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地方视野下的运河工程
——以唐—元时期练湖为中心的讨论

运河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影响早已为学界所认知。全汉昇在《唐宋帝国与运河》中指出：“运河自隋代开凿后，与唐宋帝国势运的盛衰消长，着实是非常密切的。”①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26页。对于运河及相关水利工程的研究，也早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②相关研究进展情况可参见王云：《近十年来京杭运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6期；高元杰：《20世纪80年代以来漕运史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卢勇、冯培：《20世纪以来大运河水利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中国农史》2019年第5期。

其中水利史学界关注于运河工程的历史变迁、工程技术效用与水利环境变化等方面；历史学界的研究侧重于历代运河的变迁、漕运的兴废及影响、区域水利开发的史实复原与评述等问题。相对而言，选择运河水利工程尤其是具有枢纽性作用的重点工程作为具体个案，深入探讨并针对其实际运转过程及各类变迁影响要素的研究仍然偏少。练湖是大运河上重要的节点工程之一，自东晋修筑以来，历史上几经兴废，其变化过程可谓复杂。对于唐代以来的练湖，学界已有相当的研究成果，但纵观这些研究多偏重于讨论练湖的兴废变迁及其漕运功能，①主要有蔡泰彬：《明代练湖之功能与镇江运河之航运》，《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70年第2期；施和金：《练湖兴废及其农田水利土壤改良》，《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学报》1980年创刊号，收入《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费每尔(Eduard B.Vermeer)：《一个人工湖泊的兴亡：公元300—2000年中国江苏的练湖》，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张俊飞：《唐朝以来练湖的兴衰与漕运兴废之关系探析》，《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从区域水利与地方史的角度出发讨论影响练湖变迁的各类要素及其具体表现的文章仍不多见②笔者所见对此进行专题讨论的仅有冻国栋：《唐五代“练塘”资料中所见的“强家”与“百姓”——隋唐五代江南地方社会个案研究之一》，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2006年；国外学者的研究，森田明《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郑樑生译，台北编译馆1996年版)中有练湖一篇，讨论了明末清初练湖地区的盗湖问题。。在练湖的历史变迁中，自唐至元是一个关键时期：在此期间，练湖的水利功能完成了从灌溉为主向以蓄水济漕为主的转变与定型；作为一项在地化的水利工程，在练湖兴废变化与功能转型的过程中，国家漕运、区域水利与地方强家大姓等多重因素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并互相影响，使得练湖成为一个多重要素共同影响、宏观与微观互相呈现的典型案例；练湖地区丰富的水利文献资料，亦为呈现这个案例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③除历代正史资料与方志外，练湖地区还有为数众多的水利志书，材料较为集中的有黎世序编：《练湖志》(“故宫珍本丛刊”第266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汤谐等编：《练湖歌叙录》(线装书局2004年版)，江苏省国营练湖农场《练湖志》编写办公室编：《练湖志》(内部发行1988年)。明清时期的练湖，水利争议更加频繁，文献材料更为复杂，但细究其内容，却只是历史故事的延续而已。故而本文选择唐—元时期的练湖水利为视角，探讨在传统水利工程中国家与地方的多重互动关系。

一、练湖的历史变化

练湖位于今江苏丹阳境内，是一处久负盛名的水利工程。关于练湖的起源，史籍多以为始于东晋陈敏。南朝宋颜延年记曰：“晋陵郡之曲阿县下，陈敏引水为湖，水周四十里，号曰曲阿后湖。”④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22《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4页。另按，今本《水经注》无此文。南朝陈顾野王《舆地志》云：“练塘，陈敏所立，遏高陵水，以溪为后湖。”⑤顾野王著，顾恒一等辑注：《舆地志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页。按：此条辑自《太平御览》卷66。这一记载在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中得到确认与扩展：“练湖，在(润州丹阳)县北一百二十步，周回四十里。晋时陈敏为乱，据有江东，务修耕绩，令弟谐遏马林溪以溉云阳，亦谓之练塘，溉田数百顷。”⑥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2页。可见练湖之名至迟在唐代已经出现。文献中又有其他如

“开家湖”“丹阳湖”等称呼，如明人议论云“先秦时居民疏告官司，议将开姓田地筑梗潴水，得免旱潦，始名开家湖”⑦张国维编：《吴中水利全书》卷20《曹胤儒练湖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45页。，又或云：“宋建炎间，值世乱，练兵于湖内，因号为练湖”⑧黎世序：《练湖志》卷10《轶事》，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页。，对练湖的名称、来源别有说法。清代《丹阳县志》所云“练湖，晋郗鉴所凿塘，练兵以备陈敏者也，故名练塘”⑨光绪《丹阳县志》卷2《山水》，“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其说与众不同，且只此一例，当不可信。

练湖修筑之初，其功能为单一的蓄水灌田。又因风景秀丽，曾引来文人雅士游幸，宋文帝时得名为“胜景湖”，谢中郎(谢万)、昭明太子等一时才俊于此皆有诗文典故。但在当时，练湖规模不大，声名不甚彰显。自唐代中期开始，练湖的知名度开始迅速上升，历代正史言江南运河者多提及练湖；至明清时期，练湖甚至跻身于“天下之五湖”之列，“饶州之鄱阳，岳州之青草，润州之丹阳，鄂州之洞庭，苏州之太湖，此为天下之五湖”[10]程登吉原著，沈元起译白：《言文对照幼学琼林读本》卷1《地舆》，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版，第12页。。其转变原因，正是由于练湖成为了历代运河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水利工程。

自隋代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大运河体系后，练湖作为江南运河镇江段的水柜，其重要性日益上升。在唐代中期以前，练湖已经承担了灌田、济运与泄洪等多重功能，“每正春夏，雨水涨满，侧近百姓引溉田苗。官河水干浅，又得湖水灌注，租庸转运及商旅往来，免用牛牵。若霖雨泛溢，即开渎泄水，通流入江。”也正在此时，练湖开始受到地方围垦的影响，“比被丹徒百姓筑堤横截一十四里，开渎口泄水，取湖下地作田”，其结果自然是影响到练湖水利功能的发挥，“自被筑堤已来，湖中地窄，无处贮水，横堤壅碍，不得北流。秋夏雨多，即向南奔注，丹阳、延陵、金坛等县良田八九千顷，常被淹没。稍遇亢阳，近湖田苗，无水溉灌。所利一百一十五顷田，损三县百姓之地”①卢宪：《嘉定镇江志》卷6《地理》，“宋元方志丛刊”第三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69页，亦见于《全唐文》卷370。。唐代宗永泰二年(766)，转运使刘晏、刺史韦损等重新修复，“增理故塘，缭而合之，广湖为八十里”②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并序》，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779，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111页。。经此治理，练湖面积扩大为周回80里，相关的水利设施如湖堤、斗门、涵闸等皆完备，“今已依旧涨水为湖，官河又得通流，邑人免忧旱潦”③卢宪：《嘉定镇江志》卷6《地理》，“宋元方志丛刊”第三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69页。。练湖也发展成为集灌田、济运与滞洪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

唐末藩镇战乱，练湖的水利设施被破坏，居民又垦湖为田，“前唐末兵乱之后，民残湖废。安仁义取斗门余木以修战备，自此近湖人户耕湖为田”。南唐昇元五年(941)，丹阳令吕延祯再次重修，“为材役工，于古斗门基上，以土堰堰捺及填补破缺处”，使练湖的水利功能得到一定的恢复，“自今岁秋后不雨，河道干枯，累放湖水灌注，使命商旅舟船往来免役牛牵；当县及诸县人户请水救田，臣并掘破湖岸给水”④卢宪：《嘉定镇江志》卷6《地理》，“宋元方志丛刊”第三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69页。。

北宋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后，东南漕运关系到国计民生，练湖的地位也更加突出。宋哲宗绍圣年间，知丹阳县苏京主持开浚练湖，“募民浚湖，复度地之宜，易置斗门十数，以时潴泄。是岁不知饥继。是湖水有余，公私两便”⑤俞希鲁编纂，杨积庆等校点：《至顺镇江志》卷7《山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徽宗宣和年间，漕臣孟庾等浚常州镇江运河，对练湖亦有补葺。两宋变革之时，练湖亦曾被侵占。绍兴初年，“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决，故湖水不能潴蓄，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则丹阳、金坛、延陵一带良田，亦被淹没”。但南宋偏安东南后，江南运河重要性大大增加，练湖随即得到修复。绍兴七年(1137)，两浙转运使向子諲、丹阳知县朱穆等人重修，“增置二斗门，一石，及修补堤防，尽复旧迹，庶为永久之利”⑥脱脱等：《宋史》卷97《河渠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04-2405页。。此后乾道、淳熙、嘉定、淳祐、景定年间，均有兴筑。经过多次重修改建后，练湖的水利格局有所变化，“宋绍兴时，中置横埂，分上下湖，立上、中、下三闸。八十四溪之水始经辰溪冲入上湖，复由三闸转入下湖”⑦张廷玉等：《明史》卷86《河渠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7页。。由此使得练湖稳定地分为上下两湖，上湖水高于下湖水数尺，下湖水又高于运河水数尺，上湖蓄水为下湖补充水源，下湖蓄水接济漕运，历代又陆续添设埂、涵、闸等设施控制水流，实现了对练湖水利的精准控制。

元代统一江南之初，社会秩序未复，练湖又被侵占围垦，“豪势之家于湖中筑堤围田耕种，侵占既广，不足受水，遂致泛溢”，但很快在元世祖至元末年得到修复，此后在成宗大德年间、英宗至治年间及泰定帝时期，练湖均得到兴修，管理制度也日益完善。至治年间修治工程完成后，为加强管理，对旧有湖兵进行添补，“练湖旧有湖兵四十三人，添补五十七名，共百人，于本路州县苗粮三石之下、二石之上差充，专任修筑湖岸。设提领二员、壕寨二人、司吏三人”。对于练湖的管理维护，由当地地方官员负责，“除关本路达鲁花赤兀鲁失海牙总治其事，同知哈散、知事程郇专管启闭斗门”⑧宋濂：《元史》卷65《河渠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35页。。

至明清时期，随着漕运制度的日益完善，练湖与运河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时对练湖的盗垦之风也愈演愈烈，至明末清初，练湖上湖多已垦辟成田，围田、灌田与济运之间的矛盾，也更加激烈突出。清末漕粮改由海运后，漕运停罢，练湖也再无人过问，很快被全部辟为农田。

图1 练湖图

(资料来源：张芳《中国古代灌溉工程技术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页)

纵观练湖的变迁，其功能主要围绕灌田与济运而变化。唐代以后虽以蓄水济运为主，但灌田的功能始终存在，由此导致两者间的矛盾也始终存在，正如清人所总结：“自晋唐迄今，废兴不一。要而论之，用之之法有三：一曰灌田，一曰济运，一曰半以灌田，半以济运。”①盛符升：《练湖考》，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104《工政十》，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665页。同时练湖在整个太湖流域的水利格局中，也承担着拦蓄上游来水的重要功能。虽然在某些时期其水利功能有所偏重，但在大多数时期，练湖仍是集蓄水、灌田、济运多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水利工程。

二、多重利益的博弈

练湖的出现，肇始于其所在区域农业开发的需要；唐代以后其水利功能发生变化，则是由国家漕运与运河水情决定的。在宏观上，它与唐代以来经济重心转移引发的国家漕运有密切关系；在中观层面，受到江南地区尤其是镇江一带区域农田水利发展的影响；在微观层面，又与练湖周边的民众利益不可分割。练湖的历史变迁，体现了多重要素博弈的过程。

1.国家漕运

练湖的重要地位，首先在于其与漕运的重要关系。自唐代开始，随着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的分离，漕运南方财赋与粮食到北方成为历代中原王朝面临的头等大事。“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②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53《食货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65页。。沿至宋代，这一趋势继续保持并不断加强，“至道初，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③脱脱等撰：《宋史》卷175《食货上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251页。。南宋时期偏安东南，运河成为其军国命脉之所在，镇江一带运河地位上升，“昔者南徐特一郡耳，四方之舟至者有限，则一斗门足以通之。今天子驻跸钱塘，南徐实在所北门，萃江、淮、荆、广、蜀、汉之漕辐辏于此，过客来往，日夜如织”①卢宪：《嘉定镇江志》卷6《地理》，“宋元方志丛刊”第三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73页。。至元代，“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江南之粮)至于京师者一岁多至三百万余石”②宋濂撰：《元史》卷93《食货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64页。。元代虽有海运，但运河仍发挥重要作用。有鉴于此，历代都对运河沿线的水利设施予以特别的重视。

江南运河的开凿与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早期运河多利用天然河流与湖泊来沟通，如《越绝书》所记：“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③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卷2《吴地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页。其时运河在江阴渔浦一带入长江以达广陵，尚未经过镇江一带。后世方志往往将镇江附近的运河追述至秦凿丹徒曲阿，但无从确认。从文献记载来看，至迟到六朝时期，镇江一带已经有运河及相关水利工程如丁卯埭等，“晋元帝子裒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④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7《镇江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13页。。《南齐书》亦记：“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⑤萧子显撰：《南齐书》卷14《州郡上》，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46页。其时为避开长江风浪险恶，运河主线乃在镇江西南的破冈渎与上容渎一线。《至顺镇江志》引《建康实录》记：“吴大帝赤乌八年，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冈渎，上下一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宁界。于是东郡船舰不复行京江矣。晋、宋、齐因之。梁以太子名纲，乃废破冈渎而开上容渎……至陈霸先，又湮上容渎，而更修破冈渎。”⑥俞希鲁编纂，杨积庆等校点：《至顺镇江志》卷7《山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9页。按：此处引文与今本《建康实录》文字略有不同。隋平陈统一后，平毁南朝建康城，原以建康为中心的破冈渎等运河也被废弃。随着江南的政治中心转移至扬州，隔江相对的京口(镇江)地位也开始凸显。炀帝大业六年(610)，“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⑦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81，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652页。。隋开江南河，奠定了镇江地区运河的大势，并延续至今。

图2 镇江府全境水利图

(资料来源：张国维编《吴中水利全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页)

世人印象皆以为江南水乡泽国，而镇江一带地势相对高仰，水源困难，练湖正是镇江段运河重要的水柜，“京口漕河，自城中至奔牛堰一百四十里皆无水源，仰给练湖”⑧卢宪：《嘉定镇江志》卷6《地理》，“宋元方志丛刊”第三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65页。。历代多传说“湖水放一寸，河水涨一尺”，尤其在冬春水涸之时，练湖对于补充运河的水源意义重大。故而在镇江地区乃至整个国家漕运的水利格局中，练湖的地位与作用显得尤为突出，“镇江之水利以漕河为先，漕河以丹阳为先。丹阳居丹徒、金坛地之中，受练湖之水以济运也。故丹阳之漕河，以治练湖为先”①姜宝：《镇江府水利图说叙》，《练湖志》卷7《书叙》，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

随着练湖地位的上升，对它的管理与维护也就更加频繁。为维持练湖的水利功能，历代不断加以修治，“繇晋及唐迄于今(元)，废而复坏而修者不可胜纪，每一役辄剧劳甚费，乃克底于定”②张国维编：《吴中水利全书》卷24《陈膺重修练湖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03页。。练湖自唐代开始进入历代正史的记载，此后《宋史》《元史》《明史》“河渠志”皆有其专篇内容。基于练湖对镇江段运河的重要济漕作用，历代政府不惜动用国家与地方两级的财力与人力，来对其进行修治与维护。如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总领钱良臣修丹阳练湖横坝及诸斗门函，“计用民力二十一万六千二百九十有七，糜钱二千一百三十一万四千八百有奇，米一万八千八十一石”③张国维编：《吴中水利全书》卷10《水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6页。。景定三年(1262)，知丹阳县赵必棣修筑练湖岸埂，“支拨安边太平库会子二万二千五百七十一贯，及平江府支米五万石，收买竹木，雇募人夫”④张国维编：《吴中水利全书》卷10《水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7页。。元代至治年间的一次修治，“浚练湖夫三千人，九十日毕，人日支钞一两、米三升，共该钞万八千一十四锭二十两，米二万七千二十一石六斗”⑤宋濂撰：《元史》卷65《河渠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34页。。泰定三年(1326)，任仁发、毛庄等人疏漕渠浚练湖，“差倩本路及常州、平江、建康、江阴五路夫万五千二十二人，工六十日，糜钱六十二万七百二十缗，米万八千九百石有奇”⑥张国维编：《吴中水利全书》卷10《水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8页。。在这些修治活动中，皆投入了巨大的人力与财力；而运河与练湖修治通常是捆绑在一起的，目的正是为了维持通过镇江运河的漕运。

2.区域水利

练湖坐落在丹阳境内，作为在地化的运河水利工程，除了承担运河水柜的重要职能外，还在区域水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影响范围主要是练湖周边的丹徒、丹阳(曲阿)、金坛等县。练湖的出现与变化，与这一地区经济开发及水利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

秦汉时期，江南地区基本还停留在“火耕而水耨”的自然经济状态，《史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⑦司马迁撰：《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70页。经过数百年的开发，至南朝宋元嘉年间，三吴地区开始呈现繁荣景象，“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尤其是江南地区所在的扬州最为发达，“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⑧沈约撰：《宋书》卷54《列传第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40页。。延至唐宋，随着人口的大量南迁与农业、水利的进步，完成了经济重心的迁移，由此奠定了江南地区在整个中国的经济重心地位。

镇江地区虽属于传统的江南地区，但因其地势较高，水利特点与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低地区不尽相同，除了部分低洼地区需要防备洪涝灾害外，多数地区更要着眼于蓄水防旱。东晋以前因水利不兴，该地农业仍较为落后，“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⑨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2页。。其主要水利措施是修筑塘坝，自六朝时期开始，这一地区的塘坝的修筑已经比较普遍，如南齐建元三年(481)，萧子良曾论及：“(丹阳郡)旧遏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贫业废，地利久芜。近启遣五官殷沵、典签刘僧瑗到诸县循履，得丹阳、溧阳、永世等四县解，并村耆辞列，堪垦之田，合计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顷，修治塘遏，可用十一万八千余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10]萧子显撰：《南齐书》卷40《列传第二十一》，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94页。这里提到的旧遏古塘，显然是早已有之，东晋张闿曾在此立曲阿新丰塘，“时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闿乃立曲阿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葛洪为其颂。计用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二十功”①房玄龄等撰：《晋书》卷76《列传第四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18页。。从地方志记载来看，六朝时期宁镇地区兴建陂塘堰坝的数量，都大大超过前代，显示出该地区高亢田及丘陵地区的进一步开发。②张芳：《宁、镇、扬地区历史上的塘坝水利》，《中国农史》1994年第2期。练湖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最初的名称“练塘”说明其功能正是灌田。直到明清时期，塘坝水利都是镇江地区重要的水利形式，“京口地高，所在陂塘多与田接，旱干则资以灌溉，水溢则于此舒泄，三县(丹徒、丹阳、金坛)诸乡无地无之”③朱霖等：《乾隆镇江府志》卷2《山川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唐代以后，练湖功能以济漕转运为主，但在区域水利中仍发挥着巨大影响，其作为灌溉水源的功能仍然存在，“夏秋戽以溉田，冬春放以济运，载在县志，盖亦从来然矣”④姜宝：《漕河议》，《练湖志》卷6《论说》，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页。。北宋时期两位著名的太湖水利专家郏亶、单锷的水利议论中，对练湖及其水利功能均有详细讨论。南宋詹体仁曾论及江南运河的双重作用：“浙右之有漕渠，非止通馈运资国信往来而已，苏、秀、常、润田之高卬者实赖之。于是开漕渠，浚练湖，置斗门，为旱涝备。”⑤真德秀：《西山文集》卷47《司农卿湖广总领詹公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63页。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清代。

在练湖的历史上，长期流传着自唐代开始“盗决湖水罪比杀人”之说，在历代水利议论中多被提及，甚至写入了《宋史·河渠志》：“在唐之禁甚严，盗决者罪比杀人。”现存唐代文献中虽未见其说，但对比唐代《水部式》等文献的严密风格，这一严格规定有存在的可能。刘晏、韦损等人修复练湖后，“依旧涨水为湖，官河又得通流，邑人免忧旱淹”，即济运与灌溉并举，并未完全禁止灌田。至宋代，法令似乎有所放松，“本朝寖缓其禁以惠民，然修筑严甚”。从实际情况来看，仍然是济运与灌田并重。宋元时期多次修浚练湖，其目的仍然如此，“庶几练湖渐复其旧，民田获灌溉之利，漕渠无浅涸之患”⑥脱脱等撰：《宋史》卷97《河渠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05页。。北宋许元知润州丹阳县时，曾面临着济运与灌田的水利矛盾：“县有练湖，决水一寸，为漕渠一尺，故法盗决湖者罪比杀人。会岁大旱，公请借湖水溉民田，不待报决之。州守遣吏按问，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诘。由是溉民田万余顷，岁乃大丰。”⑦欧阳修：《文忠集》卷33《尚书工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许公墓志铭并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61页。在清代所辑的《练湖志》《练湖歌叙录》等文献中，历代引(盗)练湖水灌田的记载层出不穷。显然，区域水利中的灌溉问题，仍是练湖必须承担的重要职能之一。

3.地方豪民

练湖自修筑之后，为濒湖地区带来了丰饶的利益，时人形容其情况：“幅员四十里，菰蒲菱芡之多，龟鱼鳖蜃之生，厌饫江淮，膏润数州。”⑧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并序》，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779，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111页。围绕着这些利益，周边居民尤其是地方豪民展开了激烈争夺，这也对练湖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在唐代中期，这种利益争夺即已经展开，“其傍大族强家，泄流为田，专利上腴，亩收倍钟，富剧淫衍。自丹阳、延陵、金坛环地三百里，数合五万室，旱则悬耜，水则具舟，人罹其害九十余祀，凡经上司纷纷与予八十一断”⑨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并序》，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779，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111页。。大族强家的围垦，导致的结果是练湖湮废，水利功能丧失，后由韦损等人之力方得修复。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练湖先被兵乱，后被邻湖居民耕湖为田，“农商失恃，渔樵失业，河渠失利，租庸失计”。从中得利的仍然只是少数地方豪强，即吕延祯所云“废湖丰已(己)者不十余家，有湖无灾者四县之地”[10]卢宪：《嘉定镇江志》卷6《地理》，“宋元方志丛刊”第三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69页。，正是其真实写照。

宋代以后，由于围湖垦田的发展，练湖也被大面积围垦，传闻“湖内田亩凡十万三千有奇”，实际虽没有如此之大，利益仍然可观。练湖附近的各类居民，往往从各自利益出发来改造练湖水利，“佃田之家私放湖水，冀免淹没而利于种作也；又渔户私开涵洞为水门，张网以取鱼也。而本县水利官力或不能禁治，于是湖遂岁岁涸，湖岁岁涸则运河无可以济”①姜宝：《漕河议》，《练湖志》卷6《论说》，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这种矛盾在水资源短缺的干旱季节，更容易激化。随着南宋以后江南地区开发程度的加强，围绕练湖的利益争夺更为突出，由此引发的利益争夺案件屡发，“自元迄明，往往利归豪势，豪去民复争之。死于讼者不知几人，案牍棼如，官弗胜理”②黎世序编：《练湖志》卷10《轶事》，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清代汇编的《练湖志》载有诸多此类事件，尤以南宋时期最为密集。如宋高宗时，“有豪民钟彦等妄捏湖系荒开，草塌尽行耕种。比有韩运使题奏官钞回买为湖，计用道钞四十万贯文。立定四至，东至北冈运河为界，西至彭城双庙为界，南至丹阳辰溪为界，北至丹徒县华村龙头冈为界”③丁一道：《练湖议》，《练湖志》卷6《论说》，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宋孝宗乾道年间，“有吴太后管庄人许亮计嘱运使侵佃，寻发，官司照例问罪，赔罚官钞二千万。比时又有吴八十，系都统司门客侵佃，亦行革罚，将吴八十刺面发配，家产没官”。度宗咸淳二年(1266)，“有豪民步十七，买嘱贾平章门下四圣观道士，在湖耕种，钉牌立贾府名色。本县题奏将步十七家产没官，发配真州，仍行镇江有司起夫修筑，掘去田埂，尽复为湖”④以上均见丁一道：《练湖议》，《练湖志》卷6《论说》，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及至元初鼎革之后，“豪势之家于湖中筑堤围田耕种，侵占既广，不足受水，遂致泛溢”⑤宋濂撰：《元史》卷65《河渠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33页。。这些案例大多数是在国家政治不稳定时，地方豪民趁机侵夺练湖造成的。

宗教寺庙在练湖也有一定的利益存在，从宋代开始，佛、道寺观就在练湖地区获得田产，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练湖变迁之中。宋哲宗元祐年间，“茅山道官请佃耕种，在北冈建立仓院，寻因水潦冲倒南岸。府县踏看，折(拆)毁仓院，仍旧为湖积水。道官追度，流三千里”⑥丁一道：《练湖议》，《练湖志》卷6《论说》，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徽宗大观四年(1110)，“臣僚言：‘有司以练湖赐茅山道观，缘润州田多高仰，及运渠、夹冈水浅易涸，赖湖以济，请别用天荒江涨沙田赐之，仍令提举常平官考求前人规画修筑。’从之”⑦脱脱等撰：《宋史》卷96《河渠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86页。。镇江甘露寺很早就在练湖地区拥有大量湖田，“丹阳县练湖庄田四十顷，宋大中祥符间，僧祖宣住持时赐，在籍三十顷”⑧万历《京口三山全志》卷1《田土》，“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96页。。清代中前期，官立普生庄户于练湖湖滨，被围垦的湖田成为京口护漕救生事业的主要经费来源。⑨吴滔、阮宝玉：《清中前期的京口救生与练湖兴废》，唐力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二期，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1-46页。这一因素的掺入，也使得练湖的兴废过程更加复杂。

三、余论

练湖作为一项公共水利工程，其兴筑及后来的变迁，均与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作为水利灌溉工程的练湖，与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进程紧密联系，随着汉晋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开发向镇江一带高地区的扩展，以蓄水灌溉为主要功能的陂塘水利得到充分发展，练湖应运而生。宋代以后，由于江南地区人地关系的紧张，围湖造田之风大兴，练湖周边的湖泊多被垦湖为田，“自丹阳至镇江蓄为湖者三：曰练湖，曰焦子，曰杜墅。岁久，居民侵种，焦、杜二湖俱涸，仅存练湖，犹有侵者”[10]张廷玉等撰：《明史》卷86《河渠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6页。。在这种趋势之下，练湖却能屡废屡兴，则与其在漕运中的地位密切相关。

隋代大运河体系形成后，漕运在历代王朝政治地位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练湖作为镇江段运河水柜的地位不断得到强化，其水利功能也转向以蓄水济运为主。为维持练湖的济运功能，历代王朝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这与练湖作为公共水利工程的地位正相符合。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唐五代时期，修治练湖多由地方官员来动议与主持，财力也主要来自地方。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在讨论唐代灌溉工程时曾指出：“工程计划系由地方政府的官员，尤其是刺史、太守等来策动的。”①转引自杨联陞：《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从宋代开始，随着中央财政的加强，修治练湖的经费主要来自中央。顾炎武曾指出唐宋以来财政的变化：“唐自行两税法以后，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自此一钱以上皆归之朝廷，而簿领纤悉，特甚于唐时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实在此。”②顾炎武撰，严文儒、戴扬本校点：《日知录》卷12《财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92-493页。这种财政体制上的变化，造成地方财政能力的短绌，“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③顾炎武撰，严文儒、戴扬本校点：《日知录》卷12《馆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03页。。财政体制导致地方政府财用不足，无力对练湖进行日常的兴修和维护，也为后世练湖屡被占用埋下了伏笔。

同时，在练湖周边地区的“强家大族”亦是重要的影响要素。这些强家大族历代有所兴替，从南朝时开始有所发展，至隋唐五代时已经在当地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包括家族力量、经济实力或社会地位以及一定的政治声望或影响力等等”④冻国栋：《唐五代“练塘”资料中所见的“强家”与“百姓”——隋唐五代江南地方社会个案研究之一》，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2006年。。这些力量在历代以“豪强”“士绅”“富户”等名目始终存在，并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每当国家与地方政府力量衰弱时，练湖往往被此类人等占据为田；但当国家漕运恢复时，这些力量又被压制，练湖也能随之复兴。

杨联陞在探讨中国古代公共工程时曾指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领导力量(包括地主、商人、僧人、道士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⑤杨联陞：《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在唐—元的历史时期内，由于国家漕运、区域水利与地方豪强的利益未尽一致，从而使得练湖陷入到反复兴废的循环之中；在此循环过程中，练湖的兴废与具体功能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与各方利益的博弈结果。在历代正史中，多强调练湖对国家漕运的作用，而在当地方志中，又往往将灌溉功能置于济漕之前，这种差异性描写亦体现出其中的微妙关系。练湖在历史上的复杂变化，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公共工程的发展特点。

A Study on the Canal Project from Both Nation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with a Focus on the Lianhu Lake in Tang-Yuan Periods

SUN Jing-chao

Abstract：The Lianhu Lake，as one of the key projects of the Grand Canal，witnessed a steady increase in importance to canal transportation ever since the Tang dynasty.In fact，the lake also saw a shift of function at the same time，from former farming irrigation to later water transportation.Due to the multiple interests of national water transportation，regional water conservancy and local powerful families，the Lianhu Lake was repeatedly dredged，reclaimed，and dredged again in the process.The shifting fates of the Lianhu reflected the complex interest patter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local powerful landlords in case of large public projects in ancient China.

Key words：the Grand Canal；Lianhu Lake；public project；the Tang-Yuan period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0)06-0038-09

收稿日期：2020-02-01

作者简介：孙景超，男，河南洛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1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9—20世纪长江中下游地区水文环境对运河及圩田体系的影响”(18ZDA17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