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与报刊研究
黄艺红
摘 要: 1932年-1935年的中国文坛,在文艺论争繁多的现象之外,各派还存在着良好的互动、沟通和包容的一面。这其中主要的推动力,是来自左联内部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以办刊的方式主动向左联外部寻求最大的认同基础,与除民族主义文学以外的非左翼文学发生对话,这不仅加强了南北作家之间的理解和交流,也在客观上促发北方文坛的重振。
关键词: 左翼文学;自我调整;北方文坛;报刊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合作”破裂。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文坛的中心也随之南移。在鲁迅到上海之前,这座城市已有大批文化名人,1927年10月鲁迅抵达上海,吸引更多的文学青年前来。1928-1929年间,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茅盾等人展开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此次论争使左翼文学思潮获得更广泛的关注,正如周扬所说:“这场论战,它的好处就是决定搞无产阶级文学;因为要搞无产阶级文学,就影响了很多青年参加革命。”*① 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第231页。上海这座经济繁荣的南方城市,不仅吸引着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也吸引着愿为革命献身的青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文坛,其文学氛围也因此愈发活跃。
相较之下,北方文坛更显落寞。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几乎开启了文人南下的潮流,鲁迅、胡适、徐志摩、林语堂等文化名人纷纷离京南下。6月,张作霖、吴佩孚联合组建北京政府,政治的高压导致北京舆论空气之紧张,随后北新书局由北京南移上海,《京报》被封。1927年,《现代评论》迁往上海,《语丝》被封后在上海复刊。1927年前后终刊的北平刊物还有《沉钟》《甲寅》《猛进》《莽原》《清华文艺》《狂飙》《晨报副刊》等。据统计,1924年11月-1930年11月间,全国共创办64份文学期刊,其中48份都在上海[注] 此数据由唐沅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第2卷、第3卷统计得出。唐沅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共7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据《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一书中的“1915年-1930年京沪期刊创刊示意图”,上海可谓后来居上,势不可挡。到1928年,定期刊物数量甚至达到60种之多。[注] 刘增人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而北京几乎从1923年起(也就是五四落潮以后),文学期刊无论是质或量的产出均处于低迷状态。据胡道静在30年代的统计,1933年上海的杂志出版数量是178种,占全国主要地区总数的70%,而北平仅有9种。[注] 转引自陈江、李治家:《三十年代的“杂志年”》,《编辑之友》,1991年第3期,第77页。 真正是“文化的天平已经彻底南倾,北京由万众瞩目的中心瞬间被抛向了政治文化的边缘,呈现出一片万物萧瑟的‘废都’景象”[注] 刘增人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在此期间,北方比较有特色的刊物,当属1930年创刊的《骆驼草》(仅1930年一年,上海又有25份文学期刊面世)。该杂志如其刊名一样,为沉寂的北方文坛带来一抹令人惊喜的绿色,但因种种原因,《骆驼草》最后还是消失于文化沙漠之间,在创办当年即告停刊。这份聚集周作人、废名、冯至等名家,本意要“冲破沉闷的空气”、继承《语丝》传统的刊物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它由左翼青年学生创办的刊物,同样逃不过昙花一现之命运。当时的《出版消息》刊有一文:“偶然有一种比较前进的刊物如金丁等所编的《尖锐》在市场出现时,即昙花一见而归消灭,能够支持到三期以上而不被禁止者实不多见,结果是主持人物被捕或者流亡到外部去。”[注] 欧阳成:《介绍〈文学杂志〉》,《出版消息》,1933年第12期,第6页。这就足以说明左翼刊物的出版风险和困境。
翻看当时的报刊,对北平文坛的萧寂感到不满的文章,俯拾皆是:
故都确实是老了。到处布满了尘埃,真是看不到新气象。死寂,沉闷充溢在这座古城。文坛上偶尔的也能看到些零星的小刊物,然而不是空虚,就是太口号标语化。这古老的北平似乎是再也挣扎不起来似的。[注] 萧湘:《读者通讯》,《文艺月报》,1933年一卷二号。
许多作家离开,留在此地的多半保持着静默的态度……北平文艺的园地已荒芜到不能再荒芜的地步;沉寂得使我们怀疑它已不存在。[注] 苏欣:《笔讯·北平》,《文学》,1934年三卷一号。
尤其在北平,满天飞着沙尘,真难看到天日,想找到使人满意的文艺刊物,更是难事。[注] 编者:《编后》,《文艺月报》,1933年一卷一号。
古老的北平,随着国都的南迁,一切的一切都显示着萧条,不景气;简直将要由古老走向死寂了!在文坛上,也是这样。[注] 欧伦:《读者通讯》,《文艺月报》,1933年一卷二号。
北平文坛之不景气,实令人气煞闷煞!……在北平的所谓“文坛”,没有一种定期的刊物,没有一种纯文艺的副刊,搜尽古城,你也绝不会找出一点文艺的活跃。[注] 罗曼:《北平文坛之不景气》,《新垒》,1934年一卷十号。
在一切都暗自向下消沉了的北平,除了一两种报纸上的副刊之外,几乎没有一种定期刊物了。追怀往日的繁荣,真是如同隔了一个世纪。[注] 烽柱:《我所见一九三〇年之几种刊物》,《文艺月刊》,1930年一卷四号。
死寂与沉闷的空气占据了这座古老的城市……故都文艺界的“销落淹沉”不仅是我个人的观察,几乎近来这里的朋友没有一位不是这样异口同声地感叹着说:“民国十五六年的黄金时代是不会再来的了!”[注] 萧然:《北平文艺界不景气的原因》,《平明杂志》,1933年二卷十六号。
归结导致北方文坛沉寂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首先,北方的出版业不及上海发达,书商与文人还未达成像上海那样成熟的合作方式,书店或出版社更是缺少印行文学丛书或文学杂志的雄心,比如北新书局迁往上海之后,身居北京的周作人,出版其1930年代创作的文集,多选择北新书局等设在上海的出版社。其次,北方文坛的作家大量南迁,留守北平的文人主要注意力多集中在政治方面,当时比较有名的刊物如《独立评论》《再生》《鞭策》等几乎不刊登文艺作品。加之原本多产的作家因受到政局不稳的影响无法安心创作,又因为文学刊物的寥落,就算有作品他们也苦于无处刊登。于是,留居北平的文人有的高升,摇身一变为官僚,参与政事;有的退隐,安于教职,沉默不作一言,北方文坛的萧寂大体由此而来。
萧乾一直被认为是“京派”作家,然而在他的记忆中,开始动笔写作倒不是因为受到在北平学院派文人群体的影响,他的文学生命的开始,几乎是与北方文坛的告别消沉、走向繁荣同步的。他说:“30年代初期,北方知识界(尤其文艺青年)曾十分苦闷过。那时,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到了冀东,而掌权者仍不许谈抗战。一些后来当了汉奸的士大夫却在书斋里振笔大谈明清小品,提倡清静无为。1932年鲁迅先生到了北平,那就像窒息的暗室里射进一线曙光。1933年,从上海又来了巴金和郑振铎两位,死气沉沉的北平文艺界顿时活跃起来。他们通过办刊物(《文学季刊》和《水星》),同青年们广泛交起朋友。很幸运,我就是在那时开始写作的。”显然,萧乾此处“大谈明清小品”的“士大夫”所指的就是以周作人为中心的“言志派”文人圈子。只可惜在“救亡图存”的浪潮中,他们“提倡清静无为”的作品是如此地不合时宜,很难获得追求革命与进步的文学青年之共鸣。萧乾在文字中还提到促使北平文坛重新焕发生机最重要的两个事件:1932年鲁迅的北平之行,以及1933年郑振铎、巴金等人主编《文学季刊》和《水星》。这段话透露的潜在内容基本否定了流行观点所主张的:是“京派”文人群体重启北方文坛的繁荣这一说法。从这个角度出发,或许可以理解为:蔚为大观的“京派”文学研究,掩盖了北方左联为活跃北方文坛起到的积极作用。
1930年9月18日,北方左翼作家联盟于北平成立。上海左联是以鲁迅、茅盾等文坛前辈领衔,北方左联的盟员构成则以爱好文艺、要求革命的青年学生为主。但是,受当时共产党“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北方左联与上海左联一样,在开展文艺工作时也犯过“左”倾的错误。在1930年11月28日通过的《中共北方局关于左联和文化运动等问题给保属特委的指示》中,就特别提到:“特委要有计划的帮助各地建立宣传队鼓动工作,如组织经常的宣传队(进行公开演讲,写标语等)、读报班(给不识字的人念报讲解)、游艺会(最好演新剧)、飞行集会等。”[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共北方局关于左联和文化运动等问题给保属特委的指示》,《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鼓励盟员写标语、撒传单,走上街头参与革命运动——这些不符合革命实际的斗争行为,导致左联盟员的身份暴露甚至遭到捕杀,左翼力量损失惨重。据统计,到1933年10月,因为国民党当局对左派文艺的压迫,北平文总领导下的各社团成员只剩下不到100人。[注]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1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
在文艺宣传方面,为压制全国范围内的左翼文化,1929年国民党中宣部制定《宣传品审查条例》;1930年12月公布《国民党政府出版法》;1931年10月制定《出版法施行细则》,11月,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以上条例均严格禁止左翼报纸、杂志、书籍的出版和发行。[注]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1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页。严酷的大环境之下,在文艺“沙漠化”的北方文坛办左翼刊物更是难上加难。创办北平左翼刊物的中坚力量主要是青年学生,他们多数来自当时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北平辅仁大学、北平法大平民学校、南开中学等。这些左翼青年冒着生命危险、集结多方力量,好不容易印出杂志,却一出刊就面临被查封的命运,如《夜莺》《鏖尔》《转变》等左翼刊物仅出一期即被迫停刊,北方左联的机关刊物《北平文化》只出版三期就宣告夭折。几乎没有一份左翼刊物能长期刊行,且多为内部传阅,无法公开出版。
总之,对当时的北方左联来说,无论是政治活动还是文艺工作的开展,都异常艰难。学界普遍认为,1933年9月沈从文接编《大公报·文艺》之举,首先打破北方文坛萧寂、冷落的文坛气息。其实,1933年两份左联刊物《文学杂志》和《文艺月报》[注]文学杂志社编:《文学杂志》,1933年4月15日创刊,共四期(3、4期合刊),西北书局发行;文艺月报社编:《文艺月报》,1933年6月1日创刊,共三期(第3期由陈北欧、金谷主编),立达书局发行。的创办,在北方文坛引起的强烈反响不容忽视。从创刊过程和编刊理念来看,这两份刊物反映了北方左联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纠正。日本学者近藤龙哉主张:《文学杂志》体现北方左联纠正关门主义的实践,具体时间是从1932年到1933年开始。[注] [日]近藤龙哉著,吉田薰译:《〈文学杂志〉、〈文艺月报〉与左联活动探赜——以北方左联克服“关门主义”的过程为中心》,《东岳论丛》,2011年第3期,第12-13页。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并受到启发,试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1932年到1933年这个时间点,正是上海左联于《北斗》被禁之后,再度“出手不凡”创办《文学》,这个过程本身就体现上海左翼阵营对关门主义的调整与纠偏。上海左联与北方左联几乎同时以创刊的方式纠正“左”倾作风,这显然不是时间上的巧合。目下可见的资料都表明,北方左联的组织关系并不隶属于上海左联,那么北方左联是何时、经由何人、又是如何逐步修正“左”倾错误的?
如近藤龙哉所言,1932年鲁迅的北平之行起到了关键作用。1932年11月,鲁迅回北平探望生病的母亲,期间发表著名的“北平五讲”,并会见他在平的老朋友和部分左翼青年。据陆万美回忆,当时北方的左翼运动,党、团、群众团体,几乎毫无区别,一律发传单、写口号,参加飞行集会、游行示威,作为作家联盟,盟员反而不写文章——北平左联与上海左联犯过一样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鲁迅首先提议:北平对左翼文化运动的压迫手段和程度均不及南方,应该好好组织力量在北方办个长久的刊物,并叮嘱他们要纠正关门主义,团结进步作家,和培养新生的作家。[注] 陆万美:《忆鲁迅会见北平左联的同志》,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3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6页。
鲁迅离平之后,仍与北方左翼青年保持联系,最终促成《文学杂志》的创办。鲁迅在给王志之的信中多次谈到编刊旨要,不但他自己写稿,为杂志拉来茅盾、艾芜、张天翼等上海左翼作家的稿件,还曾以周建人的名义,汇款资助《文学杂志》——这些在鲁迅的日记和信件中均有记载,也有当事人王志之的回忆。王志之是与鲁迅交流最多的北方左联成员。1936年鲁迅逝世不久,王志之以含沙为笔名写成《鲁迅印想记》一书,还原了他与鲁迅的交流:
我立刻在皮包里取出自己的一本戏剧集《革命的前夜》送了过去:最近,北平的×联在他们的刊物上大骂我这本东西,说是我在同熊佛西梅兰芳他们争风,说是他们已经在群众中失掉了欺骗作用,我现在要企图来取而代之,骂我是什么什么新走狗。总之,简直把我当了他们唯一的死对头;同时,又遭到了当局的禁止……”。周先生翻开那本书,笑起来了:“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不过,情形想得到是这样的,在上海也是一样。但,现在都有了改变,觉得动辄就显出一副凶恶的面孔,那是没有好处的;有些人,虽是不免有些错误,只要有好的倾向,我们就应该善意地批评,加强领导,最坏地是动辄就打击。”“他们没有想到批评的任务,也没有想到领导,”我不免生起气来了,“他们预先就定下了一个固定的模型,作品放进去,完全合,就好,不合,就打击。他们的本意也不在批评,是在挑剔别人的缺点来显示自己的前进,正确![注] 含沙:《鲁迅印想记》,金汤书店,1936年版,第35页。
这段文字透露两条讯息:其时的北平左联,不仅受关门主义路线影响(如排斥熊佛西等作家),在左联内部还盛行宗派主义作风,王志之与某些左联成员文艺观念不合就能说明这一点。而“他们”批判王志之的戏剧集,王志之的反批判也揭露当时北平左联创作,模式化、公式化之流行。鲁迅的回答亦包含两点内容:在上海也是一样,但现在有了改变;对于好的倾向,应当善意引导,而不是动辄打击。除了在北平的当面沟通,在致王志之的信件中,鲁迅也反复提到这一点:
我希望在平的刊物应以在平的作者为骨干,这才能够发展而且有特色,门类不完全一点倒不要紧。[注] 鲁迅:《330109致王志之》,《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页。
文章若大半须待此地,恐为难,因个人皆有琐事,不能各处执笔也。但北平现人心一时恐亦未必静,则待书店热心时再出,似亦无妨。[注] 鲁迅:《330202致王志之》,《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5页。
第一期诚然有些“太板”,但加入的人们一多,就会活泼的。……我以为我们的态度还是缓和些的好。其实有一些人,即使并无大帮助,却并不怀着恶意,目前决不是敌人,倘若疾声厉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倒是我们的损失,也姑且不要太求全,因为求全责备,则有些人便远避了,坏一点的就来迎合,作违心之论,这样,就不但会有好文章,而且也是假朋友了。[注] 鲁迅:《330510致王志之》,《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
从这些书信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北平左联如何吸收左翼力量、壮大左翼文学,可谓费心劳力。在当时,也就是1932年,有巨大影响力的杂志:上海的《文学》和《现代》还没有面世,北方文坛的定期刊物又少得可怜,所以,“《文学杂志》出刊后的影响是大的,到处都来函贿或写信给以赞扬鼓励”[注] 陆万美:《迎着敌人的刺刀尖,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左联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608页。。它的出现“象沙漠上的绿洲,震撼了当时沉寂的北方文坛”[注] 陈沂:《1931—1932年的北方左翼文化运动》,《左联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75页。。这份刊物署名王志之、潘训编辑,发表过鲁迅、茅盾、朱自清、郑振铎、丁玲、张天翼、艾芜、曹葆华、宋之的等人的作品,集合了南北两地作家。甚至可以把北平的《文学杂志》与上海的《北斗》,看作是遥相呼应的杂志——两者都是当地首次打破南北文坛藩篱的左联刊物。《北斗》与北平文坛的联系,是丁玲通过沈从文实现的,而《文学杂志》获得上海左翼作家的稿件,是王志之通过鲁迅和茅盾协调的,在鲁迅日记中也有相关记载:“第二期既非我写些东西不可,日内当寄上一点。雁君见面时当一问。”[注] 鲁迅:《330510致王志之》,《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雁君即指茅盾。
从《文学杂志》发表的作品来看,无论是文学体裁还是题材,都呈现出丰富和多样的面貌。诗歌如哨夫《柏油路》、雪野《纪念丁玲》、木农《父与子》;小说如丁玲《无题》、澎岛《火灾》、艾芜《在茅草地》、陆绿曦《战士行》、宋之的《动荡中的北平》;散文随笔如鲁迅《听说梦》、茅盾《杂志办人》、张天翼《我的幼年生活》;戏剧如柳淘《校规》、左明和陈凝秋的《日出》、建地《命令:退却!第二道防线!》;文学理论研究如郑振铎《明代的“时曲”》、张松甫《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贺凯《汉赋的新解》;作家作品研究如朱自清《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陈均《喋血的诗人陈家梦》;还有韩君创作的歌曲《农夫叹五声》等,其选登的作品并不像典型的左联刊物那样强调斗争色彩,体现编者“用文学来鼓舞民族的精神!”[注] 编者:《编后》,《文学杂志》,1933年一卷一号。的办刊宗旨。
第一期《文学杂志》在《编后》对所刊作品的简要分析中,也清楚地说明其办刊旨要。比如,在评价致干的《没落贵族的诗人李长吉》一文说,“李长吉有一两篇‘悯人’的诗,便说他是什么什么诗人,这种错误,在一些恶魔们懂得用‘左’的方法来欺骗人的目前,更可看明白了。”这段话就是反驳过去某些左翼批评家,以是否具备革命性来衡量作品价值,以“左”倾的宗派主义对不革命的作家大加贬斥的风气。还有对《命令:退却!第二道防线!》和《动荡中的北平》两部作品的评价:“从前,在只写工农才是革命的极左的倾向下,如后者这种作品是被抹杀的。现在大家都知道,革命是没有这般窄,而文学家也正须知道小资产阶级清算了作家才能前进。”这些字句表明北方左联纠正过去将文学“工具化”的作法,开始重视文学创作的审美艺术功能,真正做到“只要不站在大众底正反面的,只要是诚恳的写作,我们便都尽量登载。”[注]编者:《编后》,《文学杂志》,1933年一卷一号。以当时的北方文坛来说,确实还没有哪份杂志拥有这样的气魄。
《文学杂志》的成功创办,倾注了鲁迅的关注和支持,随后出现的《文艺月报》也采取和《文学杂志》一样的编刊策略。由张盘石、陈北欧主编的《文艺月报》登载过鲁迅、茅盾、吴组缃、穆木天、金丁、陈北欧、张我军等人的作品。这份刊物在装帧、封面的设计和体例的编排上,很显然是模仿上海被查禁的左联刊物《文学月报》,且有意透露其左倾立场。《文艺月报》是北方左联纠正关门主义的产物,它比左翼色彩浓厚的上海《文学月报》更具开放性。在北平这样的文化沙漠之地,《文艺月报》的出现很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据称:“《文艺月报》在出版的当天就卖了一百多份,这在当时北平的出版界简直是破天荒的事。”[注] 陈北鸥:《回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的艰苦斗争》,《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第一期《文艺月报》的《编后》有这么一段自我检讨:“创作方面却不大使我们满意,内在的贫乏是生活不充实的表现。……不但我们要严酷的批判自己,我们更极虚心的接受所有指摘。这样,继续努力,我们向前进展。”[注] 编者:《编后》,《文艺月报》,1933年一卷一号。编者在这里表达了办刊物的决心:要纠正过去内容贫乏的标语口号化的文学、重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
总之,“《文学杂志》出了三期,《文艺月报》出了两期。这在当时的北平——北方文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鲁迅、茅盾都有文章寄来,一时轰动了北方文坛”[注] 陈沂:《1931—1932年的北方左翼文化运动》,《左联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77页。。尽管《文学杂志》和《文艺月报》不是长期刊物,但它们却是北平左联纠正“左”倾错误最初的文艺实践,也是左联为活跃北方文坛率先推出的杂志,其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自《文学杂志》《文艺月报》起,“‘北平左联’通过刊物的筹备,就开始纠正过去关门主义的孤立倾向”[注] 陆万美:《忆鲁迅会见北平左联的同志》,《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3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9页。。有左翼背景的、更具包容性的文学刊物在北方文坛陆续出现。《文史》杂志于1934年4月出版,编者是中国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承仕,撰稿人有鲁迅、周作人、吴文祺、赵景深、俞平伯、黎锦明、蹇先艾、臧克家等。杂志就如其名称那样,分为史学和文学两大板块。《文史》“史学”部分之目的在于“把握着正确的史学观,调整可靠的史实,发现它各阶段的下层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并与世界史作比较研究而求其通性”[注] 编者:《编辑後记》,《文史》, 1934年一卷一号。。史学方面的约稿,均由主编吴承仕负责,也正因此《文史》出现了大量在平大学教师的文章,既使杂志整体的学术水准得到提升,也使其逐渐成为左联团结北平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载体,这也是该刊最难得之处。《文史》“文学”部分亦不刻意突出其左翼色彩,立志在“不逆流”“不反动”和“不为某方面之代言人”“不为某阶级之说教者”的条件之下发展文艺。[注]编者:《编辑後记》,《文史》, 1934年一卷一号。文学方面由王志之负责组稿,除采用北平左联青年作家的稿件外,王志之还向鲁迅索来稿件《儒术》,并通过鲁迅向上海的左翼作家如茅盾等人约稿。《文史》的进步倾向引起上海左联刊物《文学》的注意,曾评价《文史》的创刊号:“很有几篇值得我们一谈的作品。”[注] 苏欣:《笔讯·北平》,《文学》,1934年三卷一号。
此外,左翼作家王余杞编辑的《当代文学》于1934年7月1日在天津创刊。这份杂志也延续了相近的办刊方式:虽为北方左翼刊物,但也发表大量上海作家作品。《当代文学》在第一卷卷末的《编后》中说明:“本刊既不属于任何党或者派,也并没有门户之见。”分析该刊作家群的组成,如聂绀弩、宋之的、叶紫、艾芜、邱东平、芦焚、李辉英、徐盈、澎岛、白薇、陈白尘、蒲风等基本都是立场左倾的作家。但综观全部五期《当代文学》,其刊登的作品左翼色彩并不鲜明,且大都显示左翼文学创作的进步和成长。
作为北方左联的主要负责人,陆万美曾于1933年初赴上海与中国左联交流北方左联的工作情况,直到三月中才返回北平。他通过鲁迅、聂耳,见到了阳翰笙和周扬;在艾芜和雷溅波的住处,见到了丁玲和沙汀。“这时,上海已在反左倾关门主义,他们都着重谈了这方面的情况,并对今后工作中加强联系说了一些意见”[注] 陆万美:《迎着敌人的刺刀尖,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左联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07页。。返回北平后,陆万美传达了上海左联反“左”倾的情况,左联常委还专门对此开会讨论,在那之后工作“酝酿着新的改变”,北方左联逐渐打开过去关闭的大门,无论是办刊还是开展工作的方式都有所调整。总之,北方文坛由萧寂的景象到逐步的繁荣,既有北平学院派文人的贡献,也有北方左联的功劳,不应当只由“京海”两派的论争中,沈从文以底气十足的“京派”面目亮相就作出简单判断:因为“京派”属于北方文坛,就认为北方文坛只有京派。事实上,北方文坛繁荣的面貌是北方左联团结各派作家首先推动的,北方文坛的繁荣是多方面的。
众所周知,上海是当时的文坛中心,文学氛围空前活跃,鲁迅作为左联“盟主”坐镇上海,上海左联的文学活动自然吸引众人瞩目,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化的压制虽从未停止,但上海的租界在保存左翼力量方面拥有着优势。而北方左联既要在萧寂的北方文坛,通过办刊活跃文学空气,又要躲避当局的搜查禁封,还要尽其所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艺工作者,这使北方左联开展文艺工作的难度,远超上海左联。
长期以来,学界对北方左联的研究,重其政治活动多过文学活动,北方左联的成员更多被认为是政治活动家而不是文学家,因此认为北方左联在发展北方文艺方面极少贡献。其实,1932年以后北方左联的文学活动,不再是“旗帜鲜明”地以斗争方式开展,那样的工作方式已被认为行不通。北方左联逐渐打开大门,到后来与非左翼作家联合,共同营造北方文坛的繁荣,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形式与内容的转变,还表现在团结北方非左翼作家共同办刊,合力推动北方文坛的重振。
《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等左翼刊物的创办,是北平左联纠正文艺路线“左”倾错误之初步实践。1934年1月,郑振铎、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在北平面世,这份杂志看似“京派”刊物,实际上,在其创刊之初就通过郑振铎、靳以与上海左联刊物《文学》建立起互通有无的紧密联系,暗含着潜在的左翼立场。而《水星》作为《文学季刊》的副刊一开始就与《文学》《文学季刊》的作家群,保持着较好的文学互动,又因为它并不鲜明的政治色彩,成功地团结了北平的学院派。[注]《文学季刊》及其后续刊物以潜在的左翼立场和包容的姿态,持续推进1930年代文坛生态的逐步好转。相关论述可参见拙文 《走向开放包容的左翼文学阵营——〈文学季刊〉及其相关刊物考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3期,第180-195页。因此,结合南北两地左翼期刊的创办过程及编撰群体的文学行为来看,左翼文学对内的自我调整、对外的寻求团结,为促发北方文坛的重振、增进文坛各派的团结与理解、壮大左翼文学的力量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8)04-0115-07
收稿日期:2018-05-24
作者简介:黄艺红,女,广西河池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广西 桂林 54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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