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当期文章 更多+
推荐文章 更多+

司法公信力概念的沿革、辨析与实践

司法公信力概念的沿革、辨析与实践

李振勇

摘 要: “司法公信力”一词,不仅在近代以来的文献中较为罕见,其包含的“公信力”一词的使用亦与当下不尽相同。从词义来看,近代史上与“司法公信力”相近的表述仅有“法庭信用”一种。事实上,“法庭信用”与“司法公信力”在内涵上并无二致,但二者的侧重有所不同,前者较后者更近个案。更为碰巧的是,虽二者皆为“舶来品”,但前者较后者更为接近西语中的表述。对社会公众而言,个案因具其亲历性而易被公共舆论扩大影响。这意味着法院和法官不仅要审视每个判决的社会影响,还要谨慎地应对公共舆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公共舆论的监督对促进司法公信有着正面积极的作用。司法机关需审慎地回应公共舆论,积极接受公共舆论的监督和批评,适时地听取其建设性意见,把握适当时机完善司法审判和执行机制,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以取信于社会公众。

关键词: 司法;公信力;司法个案;公共舆论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自2014年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以来,司法公信力建设成为了社会信用建设的重点。就当前的司法公信现状而言,存在着法院裁判的社会认可度不高、当事人信访而不信法等诸多乱象,建设司法公信力任重而道远。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下,推进司法公信力建设刻不容缓。司法公信力建设离不开对司法公信力概念本身的理解和把握,因而有必要对司法公信力的语义演变历史、内在要素、外在表现等多方面进行全面的梳理与阐释。

一、 从 “信用”到“公信”的概念演变

从汉语的语言习惯来看,“司法公信”的表述在近代以来较为罕见。就世界范围而言,司法公信力问题具有一般性,它为各国的司法机关、社会舆论、学界广泛关注。把握司法公信力的概念,则有必要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追根溯源。若是从语言习惯与出现频率来看,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公信力”或者“公信”一词在司法领域用法较为罕见。而较“公信力”一词而言更为常见的用法是“信用”一词。“政府信用”与“法院信用”在其中较为常见,与之对应的“司法信用”的提法也甚为少见。* 以1872年4月30日至1949年5月27日的《申报》和1915年至1949年1月的《益世报》为例, “司法信用”的用法在《益世报》中并无出现,而在《申报》中只出现过4次,分别是1919年12月13日《申报》上海版的《两学生会消息》,1924年3月25日《申报》上海版的《苏社在扬常会纪》,1927年11月7日《申报》上海版的《苏政府宣布卢兴原免职案由》,以及1936年6月13日《申报》上海版的《律师公会选举无须县党部整理》四篇文章。“政府信用”的用法在《申报》中则有239处,而在《益世报》中亦有4处。而“信”与“力”相连合成“信力”一词的用法,较早见于晚近时期的宗教领域,其本意是信仰力,尔后又有“自信力”即自信心一说,“自信力”的说法广泛见于晚清到民国各个时间段的报纸杂志中,其中最为耳熟能详的出处为鲁迅先生的《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一文,然“公信力”的说法则仅见于严肃的学术著作中。然而,无论是鲁迅先生所谈及的自信力或是本文所涉的公信力,其关键都在于“信”字。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于五常之中,乃传统士大夫的道德准则。而西方语境中的“信”或是“诚实信用”一说,相对应为“trust”一词,它不仅是西方社会的道德基石,更是与其法律制度紧密相连。不仅从中衍生出现代信托制度,更是孕育了现代民法中素有“帝王条款”之称的诚实信用原则。“信用”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解释:一是“诚实,遵守诺言而取得的信任”;二是“货币借贷和商品买卖中延期付款或交货的总称,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而在现代社会中,后者与前者则是紧密相连、互相包含的关系。追溯“信用”的源头,可知“信用”二字并用的情形最早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中:“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但此处“信用”与近代以来的“信用”一词大相径庭,其含义在此处当为“相信并依靠”,并非为单独的词语。

在古汉语的“一字一词”语法规则中,“信用”的出现纯属巧合,“信”和“用”二字分别独立各自表意,又如《春秋经传集解·卷第十一》中再现了“信用其民”的用法,“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后又如《清世宗实录》卷4“雍正元年二月”条中,可见不仅有“信用其民”还有“信用其言”,“然从不假以颜色,信用其言”。无论是“信用其民”还是“信用其言”的用法,历代文献史料中对于“信用”一词的用法虽然较为常见,但其词义却与当下的涵义相去甚远。* 刘正埮、高名凯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374页。直至晚近时期,“信用”一词才开始在商业领域被频繁使用,但此时“信用”的含义依然为“相信并使用”,且多见于当时的钱庄和洋行等金融机构在报刊上的声明。19世纪末中国社会数十年的近代化,“信用”在20世纪初才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种改变同样源自当时的金融领域,随着“信用贷款”等西方概念术语的广泛使用,“信用”一词从传统的“相信并使用”的概念向着现代意义的信用概念转变。

“信用”一词的内涵变化,对于“公信”概念的产生至关重要。如前文所述,纵观近代的用词,并无“政府公信”或是“司法公信”一说,而有“政府信用”和“法庭信用”的说法,“政府信用”的采纳则是在“信用贷款”等外来概念出现不久后,“法庭信用”一说亦被使用。* 在1907年的报刊杂志中,“政府信用”仍有作为“相信并任用”的表述,而在1912年1月14日的《申报(上海版)》中“军政府信用”的“信用”二字已经是现代意义的“credibility”的用法,而“法庭信用”可见于同年的1912年9月26日的《申报(上海版)》。“法庭信用”和“政府信用”在内涵上与当代所常用的“法院公信力”和“司法公信力”等词已经非常接近,然而在形式上,“公信力”包含了“公”字,意味着其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

“公信力”在近代文献中并不常见。在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所列举的19世纪汉语外来词中,有“公法”(Public)、“公议厅”(Parliament)、“公法之私条”(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公司”(Company)、“公债”(Public Bond),而并无收录“公”、“公共”或是“公信力”*[意]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7年版。。在刘正埮和高名凯所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中,对此亦未作收录。有观点认为,这是为了使代表西方经验的“公共领域”避免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公”中的传统天下观所混淆。随着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逐步强化,“公”一字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内涵,公信力一说难。然而,“公信力”的说法在以媒体舆论为代表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中难见其踪迹,但如果将目光聚焦于近代以来的法学领域,则有新的发现。

“公信力”一词的内涵曾发生过较大的转变。其直接表现为,在当前的法学研究中,“司法公信力”当属公法领域的研究范畴。而从“公信力”一词的使用历史来看,其最早却见于近代的日本私法研究。“公信力”的用法在日本法学家石田文次郎、山田晟等人的著作中多次涉及* 日本法学界中对“公信力”法律概念的运用,较早可见于石田文次郎1932年著《物权法论》中第七节“公信力の問題”以及《民法研究》(第1卷)的第八节“ドイツ法に於ける不動產登記の公信力”。 见:石田文次郎:《物权法论》,有斐阁1932年版,第127—137页; 石田文次郎:《民法研究》(第1卷),弘文堂書房1934年版,第183—206页。,而后被中国早期法学家如吴学义先生等人引进。* 吴学义曾讨论因日耳曼法中Gewere原则而产生的“公信力”和因权利外观保护如表见代理而产生的“公信力”等多种情形。其强调“公”字对“第三人”的对抗效力。“第三人”一说,是缔约双方当事人以外不特定的一方,这种不特定性巧妙囊括了缔约方以外的所有人。这与“公”或者说“公共”概念的本意在某种程度上是契合的。见:吴学义:《行为禁反与代理及其他》,《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6年第6卷第1号; 吴学义:《权利外观的公信力》,《中华法学杂志》1944年第3卷。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之“公信力”与当前“司法公信力”中“公信力”的涵义依然相去较远,与其相近的则仍应是“法庭信用”一说。考察司法公信力的本意,不应局限于其字面的涵义。无论是“法庭信用”或是“司法公信力”其虽本质相通,但其侧重却又有所不同。

二、 概念辨析:法庭信用与司法公信力

在国内的大部分学术作品中往往将司法公信力译为“Judicial Credibility”,这种直译并非不可取,只是在美国学术界和媒体舆论的主流表述中,司法公信力更为常见的表述应当为“Credibility of the Court”、“ the Court’s Credibility”或“Public Trust in the Courts”* 以“Judicial Credibility”作为关键词在谷歌搜索引擎中的检索结果仅有5500条,且以前10页的检索条目来看,境内网站占其中的绝大部分,检索结果来源参考:https://www.google.co.jp/#q=%E2%80%9Cjudicial+credibility%E2%80%9D&*(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月20日),相比之下“credibility of the court” 在谷歌搜索引擎中的检索结果为3010000条,检索结果来源参考:https://www.google.co.jp/#q=%E2%80%9Ccredibility+of+the+court%E2%80%9D&*(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月20日),如若根据其字面的表意,可译为“法庭或法院的公信力”,更接近早前的“法庭信用”的说法。就其字面意思所指,法庭或法院的公信力仅是司法公信力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其涵盖面来看,汉语语境中的司法公信力在内容上包含了后者,并非能够直接对应整体性质的司法公信力,而是具有更为广阔的外延。“法庭信用”(Judicial Credibility)与“司法公信力”(Credibility of the Court)两种表述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于表意之正确与否,而在于其背后所反映的价值取向有异。

“法庭或法院的公信力”一说,体现的是较宏观的司法公信力,美国法学家和公共舆论更关注的是个案的司法公信力。相较于宏观的司法制度,个案由于其更贴近公众生活,更易成为舆论和媒体公共视野中的焦点。英美法系国家由于遵从判例法,其重视个案的传统由来已久。其注重法官在个案中累积出来的经验与智慧,并在必要时以判例的形式阐述这些经验。个案之于司法制度的影响较为可观,著名的,如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其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又如确定了美国法官责任豁免制度(Judicial Immunity)的布拉德利诉费舍尔案(Bradley v. Fisher)*See Bradley, 80 U.S. (13 Wall.) at 350-51.,等等。在表述习惯上,美国强调法庭(院)中心的“法庭(院)信用”(Credibility of the Court、the Court’s Credibility或Public Trust in the Courts)而非整体司法制度的“Judicial Credibility”或“Public Trust in Justice”。普通法的传统决定了英美法系国家更注重个案的司法公信,如2000年美国大选布什诉戈尔案*See Bush V Gore, 531 U.S. 98 (2000).招致了美国学界和公共舆论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广泛质疑和批评。* See Chemerinsky, Erwin, "Restrictions on the Speech of Judicial Candidates Are Unconstitutional," Ind. L. Rev. 35 (2001): 735.但总体而言,以联邦最高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关,其公信力表现独树一帜,法院在各类民意测评中的表现要远超政府和国会。* See Chemerinsky, Erwin, "The Supreme Court, Public Opinion, and the Role of the Academic Commentator," S. Tex. L. Rev.40 (1999): 943.

在欧盟国家中类似“Judicial Credibility”的表述也并不多见,与此表述相近的说法,例如德语国家中的“司法的信用力”(Vertrauenswürdigkeit der Justiz)多见于19世纪,迄今为止已较为罕见。*关于“ Vertrauenswürdigkeit der Justiz”的用法,在德语学术文献中不具备普遍性,以19纪以来的德国学术著作为例,仅有Ingo Müller,Hans Kelsen, Regula Ludi, Hans Lüttger, Karl Heinz Röder, Marie Theres Fögen, K. J. Ulrich, Wolfgang Merkel等数人的著作中有所涉及。与英美法系国家一样,更为常见的表述为“公众对法庭的信任”(Public Trust in the Courts)。奥地利、德国等国虽为大陆法国家,但法庭和判例同样备受关注。欧盟法院的存在更是对此推波助澜,由于欧盟成员国一定程度上受到欧盟法院判例的约束,其判决结果与欧盟各国人民的生活直接相关,因而备受关注。如欧盟法院通过Francovich案,确立了成员国要为因未能及时将欧盟指令转化为国内法而造成个人损失的赔偿责任,即欧盟法中的国家责任原则,* See Haba, Michael. The Case of State Liability: 20 Years After Francovich. Springer, 2014.欧盟法院在1987年通过Foto-Frost案确立了其对欧盟法案的独家审查权,成员国法院无权审查欧盟法令的合法性。* 事实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92年的Maastricht案(BVerfGE 89, 155)和2009年的Lissabon案(BVerfGE 123, 267)的判决中均强调其基于国家主权和德国宪法,应当拥有对欧盟法案审查权的立场。判例使适用于个案中的原则在限定条件下能够转变为一般性的规则。虽然欧盟法院的公信力与这些判例中的相关性难以量化,但其判决结果对所谓个案正义的放大,对于整体的司法公信而言亦可谓福音。即便从功能主义的立场来看,无论是“法庭信用”还是“司法公信力”在其效用上可谓殊途同归。

回到当前对司法公信力的研究上,学界往往更重视对宏观尺度的把握,即顶层设计与司法公信力之间的关系,个案对公信力的影响往往得不到重视。公众对司法公信力的直观感受却往往是来源于具体的个案,公众并非学者或司法职业者,其对司法的理解主要源于亲身体验和公共舆论,特别是对于那些从未涉入法律纠纷的民众而言,其对司法的“体验来源”有二:一是源于身边真实案例;二是源于社会公共舆论对个案的“发酵”。特别是许霆案、彭宇案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案件,经公共舆论的发酵后,此类案件的判决结果对司法公信有直接影响。主审法官的言行、审理程序、审理结果均可能左右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感受,从而影响司法公信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在于关注个案。个案的重要性还体现为,法官和法院在个案的审判活动中如何分别以其业务能力和审判管理的能力取信于社会公众。对于普通的法律从业者而言,比起宏观的司法制度构建,其手中的卷宗和文牍无疑具有更强的亲历性。俗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个案之于公信力的影响是渐进式的。

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来看,这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对海瑞、包公等传统司法官员的形象塑造上可见一斑。他们的形象一般而言有两个典型的特征:一是清正廉明;二是明察秋毫。“明察秋毫”的表达,即代表了民众对司法官员业务能力的高要求,彰显了其对个案正义的渴求。在传统中国的法文化语境中,法官审案的难点在于如何平衡情、理、法三者间的关系。在现代语境中,由于受到社会治理压力和司法公信力危机的“倒逼”,与之相似的要求则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先不论其两者的语境差异,就两者的实现路径来看,其评判标准仍基于对个案正义的重视。由此看来,古今中外对个案正义的不懈追求并无二致。

在中国,由于历代统治者明悉个案正义与司法权威、司法公正间存在的联系,重视个案正义业已成为传统。* 陈金全、汪世荣:《中国传统司法与司法传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而在当下,关注个案正义更是被纳入了顶层设计的范畴。十九大报告中重申了“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早在2005年9月23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决定》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人民法庭是党通过司法途径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关系的桥梁和纽带,是展示国家司法权威和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窗口”,个案除了能够展现出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力外,更是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平衡点。每一个司法案件的判决结果,都是司法过程的“产品”。反过来看公共舆论对司法的评论,也是司法如何“取信于民”的过程。美国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认为,法院的权威是道德的,根植于其基本的共同价值观和官员的良好品格。这种权威取决于法官将如何恪守这些品格和价值观的能力,表明其关心受其决策影响的当事人和公众,满足当事人和公众的合理期望,以证明其值得社会公众的信任。* See Warren, Roger K. "Public trust and procedural justice." Court Review 37.3 (2000): 12.

关注个案与亲历性并不意味着忽视整体的制度构建。从某种严格意义上说,亲历性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仍然值得商榷。有研究指出,即使某个公民曾经在司法系统中有着很好的体验,也不一定能确保对整个司法系统有积极看法。他可能会将自己的经历解释为例外,认为自己的经历并不足以改变其以往持有的一般性意见。这意味着公民可以在对自己在司法系统中的体验感到满意的同时,对宏观的司法系统缺乏信心。反之,对司法系统某些方面的不满并不一定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合法性被剥夺。因此,我们需要区分对司法系统的一般态度和对具体要素的态度。对司法制度的态度包括许多相关的,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因素。 * See Van de Walle, Steven. "Trust in the justice system: A comparative view across Europe" (2009).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信任,即法院通过司法裁判取信于民。反之,如若司法不公的情况发生则会引发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二者存在着彼此互补、互为因果的关系。良好的司法公信力有助于保障司法权的顺畅运行;如若司法权得到了妥善的运用,司法公正得以保障,司法公信力就能得到提升。司法公信与司法权本身难以割离,司法机关如若没有公信力,自然难以行使司法权;司法权的不当行使而造成司法不公,则有损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如果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心和满意度较低,司法就难以被社会公众优先用于纠纷解决。同时,他们对司法的参与度也在下降(担任陪审员或作为证人)。司法公信力的受损会影响司法系统对优秀法律人才的吸引力,这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升。* See Id.

三、 司法公信力和公共舆论的关系

在宏观层面,司法的公信力源自程序公正,程序公正取决于司法官员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中立和公正。美国州法院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State Courts)曾在1999年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影响司法公信力的最重要因素在于法院程序的公正,并指出:“争议解决过程的公正性甚至比有利的结果更为重要”。* See Rottman, David B., and Alan Tomkins. "Public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the courts: What public opinion surveys mean to judges." Alan Tomkins Publications (1999): 12.该中心200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43%的诉讼当事人和57%的公众认为法庭程序“永远”或“通常”公平,相对前者,只有37%的诉讼当事人和50%的公众认为司法结果“始终”或“通常”是公平的。到了2016年,社会公众认为在不考虑司法结果的前提下,对法庭程序公正的满意度提升到了78%。* Annual National Tracking Survey Analysis for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 (Dec. 12, 2016), http://www.ncsc.org/~/media/Files/PDF/Topics/Public%20Trust%20and%20Confidence/SoSC_2016_Survey_Analysis.ashx加州法院在其名为《加州法院2006年的公信力》调查报告中也同样指出:“公众对法院的信心更多地取决于人们是否认为法院程序公正而不是个别案件的具体法律结果。”* 参见:http://www.courts.ca.gov/documents/Calif_Courts_Book_rev6.pdf.(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月20日)从诉讼当事人和公众角度看,司法公信力不取决于司法官员的能力,而在于法院程序的公正性。

公正的司法离不开来自司法中立和司法公开的保障。从社会公众的立场来看,失去中立性的司法则无公正可言。司法公信力是既能够引起普遍服从,又能够引起普遍尊重的公共性力量。* 郑成良、张英霞:《论司法公信力》,《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没有司法的中立性和公开性,司法权的运行过程中就无法取信于民。美国学者福布森认为,不论判决结果如何,裁判的正义与否与裁判的中立性和公开性直接关联。* 福布森:《倾斜天平》,刘静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95页。司法公开则意味着法院的裁判过程应对社会公众开放,通过开放而建立社会公众对法院的信任。反之,社会公众如不知悉法院的司法过程,或不了解法院作出司法裁判的原因,容易对法院产生误解,进而损害司法公信力。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离开裁判的中立性和程序的公开性,就难以取得公共舆论的充分信任。其“取信于民”的过程就难以为继。

司法的公信力源于司法公正,而鉴于司法公正与法治相伴而生,则可追溯至市民社会中的公共理性,韦伯认为根据治理类型的不同,社会治理模式可分为神明之治(Charismatische Herrschaft)、传统之治(Traditionale Herrschaft)与法律之治(Legale Herrschaft)三种类型* 韦伯认为这种合法性有三种基本特征:第一,它是使国家与个人的行为在宪法和法律上关联的秩序;第二,合法性是作为一种具有共识基础的强制性秩序;第三,合法性秩序中的服从具有有序性和义务性的特点。 see 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Vol. 1.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217-268.。在法律之治的社会(法治社会)中,公权力的合法性(Legitimität或Rechtmäßigkeit)来源于社会的公共理性,人们因为理性而服从司法权威,而非单纯地源自司法强制力的威慑。公民对国家的充分授信,使公权力具备了合法性。* Vgl. Vitoria Kaina, Andrea Römmele. Politische Soziologoe: Ein Studienbuch,Berilin:Springer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9∶53.韦伯秉持的这种观点来源于西方的历史传统,英格兰首席大法官柯克爵士(Coke)在与国王的那场著名争论中指出:“陛下虽高居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柯克的此番言论因其笃信“理性是法律的生命”,同时将法律奉为“没有人能够比英格兰法律更为智慧,它是理性的至善”。柯克认为,普通法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加工提炼,长期的经验积累使其成为治理国家的利器。正如法谚所言“任何人无须贤明于法律”(neminem oportet esse sapientiorem legibus)。* See Coke, Sir Edward. "The 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Sir Edward Coke, vol. 2, Institutes of the Lawes of England, ed." Steve Sheppard (Indianapolis, 2003).

在微观层面,司法公信力是公共领域中的不特定个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团体)对司法机关的行为及其后果所进行的价值判断。而从微观的个案正义回到宏观的权力运行视角下,司法权在权力运行中离不开社会大众的信任,这种信任是构成司法程序正当性的重要基础。就此而言,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权所具有的赢得社会公众信赖并信任的能力。其不仅只是权力运行机制下的副产品,还成为了司法的权威性来源。在社会公众对司法的各种形式的评判中,公共舆论的作用尤为显著。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往往反映在其对个案的关注上,其往往能左右社会公众对司法的看法。鉴于此,当前欧盟各国都在重新审视舆论媒体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欧洲司法委员会网络(European Network of Councils for the Judiciary)在其2016年的年度研究报告中指出,媒体对司法判决的影响仍在逐步加深。在其调查中,北欧三国、荷兰、英国不到10%的法官相信媒体影响了司法判决,而在德国和捷克这一比例接近20%,在法国、西班牙和波兰这一比例为40%,在意大利和克罗地亚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60%,总体而言,欧盟国家的法官都承认媒体对司法判决的影响在加深。参见:https://www.encj.eu/images/stories/pdf/workinggroups/independence/encj_report_ia_ga_adopted_ga_13_6.pdf(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月20日)甚至认为,媒体舆论实质上成为了新形式的司法责任。英国司法部指出,法院必须重视社会舆论的监督,并将媒体舆论对个案的报道作为“其他形式的司法责任”。*参见: https://www.judiciary.gov.uk/about-the-judiciary/the-judiciary-the-government-and-the-constitution/jud-acc-ind/other-forms-of-accountability/(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月20日)

司法权是公权力的一种,公共舆论对其适当监督具有合理性。二者在公信力的营造上需要各司其职。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是营造良好公信力不可或缺的因素。社会公众表达不同的意见,乃当代社会的正常现象。然而受限于专业水平,其观点可能会有先天性的不足。但在各种观点的相互沟通和冲突下,才能为彼此达成共识创造机会。公信力乃是由社会公众所赋予及承认的,而公信力又在强化着公权力。值得注意的是,公共舆论对司法个案的强烈回应并非当代社会的独有景象。早在19世纪就有学者抨击当时美国舆论对司法的干预,认为“美国的报纸使得判决难以公正,罪大恶极之人得以无罪释放,而那些真正无辜之人却遭受惩罚”。* Wilmer, Lambert A. Our Press Gang; or, A Complete Exposition of the Corruptions and Crimes of the American Newspapers. JT Lloyd, 1860.早期的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媒体报道可能会损害到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正当程序的相关权利,但法官仍有足够的办法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

为了缓和新闻媒体报道对司法判决的影响,1966年美国律师协会发布了雷尔顿报告(Reardon Report),认为新闻界在报道犯罪新闻时,必须在社会大众的知情权和公正审判之间取得平衡。因此需要对新闻报道的内容进行取舍,仅报道应报道事项,避免报道不应报道事项。然而,美国律师协会的努力遭到了当时以美国报刊出版商协会(American Newspaper Publishers Association)为首的新闻舆论界的联合抵制,其以坚持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为由,拒绝为司法类报道设置限制。双方围绕各自立场的争执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学术评论员(Academic Commentators)正是在此背景下担负起了对媒体舆论的“引导”,学术评论员有着较高法律专业素养,新闻舆论在报道法院判决时往往会援引这些学术评论员的观点。学术评论员制度对维护美国法院的公信力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 See Chemerinsky, Erwin. "The Supreme Court, Public Opinion, and the Role of the Academic Commentator." S. Tex. L. Rev.40 (1999): 943.通过长期以来与媒体的斡旋,美国司法系统已经在处理和应对公共舆论方面颇有心得。例如,美国州法院中心最近就曾发布《法官、法院工作人员、律师在热点案件中如何应对媒体的窍门》,总结了与媒体打交道的细节性要点,通过告诫法官、法院工作人员和律师“在与新闻界的所有交流中,你的语气将比你的内容更重要”等诸如此类的实操技巧,旨在帮助相关人员更好地应对媒体。

由于司法审判存在着相当的专业性,其往往会涉及到法律问题和专业技术问题。新闻媒体如果报道司法案件偏离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会给审判人员带来难以承受的公共舆论压力,进而干扰正常的审判工作。一方面,来自新闻媒体的监督可有助于提升司法公正、进而提升司法公信力;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工作者和审判人员之间由于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信息不对称,新闻报道极有可能存在着偏差。由于中国尚未建立类似学术评论员的相关制度,仍需司法机关和新闻传媒机构通力协作,使媒体工作者在恪守新闻自由原则的同时,秉持相当的法律素养。

四、 司法公信力之实践

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不满可谓“源远流长”,罗斯科·庞德如是说到。他在1906年向美国律师协会发表了关于“普遍不满司法的原因”的著名演讲。演讲中通过对从盎格鲁 - 撒克逊法到19世纪的法律进行溯源,指出“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不满和法律本身一样古老”。*庞德指出,当时的法律忽视了政府保护个人权利以及社群利益的重要性,司法应当着眼于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庞德指出美国的法律界人士应当正视现状:“我们绝不能因为这种对所有法律无可避免的不满而忽略当前存在的对法院的严重不满和对法律的不尊重”。See Pound, Roscoe. "The causes of popula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m. Law. 14 (1906): 445.各州的诉讼程序长达60余年的不一致导致了美国州法院和联邦法院的资源错配,妨碍了司法效率。* See Sherman, Edward F. "Dean Pound’s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Sporting Theory of Justice: Where Are We a Hundred Years Later." S. Tex. L. Rev. 48 (2006): 983.美国司法界在当时拒绝“与时俱进”,在全美范围内,法院屡屡取缔工会活动和社会福利,并多次宣告与前二者相关的法案违宪。这使得司法和法官职业站到了公共利益的对立面。* 有观点认为,各州的不统一的诉讼规则有利于工业界人士,而他们正是许多律师协会成员的重要客户。“过时”(archaic)的司法体制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普遍诉求,以致公众对司法制度心存芥蒂。See Friedman, Barry. "Popula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 Retrospective (and a Look Ahead)." Ind. LJ 82 (2007): 1193.

为了挽回当时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在庞德与托马斯·谢尔顿(Thomas Shelton)、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的领导下,确立统一诉讼规则的司法改革得以推进。受损的公众利益使得法院公信力遭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质疑。* Subrin, Stephen N, "How Equity Conquered Common Law: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35.4 (1987): 943.庞德等人认为应当扩大法院的权力,使法官们能参与对现状的纠错。* Id. at 909, 944, 947, 964.这项提议受到了司法界人士的重视,美国律师协会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致力于推动庞德的提议。1934年的规则授权法案(Rules Enabling Act)和1938年的联邦民事诉讼法(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采纳了庞德等人的观点。* See Redish, Martin H., and Uma M. Amuluru, "The Supreme Court, the Rules Enabling Act,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Federal Rules: Constitutional and Statutory Implications," Minn. L. Rev. 90 (2005): 1303.由于法案的纠错,司法不再处于公共利益的对立面。

时至今日,美国公众对司法依然存在着不满,但这种不满与庞德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法院并非像20世纪初那样处于公共利益的对立面。美国当前社会的价值观更为多元,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不满更多地体现为多元价值观之间的分歧。这意味着对司法的“不满”也只是部分民众对裁判的一部分持不同看法,因为司法裁判所传达出的价值不能同时让所有人都赞同。这样的“不满”并非罔顾公众利益而产生的,法院也欣然接受公共舆论的批评,司法公信在总体上比庞德时期要大为改观。* See Friedman, Barry. "Popula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 Retrospective (and a Look Ahead)." Ind. LJ 82 (2007): 1193.

纵观美国在19、20世纪之交经历的这场着力提升司法公信的司法改革,可以窥见在社会转型期的司法体制所面临的艰辛挑战。有观点认为:“处于社会转型中的法院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司法裁判机构。既然处于转型中,法院就不可能仅仅考虑法律问题,还要考虑其他问题,例如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司法当中既要注意法律效果,又要考虑社会效果……所谓‘民愤’就是一种社会反应和社会影响。转型中的法院不可能不考虑这些因素,因为转型中的法院不仅是司法机关,同时也是一个‘行政机关’和‘政治机关’。”* 张卫平:《琐话司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社会转型期带给司法机关的不仅只有挑战,还有机遇。司法机关应当充分审视其行动和决策之于公共利益的影响,适当地接受公共舆论的批评,以维护自身的公信力。司法公信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司法内部机制的优化改良,还牵涉到外部的综合协调。鉴于此,司法机关需要“内外兼修”。

俗语言“打铁还需自身硬”,提升司法公信首当注重个案的审判质量。作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要使民众信任司法才能充分发挥司法作为最终救济手段的作用。因社会公众缺乏对司法的信任,质疑司法机关不能秉公处理案件,甚至将采取诸如上访、制造网络舆情等其他方式,使司法公信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为此,司法机关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审判案件。如果审判质量不高甚至判决不公,司法就难以为社会公众所信任,司法公信力的建设就无从谈起。司法判决是司法引导社会的重要方式,只有切实提高审判质量,才能保障公平正义。民众才会自觉地将裁判内容化为行动指南,司法审判才能“不忘初心”,使法律引领社会民众的行动。

除审判过程外,执行环节对司法公信之影响不容小觑,最高人民法院给中央的《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报告》将“执行难”界定为“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人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等数种情形。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司法机关仅能解决自身问题,而执行难问题有着更多的外部制约因素,此时单靠司法机关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认识到,执行难问题是中国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综合性难题,这意味着司法机关在自身努力外,还应积极与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合作,在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完善税务信息登记制度的基础上,健全破产制度、信用体系和财产登记制度,并探索终本程序等执行退出机制,力求增加执行程序的社会认可,以最小化执行环节对司法公信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

在信息网络发达的现代社会,司法机关的信息公开是社会公众了解司法机关的关键渠道,也是司法公开的重要体现。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公开工作,以创造民众监督司法的条件和机会,对维护司法公信之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的助力下,当前的信息公开工作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在众多的信息渠道中,又以各地人民法院网络直播庭审和裁判文书网的建成最为瞩目。虽然难以预料新技术在未来将如何助益于司法公开,但其目标和路径仍然是有迹可循的:一是司法依据的进一步公开,进一步将各种办案规则、案卷资料、司法解释向社会公众开放;二是审判过程的进一步公开,以法庭内进行的一切审判活动为中心,进行公开举证、质证和认证;三是审判结果的进一步公开,法庭的所有裁判文书应当向社会公众开放,允许公众查阅裁判文书和历史司法文档,裁判文书应如实记载和反映裁判过程,注重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强调“以理服人”。

司法机关可在信息充分公开的基础上,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与合作,宣传工作进展,普及司法知识,并积极参与对社会舆情的回应。建立与媒体的长效合作机制,通过及时地公开信息、澄清事实,并适时地辅以专业的法律工作人员积极引导舆论,以信息公开和理性引导避免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不必要猜忌,避免极端情绪或舆论对司法公信产生不必要的损害。力求建立司法与舆论间的“良性关系”,让社会公众能以理性的眼光评析案件,使司法审判得以取信于民。

最后,通过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带来司法公信的整体提升。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司法改革就处于不断推进过程中。为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顶层设计始终对司法改革保持着相当的关注。迄今为止的司法改革可谓硕果累累,但也需要认识到,其中部分改革措施旨在建立长效机制,其效果并非能立竿见影,对此的耐心观察仍有必要。同样,司法公信力的提高不可一蹴而就,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稳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努力解决制约和影响公正司法的体制性机制性束缚,进一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审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法官业绩考评制度,加强内部监督管理,提升审判绩效。继续完善解决执行难的长效机制,努力实现执行工作良性循环。推动人民法庭规范化建设和信息网络一体化建设,为人民群众创造高效便捷、公开透明的诉讼环境。

结语

无论是“司法公信力”还是“法庭信用力”, 二者都是舶来概念,其均强调司法审判“取信于民”的过程,两者在此意义上可谓殊途同归。然而,正因为社会公众的信任至关重要,这也意味着司法审判不但要重视法律效果,亦须注重其社会效果。社会舆论在法庭和公众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现代社会的法庭不仅要在庭审时强调个案的亲历性,更是要通过舆论的桥梁作用将这种亲历性传递给每个社会个体,在此可见公共舆论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仍然在于司法审判本身,只有满足这一前提,才能使社会公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中图分类号:D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8)03-0046-09

收稿日期:2017-11-22

作者简介:李振勇,男,广东东莞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博士后,法学博士。(上海 201620)

基金项目:华东政法大学科研项目“司法监督的近代转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