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钱谷融受业于偏重古典教育的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渐渐养成了自由散漫、独立不羁的个性。1950 年前后,钱谷融开始从讲授大学国文转为现代文选等课程,参与了现代文学学科的缔造。 1957 年,他发表了震动文坛的《论“文学是人学”》,在世人困于文艺教条的时刻,心向真理,坚守常识,影响更在学科之外,无愧于第一流的文艺理论家。 与王瑶、唐弢等文学史家不同,钱谷融特出的学科贡献在现代文学作品的精读与编选方面。 他的精讲是作为性情中人的读者在作家创造的虚拟世界中的灵魂探险,重感受、抒性灵、有古学之风,绝僵化、去矫饰、无一字空言,全副精神扑向文本,能以己心共情人物,娓娓道来,贯彻始终,有滋有味,入情入理,从细微处见精神,看似寻常最奇崛。 20 世纪80 年代前期,钱谷融的编选或引原刊,或援初版,尽力保持历史原貌。 选文之思虑周密,审订之一丝不苟,辅以其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和知人善用,贡献了堪称范本、印量巨大的“现代文学作品选”,以选本重编的方式,在思想趣味与审美经验上转移一代阅读风气,历久不衰。 钱谷融主编的“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直是新时期“重写文学史”的亲身尝试,从打破对现实主义的偏狭认知、恢复文学本来的多样特质入手,以文艺主张或表现风格的相似性梳理文学史的真实发展线索。 在思想解放进程中,钱谷融维护创作自由,高扬人道主义,畅言文学魅力,呼唤博大心灵。 本期“时代风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专栏特推“钱谷融专题”。宋声泉撰写的《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重释》钩沉了1957 年前后的时代氛围与钱谷融经典名作之间的具体联系。 何明敏撰写的《社会主义文艺视域下的“有情思维”》聚焦钱谷融的扛鼎之作《〈雷雨〉人物谈》,发掘出其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寻找艺术性与思想性相统一的理想路径所做的悉心探索。 宫立撰写的《“信应是实实在在的,必本于诚,出于诚”》关注钱谷融书信的文献价值,刻画其性情散淡冲和却又极有坚守的品格。 观其一生,在20 世纪中国波谲云诡的思潮变化中,钱谷融处变不惊,不趋时屈己,不故弄玄虚,不随声附和,不人云亦云,宏通不显,深透不执,文如其人,诚朴归真,可谓“大先生”。 (宋声泉)
摘 要: 钱谷融受到了“向科学进军”号角的鼓舞。 《论“文学是人学”》旨在为被窄化了的高尔基的“人学”论断正名。 钱谷融的“人学”观是对古典主义道德观、新文学精神与社会主义“新人”思想的兼收并蓄,有机且辩证;其最低限度是“把人当做人”,最高则指向对至善至美境界的追求。
关键词: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高尔基
1957 年2 月8 日,立春后的第五天,尽管春寒料峭,钱谷融仍以饱满的热情完成了新作《文学是人学》。 他把新鲜出炉的文章呈送许杰指正。 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许杰在鼓励之余,建议他将文章标题改为《论“文学是人学”》。 这篇文章随后在钱谷融参加学校主办的研讨会上引发关注,并刊于1957 年第5 期《文艺月报》。 随着六七月间的风云突变,《论“文学是人学”》受到持续的批评,且愈演愈烈;戏剧性的转机出现在“拨乱反正”之后,它又被捧为超越时代的“鸿篇巨制”,赞誉的调门也越来越高。 迄今为止,有关它的研究论文已达数十篇。 然而,既有研究以突出后学感悟为主,呈现明显的纪念性特征;部分成果虽欲探讨它得以生成的历史语境,但大都浮于表面,一般是将其与同时期的人情人性论并置讨论。 个别学者有所突破,进一步聚焦1956 至1957 年上半年国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典型论”的质疑①姚孟泽:《文学与人学的变奏——钱谷融“文学是人学”观念及其阐释的再阐释》,《文学评论》2018 年第5 期。,但仍偏于背景分析,缺乏史事关联,略显空泛。 本文将钩沉时代氛围与经典名作之间的具体联系,辨析钱谷融对高尔基文论的接受路径,还原其“人学”观有机且辩证的丰富面相。
一
关于《论“文学是人学”》的发表背景,钱谷融多次回忆说:
我一向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书。 1957 年3 月,学校要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就是我响应号召,为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写成的,时间是那年的二月初。 当然,如果不是在刚宣布不久的“双百方针”精神的鼓舞下,如果没有当时那种活泼的学术空气的推动,我也不一定会写。 即使写,文章的面貌恐怕也将大大的不同了。①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书林》1983 年第3 期。
这段话常被研究者征引,用来介绍“双百方针”精神对钱谷融的鼓舞。 然而,如何理解所谓“当时那种活泼的学术空气”是有难度的,应该考虑到钱谷融所处的具体环境——华东师范大学。 民国以来,高等院校向来是教学场所,科研以教师自发为主。 1951 年,华东师大建校之初同样不重视科研。 直到1954 年前后,全国推广苏联经验,大力加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 华东师大也制定了全校性的科学研究计划,并将中国人民大学的“科学讨论会”模式引入校内,视之为“推动科学研究工作的动力”②陈华龙、殷飞飞:《师范性与学术性: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初期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10 期。。
钱谷融自述的“较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与今人习以为常的学术会议有所不同。 它是华东师大第二次科学讨论会。 钱谷融所言“当时那种活泼的学术空气”,除了“双百方针”精神这一层面的理解之外,更直接的影响因素是1956 年“向科学进军”的推广与全国科学研究长远规划的出台。 前者凸显的是“百家争鸣”的氛围,后者才是推动全国高校科学研究工作迅速铺开的政策倡导与制度支持。 钱谷融一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恰是积极落实中央号召的单位。
1955 年9 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和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召开,倡议青年学习文化、掌握技术、向科学进军。 1956 年1 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周恩来在报告中阐述了知识分子提高业务水平的迫切性,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就在1 月底,华东师大举办了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参会人员1013 人,其中本校教师369 人。 校长孙陶林总结时说“三天的科学讨论会,大大地鼓舞了我们科学研究的热情和信心,克服了某些人对科学研究‘神秘’及‘高不可攀’的观点,不仅有老教师提出了报告,而且年青教师也提出了报告”。 他在传达周恩来“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称“这是国家分配给知识分子和我们高等学校的光荣任务”,并宣布把科学研究工作视为学校发展的重点,希望“以科学研究的成果,直接提高教学质量”。③孙陶林:《在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的闭幕词》,《华东师大学报》(人文科学)1956 年第2 期。
具体到钱谷融所在的中文系,成立初期,教师们主要忙于编写新的教学大纲或讲稿。 在许杰主政下,1954 年前后,教学小组陆续改为教研小组,突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④罗华:《许杰:1951—1957 年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台州学院学报》2021 年第5 期。一份写于1957 年3 月、介绍华东师大中文系教师科学研究概况的材料称:
一九五五年秋天,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全系教师都异常振奋,纷纷订立科学研究计划。……一九五六年春天,在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和学校党与行政的具体推动下,我系绝大部份的教师都草拟了一个今后十二年的科学研究的远景规划。 这是根据祖国文学科学的总的规划,系和各教研组的教学任务的需要,以及每位教师的专长和兴趣相结合来进行的。①刘元树:《中文系教师科学研究概况》,《华东师大学报》(人文科学)1957 年第2 期。
从这段文字已经可以读出学术空气在变得活泼。 1956 年6 月,中文系主编的《语文教学》杂志创刊。 它的《创刊词》明确表示将“努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作为“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一种推动力”②《创刊词》,《语文教学》1956 年第1 期。。 这一宗旨与校长孙陶林在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的闭幕词高度一致。 时为华东师大中文系青年教师的张德林后来也回忆说,在《论“文学是人学”》发表前夕,“中文系科研工作正开展得蓬蓬勃勃。 新上任的系副主任徐中玉教授是老系主任许杰教授的得力助手,很有魄力。 在他的带动下,全系成立科研领导小组,并在大会上号召每个教师都必须写论文,作为考核教学成绩的一项硬指标”③张德林:《沪上学人二题》,《粤海风》2015 年第5 期。。 理解钱谷融所言“活泼的学术空气的推动”,需要将之置于1956 年前后华东师大教育改革这一具体时空中去把握。
从历史语境研究《论“文学是人学”》的成果一般会重视1957 这一年份,但往往忽略了1956 年的钱谷融。 他在学生时代养成自由散漫的习惯:“只爱看书而不喜动笔,自己主动写文章的时候很少”;并称“这种不喜欢写文章,甚至怕写文章的心理,已经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习惯……要没有强大的外力的推动,我这个习惯是很难破除的”。④钱谷融:《且说说我自己》,《钱谷融文集·散文、译文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9-10 页。然而,这样怕写文章的钱谷融在1956 年《语文教学》上发表《“不能走那条路”》,而后还写了《谈“汉末童谣”》。 1956 年,钱谷融在中文系改革时还担任了中国现代文学教研组的副主任,而主任正是主抓全系科研工作同时兼任《语文教学》副主编的徐中玉。 这一时期的钱谷融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处境良好,工作积极,更容易受到“向科学进军”号角的鼓舞。
关于钱谷融报告《论“文学是人学”》的第二次科学讨论会,因其自述“在那次讨论会上,许多发言的同志都对我的文章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几乎没有一个人表示同意我的观点”⑤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书林》1983 年第3 期。,有研究者据此把这次讨论会上的批评与数月后钱谷融所遭受的批判等量齐观。 这样理解并不妥当。 华东师大第一次科学讨论会提出论文48 篇,发言者205 人。 “由于时间限制,有很多人没能发言,在分组会上基本上展开了科学上的自由讨论与自由论争,有不少意见对原报告提出了很好的修正与补充”;从发言者数量来看,也确实实现了学校所期望的“交流科学研究经验,开展学术上的自由批评与自由论争”⑥孙陶林:《在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的闭幕词》,《华东师大学报》(人文科学)1956 年第2 期。的效果。 第二次科学讨论会上对钱谷融的批评限于时人的思维定势,大多未必正确,但基本也没有超出学术论争的范围。 而且这种自由论争的氛围本就是“向科学进军”的时代大潮所鼓励的。
二
理解《论“文学是人学”》的关键之一在于正确把握钱谷融的观点与高尔基文论之间的关系。 钱谷融改《文学是人学》为《论“文学是人学”》时,心里颇有顾虑,因为“未见他曾说过‘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话”,行文中“引号也只打在‘人学’上,从来没有打在‘文学是人学’上过”⑦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书林》1983 年第3 期。,但他笃定高尔基“显然是有这样的意思的”,所以文章标题里的引号不是着重强调之意,而是带有引用功能的,亦即这篇文章论的是高尔基“文学是人学”的思想,并非钱谷融自己的判断。 《论“文学是人学”》开宗明义,直接道出:
高尔基曾经作过这样的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 我们在说明文学必须以人为描写的中心,必须创造出生动的典型形象时,也常常引用高尔基的这一意见。 但我们的理解也就到此为止,——只知道逗留在强调写人的重要一点上,再也不能向前多走一步。 其实,这句话的含义是极为深广的。 我们简直可以把它当做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高尔基正是在大量地阅读了过去杰出的文学作品,和广泛地吸收了过去的哲人们、文学大师们关于文学的意见后,才能以这样明确简括的语句,说出了文学的根本特点的。 我这篇文章,就是想为高尔基的这一意见作一些必要的阐释;并根据这一意见,来观察目前文艺界所争论的一些问题。①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 年第5 期。
在钱谷融看来,“高尔基的这一意见”就是把文学叫做“人学”,引文中的“这句话”和“它”以及“这样明确简括的语句”均指“文学是人学”。 故将“文学是人学”视为钱谷融原创理论命题的提法并不妥当。 引文里提到当时人“常常引用高尔基的这一意见”已经表明在1957 年前后,谈论“文学是人学”的话题并不新鲜,也未必需要多大的理论勇气。
钱谷融自述“知道高尔基有过把文学当作‘人学’的意见,最初是从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中来的”②钱谷融:《关于〈论“文学是人学”〉——三点说明》,《新文学论丛》1981 年第1 期。。 确切地说,钱谷融指的是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的第一部《文学概论》。 1953 年,它由查良铮(即穆旦)译出,仅三个月时间,平明出版社就印行了4 版,达24000 册,畅销一时,两个月后的第5 版又加印一万册。 很多学校将该书用作文艺理论课程的教材。 可惜很多研究钱谷融的人并不熟悉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竟认为《论“文学是人学”》的写作受到了季摩菲耶夫的影响。
今人理解《论“文学是人学”》有一层“厚障壁”:既对钱谷融20 世纪50 年代的阅读史不了解,又对当年知识界的具体状况不熟悉。 钱谷融说“最初”是从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中看到高尔基“把文学叫做‘人学’”这一论断,那么意味着他还在别的地方见过高尔基的“人学”论。 这是完全被忽略的问题。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对高尔基文论的译介已经颇为可观。 1949 年以降,高尔基译介热潮涌现,呈现系统化的态势。③陈建华主编:《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2 卷,重庆出版社2007 年版,第77-80 页。钱谷融本就是俄国文学爱好者。 仅从《论“文学是人学”》来看,他便引用了五种有关高尔基的著作,其中四种是1949 年之后出版的。
钱谷融不仅对高尔基文论十分熟稔,还亲自辑译了三篇研究高尔基的理论文章,结集为《高尔基作品中的劳动》。 前两篇译自英文版《苏联文学》,后一篇从美国进步刊物《群众与主流》上译出,可见钱谷融阅读范围之广。 后世研究者不仅未能翻看钱谷融当年所阅书报,或许对他的译文也未熟读。 探究《论“文学是人学”》,钱谷融所译《高尔基与陀思妥叶夫斯基》这一篇尤其重要。 钱谷融认为:它告诉了我们高尔基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和对人类的无比热爱,他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怜悯的人道主义截然有别”;作为“战斗的人道主义”,“要求永不熄灭地憎恨小市民习气,憎恨当局……寄生虫,法西斯蒂,刽子手和工人阶级的出卖者,憎恨使人受苦的一切,憎恨一切生活在千万人的痛苦上的人”;高尔基的名言“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是这种战斗的人道主义的最好的说明。④钱谷融:《译后记》,《高尔基作品中的劳动》,钱谷融译,泥土社1953 年版,第71-72 页。事实上,高尔基关于人及人道主义的思想和表达并非本质化的存在,而是一个随着苏联社会形态转变、自身动态演化的过程。 苏联文坛对高尔基文论的接受和阐释也有一段相当曲折的经历。 钱谷融对高尔基的理解,不全是自己亲身阅读原典后的心灵体认,也必然受制于他所处时代的知识状态。 讨论高尔基文论与钱谷融的关联,不能将两者做直线式的勾连,应将《论“文学是人学”》置于苏联文学人道主义的曲折发展及其在中国的艰难接受这一延长线上考量。
三
高尔基早期就把人的问题、人的尊严置于思考的中心,十月革命后,其人道主义思想又有了新发展。他在一系列的言论和文章中,把苏联文学的这种新型的人道主义定名为“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甚至有时过分批评了旧人道主义的消极面。 高尔基的“人学”观为苏联文学注入了新型人道主义的理念,但在20 世纪20 年代,从庸俗社会学出发、否定“写人”的声音甚嚣尘上,人道主义问题几乎成为了“禁区”,至1934 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后,人道主义在苏联文坛才有了短暂的转机。 直至“二战”爆发前后,因受法西斯战争的威胁,苏联的人道主义除了爱、欢乐和自豪外,还有第四方面的内容——“仇恨”,偏重强调人道主义的战斗性。 然而在战时,人道主义还是苏联无法展开的敏感话题,阐释高尔基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书籍和文章也大幅减少。①李辉凡:《编者序》,李辉凡主编:《当代苏联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第1-8 页。直到20 世纪50 年代初,苏联“解冻”思潮出现,“人”的问题重新回到文坛前沿。 1953 年,爱伦堡发表长文《论作家的工作》,指出:“有这么一个领域,作家必须比他的同胞和同时代人了解得更为深刻:这就是人的内心世界……伟大的作家帮助了他更充分地熟悉人们的内心世界。”②爱伦堡:《论作家的工作》,沈洁译,新文艺出版社1954 年版,第10-12 页。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尔基“人学”论经过了苏联新锐人物的再阐释得以重放光辉。
20 世纪50 年代,中国文坛的走势与苏联文学的动态发展紧密相关。 1954 年,爱伦堡新作三个月内就被译入国内。 同年《文艺月报》第4 期,以群发表文章批评当时戏剧创作中的问题,在论及“突出、生动和丰富的人物性格的创造”时便引用了爱伦堡《论作家的工作》中关于“人的内心世界”的话,并加以发挥道:“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是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性,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明确地要求:文学艺术通过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出他的精神和品质,通过人的内心活动表现出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以达到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的目的。”③以群:《关于戏剧作品中的创作思想问题》,《文艺月报》1954 年第4 期。以群此处所表达的文艺观与《论“文学是人学”》有明显的相似性。 这并不意味着以群对钱谷融产生了影响,而是他们共享同时期的话语资源。
随着苏联文论大批量的实时译介,“解冻”思潮也在中国文坛上产生回响。 从《学习译丛》编辑部编译的《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即可看出端倪。 布洛夫的《论艺术内容和形式的特征》详细论述了“艺术实质上是描写人、人的环境及人对环境的态度”,并在论证“艺术家是善于洞察心灵的人”时,引出了高尔基的“人学”论。④布洛夫:《论艺术内容和形式的特征》,《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学习杂志社1954 年版,第116-121 页。细读《论“文学是人学”》,钱谷融剖析反映论的缺陷时提出它会将文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等同,以及讨论文学有科学不能替代的独特性等,都受到了辨析文艺与其他意识形态区别的布洛夫之影响。 布洛夫的《论艺术内容和形式的特征》虽未直接出现在《论“文学是人学”》的注释里,但钱谷融写于1957 年10 月为自己辩护的文章里直接引用了布洛夫的这篇文章。⑤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 年第3 期。
在钱谷融撰写《论“文学是人学”》之前,译入中国的苏联文论已经屡屡提及高尔基的“人学”论。譬如M·巴斯金在《必须研究电影艺术的特点》中,引述了高尔基的“人学”观,来论证“电影中最主要的是——人”⑥M·巴斯金:《必须研究电影艺术的特点》,周传基译,《世界电影》1955 年第11 期。。 瓦依斯菲尔德的《高尔基论电影剧作和导演的技巧》里也揭示了高尔基把文学称作“人学”⑦瓦依斯菲尔德:《高尔基论电影剧作和导演的技巧》,胡英远译,《世界电影》1956 年第1 期。。 H·克拉多则直接将“人学——艺术的主要任务”⑧H·克拉多:《人学——艺术的主要任务》,娅娜译,《世界电影》1956 年第10 期。作为了标题。 北京大学俄语系苏联专家卡普斯钦在论述“人的形象首先是文学作品的焦点”时征引了多则高尔基的话,称“高尔基提议把文学叫做‘人学’”⑨卡普斯钦:《论文学中的正面形象》,张秋华译,《北京大学学报》1956 年第1 期。。
苏联理论界对高尔基“人学”思想的热情讨论,也引起了周扬的注意。 1955 年2 月,他在电影创作会议上讲道:“艺术的思想要通过人的形象表现,不能离开人来表现,高尔基讲:‘文学就是人学’,这名字多怪,他给文学起个名字叫‘人学’。 艺术就是通过人的形象,影响人,通过人的形象,反映社会,各个社会阶级关系的渗透,通过人的形象影响人,影响人的精神,形象问题是个关键问题。”[10]周扬:《论艺术创作的规律》,《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338 页。周扬虽然说“文学就是人学”的名字怪,但他的论述本身是符合高尔基思想的。 1955 年2 月,连周扬都感叹“这名字多怪”,仅一年半后,李英敏在《南岛风云》创作手记里写下:“‘文学是人学。’‘文学是用形象思维的。’这是每个接触文艺的人都懂得的道理。”①李英敏:《初写电影剧本的体会》,《中国电影》1956 年第1 期。可见,高尔基“文学是人学”这一表述在1955 年到1956 年之间的中国文坛迅速蔓延。 钱谷融“最初”是从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中知道了高尔基把文学当作“人学”,但到他写作《论“文学是人学”》时,高尔基的这般表述正是在国内文坛开始流行的时候。 1956 年,徐中玉在其编著的《文学概论讲稿》第四章里将“文学就是‘人学’”列为专节题目。②徐中玉编著:《文学概论讲稿》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函授部1956 年版,第55-61 页。该书由华东师大函授部内部发行。 以二人关系推断,钱谷融肯定读过徐中玉的新书。
四
《论“文学是人学”》真正的原创性不在于提出了新命题,而是不满于时人所接受的季摩菲耶夫建构的高尔基“人学”论。 季摩菲耶夫《文学概论》是在第二章“形象性”的第二节“艺术表现的对象”里写道:“高尔基不只一次阐扬了这个思想:‘人是艺术性的文学的材料。’照他的说法,作家是‘依赖活的材料,依赖人’而工作着,高尔基并且提议把文学叫做‘人学’。”③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第一部·文学概论》,查良铮译,平明出版社1954 年版,第25 页。也就是说,季摩菲耶夫只是提及高尔基有这样的观点,充其量是在用高尔基的话证明文学的一个特征“文学表现的中心就是人”。 季摩菲耶夫置于其文论体系之一隅的高尔基“人学”论,到了钱谷融这里变为“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④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 年第5 期。,是重中之重的元问题。
《论“文学是人学”》旨在为被窄化了的高尔基的“人学”论断正名。 可资参照的是与它同在1957 年问世的一部文艺学书籍《与文艺爱好者谈创作》。 这本书是吴调公据其函授讲义改订的。 “文学是人学”在其书中的不同位置出现过三次,不仅未脱季摩菲耶夫的影响,反而变本加厉,称:“文学是人学。正因为通过了人的描写就可以反映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特别是参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人的精神面貌。”⑤吴调公:《与文艺爱好者谈创作》,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 年版,第120 页。这是把原本丰富的高尔基“人学”论硬套上阶级分析的路径。 虽然钱谷融未必读过吴调公的论述,但可想而知,类似的思维方式和言谈话语在当时必然大行其道。 钱谷融在第二次科学讨论会上几乎无人赞同的遭遇也印证了这一点。 颇有意味的是,《论“文学是人学”》发表后,《文艺月报》刊出的第一篇反驳钱谷融的文章正是出自吴调公之手。⑥吴调公:《论“人学”与人道主义》,《文艺月报》1957 年第8 期。
作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经典文章,《论“文学是人学”》并不以深邃见长,全文结构也未能围绕中心话题展开体系化的论证。 钱谷融的理论锋芒来自苏联文坛的新人道主义思想潮流,而其理论勇气体现在对国内已然教条式接受的苏联旧文论思维的批判。 当人人都习惯于言不及义地讲着类似“反映整体的现实”这种十分模糊的“正确的废话”时,钱谷融仿如《皇帝的新衣》里那个直言的儿童,敢于说出人人奉为金科玉律的话是“抽象空洞的原则”。 他依据自己对高尔基文论的阐释,对当时文艺界的论争予以重评,可谓单刀直入,直击要害。 而文章引发争议的背后也映射了国内文坛面对苏联“解冻时期”理论新探索的不适,即对自身带有异质性且不断发展的苏联文论的接受难题。
《论“文学是人学”》的可贵还在于钱谷融“人学”观内蕴的厚度。 它是有机且辩证的。 其最低限度是“把人当做人”,“承认人的正当的权利,尊重人的健康的感情”,表现在写作中则要求作家不把笔下的人物“当做自己的一个工具,而是把他们当做和自己一样的人”,“一切都是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的”。⑦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 年第5 期。钱谷融反对的是作家在写作中将“人”工具化以及理论家把“写人”当作文艺反映“整体现实”的工具,推而广之则是反对为这样的文学创作和文艺观念提供土壤的将“人”非人化的社会思潮。 历史已然证明了教训的惨痛。
就最低限度来看,钱谷融“人学”观承接了五四时期强调生物学意义以及尊重个人价值的“人的文学”;但从更高层次来说,“文学是人学”中的“人”或非实然的“人”,而是应然的“人”。 钱谷融一生钟爱“魏晋风度”,欣赏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名士气,厌恶势利虚伪、蝇营狗苟的市侩风习,背后潜存一种精英式的何以为“人”、何谓成“人”的古典主义伦理道德观。 同时,钱谷融能理直气壮地反对文学反映论的重要依据在于他“把文学当做影响人、教育人的利器”。 他认为文学“最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而“要改善人的生活,必须先改善人自己,必须清除人身上的弱点和邪恶,培养和提高人的坚毅、勇敢的战斗精神”。①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 年第5 期。这里的“人”是大写的“人”而非庸碌的个体,也是高尔基文论里所期待的理想世界的主人公——“新人”,人人都真诚坦白,每个人都成为“人”,都为着美而生活在真理和自由之中。 故《论“文学是人学”》屡屡抨击颓废派,因为他们“歪曲了人,诬蔑了人”,而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赞美了人,润饰了人,使得人的形象在地球上站得更高大了”。②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 年第5 期。这并非政治化的表态,而是由衷认可高尔基式的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即“战斗的人道主义”。 由此观之,钱谷融的“人学”观是对古典主义道德观、新文学精神与社会主义“新人”思想的兼收并蓄。
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中所持对至善至美境界的追求,要求发挥文学以崇高精神清除人身上的弱点和邪恶的净化功能。 钱谷融在这一方面始终未改初心。 20 世纪80 年代,他对当代文坛的创作有所不满,认为新时期的作家缺乏“对人的信心”。 如果说“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欠缺的是最低限度的人道主义,那么新时期以后的作家则是放弃了最高指向的人道思想。 作家“对自己、对整个人类已经失去了信心”,“只感到前途茫茫,没有憧憬,没有理想”,必然无法产生感人的诗意和美;钱谷融认为作家必须保持“积极态度”,即“对于高尚人性和人类前途的向往”,“没有执着不渝的人道主义思想就很难做到这一点”。③吴俊提问、钱谷融回答:《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人道主义》,《时代与思潮》1989 年第2 期。然而,20 世纪90 年代以降的文学创作在告别崇高、拥抱庸常的路途上越走越远,在铸造灵魂、陶冶人生方面严重缺位。 发人深省的是,一代甚至数代作家之所以未能养成“博大的心灵”④钱谷融表示:“作为一个作家单有生活和写作技巧还是不行,他还要有一颗博大的心灵,一颗‘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博大的心灵,一颗易感的,能承受巨大的苦难,而又坚韧不拔、为了人民和社会的前途而奉献自我的博大心灵。”王雪瑛提问、钱谷融回答:《作家要有一颗博大的心》,《文艺理论研究》1996 年第4 期。、不具备抱持高端人道主义的能力,根源或在其长大成人的阶段中没有充分得到最低限度的人道主义的滋养。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得不到保障,合理欲望未能够满足,本心个性无处张扬,那么追求高贵的人格无疑是空中楼阁。 对于成就人格而言,植根于最低限度的人道主义越深厚,向着博大心灵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内卷化与人工智能联袂袭来的关头,钱谷融的“人学”观不仅对药治当代文坛的弊病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也为如何重建“人”的价值尺度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作者简介: 宋声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 世纪中国文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建构与反思研究”(20&ZD28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