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互通(interconnectivity)这一源于电信领域术语,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全球合作以及跨区域合作语境中。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党中央首次正式提出“互联互通”一词。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互联互通研究热络起来,很多学者指出了世界的互联互通性以及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的互联互通② 王义桅:《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Parag Khanna,Connectograph:Mapping the Global Network Revolution,London:Weidenfeld&Nicolson,2016;苏长和:《互联互通世界的治理和秩序》,《世界政治与经济》2017年第2期;吴泽林:《解析中国的全球互联互通能力》,《世界政治与经济》2017年第11期;孙兴杰:《互联互通、百年变局与中国外交的转型》,《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国内对于中欧互联互通的研究集中于中欧班列、交通基建合作、“一带一路”下的中欧合作、欧盟对华互联互通政策研究,③ 参见耿进昂:《“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班列发展对策探讨》,《铁道运输与经济》2020年第10期;肖洋:《中欧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机遇、挑战与路径》,《德国研究》2019年第3期;丁鹏、朱贵昌:《“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对接》,《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年第3期;高晓川:《理性认识欧盟亚欧互联互通战略文件》,《国别和区域研究》2019年第2期。缺乏对中欧互联互通理论及相关机制的分析。近年来随着国际环境的剧烈调整与变化,特别是2020年以来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欧洲愈加重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欧盟谋划并提出缩短产业链以及使供应链更加多元的主张,加之中美博弈对抗的加剧,欧洲对华“价值观”外交倾向明显,主张欧洲同中国“脱钩论”十分流行。有德国智库认为欧盟在2018年提出欧亚互联互通文件① 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Building Blocks for the EU Strategy,Luxembourg: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2018,https://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joint_communication_-_connecting_europe_and_asia_-_building_blocks_for_an_eu_strategy_2018-09-19.pdf。是在告诉欧亚沿线国家在哪些领域可以与欧盟开展合作,并且进一步指出在后疫情时代欧亚互联互通将更少由中国主导或对中国的去中心化,因为价值链、产业链将会更加区域多样化和分散化;全球范围内将发生对中国的产业链脱钩,并由此带来地区生产网络的重组。② Jacopo Maria Pepe,“Connectivity in Eurasia:Geopolitical Chances for the EU,”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No.18,September 2020,https://dgap.org/sites/default/files/article_pdfs/dgap-policy_brief-2020-18-en.pdf。无独有偶,2021年4月份欧洲智库组织了一场主题为“全球欧盟联通战略——欧亚关系的延伸”线上研讨会,欧盟首任互联互通大使罗曼娜·弗拉胡廷(Romana Vlahutin)、新加坡和日本驻欧盟大使以及中国台湾地区驻布鲁塞尔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大谈欧盟与上述亚洲国家和地区如何开展互联互通合作,回避讨论中国在欧亚互联互通中的地位,要寻求欧亚互联互通的“多样性”。③ “A Global EU Connectivity Strategy as an Extension of EU-Asia Relations?”https://www.ceps.eu/ceps-events/aglobal-eu-connectivity-strategy-as-an-extension-of-eu-asia-relations/。7月份,欧盟理事会通过了一份名为《欧洲的全球化联通》(A Globally Connected Europe)的文件,提出构建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增强欧盟竞争力,实现价值链多元化并减少相关的战略依赖。虽然文件中没有一处提到中国,但其中暗含着欧盟要通过推行全球互联互通方案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可见,欧盟方面对于中欧互联互通当前及未来的发展有着新的思考和看法,某种程度上在思考、讨论中欧在互联互通领域的“脱钩”。
本文试图从历史维度和中欧现实关系机制出发,以嵌入式关系为研究理论框架,分析中欧在互联互通领域合作历程、现状,讨论在当前国际环境下中欧互联互通的基本形式和内容,特别是在“嵌入式”关系基础上能否避免中欧之间的“脱钩”。
早在20世纪40年代,“嵌入”(embedment)概念由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并用来解释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市场仅是某个制度设置的附属特征,而这个制度设置受社会权威的控制和规制④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人类经济嵌入在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⑤ Karl Polanyi,“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in K.Polanyi and Harry Pearson(eds.),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Economics in History and Theory,Chicago:Henry Regnery Company,1957,pp.139-174.波兰尼主要是针对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发展危机,认为旧的市场、贸易、金融及政治体制体系难以继续维持世界秩序,造成市场从社会中“脱嵌”出来,从而引发各种危机。⑥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3-26页。
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计算机领域出现了“嵌入式系统”,嵌入式系统是以应用为中心,以现代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能够根据用户需求灵活裁剪软硬件模块的专用计算机系统。⑦ 陈启军:《嵌入式系统及其应用》,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除了在政治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嵌入式”的概念也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例如有学者研究德国“嵌入式崛起”,其中“嵌入”是指“崛起国嵌入主导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进而积极寻找崛起机会与空间”⑧ 熊炜:《德国“嵌入式崛起”的路径与困境》,《世界政治与经济》2021年第1期。。有学者从欧洲一体化的角度对法德两国关系概括为“嵌入式双边主义”,认为其具有强大的制度化和规范性基础。⑨ 乌尔里希·克罗茨、约阿希姆·希尔德:《锻塑欧洲——法国、德国和从〈爱丽舍宫条约〉到21世纪政治的嵌入式双边主义》,赵纪周译,赵晨译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从技术层面“互联互通”可以概括为,系统的所有部分仅通过它们占据相同的系统这一事实就相互交互和依赖,并且系统很难或有时无法通过单独考虑的各个部分来分析。① 该定义的英文释义来自definitions.net,https://www.definitions.net/definition/interconnectivity。有国内学者将“互联互通”定义为“国家之间在最大限度保留主权的前提下,通过以基础设施联通、政策协调和人员互动为主要内容的合作,进而形成平等、通达的关系网络”。② 吴泽林:《亚洲区域合作的互联互通: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6期。“互联互通”理念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推进方式,习近平主席指出:“互联互通”旨在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形成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③ 《习近平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话》(全文),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11/08/c_127192119.htm。本文对“中欧互联互通”的概念界定为:中国与欧洲④ 欧洲在这里包含地理概念上的欧洲地区,也包括欧盟这一欧洲一体化的组织。之间以基础设施联通和政策沟通为基础,在贸易、资金、人员、文化、思想等领域形成的交流合作网络,参与网络的主体是中国与欧洲的主权国家、超国家机构(欧盟、欧洲投资银行等)及其国家内的各种机构。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互联互通,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更是形成了相关的机制、平台以及具体的承载方式。
本文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对中欧互联互通“嵌入式”关系进行理解。
第一,中欧互联互通是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基本的制度、规则和标准,并且这些制度、规则和标准来自欧洲或长期由欧洲主导,也就是说中欧互联互通的“嵌入式”关系所在的基础具有历史必然和欧洲因素。
第二,当代的中欧互联互通以交流合作、互利共赢为核心,以现代的通讯、交通技术为基础,各种联通方式和手段根据具体需要“嵌入”到中欧互联互通体系中,某种程度上其具有一定的“专用性”,甚至是不可分离性。
第三,根据波兰尼的“嵌入”概念,中欧互联互通之中存在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嵌入,即中欧互联互通不仅具有经济因素,也具有政治因素,诸如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经济与政治因素对中欧互联互通都具有影响和作用,而且两者不能够“脱嵌”。
第四,中国作为中欧互联互通一方,对于“嵌入式”关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是要维护和推动当前中欧互联互通的发展,必然要继续稳定“嵌入式”关系;另一方面,中国也寻求在这种“嵌入式”关系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和定位使之适应当前的全球化和国际环境。
总之,本文通过对中欧互联互通的“嵌入式”关系的分析,力图对中欧互联互通的源流、本质及特点进行概况,试图对中欧互联互通的未来前景进行展望并提出政策建议。
从世界历史发展视野,特别是全球史的研究角度出发,不难看出“互联互通”是全球化发展的方式和目标,“全球史是一部互联互通的历史,只是不同历史阶段对互联互通的认识有一定差异”。⑤ 吴泽林:《解析中国的全球互联互通能力》,《世界政治与经济》2017年第11期。在中国与欧洲交往关系的历史上来看,从古至今,互联互通是中欧关系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内容。
中国在西汉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开创了中欧之间贸易互通的先河,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欧洲的玻璃、亚麻在亚欧大陆上相互流通,开辟了中欧之间的交往关系。随着中欧之间丝绸之路贸易通道的不断发展,带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不仅是大量的商品在中欧之间流动,包括阿拉伯的航海技术、南亚的宗教、中国的造纸术、欧洲的天文历法等不同地域的人类技术、思想、文化等形成了跨地域的传播、融合以及相互借鉴学习。
在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开启前,蒙古帝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都建立起了幅员辽阔、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军事帝国。公元14至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垄断了欧亚大陆上的东西方贸易,地处欧洲特别是西欧地区的国家为了寻求新的国际交通路线试图绕过原有的贸易中转节点开辟新的路线,这催生出了“大航海时代”的开启,随之而来的地理大发现,使欧洲逐渐与全世界联通起来。这一近代早期欧洲与全世界的“互联互通”,使得偏隅于欧亚大陆的角落欧洲(特别是西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美洲的金银、亚洲的香料、非洲的奴隶贸易,为欧洲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和资源。在地理大发现的基础上,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工业革命,催生了其对全球的殖民扩张,并最终建立世界范围的殖民体系。西方学者认为,建立殖民体系与地理大发现并不等同,并且把欧洲工业化发展作为殖民扩张的根本原因。① 埃尼奥·迪·诺尔福:《20世纪国际关系史》,潘源文、宋承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近代全球国际秩序的建立以及欧洲地位的确定,互联互通是最基本的手段和路径保障。地理大发现就是欧洲尝试全球范围内联通后的结果,而正是有了这种联通欧洲的工业化才可能获得全球资源的支持以及广阔的市场。与近代欧洲不同的是,同一时期中国明、清帝国日益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海禁政策的实施让中国错失了与欧洲国家进一步联通机遇,与蒸蒸日上的欧洲列强相比成为了“日暮帝国”。
在上述历史过程中,在物质生产不断发展基础上,全世界各地物质的交换,人员的交往不断扩大,这种扩大必然导致原有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也意味着世界之间的互联互通,这一过程中历史才成为世界历史,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在古代世界,欧亚大陆作为人类文明起源、发展之地,该地区的互联互通程度和结果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程度,也就意味着欧亚互联互通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此后的一百多年中,互联互通这一强调“平等”“交互”“共存”的概念,无法适用于这一百年的中西关系(中欧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欧之间的关系才形成了平等的主权国家间关系。作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下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必然,自此至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同欧洲国家的关系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民主德国(东德)、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立即建立了密切的外交关系,并开展了政治、经贸、人文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二是西欧国家跟随美国的对华政策,不承认新中国并在政治、经济、贸易等各领域对华制裁、封锁。期间瑞士、瑞典等中立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承认了中国但未正式建交,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寻求外交战略自主而与中国建交等,成为西欧国家对华关系的“特例”。在这种双边关系的背景下,中欧之间的互联互通密度和深度都很低,没有形成网络化的“互联互通”,中欧之间更是缺乏互联互通的经济动力,中国主要是从欧洲获得急需的工业产品和相关技术,计划经济制度下中国国内市场与欧洲完全处于隔离状态。
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之后,中欧之间各领域交流合作繁荣起来,中国打开国门渴望吸引外部资源来发展国内经济建设,对中国来说欧洲成为资金、技术的重要来源地,中欧之间经贸、投资、人文交流日益热络,新一轮中欧互联互通的局面打开。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特别是在互联互通领域,中国参与的匈塞铁路、黑山南北高速公路、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比雷埃夫斯港等交通基建项目推动了区域互联互通,此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贸易、金融、投资、海关、地方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推动互联互通。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欧洲20多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欧互联互通合作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中欧互联互通速度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020年中欧贸易额达到5860亿欧元,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而欧盟早已连续多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19年中国对欧直接投资额达到117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全球投资额的十分之一① 《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商务出版社2020年版。;新冠疫情暴发前,中欧双向人员往来每年接近800万人次,每周有600多个航班往返于中欧之间;1998—2020年,中欧领导人会晤已举行22次,双方各类经贸、交通、科技、法律、教育、人文对话机制数量众多,成果丰硕。② 《时代需要中欧合作》,《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9日第3版。
中欧互联互通发展迅猛,离不开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以及融入世界的强烈愿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是主动适应甚至是“迎合”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主导的世界规则,中欧互联互通也离不开这个大背景。中欧互联互通所依据的基本规则、标准等制度层面内容皆源于欧洲,互联互通的工具层面,诸如交通网络、通信网络、运输工具等也皆是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世界的创造发明。中欧互联互通中的欧洲因素是十分明显的,中国在其中是参与者、接轨方的角色和定位。
总之,从历史上看中欧互联互通是近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具有历史必然性。从近几十年的发展历史来看,中欧互联互通是中国主动对外开放,对接国际规则,进一步融入世界的重要表现,而这其中欧洲的制度规范及相关标准是互联互通得以实现的基础性系统,中国也在参与这一系统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成果。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演进和发展,中欧形成了嵌入式的互联互通体系,技术与市场、资本与劳动力、基础设施与人员流动之间的相互嵌入格局基本形成,从而奠定了中欧互联互通的“嵌入式”关系。
根据现代计算机通信理论,“嵌入式系统”具有较强的“专用性”,由于嵌入式系统通常是面向某个特定应用场所的,所以嵌入其中软硬件,特别是软件,都是为特定用户设计的,所以具有某种专用性的特点。③ 苏曙光、沈刚:《嵌入式系统原理与设计》,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如果把中欧互联互通看作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所,其中存在各种配套的软硬件。硬件方面,可以被理解为“硬联通”,即各类基础设施以及相关的通信手段等;就软件来说,可被理解为“软联通”,包含的内容更加丰富,可包括理念和政策沟通、机制平台建设、人文交流、科技创新以及各类的专业化服务等。
在中欧互联互通这一复杂的应用场景中,各类软硬件相互融合、协作,实现了互联互通的通畅运行,根据“嵌入式系统”理论,系统中的软硬件具有“专用性”特点,这种专用性可以理解为“不可分离性”。
中欧互联互通是欧亚互联互通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部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日益认识到了亚洲作为新兴的经济政治力量在全球中的重要地位。为此,1994年欧盟就出台了针对亚洲的政策文件,旨在加强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④ 房乐宪、殷佳章:《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内涵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含义》,《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5期。随着1996年首届亚欧会议(Asia-Europe Meeting,简称ASEM)的召开,亚欧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机制性的政治、经贸、文化的对话机制与合作平台。2018年9月,欧盟出台了《欧亚互联互通文件》并且任命了专门的欧亚互联互通事务大使,更加凸显了欧盟对欧亚互联互通的重视。《欧亚互联互通文件》出台的背景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欧亚地区迅速开展,给欧盟带来了极大压力,在“一带一路”起步未稳之时,欧盟提出了自己欧亚互联互通的方案,甚至被西方媒体、智库解读为欧盟版“一带一路”倡议,对冲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等。这从另一个方面凸显出欧盟从战略角度对中国在欧亚互联互通中作用的重视程度。
从中欧关系发展现状来看,自2004年开始中国一直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根据欧方的统计数据,2020年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2021年以来中欧贸易继续逆势增长,一季度双边进出口额达1.19万亿元,同比增长36.4%;2020年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24万列,同比增长50%,首次突破“万列”大关。① 《2020年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https://www.sohu.com/na/461471798_275039,2021年6月22日。中欧之间的双向投资关系日益紧密,2020年底,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完成,该协定将取代中国和欧盟成员国之间已有的双边投资协议,标志着进一步推动中欧间贸易和投资全面高水平发展。人文交流方面,中欧之间在人员来往、文化艺术、教育学术等方面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深入的地步。放在欧亚互联互通的背景下看,不难发现中国作为亚洲地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产业链、运输链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正如有英国智库学者指出,东南亚新兴经济体仍然高度依赖中国的进口和原材料供应,它们在基础设施方面存在明显落后,其经济和人口规模与中国相比相形见绌,中国14亿人口的消费市场是任何西方企业所不能忽视的。②David Ramirez,“COVID-19:Global Trade and Supply Chains after the Pandemic,”27th August2020,https://www.iiss.org/blogs/research-paper/2020/08/covid-19-trade-and-supply-chains,2021年6月22日。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意味着中国在亚洲地区具有决定性的经济作用。因此欧亚地区间的合作以及互联互通,中国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亚洲地区,特别是东南亚、东亚地区已经嵌入到了一个以中国为区域发展核心的系统中,形成了复杂的嵌入式格局。欧洲方面如果发展欧亚互联互通,有两种选择:第一是接受亚洲(特别是最具活力的东亚、东南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产业链、经贸投资格局,通过中欧互联互通融入到欧亚地区互联互通;第二是无视甚至打破现有的亚洲经济以及互联互通格局,重新建立起新的欧亚互联互通网络,弱化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主导整个欧亚互联互通。很显然,第二种方式是欧洲无法做到的,且未来付出的代价是不可估计的。没有中国存在的欧亚互联互通是不可能的,中欧互联互通与欧亚互联互通具有不可分割性,因为中欧互联互通某种意义上是嵌入到整个欧亚互联互通体系中,具有专用性,一旦脱离意味着欧亚联接体系的失效甚至崩溃。
除了从上述中欧与欧亚互联互通嵌入式关系层面,在中欧互联互通自身系统内实际上也嵌入了各类不同层级系统(可称为子系统),一旦离开中欧互联互通系统,这些“子系统”将失去作用,或至少大大降低自身的功能。
以中欧班列为例,自2011年开通以来,班列通达欧洲21个国家、92个城市,联通介质作用更加凸显。欧洲方面对中欧班列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欧班列深化了欧亚贸易的历史关系,打破了海空在国际货物运输中的垄断地位,减少了碳排放,具有可持续发展模式;③Yuan Li and Kierstin Bolton,“The Effect of the New Silk Road Railways on Aggregate Trade Volume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March 2018,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中欧班列为欧洲内部互联互通提供了样板,随着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通中欧班列,欧盟会加速推进以自己为主导的域内联通;④Micheal Binyou,“Amid a Global Railway Revival,Beijing has Ambitious Plans to Connect Asia with Europe,”https://www.ihavenet.com/Asia/China_Chinese-Silk-Railroad-Ambitions_2013-02-2502.html,2021年6月22日。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空运、海运和公路运输都受到了极大冲击和限制,中欧之间唯有铁路运输仍保持正常,欧洲越来越多的企业会选择中欧班列作为可靠的运输方式。⑤Wade Shepard,“China-Europe Rail Is Set To Boom As COVID-19 Chokes Air,Sea And Road Transport,”Mar 31 2020,https://www.forbes.com/sites/wadeshepard/2020/03/31/china-europe-rail-is-set-to-boom-as-covid-19-chokes-air-seaand-road-transport/#79d0262637db,2021年6月22日。中欧班列作为互联互通中的“硬件”和“硬联通”,需要有各类“软件”和“软联通”来进行配合,诸如海关通关手续、货物检验检疫、贸易结算等,这些相关“软联通”是专门配合中欧班列。从中国的重庆、郑州、西安、霍尔果斯到欧洲的马拉舍维奇、罗兹、杜伊斯堡、安特卫普,中欧班列途径的中欧城市,依托班列建立众多的产业园区和货物转运枢纽,这些配套的设施也是嵌入到中欧班列体系中的“软件”,而且具有专用性和不可拆分性(见图1)。以波兰的马拉舍维奇为例,约90%的中欧班列要在此进行换轨转运,作为欧洲的重要转运站是中欧班列进出欧盟的重要节点,这座城市繁荣可以说完全依靠中欧班列。另外欧洲著名的铁路货运企业METRANS在2020年处理的中欧铁路货运量较上一年增长了114%,达到30万标箱,向欧洲方向的运输量增长了131%。① “METRANS More Than Doubles New Silk Road Traffic in 2020,”https://www.railfreight.com/railfreight/2021/05/17/metrans-more-than-doubles-new-silk-road-traffic-in-2020/。无论欧洲的货运转运站还是铁路运输公司,都已经深深嵌入了中欧班列为代表的中欧互联互通体系中,且作为其中配套的“软联通”和“软件”,如果离开中欧互联互通的体系,其不仅不能发挥自身的作用,其相关配套的设置和制度也将因“不可分离性”造成失去自身的价值。
图1 中欧班列的嵌入式关系
实际上从宏观角度看,中欧互联互通体系中蕴含着两个基本的因素,即经济和政治,这两个因素影响着互联互通体系的同时,也形成了对中欧互联互通的嵌入式关系。这种嵌入式关系,也具有“不可分割性”,这一点将在下一节中进行讨论。
波兰尼的“嵌入理论”中,经济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嵌入到整个人类社会中,受到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甚至约束,他特别指出市场是社会的附属,经济如果努力脱离社会(即脱嵌),就会受到来自社会的反方向的抵制。同时波兰尼也认为政治与经济是一对“双生子”,而20世纪欧洲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则是“政治脱嵌”的典型案例,政治脱嵌表现为政治实践脱离社会,代表政治因素的国家应服从社会的法律,而不是让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②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96页。中欧互联互通作为融合了经贸、投资、交通、基建、通信等诸多经济领域交流合作的系统,又涉及相关国家间政治、经济、外交关系,以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文化、宗教、历史之间的交汇碰撞,总之其受到经济与政治双重因素影响。
要看到“经济”不能脱嵌于社会发展,经济的脱嵌是指在互联互通过程中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规则,没有社会因素的限制下,互联互通将完全是资本追逐利益的游戏,带来的是利益分配的不均和经济发展鸿沟。同时,各方在共享利益的前提下,“经济”作为中欧互联互通的基础性因素,深深嵌入整个体系中,中欧互联互通中社会对“经济”的约束性以及“经济嵌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欧提出的互联互通方案都融合了社会与经济因素,都体现出互联互通具有社会和经济因素综合性的特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集中体现了中国的互联互通主张。“一带一路”核心内容即为“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作为中国互联互通核心方案,要推动全球范围的全方位对接和联通,既包含经贸、投资、资本流动等经济内涵,也有政策和民心相通的政策“软件”联通和人文交流互信。“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方案强调了“市场原则”,即充分认识市场作用和企业主体地位,确保政府发挥适当作用,政府采购程序应开放、透明、非歧视。同时,“一带一路”下的互联互通秉持的共商、共享和共建原则,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方案,充分考虑到国际社会当前面临的逆全球化、地区动荡、发展鸿沟、文明冲突等问题,以推进经济层面互联互通发展为前提,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以及不同民族、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渠道和平台。欧盟一直致力于推动欧洲区域一体化和互联互通,目前在欧盟范围内的资金、商品、人员、技术实现了较好的流动,并且推动欧盟睦邻的西巴尔干地区、欧亚地区的互联互通。在构建欧亚互联互通的原则方面,欧盟一方面在政策文件中强调交通、数字和能源三个实体方面的互联互通建设,同时还强调人文层面的交流沟通,将有关民众的权利和利益作为政策制定的核心;另一方面提出内部市场非歧视性、保护公平竞争环境等确保市场效率的同时,强调互联互通的可持续性,在经济、财政、环境与社会四个方面实现可持续性的互联互通发展。① 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Building Blocks for the EU Strategy,Luxembourg: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2018.以上可见,中欧双方关于互联互通的方案,都充分融合了经济与社会因素,认识到了推进互联互通既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行为,也不是争夺势力范围、寻求地缘政治霸权或者“国际慈善”行为。
其次,“经济因素”深深嵌入到中欧互联互通中,保证中欧互联互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历史上,由于中欧之间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维持,以及经济因素主要动力,中欧各自对于货币和商品的需求驱动下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需求,提升了双方互联互通的愿望。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开放不断加大以及欧洲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中欧之间经贸关系前所未有地密切起来。然而近年来,欧方关于中国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中国投资对欧造成安全威胁、对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分裂欧洲的言论不断,以至于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中战略前景》政策文件,将中国首次定位为“谈判上的合作伙伴、经济上的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②European Commission,“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March 12,2019,https://www.europeansources.info/record/eu-china-a-strategic-outlook/。。近两年来随着中美博弈激烈以及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影响下,中欧关系面临更多的阻力,其主要来源于政治、意识形态、地缘安全等非经济因素。但是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来看,中欧之间贸易额、洲际运输量等仍在逆势上扬,中欧在投资协定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气候问题上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并达成更多的共识。总之,在国际社会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之时,经济仍然是将双方密切联系到一起的关键链条。
最后,中欧互联互通的嵌入式关系,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因素,中国是嵌入到互联互通体系中的,既不是“脱嵌”也不是要控制或改变这一体系的本质。中欧互联互通发展历史进程决定了中国是融入西方制定和引领的国际体系中,并在这一体系中获得了充分发展。欧洲在市场、科技、创新、文化等领域对中国具有很强吸引力,在多边主义、全球治理方面与欧洲有着重大共同利益,加强包括互联互通在内中欧合作关系对中国的发展极具积极意义。对中国来说,对互联互通经历了从学习—接受—实践—创新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中国没有试图脱离现有相关规则、政策,即不存在“脱嵌”的行为。另一方面,对于中欧互联互通合作发展,中国近年来提出了重要的倡议和计划,推动建设了跨区域的合作平台,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对于中欧互联互通都能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但是欧方对中国提出的互联互通方案存在很多质疑,质疑的焦点是认为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并试图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推行自己规则和价值观,修正此前已经被广泛接受的国际规则和价值观,担心长此以往国际体系和规则完全被中国所修正甚至控制。从中欧关系来看,在公平和自由贸易、投资透明度、市场准入的互惠互利方面欧盟对中国表现出某种“失望”,进而出现对进一步发展中欧关系以及互联互通积极性的下降甚至在一些互联互通领域出现针对性措施,例如数字联通领域。欧方的质疑没有充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忽视了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和进一步对外开放是其推动中欧互联互通的根本动机,把中国提出的推进互联互通方案和倡议看作是“修改”甚至“推翻”原有国际秩序原则,认为中国为互联互通提供实质的支持是存在“地缘战略企图”和“推广价值观”目的。上述种种观点,实质上没有看到在中欧互联互通“嵌入式”关系的背景下,中国脱嵌的成本将非常巨大,她仍然要按照现有的相关联通体系及配套的国际规则秩序发展对欧互联互通。重修制度规则以及单方面的投入和控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将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这种“帝国主义”的发展方式不符合中国战略利益。
在“经济嵌入”的同时,中欧互联互通中的“政治嵌入”也是必不可少的。中欧政治关系有着较好基础,在2003年中国与欧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4月中欧双方发表了《关于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明确在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多边主义和世界和平方面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并且在经贸、投资、人文、互联互通等方面双方愿意加强合作。① 《关于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http://www.gov.cn/xinwen/2014-11/08/content_2776523.htm。2015年举行的第十七次中国与欧盟领导人会晤上,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欧互联互通平台”,推动中欧互联互通战略对接。此外,中欧之间高层政治对话机制完善,包含了部长级、总理级、元首级各个层次,即使在新冠疫情的干扰下,2020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也多次同欧盟以及欧洲国家领导人进行视频会晤,本着深化互信、实现互利共赢的原则,就中欧关系、全球性挑战、维护多边主义等深入交换意见,规划了中欧关系发展方向,确定重点合作领域,确保今后中欧之间一系列重大政治议程取得成功。
在中国经济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发展的同时,欧洲面临经济、社会、地缘政治等多重打击的背景下,中欧之间的政治互信受到影响,而在互联互通领域也出现了“政治脱嵌”的危机。政治脱嵌,是政治行为体一方面完全臣服于经济发展,起不到监督和限制自由市场经济的桀骜不驯,成为经济利益的“打手”,使互联互通成为地缘政治竞争和争夺势力范围的工具;另一方面,政治的脱嵌还反应在对社会发展进程、方式的漠视,也就是说无视互联互通参与者自身条件、现状以及历史、宗教、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提出高于现实社会基础的政治目标和口号,陷入“跨越式发展”的陷阱。
当前,从中欧关系的大背景出发,“政治因素”对互联互通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表现出“政治脱嵌”的危机。首先,欧洲用政治眼光看待中欧互联互通,担忧中国的互联互通方案会分裂、瓦解欧洲。欧洲质疑中国要增强在欧亚乃至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并且采取了实际政策。2018年9月,欧洲议会出台了关于中欧关系现状的决议文件,对中国崛起后的经济和政治体量感到担忧,并呼吁中东欧地区的欧盟成员国要保障欧盟的统一声音,不要在欧盟战略性基建项目中对中国作出让步,防止被中国的影响力削弱。② “A Resolution on the State of EU-China Relations,”https://oeil.secure.europarl.europa.eu/oeil/popups/summary.do?id=1552113&t=d&l=en。2019年3月,欧盟通过了新的外资审查制度,对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信息数据、媒体等领域外部投资是否可能会影响到安全或公共秩序,针对中国投资的意图明显。
其次,提出不顾地区发展实际的规则和口号,将中国的互联互通实践进行“违规化”阐释。欧盟机构以及欧美智库、媒体近年来多次炒作“黑山债务陷阱”问题,指责中国投资黑山共和国基础设施大大增加该国政府债务规模,进而在黑山谋取其他利益;中国在中亚以及巴尔干地区的投资不透明,加剧甚至滋生了这些国家的腐败;中国投资的交通、能源设施破坏和污染当地环境。欧洲使用制度、规则方面的“优越感”,用政治手段“污名化”中国在互联互通中行为,并用欧盟的治理标准,如政府廉洁程度、环保标准、项目投资透明度来苛求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务实合作行为,不顾及有关国家具体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强求达到欧洲标准,最终只能使互联互通合作落入追求高目标、高口号,却没有相应的条件基础支持的“跨越式发展”陷阱。
最后,政治因素干扰经济合作。2021年3月,欧盟罔顾事实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欧关系,对此中方立即给予了反制措施,对欧盟有关机构和人员实施制裁。对于中方的反制,2021年5月,欧洲议会发布动议,冻结有关批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讨论,采取政治手段粗暴干涉经济活动。在这一轮中欧制裁与反制裁的较量中,欧方反华政治势力很显然将中欧耗费大量精力达成经济合作意向作为了政治威胁的筹码。另外一个例子是2020年以来,德国部分政治力量不断推动《供应链法》的通过①2021年5月20日原定在联邦议院对该法案进行的最后表决,表决前被取消了议程。,此外欧盟层面也出现制定《供应链法》倾向,该法案要求德国公司确保其外国供应商也遵守人权和保护环境的原则,如果一家德国公司意识到供应链中外国企业存在违反上述原则时,则应承担补救的义务,否则将面临德国政府的处罚。为配合《供应链法》的通过,德国联邦议会相关机构不仅炮制新疆维吾尔族人权受到“严重侵犯”的报告,② 《德国“供应链法”无果而终涉疆谎言再被无情痛击》,https://m.gmw.cn/baijia/2021-05/22/34866411.html。还召开所谓“维吾尔族人权受侵害的国际法评估”听证会。③ 《关于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举办涉疆听证会的声明》,https://www.fmprc.gov.cn/ce/cede/chn/sgyw/t1876434.htm。部分德国政治势力也在利用立法来干扰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从上述欧洲的行为来看,中欧互联互通“经济脱嵌”的危机并不明显,中欧之间经贸投资关系即使在全球新冠疫情、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仍逆势发展,而且中欧都有着“国家干预主义”的情结,不会任由经济脱离社会而不采取措施,所以可以看到中欧各自的互联互通方案都蕴含着对防止“经济脱嵌”原则和办法。但是同时“政治脱嵌”危机逐渐加重,欧洲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乌克兰地缘政治危机、欧洲难民潮以及英国脱欧等事件冲击后,欧洲整体实力遭到严重削弱,在面对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并且逐渐巩固和加强在全球化中的地位时,欧洲缺乏经济上的自信,进而追求制度、规则方面的“优越感”,用政治手段“污名化”中国的互联互通行为。从地缘政治战略角度,欧洲很多组织和个人把中欧互联互通看作中国获取亚欧大陆地缘政治利益的工具。无论欧洲对中国的互联互通行为进行政治“污名化”,还是以地缘政治思维方式来考虑中欧互联互通,带来的后果可能是政治“脱嵌”于互联互通的体系,使得中欧各自利用互利互通手段来争夺地缘政治利益,在各自的控制范围(势力范围)内推行各自的互联互通标准,最终将欧亚大陆陷入新一轮“发展陷阱”中,这带来的是整个中欧互联互通体系的奔溃。
防止这种“政治脱嵌”所带来的恶果,首先,要考虑中欧双方改善政治互信基础,特别是欧洲在认识、接纳中国作为全球有重要影响力国家的政治心态上做出调适。其次,从推进互联互通体系完善升级方面带动中欧政治关系的稳固和发展,因为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因素都不能脱离体系束缚,都具有不可分离性,中欧互联互通具有历史必然性以及强烈的现实需要,在目前的体系下政治仍然要服务于中欧互联互通乃至中欧关系的全面发展,“政治”还没有力量脱离体系的束缚。最后,欧方要超越“地缘政治思维”,因为地缘政治思维本身具有内生缺陷,它过于强调地理环境而忽视人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作用,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大国竞争维度提升,地缘战略思维已经不能指导战略选择,如中国学者所言:“地缘政治思维对一些人的国际战略观的影响,有如姻缘卦术对一些人的婚姻观的影响。”④ 阎学通:《超越地缘战略思维》,《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4期。欧洲如果对中欧互联互通做不出超越地缘政治思维的战略判断和选择,那么其制定和实施的战略政策必将无所适从,甚至适得其反。
中欧互联互通是在历史必然和现实需求共同推动下的发展趋势,是中欧关系最直接的链条,也是促进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从历史进程看,欧洲对外发展史和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中,欧洲总是受益方,最起码没有受到因互联互通而导致的战略损失;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则通过与欧洲的互联互通,进一步融入全球化,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从现实内嵌关系来看,以中欧为核心的欧亚互联互通网络已经基本形成,从政府到企业,各类主体深入内嵌到中欧互联互通之中,并形成了具有“不可分离性”的各类“配套软件”。中欧互联互通在形成这种嵌入式关系的情况下,使中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呈现网络化、体系化和规模化,中欧贸易、投资、金融、教育、人文等各领域的合作都离不开已经搭建起的互联互通平台和渠道,依靠互联互通的网络中欧关系才能行稳致远,并克服各种外部风险和挑战带来的威胁。中欧互联互通嵌入式关系的形成,将中欧之间密切联系在一起,最终能够防止中欧关系的“脱钩”。
但是随着近年来国际政治环境的激烈动荡,特别是美国企图联合欧洲盟友共同针对所谓“中国崛起的挑战”,中欧互联互通的政治环境明显恶化,互联互通议题不再单单是经济、人文交流的问题,而是成为政治和战略问题。中欧互联互通具有很强实践性和政策运作的空间,因此在具体实践和政策对接方面,中欧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进一步的合作。
第一,利用好现有的中欧互联互通合作平台和相关政策性金融机构,使之成为中欧互联互通合作的有效工具。2015年建立了中欧互联互通平台,以探索“一带一路”建设与泛欧交通网络之间的协同合作;2018年丝路基金和欧洲投资基金设立了“共同投资基金”;中欧投资机构还建立了专门的工作组。此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中方2016年1月加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等机构,作为投融资专业平台,通过具体政策和项目的对接来推进中欧互联互通合作。
第二,持续发挥中欧班列作用,拓展中欧其他交通合作。疫情背景下中欧班列作为快捷、高效运输方式及其发挥的作用已被欧方所重视,今后应进一步作好中欧班列及中欧陆海快线的一体化整合工作,提升运输效率,加强对沿线地区,特别是中亚、西亚地区的风险管控,中欧应共同关注如何解决运输领域的安全问题。同时,当前欧洲尚未摆脱新冠疫情的影响,对华贸易需求旺盛情况下,空运、海运等也应继续拓展,例如建立空中丝绸之路,加快中欧陆海快线的建设等。
第三,中欧开展数字网络安全合作。安全是欧方对中欧数字互联互通最为关切的议题,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严重的安全问题。中欧双方可就数字互联互通的安全标准及相关原则开展沟通交流和务实合作,中方可以分享在数字技术在社会经济运用中的经验与问题,回应欧方关于中国数字网络信息透明和监管政策的疑问。
第四,重视人文交流在互联互通中的作用。人的因素在互联互通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中欧之间原有的旅游、媒体、智库、文化等领域的线下交流基本停止,而线上的人文交流活动效果不佳。未来随着欧洲部分国家的疫情转好,可考虑尽快协商开展线下人员交流活动。有欧洲智库学者曾表示,中方应考虑对不同欧洲国家采取差异化的防疫措施,疫情控制和疫苗接种情况较好的国家,中方可考虑创造更多线下人员交流的机会。① 笔者参加2021年6月9日在宁波召开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高端智库论坛”,视频参会的匈牙利国际事务与贸易研究所所长马尔通(Ugrosdy Marton)表达了这一观点。此外,智库学术领域要加强对对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了解,中国的高校、智库相关机构应加深对欧洲、欧盟的深入研究,欧洲方面也应在深入调研和考察的基础上,对中国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
最后,中欧双方都应高举务实合作大旗,减少地缘政治因素干扰。中欧互联互通要立足与务实合作,无论是应对气候变化、数字与绿色经济等重大议题合作,还是交通、能源基建项目,中欧双方应本着务实合作原则,从具体项目入手,做好每个合作项目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和评估工作,体现合作项目的透明度;适当降低对相关合作项目或协议的宣传力度,避免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和议论;欧方也要超越“地缘政治思维”,将务实合作与“欧盟战略自主”相结合,在互联互通领域实现与中国的合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