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社会学研究
李 虹 宋 煜
摘 要: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3),从主观角度探讨了当前中国社会地位的结构特征、流动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主观社会地位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但主观社会地区总体评价偏低;“比较群体”的异质性使得农村居民的主观阶层认知评价比城镇居民高。(2)主观社会地位代际流动呈“趋中流动”,即趋中间阶层流动,社会中层的不流动率最高,无明显的城乡差异。(3)收入、教育、在体制内工作会显著提升中国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建议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阶层收入差距,调整利益分配机制,促进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更加公平地向各个阶层开放。
关键词: 社会流动;主观社会地位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从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转变的过程。根据流动方向,社会流动可分为垂直流动与水平流动,其中,社会地位发生上升或下降的流动称为垂直流动,社会地位没有发生转移流动,则称为水平流动(或平行流动)。根据流动的参照物,社会流动可分为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代内流动研究从个人的社会出身到初始社会位置,再到当前社会位置的流动;代际流动研究父亲的社会地位与子女社会地位之间的传递效应或继承效应。在近年来的国际社会文献研究中,社会流动多指代际间社会地位的流动,即代际流动,本文也采用这个定义。代际流动越弱,说明社会流动越强,社会越开放;反之,代际流动越强,说明社会流动越弱,社会越封闭。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应具有较大的流动性,社会中的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渐提升其社会地位,这样才能实现社会进步;反之,封闭性的社会,缺乏社会流动性,利益结构固化,将造成动态不平等,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注] 蔡洪滨:《维持高社会流动性》,《新世纪周刊》2011年4月4日。。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创始人Sorokin于 1927 年开启了社会流动研究的先河[注] Sorokin P A. Social mobi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ress,1927.。尽管如此,现代社会流动的研究却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Featheman将西方社会流动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相对简单的流动表(Mobility Tables)为主,例如根据父子职业的二维或三维列联表,计算每个职业的流入率和流出率。第二阶段以路径分析和职业地位获得研究为主,以布劳和邓肯利用线性模型和路径分析方法建立的“地位获得模型”为代表;第三阶段以职业流动的对数线性分析为主[注] Featherman DL, Hauser RM, Sewell WH. Toward Comparable Data on 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National Mobility Studies. American Sociologist,1974,9(1):18-25.。近年来,随着研究设计的发展,调查数据的丰富和统计分析工具的产生,西方社会流动研究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如使用Logit回归、HLM模型、事件史分析模型、时间序列模型等方法。
在中国,陆学艺在2000年后领导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研究”课题小组,欣起了国内学术界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的热潮,并大致形成了“乐观派”和“悲观派”两种判断。“乐观派”认为随着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中的成员有了更多上升流动的机会与渠道,社会流动趋于上升,中间阶层正成为现代社会阶层的主体[注] 宋林霖:《社会流动中的“结构性”阶层固化:政治学的解释与应对》,《行政论坛》2016年第4期。[注] 阳义南、连玉君:《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动态解析——GCSS 与 CLDS 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15年第4期。;而“悲观派”认为改革开放后在向市场经济进行转型过程中,再分配权力通过各种途径能持续保持着优势,继承关系逐渐增强,原有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地位的再生产,当前不平等结构代际传递有所强化,社会开放性程度有所下降[注] 李路路:《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注] 高勇:《社会樊篱的流动——对结构变迁背景下代际流动的考察》,《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注] 李煜:《家庭背景在初职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及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注] 郑辉、李路路:《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以往的文献资料,多从教育、职业、收入等客观指标来衡量社会成员的地位,却忽视了对社会成员的主观地位评价。本文认为对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有效测量不能仅仅停留依据收入、职业、教育等客观指标进行测量的层面,还应该关注个体的主观建构层面,关注个体的自我感知和评价,因为这会影响他们对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的态度、社会评价以及行为表现[注] Bottero W. Class identities and the identity of class. Sociology,2004,38 (5):985-1003.[注]Lindemann K, Saar E. Contextual effects on subjective social position: evidence from European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2014,55(1):3-23.。因此,社会地位应包含主观社会地位和客观社会地位两部分,二者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所以在研究时应加以区分和比较。当前,中国的主观社会流动性究竟如何?主观社会流动是否存在城乡差异?哪个社会层级的主观不流动率最高?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为此,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 2013),从主观角度出发,试图研究当前中国主观社会地位的结构特征、流动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更为深刻认识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情况。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该调查始于200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及香港科技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联合组织调查,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CGSS项目调查样本量大、覆盖全面,系统收集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面的数据,非常适用于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方面的研究。本文使用的是CGSS2013年的调查数据,样本覆盖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5个大城市及100个县区,总样本量约12000个。
考虑到一般情况下子女在20岁以前尚未结束教育,以及父亲在60岁以后退休这种情况,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删除了收入缺失值、零值及异常值;(2)删除职业缺失值;(3)删除子女年龄小于20岁的样本和父亲年龄大于60岁的样本。经过上述处理,共得到CGSS2013有效样本5911个,其中非农业户口2561个,农业户口3350个。
测量社会地位的方法有主观法、客观法和综合法[注] 彭希哲、任远:《从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看社会变迁》,《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注] DuruBellat M, Keiffer A. Objective/Subjective: the two facets of social mobility. Sociologie Du Travail, 2008,50(4):e1~e18.。本文采用主观法对社会地位进行实证研究,使用CGSS问卷中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价度量。CGSS2013问卷向被调查对象询问这样几个问题: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上层,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下层。最高 “10 分”代表最顶层,最低“1 分”代表最底层。①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②您认为在您 14 岁时,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上?然后由被调查对象在1~10内打分,从底层到顶层,依次为1~10分,得分越低,说明主观认同的社会地位越低;得分越高,说明主观认同的社会地位越高。
主观社会地位使用个人对自身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认同来度量,这里选择子代自评社会地位得分(0~10)为被解释变量和14岁时家庭社会地位得分(0~14)为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选择常用的年龄、性别、户口、收入、教育、单位性质等变量。因为在中国,即便经济报酬相同,但不同的户籍身份、不同所有制单位、不同学历背景,人们给予的社会地位评价也是不同的。对各控制变量赋值如下:性别,女性=0,男性=1;户口性质,农业户口=0,非农业户口=1;单位性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1,其他=0。问卷中,教育程度被分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私塾、小学、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研究生及以上、其他”等14个等级,这里将其归并为未上学=1,小学=2,初中=3,高中=4,中专(职高、技校)=5,大专=6,本科=7,研究生=8等1~8个等级。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如果将自评社会地位得分1~2视为社会底层,得分3~4视为社会中下层,得分5~6视为社会中层,得分7~8视为社会中上层,得分9~10视为社会顶层,从调查结果来看,2013年,中国主观社会地位认同具有以下特征:
(1)中国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由表1可知,中国城乡居民主观社会地位的平均值为4.4分,14岁时主观家庭社会地位自我认同的平均值为3.2分,社会地位认同呈现出普遍偏低的现象。由图1可知,2013年在主观社会地位评价中, 5911个样本中有将近一半(占比46.27%)的人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其次,有1942人(占比32.86%)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3~4分),有785人(占比13.28%)认为自己处于社会底层(1~2分);而仅仅有397人(占比6.72%)和52人(占比0.88%)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上层(7~8分)和社会顶层(9~10分)。总体来看,社会地位自我认同结构呈现出“橄榄型”,即中间大、两头小,即形成了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居于社会中间位置的认知模式[注] Evans MDR, Kelley J. Subjective social location: data from 21 N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04,16(1):3-38.,符合中国社会“中庸”的处事原则。之所以形成这种认知模式,是因为基于“参照群体理论”人们在进行社会比较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家人、同事与朋友作为参照标准,而非整个抽象的社会[注] Evans MDR, Kelley J, Kolosi T. Images of class: public perceptions in Hungary and Australi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2,57(4):461-482.。而在样本14岁时对其家庭地位评价(图2)中,有5357人(占比79.7%)认为自己的家庭地位得分在5分及以下,家庭地位评价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形”,即底层多,顶层少。可见,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当前社会地位比14岁时的家庭社会地位有所提升。

图1 2013年主观社会地位分布

图2 2013年14岁时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分布
(2)城镇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比农村居民高。全体居民主观社会地位得分平均为4.4,其中城镇居民主观社会地位得分平均为4.64,高于农村居民主观社会地位平均得分4.18。 全体居民14岁时家庭主观社会地位得分平均为3.2,其中城镇、农村居民14岁时家庭主观社会地位得分平均分别为3.73、2.81。 表2可进一步证实该结论,自认为处于社会顶层的城镇居民占比0.94%,高于对应的农村居民占比(0.84%);自认为处于社会中上层、社会中层的城镇居民分别占比9.06%、51.23%,分别高于对应的农村居民占比(4.92%、42.48%);而认为处于社会中下层、底层的城镇居民占比仅有27.88%、10.89%,均低于对应的农村居民占比(36.65%、15.1%)。可见,居民的社会地位自我认同表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且城镇高于农村。这是因为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农村居民,而收入水平直接影响人们的主观社会地位感知。
表2 城乡居民主观社会阶层认同对比

(说明:为表述方便,表格中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实际指 “非农业户口居民”、“农业户口居民”,尽管实际二者并非完全对应,但这并非文章关注的重点,后文不再一一说明。)
社会地位流动按方向可以分为向下流动、向上流动和未流动,本文对这三类不同流动类型建立代际流动矩阵来衡量。
(1)主观社会地位代际流动呈“趋中流动”,社会中层的主观不流动率最高。表3给出了主观社会地位代际流动传递矩阵。对角线方向表示未流动的样本占比,可以看出,主观社会地位从社会底层到社会顶层(依次赋值1~5)的不流动率分别为25%、31%、64%、24%和14%,说明中间阶层的主观社会地位不流动率最高,即流动性最差。社会底层、社会中下层以主观向上流动1个阶层为主,社会中上层和社会顶层分别以主观向下流动1个阶层和流动2个阶层为主,总之主观社会代际流动有趋中间阶层流动的趋势。
表3 中国主观社会地位代际流动传递矩阵(%)

(2)主观社会地位代际流动无明显的城乡差异。对比表4和表5的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的主观社会地位代际流动传递矩阵,发现二者与整体样本的代际流动特征类似,总体上有趋中间阶层流动的趋势。除农业户口的社会顶层外,农业户口的其他社会阶层和非农业户口的对应阶层的主观社会地位代际流动占比类似,并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表4 非农业户口的主观社会地位代际流动传递矩阵(%)

表5 农业户口的主观社会地位代际流动传递矩阵(%)

(3)主观社会地位代际流动以上升1个阶层的短距离流动为主。
表6尝试从社会流动距离的视角来认识阶层代际传递。2013年中,认为自己阶层比14岁时家庭阶层上升1个阶层的样本最多,有2446人(占比41.38%);其次是没有阶层变化的样本,有2031人(占比34.36%);然后是上升2个阶层的样本,有809人(占比13.69%)。而主观代际流动上升3个阶层及以上、下降2个阶层及以上的样本仅有76人(占比1.29%)和占比148人(占比2.51%)。总体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代际阶层的主观流动以上升流动为主流,且主要发生在短距离流动而非长距离流动。
表6 主观社会地位代际流动距离分布(本人阶层——家庭阶层)

为了反映主观认同的社会流动,本文选择“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作为被解释变量(Status),选择“您认为在您 14 岁时,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上”作为解释变量(Status14),同时逐渐引入其他变量。使用主观测量法的计量模型如下:
Statusi=a0+a1Status14+a2agei+a3genderi+a4identityi+a5incomei+a6edui+a7publici+εi
其中,Status14为14岁时家庭的社会地位,age为样本年龄,gender为样本性别(女性=0,男性=1),identity为户口性质(农业户口=0,非农业户口=1),income为样本的年收入水平的对数, public为单位性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部门=1,其他=0),edu为教育水平(学历等级),ε为残差,a0~a7为各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为清晰反映回归结果,采用逐步引入法,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由于存在异方差,本文使用稳健性OLS估计,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2)、(3)、(4)模型的最大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分别为1.1、1.93和2.09,平均VIF值为1.05、1.43和1.43,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模型结果比较可靠。
模型(1)中,在不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14岁时家庭社会地位对子代的当前社会地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关系数高达0.401,解释力度为19.2%。模型(2)当引入年龄(age)、性别(gender)和户口(identity)等先赋性变量后,14岁时家庭地位的影响系数降为0.393,而年龄、性别不显著,户口在5%水平下显著,模型的解释力度仅上升了0.1%。随着收入(income)、教育(edu)等后致性变量的引入,模型(3)的解释力度提高到22.7%。模型(4)立足于中国国情,引入单位性质变量,解释力度同样仅仅提高0.1%。
从模型(1)到模型(4),14岁时家庭社会地位对当前主观社会地位的回归系数在0.353~0.401之间,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在主观意识里,14岁时家庭社会地位对当前主观社会地位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反映了一定的代际继承性。这里重点讨论模型(4)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从先赋性变量的回归系数看,年龄(age)越大,自我社会地位评价越高,这一点符合常理,因为一般来说,社会地位随着年龄的增加、生活阅历的丰富、社会经验的积累而提高;性别(gender)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男性的自我社会地位评价要低于女性,这是因为男性在社会上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和工作竞争压力,这点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注]张翼:《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趋势研究——基于全国性CGSS调整数据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3期。尽管从表面上看,城镇居民的社会地位认同比农村高,但当控制其他变量后,我们发现户口(identity)在1%显著性水平下为负,即农村居民主观社会地位评价反而比城镇居民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社会现象。这是因为主观社会地位评价还受到与周围人社会地位比较的心理因素影响,即“比较群体”的异质性影响了人们的阶层认同心理。城镇社会分层相对严重,城镇居民的“比较群体”收入差距、消费差距大导致心理落差大,相对剥夺感强,其在阶层认同中将自己归为较低阶层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农村社会分层较小,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农村居民的“比较群体”则为自己的村庄或周边地区,收入差距、消费差距相对不大,故在比较中将自己归属为较低阶层的可能性稍微小一些。从后致性变量的回归系数看,收入(income)和教育(edu)都显著提升主观社会地位评价。体制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成员给予的自我社会地位评价高于非体制内。
表7 主观社会地位测量估计结果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 2013),从主观角度综合考察了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性特征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主观社会地位认知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即当前中国形成了以社会中间位置为主的认知模式,但总体自我社会地位评价偏低,即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以下。表面上看,城镇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比农村居民高,但实际上,控制其他变量后,农村居民的主观阶层认知评价比城镇居民高,非农业户口对自我社会地位评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然而,这是因为二者“比较群体”的异质性影响了人们的阶层认同心理,并非客观真实存在。(2)从代际流动看,主观社会地位代际流动呈“趋中流动”,以上升1个阶层的短距离流动为主,且社会中层的不流动率最高,无明显的城乡差异。(3)收入、教育、是否在体制内仍然是影响中国居民主观社会地位分层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收入、单位性质是影响中国居民主观社会地位的直接因素,那么教育往往是作为间接因素存在的。
通过上述分析,仍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思考:(1)中国总体社会地位自我评价偏低,反映出当前中国在转型过程中经济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冲击,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网络时代“官二代”、“富二代”等字眼不断冲击着人们的眼球,导致人们的主观自我社会地位感知较低。随着人口由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增加,基于“比较群体理论”,流动人口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自我社会地位评价更容易偏低,从而降低主观幸福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加快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缩小阶层收入差距,调整利益分配机制是当务之急。
(2)社会中层主观流动率低,显示了该阶层的主观社会地位代际传递较强。中间阶层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其自我感知与评价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有重要意义。要促进中间阶层的社会流动,需要凸显教育作为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作用。因为,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收入和职业的社会地位越高。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教育也被视为中国社会阶层隐秘再生产的途径[注] 吴晓林:《“阶层复制”还是“精英循环”——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再分析》,《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因为上层阶级的父母用权力资本和经济资本为子女提供了更优质稀缺的教育资源和更好的就业机会,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公和就业机会的失衡。比起结果的不公平,人们更难接收机会的不公平。教育能否打破贫困代际传递,促进合理的社会流动取决于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公平地向各个阶层开放,而这不仅仅取决于教育本身,还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
LI Hong1, SONG Yu1, CUI Na-na2
(1.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from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13),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compares the structure, flow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in China.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At present,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in China is changing from the “pyramid type” to “olive type”, that is, the cognitive model is mainly centered on the middle position of society, but the overall self-evaluation of social status is low. The heterogeneity of “comparative group” leads to that of cognition of subjective class of rural residents being higher than that of urban residents. (2) The structure of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in China has changed from the “inverted T shaped type” to “pyramid type”. The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of urban resident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rural residents. (3) The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s “flowing into the middle”, with the highest rate of non-mobility in the middle of society, and no obvious urban-rural differences. While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distance of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is relatively short, resulting in the scenario of the lower the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the higher the rate of non-mobility. There is an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4) Income level, education level, and work within the system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main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of our residents. The paper suggests narrowing the gap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different strata, adjusting the profit-sharing mechanism, promoting equal access to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all levels more fairly.
Key words: social mobility;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ISEI
中图分类号:D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8)04-0065-09
收稿日期:2018-02-19
作者简介:李虹,女,辽宁绥中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宋煜,男,山西长治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