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静
摘 要: 中国女性比较活跃的文学批评活动始自晚清,20世纪上半叶逐步走向成熟。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妇女杂志》(1915-1931)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行量最大、发行时间最久、覆盖面最广的女性期刊。《妇女杂志》在一定层面上颇能反映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批评活动的发展历程与特征。《妇女杂志》 共刊登了46位女性撰写的53篇文学批评作品。以1920年为界,女性文学批评的语体和内容均有较大变化:由文言走向白话;由诗文评模式走向现代学术评论;批评对象由中国古代诗文拓展到古今中外文学。1920年代,女性文学批评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女性写作的正当性,在理论层面上扫清了女性从事文学创作的障碍,完成了自清中叶以来女性为自身写作正名的漫长历程。
关键词: 女性文学批评;妇女杂志;期刊
本文所言“女性文学批评”,指女性所写的文学批评作品。中国女性比较活跃的文学批评活动始自19世纪中叶,20世纪上半叶逐步走向成熟。*陈静、王蓓:《中国近代女性文学批评刍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这一阶段,在中国历史分期中,一般被称作“近现代”。对此阶段女性文学批评的研究,学界尚处于起步阶段。要了解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批评,近现代期刊是很好的切入点。本文选取《妇女杂志》即着眼于此。
《妇女杂志》是近现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刊物,该杂志1915年1月在上海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月刊,1931年12月停刊* 1932年初,日军对商务印书馆进行了毁灭性轰炸,《妇女杂志》被迫停刊(其编辑部位于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内,据1924年《妇女杂志》十卷十二号末“本社投稿简章”所记)。关于轰炸之事: “第二天上午(1932年1月29日),日本飞机……针对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投下六枚燃烧弹,炸毁印刷厂、栈房、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小学,……东方图书馆虽然中弹,尚未起火。2月1日凌晨,日本人又放火烧毁东方图书馆与编译所。” 王学哲、 方鹏程:《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1897-2007),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59页。,连续出版了17年,共17卷,204期(号)* 《妇女杂志》封面和内文均以卷号标示,有时会在封底出现“期”之字样,如(1920年)六卷二号封底发行信息中有“三期以上九折 六期以上八五折 全年十二期八折”字样。《妇女杂志》每月出一号,一号相当于一期,一年发行一卷,每卷十二号。1915—1921年,大致每月5日发行,自1921年7月起,改为每月1日发行。此据1921年七卷六号“本社特别启事二”:“现拟自第七号起,将出版期特加提早,改于每月一日发行,并冀可于同日寄外埠各地。” ,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行量最大、发行时间最久、覆盖面最广的女性期刊。
近十数年来,《妇女杂志》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研究成果颇丰:“在中国大陆学界,对《妇女杂志》的研究始于2002年,……2008年以后,研究热度明显升高。已有研究涉及到了十个学科,以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占比重最大……研究热点集中于办刊宗旨、妇女教育、女性职业、女性形象、婚恋观等问题上,近几年来,陋俗问题、服饰文化、女性身体、上海女性休闲空间、文学等领域亦开始进入研究视野。”* 陈静、姜彦臣:《〈妇女杂志〉研究述评》,《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9页。但在女性文学批评层面,笔者仅见到一篇文章,即胡晓真撰写的《文苑、多罗与华鬘——王蕴章主编时期(1915—1920)〈妇女杂志〉中“女性文学”的观念与实践》* 胡晓真:《文苑、多罗与华鬘—王蕴章主编时期(1915—1920)〈妇女杂志〉中“女性文学”的观念与实践》,《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4年第12期,第169-193页。,作者以“女性文学”观念为切入点,着意分析了《妇女杂志》前六年“文苑”“杂俎”“余兴”三个栏目中的作品,描述了这一时期社会对于女性文学写作的复杂心态,并以林德育和施淑仪为重点,分析了她们在衔接新旧女性文学方面的变化。此文写得十分扎实,对新旧女性文学转型过程的思考颇具启发性,可惜作者的分析只限于两位女性作者(施淑仪和林德育),时间也只有六年。此文可视作《妇女杂志》女性文学批评研究的开端。
笔者对《妇女杂志》全部204期内容进行了查考,共筛选整理出46位女性撰写的53篇文学批评作品,这些作品中蕴含着大量丰富而独特的女性文学批评信息,完全可视作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的样本。遗憾的是,这些作者和作品,在以往的女性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史、文学史研究中,大都未见提及,故本文将首先提供这些资料的基本信息,在此基础上,简要归纳女性作者的一些群体性特征;进而分析53篇女性文学批评作品的基本状貌及特征,希望能够借此透视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与批评走向,为女性文学、文学批评、《妇女杂志》研究等领域增添新角度和新内容。
下表为《妇女杂志》中53篇* 连载的文章以一篇计算。——笔者按女性文学批评作品的刊发年份、发表卷号、题目、作者、栏目及语体情况。
表中所列53篇文章,45篇为完整独立的文学批评作品,其余8篇有部分内容为文学批评,如李素筠《论女子宜通小学》、警予《中等以上女学生的读书问题》、邱桂英《希望可以实践》等。
对于46位女性作者,笔者进行了多方查考,现能推断出:绝大多数作者生于1890—1910年间,但比较详细的生平情况,所知还相当有限。目前,仅有孙景谢、易瑜(玉俞)、周钟玉(归周钟玉)、程嘉秀、林德育、警予(向警予)、余哲贞、王春翠、王荷卿、濮舜卿、辉群、雪林女士(苏雪林)、陈漱琴、润馀(杨润馀)等14位作者,笔者能从不同渠道获知相对多一些的生平信息。其他32位作者,有27人能获知身份(女学生、女教师)和籍贯方面的零星信息。另外5人,如音奇、逸纹等,仅能从其文章的字里行间,判断其为女性,此外再无信息。这种生平不详的状况,不仅是女性文学批评作者的常态,在从事文学写作的近现代女性中,同样是常态。这一现象,与学界对近现代女性文学的关注度低、研究不充分直接相关。今后,随着近现代文学文献的持续发掘与整理,研究的不断扩展与深入,女性作者的生平信息当能得到补充与完善。
《妇女杂志》中女性文学批评篇目一览表


在这46位作者中,能找到31位作者的地域信息。其中,江苏12人,安徽6人,浙江4人,湖南4人,河南2人,福建1人,广东1人,上海1人。苏、皖、浙三省占了多半。明清以来,江浙一带,女性文学最为兴盛,新式女学在近代亦得风气之先,女性批评作者多出于此,当是历史文化环境使然。
考察46位作者的生平与身份,目的是要回答:为什么是这些女性在谈诗论文?从所得材料看,首先,近代新式教育培养起来的女性,是文学批评作者的主力。在作者中,校长、教师、学生占了最大比重,至少有26人*朱周国真、易瑜、贝李素筠为女学校长;张芳芸、孙景谢、张朱翰芬、陈定文、杨竹冰、宋淑贞、苏雪林为学校教师(主要为女学和小学,仅苏雪林一人在大学执教);女学学生有华慧纬、叶雪梅、蔡秀宝、汤潕筠、倪徵玙、殷同薇、金蘅、朱啓华、杨宝瑜、钱瑞媝、袁明先、胡棣华、李秋霞、余哲贞、酴釄、景芳女士等。,这些作者绝大部分接受过近代以来的新式教育。还有6位作者有留洋经历:程嘉秀、寤寐女士曾留学日本;苏雪林、杨润馀、向警予留学法国;白蒲留学欧洲。其次,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环境也能培养出优秀的文学批评作者,例如:易瑜的父亲是清苏州布政使易佩绅,兄长为著名诗人易顺鼎;林德育的祖母刘墭是黑龙江省第一位女教育家,父亲林传甲也是著名教育家,著有首部《中国文学史》;杨润馀之兄杨端六为著名经济学家;程嘉秀、王春翠、辉群、陈漱琴等人的丈夫均为文化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程嘉秀、王春翠、辉群、陈漱琴的丈夫分别为:庞树柏(同盟会会员、南社发起人之一)、曹聚仁(著名记者、作家)、刘大杰(著名文史学家、作家、翻译家)、储皖峰(知名教授)。此类家庭环境,一方面培育了女作者极佳的文学文化修养;另一方面,因亲属的名声和地位,极易接触到最新的文化信息和人物,批评者的视野较为宽广。第三,还有一些作者的身份值得一提:王荷卿是中国早期妇女刊物《女报》的主要撰稿人*徐楚影、焦立芝:《中国近代妇女期刊简介》,载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四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3页。,濮舜卿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女编剧* 舒平:《第一个电影女编剧——濮舜卿》,《电影新作》,1994年第5期,第62页。, 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及早期领导人之一。上述考察表明:1915-1931年间,在《妇女杂志》上谈诗论文的女性,大多为得风气之先的精英。正因如此,她们的评论中时时跃动着时代的脉搏,也代表着近现代知识女性的文学品味。
讨论《妇女杂志》中的女性文学批评问题,立刻会发现一个十分特别的年份——1920年。大致以这一年为分界,女性文学批评的形态与内容都产生了较大变化。站在今天文学批评研究的平台上回望,至少在以下四个层面上,《妇女杂志》中这53篇作品,为我们大致勾勒出了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
1915—1919年之间,《妇女杂志》发表的女性文学批评作品均为文言。1920年初,六卷一号刊载了缪程淑仪《新文体之一夕谈》一文,这是《妇女杂志》上第一篇白话女性文学批评作品。自此而后,该杂志刊载的女性文学批评作品,除《瑶台玉韵》* 《瑶台玉韵》连载于《妇女杂志》1929年十五卷四号、八号、十一号,1930年十六卷二号、三号。外,全部为白话。可以说,1920年,是《妇女杂志》女性文学批评作品的语体分水岭。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文言与白话的对立与过渡是文章写作中最为重要的语体现象。《妇女杂志》中的女性文学批评亦是这一现象的组成部分。总体来看,《妇女杂志》由文言到白话的转型是在1920—1921年两年间完成的* 有学者称《妇女杂志》“1920 年内文全部改用白话文”(刘莉:《短暂的相遇:叶圣陶与〈妇女杂志〉》,《中国编辑》,2014年第6期,第18页),并不准确。据笔者统计,1920和1921年,《妇女杂志》在两年24期中,每期均刊有文言文章,最少1篇,多至12篇。直到1922年4月(八卷四号),才全部采用白话。当然,此后仍有文言作品的零星存在,如《瑶台玉韵》,但已属特例。。这种语体变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及杂志主编的更换均有关系。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学生领袖罗家伦对商务印书馆所办杂志进行了激烈批评* “1919年4月商务印书馆的大部分期刊(包括《妇女杂志》)被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罗家伦点名攻击。商务当局开始恐慌,对各个杂志的编辑进行撤换”。刘慧英:《从〈新青年〉到〈妇女杂志〉》,《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春之卷”,第118-119页。,再加各杂志本身经济效益下滑,引发商务领导层对馆办杂志的总体改革。《妇女杂志》也更换了主编,章锡琛自1920年起开始参与杂志事务,到1921年完全接替王蕴章任主编,随即进行了大面积的改革,白话代替文言亦为改革之重要体现。《妇女杂志》中的女性文学批评在1920年初已完成了由文言到白话的转变,显然走在了整个杂志语体转变的前列。
以1920年为界,除语体由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外,《妇女杂志》中的女性文学批评形态也有了较大变化,由传统的诗文评模式走向现代学术评论。
1.由诗文评到学术论文
1915-1919年间,《妇女杂志》共刊登了28篇女性文学批评作品,主要由传统诗话和学生习作组成。传统诗话共3种(均为连载):归周钟玉《小南强室笔记》、程嘉秀《镜台螺屑》、易瑜《瓶笙花影录》。*《小南强室笔记》连载于1915年一卷九号、十一号,1919年五卷八号;《镜台螺屑》连载于1916年二卷五号、1918年四卷十一号、十二号; 《瓶笙花影录》连载于(1918年)四卷七号、十号。学生习作15篇,均来自“国文范作”栏目,多为女校学生的习作,属命题作文。另有4篇序文,1篇书评,5篇杂论。如仅以篇幅计算,三种诗话所占比重最大。
在这28篇文章中,女性作者的批评方法大致不出传统诗文评模式。诗话均以“知人论世”为旨向,多关注明清女诗人的生平与诗作,以札记、笔记等方式,基本采用“摘句批评”和“本事批评”等传统批评方法。其他学生习作、序文、书评、杂论文章,或评论作品,或品评人物,或讨论古代文体,大都就作品立意、构思、文句进行品评,或追溯文体之源流。总体来看,1920年前,《妇女杂志》上的女性文学批评形态不脱传统诗文评的论说模式。
1920-1931年,共有25篇批评作品。以学术论文与征文为主体。较之1920年前,批评形态上最大的变化是现代学术论文的出现。这一时期的《妇女杂志》共刊登了8篇现代学术色彩鲜明的论文,在篇幅上占最大比重:宋淑贞《期望女文学家的崛起》(1926)、濮舜卿《易卜生与史德林堡之妇女观》(1927)、辉群《哥德的著作及其爱人》(1929)、苏雪林《清代女词人顾太清》(1931)、王春翠《中国妇女文学谭片》(1931)、陈漱琴《朱淑真生查子词辩诬》(1931)、杨润馀《赛维宜夫人及其尺牍》(1931)、 李君毅《从爱伦凯与柯伦泰》(1931)。这些论作篇幅普遍较长,“学术论文”体例明显,均针对女性与文学问题进行论述,文章结构严整,系统性、逻辑性较强,理论色彩鲜明。总体看,1920年后,研究性加强和学术论文的出现是《妇女杂志》女性文学批评形态的显著特点。
2.批评术语的更新
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专业术语,这些术语,古、今、中、外均有不同,也因此,形成了特征显著的批评话语体系,如中国传统诗文评话语体系,西方批评话语体系等。近代以来,随着外来文化的强势传入,文学批评领域中,中国传统批评话语体系受到了很大冲击,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话语中的一些术语逐渐渗透进来,这在《妇女杂志》中的女性文学批评作品中也有明显体现。大致也以1920年为界,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区分。
1920年之前,批评作品中常见“怨而不怒、温柔敦厚、逸趣、清机、远势”等传统批评用语,偶有来自西方批评界的新术语出现,如“美感、审美、女权、专制时代、进化、美的观念、通俗教育”,仅见于四篇文章*贝李素筠《教授国文作法之状况》(二卷一号)、 倪徽玙《书季芳树刺血诗后》(二卷九号)、朱啓华《问古人器物必铭后之好事者或效为之而文质殊尚意者微意所寄会有不同欤试申其说》(三卷四号)、 林德育《泰西女小说家论略》(三卷十二号)。中。1920年后,新术语明显增多,且使用十分普遍,如:“文艺、美的、美感、阶级、宗法、精神、沙龙、现实、典型、制度、具象、矛盾、女权、时代、自由、性欲、人生观、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神秘主义、享乐主义、新理想主义、未来派、表现主义、个人主义、经济基础”等等。这些术语在今天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已十分常见,从近现代女性文学批评历程看,1920年代此类术语的更新,昭示着一个新的批评语境正徐徐展开。
以1920年为界,《妇女杂志》中女性文学批评的对象也有变化,由中国古代诗文的评析拓展至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与现象。
1915-1919年的28篇文章中,女性文学批评者基本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作者为批评对象。只有两篇文章谈及外国文学:朱周国真《女学生自修用书之研究》(1915)、林德育《泰西女小说家论略》(1917)。《女学生自修用书之研究》对林纾翻译的小说《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不如归》《拊掌录》等进行推介;《泰西女小说家论略》评述了包括勃朗特姐妹在内的部分西方女小说家。
1920-1931年的25篇文章中,文学批评对象的拓展十分明显,古今中外均有论及。中国古代文学层面,周秦诸子、班昭、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鱼玄机、苏轼、朱淑真、李清照、袁枚、贺双卿、顾太清以及《水浒》《桃花扇》《红楼梦》等均有评析。古代女性作者如班昭、鱼玄机、朱淑真、李清照、贺双卿、顾太清等比较集中地出现在了女性批评者笔下,这在1920年前的文章中是不可能见到的;同时代的文学也进入了女性批评者的视野,郭沫若、苏曼殊、鲁迅、茅盾、许钦文、张资平、冰心、庐隐、丁玲等均被论及。对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和介绍明显增多,易卜生、史德林堡、歌德、柯伦泰、赛维宜夫人、陀思妥也夫斯基、莫泊桑、华尔摩夫人、罗霭伊夫人、葛莱德等,都成为了女性批评者们的讨论对象。此外,还有文章研究民间歌谣、比较新旧文体、总结文学创作方法等。
所谓女性批评主体意识,指女性批评者对女性写作的自觉体认,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女性对自身写作正当性的认识;一是女性批评视角的确立。在中国近现代时期,女性对自身写作正当性的认识(为女性写作正名)最为关键。在中国历史上,女性为从事写作正名的历程十分漫长。笔者认为,这一正名历程的起点大致在清中叶,最终完成当在1920年代。关于完成时间的确定,《妇女杂志》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女性从事写作,在中国古代,并不为社会认同。宋代朱淑真所言“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弄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锈折金针却有功”(《断肠集·自责》)可为代表。这种情况到晚明开始松动,晚明的个性解放思潮、重性情之诗学思潮、商业出版之繁荣等,共同推动了女性的诗文创作。清中叶以来,袁枚的“随园女弟子”现象,陈文述的“碧城仙馆女弟子”现象,开始将女性创作变成一种男女两性群体均认可且欣赏的行为。尽管清代女性教育的主流依然以传统妇学之“德容言工”为旨归,章学诚亦曾专门撰《妇学》(约撰于1797-1798年)一文抨击女性写作,认为不合妇学之旨,但男性推崇才女之风显然未受阻碍,且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女性自我证明、寻求创作意义的行动,只不过这种证明一直是在传统妇学框架中的腾挪。1829年,贵族女性恽珠在其编纂的《国朝闺秀正始集》序言中,着力证明女性创作诗文属“妇言”之范畴:“昔孔子删诗,不废闺房之作。后世乡先生每谓妇人女子职司酒浆缝絍而已,不知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妇德之下,继以妇言,言固非辞章之谓,要不离乎辞章者近是,则女子学诗,庸何伤乎?”* 胡文楷编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2008年版,第631页。恽珠抬出孔子,指其肯定女性创作,又将“妇言”引申为辞章之学,都是要借传统之势,为女性创作正名。
这种正名的努力在近代(1840-1919)有了更多的女性呼应者。笔者曾对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做过宏观层面上的考察* 详见陈静、王蓓:《中国近代女性文学批评刍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发现近代的女性批评者对女性写作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赞赏与同情。1846年,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基于自身的女性立场,充分剖析了女性写作之不易,肯定女性写作之价值*“窃思闺秀之学与文士不同,而闺秀之传又较文士不易。盖文士自幼即肄习经史,旁及诗赋。有父兄教诲,师友讨论。闺秀则既无文士之师承,又不能专习诗文,故非聪慧绝伦者万不能诗。生于名门巨族,遇父兄诗友知诗者,传扬尚易;倘生于蓬荜,嫁于村俗,则湮没无闻者,不知凡几。余有深感焉,故不辞摭拾搜辑而为是编” (沈善宝:《名媛诗话》卷一)。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349页。;1904年,叶女士认为,王妙如的小说《女狱花》完全可以不朽* 叶女士《女狱花》序:“无一事不惊心怵目,无一语不可泣可歌……是书其不朽矣,女士其不死矣。”思绮斋、问渔女史、王妙如:《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女子权 侠义佳人 女狱花》,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04页。。1911年,陈芸称:“若妇德、妇言,舍诗文词外未由见。”*陈芸:《小黛轩论诗诗》“叙”,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9页。 1916年,施淑仪高调宣示,女性写作“与夫无关”*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凡例”, 载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8—1699页。《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完稿于1916年,1922年出版。。1917年,林德育赞赏欧洲女小说家:“余爱泰西女小说家,以著述显于世界。”* 林德育:《泰西女小说家论略》,《妇女杂志》,1917年三卷十二号。上述观念,已逐渐脱离妇学框架。另外,近代女性还通过建构女性文学史的努力为女性写作正名。施淑仪着意指出,其所著《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属于文学史:“是编本属于文学史。”*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凡例”:“恽氏《正始集》,以黄忠端、祁忠敏殉节前朝,不录蔡、商两夫人诗。不知著述乃个人之事,与夫无关。” 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8页。单士厘于1910年起,着手写作《清闺秀艺文略》,历经30余年,数易其稿,直到去世前一年还在修订。* 黄湘金:《南国女子皆能诗——〈清闺秀艺文略〉评介》,《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第95-97页。从传统史学立场看,“艺文略”是某一时代全部作品之著录,代表着文章写作之历史,为史志类著作所独有。单士厘立意写作《清闺秀艺文略》,显然是想将有清一代女性之创作纳入正史,如施淑仪所言:“为怜彤史多遗漏,唤起婵娟一代魂。”* 施淑仪:《四十自述》(第十首),《妇女杂志》,1919年五卷八号。施、单二人将女性写作记入历史的表述与实践,是女性确认自身写作正当性的重要表现。
在女性为写作正名历程之背景下,看《妇女杂志》中的女性文学批评,会发现,在近代这一时间段内,《妇女杂志》中女性批评主体意识的构建尚不明晰,除林德育体现出明确的为女性写作正名之思想外,其他文章传递出的观念还无法与沈善宝、施淑仪、王妙如等近代女性批评者相比。但1920年后,在《妇女杂志》上发声的女性文学批评者们却纷纷传递出了十分明确的信息,为女性写作正当性的确认提供了清晰的坐标。
1931年,《妇女杂志》十七卷七号,开设“妇女与文学专号”,共发表了6位女性撰写的9篇文学批评文章,其中5篇为长篇研究论文,主题集中于女性与文学,论述可圈可点,可视作五四以来女性文学批评成就的一次集中展现,更是女性批评主体意识构建的一次成功展示。以此为代表,可看出,1930年代初,女性对写作一事已有充分自信,并能站在研究者的立场上游刃有余地开展讨论,这表明,女性写作之正当性的确认已基本完成。而1920年代《妇女杂志》上的批评文章,恰可为此结论提供论据。在这十年中,女性已完全挣脱了传统妇学之藩篱,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女性写作的正当性,在理论层面上扫清了女性从事文学创作的障碍。
首先,她们认定,女性气质天然地与文学相符。宋淑贞在《期望女文学家的崛起》中提出:“文学是以情感为主的,而女子心思幽静,富于感情,自然与文学最为相宜。况且就文学而论,女子与男子比较,男子束发受书,稍有所得,便充满了一肚子升官发财的思想,一入社会之后,奔走于权势门下,驰骤于名利场中,讲什么拍马吹牛,在学问上可有成就的,千不得一二,女子是多数赋性纯洁,不易沾染社会的恶习,发露其天赋之灵思美感,研究文学,比较很易成功。”* 宋淑贞:《期望女文学家的崛起》,《妇女杂志》,1926年十二卷六号。她们从情感角度对比男性与女性,认为女性富于情感,赋性纯洁,不易沾染社会恶习,在研究文学方面独具性别优势。
其次,她们认为,女性能够影响文学创作,是创作灵感之来源。辉群女士指出,女性是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也是诗人创作的有力助推者:“女性能离开诗人,诗人是离不开女性的。就是从古至今的世界上的文学,若把描写女性的一部割去,恐怕就会变得枯燥无味,只剩得一些渣滓。诗人往往在恋爱的狂热中,能唱出世人共赏的诗歌来。假使没有女性来使诗人颠倒,使世人狂热的时候,诗人的情感,永远是静止的,是冷淡的。他就勉强执笔,也一定写不出什么动人的作品来。”* 辉群女士:《哥德的著作及其爱人》,《妇女杂志》,(1929年)十五卷八号。
以上述两位女性批评者为代表,1920年代的中国知识女性,从生理和情感层面论证了女性与文学创作的密切关系,较之近代女性批评者单纯赞赏女性、同情女性创作的观点迈进了一大步,体现出女性从事文学写作的充分自信。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阶段的论证,最终从女性自身层面完成了为女性创作正名的历史任务,为1930年代后女性文学的新天地奠定了基础。
阅读《妇女杂志》中这53篇文学批评作品,回顾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历程,笔者总有一种感觉,似乎看到一条涓涓细流,随着河岸的加宽,水势越来越宽广和从容,最后以日益活跃和更具生气的流动汇入大海。就当前女性文学批评的研究现状看,本文的资料意义或大于研究意义。随着研究的不断拓展,笔者相信,一定会有更多新的研究成果出现,来补充、修正本文之论述。
CHEN Jing
Abstract: Women’s literary criticism was more active in the late Qing and gradually matur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Ladies Journal (1915-1931), found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was the most widely circulated and distributed female journal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To a certain degree and at a certain level, The Ladies Journal literally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women’s literary criticism activities. Altogether, there were fifty-three literary criticism pieces by forty-six women writers in The Ladies Journal. Taking 1920 as the boundary line, the styles and contents of women’s literary criticism witnessed a substantial change, i.e., from literary Chinese to more colloquial expressions,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modern modes of discourse, from criticism of classical Chinese work to that of classical and modern ,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In the 1920s, women’s literary critics demonstrated the legitimacy of women’s writing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omen’s consciousness in literary criticism was gradually and steadily formed.
Key words:women’s literary criticism; The Ladies Journal; academic journals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8)02-0144-09
收稿日期:2017-11-16
作者简介:陈静,女,山东日照人,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山东 济南 25002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近代女性文学批评研究”(16BZW10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