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当期文章 更多+
推荐文章 更多+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说献疑



摘 要: 20 世纪40 年代,陈寅恪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所作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即“造极说”)从20 世纪末迄今二十余年,被越来越多的宋代历史、宋代文学、宋代思想研究者所接受。 陈寅恪对宋代文化的尊崇,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晚清民初汉宋学之争中的宋学倾向,陈寅恪对宋代史学的推崇,华夏民族本位文化的指向,陈寅恪中国文化整体视域中的宋代文化。 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陈寅恪先生当年发表“造极说”有着特殊的语境,因此不宜简单地用陈寅恪先生指称宋代学术思想(主要是程朱理学)之“造极”来涵盖包括文物制度在内的宋代整体文化发展水平,更不宜作为夸耀宋代整体文化发达的一种标签。 二是陈寅恪等学者身处救亡的历史大背景,强调华夏民族的单一性、独尊儒家文化的学说思想,是当时时代条件使然。 就其尊崇气节和提倡纲常理论的出发点来说,实际上与辛亥革命之后仁人志士寻找救国理论相仿佛,即“希望以学术趋向转移人心治道世局的良苦用心”。 故不能以此厚非陈寅恪。

关键词: 赵宋;陈寅恪;“造极说”;献疑

20 世纪20 年代以来,宋代历史的研究已走过百年,其间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褒贬落差之大,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属于仅见。 从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钱穆《国史大纲》分“积贫”、“积弱”论述宋代的财经和国势,到五六十年代漆侠《王安石变法》、邓广铭执笔《中国史纲要》将王安石变法的原因概括为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势,直到20 世纪90 年代,“积贫积弱”几乎成为宋代历史地位的代名词,此后“积贫积弱”说逐渐受到学界的质疑,虽然部分学者进行了辩证,但是迄今并没有被完全推翻,尤其是宋代的“积弱”说得到合理解释。①参见李华瑞:《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10 年第3 期;《宋朝“积弱”说再认识》,《文史哲》2013 年第6 期。

在质疑“积贫积弱”说的同时,陈寅恪在20 世纪40 年代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所作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277 页。(可以简称为“造极说”)从20 世纪末迄今二十余年,被越来越多的宋代历史、宋代文学、宋代思想研究者以及大量的“宋粉”所接受,甚至有学者将其说成宋史学界的基本共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积贫积弱”说尽管引起争议,但是该说是学者在大量史料基础上经过深入研究得出的,而“造极说”的提出者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宗教史、古典文学、敦煌学等诸多领域的精湛研究,均达到很高的境界,具有开拓和奠基的意义。 唯独在宋史领域几乎没有什么文字。②桑兵《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载《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6 期):“极为推重宋代学术文化、重视宋史的陈、傅二人,一生均很少直接下手于两宋史事。 尤其是‘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的陈寅恪,自魏晋迄明清,论著甚多,又考订蒙古源流,却从未撰写过主题为宋史、宋学乃至宋代学术文化的文字。 此一现象,当事者本人(包括傅与陈)从无解释说明,后来学人亦罕有索解。 其中玄奥,值得深究。”另外,据多种资料可知陈寅恪先生也浏览过《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甚至准备开设宋史课。 (时培磊:《陈寅恪推崇宋代史学问题发微》,《天津社会科学》2017 年第2 期。)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对隋唐历史有很高的评价(详见后论),为何又有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说? 难道陈寅恪所谓的“华夏民族文化”不含有“文物制度”,而是有特指? 或者是现今的宋史研究证明了陈寅恪的假说是能够成立的? 或者是陈寅恪的序说是不证自明的“公理”而成为一种标签? 凡此种种疑问,须有解释。 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所作的审查报告中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③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2 页。对于陈寅恪的“造极说”,当然也要本着这种精神去讨论,庶几能接近陈寅恪“造极说”的本真。 近二三十年来研究陈寅恪可谓是学界的一个热点,问世的论著相当繁夥。 学人根据陈寅恪有关宋史、宋学的论述,归纳出其对宋代文化的尊崇,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晚清民初汉宋学之争中的宋学倾向,二是陈寅恪对宋代史学的推崇,三是华夏民族本位文化的指向,四是陈寅恪中国文化整体视域中的宋代文化。下面就从这四个方面逐一讨论。 不妥之处,尚祈诸位大家指正。

一、晚清民初汉宋学之争中陈寅恪的宋学倾向

中国古代学术自汉武帝以降至清代,主要是围绕汉宋学展开。 四库馆臣在总结汉武帝表彰六经以后的经学时曰:“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 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 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 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④《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1 页。而晚清学术至近代则是在汉宋学之争中向前发展的,对此学界有较为一致的看法。 钱穆曾总结:“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断有一争议,若追溯渊源,亦可谓仍是汉、宋之争之变相。”⑤钱穆:《学术与心术》,《学龠》,九州出版社2010 年版,第142 页。 此文原为《〈新亚学报〉发刊词》,载于《新亚学报》第1 期,1955 年8 月。民国学界“新汉学”与“新宋学”的分歧成为各派学人复古求解放,沟通中西新旧的聚焦点。 早在戊戌维新前后,清季学界争论的重心看似已从“汉宋”转向中西、新旧,有学人指出新旧代兴的局面,“起于汉宋之调和,反而相攻,旧于汉主许郑,而新则主董何;旧于宋主程朱,而新则主陆王,实一汉宋之争而已”。⑥陈毅:《黄学庐杂述》,《国粹学报》第74 期,1910 年第6 卷第12 期。对此桑兵总结说:“民国以后,学术领域的今古、汉宋之争表面上虽然逐渐淡化,其精神则依然贯穿于新旧、中西、泥疑、考释、科玄等派分论辩之中。”⑦桑兵:《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164 页。

陈寅恪面对西学东渐,主张建立新的中国学术体系:“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⑧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4-285 页。而陈寅恪以为宋学的形成即是外来佛教文化与本土儒道思想结合的产物。 “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 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①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2 页。现今教科书和大量思想史著述在讲宋学来源时都会强调佛道思想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即源于陈寅恪的说法:“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②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4-285 页。 另可参见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 年第2 期。因而陈寅恪对宋学特别是程朱理学给以很高的评价。 据《吴宓日记》记载,陈寅恪曾盛赞程朱理学,认为“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 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 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 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 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 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 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 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没”。③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1917—1924)》第2 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102-103页。对程朱理学的高度赞誉,特别是将朱熹与欧洲著名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媲美,由此也可以折射出程朱理学在陈寅恪心目中的地位。 托马斯·阿奎那生活的时代恰是中国南宋时期。

虽说清代以来学术围绕汉宋学之争各有主张和倾向,但是必须指出,晚清以后,由推崇今文经学到宋学是近代学术的主流,所以罗志田说:“推崇宋代是道咸以后的一个基本风气。”④罗志田:《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5 期。并认为,陈寅恪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所作序中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 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论断;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可作为“道咸以降之学新”到民国仍余波荡漾的“新宋学”作注。⑤详见罗志田:《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二、陈寅恪对宋代史学的推崇

从前揭不难看出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思想理路是承袭晚清以来的学术路径,“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⑥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第285 页。在汉宋学之争中明显倾向于宋学,陈寅恪先生服膺宋学除了前揭对程朱理学的称赞外,更为重要的是对宋代史学的推崇。

陈寅恪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对宋代史学的推崇:“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⑦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2 页。“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⑧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9 页。。 正如桑兵指出,民国前期“推崇宋代史学而非仅仅重视宋代历史,并且诩为中国传统史学的高峰,陈寅恪即使不能称最,也是少数前驱之一。况且在讲究宋代史学方法方面,很少有人能出其右”。⑨桑兵:《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6 期。

陈寅恪推重宋代史学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有学人指出,道光咸丰以后,鉴于乾嘉学术不能应对危局,“学风遂变,其时学者知大乱之将至,乃归咎于考证学之无用,又学术之事,有时而穷,才智之士不能不别启途径,故宋学文史复兴”。①桑兵:《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6 期。随着西方民族主义学理的传入,史学却一度被提升到国与种族(即文化)存亡的高度,实即取代了经学过去曾被赋予而在近代已无力承担的社会角色。 正如章太炎所说:“承平之世,儒家固为重要;一至乱世,则史家更为有用。”历代“中国屡亡,而卒能复兴”,皆“归功于史家”。 换言之,史学在近代获得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道德提升,从边缘移往中心。②详见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1 期。

其二,陈寅恪先生洞观清代崇尚经学考据而不重史学的学风,是导致其史学不振的主要原因,故提倡宋代史学:

独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学,故治其学者,亦并号为朴学之徒。 所差异者,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 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 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 因其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 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难。 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 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 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 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 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 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 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 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 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 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③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9-270 页。

其三,是肯定宋人在疑经思潮影响下出现的将金石之学引入史学的考异方法,如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中说:

先生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 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模楷也。④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2 页。

又如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

今复取前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刻木印行,命寅恪序之。 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故承命不辞。 欲藉是略言清代史学所以不振之由,以质正于先生及当世之学者。 至于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⑤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0 页。

民国学界对北宋史学的推崇多侧重以长编之法,考察历史真迹,会通社会常情与变态。⑥关于陈寅恪等学人对宋代长编考异方法的详尽论述,参见桑兵《“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10 期)、《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6 期)诸文。甚至有学者极端地以为陈寅恪先生所称的“‘新宋学’实际是指‘新史学’,这一概念是针对史学研究提出的,他说的‘宋学’主要是指宋人(以司马光、李焘为代表)的史学成就、史学方法和治史精神;而‘新’则在于对近代新史学理论及方法的吸收融合。 因此,陈氏的‘新宋学’主要是指他所实践和倡导的,综合宋代史学和近代新史学精华的史学理论和方法”。⑦袁志伟:《与〈为什么是“新宋学”〉商榷》,《华夏文化》2011 年第3 期。

三、华夏民族本位文化的指向

虽然在20 世纪之初,已提出“中华民族”“中华国族”等概念,并在民国时期逐渐得到确认,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使这一概念得到国人的共同认可。①顾颉刚在1939 年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明确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并且郑重宣布,今后不再从中华民族之内,另外分出什么民族,也就是汉、满、蒙、回、藏、苗等等”。 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参见葛兆光:《徘徊到纠结——顾颉刚关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解》,《书城》2015 年5 月号(https:/ /www. sohu. com/a/126943806_501399)。但是当讨论中国文化“‘窄化’为汉族文化,然后又‘窄化’为汉族里面的儒家文化,然后再‘窄化’为他(按:指顾颉刚)认为是正统、经典的儒家文化”。②葛兆光:《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决策探索》2015 年第9 期。如谭其骧先生说:“五四前后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孔子思想,就是儒家的学说,就是纲常名教那一套……”③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2 期。陈寅恪先生的华夏民族本位文化就是单指汉族的儒家文化。 这可从两个方面得到验证:

第一,1917 年,傅斯年讨论中国历史分期时说:“日本桑原骘藏氏著《东洋史要》(后改名《支那史要》),始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之说以分中国历史为四期。 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傅斯年不同意桑原骘藏以汉族盛衰对中国历史的分期,“皆远东历史之分期法,非中国历史之分期法”。 而是以汉族升降为分期标准将中国历史分为四期,即将周平王元年以后至南北朝陈祯明三年亡视作第一中国,将隋唐至南宋祥兴二年灭亡视作第二中国。 第一中国是由“汉运”兴盛逐渐受到“胡运”的冲击,但是至南北朝陈亡,“汉运”犹在。 第二中国一开始虽说是“胡运”和“汉运”相交,但是“汉运”逐渐增长。 傅斯年所言“胡运”之“胡”即是指历史上的北方草原民族。 于是在“宜知唐宋两代有汉胡消长之迹南宋之亡又为中国历史一大关键”一节中论唐宋历史特点时指出:“自隋至于唐季……胡运方盛,当时风俗政教,汉胡相杂,虽年世愈后,胡气愈少,要之胡气未能尽灭。”“宋三百年间,尽是汉风。 此其所以异于前代者也。 就统绪相承以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惟有取而合之,说明之曰‘第二中国’。”祥兴二年厓山之战南宋灭亡,“自此以后全为胡虏之运,虽其间明代光复故物,而为运终不长矣。 祥兴于中国历史之位置,尤重于祯明。 诚汉族升降一大关键也”。④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史学文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52-60页。1929 年,傅斯年写信给陈寅恪先生希望他将主攻方向转移到宋代历史,其理由之一就是宋代史是比较纯粹的中国学问。⑤参见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5 期。

陈寅恪虽然没有如傅斯年一样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但是他的看法与傅斯年的分期主旨如出一辙: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其“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⑥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 页。

第二,陈寅恪先生对隋唐文物制度有很高的赞誉:“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而迄鲜通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⑦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第1 页。“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⑧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1917—1924)》第2 册,第102 页。既然对隋唐文物制度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又为什么说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显然陈寅恪所讲的“华夏民族”是有特指的,亦即 “汉胡相杂”“胡运方盛”的唐代文化不能代表陈寅恪心目中的“华夏民族文化”,只有“尽是汉风”的赵宋文化才能代表。 而且这里所讲的“华夏民族之文化”是狭义的,也就是说仅指经学思想。

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曾经批评“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陈寅恪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开篇即引述了朱熹的这段话,并说:“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 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 兹请先论唐代三百年统治阶级中心皇室之氏族问题,然后再推及其他统治阶级之种族及文化问题。”①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第1 页。有一个小插曲,季羡林在《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一文中写道:“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 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 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 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 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 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 寅恪先生是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 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②季羡林:《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1 年版,第15-16 页。

为了说明问题不妨举两个陈寅恪先生的具体论述:

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 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 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③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第26、28 页。

抑更可注意者,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 举凡进士科举之崇重,府兵之废除,以及宦官之专擅朝政,蕃将即胡化武人之割据方隅,其事俱成于玄宗之世。 斯实宇文泰所创建之关陇集团完全崩溃,及唐代统治阶级转移升降即在此时之征象。④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第49 页。

对此,新近有学者以为:“种种迹象表明,陈寅恪骨子里仍有‘夷夏大防’之思想遗留,他曾于《论韩愈》一文中列举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之功绩,有‘六门建树’之概括,而‘诃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就是其一。 他论边疆民族,多以‘中国’‘华夏’与边地民族相对举,如云李白入中原,而谓‘太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也’,‘西域之人其名字不通于华夏’等等。”⑤张轲风:《方国瑜先生的晚宴》,《读书》2019 年第6 期。

四、陈寅恪中国文化整体视域中的宋代文化观

毋庸置疑,陈寅恪推崇宋代史学、宋学(主要是程朱理学),是建立在整体上将宋代视为中国历代学术文化的高峰的基础上,那么陈寅恪先生所谓“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都包含什么内容,揆诸现今学者的诸多论述,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学术思想与西学相近。 陈寅恪先生以为自周秦以降至晚清,可以与西方学术思想相抗衡的只有华夏民族文化的最高代表宋代的心性之学。 他曾对吴宓详细阐述中西文化的长短优劣:“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 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 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 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 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 余如管、商等之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 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形而上学),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 惟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故昌黎等攻辟之。 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 于是佛教大盛。”①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1917—1924)》第2 册,第100-102 页。接下来陈寅恪先生转向自韩愈至宋儒建构新儒家,既吸纳佛道心性之学补充自周秦以降中国文化偏重于实用的不足,而产生与西方思潮相近的宋学,而且能够坚守夷夏大防不失儒家文化的本位,这是陈寅恪高度推重宋代文化最主要的原因。

二是尊崇气节,匡扶正义。 他在《赠蒋秉南序》中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②陈寅恪:《赠蒋秉南序》,《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162 页。后来学者引申说虽以史传为例,重心却在文以载道的义理一面。 这番话说于向蒋天枢托命之时,在举世“俗学阿时似楚咻”中慨叹“可怜无力障东流”,将百万罪言藏山付托的旨趣,系于让圣籍神皋留诸后世,希望以学术趋向转移人心治道世局的良苦用心。③桑兵:《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 参见李锦绣:《“圣籍神皋寄所思”(代序) ——读陈寅恪先生〈赠蒋秉南序〉》,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4-13 页。

三是纲常理论。 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îdos 者。”“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④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国学论丛》1928 年第3 期,第237 页。所谓三纲六纪,是作为帝制统治的纲纪而提出的。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六纪即: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 第一纪诸父,即父亲叔伯这一辈;第二纪诸舅,即母亲这一系;第三纪兄弟,即自己的兄弟;然后是族人,即自己父系家族里的一批人;最后是师长和朋友,此乃六纪。 二程理学则把三纲六纪之说推展到一个新阶段,使之更广泛,更加浅显,从而赋以新的理论意义。 有人问程颢:“如何是道?”程颢回答说:“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上求。”⑤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外书》卷第12,《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432 页。三纲六纪这个伦理纲常,经过程氏兄弟的改造制作,涵蕴丰富得多了,适应性亦更加强了,对普通民众来说,更富有眩惑性了。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二程伦理道德思想超出了三纲六纪,宋学中任何一个学派在这一方面,尤其是从帝制统治阶级需要来看,是全然无法与程学抗衡的。⑥详见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漆侠全集》第六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436-438,477-479 页。朱熹承袭程学,并将三纲六纪衍化为学规,令士子学习、践行,规定了书院的教育方针和学生的行为准则。 文繁,不具引。⑦详见《朱文公文集》卷74《白鹿洞书院揭示》,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年版,第1372 页。程朱发展的纲常理论,无疑是陈寅恪先生中国文化整体视域中的宋代文化观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五、赘语

根据上述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陈寅恪先生当年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发表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之说是有着特殊的语境:清代以汉学为主的经学至19 世纪的道咸年间已渐次式微,汉宋学之争,主张宋学成为时代的风尚,取代清代经学的学术选项便历史地落在宋代史学的复兴上,并以此作为抗衡西学思潮的文化利器。

对于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汉宋学之争,即如前揭四库馆臣所说,实际上是互为胜负,正确的态度应是“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 而且陈寅恪先生也高度评价周秦以降儒术在中国文物制度中的贡献:

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 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 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 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 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 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 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 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①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3 页。

当然,陈寅恪先生话锋一转说在“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而陈寅恪先生推崇宋学恰恰是说宋学吸纳了佛道思想后演进而“造极”。②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3 页。显然在陈寅恪先生眼里儒家学说在宋代以前在公私行为、制度法律上影响最深最钜,这应当是指向先秦诸子和汉学的影响,毕竟儒家学说是在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得以大发展而居于统治地位,而宋学则是在汉学基础上吸纳佛道,在学术思想上达到“造极”而已,这种造极也是属于汉宋学之争“互为胜负”中尊崇宋学的一家之言。 更何况陈寅恪先生为重建新宋学而大声疾呼:“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③陈寅恪:《赠蒋秉南序》,《寒柳堂集》,第162 页。“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④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1917—1924)》第2 册,第103 页。就已点出了在“衰世”“天水一朝之文化”遗留的民族瑰宝是“治道学术”、“学术文章”,并不指现今媒体和大多数学人所理解的包括精神和物质的广义文化。

由此可见,不宜简单用陈寅恪先生指称宋代学术思想(主要是程朱理学)之“造极”来涵盖包括文物制度在内的宋代整体文化发展水平,更不宜作为夸耀宋代整体文化发达的一种标签。

第二,正如邓广铭先生所言:上世纪前半叶,中国学者从现实问题考察宋代历史史实是着眼于民族救亡,“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和军事侵略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却大都是如此看待的”。⑤邓广铭:《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2 页。与此同理,陈寅恪等学者身处救亡的历史大背景,强调华夏民族的单一性、独尊儒家文化的学说思想,也是当时时代条件使然。 陈寅恪褒扬的忠君气节和纲常理论,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已渐次退出历史舞台,并受到批判。 不过不能以此厚非陈寅恪,因为就陈寅恪尊崇气节和提倡纲常理论的出发点来说,实际上与辛亥革命之后仁人志士寻找救国理论,就如胡适、傅斯年提倡国家走西方近代化道路,陈独秀、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相仿佛,即所谓“希望以学术趋向转移人心治道世局的良苦用心”。⑥桑兵:《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 参见李锦绣:《“圣籍神皋寄所思”(代序) ——读陈寅恪先生〈赠蒋秉南序〉》,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第 4-13 页。亦即从他所认为代表中国学术文化最高的宋代学术文化中寻找救国道路和方法的一种追求。 在陈寅恪“圣籍神皋寄所思”“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的情怀中“花落春仍在”,待到新中国建立,正如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论王国维与陈寅恪为传统文化殉道时所言:

静安先生与寅恪先生为研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两大学者,一则自沉,一则突走,其意一也。静安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 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 其义亦一也。 一者何?仁也。 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此不忍见之心所由生也。 不忍,即仁也。 孔子门人问于孔子曰:“伯夷、叔齐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⑦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19 页。

这样的历史境遇,对于欲遵循陈寅恪的理想重建“新宋学”的后世学人来说,是为往圣继绝学,还是旧瓶装新酒? 令人发深省。

窗体顶端


作者简介: 李华瑞,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