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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女性写作的身份表征探讨

女性文学研究

清末民初女性写作的身份表征探讨

杜若松

摘 要: 在清末民初的女性写作中,女性的文学身份的实现是一个糅合政治、文化、权力、历史、大众传媒等多重意蕴的复杂综合体。既有一些勇于走出家门,在大众文化媒介中被塑造为文化英雄的“玛丽苏”形象;也有部分传统文化体系、家学式体系培养出的闺秀群体,在用文字彰显才学;而在刊印出来的文字中,女性写作的“白日梦”现象成为一种重要写作心理指向。这些文学心理表征反映的是清末民初女性急于获得社会文化身份认同的努力,其中虽包含很多“现代性”局限,也孕育了女性文学现代性步伐的先声。

关键词: 社会文化身份;清末民初;女性写作;玛丽苏;白日梦

尽管文化身份理论更多被认为是一种后殖民主义理论或者跨文化研究方法,但理论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其在历史上多种时期现象表征的一致性。英国伯明翰学派学者乔治·拉伦(Jorge Larrain)认为:“无论侵略、殖民还是其他派生的交往形式,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在相对独立、繁荣和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文化身份的问题。身份要成为问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胁。这种动荡和危机的产生源于其他文化的形成,或与其他文化有关时,更加如此”。*[英]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版,第194-195页。中国并非第一次面对全球化趋势加剧而试图建构自身文化身份,我们将目光遥放至150余年之前,当晚清庞大的封建帝国面对列强的瓜分之时,众多知识分子也是站在中西文化两端,从古今存变、保种图强的立场上试图进行一场民族意义上的文化自强。从这一个意义层面而言,身份不仅带有固定化自我认知和社会评价,更是一个动态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认同”过程。当众多知识分子在古今、中西的历史纬度上进行文化身份的上下求索、左右奔突时,同一时间段的女性知识分子则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她们身心背负比男性更沉重的负担,她们看似花团锦簇,却暗藏着小脚身体带来的隐痛;她们被社会褒扬为“才女”“闺秀”,但在家门荣耀中往往以装饰的底色渲染着簪缨世族的德治文功;在男性启蒙下,她们已经觉醒并试图冲破历史因袭的樊篱,在社会上大有作为,而这一过程则历经了多次反复倒退。近代第一批精英女知识分子的历史出场就这样既肩负着历史变革中的重担、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中的“中间物”。在这些颇具意味的形式中,女性写作的文本*小说领域,经过学者考证的女性写作者有:王妙如、邵振华、黄翠凝、吕逸、幻影女士、黄静英、杨令茀、秀英女士、徐赋灵、曾兰、陈翠娜、刘韵琴、高剑华(参见郭延礼:《20世纪初中国女性小说家群体论》,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汪艺馨、汪芸馨、汪桂馨、敏娴、华壁、若芸(参见薛海燕:《近代女性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马勤勤《隐蔽的风景: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研究》中统计了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共计141部。其中,如瑶珊、朱嬾云、梁桂琴、许毓华、马嗣梅、张纯玉、量规祝、柳佩瑜等更多女性作者被考证(参见马勤勤:《隐蔽的风景: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6-272页)。此外还有大量女性写作者,有待进一步的考证。成为可供解读的巨大弹性空间,并融合时代的风浪进行着社会文化身份的建构,因此成为糅合政治、文化、权力、历史、大众传媒等多重意蕴的复杂综合体。

一、 吕碧城“玛丽苏”的社会文化建构

“玛丽苏”是Mary Sue的音译,其原型来自1974年葆拉·史密斯(Paula Smith)发表在科幻同人杂志《动物园》(Menagerie)第2期的《一个迷航小姐的童话》(A Trekkie’s Tale)中的女主人公玛丽苏(Mary Sue)上尉,葆拉在《星际迷航》的故事基础上构想了原作中并不存在的人物玛丽苏(Mary Sue):她只有十五岁半,是舰队中最年轻的中尉,柯克船长对其一见钟情,斯波克、麦考伊医生对其青睐有加,在一次任务中他们四人被关进监狱,玛丽苏因为是一半的火神而带他们逃离监狱,她独自驾驶飞船带领同伴安全离开,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英勇火神令等奖项,她的生日被定为国际假日。同人文的爱好者总结了玛丽苏的九个特征,还指出:“并不是只符合其中一项就被认定为是‘玛丽苏’类型同人小说,而至少应该满足美貌绝伦、出身显赫、受异性欢迎、近乎完美、异常幸运这几大基本条件,否则就不能称为‘玛丽苏’。”*卢俊颖:《试论同人小说中的“玛丽苏”现象》,杭州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毕业论文。其九个特征是:玛丽苏必定会有不平凡的身世;必定会有出众的相貌;必定内心极度善良;必定是个什么都擅长的全能;必定很有异性缘;必定身边有很多不如她或比她出众的配角,但各个对女主人公千依百顺或甘拜下风;必定和所有原作主要人物都有互动关系;必定在故事中占有绝对关键的影响力;必定非常幸运。

无独有偶,清末民初的女性期刊在“兴女学”、“争女权”的时代声浪中,借助报刊媒介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颇具“玛丽苏”特质的女杰形象。这其中首推梁启超《罗兰夫人传》中对于“罗兰夫人”的宣传推介,经由梁启超对罗兰夫人、索菲亚等“救国女杰”塑形神话化,清末报刊书籍中一下子涌现出一批西方“救国女杰”。在这其中,文化界又十分注重宣传女性文笔救世的力量。如《名妇鉴》中斯托传标题为《一支笔》,突出渲染斯托夫人是如何以一支文学彩笔最终改变了美国黑奴的命运。蒋智由在主编《选报》的《批茶女士传》中也宣扬说:“当十九世纪,美洲有名女子,以一支纤弱之笔力,拔无数沉沦苦海之黑奴,使复返于人类,至今欧美人啧啧称之为女圣者,则批茶女士是也。”*夏晓红:《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186页。近代社会的文化界的造势,呼唤一个真实的女性传奇。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构建了“玛丽苏”典型的人物——吕碧城,她凭借文笔纵横文坛、身居高位、追求者甚众,潇洒多金而享受自由人生。在其作品中,意气风发、激昂文字,这其中都带着一种绝世“玛丽苏”的意味。

援引郑逸梅先生《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中对吕碧城的记叙:“《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为龙榆生手编,曾把吕碧城的词作为三百年词家的殿军。”*郑逸梅:《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9-160页。清代以来女性的诗词创作 “超轶前代,数逾三千”,在如此多女性创作中,吕碧城首先表达了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价值观。她在《晓珠词》跋文中写道:“予慨世事艰虞,家难奇剧,凡有著作,宜及身而定,随时付梓,庶免身后湮没。”*吕碧城著,李保民校笺:《吕碧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47页。在家国遭难、时代巨变中,生命蝼蚁般的渺小和生存的惘惘威胁,是感性的文人最先预知的,这与明清以来女性一直纠结的“才”“德”之争,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迫于女子“妇学因诗而败礼”“闺阁之讠永,不宜示外人”的观念,不以才华自夸,甚至焚烧自己诗册的现象在明、清朝屡有发生。例如张宏生、石旻在文章中提到的“黄佩、刘氏等人在临终前,即以为写诗非妇人本分,留置无益,因而将诗册付之一炬”*张宏生、石旻:《古代妇女文学研究的现代起点及其拓展——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的价值和意义》,参见胡文楷编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2-1213页。。近代女性的文学创作进入公共视野如此艰难,吕碧城的观念则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先驱性:作为有才学的女子,应该及时留下自身文字存在的证明,以文字彰显自身的价值,更能够扬名青史。这种创作心态,既带有变革时期女性对于未知命运的恐惧,同时也包含着一种急于在混乱的时代“建功立业”的决心,这也正是吕碧城“胸襟开拓,具有新思想,不甘为寻常闺阁中人”的“玛丽苏”创作动机。

吕碧城的社会成名更是如流星般璀璨,“某年,她只身由旌德赴天津,颇思有所作为,奈一无所遇,旅居舍中,很感无聊,她就撰写一文寄《大公报》。主笔政者英敛之,看到这篇文章,大为赏识,便介绍她和严复相见。严复也觉得她卓荦不群,因留她居住家中,她从严复习逻辑,严复又为之推毂,认识了学部大臣严修,因此她长北洋师范,乃出于严修所举荐。她曾从樊云门游,云门呼之为侄,致碧城信,有:‘得手书,知吾侄不以得失为喜愠,巾帼英雄,如天马行空,即论十许年来,以一弱女子,自立于社会,手散万金而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乃老人所深佩者也。’云门的推崇有如此”*郑逸梅:《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0页。。吕碧城在社会的成名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出于“无聊”而写文,居然就能获得如英敛之、严复、严修、樊云门的青睐,后来还做了袁世凯的秘书,与袁克文相从甚密。吕碧城的“成名史”无疑堪称是当时一个“玛丽苏”传奇,带有一种所向披靡、携风卷潮的顺利感。这种认识也变成了一种社会性认识,唐慧崇在《吕碧城女士往生挽诗》中认为其“髫龄神慧不羁甚,娑婆示现大智身。并解释为:‘女士早慧,年未及笄即充天津大公报编辑,故项城袁公,一见激赏,叹为女界杰才,授以兴办女学重任。’”*唐慧崇:《吕碧城女士往生挽诗》,《佛学月刊》,1943年第1期,第22页。

吕碧城的个人生活带有在大众流行视野中的猎奇特质:“放诞风流”、“擅舞蹈”、“开海上摩登风气之先”。吕碧城的脾性则敏感、争强好胜、据理力争。曾因当时文人襟霞阁主写文影射嘲讽而诉至公堂,甚至以慈禧太后字画悬赏查找其人,襟霞阁主被逼无奈“终日杜门不出”,成为当时文坛新闻。*郑逸梅:《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0页。吕碧城后来只身角逐商场,进入纽约名士交游圈,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建立中国第一个动物保护协会,坚持独身及至皈依佛教,“其处世瑰奇独特,毎多类此,须眉丈夫,视之有愧色焉”*唐慧崇:《吕碧城女士往生挽诗》,《佛学月刊》,1943年第1期,第22页。。以至有诗云:“飞将词坛冠众英,天生宿慧启文明。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吕碧城也自称:“京津闻名来访者踵相接,与督署诸幕僚诗词唱和无虚日。”至于吕碧城玛丽苏的魅力更是所遇男性几不能幸免,“当时各界名流纷纷追捧吕碧城,如著名诗人樊增祥、易顺鼎,袁世凯之子袁寒云、李鸿章之子李经羲等。另外,根据近代天主教史学家方豪先生考证,《大公报》主编英敛之,十分爱慕吕碧城,甚至引起了英夫人的误会。史学家梁元生先生也在英氏日记中发现了英敛之写给吕碧城的词,‘稽首慈云,洗心法水,乞发慈悲一声。秋水伊人,春风香草,悱恻风情惯写,但无限悃款意,总托诗篇泻’,确实情意绵绵”*张雪松:《世人咸推吕碧城》,中国民族报(电子版),第七版:http://www.mzb.com.cn/zgmzb/html/2006-08/15/content_20976.htm.。

终其一生,吕碧城都始终出现在大众传媒的视野中,正如布尔迪厄的“场域”“资本”“惯习”理论所揭示给我们的,无论是早期“出场”、诗词的发表、“花边逸闻”等小报消息的流传,还是在国外旅居期间的国内报纸、期刊约稿,考察其社会“玛丽苏”的身份,作者自身有意识的利用、大众媒介推手的作用、时代场域的合力,使“吕碧城”的形象成为了一个鼓动时代妇女依靠“文笔”从而立世、独立、救世的概念性化身。而其摇曳多姿的感情生活、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更增加了大众的吸引度。“文学家所打出的艺术旗号甚至他们自身的艺术风格,作为根据文学场的自主逻辑所即兴创作出来的策略,实际上是文学家所据文学场位置及其自身习性的客观反映”*朱国华:《文学场的逻辑:布迪厄的文学观》,《文化研究》第4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这种范式也确立了一个中国现代女性知识分子“洛神”(玛丽苏)的大众媒介建构方法,在后来的女性知识分子如庐隐、石评梅、林徽因,乃至当下的“杨绛”现象中仍留有余声。

二、 不容忽视的家学传统与闺秀文章

清末民初女性知识分子群体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代际差别,即以“女学”的兴起、成熟及至培养出中国第一批女学生群体为时间节点进行划分。第一群体是由传统文化体系、家学式体系培养出的闺秀群体,包括康同薇、单士厘、陈撷芬等人。在这一群体中,由于明清以来的“才女”褒扬文化传统以及江南士大夫阶层对女性文学才能的重视与传播,由家兄父构成的家学传统与域外文化经历得到了较好的结合。在成长道路上,她们在时代风潮中开始思考自身的价值定位,她们的文章也频频见诸报章,她们的身影出现在社会文化空间的油印笔端,也由此进入了近代社会变革的时代画卷。

胡文楷在《历代妇女著作考》中记录《广东女子艺文考》的作者冼玉清的话说:“就人事而言,则作者成名,大抵有赖于三者。其一名父之女,少秉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倡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生气易通。其三令子之母,儕辈所尊,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胡文楷、张宏生:《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这种结论确具有一定普遍性。其实明清及民国的文化家族,有别于中国传统的“世卿”、“阀阅世家”、皇亲贵族最大的特征就是以家族的文化水准作为衡量的标准和传世之精神,这恰恰为清末民初的女性闺秀营造出一种重视女性才学的宽松家族氛围。

以单士厘(1858-1945)为例,这位被称为“近代女子第一人”的女性知识分子,卓学一生、著写不辍,作为清末女性知识分子的代表,为世人留下了《受兹室诗稿》《癸卯旅行记》《归潜记》《清闺秀艺文略》《清闺秀正始再续集》《懿范闻记录》等著作。她26岁嫁给晚清著名外交官钱恂,借助丈夫钱徇出访机遇得以走出国门,1899年随丈夫出使欧俄,1907年至1909年又随同出使荷兰、意大利,放眼世界,用闺秀之笔触,写出了《癸卯旅行记》《归潜记》这样的海外游记。而究其身世,其家学渊源及之后的吴兴钱家的士大夫家族女性文学交际圈正是单士厘得以始终以文学立言、立身、立命的坚实基础。

单士厘出身江南浙江海宁硖石县的知识分子望族,单士厘的父亲单恩溥,是同治壬戌恩科举人,曾任遂昌训导嘉兴教谕、上海江南机器局广方言馆的中文教习等职务。单士厘的弟弟单不庵则是著名学者,著有《后汉书补注》《宋代哲学思想史》《宋儒年谱》《二程学说之异同》等。其舅舅许壬伯在单士厘父亲在多地担任官职时,教育指导单士厘的学业,此人亦为饱学之士,著有《景陆粹编》《人谱》《杭郡诗续》等作品,治学态度严谨认真。单士厘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其醉心文史、擅长诗文也就在情理之中。

单士厘晚婚(二十六岁始出嫁),其作品《受兹室诗稿》中收有她婚前与表妹唱和的诗,早期的闺阁作品表明她己有了相当的文学素养。而在她嫁给钱询以后,则进入了一个更广大的以钱家为中心的闺秀交往圈,这个圈子就是清季江南士大夫家族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女性交际空间。在这种世家浓厚的文学氛围中,单士厘的文学才能受到丈夫的欣赏,还能与长辈、姑嫂、友人、妯娌等女性文化交际圈中以文会友,据《清闺秀艺文略》的记载,单士厘文学学习的典范是翁瑞恩,还有家族中与钱云辉最为交好(钱云辉,钱振伦三女儿,字织孙,为俞钟奎继室,著有《慎因室诗稿》、《冰凝镜澈之斋诗文集》),与夏曾佑的妻子更是经常性地酬唱应答,例证诗作如《步夏穗嫂见赠原韵》《和夏穗嫂荷花生日同饮什刹海》等诸多篇目。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宽松自由的良好氛围中,女性才华得到了家族性的肯定。

“近代诗歌王子”易顺鼎的妹妹易瑜(1868-1932),1915年在近代女性著名期刊《妇女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如《髫龄梦影》《先姑王太夫人行状》《汉寿女子小学乐歌讲义》《湘影楼诗选六首》《诗选二十五首》《祭侄女文》《绍兴陈烈女挽诗》《瓶笙花影录》等,而当她述说写作喜悦时,交流的人正是她的哥哥。易瑜本人也可以说是家学渊源,她幼字湘畹,后字仲厚,号玉俞,其家藏书在湖南汉寿城关镇号称“湘西第一”。父亲易佩绅(1826-1906)字笏山,官至江宁四川藩司,其与郭嵩焘、王闿运是知交学友,并且跟随袁枚学习诗歌,有《两楼诗钞》《文钞》《词钞》传于世。其长兄易顺鼎(字实甫)是近代著名诗人,“同光诗流”的代表人物之一;二兄易顺豫(字由甫)早年考取进士,后为辅仁等大学教授,易瑜因其排行第五,人称“易家五小姐”。

在其自述中,充满了对于家学传统的自豪,“时余已四龄,母命入塾随兄读书。师彭姓为吾邑之老儒,颇慈爱余等,余读三字经,兄读诗经”。而她本人的聪慧也印证了家族的厚望,12岁时,她就作出了佳作:“何处能消夏,云乡更水乡。酒从瑶盏注,诗向锦囊藏。器少相如涤,人原太白狂。金茎仙露碧,玉版墨痕香。”于是老师惊异曰:“女子有才如此,不必更求进步已”,“事后乃不更授余功课,唯令温习旧书,亦不为之解”。易瑜在这里忍不住感叹说:“至今思之,可笑亦可叹也。”* 易瑜:《髫龄梦影》,《妇女杂志》,1915年第一卷第6号。 正是对女性受教育权利在种种规约下的反思,促使易瑜投身教育事业,“安能与俗偕,郁郁以终老”。宣统元年(1909),她捐资创办汉寿私立女子小学堂,亲任堂长,开郡县兴办女校风气之先。民国8-12年(1919-1923)三次获省教育厅传令嘉奖,被誉为女士治学的楷模。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在这些彰显自我的文字背后,往往也伴随着时代快速变化之后“闺秀”群体的茫然与迷惘,传统的家学渊源与妇学传统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础,时代风潮的快速转换也使她们在思索着自己的何去何从。单士厘曾在文章中这样阐释自己试图以传统妇德观念应对西方挑战的文化心态:

但归东京后,当恪守校规,无轻出。予谓论妇德究以中国为胜,所恨无学耳。东国人能守妇德,又益以学,是以可贵。夙闻尔君舅言论,知西方妇女,固不乏德操,但逾闲者究多。在酬酢场中,谈论风采,琴画歌舞,亦何尝不表出优美;然表面优美,而内部反是,何足取乎?近今论者,事事诋东而誉西,于妇道亦然。尔慎勿为其所惑可也。* 单士厘:《癸卯旅行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可见,单士厘始终在寻找世变之际的道德依据和身份认同。她在女权运动中的“失声”与自身始终笔耕不辍的著书立说就提供了她的一种文化身份选择。

而易瑜也在《髫龄梦影》中,这样去回忆自己幼小时候的缠脚事件:“嗟乎!使余当日稍具知识异于常人,必毅然从父之命,不为人言所动矣。奈何志趣卑下,耳濡目染觉家中除苗婢外,无一非纤足者,不缠足终非所宜。乃决然对父曰:儿欲缠足。父长叹而起,家人皆笑。”*易瑜:《髫龄梦影》,《妇女杂志》,1915年第一卷第6号。个体的需求终于屈服于从众的心态,这段文字描述向我们展示了复杂的文化、权利、习俗、家庭相纠缠的情形。

从单士厘与易瑜的文学经历可以看到,她们所代表的仍然是在今人看来“保守”的女性写作者。近代繁荣的大众媒介与知识分子的身份“报人”变化给女性带来了诸多更利于自身将文字付梓的机会,她们也的确乐于在文字中彰显自身的存在。她们与女学生群体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她们仍然认同传统的女性价值体系,无论是单士厘对家眷关于“女学”“女德”的谆谆教导,抑或易瑜自己描述的裹脚的主动选择,都展示了近代女权思想革新所需要直面的复杂现实。但是她们对于媒介传播的认同、感同身受地对于女性受教育权力的推崇,又使这一批世家家学熏染出来的“闺秀”们带有了“新”气息,构成了近现代之交女性社会文化身份的一块重要图景。

三、白日梦:近代女性写作的欲望考察

在近代女性作者的创作中,女权小说的出现常常与“女国民”*乔以钢、刘堃:《“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与文学实践》,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争取独立、权利的运动链接在一起。故对于女性的身份“女国民”的考察,对于女性政治图景“乌托邦”*刘钊:《清末小说女性形象的社会性别意识与乌托邦想象——以〈女子世界〉小说创作为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的论述,便成为学界的一个切入重点,这的确抓住了近代女性写作的一个命门。但是,文学作品的多义性恰恰在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对于女性在男性启蒙下的争取平权、独立与解放的解读视角往往也因此忽略了女性作者小说中隐秘的创作心理与欲望描述。而这种复杂迂回的表现方式,则是不应被一同遮蔽的,因为我们前述提到的诸多女性作家,其被压抑的女性情感、其在社会不能施展的女性抱负、其被伦理道德所囿限的心理,正是在这种梦幻书写中才得以纾解。

所谓女性白日梦可谓是女权刚刚萌芽时期的妇女的心理症候。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提出一个观点——梦的实质是欲望的满足,他认为:“梦不是毫无意义、杂乱无章的乱弹琴,而是完整的精神现象,是心灵的高级错综复杂活动的产物。它们完全可以与清醒状态下的精神活动连接起来”,“我们在幻想中创造了一个与未来相联系的场景来表现愿望满足的情况。心理活动如此创造出来的东西叫做白日梦或者是幻想,其根源在于刺激其产生的事件和某段经历的记忆”。*[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车文博编,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女性作者借助文字作“梦幻”的书写和发泄,从而来中和现实生活中来自社会的压力和自身产生的焦虑感,从梦中得到喘息的机会,“梦幻”也就成为了晚清女性精神世界的“避风港”。易瑜的小说《髫年梦影》在近代女性期刊《妇女杂志》一卷6号到10号连载,在给哥哥易顺鼎的家信中,易瑜称:“妹近撰有《髫年梦影》一编,刊入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第六、七卷小说栏内。中叙儿时之情事,并述二大人之言行及兄幼年陷贼事。中多遗忘,文字亦欠典雅,而该馆则颇欢迎,屡促完稿。”*易瑜:《髫年梦影》,《妇女杂志》,1915年第一卷第6号。究其内容,无非是回忆自身青少年的求学经历、女性所经历的裹脚之痛,以及其兄长被天平天国军掳去,后来只身逃跑的传奇旧事。但立处一个变革的年代,作为近代名人“诗歌王子”易顺鼎的家族成员饱受注目。易瑜大兴女学、身先士卒的开郡县兴办女校风气之先,也是近代著名的女诗人,可以说她本人的社会活动是丰富而繁忙的,文学恰恰给她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用“梦影”的形式得以休憩,从家庭的和睦、双亲的慈爱、童年少年的无忧无虑的闺中生活中得到慰藉的力量。而变乱的年代、满族的出身与皇朝的湮没、身世的飘零、兄长的处世选择……这些现实的压力就都在梦境中得以派遣释放。

同时,“梦幻”作为人类普遍的生理与精神现象,某些情况下却可以成为传统女性缓解情欲压抑的渠道。一些传统女性创作,也偶尔会利用“梦幻”的这种特点,流露出被压抑的情感欲望。*李萱:《现代中国女性小说的梦幻书写》,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吕碧城在《横滨梦影录》中,曾记述自己船舶途径日本横滨时,偶遇一少年接待,此少年“衣欧式礼服,配金章,缀以红绸小结”,相貌可谓英俊潇洒、“仪止楚楚”,但因其“倭国”身份,众女宾都对少年有所回避,吕碧城却在其“此别未必重逢,请一握为幸”的恳请下,与之握手,“赛德尔女士睨余冁然,余亦匿笑,遂踉跄出”。赛德尔女士的笑与吕碧城的“匿笑”均表达了女性之间的一种“默契”和对于敏感女性感情心理的把握。不久,吕碧城居然梦到少年寄来一巨箱文具、颜料等物,遭到了母亲的呵斥“滥交若此”,并且“一一掷之于地”。吕碧城“格格莫致一词”,“窘迫”间,才觉南柯一梦,后听闻横滨大地震,想必少年已经遇难。早已“渐忘此人”的吕碧城心中对少年仍然留下了好感,潜意识间异性的暧昧情愫借由梦境得到倾诉,虽然吕碧城后来文章解释为“佛法”,但其词作《浣溪沙》表达了真实的情感,“残雪皑皑晓日红,寒山颜色旧时同。断魂何处问飞蓬。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当时何似莫匆匆”*吕碧城著,李保民校笺:《吕碧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57页。。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身份认同表示了一个丰富的语义系统,拉普朗什(Lap lanche)和彭大利斯(Pomanlis)就认为:“视为整体的身份认同绝非一个有机统一的体系,与超自我的中介共存的需求是变化纷繁的,有矛盾冲突,又无序混乱的一样,理想的自我身份认同是由身份认同和并不一定和谐的文化理想组成。”*[英]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文化身份问题研究》,庞璃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白日梦”写作的出现从狭义来说,是一种梦境解读,表述了诸多女性在性别身份、个体身份与社会身份调试过程中的心理冲突与文字排解。而宽泛来说,“白日梦”更多体现在女性对于仅在文字中才能得偿所愿、一蹴而就的社会身份实现上,这一点已经通过女性愿意并且试图通过文字力量进行改造社会的愿望实现而展露无遗。

四、反思:时代合力中的女性社会文化身份建构

“文学是人的身份问题得到了最具启发性的揭示的空间”*[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 《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通过对近代女性写作的考察,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近代女性已经处在文化变革的中心,社会传媒构建“玛丽苏”文化氛围以塑造女性传奇。在女性文学重要的开创期,吕碧城的社会文化身份的成功是一种运用现代传媒大众文化机制的成功。这种成功可能会被诟病为“文化理想”与“消费”的共谋,尽管后期的吕碧城已经厌倦这种社会存在方式而皈依佛教,但其仍然以佛学代言人的身份频频出现在社会舆论中。女性形象的苦心经营和吕碧城本人的社会价值印证了这种传媒方式的现代商业特征,对于精英女性的文化欣赏变成了一种文人志士共通的旨趣倾向,尽管仍然不能避免父权制与男权中心的规约,但这种时代风潮已然形成。

我们还需要观察到,传统的女性“才学”观并没有因为席卷时代的女权风潮而迅速湮没踪影,确实有杰出女性在社会文化空间中一展风采,但仍有很多传统家学出身的女性闺秀在秉持传统女性的观念,用自身“著书立说”、“兴办女学”完成女性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时代转型。随夫出使的单士厘,其代表近代女性放眼世界的同时,尽力用传统女性的笔触描述世界;而易瑜,尽管其生平基本湮没在其父兄的文治武功之中,但仍然通过自身成长经历的“隐痛”叙述,通过报刊媒介进行着宣传与呼吁。研究此二人的文化选择,不能脱离其家学传统,更不能剥离其家族的社会文化影响泛泛而谈女性如何独立地做出贡献。当研究者惊喜发现现代女学生群体孕育着现代女性文学萌芽的先声时,我们同样不能忽略在传统与近代之交的“闺秀”群体为女性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在文学创作领域,女性作家则用文字在进行着一种企图性杜撰,女性的潜意识也在文学性“白日梦”写作中获得替代满足。清末明初的女性写作往往具有鲜明的政治诉求,以文字言志的功利性表征如此明显,以至于人们常常把文学其它功能忽略,但是女性独特的性别反抗方式与社会身份价值观断定标准地不断建立也是在文学阐述中完善起来的。这种文学性的叙述可能会因为“虚构”而使人产生怀疑,因为这并不能反映一种历史真实,也并不会破坏这种身份建构的物质的或者政治上的功效。

文学的心理表征,可以代表或者实现在社会变动期的女性知识者层面的心理需求,表达她们的社会诉求进而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武器,这一点获得了女性写作者的共识并加以实践。无论是玛丽苏的社会文化媒介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闺秀群体对于女性文字力量的“重视”,还是女性小说的白日梦写作现象,都是这种心理的文学投射。正是有着这样的心理诉求与文学经验,女性文学才向着更具现代意义的方向大踏步前进。而这种女性话语实践方式和媒体的运作方式也在现代文学中继续得以完善,最终酝酿了女性文学的现代性登场。

“Mary Sue” and Daydreams: the Identity of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Women’s Writing

Du Ruo-song

Abstract: In the writings of women of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in China, the realization of women’s literary identity is a complex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al, power, history, mass media and other multiple factors and implications. Some women broke out of the confines of the house and were shaped as cultural hero, giving rise to the “Mary Sue” phenomenon in the mass cultural media; some women still obeyed the old ways, but were also using printed words to demonstrate their scholarly talents; while in the world of the printed texts of the women, there emerged a common phenomenon of “daydreams”, a reminder of the importance of psychological points of view in writing. All these are reflections that women’s writings of the period are eagerly finding their own places while gaining soci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re were a lot of “modernity” limitations, to be sure, but it also gave birth to the first modern women’s literature in China.

Key words: soci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feminist fiction; late Qing; “Mary Sue”; daydreams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8)02-0136-08

收稿日期:2017-11-19

作者简介:杜若松,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吉林 长春 13003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末民初女作家社会文化身份构建研究”(16ZCW03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