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华
摘 要: 文章尝试解释在柏拉图多个文本中出现的令人困惑的“一是多”论题。通过对柏拉图几个重要文本的分析,表明这个问题跟柏拉图理念论中的两个重要问题有莫大的关联:(一)理念与个别事物的关系问题;(二)理念自身的建构问题。在《斐多》、《理想国》等所谓柏拉图“中期对话”中,理念论被提出来用以解释存在和宇宙万有问题,但柏拉图在这里并没有考虑理念论自身可能引发的以上两个严重问题。在《巴门尼德》中,第一部分将问题(一)作为难题提出,但并未得到明确的解决。这个问题搁置的同时,倒是对问题(二)的解决提供了思路。理念自身以类似后来所说“通种”方式结合,“一是多”是其宗旨。在《斐利布》中不但涉及到了问题(二),并用“划分法”达到“一是多”,而且对问题(一)有了更根本的解决方式。文章论述了柏拉图的“一是多”的多重意义,最后表明:在“一是多”之下,柏拉图的“一”仍具有其特别的超越性。
关键词: 一;多;尺度;超越
在柏拉图的文本中,“一”的用法很多,比如,作为单位(unit)的一,理念一,本原一。一个事物可以分成不同的部分,总体是一,这是第一个意义上的“一”。诸多具体事物分有一个理念,而理念自身是一,这是第二个意义上的“一”。作为理念和存在的本原的“一”是第三个意义上的“一”。这些“一”都和“多”紧密联系着。在多处文本中,柏拉图提到了他的“一是多”命题,但并没有对这个如此重要而又令人困惑的论题提供非常明确的统一阐述。我们发现,这个问题跟柏拉图各个时期重要作品中的理念问题一直纠缠在一起。理念是柏拉图试图解决存在问题的重要设定,但是理念自身又似乎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困难,如理念和可感事物的关系问题,理念和理念如何相互结合的问题,等等。柏拉图提出的“一是多”是他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作为和“多”对立的“一”,柏拉图试图廓清其本质意义,而排除掉那些非本质的、“不值得”讨论的用法, 也就是智者和修辞学家用作言辞争胜的诡辩的工具的那种用法。柏拉图摒除了这种用法,而探求其真理。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明确提到两种“一”:(1)单位一,也可以说是数量上的一;(2) 理念一。但还有一种虽未被柏拉图明确说成一,而被后世经常看作“一”的善的理念。
关于单位数量一,如同数学在他的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一样,是作为一种入门性的或者说准备性的对象被柏拉图论及的。我们的感觉所涉及的对象总是既是一又是二。比如,软、硬等触觉,“对硬的感觉必定也关系着软,它报告给灵魂,它感知到的同一个事物既硬又软。”(Republic,524a)[注] 柏拉图:《理想国》。翻译参Allan Bloom, The Republic of Plato, Basic Books, 1991. 同时参见: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于是,“灵魂会对感觉所指示出的‘硬’陷入困惑,因为这个感觉说这同一个东西也是软的。”(Republic,524a)其他感觉也是一样。如和视觉相关的大和小,也令灵魂感到困惑。灵魂不能确定一个东西到底是大还是小,因为“大”不能单独被知觉,而总是和“小”相关联。在这些情况下,灵魂不能确定所面对的事物是一个还是两个。于是,在困惑中灵魂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大和小?(
)”(Republic,524C)。这个问题所针对的不是某个个别对象的大或者小,而是在问大和小自身。进一步而言,它实际上是在问:怎样确定事物的本质,从而保证事物的自我同一性(identity)。柏拉图提出,一和数字都是属于引起灵魂混乱的那类事物。因为一个单一的东西,同时又可以看作无穷多(Republic,525A)。因此,需要“唤起推理和理性思维(λογισμο' ν τε και` νο' ησιν, calculation and intellect),首先确定报告给它的东西是一个还是两个。”(Republic,524b)将一和多区别开,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东西,不同的东西要进行区分,并导向“一是什么”,即确定“一”的本质(ου’ σια)和“是”(ο’' ντο
)。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确定诸如“大”和“小”的本质的方式是,假定它们各自都有理念。一切“大的”事物乃来自其相应的理念“大”。柏拉图将理念作为“一”,而分有理念的事物是“多”。以一摄多。他说,正义、美自身的这些理念自身是一(ε
` ν),总是保持自我同一(α’ ει` κατα` ταυ’ τα` )(Republic,479A)。而有许多正义的事物、美的事物、它们总是在发生变化(Phaedo, 79D)。事物能够存在的原因,乃在于分有相应的本质(
)(Phaedo, 101C)。[注]Plato, Phaedo, 101C You would exclaim loudly that you know no other way by which anything can come into existence than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per essence of each thing in which it participates. 他说这是that safe principle 101D.一个事物是这个事物,在于它的理念。即,事物之“一”本质上乃是理念之“一”。理念是事物自我同一性的保证,所以理念被强调的特征是不变动,相反者不能互相转化。
除了“大”、“正义”等的理念,《理想国》中还提出作为诸理念的本原的“善的理念”。柏拉图自己并没有明确地称善是一,亚里士多德曾提到善是一的观点,但没有明确指出这是柏拉图的观点(Met, 1091b13)。只有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记载,亚里士多德转述的柏拉图《论善》将善等同于一。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柏拉图已经将善的理念等同于一了。[注]如Rechard Kraut,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 ed.by Richard Krau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如果善的理念是一,那么它就是一切的本原,并首先作为理念的来源。一切其他理念都从它而来,因它而被认识。这个“一”就是包揽万有的统一性。不过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并没有对它过多展开。
在《理想国》、《斐多》等中期对话中,“一和多”问题首要关注的是确立事物的存在和本质,设定理念(“一”)是可感事物(“多”)的根据。数量的“一”和“多”之间的关系只是作为导向理念“一”的入门。而其他理念同善的理念之间 “多”和“一”的关系,仅仅以比喻的方式被展示,诸理念以及个别存在物如何在“善”的统率下有序统一,并未真正论述。理念具有严格的自我同一性,对理念而言,相反者不能容纳相反者(Phaedo, 105A)。就是说,理念自身不能变成和它相反的东西。大自身不能变成小,小自身也不能变成大。事物分有大的理念就是大的,分有小的理念就是小的。在《理想国》中,多个个别事物如何分有一个理念,以及一个具体事物分有的诸个理念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不是要考虑的主题。[注] Ross 认为,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主要目的是确定理念(Ideas)的存在,而从Phaedrus到Philebus这个时期,他的主要目标是宣称发现理念之间关系的重要性。W. D. Ross, Plato’s Theory of Id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1. p.241. 但是,这个时期的对话已经蕴含了理念论中所包含的两个问题:其一是个别事物对理念的分有问题,即理念的一如何普润个别事物的多,而自身仍能保持为一?其二是理念自身的建构问题。一个事物分有多个理念,一个理念可以划分不同层次,怎样解决理念自身既是一也是多的问题?他在《理想国》中的目的是要高屋建瓴地构造起他的理念论整体架构,但没有同时指出这些困难。正如W. D. Ross、R. Kraut 等所言,柏拉图在《理想国》这个时期很少关注诸理念的结构问题,虽然他强调善的理念是所有理念存在和被认识的中心。[注] Rechard Kraut, “Introducti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 ed.by Richard Krau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3.而随着柏拉图思想的展开,[注] 这里用“展开”以区别于通常各种“发展论”解释。因为“发展论”最典型的形态是认为柏拉图思想有断裂,即,他在后期以某种方式否定了前期的理念论。本文不是从这种发展论出发的。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势必会被提上日程。
在《巴门尼德》中,柏拉图将一和多的关系作为核心问题来讨论。针对巴门尼德提出的“一切是一”或者“万有是一”(
)(Parmenides,128B),小苏格拉底提出了“一是多”的问题。他提出了几种“一是多”(Parmenides,129B ff.)。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1’ 单位数字一,一个事物作为一个整体(a whole)。如共七个人,苏格拉底是其中一个。和这个一相对的“多”是多个部分。作为一个整体的苏格拉底,左边和右边不同,上面和下面不同,前面和后面不同。所以,他又是多。这种意义上的“一是多”其实是指,一个具体事物既是一个整体又是多个部分。小苏格拉底说这没有什么让人惊异的(θαυμαστο` ν)。显然这并不是柏拉图要讨论的那个问题。
2’对“一”和“多”的理念之分有。事物分有一就是一,分有多,就是多。同时分有一和多,它就既是一又是多(Parmenides,129B)。小苏格拉底说,这也没有什么让人惊异的。柏拉图在这个意义上所谈的一、多关系,仍然是关于可感事物的。可感事物通过对理念的分有而可以既是一又是多。但本篇对话的主旨并非可感事物,而是理念自身。理念自身的一、多关系是让他感到惊异的,这是他希望得到解决的第三种意义上的“一是多”问题:
3’一自身是多,多自身是一。不是事物,而是一个理念自身又是它的相反者。诸如相似自身变为不相似,静自身也是动。这些相反的理念在自身内结合和分离(συγκερα' ννυσθσι και` διακρι` νεσθαι)(Parmenides,129E)。
可以看出,《巴门尼德》中对一和多关系的描述比起《理想国》更加系统、也更加深入了。《理想国》中所关注的可感事物的“多”和理念的“一”之间的关系已经被看作没有什么令人感到奇怪的了。[注] D.Frede也注意到了柏拉图说法的改变。她认为这个无害的矛盾可以解释为是《斐利布》中的苏格拉底对自己年轻时的观点的内在化。Dorothea Frede(tr.),Plato’s philebus,Indianapolis: Hackett, 1993. XX.柏拉图表明,在这里最终的目的不是讨论关系到可感事物的一和多,而只讨论作为理念的一和多,以及它们的关系。在这里,柏拉图提出一个理念同时又是它的相反者,论述相反理念的结合和分离。其问题域显然跟《理想国》有别,事实上,他在这里将理念论所包含的诸问题展示出来并寻求解决的途径。
在《斐利布》中,柏拉图几乎重申了《巴门尼德》的“一是多”的论题。他说“一是多和多是一这样的说法是令人惊异的(θαυμαστο` ν),谁这样主张,就会容易和他发生争论”(Philebus, 14C)。他提出以下几种“一是多”的含义(Philebus,14C ff.):
1″ 一个事物是一,同时包含了许多相反的性质。如苏格拉底是一个,他既大又小,既重又轻,诸如此类(Philebus,14D)。
2″整体和部分。如苏格拉底和他的各个肢体,苏格拉底的肢体是多,而苏格拉底是一个(Philebus,14E)。
这两种“一是多”不是柏拉图要考察的论题,之所以如此,在柏拉图看来,以上两种“一是多”都很“平常”,是“幼稚的,容易的,是思考的巨大障碍”(Philebus, 14D)。由于这两种意义上的“一是多”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不值得考虑”(Philebus, 14E)。这两种意义相当于《理想国》中的意义1,以及《巴门尼德》中的意义1’。柏拉图认为这种“一是多”显而易见,只是被智者利用来制造思想迷惑的工具。这样的问题众所周知,被诡辩者所利用,造成思想的困难。就如《理想国》所示,这种思想迷惑也可引向有意义的问题。柏拉图由此而设定了理念,从而有了基于“理念分有”的“一和多”的新的问题。即《理想国》的意义2。而在《巴门尼德》中,理念分有这种解决方式被认为是“没有什么令人惊异的”(意义2’)。它要讨论的是意义3’。同样,《斐利布》中也提出了一种值得进行严肃考察的“一是多”:
3″理念自身的“一”和“多”。[注] 《斐利布》中的“一和多”真正问题指向是什么,这在学界也有争议。如Dancy提出三种不同的对其中的“一/多问题”的重构:一种在“使用确定的/可确定的”中,一种在“在先/在后”中,一种是在“反对那些认为长自身是长”的中。R.M. Dancy, "The One, The Many, and the Forms: Philebus l5bl-8", Ancient Philosophy (1984) pp. 160-93。转引自C. C. Meinwald, “One/Many Problems: ‘Philebus’ 14c1-15c3", p.98.
苏格拉底解释说,这里的“一”不是指可以生灭的事物,而是设定人是一,牛是一,美是一,善是一,即在每个情况下都假设每个事物都有一个理念(μιαν ι' δε' αν περι` παντο`
),并试图抓住它(Philebus,16D)。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的一是否存在?每个这样的一是否总是不生不灭的同一个?它是否确定地保持为同一个,即使同时在许多生灭的、无限的事物中,这样,它就同时既作为同一个在一中,又在许多事物中(Philebus,15B)?[注] 根据Cooper版译文和Loeb版译文,这里提出了三个问题。苏格拉底说,要讨论的是这些事物的一和多。
从论述的步骤来看,《斐利布》的这段话完全可以放在《巴门尼德》第一部分的前面,作为第一部分接下来的讨论的提纲。《巴门尼德》在第一部分首先提出了“一是多”的问题,接下来讨论的是理念分有的困难,而第二部分是相反的理念的分离和结合问题。这些相反的理念包括一与多,异与同,相等与不等,动与静,部分与整体,等等。因为在《巴门尼德》的第一部分依次讨论了(1)哪些理念存在;(2)理念和可感事物的分有关系和分离存在问题,所以有人提出,《斐利布》是对《巴门尼德》上篇提出的理念问题的回应。事实上,这种观点也是主流观点。[注] 如R. Hackforth, Plato’s Phileb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20. 以及Dorothea Frede,(tr.), Plato’s Philebu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 1993). pp. xxi-xxii, 6-7. 参:C. C. Meinwald, “One/Many Problems: ‘Philebus’ 14c1-15c3", Phronesis, Vol. 41, No. 1 (1996), p.96.Meinwald不同意这种解释,他的理由是,如果《斐利布》是对《巴门尼德》的第一部分的答复,那么《巴门尼德》第二部分就没有用了,而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基本的错误。[注] C. C. Meinwald, “One/Many Problems: ‘Philebus’ 14c1-15c3", p.97.而我的观点是,《斐利布》的确为《巴门尼德》第一部分提供了答复。《巴门尼德》第一部分所讨论的难题,是和问题2’有关的众多的可感事物如何分有一个理念的问题,不过这部分的讨论没有得出积极的结果。但是,这里明确提出的理念之“一”和它在个别事物中的“多”的难题并没有阻止住柏拉图用理念来思考(Parmenides, 135B)。所以主题进展到3’, 在《巴门尼德》第二部分讨论理念自身的一、多。[注] 这里出现极大分歧的是,《巴门尼德》第一部分的难题是否被柏拉图处理了。理念的“一”和个别事物的“多”产生的分有可能,起源于理念的“超越性”,即理念分离于个别事物而存在。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分离说超越论是出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误解,如马堡学派的Cohen和Natorp都是这样认为的了。Ross认为,这个观点经不住考察。他提出,柏拉图一贯认为理念和可感事物不同,理念是完全客观的存在,与可感事物分离地单独存在(as existing separately from sensible things)。柏拉图虽然一直思考这个分离问题,却难以简单地给出回答。《巴门尼德》第一部分“第三人”论证对超越论的反对,柏拉图也从未给出回答。W. D. Ross, Plato’s Theory of Ideas, pp.226, 230. 这也是柏拉图在《巴门尼德》开始所设定的主要问题。柏拉图在这里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虽则抽象但是合理的解决思路。
陈康先生指出,“因为‘相’或范畴相互结合构成个别事物,于是产生它们怎样结合的问题。”[注]② 陈康:《巴曼尼得斯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11页,第310页。而《巴门尼德》第二部分的解决方式是用“通种论”(“种的联合”)或者多元范畴论代替《斐多》为代表的理念同可感事物的“分离”。[注] 陈康:《巴曼尼得斯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10页。陈康先生所持的是比较典型的发展论观点,即认为柏拉图后期放弃了中期的理念论,对此本文并不赞同。但是,他所提出的对《巴门尼德》中的“一是多”的理解却是深刻而有见地的,只是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种解释。那么我们会发现,柏拉图在这里将个别事物的理念“一”作为“一”和其他理念的结合。一既是一,又是多。一含有所有其他的理念,而任何其他理念的存在也离不开一。《巴门尼德》第二部分就是在解决这样的“一”和“多”关系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并非如陈康先生所言,理念已经不再是本体论的,而仅仅是逻辑上的范畴。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里的理念既是本体论上的可感事物的本质,同时它也是思维中的范畴。通过一种范畴的思维运作,理念自身结合和分离,理念是一,同时又是多。一个理念又是它的相反者。但这里并没有否认《理想国》中提出的每个事物的理念的同一性(Parmenides, 135C)。
这样的“一”和“多”的关系同时回答了巴门尼德一开始的论题“一切是一”或“万有是一”(
)(Parmenides,128B)。它所包含的是巴门尼德的论题:“存在是一”。 R. Kraut认为,《巴门尼德》中对一(Unity)的讨论是柏拉图对《理想国》中的善的理念的关注的继续。[注] Rechard Kraut, “Introducti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 p.13.事实上,“一”包含了这两个方面:一方面个别事物的理念是一,它是诸多理念的结合;另一方面,它表示存在是一。即,万有是一。单个的理念和万有之一是同构的,都是既是一,又是多。万有之大一贯彻万有,具有同一性。同时万有之间又各个不同,具有差异性。巴门尼德强调此万有同一,而柏拉图对此是同意的,只是还要加上“一又是多”。
笔者认为,《巴门尼德》中已经对对话所设定的目标—“一是多”的问题有了初步的解决。但它对第一个问题,即可感事物对理念的分有问题没有给出积极的解决,虽然这个问题是过渡到第二个问题的桥梁。在《斐利布》中,柏拉图通过继续追问“一是多”问题,对这两个问题都给出了更加具体的答复。
《斐利布》中真正的 “一是多”问题又是什么?跟《巴门尼德》中本质的“一是多”属于不同的领域吗?在解释他真正的“一是多”问题过程中,柏拉图首先提出了上面3″中的几个问题。Meinwald认为,柏拉图在这里的问题有三个:[注] C. C. Meinwald, “One/Many Problems: ‘Philebus’ 14c1-15c3″, pp.101-102. D. Frede则认为问题只有两个:(1)是否应当设定理念?(2)它们具有怎样的状态?是永远自同的还是也分散在可感世界中成为复多的。Dorothea Frede (tr.),Plato’s Philebus, xxii. a.是否应该设定理念?b.理念世界自身的问题:理念每一个都是一,但自身内具有种属(species)的多样性。c.理念和可感世界的关系问题:每个理念是一,而在可感事物中是多。他将第一个问题归于柏拉图中期的对话。而《巴门尼德》第二部分考察的就是理念和可感事物的分离问题(问题c),剩下的第二个问题才是《斐利布》的主题。
但是从《巴门尼德》对“一是多”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柏拉图在《斐利布》中所关注的恰恰跟《巴门尼德》的问题一样,是“一个理念自身又是它的相反者”,即作为理念的“一”又是其相反的理念“多”这样的疑难(问题b)。解决这个问题是最关键的,甚至可以说,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能进一步解决理念和可感事物的关系问题(问题c)。《巴门尼德》的第二部分从形而上学上论述理念“一”和“多”相互结合,一就是多,多也是一。大一是小一,小一也是大一。[注] 在《蒂迈欧》中,这表现在,宇宙灵魂和人的灵魂是同构的,只是人的灵魂的材料是造宇宙灵魂剩下的材料,不如宇宙灵魂纯净。人的身体——主要是头颅,也是模仿宇宙的形状——圆形。Timaeus, 41C。所以,《巴门尼德》和《斐利布》的关注点是一样的,都是理念层面的一和多,一个理念如何又是它的相反者。只是这个本质性的“一是多”有不同的面相,它们所展示的就是这种不同的面相。如果说《巴门尼德》所谈的“一和多”是类于《智者》中的诸“通种”的结合和分离问题,那么《斐利布》中的“一和多”则是《智者》中的“二分法”所涉及的种属划分问题。[注] J. Cooper也认为柏拉图在这里的几个方法论和形而上学的段落应当跟《智者》中的关于存在和非存在、划分法放在一起读。J.M. Cooper, “Introduction of Philebus”, Plato:Complete Works, p.399.在《智者》和另外几篇后期对话中,划分的方法使得一个理念被不断二分,直到达到最终的类属(
),而综合的方法是通往“通种”——即最高的几个种的途径。不过这两个方法也是同一个方法——辩证法科学(διαλεκτικη~
ε’ πιστη' μη
)(Sophist, 253D),只是分属“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
柏拉图在《斐利布》中也盛赞这种辩证法是“神给人的礼物”,“有着神圣的来源”,说它是从“更接近诸神的”、“比我们好的”古人那里传下来的:“一切存在的事物都从一和多产生,包含着有限和无限。”(Philebus,16C)所以,柏拉图提出,必须总是在每种情况下都设定每一事物的理念(μι' αν ι’ δε' αν περι` παντο`
)。不过正如D. Frede所指出的,比起《巴门尼德》和《智者》,《斐利布》中的划分方法更完善。这里的划分引入了一对新的概念:界限和无限定,同时划分有着更大的严格性——数的精确性。[注]Dorothea Frede (tr.),Plato’s Philebus, xxv.柏拉图称,在把握了作为一的理念之后,再找二,如果没有二,就找三或其他数字,“直到不仅发现最初的一(
)是一,也是多和无限,还要发现有多少。”(Philebus,16D)关键是要发现从一到无限之间的“数”(Philebus,16E)。找到这个数,并且按照数逐步从一达到无限的,就是辩证法家。而那些匆忙地从一直接到无限的,就是好辩之士的方法(Philebus,17A)。通过这种有着准确尺度的划分方法,理念作为一同时也是被依次划分的多。理念既保有本来的恒定不变的自我同一性,又容纳了不同层次和种类。柏拉图用音乐做例子来介绍这种划分的方法。音乐声音是一,可分为高音和低音,还有中音。重要的不仅仅知道这些,而且要把握声音的音程(interval),把握住音程的数(α’ ριθμο` ν τη~
φωνη~
),用不同的音符把这些音程限定下来,还要弄清它们相互结合的和声种类,以及这些和声的不同样式的名称(Philebus, 17C)。
在《斐利布》中,柏拉图的划分法并不执着于《智者》等对话中的“二分法”,而是强调按照事情的本质做出划分,事物的本质容许划分为几个,就划分为几个。并且他的划分也决不满足于一种随意性,而是依据确定的数。[注] Dorothea认为,柏拉图晚期作品中的辩证法有双重的任务:一个是建立起分类学秩序,每个存在物都分配在特定的领域之中;另一个是还需要弄清所有秩序良好的存在物的内在结构。柏拉图有这样的信念:所有秩序良好的存在物都依赖于和谐的数学结构。[德]多罗西娅·弗雷德(Dorothea Frede):《柏拉图的<蒂迈欧>——宇宙论、理性与政治》,刘佳琪译, 刘玮编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3页。 在存在物和由之构成的宇宙中,都有这种数的秩序。事实上,柏拉图后期的辩证法努力成为一种严格而和谐的数的科学。苏格拉底说真正的哲学家所用的技艺,在精确性和真理上无限地优越,就因为用了尺度和数字(Philebus,57D)。这门叫做辩证法的技艺是对存在以及永恒的自同者的思考,这才是最真实的知识(Philebus,58Α)。就像在《理想国》中一样,柏拉图在《斐利布》中强调,辩证法所涉及的是永恒的、不变的、不混杂的东西(Philebus,59C)。而那些自认为研究自然的人,“浪费时间在考察这个世界的东西,它们的生成、活动、它们所屈服的力量”(Philebus, 59A),所获得的不是知识,而是意见。柏拉图对考察可见世界从而获得知识,一直都持否定态度。他也考虑现实的事物和问题,但是他是从理念和尺度、数的思考中得出事物本质的规定性。
在《斐利布》中,柏拉图以这种辩证法划分了快乐和理智的种类,以确定快乐和理智在构成生活的善中的位置。正如Cooper指出的,[注] J.M. Cooper, “Introduction of Philebus”, Plato:Complete Works, p.399.我们发现作为《斐利布》主题的 “人之善”是早期苏格拉底对话的中心议题。在这里柏拉图旧话重提,论述人所能够获得的最好的生活,它不能以快乐为最重要的目标,而必须将理智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在多数柏拉图后期对话中,苏格拉底已经淡出了对话,而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又成了主角。苏格拉底一直坚持的基本观点:快乐不等于善,也是这里需要大量篇幅论证的题目。只是论证方法和早期已经完全不同了。笔者认为,柏拉图这样做的目的,是力图用后来更详尽地思考过的“一是多”理论运用于早期反复锤炼过的题目:何谓好的生活,为何快乐不是最好的,知识和智慧应该在人生中处于什么位置。这里要做的,就是以这个人们熟悉的论题来推出“一”和“多”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中关键性的因素就是数,或者尺度。理念自身的既是“一”又是“多”,依靠数作为尺度连贯起来,从“一”到“多”直至“无限”(Philebus, 16D)。
苏格拉底说,“在为理智争夺第二位的荣誉的战斗中,需要另外的一个工具,这个武器和前面我们的讨论中所用的不同,虽然可能部分地是一样的。”(Philebus, 23C)这个武器就是他的混合法。柏拉图的混合法更根本地解决了一和多问题,同时它也是解决个别事物对理念的分有问题的方法。
柏拉图首先将宇宙中存在的事物分为两类:无限定(το` α’' πειρον)和限定(το` πε' ρα
),第三类是前两类的混合,还需要第四类,混合的原因(αι’ τι' αν)——实施混合者。限定和无限定自身都既是一,又是多。无限定者是容许较多和较少,较快和较慢,较热和较冷等的一类事物(Philebus,25C)。它们每一个都是一,而又可以做无限的划分。相同、相等、两倍等是属于限定的那类事物(Philebus, 25A)。宇宙间有大量的限定性的和无限定的事物,它们相互混合,“包含了相等和双数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的那类,结束相反者的纷争,通过施加给它们一个确定的数,使得它们和谐适度。”(Philebus, 25E)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到,柏拉图使用了两种原因(τι' αι’ τι' αν):本质因(τι' ε’ στι)和质料因(
)(Met,988a11)。可感事物的本质因是理念,而理念的本质因是一(το` ε
` ν),它们又有各自的质料(Met, 987b19)。对照《斐利布》,我们看到,柏拉图用两种本原的混合来解释可感事物的生成,这同时也是理念存在的原因。这种混合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理念层面的;一个是可感事物层面的。而这种混合就是将比例和尺度加在无限定者上。所以,理念是基本的种通过比例或“一”混合而成,理念自身也是有比例和尺度的限定者,加在《蒂迈欧》中所说的“接受者”——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成了质料——上,产生个别事物。柏拉图在这里将宇宙万物的生成以及理念的存在都放在了那个大的原则之下:有限定者和无限定者的混合。而二者的混合,就是用一定的尺度比例、数来规定冲突混乱的无限定者,造成和谐的统一体。
这是该篇对话最终解决“一是多”问题的关键。 “混合”作为更进一步的形而上学本原学说,正是通过有限和无限的混合,理念的存在和可感事物的生成都得到了解释。有限-无限之混合不只是可感事物的生成原则,而且也是理念自身的存在原则。通过这种混合原则,两种不同的“一是多”问题——理念-可感事物的一是多关系,理念自身之一是多——在这里都得到了解决。理念是一,也是多,一是多的结合,多被一所规定。而理念并非孤立隔绝于彼岸的存在,也不需要附加地被可感事物外在地分有,而是理念自身就是可感事物的界限和规定,是其内在的本质,是可感事物的“一”。[注] D. Frede也认为,如果以这种“科学的方式”思考理念,那么理念的一和多就都不是问题了,与此相关的那几个疑难问题也随之冰释。 Dorothea Frede: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xxviii.
甚至万有为一,从“一”到 “多”以至于无限的划分的数得以确定,这个数就是来自对无限进行限定的那个尺度和比例。这种恰当的比例构成理念和事物的存在及其善,同时也是宇宙秩序和善的基础。而理智如同宙斯,是一切结合或“混合”的主宰。由此,我认为,《斐利布》不仅是对《巴门尼德》的回应,甚至也是对更早的《斐多》的回应。在《斐多》中,苏格拉底说他很高兴听到阿那克萨戈拉的一个学说:努斯(Nous)安排一切,造成一切(Phaedo,97C)。并且它用善来安排一切,善容纳和联系起一切事物。他愿意学习这种原因(Phaedo, 99C)。但是令他不满意的是,阿纳克萨格拉虽然将努斯作为一切的安排者,却没有用努斯来揭示宇宙万有的生成、存在和毁灭。他没有说明,努斯作为一切的原因,是如何安排一切事物成为善的。苏格拉底在这里也未能说明努斯如何通过善来造成万物、连结起万物,转而用“次好的方法”(δευ' τερ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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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启航)设定理念来解决万物的原因问题。但这并不说明他从此放弃了“最好的方法”和路径,相反,在他有了更充分的准备的时候,他最终还会回到这个起点。D. Frede认为, “柏拉图显然采纳了阿那克萨戈拉的观点:因为自然的理性秩序正是他所希望的。”她提出,理智作为万物存在的原因“指出了柏拉图想要前进的方向。《斐多》……是一个路标。”[注] [德]多罗西娅·弗雷德(Dorothea Frede):《柏拉图的<蒂迈欧>——宇宙论、理性与政治》,刘佳琪译,刘玮编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27页。
而后期对话《斐利布》、《蒂迈欧》等就是这个方向的目标的抵达。在《斐利布》中,作为混合的原因的努斯被柏拉图描述为就像众神之王宙斯一样。努斯是“强大的原因,统领并安排日月四季”,“努斯是天和地的主宰”(νου~
βασιλευ`
ηc μι~ ν ου’ ρανου~ τε και` γη~
)(Philebus,30C, 25E)。
无独有偶,Kraut也认为柏拉图的后期对话是《理想国》等中期对话的思想的展开。他认为《理想国》虽然提出了理念,但是很少关注诸理念间的结构,只是强调善的理念作为其他理念的存在和认识的中心。而《巴门尼德》考察的是一和其他理念—同、异、动、静、有限、无限之间的关系。后面的对话——《政治家》、《智者》、《斐利布》中都重复出现对这个关系的考察。[注] Rechard Kraut, “Introducti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 p.10, p.13.
作为理念的一和作为规范诸种元素而构成理念的一,都可以说是形式本原。[注] Ross将多个元素结合成的理念整体之“一”称为“形式本原”,此处姑从之。W. D. Ross, Plato’s Theory of Ideas, p.242.只是理念是规范杂乱冲突的感性质料的,而后者是规范构成理念的诸要素的。这两种一,还有“万有是一”的大一,都是使得事物成其所是的根本。但是,如果一同时也是多,那一自身还有没有超越性?理念的一和本原的——善自身,[注] 持发展论的Ross认为柏拉图后期的“一的理念”取代他中期的“善的理念”最后走到台前。因为柏拉图的立场发生了改变。在“一”中,理念不是从其全部本质中被思考,而只是从其数字方面被思考。W. D. Ross, Plato’s Theory of Ideas, p.242.大一,仅仅是由诸理念按比例编织起来的统一体吗?还是一自身是超越的,是一切存在的来源和目的?笔者认为,在柏拉图这里,作为本原的一是其他事物的意义来源,它自身的意义却不是由其他的事物拼凑而成。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超越性。“万有是一”,在柏拉图这里,就成了万有来自一,被一所赋义。万有归一,所以多是一。而一在实存上并不作为万有之一的一物而存在,而是自身就在万有之中,从而一是多。
《斐利布》中对善的论述虽然从“什么是好的生活?”这个问题而起,但最终是用“一和多”的辩证法对善进行划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抱怨柏拉图违反了原则,他们对有先后次序的事物不提出理念,而柏拉图竟然提出了善的理念(NE,1096b4)。可以设想,亚里士多德了解柏拉图对善排定的次序,同时柏拉图还坚持善的理念。《斐利布》中的善是“一”,同时它也是“多”。但作为“美,比例,真”三者,并不妨碍善的一。关键是如何让多在辩证法中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如同《理想国》中,国家的正义恰恰存在于其他三种德性“智慧、勇敢、节制”共存中。余纪元认为将善自身理解为善的结构——形式/理念之间的结构。[注] 余纪元:《<理想国>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正如灵魂中的正义是灵魂中各个部分的结构,唯有在智慧、勇敢、节制都实现了,它才出现。善也类似,只有当形式各就各位的时候,善自身才显现。之所以说知识和真理来源于善,乃因对事物的完美知识需要知道它在作为其部分的目的论系统中的地位,而非孤立地知道该事物。此解释具有结构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意味。
这个解释和伽达默尔的解释一脉相承。伽达默尔认为,如果无限定和确定不是自身分离存在的,那么整个的理念的理性世界也不是,生活的各个成分也不是分离的。[注] Hans-Georg Gadamer, The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Trans.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 by P. Christotpher Sm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14-117.生成被证实或挽救。善不是分离地自在自为地高高在上地存在,它由美、比例、真构成,所以,它总是在混合的统一的整体中,在美的事物中被发现。但善还是和一切显得善的东西有别,它虽在混合物中,但仍可以说“超出一切存在”。 所以,这个论点不代表柏拉图学说有改变,导致他放弃理念或善的超越。
可见, “一是多”的辩证法是柏拉图用以解决理念问题的方法。就“善是一”而言,也可以以这种方法得到理解,因为“何谓善?”的问题最终也是以这种方式来回答的。配合以“混合法”,柏拉图搭建起了宇宙的存在和秩序的大视野。
Qinghua ZH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trying to explain the issue of “one is many”, which appeared in several texts of Plato, but he has never expounded thematically. This issue has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two important problems of Plato’s theory of idea: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as and individuals, (2)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as. In Phaedo and Republic, ideas were proposed to interpret the problems of being and the existence of individuals, but there was no resolution to these two problems which might arise. In my view, in part one of Parmenides, the first problem was developed but not clearly sorted out. In shelving the first problem, part two of Parmenides provides clue for the second problem. The ideas communicate to each other in the principle of “one is many”. In Philebus, not only the second problem was referred to by “division” to reach “one is many”, but there is a more basic resolution to the first problem. The thesis explored the multiple meaning of the “one is many” and indicated that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is many”, the “one” of Plato still has special transcendence.
Key words: One, Many, Measurement, Transcendental
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8)04-0056-09
收稿日期:2017-11-13
作者简介:朱清华,女,山东阳信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北京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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