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解读
包 莹
摘 要: 丘东平的小说不是非战小说,但是具有“非战性”。“非战”不是单纯地反对战争和英雄主义,而是在重新考量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基础上,通过个体的战争体验寻找人类共通的对生存与自由的向往,其中折射出的人道主义精神更多体现为一种超越国族、阶级、个体身份的自我认同。丘东平的作品写出了战争与杀戮的不可回避性,作者对于生与死有自己明晰的体认。中国五四时代的“非战文学”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抗战文学”之间,不应划分明确的三八线,在当时热闹地建构新的民族国家语境下,丘东平的小说抛弃了单纯的乐观主义与英雄主义,他的“拥抱战争”恰恰体现出“非战”之精义。
关键词: 丘东平小说;非战性;战争;人道主义
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导演的电影《血战钢锯岭》于2016年年底热播,引起人们对战争的重新思考。该电影成功还原了二战中冲绳战役的血腥残杀与点滴中的人性光辉,崇高化解了恐怖,因此它也成为一部典型的反战主义之作。两次世界大战均推动了战争题材作品的发展,报告文学、新闻采访等纪实性文体及战争小说、革命历史演义等叙述性写作,受到写作者与读者群体的欢迎。茅盾早年曾概括出三种“大战文学”:
第一是所谓“战争文学”,大都描写战地的实况;第二是“战时文学”,描写的不是火线下的兵士们的生活,却是后方一般人们受了战争影响后的生活,或是把战事作背景,描写几个人的恋爱;第三可说是“战后文学”,是描写人们回想战事的恐怖,或是大战的结果对于人们物质精神上的影响。这三大类的大战文学,其中并有小说诗歌戏曲。[注] 茅盾:《欧洲大战与文学》,《茅盾全集(29):外国文论一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实际上这三种文学之间并无显著的划分,战前战后出现的大量文学作品几乎将这几个方面囊括其中,不论它们在态度上是主张战争还是反对战争。
“反战文学”热潮则出现在一战之后,标志性事件是1928-1929年间德国作家雷马克(E.M.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雷恩(L.Renn)的《战争》、格莱塞(E.Glaeser)的《一九〇二级》等长篇小说的出版,《西线无战事》在出版第二年就被译成将近30种文字发行。以二战为背景的美国作者海勒(J.Heller)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梅勒(N.Mailer)的《裸者与死者》、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阿丹诺之钟》等作品,同样书写了战争的荒谬与军队内部的矛盾,《第二十二条军规》甚至将讽刺的笔触直刺美国文化,用荒诞、滑稽的表现手法嘲讽战争对人性的扼杀。一战前后中国文坛也出现“反战文学”,时间上基本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一致,面对的也是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茅盾在总结第一个十年小说创作的时候,将这一类文学总结为“非战文学”[注] 茅盾:《〈小说一集〉导言》,《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1924年《小说月报》还推出了非战文学专号(十五卷第八期)。现代书局在推出自己印行的《西线无战事》《光明》《战争中》等作品时,也将之称为“非战小说”系列。[注] 《现代》,1933年3月,第2卷第5期。鉴于当时较为普遍的用法,本文后面的论述从“非战文学”。
民国初年中国基本上处于军阀混战当中,因此反对国内战争成为中国非战文学的主题,像胡适的新诗《你莫忘记》、郭沫若的长诗《女神之再生》、闻一多的《静夜》《荒村》等诗,冰心的问题小说《一个兵丁》《一个不重要的军人》、渺世的《投军》、王思玷的《几封用S署名的信》等作品,都涉及到了反动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军阀强行征兵等社会现实。这些作品基本上对军阀混战持批判态度,否定这些战争的正义性;描写的对象则是军队中的下层兵士,主要展现他们痛苦的人生经历与被扭曲的心理,强调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伤害。这种人道主义视角,与西方一战后出现的反战思潮是一致的。但是,如果用茅盾“大战文学”的几项标准来关照当时这些同时出现的中西方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中国作家更多是在题材上对“非战”有所涉及,他们写的多是“战时文学”和“战后文学”:在描写下层兵士的生存状况时,是以前者来代表整个底层阶级的,在描写农村生活与游民不幸时,又往往与乡土文学有所交叉。而且五四一代作家,基本上缺乏参与战争的亲身体验,他们的作品中很少正面描写战场和战地实况,故无法写出真正的“战争文学”。因此,当经历过北伐的孙席珍于1929年出版中篇小说《战场上》(上海真善美书店)后,《现代》杂志对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孙席珍先生是我们写战争小说的唯一的作家。他曾亲历戎行,参加北伐战役,于士兵生活,具有深刻的观察,本书是他数年来军队生活经验的结集,主人公是几个饱经战阵的士兵。[注] 《现代》,1933年3月,第2卷第5期。
孙席珍是否受到雷马克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现代》杂志的做法无疑适应了当时国内文坛的反战情绪。中国文坛对“非战”概念的使用,基本上等同于“反战”,也即“反对战争”。雷马克等人的作品传入中国之后,文坛做出的反应是准确而迅速的,《西线无战事》有不止一个译本并且在国内多次再版;在上海,多个剧团排演《西线无战事》;持有反战立场的法国作家巴比塞、罗曼·罗兰、爱尔兰作家萧伯纳也受到左翼学界的欢迎。这些作品的“反战”主题,契合着国人在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对国内严峻政治形势的恐惧,而30年代初蒋介石发动的“中原大战”,历时七月,波及20多省,更导致民不聊生、饿殍遍地,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反战”情绪。此后,孙席珍还出版了《战争中》(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版)、《战后》(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版),这两本书与《战场上》合称为“战争三部曲”。“战争三部曲”的故事情节相近,但相互独立,均取材于1926-1927年间的北伐战争。除了孙席珍的作品,另一位文学史上关注较少的作家黑炎的《战线》(刊于《小说月报》,1931年第22卷),则有“中国的《西线无战事》”[注] 凌冰:《〈战线〉书评》,《现代》,1933年10月,第3卷第6期。之美誉。小说同样力图展现战争的真实与罪恶,黑炎在《后记》中说:“小说所描述的背景,当然不是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的全部,我仅选择了从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后而至‘四·一二’这个阶段,其中所述的一切,大都是真实的事情,我并没有去虚构。”[注] 黑炎:《战线》,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56页。
孙席珍与黑炎的这几部小说,显著特点是直接以“非战”为小说主题,讨论战争中士兵作为小小的“螺丝钉”在经历战争时的具体生活与内心变化,是较为纯粹的“战争文学”。作家们纷纷表白自己描写的是真实的战事,但他们采用的狭隘的人道主义视角,却限制了自身对战争本质做进一步思考,李育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战线》在文学上的技巧值得肯定,但主张“反战”才能拯救士兵,则是作者站得不够高的地方,因为北伐战争和一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注] 李育中:《南天走笔:李育中作品选》,广州:广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凌冰在肯定《战线》对士兵军旅生活的出彩描写时,进一步提到:“作者从小处下手而忽略了大处着眼,所以本书是成功的战争小说,而不是成功的革命战争小说。时代气分(氛)点染得不够,把大众的生活意识表现得太单纯,失却历史的意象。”[注] 凌冰:《〈战线〉书评》,《现代》,1933年10月,第3卷第6期。尽管凌冰是站在左翼“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但他指出的此类非战小说存在过度写实的倾向、内容具有可替换性等缺点,却颇为中肯。《战线》在建国前印行两次,但影响都不大。凌冰书评中强调阶级意识,针对的是小说中明显的启蒙主义色彩,而这也是非战小说很快受到文坛主流意识形态制止的原因。
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抗战开始后,文学中“救亡”主题及传统英雄主义复活,抗战文学由此取代非战文学。非战文学对人道主义的弘扬、对启蒙话语的坚持,已不再适应国难当前的形势,日军入侵使得中国一步步走向亡国灭种的深渊,如果继续宣传“非战”,无异于打击民众同仇敌忾的决心。因此抗战开始后,国内的文学主流话语在左翼阵营的主导下由“非战”转向“尚战”。孙席珍的《战场上》在问世之初曾被誉为“中国现代第一本战争小说”,1931年沈从文刚刚肯定了其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注]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文艺月刊》,1931年4月30日,第2卷第4期。,1932年即被冯雪峰批评为“人道主义的战争文学”,必须予以“无情的打击”[注] 冯乃超:《读〈战场上〉》,《现代小说》,1929年12月15日,第3卷第3期。。冯雪峰的判断大体上符合当时文坛的发展趋向,抗战初期文坛流行盲目的战时乐观主义,尽管良莠不一,已经出现大量以抗日救国为主题、以英雄主义为基调的抗战小说。江西苏区也出现了类似案例。1938年7月30日晚上的纪念“八一”晚会后,话剧《谁的罪恶》遭到批判,因为其讲述了非洲黑人在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悲惨故事,触及反战主题。当时的权威报刊《红色中华》在8月4日刊出社论,明确指出:“如果单独的提出‘反对战争’,那是妨碍了目前的战争紧急动员,那是离开了阶级的立场,而陷入于人道主义的泥坑中去了。”[注] 汪木兰、邓家琪编:《苏区文艺运动资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运用二分法来谈论战争文学,实际上有失偏颇。非战与尚战、反战与好战、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正义与邪恶,本来是战争不可分割的两面。在战争中最极端的时刻,人性最本质的特征往往会暴露无遗,或勇敢刚强,或丑陋黑暗,不管是某一瞬间的极度虚无厌世,还是某一次在枪林弹雨中突然获得的人生顿悟,都不能作为区分非战作品与尚战作品的标准。就像死后获得无数粉丝的希斯·莱杰(Heath ledger),正是将《蝙蝠侠:黑暗骑士》中的小丑演绎成一个英雄般的魔鬼形象。屏蔽掉政治与阶级利益来看战争文学中的英雄主义,我们会发现不管在西方还是中国,它都体现着一种古老的传统以及对历史进行理性判断的态度。荷马史诗是西方早期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没有详写十年征战的过程,而是突出“阿喀琉斯的愤怒”,《诗经》中亦有不少描写战争与徭役的诗行。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语境,无论是抗战之前文坛对《西线无战事》等非战文学的有意译介,还是抗战后对报告文学、纪实小说的肯定与推崇,都缺乏对于其中所蕴含的“非战性”之进一步理解。
本文用“非战性”来界定战争文学中所具有的超越单纯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范畴,“非战”不是单纯地反对战争和英雄主义,而是在重新考量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基础上,通过个体的战争体验寻找人类共通的对生存与自由的向往。其中折射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并不仅仅体现某个国家民族的价值观,也不只是关注个体的生存实况,而是一种超越国族、阶级、身份的自我认同。战争当中不可避免的是杀戮,作品中如何看待杀戮,如何衡量生与死的价值,同样是“非战”之精义。顾彭年的小书《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表现出明显的时代印记,生于战争年代,作者找到了杜甫同样“心如蝴蝶,如浮萍,飘荡无定,不克专心与此”[注] 顾彭年:《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序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的感觉。曹聚仁在战前看过《西线无战事》的小说与电影,战后又重看一遍,深深觉得“战争乃是最现实的,必须面对着迎接上去的,躲避着是没有用的”[注] 曹聚仁:《战争与战争文学》,《书林又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448页。。如果能从这个角度来认识非战文学,便不难理解,“非战”与“尚战”之间不应划分明确的三八线,中国的“非战小说”与“抗战小说”之间也不存在前后的承续关系。文坛对这二者的区分是存在裂缝的,而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抗战作家典型的丘东平,则恰好生存在这个裂缝当中。丘东平对于战争与战争文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以纯真的热情投入战争与创作当中,他抗战前后的作品都体现出强烈的“非战性”。由此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丘东平会在抗战时被定性为“新英雄主义”的写作者,但建国后其创作又遭到周扬的否定。[注] 1950年3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京津文艺干部大会上,周扬把丘东平判为胡风“小集团”一员,并说:“他们小集团中间也有为革命牺牲了的东平。为革命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当作作家来看,那死了也并没有什么可惜。”转引自罗飞《编校后记》,《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页。
丘东平的人生经历与战争之间的关系,这里不再赘述,不少研究者已详细讨论过丘东平笔下战争文学的基本特质。总的来说,他作品的底色是战争,在战争的幕布下活动着的则是形形色色受其影响的人。丘东平在写作中通过个体的战争体验,传达出自己对于普遍的人类情感的理解,在石怀池的《东平小论》中,丘东平是愤怒、是怀恨,是“举起投枪向‘无物之阵’掷去”[注]石怀池:《东平小论》,《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66页。,而胡风则说他的作品贯穿着“战斗道德的庄严的意识”[注] 胡风:《忆东平》,《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页。。胡风这一“战斗道德”的提法显然较为模糊,但用来概括丘东平的小说特质,却颇能体现“非战性”。这种“庄严的意识”首先体现为丘东平本身的态度:拥抱战争,交出自己。
战争本身充满破坏性,在战争面前,人类所有过往的文明以及现有的秩序均可能面临被摧毁的命运,有人会失去赖以生存的生活基础和一直以来虚伪的外衣,也有人会从中寻得翻身的机会,收获不一样的命运。因此丘东平说,战争使他警惕,因为“战争使我们的生活单纯了,仿佛再没有多余的东西了”[注] 晓风编注:《丘东平致胡风的信》(1939年10月10日自江苏溧阳城外),《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8页。,但实质上战争把每一个个体抛离原来的生活,秩序重组之时,便是新一轮的权利角逐之际。丘东平这一代作家,出生于清末民初风雨飘摇的变革时代,既缺乏浓厚的旧学根底,亦没有留洋经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叛逃了旧家庭之后,是通过自己不断地摸爬滚打来获得对人生的认知,革命、战争是他们人生的常态,正如林岗所说:“他们能枪则枪,不能枪则以笔为枪。”[注] 林岗:《论丘东平》,《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因此,尽管军旅生涯隔断了他与家人的联系,“没有通讯或收不到信的事现在对于我已经没有什么了,因为常年都是没有接到信”[注] 晓风编注:《丘东平致胡风的信》(1940年3月20日自××),《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1页。;战时不稳定的生活妨碍了他的自由写作,“文章直到现在还是不能冲破沉闷的状态,计划好了而且开笔写的长篇至今还是保持原状”[注] 晓风编注:《丘东平致胡风的信》(1940年5月23日自××),《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2页。。但丘东平似乎对于这一切熟视无睹,因为“作家的生活问题固然重要,作家对于自己的事业的把握也同样重要”[注] 丘东平:《并不是节外生枝》,《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0页。。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理念,丘东平更加关心抗战中中国作家的态度,亦单纯地发问“为什么许多人喜欢到八路军方面去而不喜欢到这里来呢?”[注] 晓风编注:《丘东平致胡风的信》(1938年7月27日自××),《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页。更为重要的是,长期的战时生活最终让他领悟到,以为“战士就是意志与铁的坚凝的结合体”这一感觉是“有缺憾的”,他要做的是防备“生命的单纯化”[注] 晓风编注:《丘东平致胡风的信》(1939年10月10日自江苏溧阳城外),《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8页。。
《血战钢锯岭》中有个长镜头,主人公道斯与其所在军队第一次走向前线时,路遇刚撤退下来的军队,在道斯的眼睛里面,一辆又一辆满载尸体的军用卡车无声而过,上面是横七竖八层叠的尸体与即将变成尸体的人们,影片在这里屏蔽了现场的熙攘与一切来自外界的声音,在尸体与道斯的眼神交汇当中,后者读出了战争的残酷。
丘东平在《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中用文字表达出了此情此景:
于是人类进入了一个庄严而宁静的世界,他们的灵魂和肉体都静默下来,赤裸裸地浸浴在一种凛肃的气氛里面,摒除了平日的偏私,邪欲,不可告人的意念,好像说:
——“同志,在你的身边,我们把自己交出了,看呵,就这样,赤裸裸地!”[注] 丘东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页。
“交出自己”,是“非战”的一个基本构成。丘东平对“士兵”的理解是独特的,在这篇小说当中,第四连士兵们面对上头要求的盲目的工事挖掘,内心抵抗,他们所期望的是自己来守卫自己挖掘的阵地,而不仅仅是单纯毫无判断力地执行上头的命令。在之后的实际战役中,第四连又一次遭到了上头的压制,但是,这一次他们以自己强大的意志和对战争的热情背离了组织,开始独立行动。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他们失去了许多战友,没有伙夫,行军和生活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困难,但支撑他们走下去的,是我方战斗的正义性,也即胡风所说的“战斗道德的庄严”,以及个体对自我的超越。他们要完成的自我,是“把自己从胆怯与柔弱中救出,一再的使自己的惶惑的灵魂得到坚定,从而站牢着脚跟”[注] 丘东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第七连》中,丘东平借排长陈伟英说出自己对恐惧的认识:“恐怖是在想象中才有的,在深夜中想象的恐怖和在白天里想象的完全两样。一旦身历其境,所谓恐怖者都不是原来的想象中所有,恐怖变成没有恐怖。”[注] 丘东平:《第七连》,《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小说也描写了三个小时激战后,“我”感受到灵魂由惶急而渐趋安静的过程。他们在战争的野蛮当中感受到崇高,残酷的战争只能夺去英勇斗士的身躯,但无法剥夺他的灵魂与意志。《血战钢锯岭》影片中,道斯在敌不寡众,队友死伤无数的情况下,顶着不间断的炮火,徒手救人,除了他本人强大的宗教信仰,亦包含有这种“非战”信念。
此前文坛流行的非战小说,曾经因为其自然主义的表达而为人所诟病,如孙席珍对死尸的描写:“血肉模糊凝成散乱的一堆的,被截去了头颅手足的,大煤炭似的,烂田里的田鸡似的,四肢摊开如一个大字形的,在山头山脚到处点缀着。”[注] 孙席珍:《战场上》,《孙席珍创作选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249页。这种毫无美感的写法,的确能够给没有经历战争的读者提供一些想象,但为写尸体而写尸体,很难引起读者进一步的思考。丘东平对于战时生活也有许多“粗鲁”的描写,《第七连》中有一段话常被研究者引用:
吃饭,这时候几乎成为和生活完全无关的一回事。我在一个礼拜的时间中完全断绝了大便,小便少到只有两滴,颜色和酱油无二样。我不会觉得肚饿,我只反问自己,到底成不成为一个战斗员,当不当得起一个连长,能不能达成战斗的任务?[注] 丘东平:《第七连》,《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面对战争与恐惧,一名真正的战士已无法再考虑具体的生活本身,战争为个体提供了新的选择的权利,战争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日瓦戈医生》中的安季波夫,在人生的迷惘关头,是一辆向西行驶的军车为他指引了方向,这辆火花四射的火车,宛如一道耀眼的光芒,促使铁路工人的儿子帕沙·安季波夫放弃现有的一切,弃教从军,最后变成凌厉冷酷、凶狠残忍的红军高级指战员斯特列利尼科夫。《西线无战事》中几位成长中的年轻人米勒、克罗普、阿尔贝特,糊里糊涂踏上了一战之路,在真正的枪林弹雨之下,现实的残酷一方面激发了他们为保存自身而杀敌的原始生物本能,另一方面也使他们重新认识了战争与现实人生的关系。
我们在自己的面前逃跑,在我们的生活面前逃跑。……我们被切断了跟行动、跟渴求、跟进步的联系。我们再也不相信这些个东西了;我们相信战争。[注] [德]雷马克:《西线无战事》,朱雯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
巴比塞(H.Barbusse)在《火线》中同样详细地描写了各种腐烂的、断裂的、长肉蛆的战死尸体,但在这些尸体上面,洋溢着对生活美丽的绝唱:
有些信笺在死者的周围作着短程的飞翔。那是把尸身放在地上的时候从它们的衣兜或弹匣里滑出来的。在迎着北风鼓翅欲飞、可是被污泥粘住的雪白的一张信笺上,我微微俯身读到这一句话:“亲爱的亨利,今天欣逢你生日,天气多么美丽!”这人伏卧在地上;……而在太阳穴、面颊和脖子上已经长出了一种绿色苔藓。[注] [法]巴比塞:《火线——一个步兵班的日记》,一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3页。
“雪白的信笺”与“绿色的苔藓”,强烈的色彩对照,动与静的结合,将战争所带来的虚无感觉抒发地淋漓尽致,但远方爱情的等待又极大地告慰了阵亡的士兵,个体渺小生命中迸发出来的激情与爱,化解了战争这个宏观事件曾经带给个体的无助与胆怯,对于活下来的其他个体而言,他们仍然要随时面对生命之不堪一击的每一个瞬间,他们要把握的,只有战争。《现代》杂志介绍孙席珍《战场上》时,强调了战争与个体的矛盾,“在几次残酷战争中,几个在一起活着的同伴,勇敢的与胆怯的,都死的死了,伤的伤了,最后觉悟到救了‘国’,救了‘民’,却没有救了自己的命”[注] 《现代》,1933年3月,第二卷第5期。,表现出厌战情绪。丘东平的“给予者”,则“支付了他的生命”,“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战争”。[注] 丘东平:《给予者》序言,《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面对战争之时,《给予者》中的黄伯祥,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士兵一样,是如此地渴望“家”。黄伯祥原是部队里的一位卡车司机,后来加入了十九路军抗战队伍,在决定成为一个“兵”之前,丘东平用了三个小节来进行铺垫。先是前一秒钟还在和他说话的兵士朋友,转眼就被敌人打死;再是安排一位漂亮的少尉服务员在黄伯祥面前宣扬不参军的好处;最后则是支持黄伯祥参军,但无法说出当兵好处的好友高华素之出现。面对这些负面的暗示,黄伯祥没有动摇自己要当兵的信念,但他却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身上存在无法回避的矛盾:要当兵的欲望越强烈,对家的眷恋和思念愈浓郁。黄伯祥和高华素谈过四次自己想参军,但四次都在思想中被自己的家庭与妻女延宕,而高华素对他提出的“能否回家”这一问题的回答,也一次比一次含糊、空洞。战士是一个符号、一个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象征。但是,是否真如高华素所说,高贵地战死在战壕旁成为一名勇士,就能获得个体的价值,则是黄伯祥想要弄明白的问题。不管是标榜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两次世界大战,还是民国时期的国内战争,背后都包含着权利的角逐,各个民族自身的爱国主义也充斥着狭隘性与复杂性。对于个体来说,战争很多时候都呈现出一种悖论。黄伯祥在军队中的升迁就体现出巨大的利益纠纷。因为在一位体面的中尉副官面前讲起亡友的坟墓,暗示连长贪污了牺牲兵士的埋葬费而遭报复,连长要他深入乱草丛中与逃兵肉搏。此举无异于要他去送命,因为稍后外面进来的子弹很有可能将黄伯祥与逃兵一起射死。但他奇迹般逃过一劫存活下来,之后不仅获得连长的赦免,而且升到了上士班长的职位。对此,小说中的评价是:“他已经从死中活转回来了,但是他赢得了一身的羞辱。”[注] 丘东平:《给予者》,《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黄伯祥杀死的不是自己的敌人,而是一名想追求自由、脱离军队生活枷锁的弟兄,却因此受到嘉奖,“军纪”不讲人情,不服从的就只能被处死。同样的悖论存在于《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中,敌人猛烈的火力没有打垮这个损失惨重的第四连,但最后到来的军令,则彻底瓦解了第四连通过巨大的牺牲所换来的胜利,因为上头要他们掩护,而不是进攻,因此他们的付出毫无意义。第四连在友军强大的火力下宣告解体,他们的领队林青史,明知道回到营部将被处以极刑,仍坚持着人格的尊严,从容赴死。《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颇类似中国版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你越努力杀敌,罪过越大。
如果将战争视作革命链条当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战争是不可或缺的,其存在的合理性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杜甫诗中有所揭示。认识到战争的悖论并勇敢做出判断,揭示处于其中的个体所具有的独立意识,在中外不少描写革命的作品中都有展现。如在《日瓦戈医生》中,日瓦戈是被迫卷入俄国十几年的革命中的,日瓦戈为自己的人生提供了一条平稳的情绪发展线索,不断承受战争带来的各种后果,从碎片化的生活中维持自己的信仰和对远方家的企图,寻找自己的初心。但安季波夫则是主动投入战争,战争激发了他对生命的原始感悟,也促使了他的强大。安季波夫的人生充满大起大落,他的选择以抛弃家庭始,以雪地自杀终;他选择革命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最后身处高位,却被革命背叛;他以巨大的毅力克制对家人的思念,却永远错过自己的妻女。
丘东平小说《通讯员》,主人公林吉身上体现出明显的个体反抗痕迹。《通讯员》的故事非常简单。通讯员林吉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对象——一名非常喜欢说话的担任政治工作的少年,少年在半路被敌人捕杀。事情发生后,组织并没有追究林吉的责任,但林吉却陷入了无尽的自责当中,最后在大众不停的聒噪和取笑中,吞枪自杀。作家对于少年被杀事件,只用一小节带过,其它篇幅都在描写村民对通讯员这一职业的想象、林吉怎样在自责当中行为反常、组织怎样忽略少年的死……这一切所展现的,是战争的实质。在少年被杀事件发生之前,林吉是一个沉默稳重、寡言少语的人,因此通讯员这一工作,愈发显得神秘而神圣。少年被杀事件发生之后,林吉却变得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逢人便说自己是如何失败,怎样没有做好工作。林吉在小说中经历着“无声”到“发声”的过程——当他能够“胜任”组织的工作时,他是无声的;当他思维“失常”时,他开始发声。对比鲁迅的《狂人日记》,可以发现同样的叙述逻辑:狂人在“发狂”的时候,写下满纸“胡言”,结尾病愈,远赴外地为官,则无声而去。这一切表明,当个体的行为符合大众认可的“正常”秩序时,其声音是被隐匿的,因为无需发声抗争,或者根本想不到要“发声”。而《通讯员》揭示的,正是战争与政治本来无涉大众日常生活的本质,通讯员的一系列工作,其意义只作为村民茶语饭后之谈资。是少年的死,让林吉的内心产生抗争,亦让他看清,对于庞大的战争体系来说,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个体的生命竟然可以在战争的名义下无声无息地消解,这是多大的震撼!于是林吉终于离开了他神圣的工作,变成了一名深刻的怀疑者,质疑战争,质疑生命本身,由此亦不难理解他最后为什么要吞枪自杀。
个体在战争中的极端脆弱性,使其需要通过一些辅助性的手段来帮助自己释放情绪,如上前线时贴身带着自己爱人的信件;又如在日常的行军途中,每天用小锉刀一圈一圈去琢磨套进圆木的铝环套,只为给自己的妻子做戒指等。[注] [法]巴比塞:《火线——一个步兵班的日记》,一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6页。战争中无可避免的一个场景,是炮火中旁边的人在死去,不管他是自己的战友,还是敌人;不管他是一下死去,还是慢慢死去;但终归身边的人总是在一个个死去。《火线》中的年轻士兵在发现一具炊事兵尸体时,下意识地去寻找他的名牌,因为太多人与他一样湮没无闻,而更可怕的是,今天对方的结局可能就是明天自己的未来。《西线无战事》中,“我”在救助一名受重伤的敌人失败之后,满脑子胡思乱想,甚至觉得是自己杀了对方,在与死人共处的几个小时里,“我”无法抑止地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战友,并一点一点去探寻这位法国兵皮夹里面的秘密。“我”想象着他的回忆,“我”回忆着他的想象,“我”通过皮夹中简短的信件与他妻女的照片,走进了那个对我来说本是陌生,但现在却又无比亲近的生活场景。因为在极度的饥饿、危险、紧张当中,“我”终于悟出“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注] [德]雷马克:《西线无战事》,朱雯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页。;而为了拯救自己,“我”在回忆中找到了现实,在虚幻中找到了“家”。战争在瞬间爆发的巨大杀伤力,显示出个体生命的渺小,“对于自己的生命,起初是用一个月,一个礼拜来计算,慢慢的用一天,用一个钟头,用一秒,现在是用秒的千分之一的时间”[注] 丘东平:《第七连》,《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而“所有这些个事情,如今我们还在作战的时候,都像一块石头那样沉在我们的心底,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才会重新醒悟过来,而到那时才会开始关于生死问题的探讨”[注] [德]雷马克:《西线无战事》,朱雯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页。。这种将生死置于一侧的态度,并不是逃避,更不是虚无,而是亲身参与战争之后个体做出的自我调适。对死之尊严与对生之繁荣的追求一样,真正的士兵从不会放弃。《第七连》的连长丘俊,曾经决定在重伤的时候自杀,但最后他并没有这样做,尽管左颈、左眼皮、左手遭受重创,鲜红的血淋透半边军服,但自己毕竟还有两条腿可以走!
胡风曾给予丘东平小说很高评价,认为《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是“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一首最壮丽的史诗”[注] 胡风:《忆东平》,《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丘东平的创作出现在中国文坛的转向时期,“革命文学”的兴起与抗战的爆发使得当时的作家群体很难再置身时代潮流之外,丘东平说的“到前线去干起工作来吧,我们必得先认识中国民族怎样地在战斗,以为将来的文学创作作准备”[注] 丘东平:《在抗日民族革命高潮中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页。成为不少年轻作家的共识。丘东平是“左联”的成员之一,但其写作溢出了左翼的“现实主义”原则,他在作品中如此直接又长久地开掘战时人物心理描写的领域,在最紧张最危险的时刻,丘东平没有讴歌人物的英雄主义,反而赋予他们最白纸一张的简笔画印象。与此同时,他对战争悖论的关注,超出了同时代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主流话语“规划”好的范围,他对战争的性质、人物的作用、个体的价值进行了再思考,并提供了对于战争文学之“非战性”的思路:拥抱战争,交出自己,勇敢面对死之尊严与生之追求。五四时期的“非战小说”更多倾向于描写军阀混战与士兵艰苦,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与批判意味;丘东平的小说则较少进行这种价值判断,而是将描写的笔触回到战争与事件本身。丘东平总说自己写得粗糙,态度也有点粗糙,要胡风严格要求他,而胡风也乐于为他的为人作文作出“规范”,但实际上,这一“规范”更多来自于丘东平内心的真诚和他“战斗道德的庄严的意识”。
因为对创作方向与路径有着共同的体认,胡风作为他的好友,曾在不同的场合为丘东平的为人与作品辩解:二者皆粗犷凌厉、真挚率性。丘东平对于自己的创作曾提出很高远的目标,要“包含着尼采的强音,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鲍特莱尔的暧昧,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的又正确又英勇的格调”[注] 郭沫若:《东平的眉目》,《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0页。,但他的作品显然没有达到这个预期。不过正如舒允中所说:“七月派”在创作过程中一直执行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即“真实是非观念性的、具体的、复杂的,并与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注] 舒允中:《内线号手: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导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1页。丘东平的小说中贯穿的正是这种对生活的理解与强调。用“革命历史叙事”来表述丘东平的作品,或许过于宏大,尽管丘东平曾加入农民自卫军、十九路军和新四军,曾投身海陆丰农民起义、淞沪会战、福建事变等各种战役,他的整个人生都在“战争”中度过,但丘东平看重的,仍然是战争中人的体验与感受、人对战争实质的领悟。在这种紧张的军事生活中,有个体对自身的严肃自律,以抵制来自外界的各种诱惑:
——“这是我自己的哲学,”我说,“我现在一碰到漂亮的女人都要避开,因为她要引动我想起了许多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想头,……”
我们的特务长从太仓带来了一个留声机,我叫他把这留声机交给我,我把所有的胶片完全毁坏。因为我连音乐也怕听。[注] 丘东平:《第七连》,《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
也有战争中的“狂欢”:
新制的柑黄色的衣橱的抽屉被搬出来了,这里有女人的裙子,孩子的玩具,真美善书局发行的黑皮银字的《克鲁泡特金全集》、席勒的《强盗》、小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还有像牙制的又小又精致的人体的骷髅标本,而最重要的还是酒和火腿。
所有的人们都被吸引着来了,女人的袜子套在鼻尖上,书籍在空中飞舞,衣橱的抽屉成为向敌对者攻击的武器。[注] 丘东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丘东平文存》,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页。
狂欢恰是战争的一面,战时的混乱、无秩序状态混合着士兵身上的野性,这种疯狂的解构行为只能出现在战时的非正常时序中。这一次,班长没有制止自己的手下。
丘东平从不忌讳战争对生活的摧毁,当战争瓦解生活的意义之后,战争就是生活;当这一种生活来临的时候,便拥抱它,融入它。
Bao Ying
Abstract: Qiu Dongping’s novels do not oppose war, but still exhibit an anti-war stance. Anti-war literature is not simply against war and opposing heroism; it seeks portray the common human desires for survival and freedom through individual war experience based on a reconsideration of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It also reflects the humanitarian spirit that embodies a self-identity transcended the national, class, and individual identities. Qiu Dongping’s works illustrated the unavoidable nature of war and killing. The author had his own understanding of life and death. There should be no clear-cut line between the anti-war literature of 1920s and the anti-Japanese-war works which began in 1930s. Qiu Dongping’s novels had abandoned pure optimism and heroism in the context of constructing a new nation state, and his ideas of "into the war" precisely reflected the essence of "anti-war".
Key words: Qiu Dongping’s Novels the nature of anti-war; war; humanitarian
中图分类号:I24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8)04-0107-09
收稿日期:2018-04-25
作者简介:包莹,女,辽宁鞍山人,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 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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