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新洲 温 婧
摘 要: 已有的健康信息传播研究表明,将医学研究的部分成果转化为公众可以接受的健康知识,再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传播,可以教育公众,改变公众的态度,并推动公众采取科学有效的预防行为。本研究以“知-信-行”模型为理论框架,探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影响农牧民知识知晓率的因素,以及知识知晓率、感知威胁性和行为的关系。从六个牧区旗收到的312份问卷的分析结果表明:新闻媒介接触和新闻关注与知识的知晓率呈正相关,农牧民的年龄、居住地和收入等单因素差异对新冠肺炎疫情知识的知晓率有统计学意义。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信息传播;“知-信-行”理论;农牧民
世界卫生组织将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的传播和影响风险的评估提高到非常高的水平。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具有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的特点,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因此,2020年1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确诊首例病例后,25日即启动内蒙古自治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并将农村牧区作为疫情防控工作的重点。国务院也随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使用多种方式来加强农村地区防控信息通报和防疫知识宣传。将农村地区作为防控工作的重点,是因为与城市相比,农村的防控力量较为薄弱,具体表现为基础医疗设施差、医疗条件相对落后和医务人员水平相对较低,而农牧区除面临在人群中流行的大规模传染疾病外,动物疫病如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布鲁氏菌病以及草原鼠疫、虫害等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牧区旗防控、防治的重点。因此,从健康信息传播学角度提高农牧民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害的关注度与认知度,提高媒介健康信息传播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对于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健康水平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公众健康行为的适度改变将有助于降低风险、发病率和死亡率,因此,非常有必要依靠传播渠道来教育和动员公众在传染病暴发的早期阶段采取预防措施以控制疫情。以往对内蒙古自治区农牧民的研究表明,受文化素质和传统观念限制,当他们面临新形势时显得比较保守,所以需要政府部门加以引导;①王鹏飞、郭松:《从农牧民认识的角度看我区农村牧区经济结构调整》,《内蒙古统计》2002年第4期。此外,农牧民行为的改变除受自身及其所属文化传统的约束外,也会受到农牧民自身的信息能力及其健康教育的参与率等因素的制约。内蒙古自治区总结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经验教训时发现,老旧居民小区和嘎查村的群众存在参与度不高、积极性不强以及隐瞒、缓报、谎报病情的情况,这暴露出公民的应急健康素养缺乏等问题。②内蒙古经济信息网:《提升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见http://www.nmg.gov.cn/art/2020/2/24/art_1521_302762.html.近几年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研究大多集中在公共政策传播、农牧区科技信息传播、畜牧业技术传播等与农牧民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域,研究少数民族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文献则相对较少。梁军等人在“知-信-行”视角下对青海省农牧民狂犬病③梁军、文国颖:《青海农牧区居民狂犬病防治知识现况调查》,《河南预防医学杂志》2013年第5期。和结核病④梁军、文国颖:《青海农牧民结核病知识、信念、行为的现况调查》,《河南预防医学杂志》2014年第3期。的调查研究中,只从知晓率方面进行测量,并未对农牧民从不同渠道接收到的信息如何转换为知识进行研究。
基于此,本文以农牧民为研究对象,以“知-信-行”理论为指导,就农牧民的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知识和信息、正确的信念与态度、相关健康行为等变量对农牧区健康信息传播的影响进行测量。以往的健康信息传播研究多从女性、老年群体的视角,研究“文化社会差异可能在不同地区会带来不同的行为反应”。⑤Goodwin,R.,Haque,S.,Neto,F.et al.Initial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to Influenza A,H1N1("Swine flu").BMC Infect Dis 9,166(2009).https://doi.org/10.1186/1471-2334-9-166.本文将农牧民这一小众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为国家进一步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系机制提供农牧区的应用场景。在这一信息传播过程中,我们加入两个关键环节:一是通过农牧民“心理选择”传播的信息;二是这些信息与农牧民的心理构成进行的心理反应。⑥林之达:《传播心理学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页。这一过程由于发生在心理系统而比较容易被忽视。
人际传播、高音喇叭广播、横幅标语和电视等传统传播方式是农牧民接触信息的主要渠道。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媒体融合的发展,农牧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否发生变化呢?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人际传播、高音喇叭广播、横幅标语和电视等传统传播方式是农牧民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接触信息的主要渠道。
农牧民接触传播健康信息的媒介是为了满足其对健康信息的需求,面对海量信息他们只会关注自己感兴趣的、能看懂的信息。对青海省农牧民狂犬病的调查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和居住地等单因素差异对狂犬病的知晓率[知晓率(%)=知识知晓率(答对)人数/调查人群总人数×100%]有统计学意义。①梁军、文国颖:《青海农牧区居民狂犬病防治知识现况调查》,《河南预防医学杂志》2013年第5期。本文根据此计算方法,得出“知识知晓率”变量。据中国狂犬病病例数统计,各个年龄段人群的病例数均显示男性多于女性,北方地区狂犬病病例多发生在农村。②陈晓旭、郭哲:《狂犬病的流行病学及免疫预防》,《实用预防医学》2008年第4期。本文的研究对象仅针对农牧民,因此对职业的单因素变量不做单独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影响农牧民疫情知识知晓率的因素有哪些呢?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农牧民的媒介接触与其对疫情知识的知晓率呈正相关关系;(3)农牧民对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的关注与其对知识的知晓率呈正相关关系;(4)农牧民的性别、年龄、学历、居住地和收入等单因素差异对新冠肺炎疫情知识的知晓率有统计学意义。
以往对SARS的研究表明:良好的知识促进公众对预防措施的接受,③Leung,G.,Quah,S.,Ho,L.,Ho,S.,Hedley,A.,Lee,H.,&Lam,T.(2004).A Tale of Two Cities:Community Psychobehavioral Surveillance and Related Impact on Outbreak Control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During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Epidemic.Infection Control and Hospital Epidemiology,25(12),1033-1041.doi:10.1086/502340.传播正确的疫情知识和提供最新的信息则有助于公众在疾病流行期间提高警惕和防备。④Lau,J.T.F.,Griffiths,S.,Choi,K.C.,&Tsui,H.Y.(2009).“Widespread Public Misconception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H1N1 Influenza Epidemic”,Journal of Infection,59(2),122-127.https://doi.org/10.1016/j.jinf.2009.06.004.也就是说,公众在疾病流行期间接触到正确的、足够的、最新的、可信服的知识很重要,会影响到他们对待疾病的态度。而个人信念和感知在随后所期待的行为中有重要作用,因为有研究表明当公众感知到疾病的严重性⑤Seale,H.,McLaws,M.-L.,Heywood,A.E.,Ward,K.F.,Lowbridge,C.P.,Van,D.,Gralton,J.and MacIntyre,C.R.(2009),“The Community's Attitude Towards Swine Flu and Pandemic Influenza”,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191:267-269.doi:10.5694/j.1326-5377.2009.tb02781.x.并会带来严重后果时⑥Tang,C.S.K.,Wong,C.Y.(2004),“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earing of Facemasks to Prevent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Among Adult Chinese in Hong Kong”,Preventive Medicine,39(6),1187-1193,https://doi.org/10.1016/j.ypmed.2004.04.032.,就容易采取积极的行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农牧民的知识知晓率是否对其行为产生影响?
“知-信-行”理论是认知理论运用于健康相关行为研究后发展而来的,该理论认为知识、态度和信念、行为三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只有当人们了解有关的健康知识,建立起积极、正确的信念和态度,才有可能主动地形成有益健康的行为。认知包括人们对接收到的信息做出解释,也就是说,人们接收到信息后需要与之发生心理反应才能形成卫生保健知识。该理论指出,知识和信息是建立积极、正确的信念与态度的基础,信念和态度是促使公众行为改变的动力。⑦常春:《健康教育中的行为理论》,《中国健康教育》2005年第10期。本文立足于“知-信-行”理论,对知识知晓率、感知威胁性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提出以下假设:(5)农牧民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知识知晓率与其态度呈正相关关系;(6)农牧民对待新冠肺炎疫情的态度和信念(感知威胁性)与其行为呈正相关关系;(7)农牧民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知识知晓率与其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本文采用分层抽样加随机抽样的方式,面向内蒙古自治区西部三个盟市中的六个牧区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和四子王旗)的农牧民随机发放问卷,包括问卷星在线调查和纸质问卷两种方式,收回样本465份。应用数据分析软件IBM SPSS Statistics Version 26对清洗之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检验反向题型答案高度一致的被试样本;使用饼图分析,筛除偏离正态分布的样本,最终剩下312个合格样本,样本合格率为67.10%。
通过设置多项选择题“您主要从哪里获得相关新闻”考察农牧民接触信息的主要渠道:“(1)中央电视台;(2)内蒙古电视台(汉语);(3)内蒙古电视台(蒙语);(4)本地电视台(汉语);(5)本地电视台(蒙语);(6)中央人民广播电台;(7)本地蒙语广播;(8)抖音、快手等手机App”。使用聚类分析将该问题转换成“媒介接触”变量,将样本按语言差异和中央与地方差异聚类为三大类,并进行赋值:“1=省外新闻(n=110),2=省内汉语新闻(n=112),3=省内蒙语新闻(n=90)”。
农牧民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关注程度由五级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①Eveland,W.P.(2002).“New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s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ivations and Political Knowledge”,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terly,79(1),26-40.https://doi.org/10.1177/107769900207900103.范围从1(完全不关注)到5(非常关注)。包含7个问题,如“当家人或亲戚告诉您有关疫情的消息时,您会很关注吗?”,从各种信息获取维度考察农牧民对新冠肺炎疫情有关信息的关注程度。对7个题项的答案赋值求平均值,得到“新闻关注”变量(M=4.34,SD=0.58,Cronbach'sα=0.870)。
问卷中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设计的知识量表参考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新冠肺炎,防护知识问答(折页)》,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新冠肺炎,防护知识问答(折页)》,见http://www.chinacdc.cn/jkzt/crb/zl/szkb_11803/jszl_2275/index_1.html.本研究设计了9道客观题,从“病毒传播”“患者防护”“防疫措施”三个维度进行测量,题项全部为判断题,正确答案赋值为1,错误答案赋值为0,通过9道题的赋值加总,得到农牧民的“知识知晓率”变量(M=3.51,SD=1.44)。
农牧民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态度由五级李克特量表进行感知威胁性③Seale,H.,McLaws,M.-L.,Heywood,A.E.,Ward,K.F.,Lowbridge,C.P.,Van,D.,Gralton,J.and MacIntyre,C.R.(2009),“The Community's Attitude Towards Swine Flu and Pandemic Influenza”,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191:267-269.doi:10.5694/j.1326-5377.2009.tb02781.x.的测量,范围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对反向题型需要逆向调整赋值。包括4个问题,如“我感觉新冠肺炎比2003年‘非典’更严重”。通过对四个题目得分求平均值,得到“感知威胁性”变量(M=4.16,SD=0.74,Cronbach'sα=0.687)。
农牧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行为由三级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改编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新冠肺炎,防护知识问答(折页)》),范围从1(从不)到3(经常),对反向题型需要逆向调整赋值。包括7个问题,如“今年过年期间,我______参加饭局宴席”。通过对七个题目得分求平均值,得到“行为”变量(M=2.13,SD=0.34,Cronbach'sα=0.546)。
此外,性别、年龄、地区、学历和收入水平作为检验知识知晓率的自变量。样本中女性占比41.67%;样本平均年龄为47.50岁,分布为18—72岁,男性年龄(M=47.64,SD=10.28),女性年龄(M=47.29,SD=11.03)。从地区分布来看,巴彦淖尔市 128个(41.03%)、乌兰察布市 50个(16.03%)、阿拉善盟134个(42.95%)。从学历分布来看,小学及以下学历51个(16.34%),初中学历141个(45.19%),高中/中专学历79个(25.32%),大专及以上学历41个(13.14%)。从收入分布来看,2019年全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有59个(18.91%),1万到2万元的年收入有47个(15.06%),2万到3万元的年收入有58个(18.59%),3万到4万元的年收入有79个(25.32%),4万元以上的年收人有69个(22.12%)。
通过设置问题“您最先是从哪里得知新冠肺炎疫情的?”,结果发现,有56.0%的农牧民选择“电视”,25.0%的农牧民选择“手机”,通过“高音喇叭广播”“横幅标语”和“政府宣传册”等途径获得疫情消息的农牧民占比为12.1%,通过“亲戚、朋友和邻居”获得消息的只有4.8%(如图1所示)。因此,假设(1)不成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农牧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发生了变化,人际传播、高音喇叭广播、横幅标语等传统传播方式已经逐渐被手机所取代,但电视仍是农牧民接触信息的主要渠道。

图1 农牧民最先得知新冠肺炎疫情消息的渠道分布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性别”“年龄”“学历”“居住地”“收入水平”“媒介接触”等自变量对农牧民“知识知晓率”的影响,如表1所示。分析结果显示,媒介接触对知识知晓率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是3.215(p<0.05)。从不同的新闻接触渠道来看,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以外的媒体(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抖音和快手等手机App)获得疫情新闻的农牧民,相对于主要关注内蒙古自治区用汉语发布新闻的媒体的农牧民,表现出较高的知识知晓率,故假设(2)成立。
表1 不同特征内蒙古农牧民新冠肺炎疫情知识知晓率情况

续表

方差齐性检验筛除了“新闻关注与地区”“新闻关注与学历”以及“新闻关注与媒介接触”(方差不齐性)的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对“知识知晓率”“新闻关注”变量进行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发现,如表2所示。它们的相关系数为0.124(p<0.05),故假设(3)成立,因果关系还需历时研究和实验法进行验证。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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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表示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对各组连续变量进行Kolmogorov-Smirnov检验发现,各组变量均不服从正态分布,故无法使用person相关性系数检验,使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检验方法。
从表1可以看出,性别差异和学历差异对新冠肺炎防疫的知识知晓率影响不显著。但年龄差异显著,“51—60岁”年龄组农牧民的知识知晓率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40岁以下”和“60岁以上”年龄组农牧民的知识知晓率较低;居住地差异显著,四子王旗(乌兰察布市)农牧民的知识知晓率相对较高,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和额济纳旗(阿拉善盟)农牧民的知识知晓率显著低于其他两个市;从2019年收入差异来看,“3万元以下”农牧民的知识知晓率显著高于“超过3万元”的农牧民。整体来看,年龄因素是影响农牧民防疫知识知晓率的主要因素,但不是显著的线性正相关。虽然地区差异对农牧民防疫知识水平的影响也显著,但不同问卷发放方式导致地区差异和年龄差异显著相关。为了排除年龄差异对地区因素的干扰,应用多因素方差分析,将“年龄组”和“地区”变量同时带入进行“知识知晓率”的均值比较,主体间效应的检验显示,F值为6.864,P值为0.000,所用的模型有统计学意义。“年龄组”变量的P值为0.012,“地区”变量的P值为0.000,均显著。在排除年龄因素的影响之后,地区差异对农牧民防疫知识知晓率依然具有显著影响。故假设(4)部分成立。
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如表2所示,知识知晓率与感知威胁性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是0.149(p<0.01);感知威胁性与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是0.225(p<0.01);知识知晓率与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是0.237(p<0.01)。故假设(5)、(6)、(7)成立,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农牧区进行健康信息传播,确实可以达到教育农牧民并使其采取科学有效的预防行为的目的,进而降低其新冠肺炎的感染率,最终有效提高整个地区的健康水准。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梳理出以下三点发现:
第一,农牧民获取健康信息的渠道发生了变化。首先,手机成为了互联网时代新的获取信息的媒介,这得益于《农村通信普遍服务——村通工程实施方案》和“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程的深入实施,使农牧民享受信息社会的便利。2019年巴彦淖尔市①巴彦淖尔市统计局:《巴彦淖尔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见http://tjj.bynr.gov.cn/sites/main/detail2.jsp?KeyID=20200403104655005721360&ColumnID=26.、乌兰察布市②乌兰察布市统计局:《乌兰察布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见http://www.wulanchabu.gov.cn/information/wlcbzfw11629/msg1890458149281.html.和阿拉善盟③阿拉善盟统计局:《阿拉善盟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见http://tjj.als.gov.cn/art/2020/8/17/art_3060_325314.html.的移动电话用户数分别是172.5万、192.58万和32.5万,互联网注册用户数分别是36.0万、188.09万和9.5万。其次,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渠道(例如:人际传播、高音喇叭广播和横幅标语)虽然占比较少,但仍然占有一席之位。这是因为人际传播对文化水平较低人群的二级传播具有促进作用,且传播效果好于大众传播媒体;具备告知功能的横幅标语在一些偏远闭塞的山村依然非常突出,是农牧民群众学习政策、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再次,电视仍然是农牧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因为它更易得、更易理解,是农牧民接触最多的媒体,也是他们接触政策、信息的重要媒体。为保障农牧民获取信息的便利,内蒙古自治区扎实推动广播电视“户户通”建设和运维工作,2018年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和阿拉善盟的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是99.38%、99.24%和98.31%,其中农村人口覆盖率分别是99.21%、98.74%和95.65%。①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内蒙古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版,第430页。
第二,在健康信息传播过程中,农牧民更倾向于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以外的媒体(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抖音和快手等手机App)获得疫情新闻,与主要关注内蒙古自治区用汉语发布新闻的媒体的农牧民相比,表现出较高的知识知晓率。这说明内蒙古自治区的本地媒体在此次疫情中其宣传教育和引导作用发挥得不够。有研究表明县级融媒体中心因为缺乏对本地用户需求的调研和体察而导致了内容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日渐下降,因此流失了原有的忠实用户群体,尤其是中老年群体。②谢新洲、石林:《嵌入基层治理: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基层网络政务服务的融合发展》,《传媒》2021年第8期。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凭借其权威性、公信力和深度报道的优势,在重大疫情灾害中较好地发挥了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作用。有研究表明,加强对疫情防治知识的熟悉程度、减弱个体在疫情期间的不确定感,有助于减少焦虑等负面情绪和心理问题的产生,③侯田雅、蔡文鹏、董薇、邓光辉:《疫情期间农村居民自我效能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机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第3期。因此,舆情治理与引导工作始终贯穿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方面,政府对疫情越重视,越能够安抚群众的不满情绪,增加群众安全感,进而降低舆情热度;④曹武军、陈秦秀、薛朝改:《重大疫情网络舆情防控策略研究》,《情报杂志》2020年第10期。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越来越重视“情感”在争夺话语权、提升舆论影响力中的作用,它们通过融合多种报道形式实现内容生产模式创新,⑤侯毅:《情感的呼唤: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的共情策略——以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传媒》2020年第11期。达到争夺受众资源和话语权的目的。
第三,农牧民对从各类传播媒介接收到的健康信息进行的心理处理,成为促使其形成正确认知极其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环节。正如预期,媒介接触、新闻关注和知识的知晓率呈现正相关性关系。在激烈的媒介市场竞争中,传统媒体和各类新兴媒体都希望用户选择自己作为接收信息的渠道,用户对某一领域的知识感兴趣才会选择性地接触,⑥Knobloch,S.,Carpentier,F.D.,&Zillmann,D.(2003),“Effects of Salience Dimensions of Informational Utility on Selective Exposure to Online News”,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80(1),91-108.https://doi.org/10.1177/107769900308000107.通过接触这些信息塑造对疾病控制的态度和行为。但仅仅接触信息是不够的,只有被关注的信息才不会很快消失,并被再次回忆起来。在健康信息实际传播过程中,农牧民倾向于选择哪一种媒介获取健康信息,重点关注哪种类型的信息,并在多大程度上引起其重视,是了解健康问题的重要阶段,因为“受众的心理选择是众多传播媒体为之运转的隐形轴心”。⑦林之达:《传播的两级效果论》,《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2期。
根据上述三点发现,针对农牧区在未来的健康信息传播活动中,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关注影响农牧民心理活动的媒介接触和新闻关注,并利用这些发现来制定有效的信息传播策略。一是要建立地方特色传播媒介与新媒体相结合的传播矩阵,一方面利用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介进行信息传播;另一方面创新发展地方特色媒介(例如用规范的文字、亲和的语言推进横幅标语的温情变迁)实现其在农牧区进行本土特色的传播活动,例如,二人台、正话反说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创意短剧。二是针对专业性较强的或者较新的健康信息进行深度解读,通过但不局限于电视深度访谈节目、医护工作者现场答疑解惑、农牧民群体中具有意见领袖的人际传播者等,既能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农牧民提供真实、权威的信息,又能帮助其理解信息意图传递的内容和思想。为了吸引农牧民的参与热情,可以设置有奖竞猜、现场抢答和红包奖励等活动刺激农牧民关注并对获取的知识与既有的健康信息融会贯通,在讨论和互动中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其次,健康信息的传播内容应该以满足农牧民的自身需求为主,传播形式要从本地实际出发,符合本地的人口文化特征。具体说就是传播内容要用简单易懂而不是专业词汇堆叠的方式进行表述,传播形式尽量用音频或者视频而不是长篇文字。本研究中的农牧民,都属于西部人口密度较小的三个盟市中的六个牧区旗,其中阿拉善盟人口密度低至1人/平方公里;①内蒙古自治区人口统计局:《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发展现状分析》,见http://tj.nmg.gov.cn/fbyjd/16567.htm l.六个牧区旗同时也是边境旗。他们的收入来源以农牧业为主,虽然2019年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均有所增长,但是仍在1.2万②四子王旗人民政府网:《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见 http://www.szwq.gov.cn/information/szwqzf11632/msg3158058162404.html.-2.5万元③阿拉善额济纳旗人民政府网:《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见http://www.ejnq.gov.cn/art/2020/2/17/art_1950_273791.htm l?xxgkhide=1.之间;《内蒙古自治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显示,全区常住人口中以初中及以下学历为主(约1383万人)。④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内蒙古自治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见http://tj.nmg.gov.cn/tjyw/tjgb/202105/t20210526_1596841.html.他们的生活环境、文化习俗、经济条件和受教育水平促使其形成了独立的价值观和独特的健康观念体系,这些因素对健康信息在当地的传播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必须使用农牧民喜欢的媒介形式传播他们易懂的健康信息,“受众对于接触的信息是否满意决定了之后的媒介使用行为”。⑤蔡忠元等:《基于健康传播视角的社区居民健康需求及其实现情况》,《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2013年第4期。
最后,在农牧区普及健康知识,提升健康素养。健康素养是指个体具有获取、理解和处理基本的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判断和决定、维持和促进健康的能力,⑥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公布,见http://www.nhc.gov.cn/wjw/zcjd/201304/9e4372e699064c6798fe656aa5ac32aa.shtml.教育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把健康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⑦国家卫生健康委:《“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见http://www.otcmoh.org.cn/info/183.html.此外,由于信息技术蓬勃发展,手机成为农牧民使用频率较高的媒介,因此还要加强农牧民的数字健康素养。数字健康素养是个人使用和受益于数字健康资源所需要的能力,包括处理信息、维护自身健康、积极参与数字服务、感觉安全可控、推动个人与数字服务的互动、接触正常运行的系统、适合个人需求的数字服务等七个维度。⑧Norgaard O,Furstrand D,Klokker L,Karnoe A,Batterham R,Kayser L,etal,“The E-health Literacy Framework: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Characterizing E-health User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E-health Systems”,Knowledge Manage ELearn.2015;7(4):522-40.数字健康素养不仅强调个人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而且看重个人在使用该服务中主动参与和互动的能力。已有研究表明,数字健康素养的水平决定了受众能否主动选择和利用数字健康信息,并对其进行评价和判断,而不是盲目和被动地接受媒介影响。⑨刘思奇等:《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现况及对策研究》,《护理研究》2021年第2期。健康信息传播者要结合《(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教育脱贫攻坚2020年工作要点》的要求,不仅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更要发展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构建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让健康知识、行为和技能成为居民普遍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本研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加以改进。首先,人际传播在信息传播中既可作为一种信息渠道,也可以作为一种信息处理策略的形式,本研究忽略了人际传播作为信息处理策略的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深入探讨这两个不同维度,因为“如果传播者本身的政策水平、理解能力和解读能力不能完全胜任的话,会促使信息在传播中形成‘噪音’并影响传播效果”。①乌日吉木斯:《电视对农牧区的政策传播及影响——以内蒙古准特花村为例》,《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年第9期。其次,本研究非历时研究且问卷发放的时间已经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半年之后,可能无法准确捕捉农牧民在疫情前后获得疫情防控信息的动态变化,也不能排除部分农牧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更多相关知识的储备,进而在回答问卷时获得更高的知识知晓率。最后,在六个牧区旗中,乌拉特中旗和乌拉特后旗采用问卷星在线收集调查问卷,其余四个牧区旗采用纸质问卷发放和回收,尽管使用问卷星和纸质问卷的农牧民的知识知晓率和新闻关注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统计结果显示线上问卷的农牧民平均年龄相对较小,地区差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受年龄因素的影响。
A Study on the Information Dissem ination of Coronavirus Disease in Pastoral Area of Inner M ongolia
XIE Xin-zhou,Wen Jing
Abstract:Existing health communication studies suggest that we can change the attitude of the public,and educate them to adopt scientific preventive behaviors by transforming part ofmedical research achievement into acceptable health knowledge and disseminating it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This study,based on the Knowledge-attitude-belief-practice Theory,explores the factors that impact agro-pastoralists’knowledge rate during the outbreak of the new coronary pneumonia.We als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knowledge rate,perceived threat,and behavior.The analysis of 312 questionnaires suggests that news media exposure and news attention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knowledge rate.Single factor differences,such as age,residential areas and income,had statisticalmeaning for knowledge rate.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is provided for the future health communication of Knowledge-attitude-belief-practice Theory in agro-pastoral areas.
Key words: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f Coronavirus disease;Knowledge-attitude-belief-practice theory;Agro-pastoralists
中图分类号:G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1)03-0161-10
收稿日期:2020-10-19
作者简介:
谢新洲,男,湖南益阳人,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温婧,女,内蒙古临河人,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在读博士生。(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发展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71633001)的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