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价的困境与学术期刊的使命

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引发了学术界广泛的积极回应。《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主流媒体和各大学术网站纷纷刊发文章，众多知名学者表达了他们对“SCI崇拜”的长期反感，正如《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所叹：“学术界苦‘SCI崇拜’久矣”!纠正学术评价中的不良导向成为广大学者的共同心声。①王学典：《学术界苦“SCI崇拜”久矣，学术评价需要重新定向》，北京日报客户端，2020年7月9日。的确，学术评价对学术进步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关乎一个国家能否跻身世界学术强国之林，能否为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兹事体大，自然会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也是近年来众多期刊讨论的热点问题。

一、学术初心与学术生态

在对《意见》的众多反响之中，较为集中的呼吁则是“回归学术初心”。这种声音表达了学术界的一种怀旧情结，怀念各种学术评价体系主导中国的教育、科研之前，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学术氛围。改革开放初期，劫后余生的中国学术界无论是学者人数还是成果产出都相对稀少，各个学科有限的几个学术增长点也可以一目了然，学术机构的行政化程度还不深，学术期刊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明确分成三六九等，学术共同体接近于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所称的自然秩序(spontaneous order)，也就是没有外部干预、没有功利驱动，纯粹靠个人兴趣和科学精神激励的独立、自发性的科学探索。能够把科学家连接在一起的是围绕科学探索展开的交流、互动，由最早的互通书信，到17世纪中期作为交流平台的学术期刊的诞生，进而形成早期的科学共同体。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国学术界，各个学科恢复不久，在“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口号下，知识分子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国家尚未出台大量的带有导向性的科研项目和奖励计划，学者基本上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取研究对象，大多也能够在学术热情和学术追求的驱动下去进行学术探索，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性和自发性。这样的学术氛围的形成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一是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处处空白的学术局面；二是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改革开放路线所引领的求真、务实、蓬勃向上的学术风气；三是有实力有条件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型学者及其产出的成果相对较少，全国的科研队伍体量较小，便于学术共同体的正常运行。这样的学术环境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可遇而不可求，即使其中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却能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美好的印象。

客观而论，20世纪90年代以前还远远算不上理想的学术生态。且不说“文革”过后残存的极左余毒仍然在内容和形式上影响着学术交流，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学术界在学术规范上也是十分混乱的，很多正规的学术期刊还经常刊登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与学术无关的单位活动新闻。一本期刊上的文章风格五花八门，极不统一。传统中国的学术文章经常将考据和义理分开，有的学者发表的“义理”文章充斥着“高深”的见解却看不到资料和逻辑上的支撑。因此，那样的学术生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波兰尼所描述的学术共同体的独立性与自发性，却在规范、形式上大打折扣，如杂草丛生的原野，虽然看上去生机勃勃，学术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却十分有限。

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的学术史告诉我们，理想的学术生态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其一是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学术探索既不受意识形态的控制和行政权力的干预，也不受商业利益的渗透；其二是要依托一个规模适当的学术共同体，其成员有足够的闲暇去关注和了解学术同行的最新发现；其三是学术共同体成员应该具备良好的学术良知和学术伦理，既能够保持尊重知识、追求真理的初心，又能够自觉承担对最新学术成果评判、讨论的义务，自觉维护共同体的学术规则。然而，在当今世界，上述理想的学术环境事实上并不存在。学术体量的成倍增加让原来可以直观的学术评价难以为继，不得不诉诸某种机制，量化评价才得以登堂入室。

二、量化评价的得与失

必须承认，中国过去20年的学术进步，主要还是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下的与世界接轨。其中包括：(1)大批海外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学成归国，将发达国家的学术研究视野、方法和规范带回国内学术界，推动了中国学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更新换代；(2)大量学术著作被译介到中文世界，附着其中的不仅有思想见解、视野方法等软性知识，还有风格、规范等硬性形式；(3)以SCI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的评价体系的采用，将中国学术引入以量化评价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发展阶段。标准化、规范化是学术现代化的主要形式，而以SCI为代表的量化评价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科学研究与世界科学界的接轨，进而也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

20年前SCI对很多学者来说还比较陌生，但现在其已经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SCI为“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的简称，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1961年创办的科学引文数据库创立，据说创建之初并没有受到学术界关注，现在却成为国际公认的最重要的科学统计和学术评价工具。可以说，过去20年SCI在国际学术界之所以越来越受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拜中国学界所赐。

所谓“SCI崇拜”只是一种象征性说法，与理、工、医、农和工商管理等学科重视以国外期刊为主的SCI、SSCI期刊不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论文发表方面的国际化程度要小得多，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分别对应的SSCI和A&HCI对中国学术界其实影响并不大。但作为一套评价体系，SCI、SSCI和A&H并上CI的评价方法推动了中文学术评价体系的产生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新生代学人在各个领域的崛起，学术发表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有所上升。学术发表数量上的剧增和质量上的参差不齐催生了量化评价的产生。《南京大学学报》前主编朱剑对“三大核心”崛起之前的学术评价回顾说：“在1990年代之前，行政权力所需要的评价往往是委托给各种常设的或临时的专业委员会的，这些委员会大多由各学科的知名专家组成，所实行的评价方法多是同行评议，这也符合国际学术界的惯例。但是，随着国家对学术研究投入的加大以及学术生态的恶化，同行评议的公正性和公开性遭到的质疑日益增多，学术界对更为公正和客观的评价的呼声开始高涨。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客观和公正相标榜的量化评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三大核心’则是其代表。”①朱剑：《“三大核心”，拿什么来取而代之?》《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也就是说，量化评价是同行评议在学界失去应有的信誉之后才出现的，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的投入与产出都大幅增加，学术生态也随之恶化，单纯依靠同行评议已不可行。

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是理、工、医、农，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科研队伍和期刊数量都大幅增加，学术发表遂呈井喷之势。2018年一份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发布的《科学和工程指标报告》(Science&Engineering Indicators)显示，2016年中国发表的学术论文逾42.6万份，超越美国成为学术论文数量的第一大国。文科论文产出的数量虽然比不上理、工、医、农，但总体趋势是相当的，也就是说，进入新世纪以后，学术论文发表出现了“大跃进”，其结果就是学术“通货膨胀”。如此高产的发表不可能每篇都能激发读者的关注和讨论。无怪乎有学界同行感叹，自己阅读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家发表的速度。从自己研究方向出发展开阅读，通过搜索引擎筛选题目、关键词、作者以及文章所发期刊，就成为大部分学者的阅读习惯。试想面对如此众多的学术发表，同行学者都不能尽读，科研管理部门如果不用量化指标，不用期刊分级制度，不用转引率和影响因子，如何评判每篇论文的价值含量和影响力?正因为现实如此，“三大核心”这样的期刊分级尽管屡遭诟病却能屹立不倒。

尽管量化评价以及与之相关的期刊分级多少有些事出无奈，但其弊端却十分明显。《新华文摘》原总编辑张耀铭对以量化为特征的学术过度评价产生的诸多负面作用总结为：(1)机构并起，误导学术；(2)过度量化，急功近利；(3)以刊评文，越俎代庖；(4)“影响因子狂热”，危害学术；(5)行政主导，权力异化。②张耀铭：《学术评价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其治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文史哲》副主编刘京希最近专门针对量化评价批评说，量化评价体系至少造成以刊评文、误导期刊选文标准、扭曲期刊学术使命等一系列问题。但他同时也强调，“对于计量评价，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客观地看，受制于社会整体环境，在学术共同体建设难如人意、不能独立担负起评价职能的背景之下，计量评价不失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③刘京希：《化危为机：计量时代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困境与出路》，《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既然如此，如何在现有体制下改善量化评价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才是学术界应该追求的目标。然而，无论是各级领导还是普通学者，均感到要实现完全合理、公正、可行的学术评价困难重重。

南京大学叶继元教授将近年来国内外学术评价的难点总结为五个方面：(1)“如何克服过分数量化、形式化的评价”；(2)“如何改变论文与期刊唯影响因子的评价”；(3)如何选择、监督、评价同行专家的评价；(4)“如何根据评价目的制定评价标准及指标”；(5)“如何厘清科研管理部门与学术共同体的责任边界”。④叶继元：《近年来国内外学术评价的难点、对策与走向》，《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应该说，叶教授的总结是非常到位的，这里面既涉及行政主导、SCI(影响因子)崇拜，又关联到学术共同体的规范、自律和权力制约，是当今学术评价困境的主要症结所在。《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些学界关注的问题的回应。《意见》的重点在于破除“SCI崇拜”，正所谓不破不立；但破了却未必能立，要构建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需要学者、期刊、评价机构和管理部门几个方面共同做出努力。

三、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

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学术期刊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要做好学术评价，首先要办好学术期刊。学术期刊是学术评价的入口和起点。尽管现在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发表可以借助于受众更为广泛的互联网和多媒体等传播渠道，但由于学术期刊数百年来形成的标准化、规范化特征，其权威地位仍难以取代。一篇文章能否得到学术界和科研单位的承认，首先要在期刊上发表。也正因为如此，如何保证学术期刊的质量和声誉，不仅是期刊人关心的问题，也为广大学者所共同关注。

从学术期刊的原初使命来看，其存在的目的既是为新的学术发现提供展示的平台，也是要为新的学术发现的批评、质疑、补充、完善提供交流的平台，展示和交流是学术期刊的两大功能，不可偏废。而从当前的状况来看，学术期刊应该发挥的交流与对话功能仍未受到重视。①原祖杰：《交流与对话：学术期刊一个被忽视的基本功能》，《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这既不利于学术评价的合理运转，又不利于期刊学术影响力的提升，更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进步与突破。何以见得?

首先，合理的学术评价应该是针对发表内容提出的批评、赞赏、修正、补充，是在交流与对话中完成的。我们知道，在很多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期刊中，不仅研究型文章需要与前期发表展开对话，经常占据了一半以上版面的书评更是以批评对话为主要形式，对学术成果的实质性评价正是在这些对话与批评中完成的，其所导向的不是学者和期刊之间的恶性竞争，而是通过学者互动推动的学术进步。对于评价机构所倚重的文章被引次数来说，只有这样的被引才能正确地反映文章的受重视程度和影响力。

其次，期刊评价受到质疑的缺陷之一是其忽视学科差异和以影响因子为主要尺度的一刀切做法，让以转引率偏低的文史哲为主要内容的期刊陷入被动。为此，CSSCI等评价体系近年来推出差异化评价，将期刊按所发内容进行分类评价。这样的做法尽管解决了期刊之间排名不公平的问题，却没有根本解决人文类期刊学术影响力偏低的问题。缺少对同行相关文章的参考几乎是人文类文章的通病。以历史学为例，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只引古书、典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只看档案文献，研究世界史的只重外文资料。即使被要求提供学术史也仅仅是罗列一些篇名书目，真正的学术对话少得可怜。这固然跟历史学重视原始资料的学术传统有关，但学术期刊轻视二手文献的选文导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国外期刊投过稿的学者大多有被编辑或匿名评审人提醒需要参考某篇已发表文章的经历，这样的做法与追求引用率无关，他们所关注的是某个研究方向上的学术推进，而学术期刊本身负有规范学术风格、推动学术进步的使命。只有改变人文类学者忽视同行所发表的成果的学术习惯，以这些学科见长的学术期刊的影响力才会获得实质性提升。

最后，学术发表中的交流与对话，是避免学术碎片化，实现理论、范式和重大问题研究突破的重要途径。王学典认为，“能否进入学术史是估量科学研究价值的最终尺度”，为此，在研究选题上，要像何炳棣对清华人所期许的那样：“不做第二等的题目，要做就做‘头等大题目’。”②王学典：《学术界苦“SCI崇拜”久矣，学术评价需要重新定向》，北京日报客户端，2020年7月9日。然而，能提出“头等大题目”的作者和文章少之又少，不然学术史也写不下，而围绕大题目展开的研究和讨论则是众多相关领域的学者可以做也能够做的事。罗志田在《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中强调：“微末细节的建设性意义，正在于从中可能看到与整体相关的重要问题。”③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只有对整体有所关照，才能在细微处的研究中以小见大，为大题目研究和整体性学术进步做出贡献。通过选文、评审，引导学术文章参与一些大题目的讨论，也是学术期刊需要肩负的重要使命。

收稿日期：2020-08-19

作者简介：原祖杰，男，山东莱州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四川成都 61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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