会组织系统的支撑和辅助,并形成一种“合力”,才能有效推进司法公信力建设。 诸如此类,通过系统研究,可知司法公信力的要素是“多元”的,因此,司法公信力建设的途径也是“多元”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近似于“互相对应”的关系。 只有搞清楚上述问题,才能找到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钥匙”,从而在一种“多元建构”的“合力模式”中全面推进司法公信力建设,力争使这一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早日实现。

一、司法公信力的主体要素及其实现途径

司法公信力的主体要素是指司法人员(司法主体)对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所具有的正确的判断力和对外界干扰所具有的坚定的拒斥力。 换言之,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素包括司法判断力和司法拒斥力两个方面,它是保障司法公正和效率的两项重要条件。 所谓司法判断力,是指“司法人员基于公正价值观而产生的客观判断力”④崔永东:《新时代以来司法改革的主要成就与理论逻辑》,《政治与法律》2022 年第12 期。。 换言之,司法判断力是指司法人员根据法律和良知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方面进行准确判断的能力。 这种判断能力基于法律正义和道德良知而产生,因而具有准确性和公正性,容易得到当事人与社会公众的认同和信服,因此是司法公信力赖以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也是司法公信力的基本要素之一。 反之,如果司法人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那么他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判断力。

所谓司法拒斥力的“拒”是抗拒的意思,“斥”是排斥的意思。 司法拒斥力是指司法人员所具有的抗拒外界干扰、排斥权力干预的能力。 缺乏这种能力,司法人员易被外物所扰而丧失独立性和主体性,如此司法也沦为工具意义上的司法,从而与司法权的独立公正行使背道而驰。 因此,现代司法要求司法人员必须具备“排除外界干扰的能力”①崔永东:《新时代以来司法改革的主要成就与理论逻辑》,《政治与法律》2022 年第12 期。,而这种能力是司法公信力赖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拒斥力也是一种自律能力,是对私人情感左右司法裁判的排斥能力。 司法人员必须正确处理好私人情感与司法裁判之间的关系,切忌以私情私欲左右司法结果,否则会对司法公正带来严重影响。

实现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素需要加强队伍建设。 司法队伍建设是司法工作的重中之重,因为人的要素是第一位的。 可以说,队伍建设是司法公信力赖以提升的人力基础。 各种具体工作、各种改革举措,最后都要落实到人,人的素质低、能力弱、作风差,都会给工作带来严重的副作用。 司法工作也不例外,而且更需要一支作风过硬、能力卓越和素质优良的队伍来承担相关任务,才能有效保证司法的公正和效率,并进而提升司法公信力。 因此,近两轮司法改革都很重视司法队伍建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当成了司法改革的起点——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 该制度“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 长期以来,我国把法官作为普通公务员管理,实行与公务员基本相同的管理模式,带来不少弊端。 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国家统一部署,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改革法官选人制度,完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推动建立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和配套的薪酬制度,切实增强法官的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 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改革的关键,在于推动法官员额制改革”②黄永维主编:《司法热点问题读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 年版,第210 页。。 长期以来,我们对司法的职业属性认识不足,法官、检察官往往被当成普通公务员来管理,“法官等级与行政职务挂钩,以致审判资源配置不合理、审判资源浪费、审判人员职务晋升不畅、考核体制不科学等问题,严重影响法官队伍正规化、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影响了司法责任的落实”③崔亚东主编:《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 年版,第76 页。。 因此,打造一支专业上训练有素、品质和能力上优秀卓越的司法精英队伍势在必行,而员额制改革成为队伍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员额制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司法队伍的专业化、正规化和职业化,使真正优秀的司法人员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入额人员”,以便其能够胜任繁重的办案任务,并能保证及时地输出正义的产品,进而助推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可以说,队伍建设实际上是为司法公信力建设提供一种坚实的人力基础。

二、司法公信力的政策要素及其实现途径

司法公信力的政策要素是指那些能够助推司法公信力提升的政策性要素,主要包括司法公开力要素、多元支撑力要素等。 司法公开力是指司法权透明行使的能力,包括审判公开、检务公开等,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尺之一。 从法院系统近些年来的公开工作看,主要包括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等。 有学者指出:“司法公开制度是宪法和法律确立的司法工作基本制度。 司法公开能够使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社会的监督下公开、公平、公正地行使。”④章晨:《中国司法制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7 年版,第69 页。“司法公开不是司法机关的选择性义务,而是其对社会公众和法律应尽的法定职责,是保障社会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有效途径。”⑤田禾、吕艳滨:《司法公开:由朦胧到透明的中国法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 页。所谓“正义不但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公开的目的就在于让正义以可见的方式来实现。 司法公开力也是司法公信力的要素之一。

推进司法的公开化,成为近两轮司法改革的一个响亮口号。 “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句名言在上海司法改革的过程中落到了实处。 上海市法院积极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构建“阳光司法机制”的精神,重点打造了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等四大信息公开平台,使上海司法的透明度得到了极大提升。 《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一书指出:“上海高院充分运用自然语言理解、机器学习、图文识别等人工智能新技术,打造了具有上海法院特色的十二大司法公开服务平台,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互动式、智能化的司法公开体系,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让正义看得见、摸得着、可衡量,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①崔亚东主编:《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 年版,第262 页。

对此,拙著也指出:“司法公开的意义,一般认为它会产生一种倒逼机制,即反过来影响法官、检察官追求司法公正、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司法公开需要先进的技术化、信息化平台为依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力推信息化平台建设,以推进‘三公开’——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②崔永东:《司法改革与司法公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71—72 页。有的学者指出:“司法公开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司法民主。 因为,人民群众并不直接行使司法权,实行司法公开,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实现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③黄永维主编:《司法热点问题读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 年版,第127 页。还有学者从保障公民权益、规范司法权力、提升司法公信力、提升法官的素质和水平等几个方面论证了司法公开的重要意义,特别强调了人民法院向全社会公布司法信息有助于提升司法公信力这一方面:“人民法院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以不公开为例外,全方位地向诉讼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公开了相应的司法信息,拉近了和人民群众的距离,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 这些措施也有效地提升了司法权威,提升了法院的司法公信力。”④田禾、吕艳滨:《司法公开:由朦胧到透明的中国法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3 页。可见,司法公开是抑制司法腐败、提高司法质效、推进司法民主、保障公民权利的有效举措,也是新时代深化司法改革、构建诚信社会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树立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路径之一。

多元支撑力是指司法公信力建设需要得到司法系统之外多个系统的有效支撑,从而形成一种“多元”的支撑力,并由此产生一种“合力模式”,共同促进司法公信力建设。 这里的“多元”主要包括决策系统、立法系统、行政系统、社会组织系统等。 决策和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行政系统在人财物等方面对司法机关的支持,社会组织系统在多元化解纠纷方面对司法机关解决纠纷方面发挥的重要辅助作用,这些对司法系统来说都是有力的支撑。 毫无疑问,多元支撑力也是司法公信力赖以产生的条件之一,这是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框架下,司法公信力的全面提升是不能仅仅靠司法系统“单打独斗”来完成的,尽管需要司法系统发挥“主力军”作用。 因此,多元支撑力也是司法公信力的要素之一。

司法改革与司法公信力建设是一个宏大的整体系统,需要各子系统的支撑与配合,这些子系统包括立法系统、司法系统、行政系统、社会组织系统和监督系统等,其发挥的作用虽然有所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即助推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各子系统之间还需要紧密合作、互相支持,形成一种“合力模式”,共同推进司法公信力建设。 司法公信力建设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与最高目标,各种改革举措都应当围绕这一主题来展开,其影响力会波及到广阔的社会生活,因此需要全社会的理解、支持和配合。⑤崔永东:《新时代以来司法改革的主要成就与理论逻辑》,《政治与法律》2022 年第12 期。具体说,就是决策和立法系统的决策、立法要贯彻科学、民主的原则,因为高质量的决策、立法是司法公信力赖以提升的根源。 行政系统除了在人财物方面对司法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撑外,还应当注意通过“行政司法”(行政复议、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裁决和行政处罚等)的手段来化解行政纠纷,社会组织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来化解一般的民事纠纷,从而有效节约国家司法资源,实现国家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提高司法公信力。 监督系统依凭纪检监察的力量对司法权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保证司法权在良性轨道上运行。 当然,司法系统是司法公信力建设的主力军,通过各种改革举措和制度安排来助推司法公信力建设。 总之,多元支撑格局下的“合力模式”是司法公信力赖以提升的重要途径之一。

目前正在进行的综合配套改革是多元支撑力中来源于司法系统的主要政策性支撑力,也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2017 年8 月,经中央批准,上海市率先承担了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任务。 2017 年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⑥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39 页。这就预示着新一轮司法改革将以“综合配套”为特色,而其着力点在于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和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当然,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前提是在“放权”基础上实现权责统一,因为如果司法权力不能放还于司法人员,司法人员不能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司法责任制也就无从谈起,权责统一也就不能实现。 因此可以说,权责统一的实质即放权与限权的统一。 而放权、限权的目的在于“保权”即保障人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故放权、限权和保权的“三位一体”,是促进公平正义的前提,也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前提。

上海市在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历时两年后,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制度机制,从规范权力运行、保障科技应用、完善分类管理、维护司法权威等四个方面完成了试点任务,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关于“综合配套改革”的具体内容,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任从四个方面加以介绍:一是规范权力运行,加强管理监督,提升办案质效;二是推进前端治理,深化科技应用,解决人案矛盾;三是完善分类管理,夯实制度保障,加强队伍建设;四是维护司法权威,强化系统集成,优化法治环境。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从八个方面予以介绍:一是规范审判权力运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提升审判质效;二是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管理体制机制,提升司法公信力;三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强化人权保障,切实防范冤假错案;四是深化繁简分流,优化资源配置,着力解决案多人少矛盾;五是坚持司法为民宗旨,提升诉讼服务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改革获得感;六是完善人员分类管理,夯实制度机制保障,推进法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七是坚持科技强院,深化现代科技与司法体制改革深度融合,推进“数据法院”“智慧法院”建设;八是优化司法环境,兑现胜诉权益,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①崔永东主编:《司法学研究·2018》,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243—244 页。。

在上海市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期间,出台了《关于上海市开展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框架意见》,其指导思想是“进一步优化司法权力运行,深化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运用,完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并要求“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推进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还要求“建立健全以错案评鉴为核心的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建立健全以考察司法绩效为主的司法公信力第三方评估机制”、“加强对司法执法活动的监督”②《上海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制度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3—4 页。。

由此可见,上述框架意见所揭示的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方案也是围绕放权、限权和保权来展开的,这是新时代司法改革的核心议题,而司法公信力建设则是司法改革的“主旋律”。 在2022 年3 月举行的全国“两会”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谈到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时强调要加强司法责任制体系建设,推动健全制约有效、监督到位、权责统一的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并要求提高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 可见,这一表述仍然是体现了放权、限权和保权的要旨,并明确将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与司法公信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三、司法公信力的制度要素及其实现途径

所谓的制度要素是指那些能够助推司法公信力提升的制度性安排,包括制度保障力、监督制约力、人权保障力等。 制度保障力是指司法职业保障制度的供给能力而言,司法职业保障制度的供给能力越强,就意味着相关制度的落实越为有力、保障越能到位,从而也就越能提高司法公信力。 其实,对司法人员来说,责、权、利是统一的,有权力就会有责任,有责任也应当有权益保障,所谓司法职业保障属于“利”的范畴之内。 权责利相互结合、缺一不可,这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前提。 司法人员只有实施了违反法律、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行为,才应当受到追究,他们对案件的判断和认识不应当成为受追究的理由。 法官任职终身制、高薪制、退休保障、法官职务罢免原因和罢免程序法定化,等等,应当被纳入法官职业保障制度之中。 对法官职务行为责任进行豁免,对法官职业道德表现和日常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督和责任追究。 鉴于上述,制度保障力亦可被视为司法公信力的一个要素。

可见,制度保障力就是指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而言,它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或政策加以规制。 对司法人员来说,光讲司法责任制不讲职业保障是片面的,也是不公平的。 责任制与职业保障制应该是一体两面、缺一不可。 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的基础是物质待遇(还包括其他权利),但我国长期以来并未建立起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司法人员的薪酬标准与普通公务员的薪酬标准完全一致。 从法院系统的情况看,这种薪酬标准不仅没有“体现法官职业管理的特点,也与法官应有的社会地位、职业尊荣及高度专业化的职业特点不相匹配,与世界各国司法规律不相匹配。 职业保障不健全、激励手段缺乏等原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职业尊荣感,加之工作负荷重,造成了法官流失的情况,影响了法院队伍的梯队建设和长远发展”①崔亚东主编:《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 年版,第76 页,第113 页。。 最高人民法院的“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建立“权责利相统一”的制度,这里的“利”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各种权利,如司法人员不得被任意辞退、调离、降级、免职的权利,等等。拙作指出:“司法责任制与法官任职保障制度应当相向而行。 在西方国家,还建立了完善的法官任职保障制度,如实行法官任职终身制、高薪制、退休保障制度及法官职务罢免原因、罢免程序法定化制度等。”②崔永东:《司法责任制:问题意识与制度进路》,载曹文泽、崔永东主编:《司法学研究·2015》,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8 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也指出:“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 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21 页。可见,职业保障制度是一种全面保障司法人员利益和权利的制度,它与司法责任制的相向而行是司法改革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保证司法公信力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所谓监督制约力是指对司法系统和司法权运行全过程进行监督制约的能力。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想防止权力滥用,就得加强监督制约。 作为一种公权力,司法权亦不例外。 对司法权运行过程的有效监督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一个前提,也是司法公信力的要素之一。 从法院系统看,以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为保障,建立完善了审判权监督制约机制;以保障审判权高效公正廉洁行使为目标,建立完善了司法廉洁监督制约机制。 “基本建立了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制约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机制。”④崔亚东主编:《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 年版,第76 页,第113 页。

作为一种公权力,司法权缺乏监督制约也同样会走向腐败——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千古不易的经验。 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将司法权力下放于一线办案人员是优化司法权运行机制的前置举措,但“放权”的同时还要“管权”即通过监督制约而管理好司法权。 监督既有内部监督,也有外部监督,而且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审判权以及公安侦查权都要进行监督,此谓“司法监督”,司法监督要解决手段偏软、范围过窄的问题,方能收到监督实效。

上海司法改革试点中对一线办案人员大胆放权,力推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试点法院直接由独任法官、合议庭裁判的案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99.9%,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数量已经极低,甚至不足审结案件总数的千分之一。 全市检察机关规定检察长或检委会行使权力的事项仅有7 项,其余均“放权”于主任检察官或检察官行使。 与此同时,完善司法公开机制,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全面推行办案工作全程录音录像、生效裁判文书上网等工作,大大提高了司法透明度,有效抑制了权力失控现象。

上海还出台了《上海法官、检察官从严管理六条规定》,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号称“史上最严”的检察官职业回避制度:“各级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的配偶、子女和检察官的配偶从事律师、司法审计、司法拍卖业务的,应选择一方退出。”据统计,上海检察系统选择“一方退出”者共有49 人。 由此可见,为了实现司法公正,上海司改试点在制度上强化了监督,有效抑制了权钱交易等司法腐败现象。

拙作认为:“十八大以来的司法改革,除了坚持‘放权’之外,还致力于落实司法责任制,而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前提是加强对司法人员及其活动的监督,没有监督又怎能发现问题,不能发现问题又如何实现责任追究? 这种监督,既有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也有司法机关之外的群众监督、党政监督、纪检监察系统的监督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等等,其目的在于维护司法权的廉洁化运行。 从有关司法改革的中央文件看,基于‘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理念,在制度设计上强化了对司法权的监督,如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防止权力寻租;健全冤假错案防范、纠正和责任追究机制,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各地法院、检察院还结合大数据平台对司法活动进行了有效监督,取得了不错的成效。”①崔永东:《新时代以来司法改革的主要成就与理论逻辑》,《政治与法律》2022 年第12 期。由此可见,监督制约机制也成为助推司法公信力提升的重要途径之一。

司法审查制度也是一种国家权力对另一种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制度,即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审查并纠正不法行政行为,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司法审查是西方国家通过司法程序来审查、裁决立法和行政机关是否违宪的一种基本制度。 法治发达国家坚持宪法至上,法律、法令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司法机关(主要是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是保障宪法的机关,对宪法有最后的解释权,议会、政府的法律、法令如果违反宪法,司法机关可以裁决其无效。 我国的司法审查主要是通过行政诉讼来纠正违法行政行为。可以说,司法审查力的强弱,是衡量司法权威性的一个重要标尺,也是司法公信力赖以产生的条件之一。

人权保障力是司法公信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人权保障,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司法;没有人权保障力,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司法公信力。 以上所有“力”的汇合,可以形成人权保障力,而人权保障力构成了司法公信力的核心,或称其为核心要素。 拙作认为,人权保障力旨在“通过司法途径对公民权利进行有效的保障”,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司法改革的总目标就是提高司法公信力,建构一种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公信力的司法系统,它是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②崔永东:《新时代以来司法改革的主要成就与理论逻辑》,《政治与法律》2022 年第12 期。

人权的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整个现代文明都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法治文明也不例外。 人道主义理论在法治领域的表现就是强调以法治手段保护人权,在司法领域的表现就是强调以司法手段保护人权。 可以说,人权才是法治的核心,没有人权就没有真正的法治,没有人权也没有真正的司法。 司法改革战略也是以人道主义为价值依归,强调重视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自由。为了实现这一基本战略(“战略”的具体化是“战策”,“战策”的具体化是“战术”),在战策上需要坚持保权(保护人权)、限权(限制公权力)和放权(将司法权放归于一线办案人员)的策略,并在具体战术上强调权责统一、便民利民、强化监督,等等。 中国的司法改革正是体现了上述特点。 首先,在战略层面上,中国司法改革坚持了人道主义导向;其次,在战策层面上,中国司法改革坚持了保权、放权和限权的三位一体;再次,在战术层面上,中国司法改革坚持了权责统一、便民利民、监督惩戒的结合。

人权保障力是司法公信力的核心,也是司法文明的核心。 司法文明的核心指标是司法公信力,司法公信力的核心指标是人权保障力,它是指司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障人权的能力。 人权保障力促成司法公信力,进而推动司法文明的进步。 人权发展的关键是人权保障的法治化。 人权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权保障的法治化,而人权保障法治化的关键又在于人权保障的司法化,如果不能通过司法手段进行人权保障,那么人权保障就很难落到实处,当然也就谈不上人权发展。

在刑事司法领域,我们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任务总是将打击犯罪放在优先位置,而相对轻视人权保障的问题,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重打击,轻保护”这一现象的出现。 在刑事诉讼的价值问题上,我们总是重视其外在价值即惩罚犯罪、稳定秩序的工具价值或功利价值,而相对轻视其内在价值即人道性、公正性价值,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排非”规则难以落到实处、律师参与处处受限以及沉默权规则难以引入,等等。 一些司法人员还迷信“只要目的正当,手段可以在所不惜”之类的妄言,甚至以不公正、不人道的手段来换取所谓实体法的“正确实施”。 在刑事诉讼目的方面,我们也没有正确处理好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要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应当将保障人权放在优先位置,这是因为,刑事被告人面对公诉人这种强大的国家机器,毫无疑问是弱者,如果在法律上不能优先保障其权利,那么其权利极易被侵犯。 因此,只有优先保障被告人的人权,才能真正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这里的所谓“平衡”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半斤八两,而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平衡。 其实,从程序正义的角度看,将刑事诉讼的目的从“惩治犯罪”表述为“公正地惩治犯罪”更为妥当。 可以说,刑事司法进步的历史,就是被告人人权被不断强化保障的历史。 刑事司法只有真正将保障人权放到突出位置上,才能有效提高司法公信力。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 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①《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24 页。“排非”(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虽然被我国法律早已确立为一个证据原则,但实践中的落实却不尽如人意,这对人权的司法保障带来了不良影响。 拙作认为,所谓“司法为民”,“是以人为本价值观在司法领域的集中体现,它以服务民生、便民利民、体察民情、尊重民意、保障人权为宗旨,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目标,其核心在于以人民为中心。 有的论著认为,司法为民的基本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切为了人民是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第二,通过公正、高效、严格的司法实现司法为民;第三,保障民生是司法为民的核心内容;第四,尊重、保障人权是司法为民的重要方面;第五,一切依靠人民是司法为民的根本方法;第六,求真务实、文明规范、无私奉献、清正廉洁是司法为民的重要要求。 另外如诉调对接、司法救助、诉源治理等等也属于司法为民的内容。”②崔永东:《新时代以来司法改革的主要成就与理论逻辑》,《政治与法律》2022 年第12 期。

四、司法公信力的文化要素及其实现途径

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司法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司法文化乃至于整个文化体系都会对司法和法治建设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因此,司法公信力也必然包含着文化要素,如文化引领力要素等。 该要素主要指优秀传统司法文化对当今法官、检察官的引领能力,同时还包括域外先进司法文化对当今司法人员的影响。 应该说,良好的文化引领能力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条件之一,因为法律以及司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而老百姓一样都是生活在既定的文化传统之中,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念、规则和做法亦深深契合于人们的心理结构之中,与其相适应的司法观念和传统规则等很容易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和信服。 例如,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的“慎刑”(谨慎动用刑罚)理念、“明刑弼教”(以良法辅助教化)的理念、“寓教于判”(将道德教育寓于判词之中)的理念以及重视法庭“宣教”(宣传教化)功能的做法等,很容易得到老百姓的认同,如果今日的法院文化建设纳入上述传统内容,并使相关理念或做法成为法官有意识的选择,则会助推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司法机关要加强文化建设和文化引领工作,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对历代中国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因此,重视文化引领的作用,对重塑司法文化、打造一支有文化底蕴和文化修养的司法队伍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提高这支队伍的综合素质,也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 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要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华优秀传统司法文化当然也在“传承”之列。 传统司法文化主要包括司法思想与司法制度两个方面。在中国传统司法思想中,儒家司法思想是其主流。 儒家司法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仁道”、“中道”、“和谐”,而“仁道”代表了儒家司法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 “仁道”是一种爱人之道,提倡对人的关爱、尊重,尤其强调尊重人的生命价值,这与今日的“人道主义”有相通之处。 应该指出,封建时代的司法制度尽管并未全面贯彻儒家的“仁道”精神,但其中某些具体的司法制度还是体现了对“仁道”价值的追求。 例如,封建时代的“直诉”制度是一种当事人可直接上访、上诉或起诉于中央司法机构的司法制度,对蒙受冤屈者能起救济的作用。 再如,古代的赦宥制度是一种对重刑犯赦免宽宥的制度,客观上起到了减少死刑适用、减轻刑罚的作用。 另外如“存留养亲”制度是一种对家无成丁奉养父母的罪犯进行宽宥的制度,该制度体现了某种人道关怀。 还有如死刑奏报制度(唐代有“三覆奏”、“五覆奏”之说)、死刑监候制度(清代有“斩监候”、“绞监候”)体现了一种对死刑的慎重态度,如此等等。 以上各种具体制度,在当时均有一定的合理性,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仁道”精神。

在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还体现了一种明显的“教化”精神。 换言之,“教化”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一项重要功能。 根据儒家“明刑弼教”的观念,其认可的用来辅助教化的刑罚并不是一般的刑罚,而是体现了儒家道德精神或“仁道”精神的刑罚,而这种刑罚的运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教化的过程,在审判和执行的各个阶段都会对当事人或旁观者发挥教化的作用。 这样的刑罚就是所谓“明刑”,只有明刑才能“弼教”。 儒家认为,刑罚一方面通过其制裁力量阻却那些不接受道德教化的行为,另一方面又通过内含的道德精神对当事人和旁观者发挥教育感化的功能。 正如宋代大儒程颐所说:“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 盖后之论刑者,不复知教化在其中矣。”这就清晰地揭示了儒家关于教化与刑罚的传统观念:教化精神不仅体现在刑罚制度中,还体现在刑罚运作(即司法)的整个过程中。 重视刑罚的教化作用,这种思想在周代就已经出现,并被转化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司法制度,对后世的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刑罚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它通过教育感化使犯人悔过自新。 这就是说,刑罚不但具有惩罚性,还具有教化性,教化性就存在于惩罚性之中。 用带有“仁道”(爱人之道)色彩的刑罚手段使犯人受到教育和感化,从而产生自责和悔罪的心理,主动消灭犯罪意识,弃恶从善,重做新人。

在中国古代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一的体制下,地方行政长官兼领司法权,道德教化不仅是其行政责任,也是其司法目标,司法实践因而伴生了“宣教”功能,通过调解、审理、判决等方式来宣传儒家的道德观念,并使当事人和旁观者受到教育感化,此亦即“寓教于审”或“寓教于判”。 古代法官的“书判”往往是一些将道德训诫与刑罚威胁互相结合的判词,可以说其中充分发挥了司法的教化功能,这种司法教化功能是以刑罚为后盾的,因此,司法的教化作用才更加显著。 古代的法官把法庭当成了宣教的场所,大堂之中,观审的群众颇多,法官“断讼以申孝友睦婣之义”即进行道德教化,群众就会被“潜感默化”。 这种“寓教于审判”的方式确实能收到“其为言易入,其为教易周”的功效,比之单纯的道德教育课更能深入人心。 这与今日将社会主义价值观入引入司法审判之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重视教化的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留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其一,刑事司法既有惩罚性,又有教化性,教化性存在于惩罚性之中;其二,良好的司法必须符合“仁道”或“人道”原则,这样的司法才能发挥正面的教化功能;其三,好的法官应做到“寓教于判”,将情理法融汇于司法审判中,使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而发挥司法审判的教育感化作用,这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应该指出,如果今天的司法人员能有传统司法文化方面的深厚素养,那么传统的司法智慧和一些优良的司法观念会潜移默化地对其产生影响,使其能够秉持良知和理性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做出正确的判断,向社会不断输出正义的司法产品,从而助推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另外,还要搞好域外借鉴。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正在推广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往往被解读为中国版的“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制度起源于20 世纪70 年代的美国,其后影响波及全球。 其主要特点是:一是被追诉人自愿认罪;二是检察官实行量刑折扣;三是法院从轻论处。 在美国,任何性质的刑事案件均可进行辩诉交易,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近几年我国司法系统又力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项改革既强调“庭审实质化”,又强调“认罪认罚从宽”。 实际上,从“庭审实质化”到“认罪认罚从宽”,存在着一个中间环节,即“繁简分流”,也就是所谓“繁案精审,简案快审”。 所谓的“繁案”是指较为重要、繁杂的案件,但并非是法律规定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因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需要上审委会(审委会判案被认为具有行政化色彩,与庭审实质化相悖),而能够上审委会的案件只占到刑案总数的千分之五左右,但我们理解的“繁案”则占到刑案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因此说“繁案”不等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繁案精审”是说对比较重要、有一定难度的刑事案件要严格依法定程序审理,如在举证、质证、认证等方面要严格按照相关的程序进行。 “简案快审”,是指对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要进行快速处理,此类案件据估计约占刑案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通过简案快审,使法官腾出手来集中精力进行“繁案精审”,使“繁案”的审理判决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因此,根据刑事案件的性质区分“繁案”与“简案”,在处理方式上区分精细化审理与快速化审理是非常必要的,快速化审理为精细化审理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庭审实质化的核心在于“繁案精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在于“简案快审”,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两者齐头并进才能抓住司法改革的“牛鼻子”,才能使“程序性改革”跃进为“体制性改革”。如前所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渊源于国外的辩诉交易制度,它是一种融合了认罪确认、**理、激励机制等于一体的制度,是“合作性司法”的重要体现。 它通过“简案快审”的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它为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空间。

恢复性司法是近些年来流行于西方的一场刑事司法改革运动,旨在“追求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的和解,以及被害人与犯罪人双方共同融入社区”①转引自王平主编:《恢复性司法论坛》,群众出版社2005 年版,第2 页。。 学者指出:“恢复性司法体现了如下的价值取向:一是和解与和谐;二是宽恕与仁爱。”②崔永东:《问道司法》,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323 页。这与儒家思想亦有深度契合。 中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是在借鉴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和制度的基础上出台的。 沉默权制度发源于17 世纪的英国,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重要原则之一,一些国家甚至将其上升为一项宪法权利。 该制度的目的在于防止公权力强迫公民自证其罪,以抑制司法专横:“沉默权制度带有明显的人道主义色彩,是法治进步与人文昌明的表现。 它对抑制司法专横、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当事人权利发挥着巨大作用。 正是其优先保护弱者的制度设计,才使其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时能让当事人从被迫自证其罪的尴尬中解脱出来,从而有效地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挑战公权力可能对其施加的不法侵害,并由此实现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③崔永东:《司法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61 页。与沉默权制度密切关联的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是刑事司法领域保障被告人权利的“联璧”,不可拆分。沉默权制度的实质在于防止被迫自证其罪,即公民享有保持沉默的自由;而非法证据的排除,同样也是防止被迫自证其罪。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吸收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一直未能确立沉默权制度,这对有效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抑制冤假错案的出现是不利的。 总之,能够将国外一些有价值的刑事司法制度引入中国并落到实处,也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五、司法公信力的科技要素及其实现途径

科技辅助力是司法公信力的基本要素之一。 现代科技对司法活动的辅助力和支撑力正与日俱增,司法的科技化不仅实现了司法理性与科技理性的深度融合,而且还有效推进了司法的公开化、提升了司法的效率,并促进了“看得见的正义”的实现,从而有效提高了司法公信力。 上海的“数据法院”建设就展示了科技对司法的辅助力和支撑力:“通过信息到知识再到智慧的自我升级完善,充分发挥大数据驱动作用和人工智能的引领作用,为审判执行提供多种功能的智能辅助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司法公开和诉讼服务智能服务,为司法管理提供工作评估、司法研究、司法监督等智能服务,为司法决策、社会治理提供智能分析报告,以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④崔亚东主编:《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阮方民法院出版社2018 年版,第247 页。由此可以推知,科技辅助力已经成为司法公信力的基本要素之一。

在信息化时代,随着信息科技的不断进步,信息技术在不断向着司法领域渗透,司法理性与科技理性出现了深度融合的趋势,为司法正义的实现“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各级法院、检察院在科技建设方面都加大了投入,所谓“数据法院”、“智慧法院”、“智慧检务”等名目繁多的信息化建设工程,凸显了我国各级司法机关对先进科技的“热情拥抱”和全方位接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接纳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拙著指出:“建设数据法院和智慧法院的举措,标志着司法与科技的深度融合。 同时,它也是贯彻实施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支撑,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是提升司法效率、破解案多人少矛盾的重要途径。”⑤崔永东主编:《法治与科技》,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第13 页。关于智慧司法的基本特点,拙著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概括:一是实现了科技理性与司法理性的结合;二是实现了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结合;三是实现了提升司法效率与降低司法成本的结合;四是实现了司法透明与司法监督的结合;五是实现了证据标准统一化与办案程序规范化的结合。 智慧司法的意义主要表现于如下几方面:一是助推司法体系与司法能力的现代化;二是让司法真正成为了一门科学;三是在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促进了司法公正⑥参见崔永东:《司法学体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23 年版,第133—136 页。。 可见,加强司法的科技辅助力,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窗体顶端


作者简介: 崔永东,山东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山东省社科规划2023 年度重点项目“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23BFXJ0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