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奴隶制是界定古代世界社会性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胡钟达研究奴隶制的特点,在于他不仅从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论断出发,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或许并未特别明确地提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而且他广泛运用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开展了对古代世界奴隶制的比较研究,试图通过比较研究阐明奴隶制兴起的基本条件:商品经济必要的发展,并指出奴隶制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长期存在的一种剥削形式,但从未在任何社会占据绝对优势,奴隶也未成为任何社会中的主要劳动力。 胡先生的研究具有浓厚的现实关怀,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对推动奴隶制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 胡钟达;古代奴隶制;奴隶社会形态
在《胡钟达史学论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的《自序》中,胡先生提到,“解放以来我所发表的史学论文,大部分都收集在这本文集里。 文集的内容……除有关明代蒙古史的三篇论文外,其余各篇都是研究古代社会经济形态或与此有关的论文。 这是这本文集的中心论题”(第1 页)。①胡钟达:《胡钟达史学论文集》自序,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以下所引胡先生论文,均见该书,正文夹注页码。事实的确如此。 《文集》的第一篇是《关于奴隶社会中奴隶的数目问题》,其他如蒙古族社会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等,几乎都与奴隶制和社会形态问题有关。 胡先生的选择,一方面当然与上世纪中国学界的研究中心有关,另一方面则因为奴隶制和社会形态问题的重要性。 不可否认,任何一种关于古代世界的著述,都必须涉及奴隶制问题。 彭小瑜系统论述过新巴比伦的神庙奴隶喜尔库的状况;②彭小瑜:《新巴比伦神庙经济中的“喜尔库”》,《历史研究》1988 年第2 期。刘文鹏在《古代埃及史》③刘文鹏承认奴隶社会阶级结构异常复杂,谈到奴隶制在古代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时代的发展,宣称新王国时代使用奴隶是普遍现象。 见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第190-199、321-323、517-524 页。中,崔连仲在《从佛陀到阿育王》①崔连仲:《从佛陀到阿育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99-107、239-240页。中,都分别触及古代埃及和古代印度奴隶制的发展;韦尔南认为,由于城邦制度的影响,公民中穷人与富人的矛盾是古代希腊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②Jean-Pierre Vernant,Myth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third printing,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New York: Zone Books,1996,pp.11-28.芬利甚至宣称,在古代希腊,物化奴隶制的发展与自由携手并进,物化奴隶制最发展的地区,也是公民自由最充分的地区,因而奴隶制是希腊文明中的基本因素;③M.I.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81,pp.97-115.巴克勒在《罗马奴隶制法》中说:“在任何法律分支中,对任何问题的呈现,其答案几乎都不可能不受到下述事实的影响:在绝大多数法律领域中,奴隶都占据突出地位。”④W.W.Buckland,Roman Law of Slave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Preface.在中国,20 世纪的多数学者坚信,奴隶制是文明时代的人类必须经历的社会经济形态。 大量专业著述把古代世界的国家称为奴隶制国家。 如胡先生自己所说,他最初也是五种生产方式的信奉者,并努力为奴隶社会说的合理性做出理论和史实上的论证。 但进入80 年代后,他经过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研究,试图论证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 他的论文发表后,在学术界激起过激烈的争论。 虽然时至今日,奴隶制问题似乎已淡出学者们的视野,但它终归是古代世界史上最为重要的学术问题之一,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重温胡先生有关奴隶制的论述,对进一步推进相关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无力全面评述胡先生有关奴隶制的所有论述,只能从理论思考、现实关怀以及比较研究的方法论等方面,略述胡先生的研究与方法。 不当之处,请各位学者批评指正。
在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还说,这是他“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91-594页,引文见第592、591页。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不止一次提到奴隶制是人类社会产生的第一种阶级对抗形式:“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 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 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 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95 页。列宁在《论国家》⑦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28-29页。和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⑧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选 1934—1952》,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第199 页。中,全面肯定奴隶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基本确立了五种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 这一理论经苏联史学家阐述和具体应用,并被中国学者接受,成为概括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性演化理论的经典图式。
但是,经典作家的论述本身就留下了某些争论的空间。 马克思在表述他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序列时,用的是“大体说来”,不是“严格地说”,显然暗示可以有例外。 在另外一处,马克思明确提到,“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servitus(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 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抗”。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 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366 页。恩格斯虽然把奴隶制作为人类的第一种对抗形式,但又把斯巴达的黑劳士明确称为农奴,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第76 页。而斯巴达是与雅典同时并立的古希腊城邦。 这些论断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原始社会解体后,奴隶制和农奴制都是有可能的剥削方式。 同样重要的,是马克思可能不是单线进化论者,而主张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 一元是生产力的发展,多线则指原始社会解体后,可能产生多种不同的社会形态。③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1989 年第1 期。此外,马克思在致《祖国记事》编辑部的信中说,他关于资本主义形成的理论只是对西欧历史的概述,不是关于人类一般发展道路的理论,要求人们在分析历史和现状时,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对每一种演变都加以比较和研究,作出自己的判断。 他举例说,古代罗马的农民也曾被剥夺,却并未成为无产阶级,倒是成为了无所事事的游民,“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 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如果马克思认为他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都是如此,则他关于希腊罗马社会作为奴隶社会的论述,也不能被随意套用到其他地区,因为那等于把他的论述变成了“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那既给他过多的荣誉,也给他过多的侮辱。④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66-467页。
列宁曾经说现代文明的欧洲都经历过奴隶制阶段。 至于其他地区,则大多数经历过。 因而在列宁那里,也不是所有人类社会都经历过奴隶制。 更重要的是,如胡先生已经指出的,列宁的论断出自他1919 年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演讲的记录稿,直到1929 年才正式发表,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4 卷,第802 页注释10。没有经过列宁本人的审阅,而列宁本人对他的演讲记录稿从没有满意过,不能确定记录稿一定代表列宁的原意(第226-227 页)。 1938年,斯大林发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才明确宣布人类“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册,第199 页。。 不过斯大林用的术语是生产关系而非社会形态,而且说的是“基本类型”。⑦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1989 年第1 期。生产关系虽然与社会形态联系密切,但不完全等于社会经济形态。 例如,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可能同样存在于人们所认为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甚至在当代也没有完全绝迹。 而资本主义的某些元素,可以追溯到古典世界和中世纪。 但我们显然无法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放大为奴隶制生产方式,也无法因古代希腊和罗马存在某些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认为古典世界是资本主义社会。 易言之,即使是斯大林,也没有明确地说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只有五种类型。
如何把马克思界定前三个社会形态时所使用的术语——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和封建的,与列宁、斯大林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结合起来,是争议更多的问题。 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的和古希腊罗马的都是地域而非严格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概念,第三个实际上也指西欧封建社会,同样有地区色彩。 因此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和封建的图式是否具有普遍性,有待进一步明确。 列宁和斯大林明确了五种生产方式的说法,但使用的术语与马克思的论断并不完全吻合,需要学者们去对接。 对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列宁和马克思使用的术语大体一致,但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和古希腊罗马的,到底与列宁和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中的哪种对应,却争论颇多。 “亚细亚的”到底是亚细亚社会,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 如果马克思所说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应当归入列宁和斯大林所说的五种生产方式中的哪一种? 为了给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一个适当的位置,苏联学者斯特鲁威等论证,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古代东方的奴隶社会,主要理由是农村公社与覆盖其上的专制君主,与当时学界理解的亚洲社会比较相近。 他的阐述显然带有东方主义色彩,①关于东方主义及其在中外学界的影响,见马克垚:《古代专制制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2-10页。但当时得到了学界认可,成为正统理论。②关于斯特鲁威的理论及其影响,见王立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研究(1949—1999)》,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64-65页。中国学界在20—30 年代也曾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基本出发点与苏联学者一致。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缘起就是大革命的失败,要寻求中国社会的出路,进而探讨古代社会的性质和现实中国社会的性质,以确定未来革命的性质、目标和革命的道路。”③王立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研究(1949—1999)》,第64-66、78 页。 引文见第78 页。20 世纪50 年代,中国学者全面学习苏联学者的世界历史理论,初步确立了五种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而且视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式。 那时主流的意见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古代东方奴隶社会。④王立端指出:由于苏联史学成果的影响,在50、60 年代的争论中,亚细亚社会是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占据了统治地位,学术界除了提出不同看法,很少对这一观点进行直接批评,有些学者甚至就把苏联学者(比如久梅涅夫)的观点作为争论的理论依据。 见王立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研究(1949—1999)》,第82-93 页,引文见第91 页。但也有不同意见。 童书业和田昌五都试图证明,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指原始社会。 林志纯先生最初主张接受苏联史学成果,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古代东方奴隶社会,但他很早就发现了这种理论的缺陷,并在70 年代末和80 年代初转变了观点,强调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只能指原始时代的生产方式。⑤相关讨论的回顾请见王立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研究(1949—1999)》,第82-93 页;《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历史研究》1980 年第2 期。杨向奎和吴大琨则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五种生产方式之外的一种特殊社会形态,那样的话生产方式就不是五种而是六种。 后者更具体地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东方阶级社会。⑥杨向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文史哲》1953 年第1 期;吴大琨:《论前资本主义社会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文史哲》1953 年第1 期;吴大琨:《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3 年第1 期;吴大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80 年第1 期。相关争论表明,如何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与五种生产方式统一起来,并无确定意见。
正是在上述争论的背景中,胡先生开始了他关于奴隶制的理论思考。 从最初起,他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的理论视野中来考虑奴隶制问题。 在《关于奴隶社会中奴隶的数目问题》中,他追根溯源,指出我们关于古代世界奴隶数目的记载基本来自阿泰纳奥斯(胡先生译为阿梯厄尼斯)的《哲人宴享》,无论是记载的人,还是他提供的数字,都不可靠,并为奴隶社会中奴隶人口不可能超过自由人的原因做出了解释:“奴隶制是一种最野蛮、最赤裸裸的剥削制度。 这种剥削制度从它最初出现的时候起,就经常引起被剥削者的激烈反抗。”同时,奴隶主在把国内自由民转化为奴隶时,也会遭遇自由民的激烈反抗,“因此,在整个奴隶制时代,自始至终都有奴隶主企图奴役而事实上又不能完全加以奴役的广大自由民阶层的存在”。 一旦对自由民的压迫达到一定限度,就会引起后者的强烈反抗,甚至改朝换代,“所以,奴隶制经济在奴隶社会中难以发展到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比重,正是这种最野蛮、最赤裸裸的剥削制度所引起的已被奴役的人民和将被奴役的人民跟奴隶主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结果”(第10-11 页)。
虽然当时胡先生能够依靠的资料主要是苏联学者以及吉本和少量英美学人的著述,但这篇文章仍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即使在所谓的奴隶社会中,除斯巴达等少数例外,奴隶人口都不可能超过自由民。 胡先生为此提出的解释,体现了他理论思考的深度:如果说雇佣劳动制度是历史上“最文明”的剥削制度,需要等到马克思“发现”;则奴隶制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种剥削形式,剥夺了劳动者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保障,必然遭遇被压迫者公开或秘密的反抗,不可能广泛流行。 现代学者的研究大体证实了这个结论。 芬利指出,即使在奴隶制最为发达的雅典等地,奴隶也很难超过自由民总数的三分之一。⑦M. I. Finley, 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 London: the Penguin Books, 1991, pp.79-81.琼斯认为,公元前4 世纪阿提卡的奴隶不会超过两万人;罗马农业中奴隶制虽然流行,但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状况。①A. H. M. Jones, “Slavery in the Ancient Worl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9, no.2 (1956), pp.185-199.斯塔尔曾指出,从两河流域到希腊罗马,社会劳动者的主体始终是独立的农民,即使在奴隶制最发达的意大利都不例外;②Chester G. Starr, “An Overdose of Slave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18, no.1(March, 1958), pp.17-32.加兰主张把奴隶制与真正的奴隶社会区别开来,认为在古代希腊,只有某些地区的某些时期可以称为真正的奴隶社会,但甚至在这些特例中,“它(奴隶制生产方式)也绝不总是支配其他依附关系或作为整体的经济体系”。③Yvon Garlan, Slavery in Ancient Greece,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p.203.总之,奴隶制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而非常态。 最近出版的《剑桥世界奴隶制史》提供了现代学者对雅典奴隶人数的估算,其中最高的10 万人,占总人口的40%左右。 至于其他希腊人城邦,由于既没有雅典那样的资源,也没有雅典那样的需要,奴隶的数量肯定要少得多。 因此我们不能把雅典的情况作为希腊人城邦的典型。④Keith Bradley and Paul Cartledge, eds.,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Slavery,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11,pp.49-51.
中国学者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验证了胡先生的结论。 早在1980 年,张广志已经论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无奴隶社会是人类普遍必经阶段的说法。 具体到古代世界,张广志认为,古代希腊罗马作为奴隶社会没有大的疑问,但古代东方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从来都是自由农民,奴隶数量寡少,应属封建社会。 他还分析过中国历史上活动的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极力主张从最早的匈奴,历经契丹、突厥、党项等到最晚的女真人,都不曾经历过所谓的奴隶社会。⑤张广志:《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2—3 期;张广志:《匈奴与奴隶制——“从少数民族史看初始阶级社会的非奴隶制性质”专题研究之一》,《青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 期;张广志:《蒙古与奴隶制——“从少数民族史看初始阶级社会的非奴隶制性质”专题研究之十》,《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2 期。马克垚证明,罗马和汉代社会中,奴隶都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大多数人仍是自由农民。 “在汉代和罗马,小自耕农、佃农等各种自由劳动者,一直是经济上的一支强大力量……无论汉代还是罗马,都很难说奴隶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何顺果强调,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还是在封建社会,甚至到资本主义时代,小农经济都仍保持着生命力。⑥马克垚:《困学苦思集:马克垚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47 页;何顺果:《小农制:一种普遍而长命的生产方式——兼论“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世界历史》2000 年第6 期;启良:《希腊城邦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小农经济》,《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4 期。当大多数学者都以为奴隶人口必须在总人口中占据多数时,⑦直到1983 年,仍有部分学者坚持,如果一个社会要有资格成为奴隶社会,奴隶必须在人口中占多数。 见沈长云:《汉代是奴隶制社会吗?》,《天津社会科学》1983 年第3 期。正是胡先生首先提出,奴隶在所谓的奴隶社会中,不太可能占多数。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基本理论出发,胡先生开始怀疑奴隶社会是否足以成为人类社会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 在1979 年发表的《关于奴隶社会的经济结构问题》中,先生试图论证,从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固然可以区分,然而两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都存在诸多相互重叠之处,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都曾存在于古代;至于生产力,很难说两个社会有本质区别。 由此他发出了下述疑问:“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不可分割的。 从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看,特别是从生产工具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究竟存在着什么质的区别?”(第161 页)两年后,在《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中,胡先生从厘清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入手,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生产方式最根本的特征,是以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为基础,上覆以专制君主为代表的国家所有制或最高所有权,“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和专制国家剥削和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基层组织。 在东方国家,不管改朝换代的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农村公社却没有变化。在悠长的历史岁月中,它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第169 页)。 所以在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更替序列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既不是指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也非东方的奴隶社会,更非西方的奴隶制或者封建制,而“是东方前资本主义时代一种具有本身特点的阶级社会的经济形态”(第173 页)。 他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在序列上是平行的,是前资本主义时代阶级社会的三种不同的类型。”(第173 页)三者都可能在原始社会解体的基础上产生。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看,它们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样,都可以被称为广义的封建社会。
在1986 年发表的《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中,胡先生从理论上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性质的划分区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第一层次,从无阶级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再从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二层次是在第一层次上进行的细分,原始共产主义可分为蒙昧和野蛮两个阶段;阶级社会可进一步细分为以人的依赖关系和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两个阶段;共产主义可以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 在这样的框架观照下,所谓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区分,成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第三层次的划分(第222-223 页),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 通过把奴隶制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剥离开来,把奴隶制研究变成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更便于人们解放思想,各抒己见。
既然奴隶制问题不过是个具体的历史研究领域,相关结论也必然带有特定时代的印记,必须随着学术进展随时修正。 因此胡先生接着对马克思做出他那段著名论断的语境做出了分析。 他指出,19 世纪中期的古史研究,特别是对东方世界历史的研究,尚处于非常粗浅的阶段。 马克思等对东方社会的认识,主要依靠旅行家、传教士、外交官等提供的资料,对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古代印度历史的研究,刚刚起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不具备对整个世界历史做出概括性结论的条件。 因此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把话说死”,正是尊重科学的结果。 100 多年来,“世界各国很多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对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在理论探索和材料搜集方面,都花费了巨大的劳动,作出了巨大的成绩,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学说提供了具体的、新的映证”。①日知:《百年来关于国家起源史研究的实际和理论》,《历史研究》1984 年第2 期。用在奴隶制研究上,这段话同样适用。
胡先生否定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除理论上的探讨外,还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讨论奴隶社会产生的具体条件和状况。 他注意到,在古代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自然经济盛行,以耕种土地为主的农业占据统治地位。 他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强调只有在商品经济获得一定程度发展、能够广泛获得外族奴隶的文明和地区,奴隶制才可能获得较为充分的发展。 但这样的条件,除希腊世界的雅典和共和末期帝国初期的罗马外,古代世界的大多数地区并不具备。
在《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阶级基础》中,胡先生基本确立了他关于古代民主与工商业联系密切的看法。 在他看来,阿提卡的商品经济在公元前7 世纪已有初步发展。 梭伦改革的发生,与在雅典经济生活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工商业者阶层的不满密切相关,“我们甚至可以说,城市工商业者不仅是在支持农民的斗争,而且是在领导这一斗争”。 能够从梭伦改革中得益的,主要是城市工商业者。 庇西特拉图时代的和平与政策,让雅典的商品经济获得了飞跃发展。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城市和港口由于工商业的繁荣而人口特别密集的区域,便可以选出较多的代表参加议会,这对城市工商业者、特别是对工商业奴主是有利的”。 因此,雅典民主这个“奇迹”的诞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公元前6 世纪中叶以后雅典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是自然经济而是商品经济,以及由此造成的工商业奴主力量的强大。 他们与农民和城市工商业者结盟,造成了有利于工商业奴隶主的阶级力量对比,所以,“无论是梭伦也好,克利斯梯尼也好,他们自己都没有一套‘民主’哲学,他们只是服从阶级斗争的逻辑,建立一套符合于当时阶级力量对比的制度”(第17-26 页)。 工商业的发展,是奴隶制繁荣的基本前提。 把工商业发展作为奴隶制繁荣的基本前提的思路,一直影响着他后来的论证。
与之相应,胡先生相信,除非采取授产奴役形式——奴隶主把土地分成小块交给奴隶耕种,以收取租金,否则奴隶不太可能在农业中获得广泛使用。 奴隶制是历史上最残酷的剥削制度,奴隶会采取一切可能的形式与奴隶主斗争,这决定了奴隶制发展的规模不可能太大。 另一方面,从经济上说,农业劳动具有季节性和分散性,季节性造成所谓的“窝工”,分散性不利于监督。 “奴隶主经营农业生产,他所蓄养的奴隶的数目,是以农业生产经常所需的劳动力为限的。”(第128 页)为此,他借用了解放前彝族奴隶阿加的例证和资料,对农业中广泛使用奴隶可能的形式做了具体说明,或许还希望以此解释公元前2世纪以后意大利农业中广泛使用奴隶的现象。 虽然如此,胡先生仍倾向于认为,奴隶的广泛使用,只能在相对便于监督且生产基本不受季节影响的手工业和矿山等行业中。 然而,随着研究和思考的深入,胡先生发现,阿加之类的被剥削者,包括黑劳士等,尽管人身和财产都可能被主人控制,但不能算作奴隶,因为奴隶主没有完全控制生产资料,阿加们有自己的家庭、生产资料,自己支配部分劳动果实。 借用沈长云的话说,是获得授产的人必须用部分时间为供养自己和家庭劳动,“我们一只手是自己的,一只手是主子的”。 不可能所有劳动都表现为给主人的无酬劳动。①沈长云:《关于奴隶制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商讨》,《历史研究》1989 年第1 期。如此一来,胡、沈二位先生基本否定了农业中广泛使用奴隶的可能性。 在古代东方等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地区,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程度有限,奴隶制不可能广泛发展起来。 在古典世界,奴隶制也只能在部分时期的部分地区取得统治地位。 总体上看,希腊罗马世界仍是黑劳士型的劳动者占多数,属于广义的封建社会。
胡先生强调商品经济对奴隶制发展的重要性,涉及奴隶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并且显然符合马克思的基本论断。 在论及商业资本的历史时,马克思指出:“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不同,有时也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存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370 页。恩格斯也谈到,由于奴隶劳动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奴隶劳动需要工具和对象;维持奴隶的生活需要生活资料,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 奴隶劳动要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就要有大得多的增长。 在古代自然形成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还没有出现,或是只起极其次要的作用。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8 页。
恩格斯还具体谈到,在古代罗马,只有在罗马掌握了地中海地区的霸权,并且大地产基本排挤小农后,奴隶制才会走向繁荣;在古代希腊,则直到希波战争时期,雅典和科林斯的商品经济有相当发展时,奴隶人数才有了大规模的增长。④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 卷,第168 页。据此,胡先生认为,在古代希腊,只有雅典、科林斯和埃吉纳等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城邦,以及商品经济最发展的罗马帝国时代,奴隶制才能达到繁荣(第181 页)。
胡先生对奴隶制兴起过程中商品经济的重视,大体也与当今学术界奴隶制研究的主流一致。 19 世纪到20 世纪上半期,西方古史学界如迈耶、罗斯托夫采夫等人就强调工商业发展在古代希腊经济中的重要性。⑤参见晏绍祥:《20 世纪的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8 年第4 期。但从上世纪50 年代起,芬利等对这种观点展开猛烈批评,指责它忽视了古代与近代社会的区别,强调古代经济以农为本的特点。 但在奴隶制兴起的问题上,芬利等还是认为,真正的奴隶社会的兴起,需要财产特别是土地的集中和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 一贯强调古代经济原始性的芬利认为,一个真正的奴隶社会的兴起,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土地的私有和土地的适当集中,因而需要家庭之外的额外劳动力;第二,商品生产和市场有足够的发展,因为奴隶必须经常性地、批量地进口,因此需要支付;第三,内部劳动力供应不足,迫使雇主转向外国人。⑥M. I. Finley, 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 p.86.芬利这里谈到的前两个条件,胡先生曾不同程度地涉及,特别是商品经济在奴隶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他注意到,在古代希腊,物化奴隶制比较发达的,仅限于雅典、科林斯等少数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邦(第231 页)。 在论及小亚细亚地区何以在公元前8 世纪左右领先于希腊世界其他地区时,他提到米利都等城邦商品经济的发展(第257页)。 在讨论古代中西政治制度变迁时,胡先生在回顾了雅典民主形成的历程后,得出了下述结论:“只有经历了近一个世纪,雅典的城乡商品经济大大发展了,雅典中间阶级的力量大大壮大了,雅典公民群众的政治素质大大提高了,他们由‘自在’的力量转为‘自为’的力量,在历史舞台上能够起主宰作用,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建立并巩固。”“只有在商品经济相当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因为“民主政治的细胞是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 这种政治上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须以经济上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为前提”。 (第318-319 页)
值得注意的是,胡先生对商品经济的强调,带有他个人强烈的现实关怀: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发展商品经济鼓与呼。 1978 年以来,孙冶方关于发展商品经济的理论为公众所知,尤其是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让胡先生感到非常振奋,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①胡先生曾在内蒙古大学专门做过一次关于孙冶方经济理论的讲演,时任校长方天琪先生亲自主持。 在给我们上课时,胡先生也不断谈到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他认识到,在历史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影响下,资本主义首先是在封建势力比较薄弱的西欧地区取得胜利的,并且在西欧发展壮大。 同样,由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政权机构还有一定的调节功能,可以缓和矛盾与减缓危机,因而社会主义革命不会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地区,反而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薄弱的沙皇俄国、东欧和中国等。 这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单纯从生产力看,社会主义并不占优势。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不断改革,利用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提供的机遇,“将证明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够经受这一挑战,更善于利用这一机遇。 社会主义不仅将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速度,而且将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271、274 页)在《“五种生产方式”问题答客问》中,他同样强调了商品经济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宣布,在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更善于利用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所提供的机遇,更有力量把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推向前进。 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对资本主义说来可能是黄昏的彩霞,对社会主义说来才是春朝的旭日”。 (第291 页)到那时,社会主义将创造出远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并且会创造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第292 页)。 虽然在今天看来,主要用商品经济解释奴隶制的兴起和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产生难免简单化,②黄洋:《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历史研究》1996 年第4 期;晏绍祥:《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436-437 页。但他对商品经济在历史上作用的重视,以及他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前景的期待,在最近30 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证实。
胡先生一代的学者大多中西兼通,有从事比较研究的基础。 在奴隶制问题上,因为涉及早期人类多元文明的共性和特性,比较研究几乎是必然选择。 林志纯、刘家和与马克垚先生也都是比较研究的行家里手。 在比较罗马与汉代奴隶制时,马克垚先生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奴隶制经济只是整个经济的成分之一,而且不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明一个社会是奴隶制社会,只能从奴隶制经济起主导作用上着眼……就是奴隶制经济在生产中占到一定比重,有一定重要性;它占着技术优势,因而能影响其他经济的发展,制约其他经济的发展”。 不过他也承认,这样的情况并不常见,“这一优势(即奴隶制的优势)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奴隶制经济很快便会失掉优势,从而走向衰落”。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如果连罗马这样的社会,奴隶制都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占优势,又如何证明奴隶制是古代世界的主要剥削形式? 马先生认为,要真正解决奴隶制生产方式是否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需要“从事实出发,通过对一些主要国家、主要地区的比较研究,建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决一系列理论问题,把古代史的研究奠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①马克垚:《罗马和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后收入氏著:《困学苦思集:马克垚自选集》,第160-161 页。
胡先生有关奴隶制的思考,在很多方面与马先生呼应。 他试图在比较研究中确定奴隶制的历史地位。 他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出发,广泛利用比较方法,指出奴隶制因为野蛮的特性,不大可能使奴隶成为整个社会中劳动者的多数。 他后来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授产奴隶、世界历史发展不平衡性以及古代中国和希腊历史发展道路异同的论文,都有意识地运用了比较研究。 由于《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是胡先生在比较研究中确定奴隶制地位的范例,这里以该文为例,略作说明。
在回顾了经典作家关于奴隶制的主要论述后,胡先生详细讨论了古代世界各个文明奴隶制发展的情况。 他指出一个真正的奴隶社会,虽然奴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必超过半数,但也要达到三分之一左右。 按照这个标准,在古代世界的某些地区,具体地说是“公元前五至四世纪以雅典、科林斯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邦,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的意大利,是可以称为奴隶社会的。 但这只是局部而非全体,是一个特定时期而非整个时代。 不能把它们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形态”(第232 页)。 这里重要的是他对希腊世界与雅典、意大利与罗马帝国的区分,认为二者都只是特定时期的局部。 就整个古典世界而论,大多数地区流行的仍是黑劳士式的劳动者即农奴,以及自由农民。 接着,胡先生运用西方、苏联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以及印度的奴隶数量都不大,不足以被称为奴隶社会。 他详细讨论了秦汉时代奴隶制的情况,证明在秦汉时代,奴婢可能只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 这样,所谓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似乎从来没有多过自由人或农奴。 同时,通过纵向比较,他证明所谓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并不少(第236 页)。 另一方面,无论是在所谓的奴隶社会,还是在所谓的封建社会,奴隶制和农奴制都曾长期并存。 在某些所谓的封建社会中,奴隶人数甚至超过所谓的奴隶社会。 此外,他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强调在实际生活中农奴和奴隶经常被混同。 秦汉的奴婢、罗马的奴隶也会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所谓的农奴,例如17—18 世纪俄国的农奴,用列宁的话说,与奴隶没有多少区别(第245-247 页)。 通过横向比较古代诸文明奴隶制的发展,纵向说明奴隶制在所谓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作用后,胡先生指出:
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有前后高低之分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 从生产力看,两者之间找不出可以同农业革命、城市革命、产业革命相类似的显示生产力向一个新阶段发展的标志。 从生产关系看,由于在所谓奴隶社会中奴隶并不多,封建社会中奴隶也不少,奴隶制曾与农奴制长期并存,除了典型的奴隶与典型的农奴外,奴隶与农奴之间往往划不清界限。 因而,即使不考虑生产力,单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奴隶制和农奴制本来就难解难分,勉强要分,必然会“剪不断,理还乱”,产生种种纠缠不清的问题。 (第247-248 页)
胡先生关于奴隶制的系列论文发表时,中国学界正对如何构建新的世界通史体系展开热烈讨论。在关于上古和中古历史分期的讨论中,奴隶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等发表后,引起了广泛注意。 学者们先后发表一系列著作和文章,对奴隶制的理论和具体问题展开讨论,形成了20 世纪80—90 年代研究奴隶制问题的一个小高潮。
沈长云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出发,强调奴隶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无酬劳动,并认为这是奴隶区别于农奴和雇佣工人的基本标志。 他论证道:“奴隶劳动全部表现为无酬剩余劳动这个特征,也应是衡量世界上各个地区、各个历史阶段的奴隶制的根本标志,不仅对于‘古典奴隶’,而且对于‘东方的家庭奴隶’,以及近代种植园奴隶都是适用的。”据此他断定,奴隶制曾广泛存在于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他把斯巴达的黑劳士和彝族的阿加等劳动者归于农奴,因为他们的劳动分为给自己的劳动和给主人的劳动,那是农奴制而非奴隶制。 对于奴隶的数量,沈长云虽然不再如早年那样主张奴隶劳动必须排挤其他劳动形式,或者说奴隶必须在总人口中占多数,①沈长云:《汉代是奴隶制社会吗?》,《天津社会科学》1983 年第8 期,特别是第56-58 页。但坚持奴隶必须达到一定数量,比如三分之一左右,否则不足以使奴隶制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 从这个标准看,古代文明许多地区的社会性质显然不能被定义为奴隶社会。 他呼吁在有关奴隶制和奴隶社会的定义上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述,但应当根据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调整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的结论:
首先弄懂弄清马克思主义有关奴隶制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在搞清楚这些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再根据世界多国的历史实际去考察这些地区的古代是否存在过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的奴隶制度,同时考察它在社会上是否占居主导地位,最后,根据对各个地区的研究材料,再综合得出奴隶制社会是否人类社会普遍经历过的结论。……如果历史研究的结果显示出世界上相当多地区都未曾经历过按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那样的奴隶制社会,则应当重新考虑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某些似乎体现了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普遍必经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断语(说“似乎体现”,是因为对这些话的确切含义还有不同认识)的认识。②沈长云:《关于奴隶制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商讨》,《历史研究》1989 年第1 期。 引文见第46 页。
沈长云教授虽然没有具体提及胡先生的研究成果,但在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如何界定奴隶社会的标准,坚持奴隶制和农奴制曾长期并存等方面,呼应了胡先生有关奴隶制和奴隶社会的基本观点,在许多方面,甚至是共鸣。
郭小凌和徐松岩等不仅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奴隶制研究的学术史方面,而且在古代希腊奴隶制研究等具体的研究中,回应了胡先生的论述。 郭小凌详细分析了奴隶制在古代希腊发展的条件以及西方人研究奴隶制的学术史,认为将奴隶社会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是19 世纪西方学术界的共识,因此把五种社会形态的发明简单归于马克思的独创并不非常合适。 他留意到马克思等人在表述社会形态更替时所用的语气与后来的列宁、斯大林等有别,五种社会形态实际是后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做出的诠释。③郭小凌:《西方奴隶制认识的历史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2 期;郭小凌:《古代世界的奴隶制和近现代人的诠释》,《世界历史》1999 年第6 期。其次,通过分析希腊战俘的命运,他指出希腊人战争的基本目标是土地而非掠取战俘,奴役战俘的做法也不普遍。 复次,即使古典文献提到奴役战俘的情况,我们也需要慎重对待,因为希腊人对奴隶、奴役等术语的使用并不十分精确。 希罗多德笔下的奴隶“既包括真正的奴隶,也包括自由人以及无论就法律地位还是经济地位来说都不是奴隶的依附人,甚至包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专制王朝的高级官吏”。④郭小凌:《论希腊战俘的命运及其与奴隶制发展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5 期。最后,关于古代奴隶制的产生,他的说法与胡先生如出一辙:奴隶制一定程度的发展,需要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 但除罗马共和国等少数例外,古代世界的大多数地区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徐松岩虽然并未否认希腊奴隶制发展的普遍性,但并不认为奴隶在总人口中能够占优势,公元前4 世纪,古希腊奴隶制的发展实际上出现了低潮。⑤徐松岩:《关于雅典奴隶制状况的两个问题》,《世界历史》1993 年第5 期;徐松岩:《古典时代雅典奴隶人数考析——兼评“持续增长说”》,《世界历史》1994 年第3 期。
当然,并非所有学者都赞同胡先生的结论。 伍新福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从理论上捍卫奴隶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必经阶段的观点。 不过伍新福的重点是理论上的探讨,对马克思提出这一论断的具体学术背景,19—20 世纪古史研究的进展,几乎没有涉及,也没有具体讨论古代各个文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奴隶的具体数量。①伍新福:《试论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几个问题》,《求索》1983 年第2 期;伍新福:《关于“社会形态”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再与胡钟达先生商榷》,《求索》1991 年第1 期。侯绍庄再度回顾了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并在相关问题上做出了与胡先生相反的解释,但缺少细致的比较研究,②侯绍庄:《怎样理解五种生产方式说——兼与胡钟达先生商榷》,《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 年第4期;侯绍庄:《怎样理解五种生产方式说(续)——兼与胡钟达先生商榷》,《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1 期。不免仍给人打“语录官司”的印象。 廖学盛十分关注早期国家的形态和社会性质问题,试图论证奴隶占有制社会是在原始社会解体基础上自然产生的,指出在《萨利克法典》时代的社会与斯巴达、雅典和罗马社会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在2007 年发表的一篇笔谈中,廖先生扼要重申了他关于奴隶占有制普遍性的看法:“无论是对古代巴比伦的法典中以十分鲜明的语言和条文规定的等级阶级结构的仔细分析,还是对古代罗马关于人的法律、关于生来自由人和被释自由人的法律条文的认真研读,都可以使人准确、清晰地认识到,在古代世界诸国中,奴隶占有制度是凭借特定的等级阶级结构而得以施行,是以独特的等级阶级结构体现它的存在,表现其本质特征。”③廖学盛:《古代世界奴隶占有制社会普遍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求是学刊》2007 年第3 期;廖学盛:《从古希腊罗马史看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1995 年第5 期。陈唯声也试图证明奴隶社会具有普遍性,声称不能因为某些民族未经过奴隶社会,就否认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必经阶段。④陈唯声:《关于奴隶制经济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86 年第2 期。他还对奴隶社会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等问题做了说明。
胡庆钧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关于早期奴隶社会研究最有分量的著述。 该书第一部分是关于奴隶社会的综合研究,第二部分是对古代早期文明的专题研究。 在有关理论探讨的部分,学者们大多坚持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公社制生产方式;奴隶社会是在原始社会解体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早期奴隶社会阶级结构不仅包括奴隶主和奴隶,也包括自由民等阶层。 不过有趣的是,在对各个早期文明如荷马社会、王政时代的罗马等的具体研究中,奴隶在其中并不占特别显著的地位。 关于商代中国部分虽然辨析了甲骨文中可能指代奴隶的多种术语,论及奴隶类型的多样性和地位的复杂性,但奴隶到底在商代社会生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作者并无概括。⑤胡庆钧主编,廖学盛副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版,第109、128 页。同样,胡庆钧先生关于荷马社会、罗马王政时代以及早期日耳曼人的研究,虽然讨论了奴隶制问题,但并未具体解释奴隶在各自社会中的具体数量和角色。⑥胡庆钧主编,廖学盛副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第214-221、437-440、603-609 页。正如马克垚指出的,作者们在奴隶制研究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做了较为新颖的说明,但在历史实际中如何区分农奴和奴隶、典型的奴隶制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奴隶社会到底与什么样的生产力相适应等问题,该书未能提供答案,而这些问题,正是当年胡先生在讨论中系统提出的。 马先生特别指出,该书最重要的弱点,是未能解决胡钟达先生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所谓奴隶社会的奴隶并不多,而封建社会中的奴隶也不少。⑦马克垚:《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世界历史》1997 年第3 期。 后收入氏著《困学苦思集:马克垚自选集》,第279-289 页。
奴隶制作为一种剥削方式,在人类历史上曾广泛存在。 但奴隶社会是否是文明时代人类必经的社会发展阶段,因为古代历史发展的多元和复杂,不免存在诸多争议。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学者们对奴隶制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厘清了许多理论和具体的史实问题,但也留下了许多难以达成一致结论的难题。 胡钟达先生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独特理解: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为三个层次,将奴隶制降格为第三层次的一个具体论述,从而把奴隶制与社会形态更替问题区分开来,而且根据当时最新的成果,对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史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解。 他试图建立奴隶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联系,将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奴隶社会产生的基本前提,与经典作家的论述以及学术界最新的前沿成果暗合。 几乎同样重要的,是胡先生通过广泛的比较,一方面说明了奴隶制从古代到近代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对奴隶制在各个社会中具体的地位做出了新的判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进而影响了改革开放以来对奴隶制的研究,也有助于打破世界古代史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偏见。①刘博:《胡钟达:不懈追求的世界古代史大家》,《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 年4 月11 日第6 版。作为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学术界自20 世纪后期以来逐渐重视这个问题,新世纪以来又提出了诸多值得注意的看法。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应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挑战,西方学术界开始较多地关注奴隶制问题。 近年来关于古代希腊和罗马奴隶制均出版了几部重要著作,如布拉德利关于罗马奴隶制,亨特、加兰和杰姆逊关于古希腊奴隶制的讨论。 在古代西亚史和埃及史领域,奴隶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 具体情况见晏绍祥:《现代西方希腊罗马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9 年第2 期;Page duBois, Slavery: Antiquity and Its Legacy,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10。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 年起陆续推出的《剑桥世界奴隶制史》第1-2 卷论及古代到中世纪欧亚非三洲的奴隶制,还讨论了美洲印第安人文明的奴隶制度,第4 卷则将奴隶制的历史一直书写到2016 年。 见Keith Bradley and Paul Cartledge, eds.,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Slavery, vol.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Craig Perry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Slavery, vol.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胡先生等前辈的研究成果提醒我们,在有关古代世界历史重大的理论和历史问题上,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以及学术界的前沿成果,做出中国学者的思考和研究,发出中国的声音。
作者简介: 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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