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舒跃育
摘 要: 心理学学科分裂危机的根源在于它作为哲学认识论科学化发展的一种结果,因此,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同时受到哲学和科学双重力量的牵引,这也造成了心理学学科目的与方法的分离事实。正是由于目的与方法的分离,导致心理学后来发展为人文取向和科学取向两种基本模式,造成了本学科研究范式的分裂。文章从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和哲学基础的角度分析了这种分裂的根源,反思心理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重新审视未来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心理学;目的;方法;分裂
近代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诞生是哲学认识论科学化发展的一种结果*① 邬焜: 《近代以来认识论的研究趋势》,《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6期,第125页。,因此,心理学在独立及发展过程中,必然受到来自哲学和科学双重力量的作用,进而形成了今天心理学的学科形态。自从心理学诞生以来,其学科的分裂一直备受人们关注,并被视为心理学陷入危机的根源。心理学的危机在于这门学科试图通过自然科学的方式来解决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从心理学的哲学基础和发展历史来看,这种学科目的与方法间的分离其实来自于哲学与科学间的张力:哲学为心理学提供了学科动机和目的,科学为心理学提供了研究的模式,这种本体与方法的割裂构成了心理学学科分裂危机的根源。从一般意义上讲,哲学和科学关乎不同的方法体系,前者涉及思辨方法,后者涉及实证方法。因此,作为自然哲学的思辨方法与实证科学的实验方法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哲学的研究主题为什么会与实证科学的方法体系相结合进而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如果这种学科目的与方法的错位构成当前心理学分裂危机的根源,那么,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和哲学基础能为当前反思学科危机提供什么样的启发呢?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某种需要,这种需要进而成为某领域走向独立的学科动机。心理学作为人类理解自身事业的一部分,自然也出于人类理解自身的需要。因此,心理学的诞生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需要并不是心理学按照自然科学模式发展的充分条件,换句话说,心理学之所以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发展却不是心理学得以独立的学科动机的必然结果。心理学从独立之始就同时受到两种不同力量的作用,即源于哲学与科学分离而产生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后来演化成为人文心理学的“问题中心主义”和科学心理学的“方法中心主义”的对立。由于自然科学的巨大胜利,使得人们曲解“科学”的本来含义,于是在本学科实际的发展中,研究形式的科学性取代了学科目的,研究的主题和学科目的逐渐被淡化。同实现人类探究自身的目的相比,让心理学成为一门形式上的科学似乎显得更为重要。因此,科学的方法——即探究“物”的方法被用于关于人的探究活动中,心理学因失去了自身的同一性而陷入分裂的危机之中。
“心理学虽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暂的历史。”艾宾浩斯这句看似矛盾的话却深刻地反映了心理学作为人类理解自我并从自身事务中寻求秩序的努力与追求成为独立学科的努力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心理学作为人类寻求自身理解的努力,它与人类有着同样久远的历史——人类的诞生有赖于自我意识的发展,而自人类具有自我意识之时起就开始了对自身的探索,因此,如果把心理学视为探究人性的领域,那么它将有着与人类同样久远的历史。另一方面,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心理学,却是以19世纪晚期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的。在此后的数十年中,心理学实验室的建立如雨后春笋。在1892年的时候,美国有20所大学建立了心理学实验室,到1900年的时候,增加到41个,超过了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心理学实验室的总和。实验室的建立使心理学逐渐拥有了独立的学科建制:大学逐渐开始创办独立的心理学系,设置专门的心理学教席并授予心理学学位,同时也有了其他许多像心理学会之类专门的心理学学术组织,他们召开心理学学术会议并开办专业期刊,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学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但是,在这一“长期”与“短暂”的对比中,心理学仅仅是新瓶装旧酒,还是蕴含着自身内在的发展?毫无疑问,从这一“长期”的角度看,作为人类探究自身的领域——探究人性的领域——是一直存在的,因为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人类探究自身的领域——humanistic一词就是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意为人性教养,甚至连自然科学,也最终离不开对人性的探讨,正如休谟(D.Hume)所说:“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注][英]大卫·休漠:《人性论》, 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页。那么,既然心理学是探究人性的领域,而探究人性的领域又一直存在,那么心理学为什么又会作为独立的学科在近代才诞生呢?当然也可以认为心理学一直存在,近代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产生,只是意味着心理学学科形态发生了转换,即从“哲学心理学”转化为“科学心理学”。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心理学最初为什么会以哲学的形态出现?既然已经具有哲学的形态,那么它为什么又要和哲学相分离?既然要分离,为什么又要等到19世纪晚期?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对哲学形态的心理学作一个说明。
人类的思想发展历程犹如个体意识的发展历程,都是从未分化的混沌状态逐渐向着更加分化的状态演变。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最初是不分化的,最早的时候,人类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自身与世界的区别——这和个体的发展何其相似!当人类意识到自身与世界的区别之时,人类就产生了自我意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人类就开始产生了对自身的理解和对世界的理解。但最初,由于对自身的理解和对世界的理解不是太分化,因此,这种理解方式也就非常笼统。于是,在人类思想发展的早期,人类的一切学问都归属于“哲学”,哲学是一切具体科学的最初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具体的科学和哲学是同时产生、同时发展的。而在人类思想发展的早期,自然哲学既是当时的哲学,也是当时的科学。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也逐渐分化,学会了从不同的视角并以不同的方法去探究这些不同的领域,特别是当哲学单一的思辨方法不足以解决诸多领域的研究对象的丰富特征的时候,于是一些具体的学科就逐渐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了出来。早期分离出来的有逻辑学、伦理学、神学、法学和医学等。到了近代,由于自然科学得到长足的进展,诸多自然科学也逐渐分离出来了。哲学本身也因其他学科的分离而得到不断的发展。同样的道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理解自身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而人类精神领域的丰富性不能为哲学单一的思辨所涵盖的局限也越来越明显,作为哲学形态的心理学就产生了危机。于是,为了解决这种危机,心理学就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心理学的诞生是哲学心理学发展的结果,具体表现为人们放弃了哲学心理学所固有的以思辨和推测为途径的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理解方式,进而转向以经验实证的客观模式。因此,哲学形态的心理学向科学形态的心理学的转换从根本上来说不是所解决的问题发生了变化,而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正如舒尔茨(Schultz, D. P.)所说:“现代(心理学)关于人类的本性所提出的问题,与若干世纪以前所提出的问题是类似的。现代心理学与它的睿智的先驱者的重要区别,不在于所提问题的种类,而在于探索答案所用的方法。”“当人们试着用那些对自然科学解答问题行之有效的科学工具和方法来回答关于人类本性的问题时……只有当人们试着用小心的控制的观察和实验来研究人类本性时,心理学才开始从哲学的先行者那里获得某些独立。”[注][美]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沈德灿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既然心理学最初表现为哲学心理学,那么,它同哲学之间存在什么联系?换句话说,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心理学的学科动机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已经给予了充分的说明,“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注][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在这里,存在不仅包括物质存在,也包括精神存在;而意识则只能为人类所独有。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是全部哲学问题的集结点”[注]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但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再次说明,任何一门学科,作为人类发展阶梯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必然隐含着人类的某种动机,也就是说它必然能满足人类的某种需要。“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是人类的目标。”[注][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三版,第226页。而对于哲学,马克思(Karl Marx)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之所以要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最终的目的都是要通过改变世界来实现人类自身的发展。“人们探索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在最终意义上……是为了掌握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来实现人自己的目的;人们认识自我的本性,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合乎本性地实现自身的发展。所以,人类的一切探索,包括哲学探索,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发展而进行的探索。”[注]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因此,一切人类文明的产生,一切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最终都应该为此最高目的服务。也正因为诸学科在最终目标上的一致性,一切具体学科在其研究方法尚未独立、研究目标尚未分化之时,最初都以哲学的形态出现。但是,随着具体学科陆续分离开来,哲学的任务也就变得更加分化了。哲学的根本问题虽然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但是,其最高问题却是人类自身的发展问题,而人类自身的发展又是以自我理解为前提的,因此,哲学是一门旨在提高人类自身认识的学科。卡西尔在著名的《人论》开篇时就说道:“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周知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注][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但是,既然哲学就是关乎人类理解自身的学问,那为什么还需要一门心理学呢?或者说,为什么还要将哲学形态的心理学转化为科学形态的心理学呢?如果说心理学能够实现某些哲学所不能实现的目的,那么为什么要等到19世纪末才有独立的心理学科呢?这就需要分析人类普遍人格的发展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关系。
如上文所述,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恩格斯补充说,“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注][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这就说明,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只有到了近代以来才被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当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之后,人们才会从人自身出发去探寻人与世界的关系。只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人们才会意识到对哲学这个基本问题的探究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但问题是,为什么到了近代人类才意识到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呢?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与人类自身需求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动机心理学家看来,人的需要是支配人的行为的内在动因,因此,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人类满足某种需要的动机的表达。那么,什么学科得到发展,其关注的重点是什么,从根本上讲可以从动机的角度得到解释。而在诸多的动机理论之中,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之一。马斯洛认为,人主要有五种基本需要,但在个体发展的某一状态中,只有某一种需要处于优势地位;这些基本需要呈阶梯排列,当低级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高级的需要才会成为优势需要。于是,国内学者许金声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进行类比,认为作为整体的人类需要也符合需要层次阶段理论,即人类的需要发展状况同社会发展的阶段之间存在对应的关系。具体而言,生存需要对应原始社会,安全需要对应奴隶社会,归属需要对应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应自尊需要,而共产主义社会对应自我实现的需要[注]许金声:《马斯洛与马克思》,《人文杂志》2007年第5期,第32-38页。 。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低级的需要主要是生理需要,它关乎个人的生存和人类的繁衍,主要涉及人类的自然层面;而越是高级的需要,则越是关乎人类的精神领域,这主要涉及人类的生存质量和方式,属于发展性需要。从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由于生存条件比较恶劣,人们因为更加关注自身的生存而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能满足这些低级需要的自然领域;而当社会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人类的低级需要得到了基本的满足之后,人类的精神领域才能得以长足的发展。“所有的人类关系、所有的人类制度以及整个人类文化都是以人性为依据的”[注][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三版,第305页。。但是,要认识到人性的这种重要性却只能等到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当对人性的忽略所引发的消极后果被人们认识到的时候,人性的这种基础性地位才能得到认识和确立,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关乎人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才能够得到重视和发展。而这一观点不仅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中得到印证,而且在这一事实中也得到印证——更多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在近代自然科学取得极大的进展之后才成为独立学科[注]像狄尔泰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区分一样,或者像李凯尔特对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的区分一样,此处的人文科学就是指狄尔泰意义上的“精神科学”和李凯尔特意义上的“文化科学”,把自然科学视为关乎自然领域的科学,而人文社会科学视为关乎人类精神领域的科学的话,这的确说明人类是在对自然科学取得极大进展之后才意识到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但与李凯尔特不同的是,此处并不将心理学完全归于自然科学)。同样,在今天因为科学技术带来的种种危机面前,人类更加重视通过人文社会科学实现对人类自身的关切。。
因此,心理学作为人类探索自身的领域,在19世纪末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换,即从哲学形态转化为科学形态。而这一次转换的动力之一在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高,人类“低级需要”的满足使得将探究的重点转移到代表“高级需要”的人类的精神领域,即人类从谋求自身的生存与繁衍的低级层次发展到了追求生存的境界与质量的高级层次。而这时,哲学心理学已经不能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于是,心理学发生形态的转换就势在必行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心理学的学科动机在于对古老哲学中人性问题的关注,是哲学为心理学提供了研究的问题和主题,提供了学科的目的和任务。但是,心理学该如何发展自己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理解自身的需求呢?这时,近代自然科学的极大进展为心理学家们提供了一条现成的思路——以自然科学的客观实验范式探究人性。
如前文所述,人类自我认识的需求古已有之。但是,由于人类认识自身的需要属于较高层次的需要,因此,它的迫切性要到人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能表现出来——一方面,只有人类的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类才有暇顾及较高级的方面;另一方面,人类在满足较低级需要的过程中,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加强以及人类文明的积累为人类认识自身提供了条件。也正是这样的原因,许多从经验层面探究人性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当近代自然科学极大进展之后才逐渐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而在这些学科中,心理学出现得更晚。但是,心理学的独立却是以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的建立为标志,更确切地说,是以客观实验方法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心理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出现在自然科学极大进展之后并不足为奇。不仅如此,心理学的独立——特别是以客观实验为研究范式,以自然科学为学科典范而成为独立学科的这个事实,与近代自然科学的极大进展和科学主义的盛行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近代自然科学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大一统的自然科学体系和以机械因果论为核心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的形成。这种统一的体系首先在物理学中建立,进而化学和生物科学的进展使得这种大一统的科学体系和解释方式更加坚实地确立起来。
近代自然科学的重大进展开始于文艺复兴,是在哥白尼革命中拉开序幕的,即是以1453年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发表《天体轨道的革命》为标志的。哥白尼革命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纠正了一个知识上的错误,更重要的在于:一方面,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世纪的宗教宇宙观的基础,这为后来建立科学的宇宙观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动摇了经院哲学的方法论基础。中世纪被视为真理的知识都只能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和圣经等经典著作,它只能出于权威的言论,而这种真理的权威性又不容置疑。哥白尼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宇宙观,更重要的是,他建立起了一套“挑战权威”的方法。那就是,他的宇宙观是建立在观察和数据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方法在伽利略(Galileo Galilei)那里表现得更为极致。伽利略通过自制的望远镜进一步支持了哥白尼的观点,同时通过大量的观察和实验,通过对数学方法的合理运用为经典力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他确立了近代实验自然科学与科学观念的基本模式。近代自然科学的进展,首先是建立在精确的观察和测量的基础上,而为了有效地观察和测量,就必须尽可能排除一切干扰因素,于是就产生了实验的方法。为了排除对事实的逻辑推演中的人为主观性,数学推演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自然科学方法体系建立初期的三位重要人物——哥白尼、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和伽利略那里,实验数学方法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这种地位的重要性在此后的科学史中就从来没有降低过。
如果说伽利略实现了对地上物体运动的解释,开普勒实现了对天上物体运动的解释,那么牛顿(Isaac Newton)则在综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普遍的运动定律实现了天上的运动和地上的运动的大一统——这是以1687年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标志的。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标志着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知识的第一次大综合,初步实现了对一切宏观低速运动的统一解释。牛顿体系的成功,不仅预示着知识体系的变革,更意味着以实验数学方法和因果决定论的解释方式在解释宇宙方面的巨大成功。基于牛顿力学体系所体现的巨大预测能力,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在1812年提出了十分著名的严格因果决定论的自然哲学论断。这个论断把世界理解为一个绝对的因果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世界的现有状态完全由过去的状态决定,未来的状态又完全由现在的状态决定,世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状态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决定关系。按照这种理解方式,只要给出这个宇宙体系某一瞬间全部状态的数据,通过类似于经典力学体系这样的因果决定论定律,那么就能精确地推算出这个宇宙体系包括所有物体在内的全部情况,包括它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全部状况。黎黑称17世纪为“世界图景的机械化”时代,那么这个机械化的特征就是以“因果决定论”为特征的,这种解释方式是以机械的宇宙观为前提的。宇宙作为机器的观点最初出于伽利略和笛卡尔(Rene Descartes),但却是牛顿的运动定律将这种世界的机械化解释推向了顶峰。
在经典力学体系的基础上,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能量守恒定律通过对机械、热、电、磁、化学等各种运动形式所产生能量之间的统一性实现了继牛顿之后的自然科学的第二次大综合。而从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到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的经典电磁理论的建立,则超越了经典力学体系所局限于的宏观低速物体的运动范围,解释了光、电和磁作为运动形式的统一性,实现了自然科学的第三次大综合。至此,在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之前的自然科学的大一统基本形成[注] 尽管在心理学诞生之后,自然科学又实现了两次大的综合,其中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实现了自然科学的第四次大综合,以量子力学的建立实现了自然科学的第五次大综合,但是,由于它们产生于心理学诞生之后,而此处主要讨论自然科学的进展对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的影响,故本文对后面的两次大综合不予讨论。。
在关于物质的基本构成方面,随着原子与分子理论的完善与成熟,元素周期律的发现与元素周期表的完善,关于无机界物质的基本构成形成了统一的解释。1828年,人工尿素的合成,使人们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无机物可以转换成为有机物,破除了以“有机物只能在生命力的作用下产生”为基础的生机论(Vitalism)迷信[注] 传统的生机论认为,有机物是靠生命力的作用而产生的,而生命力则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这种解释盛行的情况下,有机物和无机物之间就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当人们认识到无机物和有机物之间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化的时候,特别是当经典有机理论建立之后,在化学中,关于物质的基本构成理论就统一了整个无生命的物质世界。如果说分子学说为非生命的物质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物质构成基础,那么细胞的发现特别是细胞学说的建立,则为整个生命世界提供了一个初步统一的基础。革命性的进展则更晚些,1859年,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发表《物种起源》,首次系统解释了所有生命形态之间的连续性以及演变规律,从而实现了整个生物界的大一统,尽管来自于遗传学的证据还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
在所有这几次大一统中,牛顿力学体系初步表达了运动规律的统一性,元素周期律表达了物质构成在“质料”上的统一性,分子学说解释了物质在“形式”方面的统一性,那么结合上面这些统一性,达尔文的进化论则解释了一切生命形态和非生命形态之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到此为止,自然科学在解释世界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不仅表现在理智方面,而且通过技术的变革以及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水平。正是由于自然科学的极大进展给人们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科学的精神深入人心。然而,当“科学”越来越表现出其巨大威力的时候,当人们看到科学的巨大成就的时候,“科学”本身就变成了一种评价标准——此时的科学,已经不完全是最初的在追求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反思批判中所建立起来的科学的精神,而是在以客观实验范式成为研究的必要手段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对科学的崇拜——由此,科学的精神演化为科学主义。近代自然科学经由了伽利略、牛顿等人的努力,以客观的经验观察和控制的实验研究为客观实验研究确立了经典的范式,但当这种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极大成功的时候,特别是整个世界似乎都可以囊括于自然规律的解释之中的时候,人们也希冀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能实现人类认识方式的大一统——将自然科学的探究方式推广到人类认识的所有领域。“科技的进步使得欧洲弥漫着一股科学主义的风潮,相信科学能够回答所有的疑问,解决所有的问题。”[注]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到了19世纪,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的实证主义试图将这种精确的定量研究范式全部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科学虽然是在破除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但是,当人们过度相信科学实用的范围时,特别是当孔德试图将一切社会科学也通过客观实证的方式得以解决的时候,科学也就成为了一种迷信。而这种从对宗教的信仰到对科学的信仰的转换的过程,即是“因果决定论”代替“神学决定论”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科学”也就成为了“普遍有用”的代名词。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当人类探求自我理解的意识更为强烈的时候,当人类又缺乏更有效的方式来探究人类自身的时候,人们会不加反思地将自然科学探究“物”的方式直接应用于对“人”的探究——而这,正是科学心理学获得独立的力量之一。但是,人们并没有反思,建立在自然科学巨大成就之上并以这种成就作为实践检验的客观实验方法是建立在对“物性”的探究之上的。在实证主义哲学的指引下,在近代生理学的巨大成就的鼓舞下,赫尔姆霍茨(H.vonHermann von Helmholtz)、韦伯(Ernst Heinrich Weber)和费希纳(Gustav Theoder Fechner)等人将物理学的实验和数学的方法引入了心理学,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就沿着他们所设立的规范和模式展开了。由于自然科学方法的植入,心理学建立起了这样的学科观:试图把自己打造成为一门精确的、严密的、定量的、实验的科学。这种心理学的学科观一直成为后来主流心理学试图取得“科学”认同的评判标准。尽管人同一切其他存在物特别是动物之间存在连续性,但是,恰如我们在承认生命体与非生命物质、动物与植物之间存在连续性的同时也承认其差异性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探究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抹杀人与其他存在物特别是高等动物之间的本质差异。因此,忽略人与物的差异并直接将探究物的方式应用于对人类的探究活动是一种僭越。但是,在心理学产生之前,已经有人意识到了这种僭越的危险,那就是对笛卡尔—牛顿世界构成反抗的浪漫主义,并且这种浪漫主义的特征也表现在心理学的两位重要的创立者——冯特和詹姆斯的身上。
尽管世界的机械化图景势不可挡,因果决定论的解释模式根深蒂固,可是浪漫主义还是给人类的情感和意志留有一席之地,而所预留的这一席之地就构成了心理学建立之初人们对人性的特殊关照,同时也为后来心理学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在后继者们那里,这种对人性的关照在主流心理学中完全被零散的经验研究所淹没,而主流之外的人们依然惨淡经营,但是,人文与科学在心理学中自此分裂开来,心理学则陷入一种容易被人误解的危机之中[注] 这种误解就是将心理学的学科分裂视为心理学危机的本质,而没有看到这种危机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刻的实质,即作为探究人性科学的心理学以探究物性的方式使得心理学失去了自身的同一性。而心理学的分裂,只是这种学科同一性丧失的表现之一。。
从一般意义上讲,自然哲学与实证科学拥有各自的方法体系,尽管二者在研究中因具体目的的一致性而趋于互补,但毫无疑问,二者在方法上是背道而驰的。哲学与科学的分离即意味着哲学问题与科学方法,抑或科学问题与哲学方法的分离,但心理学却非常奇怪,它是在哲学与科学走向分离时,通过哲学提供研究问题和实证科学提供研究方法而形成的,它是试图通过实证科学的方法来实现传统哲学目的的一种努力。因此,心理学在创立之初就同时受到两种力量的牵引,它的研究问题来自于哲学,而研究方法却来自于客观实验的范式。在这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下,创立之初的心理学就同时具备了哲学和科学的双重属性,冯特所创立的心理学就同时具有思辨和实证的双重意蕴。在冯特那里,“实验内省法”是一个奇怪的名字,它同时具备思辨哲学和实证科学的双重属性——但这两种属性间却有着先天的矛盾性。尽管冯特早年致力于心理学的科学化,但他晚年却努力将心理学引向人文。很显然,冯特同时受到科学和哲学两种力量的牵引,也正是如此,冯特的科学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体系并未实现整合,这种难以整合的学科体系正是心理学同时兼具两种不同的学科渊源的体现,同时也为后来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心理学从最初冯特那里的分裂逐渐演变为人文与科学两种文化的对峙:人文心理学坚守哲学提供的学科目的,坚持以彰显人的价值和意义为学科任务,强调问题中心;科学心理学视实证科学的方法为圭臬,试图通过研究方法和程序的科学化来获得自然科学的认同,强调方法中心,让研究问题为方法服务。于是,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心理学依然形成不了统一的学科范式,学科长期处于分裂的危机之中。事实上,心理学分裂危机的本质在于问题与方法的分离,其根源在于科学与哲学间的张力。危机的解决在于反思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破除对实证科学方法的迷信,从心理学自身的研究问题与目的出发,建构属于自己的方法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B84; 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8)04-0160-07
收稿日期:2018-02-09
作者简介:舒跃育,男,四川南江人,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甘肃 兰州 730070)
基金项目: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心理学学科分裂危机的理论根源及整合的哲学基础研究”(项目号:18BZX048)
(责任编辑:子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