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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经济学家的社会正义理想 ——理查德·伊利的资本主义批判

西方社会思想史研究

一位经济学家的社会正义理想
——理查德·伊利的资本主义批判

彭小瑜

摘 要: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在20世纪初参与创办的《美国经济学评论》曾经是进步的社会科学学者的重要阵地。伊利本人曾经因为深入研究欧洲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支持社会改革遭受无理的迫害,不过他并未因此停止对社会公正的不懈追求,并未因此改变他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审慎的肯定,并未因此改变他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贪婪的厌恶和批判。在充满敌视社会主义氛围的美国,伊利坚守了他对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进行科学研究的学术取向,以温和同时又顽强坚韧的态度反驳了资本势力主导下的污名化社会主义的大众文化。他明确提出“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社会主义在道德上完全无可指摘”,而认为私企一定比公营企业优越的看法只是“一种民间传说”。在整个世界都面临重大挑战和转折关口的今天,人们不妨重新阅读和讨论伊利的经济学著述,感受一下他对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充满希望的乐观情绪。

关键词: 资本主义批判;社会主义历史;美国研究;理查德·伊利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上,作为一个多样和色彩丰富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从来没有畅行无阻,一直受到资本以及资本代言人的激烈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里面曾经提到过各种社会主义派别以及“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讨论了这些派别的特点和缺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由于共产党人有责任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斗争,他们需要与这些从各自立场批评资本主义的党派和个人合作。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3-435页。此处第434页的引文原文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在整体上处于困难境地,但是社会主义思想并不因此就失去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当时在美国处于顶尖地位的经济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始人之一理查德·伊利(1854—1943年)就曾经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评,并且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一些主要观点对推动社会改革的积极意义。笔者曾经就英国经济史著名学者R.H.托尼的资本主义批判写过长文① 彭小瑜:《“经济利益不是生活的全部”——理查德·亨利·托尼的资本主义批判》,《史学集刊》2011年第4期。,本文探讨的历史语境则由英国转向美国。

一、伊利如何看待社会主义

自从维尔纳·桑巴特在1906年出版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之后,学者们持续不断地就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的状况进行讨论。与欧洲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相比,社会主义者在美国直接的政治影响确实显得弱小,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对美国社会发展就没有重大影响呢?如果人们能够摆脱惯性思维,不再把社会主义机械地理解为刚性化的教条,而是当作一种需要在实践中与特定国家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思想原则,那么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的乃至今天的美国,其实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②Eric Foner,“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History Workshop,no.17(Spring 1984),pp.57-80;Michael Kazin,“The Agony and Romance of the American Left,”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1995),pp.1488-1512;Martin J.Sklar,“Thoughts o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Utopian and Realistic,”Journal of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2(2003),pp.361-376;John P.Enyeart,“Revolution or Evolution:The Socialist Party,Western Workers and Law in the Progressive Era,”Journal of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2(2003),pp.377-402.这几篇是具有代表性的晚近研究成果。理查德·伊利是否是社会主义者,也需要由此角度进行讨论。他对经济学思想的关键贡献,恰恰在于将社会主义的思想元素结合于美国的社会实践,探讨建设适当的制度和与之匹配的道德文化,推进社会公平正义。③ 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对美国社会主义问题的关注升温,有一些重要译著出版。译者在序言里对有关思想史和学说史的方方面面也有深度涉及。如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赖海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约翰·尼古拉斯:《美国社会主义传统》,陈慧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那么对伊利来说,社会主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

(一)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者?

晚近美国学术界对伊利的研究集中在两部作品,一部是雷德在1966年出版的,肯定了伊利对社会改革的看法和建议;另一部是布拉迪扎在2013年出版的,严厉批评伊利对美国经济的基本看法,完全否定作为伊利经济思想基础的社会主义立场。④Benjamin G.Rader,The Academic Mind and Reform,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66,esp.pp.96-105,pp.233-236;Luigi Bradizza,Richard T.Ely’s Critique of Capitali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3,esp.pp.149-153.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为垄断资本代言的自由主义学者至今在美国的影响依然强大,至今还不愿意放过伊利以及他曾经以温和方式传播的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元素。

伊利从来没有明确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起初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之后长期担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经济学教授(1892—1925)。他在1894年7月遭遇了很大的麻烦,被指责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有人以此为借口要求开除他的教职。威斯康星大学理事会就此事做出决议,认为学者有探求真理的权利,决定继续留用伊利,并且指出,本大学“应该鼓励各种观念持续和无畏的碰撞和筛选,因为只有这样真理才有可能被发现”。以提出“边疆学说”出名的哈佛教授特纳当时是伊利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同事,他就此事评论说:“大学当然是一位学者能够寻求真理的地方,而且他要能够以科学方式把不同派别的意见都展现出来。”伊利渡过了这一难关,不过他不得不声明自己并没有支持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他并非由学术自由的立场捍卫自己信仰社会主义思想观点的权利。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的确是温和执中的,所以他的观点也受到左派的指责,被他们看作是一种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立场。⑤Theron F.Schlabach,“An Aristocrat on Trial:The Case of Richard T.Ely,”The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47(1963-1964),pp.146-159;Benjam in G.Rader,“Richard T.Ely:Lay Spokesman for the Social Gospel,”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3(1966),pp.61-74.

到了1911年,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的伊利已经进入他学术研究的成熟阶段。此时的他并没有因为1894年的风波改变他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在此次年会关于社会主义定义的讨论中,诸位学者,包括费特、卡弗、陶西格和伊利等重量级的教授,在他们的发言中表示,他们了解美国社会敌视甚至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氛围。不过参与讨论的所有学者都没有直接流露出这样或那样的敌对情绪,而是试图由学术的角度表述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认为,在经济学的意义上,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且人们需要研究它的经济效益如何、与正义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关联,需要研究私有制和公有制混合并存的情况。陶西格还特别指出,人们真正需要重视的不是作为经济秩序的前提的公有制或者私有制,而是经济秩序的结果是否让财富得到社会主义认同的符合正义的分配。费特则更加明确地说,他倾向于把社会主义宽泛地理解为一种突出人的社会属性的、与个人主义属性相对的观念和态度。但是伊利在这里委婉简略地批评了费特,提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没有就社会主义发表任何明确肯定和赞扬的意见。①Richard T.Ely,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New York:Thomas Y.Crowell,1886,pp.211-213;“Socialism in America,”North American Review 142(June 1886),pp.519-525;F.W.Taussig,Richard T.Ely et al.,“Socialism:Discuss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911),pp.355-367.

约翰·马丁为1911年年会关于社会主义定义的讨论写了大纲,而且在讨论之前就已经注意到,大家都承认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在于倡导重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同时也承认即便在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资料仍然为个人所有,而且小规模的企业也仍然可能掌握在个人手中。与此同时,在认可私有制的社会也不排斥国有经济的存在,譬如国家拥有大量土地、矿产资源以及掌握交通和通信设施,地方政府拥有水电和巴士等公用事业。② John Martin,“An Attempt to Define Socialism,”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911),pp.347-354.很多参加讨论的学者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都用伊利1894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改革》一书作为依据(发表在1894年他被指责为社会主义者的事件之前)。③Richard T.Ely,Socialism:An Examination of Its Nature,Its Strength and Its Weakness,with Suggestions for Social Reform,Boston:Thomas Y.Crowell,1894.本书的标题常常被简化为《社会主义与社会改革》。需要注意的是,伊利的这部著作出版在1886年“秣市惨案”之后。美国资本家以及政府对劳工运动的镇压借此得到很大加强,舆论对劳工也充满敌意。伊利阐释社会主义的话语与1886年之后美国社会整体上的敌视态度有不可割裂之关系,譬如他对社会主义肯定的看法也不得不以婉转曲折的方式来表达。参见彭小瑜:《关注劳工“最近的目的和利益”——利奥十三世1891年〈劳工通谕〉以及美国天主教会的回应》,《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伊利在这部美国学者研究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里面,用大量篇幅界定和评价社会主义。他在这里系统表述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评价是他在学术生涯中坚持的稳定和基本的看法。

伊利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回到伊利自己的著述。社会主义在美国成为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根源在于该社会长期、强烈和顽固的反社会主义宣传。这是我们在最近几十年与美国社会频繁和深度思想文化交流中基本忽略、没有认真和系统研究的问题。天主教社会活动家多萝西·戴(1897—1980)最近被教宗方济各一世赞誉为现代美国社会的道德楷模。戴曾经在《面饼和鱼》(1963年)这部回忆录里面说,在19世纪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美国社会对社会主义有比较包容的态度,马克思可以为纽约的大报写专栏,克鲁泡特金可以在美国出入上流社会,并发表公开演讲。④ Dorothy Day,Loaves and Fishes,Maryknoll,New York:Orbis Books,1997,p.14.该书初版于1963年。《美国劳工运动》(1886年)和《社会主义与社会改革》是当时伊利系统论述社会主义的作品,不过出版这两部著作时他已经需要刻意地申明,他是本着“保守主义”的精神在讨论问题:“作者的意愿是看到社会的和平进步,看到以往历史发展的成就能够被保存下来。但是他不会感到吃惊,如果有人指责他是激进分子。”伊利相信,对资本和金钱的崇拜者而言,“一切致力于维护富有者财产的倾向就是保守主义,一切其他的倾向就是社会主义”⑤Richard T.Ely,Socialism:An Examination of Its Nature,Its Strength and Its Weakness,p.viii.。

(二)对私有权的社会主义理解

伊利固然因为美国的社会氛围,不愿意明确承认自己认同社会主义的立场,但是正如他的批评者尖锐指出的,他对财产权的基本看法出自德国历史主义学派以及由此派生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即不承认私有财产权是不可侵蚀的自然法权利,倾向于通过社会变革和国家干预来改变财产权,甚至“侵害”和“否定”私有权。①Luigi Bradizza,Richard T.Ely’s Critique of Capitalism,pp.2-5,pp.149-154.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要展开的问题,当然会涉及伊利对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看法,但是并不是标签化地认定伊利是或者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讨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伊利在多大程度上否定资本家对私有财产的处分和管理权利,以及与此相关的,他在多大程度上认可国家为了社会公益对财产和经济活动的介入和干预权力。我们首先由《社会主义与社会改革》一书开始。这是伊利讨论社会主义问题最系统的著作,包括五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的性质、社会主义的优点、社会主义的缺憾、社会改革之中庸之道、社会主义文献(附录十一种)。

在1883年出版《近代法国和德国社会主义》一书之后,伊利的著述活动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在1938年还出版了他的大部头自传。在这样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伊利对社会主义以及相关问题的看法有无本质性的变化?一个比较好的判断尺度,就是阅读他在1893年出版的《经济学纲要》,并将之与该书1931年版本进行对照。② Richard T.Ely,French and German Socialism in Modern Times,New York:Harper,1883;Ground under Our Feet:An Autobiograph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38;Outlines of Economics,New York:Hunt&Eaton,1893.Richard T.Ely et al.,Outlines of Economics,the fifth revised edition,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31.这样的观察为我们解读《社会主义与社会改革》提供了一个展开的框架。《经济学纲要》1893年版本有专门一个章节(共8页)讨论社会主义。伊利在此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被表述为以下四个方面:生产资料的公有,生产资料的公共管理,其产品由公共权威进行的分配,通过个人享有生活资料和社会福利的形式保留甚至扩大的私有财产。伊利一直坚持的一种看法是: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美国和欧洲已经是既存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譬如邮政、运河、公路和铁路等的公有和公共管理,国家对部分森林和土地的所有和使用。他还认为,在理论上,公园、公立教育、博物馆等公民个人可以免费享用的福利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得到进一步扩大,作为生活资料的私人财富的分配会变得更加均衡和公平,因此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私有财产不仅不会消失,而且还会广泛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③Richard T.Ely,Outlines of Economics(1893),pp.308-310.

伊利认同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即贪婪和竞争造成巨大浪费和无序经济。但是他认为,人们需要探讨这些弊端是否可以通过渐进的、和平的社会改革来纠正;人们需要探讨在完全的生产资料国有制下,如何来防止掌握一切经济和管理手段的公权力对个人自由的侵蚀和压制,如何防止可能会妨害文明成长的过于单一单调的社会和经济范式。这种担忧并没有让伊利失去对社会主义积极意义的认知。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对促进社会改革有重大推进作用。首先是社会主义的教育作用,即这一理想敦促人们注意到近代资本主义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激发人们关注贫困阶层状况的同情心,养成人们超越私利、由公益观察社会问题的风习,帮助人们意识到国家在现代经济中必须扮演的角色。伊利的信念是:“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社会主义在道德上完全无可指摘。”伊利评价社会主义理想的思想基础是他的基督教社会思想:“在法律上私有财产是属于我的,但是在道德上我的财富仅仅意味着我有了服务于人类进步的一个新的机会,因为在伦理的意义上连我自己都不属于我自己。”换言之,罗马法和资本主义法制所强调的绝对的、个人主义的私有权,是伊利难以接受的。④Richard T.Ely,Outlines of Economics (1893),pp.310-314.

1931年版本的《经济学纲要》保留甚至扩展了论述社会主义的专门章节(共17页)。伊利在这里仍然肯定各种“温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改良,譬如德国、英国和法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通过渐进方式扩展国家经济调控的尝试和努力,对单一国有制的苏联工业模式表示怀疑,认可苏联一度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这一版本对20世纪前30年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做了简要介绍,而与1893年版本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主要由经济学的角度对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潜在的缺憾做了系统的阐释:社会主义者所期望的对资本主义体制弊端的纠正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变革,而是在现实社会中具体的局部的改良,而且也不仅仅有赖于制度变革,还需要个人道德和责任心的培养。伊利以及和他共同写作新版本的学者们显然已经注意到,社会主义所强化的公权力和“多数人的暴政”对私有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可能会有所压制、对个人自由会有所侵蚀。①Richard T.Ely,Outlines of Economics (1931),pp.718-734.

《经济学纲要》新旧版本的上述变化固然反映了伊利等美国经济学家对苏联经济体制的看法,但更多的是因为吸收了伊利1894年《社会主义与社会改革》一书的内容,是伊利对社会主义持续稳定看法的延续。②Richard T.Ely,Socialism:An Examination of Its Nature,Its Strength and Its Weakness,pp.175-249.伊利在该著作里就社会主义理想可能包含缺憾的论说并不是简单的批评,而应该被看作是在探索如何实践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他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简单的全盘国有化,而是认为它可能会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其中一种途径是所谓“私有财产的社会化”。用伊利自己的话说,“私有财产有两面性,即私人属性和社会属性,而后者是主要的”,即私有权的存在有其“社会目的”。对伊利倡导的社会改革而言,这一思路具有关键的意义:即便生产资料的相当一部分在法律上是私有的,人们仍然能够对私有权进行“重大调整”,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私有财产的社会目的。与此同时,即便以这种方式让私有财产保持主要地位,人们仍然需要发展必要的公共制经济,譬如他在前述两个版本的《经济学纲要》里谈到的邮政、电信和铁路等关键的公用事业。③Richard T.Ely,Socialism:An Examination of Its Nature,Its Strength and Its Weakness,p.196.伊利从来不怀疑,社会主义立场和观点对当时美国的社会改革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我们的社会以往过度强调经济生活与私人利益有关的方面,这是18世纪后期个人主义思想的一个结果。社会主义则是对经济生活触及社会公益的方面进行必要的强调。当新的经济措施和规划出现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原则敦促人们由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去审视它们,而不是仅仅由个人私利是否得到满足的角度去评估它们。这倒不是说,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对公益的关照。我们只是指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社会主义原则是必要的,因为它能够敦促人们由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去审视经济问题,并由此得出相应的观点。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美国人对经济规划和措施的看法通常还是基于少数人的短期利益。④Richard T.Ely,Socialism:An Examination of Its Nature,Its Strength and Its Weakness,p.167.

换言之,私有权是排他的权利,但从来不是绝对的权利。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法律从来不承认不受限制的私有权,而所有法律对私有权的限制都是因为任何文明社会都需要平衡其私人属性和社会属性,而在二者发生冲突时,前者必须服从后者,“私有财产得到维护是为了达成其社会目的”。而伊利在这里的另外一层意思是,与公共财产和公有产业一样,私有财产,包括作为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对个人和社会有重要有益的作用,譬如私有财产是人们愿意节俭和勤奋的主要原因之一。重视私有权的社会属性,并非是要模糊公私产权的界限,而是为了更清楚界定私有权,是保护私有权的必要条件之一。⑤Richard T.Ely,Socialism:An Examination of Its Nature,Its Strength and Its Weakness,pp.306-307.

在论说如何发展私有权的社会属性的时候,伊利其实还阐明了这一属性在道德上和在法权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伊利与英国学者托尼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立场完全一致,即他们笃信基督教社会学说,认为私有财富是上帝托付给个人来管理的,其用意是让这些个人按照上帝的意志来使用,以之服务众人。在基督教占主流地位的美国和西方社会,伊利认为,这一基督教关于私有权是来自上帝之托管的观念构成私有权社会性一个主要方面。他进而认为美国的社会改革和进步意味着私有权这一社会性,需要在实践的层面得到更好的贯彻:教会需要做更多工作来教育人们接受这一观念,信徒要避免生活上无谓的浪费和奢侈,但是同时也要使用所掌握的财富来接受良好教育和推动整个社会的高尚文化发展,而不仅仅在物质上帮助贫困弱小的其他人。伊利强调说,人们应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路加福音》第14章里的这段话:

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居,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

也就是说,在伊利看来,一旦私有财产以及私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这种公益观念的指导下行使自己的权利,私有权的诸多的真正优越性才能得到发挥。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人们会充分意识到私有权和私有财产的社会属性,即它们存在的目的不是私利,而是社会公益,进而愿意诉诸立法、司法和其他途径来规范私有权的行使。充分地、决断地以法规规范私有权,常常有保护人们的财产权的作用,是维护社会公益所必需的,譬如可以防止贪婪的地产所有者不当使用其地产,在居民住宅区建造马厩和屠宰场等妨害卫生环境的设施。①Richard T.Ely,Socialism:An Examination of Its Nature,Its Strength and Its Weakness,pp.307-310.

借助立法来发展私有财产的社会属性还意味着促使财富更加均衡广泛地散布在民众中间,以期达到普遍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目的,同时减少因为拥有巨额财富而与民众隔绝的少数人的数目,“拥有中等数额财富的人比起那些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更接近民众,更善于用他们的财富去帮助穷困者”,而且他们的人数更多、分布更广,因而是更重要的社会中坚。②Richard T.Ely,Socialism:An Examination of Its Nature,Its Strength and Its Weakness,pp.311-313.

二、能够具体落实的社会改革措施

如果社会主义被宽泛地解读为一种批评与资本主义相伴随的种种问题、热衷于为劳动大众改善境遇的社会改革运动,伊利的改革思想无疑是社会主义的。其实他的社会思想纲领本来就包含激进社会主义的一些主张。在宽泛的意义上,在伊利看来,甚至基督都可以被称呼为“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对美国反社会主义文化做了婉转的批评:有些人士被看作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注意到人的社会属性,认为“人在从事某些经济活动的时候,如果采纳某种方式的合作,比起采纳别种方式,会进行得更加顺利”。如果他们的社会改革的手段是和平非暴力的,他们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就无需引起他人的害怕,更不得受到限制。③Richard T.Ely,“Socialism in America,”pp.524-525.伊利是赞成社会改革的,但是他仅仅支持和平的工会运动和其他合法的活动,反对抛弃一切传统,反对用暴力摧毁和重建整个社会。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最初几十年,伊利编写的教科书是畅销的大学经济学教材,重印和增补的版本很多。他在这些著作里面对他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有简明扼要的陈述。解读他的经济学教科书,并且关照到他其他的研究著作、自传和众多的期刊文章,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伊利的社会理想轮廓。

(一)工资水平和公平工资的争取

约翰·瑞安是一位美国天主教神父,出版有影响力巨大的著作《生活工资:工资的经济和道德层面》。他着力于阐释天主教的社会思想,强调公平工资必须是足够工人及其家庭过上有尊严生活的收入。伊利与瑞安不仅是朋友,对社会问题也有基本的共识。该书的导言是伊利写的。在这篇文字里面,他公开赞扬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这一主张“让人们对经济事务中的对与错更加敏感”,对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问题更加重视。许多经济学者认为,劳工的工资取决于社会文化和习惯能够接受的生活标准。这个标准当然是因时因地而异的,那么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什么样的工资水平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需要有这么一个道德标准吗?这样一个衡量工资的道德标准对经济生活具有健康推动作用吗?如果一个家庭的父亲需要加班加点工作,他的妻子和年少的孩子也需要离开家庭去工作,这个家庭的生活水准即便这样也不能达到他们所处社会认可的最低限度的体面舒适的生活,这样的工资水平显然在道德上是不能被接受的。瑞安和伊利都提出,足够劳工及其家庭过上体面生活的工资需要包括以下要素:满足劳工及其家庭一切日常生活需求、可能发生的意外以及预备养老所需的费用;有一笔现金储蓄和有钱办理人寿保险。这些要素应该都包括在社会文化习惯所能接受的工资标准里面。① John A.Ryan,A Living Wage,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06,pp.xi-xiii;Richard T.El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new and revised edn.,New York:Eaton&Mains,1901,pp.227-228.

在谈论这个体面生活工资的时候,伊利注意到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他指出,在当时的美国,工人们不仅必须通过艰苦斗争才有可能争取之,而且还要面对大量来自“南欧的廉价和低质”移民劳动力的竞争,后者倾向于接受更低的劳动报酬,因此需要限制移民。此处,伊利还提及《排华法案》的根源是华工的低工资。他对移民和华工的看法显然是出于维护美国本地劳工利益的立场。他也讨论到计件工资,认为在这种制度流行的地方,限制工人劳动时间超长的规章法律往往被忽略,而且计件工资如此之低,工人不得不加班工作,生活因此变得悲惨不堪。伊利在研究和写作中经常在工矿企业作实地考察。他支持改善劳工待遇的立法,要求加强工厂工作环境的安全,限制工作小时数,尤其是减少妇女和少年的工作钟点。他在他的著述中不断呼吁,雇主要对劳工的工伤负责,提供医疗费用和劳工失去工作能力后的生活费用。②Richard T.El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pp.229-233.

在工资问题上,伊利深知劳工争取公正待遇的难度。他同意马尔萨斯悲观的人口学观点,认为人口的压力会削弱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压抑工资水平到仅仅能够勉强维持生活的低水平。他注意到,社会主义者正是意识到这点才坚持要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伊利觉得,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即便在国家作为雇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马尔萨斯上述的工资理论还仍然会起作用。然而在伊利的眼里,现代经济社会的情形已然是,为文化习惯所固定的较高生活标准具有相对独立性,不会轻易下降,而且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管理水平密切联系,包括居住条件的改善,街道、路灯、公园、图书馆和其他公共设施的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教育的普及。接受了良好教育和美国生活方式的移民后代会毫不犹豫地希望得到更好的收入和物质生活条件,并不会轻易多生子女。③Richard T.Ely,Outlines of Economics(1931),pp.427-430.

他和马克思在工资问题上有一个相同的看法,即认为工人要想获得更好的收入,只有通过与雇主的博弈。而工会组织和政府参与的仲裁,在很多情况下有利于劳工和雇主之间就工资问题以和平方式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政府对企业的监督则有利于改善劳工的工作条件和其他福利。伊利在这里还谈到一个有趣的文化问题。他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围绕美国劳资关系的文化和态度有了变化:雇主不再把减少工资看作是降低生产成本的首选,对工会有了更加宽容的正面看法,而工会对雇主有了更加弹性的合作精神。在这样的氛围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工人待遇和收入的改善之间建立了对应的关系,和谐劳资关系的建设有了扎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④Richard T.El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pp.233-234;Outlines of Economics,pp.432-434.

(二)劳工组织的社会改良作用

由上面谈到的情况来看,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伊利对经济生活的分析很少脱离对伦理道德的评估。他始终认为,劳工更好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必须通过工会有组织的努力来获得。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始终坚信:“基督教伦理包含的原则应该贯彻到所有劳工组织的活动中去。”⑤Richard T.Ely,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p.321.

在他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整个生涯里,伊利一直反感劳工运动中的无序和暴力。当然,他也一直坚持他对劳动群众的同情,认识到美国劳工运动所面临的三大困难:雇主的迫害,司法界玩弄法律条文对之进行的骚扰,普通大众的疑虑和猜忌。用和平谈判和仲裁的方式来保护劳工福利,需要有合适的社会条件:人们必须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合法合理要求,进而鼓励劳工运动中稳健保守的力量。工会在现代经济社会具有重大的功能,但是伊利还强调其作为教育机构的作用和推动国民教育的意义,譬如在工人中间展开的戒酒活动,组织工人参与工资、劳资关系和一般社会问题的讨论,兴办与工人福利有关的报刊、合作社以及保险事业等。劳工组织不仅直接推动了美国免费的国民教育的普及,也鼓励工人通过自学提高修养,甚至要求其成员改变说脏话习惯,学会举止优雅。总之,在伊利看来,劳工组织提升工人修养的努力最终也提高了整个美国民族的文明水准。① Richard T.El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pp.236-242;Outlines of Economics,pp.700-701;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pp.120-140.

伊利评论道,单单凭借劳工组织,工人大众在现代社会的利益很难得到有力维护。有些工人身后并没有强有力的工会,而许多工会并不重视保护妇女和童工。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工会一般会注重要求提高工人的工资,对劳动安全和工作环境的卫生却往往忽略。这些与劳工身心健康关系密切的问题还需要依靠相关的劳动立法和政府监督来解决。政府对劳工保护需要做出统一规定,要求所有企业执行,并且以法律保护和规范工会及其活动。当然,伊利很清楚美国三权分立政治文化下的特殊情形。在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所谓的“镀金时代”,美国各级法庭总体来说对劳工的诉求并不热切支持。他对最低工资立法十分重视:既然劳动环境的安全和卫生可以通过立法途径来改善,为何不可以制定法律来禁止过低的工资,防止劳工及其家庭陷入窘迫处境?过低的收入直接和间接地损害劳工及其家庭的身心健康,甚至逼迫一些女工业余或者全职从事有伤风化的职业,引起当时社会的普遍关注。伊利绝不像其他一些经济学家那样,一味强调提高工资对投资和企业运作带来“完全不良的”冲击,造成失业率的升高。他坚信政府在扩展就业和失业救济方面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②Richard T.Ely,Outlines of Economics,pp.662-677,pp.681-684.

当时的美国社会,尤其是企业界,以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名义提出,工人应该有拒绝参加工会的权利,企业有雇用这些工人的权利,工会不得要求企业仅仅雇用工会成员。这是美国劳工历史上持续争议多年的问题。伊利采纳了明确支持工会的立场:拒绝参加工会的工人往往拿比工会所要求工资更低的报酬,对社会生活有破坏性的影响,因为他们降低了总体的工资水平。③Richard T.Ely,Outlines of Economics,pp.694-695.

在他的自传里面,伊利表示,他对自己早期的最重要著作即《美国劳工运动》,是不满意的。不过他指出,在著作出版之前他就“预料到他对劳工组织的立场和对劳工运动的态度会引发很多反对的声音,他甚至可能会因此受到迫害”。尽管如此,伊利坚定地说:“我感觉到这是我必须履行的一项使命。在当时写给母亲的信里面,我引用了使徒保罗的话来表露我的心情:‘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④ Richard T.Ely,Ground under Our Feet:An Autobiography,p.72.所引用保罗的话出自《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6节。伊利的“福音”就是推动美国社会经济改革和劳工待遇改善的经济学观点。即便在1931年出版的《经济学纲要》第5版里面,伊利仍然坚持自己对工会积极支持的态度,没有从自己早期的立场退缩。

(三)市政改革和城镇公用事业

在今天的世界各国,人们不再经常谈论合作社、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和分享利润这些曾经在历史上热门的话题。晚近对我们学界有比较大影响的美国经济学家很少研究和倡导这些主张。对伊利而言,工人参与管理和部分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几乎是神圣的理想,是造就完美现代社会的最优越条件,而且只有这样的社会才能够去除工业社会所经历的绝大部分弊端。他所谈论的一种合作社是指工人既是企业所有人又是企业劳动者的情况,而在这种环境里劳资双方完全就是一家人,工人有很高的工作积极性,因为他们自己就集体地拥有企业,并且因此在生产中变得“勤奋、节约、聪慧,注意体贴他人”。当然伊利同时也承认,这类合作社的失败原因往往是工人的素质和品德不够优良,他们没有能力去应对他们面临的任务。⑤Richard T.El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pp.243-246.他也提醒人们,与工人分享利润在有些情况下成为企业主欺骗和控制劳工的一种手段,而非真正对后者有利的实惠。⑥Richard T.Ely,Outlines of Economics,p.710.

在具体可操作的层面,伊利认为,在严格和真实的意义上,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生产资料的公有,也意味着企业经营管理需要员工、社会公众和公共监督机构的参与。伊利长期鼓吹美国城镇公用事业(水电、煤气和公共交通等)应该由市政府所有。在他的许多著述中,他提出,这些公用事业带有自然垄断的性质,适宜公有,不适合由私人资本控制。不过他一直认为,这样公用事业即便公有,也不会导致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整个社会生产资料并没有因此完全国有化,生产进程没有完全由国家掌握。由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他指出,管理市镇当局拥有和运作的公用事业,在理想的情况下,应该依靠全体市民参与的自由和充分的讨论,而市民们需要为此拥有正确的“社会心理”,即良好的道德和素养,能够任用廉洁和有效率的公务人员队伍。这些人员能够完善地管理政府拥有的这些关乎民生的企业。① Richard T.Ely,“Municipal Ownership of Natural Monopolies,”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72(March 1901),pp.445-455;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pp.251-252.按照伊利对社会主义宽泛的理解,这样的公用事业自然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

三、经济活动的道德准则究竟多重要

作为一位基督教学者,伊利坦然承认其宗教信仰对他的社会经济观点的影响。他是一位重视基督教道德指导意义的经济学家,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提出持续的批评。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谈论美国工人运动的时候重申了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几个关键论点,其中有两条对我们理解伊利的社会思想有重要启发作用:“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②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7-278页。就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言,伊利与恩格斯及其在这里谈到的“共产党人”并无分歧。而就工人运动长远和终极的目的而言,他们无疑是有分歧的:恩格斯注意到美国社会和经济的一些特点,譬如广阔的边疆土地和持续的移民流入缓解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但是他认为19世纪80年代的工人运动标志着工人的自觉意识和他们对资本主义剥削“方兴未艾的反抗高潮”。恩格斯认为,美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一定会同“战斗的欧洲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公认的纲领”相一致,即“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使整个社会直接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③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6页;《美国工人运动》,第271-272页。

在《美国劳工运动》一书里面,伊利实际上讨论的就是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19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的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诉求在80年代爆发为以“秣市惨案”为代表的一系列“骚动”(恩格斯语)。伊利高度认可工人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待遇等斗争目的,但是决绝地否定暴力手段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他对所有制问题的思考和看法比较复杂,但是对全盘国有化在原则上是不认可的。

(一)无政府主义绝不是社会进步的手段

伊利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认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思路。然而这样一位不时强调自己保守温和立场、不时需要声辩自己并非社会主义者的学者,出版的最初三部著作都是研究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即《近代法国与德国的社会主义》(1883年)、《美国晚近的社会主义》(1884年)和《美国劳工运动》(1886年)。他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单凭这一点,在美国他就会被怀疑有同情甚至认同社会主义的倾向:一个认真和诚实的政治经济学学者不可能回避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的问题,尽管涉猎这一问题本身就会招来严厉的批评,甚至引来恶毒的攻讦。伊利分析法德社会主义的上述学术著作出版之后,一些资本家以及他们的代言人就指责说,他假借研究法德社会主义历史阐释他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伊利因此在他对美国社会主义的研究著作里不得不再次申明,他的意图不是肯定或者批驳,而是学术的陈述,提供给读者做出自己判断的材料。他认为自己不需要在书中不停地表明自己反对暴力革命的态度。美国舆论充斥着反对社会主义的喧嚣,但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准确的了解。而且在伊利看来,美国在70年代和80年代尖锐的阶级矛盾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带有蛊惑煽动激进运动的倾向,值得特别关注和警惕,而西欧一些社会主义者注重和平地改善劳工状况,注重调解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譬如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英国的金斯利和莫里斯。① Richard T.Ely,Recent American Socialis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885,pp.5-7.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后来被修订为《美国劳工运动》的一部分。伊利当然很清楚,美国当时一些激进个人和团体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同样来自欧洲,往往与社会主义混淆,被看作社会主义的一个派别。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比较温和的社会主义派别,在他看来,都有一个相同的根本特征,即认为以“工资和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制度已经过时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同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不过伊利也很清楚,在政治上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恩格斯是有分歧的,在组织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早就分道扬镳。这些复杂的情况以及美国社会本身因为高速工业化和巨量财富增长所带来的问题都说明,把社会主义简单地斥责为外来影响或者看成是单纯崇尚暴力都是脱离实际的。②Richard T.Ely,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pp.209-219,pp.228-230.

在《美国晚近的社会主义》和《美国劳工运动》这两部书里面,伊利都很注意陈述和分析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情况,后一部著作尤为详细。③Richard T.Ely,Recent American Socialism,pp.257-276;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pp.231-268.他对宣传和实施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做出清楚界定有一个重要的用意和作用,就是把他们与马克思、恩格斯认可的美国社会主义劳动党区分开来。伊利很清楚,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譬如乔赛亚·沃伦(1798—1874)和本杰明·塔克(1854—1939)等蒲鲁东的追随者,并不支持以暴力的手段改变既定社会秩序。他着力批评的是巴枯宁在美国的追随者,指责他们鼓吹用赤裸裸的暴力破坏一切社会制度和秩序,却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设想和努力。伊利坚信的原则是:暴力不能用来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手段。《美国劳工运动》中有不少章节是由《美国晚近社会主义》的内容修改补充而来。两部书的最后一章都用了“社会改进办法”这一标题,内容也多有重合,不过前者在1886年出版,比后者晚2年,而且显然是在那一年5月的“秣市惨案”发生之后(伊利在书里提到了此事),对暴力的谴责和批评也要严厉得多。在1884年著作的章节里,他在简略地批评无政府主义骚乱之后立即开始系统地阐释:对和平的社会主义运动采取压制性措施,例如俾斯麦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镇压,只会加强其内部的团结和扩大其影响力。因此在美国,如果社会主义者没有违法行为,对待他们也不能压制,而是应该理性地分析他们的观点,考察其中合理正当的成分。社会主义者和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有时候提出的纲领完全是温和保守的改良主义诉求,与基督教人士的社会观点完全一致:工人组织积极参与政治和选举活动,保护工会,禁止使用童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障受工伤劳动者的权益,推行公立免费的义务教育,取消压制工会活动自由的立法,设立促进劳工福利的政府机构,对厂矿的劳动条件和安全进行细心严格的政府监督。伊利注意到,这些社会组织的要求还包括限制外籍劳工进入美国,以防止他们和美国工人竞争工作职位。④Richard T.Ely,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pp.295-307.

真正防止民众走向暴力的途径,是听取和采纳他们的合理要求,维护他们的权利,纠正资本家滥用其经济权力的问题,包括立法打击金融投机肆意剥夺普通人民财富这样的恶劣行为。对劳工状况的无知和冷漠,对劳工诉求的苛刻责难,是最危险的,只会让社会矛盾激化,把劳工逼向骚乱和暴力。报刊记者和研究学者应该深入下去,了解工人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居高临下地随意描写和轻率指责。所以伊利总结说,在处理劳工问题的时候,“道理仍旧是,爱总是比恨更有力量”。这个道理当然适用于劳资双方。⑤Richard T.Ely,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pp.307-309,p.319.伊利在第319页谈到,芝加哥诉诸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破坏了社会人士对劳工运动的善意看法,使劳工运动失去大多数人的支持,进而严重伤害了劳工的利益。这里他所说的应该是1886年“秣市惨案”的后果。

(二)基督教道德与社会经济关系

良好道德的普及是任何健全社会所必需的,当然也是公平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必需的。伊利的这个看法是他以及其他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基本立场。我们要对这一立场做出评估,就不能回避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道德的著名论断:“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1页。对这一观点仅仅做一个机械的、教条主义的理解,是违背恩格斯的本意的。在伊利和恩格斯的立场之间有两个基本的共识。首先,恩格斯在谈到现代平等观念的时候曾经说,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是特定社会和经济关系的产物,旨在“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并且曾经借助基督教思想为依据,而到了近代“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确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恩格斯认识到,“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指出: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480-485页。恩格斯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里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7页。而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和其他社会思想,正如恩格斯在别处谈到的,长期以来也是以恢复基督教原始和基础教义为理由的。③ 恩格斯强调,原始基督教理想让人们追求“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一理想都会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甚至是以异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当然,恩格斯也意识到,在无产阶级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基督教的平等理想只能“从‘上帝儿女的平等’得出有关市民平等的结论”,而且理想的社会和经济平等将会是难以实现的,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7页;《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239页、第247-248页。

其次,在其晚年的书信里面,恩格斯多次谈到,机械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不是他和马克思的本意。在1890年给约·布洛赫的信里,他谈到自己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而且特别指出:“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为纠正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理解,恩格斯还说:“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④ 《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4-606页、第648-651页。政治、法律和宗教并不是因为经济状况而自动生成的,同时它们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对“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

伊利力图由基督教伦理出发来改良社会,最大限度地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他与代表社会主义运动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个重要方面是有共同语言的,即“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因此在理论上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应该支持的社会改革派。⑤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3-435页。伊利强调说,支持放任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观点力图灌输给人们一种错觉,即“每个人追逐自己的利益就维护了普遍的利益”,因此没有任何关照他人的义务。但是在伊利看来,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伦理,与基督教道德是完全对立的观点。符合基督教道德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不仅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合作互助的依存关系,而且不承认任何绝对的私有财产权:“在更高的道德意义上,我们所有的财富都不过是托付给我们代管的,托付给我们来经营,以便我们来改善我们自己和其他所有人的福利。如果我们社会的统治者记住并且实践这一原则,那么他们就完全不需要把劳工大众看作是麻烦和威胁。”⑥Richard T.Ely,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pp.311-312.资本主义到了垄断阶段,垄断资本家利用他们掌控的压倒一切的经济和文化力量,借助“现代商业竞争”的手段,“排挤和碾压”与他们本来应该是兄弟的其他人。⑦Richard T.Ely,Social Aspects of Christianity and Others Essays,New York:Thomas Y.Crowell&Company,1889,pp.7-8.伊利的这些看法其实已经接近在根本意义上对资本主义提出怀疑和否定。

现代社会的阶级区分让人们形成鲜明的阶级意识,冷漠对待比自己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伊利在此举英国的情况为例。他指出,19世纪前半期英国的童工问题非常严重,实际上是对孩子们的“谋杀”,是“人吃人”的惨状,但是保护童工的立法遭到资方及其代言人的顽强反对,在“经历了一代人的斗争”之后才被通过。知识分子并没有都站在劳工一边,譬如曼彻斯特学派以经济学理论为工具、以学者的身份参与到反对就劳工待遇和工作条件立法的资方阵营,使得劳工保护他们自己和家人的斗争愈发艰难。①Richard T.Ely,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pp.313-317.他提出,劳资双方以及社会其他阶层都应该改变态度,掌握良好的沟通能力。劳工需要通过教育改善自身的素质和道德,学会相互之间的团结互助,学会与资方的沟通合作。而资方以及其他社会上流人士应该怜恤劳工,学会与他们平等对话。②Richard T.Ely,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pp.319-324.伊利的社会思想肯定国家在改善社会福利方面的关键作用,包括通过税收来兴办免费公立教育和为劳工子弟服务的职业教育,为民众提供公园和其他娱乐设施。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绝不是站在资本家一边用强力手段压制劳工和劳工运动,而是在有效保护私有财产的同时关照到劳工的合法诉求。此外,政府还应该取缔美国当时盛行的资本家私人武装,而不是一味地弹压劳工组织。③Richard T.Ely,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pp.325-330.

伊利在《美国劳工运动》的结尾谈到,人们很难指望现代社会的富有者能够像基督要求的那样完全舍弃自己的财产去救济贫困者。那么他们有没有可能接受一些早期基督徒实践的共产主义,建立财产共有的社团,将人世间的财富和地位差别置之度外呢?④Richard T.Ely,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pp.331-332.一个按时做礼拜和虔敬祈祷的信徒,如果忘却了基督教信仰的社会寓意,则完全可能在出了教堂之后,即刻按照市场游戏规则去“扒掉人类兄弟们的皮,并且售卖之”。⑤Richard T.Ely,Social Aspects of Christianity and Others Essays,pp.1-7.

在《基督教社会论点》这部著述里,伊利用五篇文章系统地阐释了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看法。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批判这一现代经济体制,他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之。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他以基督教观点对现代资本主义提出的批评完全不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怀念,也丝毫没有复辟回到旧时代的意愿。他其实认为,基督徒背离基督社会训导的问题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的弊病。在第二篇文章《教会与世界》里面,伊利在原则上认可一个基本的事实:基督宗教的社会思想与基督徒从古至今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从来都是有张力的,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⑥Richard T.Ely,Social Aspects of Christianity and Others Essays,pp.62-73.

该文集的书名其实就是其中第一篇文章的标题。伊利在原则上认同托尼在《宗教与资本主义兴起》里面所表达的观点:基督宗教与资本主义基本价值观难以兼容。⑦ 彭小瑜:《“经济利益不是生活的全部”——理查德·亨利·托尼的资本主义批判》,第7-8页。伊利指出,如果我们自认为是基督徒,那么“我们所有的行为、思想和用意,我们的法律和法律的执行,我们所有的公共和私人的事务,都应该以造福所有其他人为目的”。这一要求与“现代的商业竞争方法”和资本家压低劳工收入的做法是格格不入的。⑧Richard T.Ely,Social Aspects of Christianity and Others Essays,pp.1-9.按照伊利对基督教信仰的上述理解,他自然对教会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有极大不满。他谈到,教会忽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为了取悦富人,未经过仔细研究即匆忙地谴责”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是为了向权贵“低头逢迎”。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19节里面,彼得三次被问是否爱耶稣,耶稣三次告诉彼得说,如果他爱,就要“喂养我的羊”。伊利强调说,这里的“喂养”不仅仅是进行信仰的教育,还包括实实在在关怀信徒的生活福利。⑨Richard T.Ely,Social Aspects of Christianity and Others Essays,pp.10-18.

伊利认为,教会和信徒们并未在美国对资本主义提出有力的批评。他举出在他写作此文之前不久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巴尔的摩的公共街车雇员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7个小时,当地群众举行大会,要求立法限制他们的工作时间到12小时,结果有些买了街车公司股票的教徒就和支持这项活动的牧师表示,你们宣讲“单纯的福音”就可以,不要介入这些社会事务。伊利提到,在当时的美国,如果牧师在教堂布道时谈论工厂女工的惨状以及如何改善她们的地位,一些教徒们会抱怨这样的布道偏离了“单纯的福音”,说了与宗教没有关系的话。①Richard T.Ely,Social Aspects of Christianity and Others Essays,pp.19-29.伊利不承认现代市场经济下的私有权是绝对的。②Richard T.Ely,Social Aspects of Christianity and Others Essays,pp.30-38.而在工商业的实践中,因为牟利的经营不可能接受基督教的利他和无私原则,这一替上帝代管的财富观是否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③Richard T.Ely,Social Aspects of Christianity and Others Essays,p.31.伊利还专门提到,富人和支持他们的教会不愿意了解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合理批评,只会一味攻击批评之。他希望美国各阶层认真了解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并支持市政公用事业的公有。也就是说,伊利赞成在某些行业和部门实行公有制,而不是把公交等公用事业无偿或低价让给资本家。他注意到很多教会人士并不在意他的这一呼吁。④Richard T.Ely,Social Aspects of Christianity and Others Essays,pp.39-48.

余论:“一种民间传说”

伊利害怕社会主义吗?在充满强烈反社会主义情绪的美国社会,他恐怕不得不害怕。他曾经被指认为社会主义者,并因此面临迫害的威胁。他在原则上一直倡导社会改良,倡导“改进现存的制度,而不是彻底抛弃之”。那么他信奉资本主义吗?他显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者。他曾经说过,有些人因为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下面发现的黄金或者石油而发了财,“假如我以这种方式获得了财富,它们在法律上虽然归我所有,在道德上它们只不过是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去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就是说,在伦理上,这些财富不是属于我自己的”。⑤Richard T.El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p.253.这是一种带有基督教社会思想色彩的社会主义伦理。

在伊利的眼里,通过革命的手段建设严格意义上的全盘国有的社会主义不一定是最佳选择。他所青睐的现代社会改革是渐进的、和平的,而不是急剧摆脱既有的制度和传统。他对无政府主义极度反感,认为这种暴力和反对一切社会传统的主张本身就违背了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原则之一,即改善人的境遇和生活。对国家掌控一切的全盘国有制下的社会主义,伊利也万分迟疑。他的理由是,如果经济生活只保留这样单一的模式,让整个社会方方面面都处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就无法形成有效的影响,无法发挥温和持续的作用,容易导致矛盾的积压和突然的爆发,不利于社会安定和稳妥地前进。⑥Richard T.El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pp.253-255.这样的倾向性并不妨碍伊利把资本主义的贪婪看作是对美国文明的重大威胁。在这方面,最近以民主党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竞选的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采纳的立场,恰恰与伊利的社会思想相吻合。

伊利在他后期的学术生涯中微妙地调整了他支持公用事业由市镇当局公有甚至国有的立场。《经济学基本原则》一书的1926年版在1930年的重印本曾经在上海经由商务印书馆发行面向中国销售的版本。即便在1894年就因为被指责宣传社会主义而面临被开除教职的威胁,伊利在这部影响广泛的经济学教材中还是就公有制表露了谨慎和乐观的态度。由这部著作的1908年版到1926年版,伊利不仅依然认为一些关键产业的公有和国有具有必要性、公益性以及经济效益,包括水电、电信、邮政和公共交通,而且还就此给出了更加系统的论说。在两个版本里面,伊利都指出,认为私有和私营企业一定比公有企业更有创新力和效率更高,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一种民间传说”。他举例说,美国邮政和英国的邮政储蓄不仅都是本行业里面服务民众的典范,也是具有创新精神的开拓者。在1926年的版本里,伊利对水电等公用事业的公有和公营的肯定语气变得更加委婉,因为他注意到,在严格和严密的政府调控和民众监督下,私营企业在公用事业领域也做出了良好的业绩。但是他仍然提出,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支持和推动公有制的一方失去其诉求的合法性。他举出铁路交通为例说,国营模式和私企模式各自的优①Richard T.Ely,The Coming City,New York:Thomas Y.Crowell,1902,pp.70-73;Richard T.Ely and George Ray Wicker,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Economics,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08,pp.177-193;Richard T.Ely,George Ray Wicker and Samuel J.Brandenburg,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Economics,4th edition revised,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6,pp.257-266.

的确,对伊利来说,屈从美国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偏见是一种懦弱,所以他在1894年之后还是公开声称:“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社会主义在道德上完全无可指摘。”② Richard T.Ely,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pp.255-256.如果伊利教授完全不必担忧他会被迫害,他可能会像今天的伯尼·桑德斯那样毫不犹豫地宣布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无疑是一位杰出的、认可社会主义诸多原则和元素的经济学家。他在《美国劳工运动》序言里的几句话完全可以是本文恰当的结语:

纵观我们的历史来判断,当下的确是一个危机时期。人们在此刻很容易悲观,也容易过度乐观,而这两种情绪都是危险的。无论是向好的方向还是向坏的方向,我们的时代都具备前所未有的潜在可能,未来的结局如何取决于人们现在做出的决定。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警醒,诉诸有力的行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受到鼓舞和充满希望,为光明的未来竭尽全力。③Richard T.Ely,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pp.v-vi.

An Economist Optimistic for Social Reform and Social Justice:Richard T.Ely’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PENG Xiao-yu

Abstract:Richard T.Ely,the distinguished economist who was one of the prime movers behind the found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 1886,made great efforts to protest against the system of laissez-faire prevalen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in the 1920’s.Professor Ely conducted insightful researche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ocialism,and published works on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Suspected of promoting socialism on campus,he was once put on trial by an investigating committee in 1894 when he was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This incident did not dampen his optimistic attitude in pursuing social reform and social justice,and his enthusiasm remained unscathed for public ownership in municipal services and certain key industries.For Ely,“socialism as a theory of society cannot,of course,be regarded as in any sense morally blameworthy.”And he considered it firm ly as“a popular superstition”that private business was always and everywhere superior to public enterprise.As the present episode of the doctrines of laissez-faire and free tr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goes into deeper chaos and failure,it is crucial to rekindle Richard T.Ely’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Key words:critique of capitalism;history of socialism;American studies;Richard T.Ely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0)05-0001-14

收稿日期:2019-10-16

作者简介:彭小瑜,男,浙江杭州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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