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与美育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美育研究中心协办]
主持人语:
源远流长之中国文化,在从历史维度向当下理论活动持续提供丰富思想资源的同时,也具体构成了现实理论语境中的对象与问题。对于美学研究来说,在中国文化的意义阐发中发现和展开自身的当代发展路径,在理论生长的现实需要中不断走向文化自觉的内在确立,无疑应成为一种特定的建构立场。许多年前,宗白华就曾专门说过,美学研究须从中国材料出发,“研究中国美感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找出中国美学的特点,找出中国美学发展史的规律来”。对此,本期发表的两篇文章都有着很好的体现:结合考古成果与文字、文献材料的互证研究,张法教授力图从三足酒器的演变看出其中的文化与美学内蕴;站在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的建构立场上,祁海文教授提出了构建“中国古典生态美学”的具体可能性。应该说,努力从广大深厚的中国文化之中寻获美学的当下课题,正体现了这两篇文章共同的学术意图。(王德胜)
-鸡彝演进历程的探讨张法
摘 要: 远古中国东、西、南、北地域文化的最初融合,在考古器物上,三足酒器的演进最具代表性。文章将考古研究成果与文字-文献结合起来,互证地呈现出三足酒器的演进历程:从东南太湖地区的鬶与盉,到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的鬶鷷和江南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盉
,鬶鷷和盉
在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的酉尊互动,形成二里头文化的三足酒器,文献称之为鸡彝,考古学称之为封顶盉。三足酒器的演变,象征了各族群的大融合,这一复杂演进历程,内蕴着丰富的文化和美学内涵。
关键词: 鬶盉-鬶鷷-盉
-鸡彝;三足酒器;远古融合;文化-美学内蕴
最是楚宫尽泯灭
舟人指点到今疑
——杜甫
远古中国东、西、南、北地域文化的融合,文献上讲述的黄帝、炎帝、蚩尤之间的战争和舜、禹对三苗、九黎的征战,属于先秦史官对几千年前往事的追述,无论从文献本身进行互证,还是从考古上进行补证,都空白甚多。从考古器物角度进行迂回旁证,或许对远古文化融合的遥远事物,会有一些新的思考。彩陶图案的演进,体现了西北的庙底沟文化与东、南、北各族群互动,形成最初中国的文化核心,但当彩陶演进到以黑陶为代表的工艺更高的龙山文化时期,这条演进之线就断了。鼎从裴李岗文化产生,向东南西北漫进,到二里头文化的铜鼎,是一条有头有尾的大线,但中间空白甚多。相对而言,酒器的演进却更为细致,一个大的框架由之呈现出来。在西北,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尖底瓶——酉,在仰韶文化的广大地区,由饮器演进到酒器,并成为礼器的核心,又由酉演进为尊,既成酒器之名,又为礼器之称,完成了地域内的文化一统。在东南的河姆渡和马家滨文化中,一种平底酒器加上三足升高,成为考古学上命名的鬶与盉,然而进入山东,成为大汶口文化的主要酒器,又进入江汉,成为考古学上与大汶口酒器名同形异之器,最后,东方大汶口和南方的屈家岭-石家河的鬶盉型酒器与西北之尊,在中原互动融合,形成了二里头文化的新型酒器,考古学称为封顶盉,文献上称为鸡彝。与尊一样,彝不但是酒器,而且是整个礼器之称。文献上,黄帝来自西北,夏禹兴起于西羌,与尊在西北地区的一统相应合,尧舜禹称帝于中原,与彝的形成相应合。因此,远古中国的文化融合,从酒器上看,首先是酉在西北兴起及由酉到尊的演进、鬶与盉在东南兴起及在山东和江汉的演进,然后,尊、鬶、盉在中原互动,形成彝,即考古上的封顶盉和文献上的鸡彝。这一演进由酉到尊甚为清楚,而由鬶与盉到彝非常复杂。本文主要以由酉到尊为背景,对鬶与盉的演进一线进行分析。远古饮器有一个由饮器到酒器的演进,之后成为礼器中的主导,因此,为了突出主题,本文皆用酒器。
三足酒器,起源在东南,在河姆渡文化二期出现了所谓的鬶与盉,成就于中原,二里头文化的所谓的封顶盉成为最有代表性的器物。三足酒器产生之后,蓬勃于东南又进入中原,遍于各地,类型甚多,高广仁、邵望平列出了难以进行器形和意义把握的各器形,见图1。

图1
资料来源:高广仁、邵望平:《史前陶鬶初论》,《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各种类型的鬶与盉,透出了三足饮器自发性产生,所谓自发性,并非其产生时没有自己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助力,而是指这些三足器酒器在整个远古三足酒器的演进中远离了演进的主线,不为主流定义所概括。正因为有如此众多的器形不为主流所笼盖,显出了远古中国东、西、南、北、中观念互动的复杂缠绞,又正因为在如此众多的器形中呈现出了主流的演进大势,远古中国东、西、南、北、中地域文化的复杂互动中,又有内在逻辑突显出来。
从河姆渡到二里头,三足酒器的演进主流是怎样的呢?从五种考古学著述中可以拼出一幅全图。一、黄宣佩《陶鬶起源探讨》讲陶鬶有两大类:实足鬶,起源于海岱地区;袋足鬶,起源于太湖地区。后者在时间上早于前者,成为鬶的起源,“发生与发展脉胳清楚”。*黄宣佩:《陶鬶起源探讨》,《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海岱的袋足鬶由太湖地区传入。二、高广仁、邵望平《史前陶鬶初论》讲鬶(以及作为鬶的变体的盉)起源于山东地区,然后向各地演进,主要呈现了鬶在山东地区的体系性展开,以及进入中原的演进。该文重要性在于彰显了山东鸟形三足器的特色。*高广仁、邵望平:《史前陶鬶初论》,《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三、杜金鹏《封顶盉研究》把在河南兴起的封顶盉作为一个独立体系,与山东、江汉以及各地的鬶、盉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尽管承认其有所关联),给出了三足酒器演进到最后阶段的定型史。*杜金鹏:《封顶盉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四、吕琪昌《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鬶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在前三种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点新意:第一,勾出了三足器演进的大线:鬶盉起源于东南的太湖地区,进而向四处传播,最重要的两路:一入山东地区,一入江汉地区,最后汇入河南,形成夏之鸡彝和商之斝;第二,强调了鬶盉由太湖进入江汉,再由江汉进入河南这一线对鬶盉定型的重要性(认为由山东进入河南的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吕琪昌:《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鬶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五、邹衡《试论夏文化》认为考古上的封顶盉就是文献上的鸡彝,启发研究者把考古与文献结合起来去思考三足酒器演进背后的观念演进。*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页。 这样,三足酒器从河姆渡到二里头漫长时期的演进大线,基本呈出。然而,五种论著中关于三足酒器在商以前的名称,各家定义不同,倘要进入具体的进程描述,会出现术语混淆,因此,先对基本术语进行厘定。
迄今为止,始于太湖地区终于二里头文化的三足酒器研究,基本上用了两个在器形上有所区分、在体系结构上难以分开的概念:鬶与盉,加上鸡彝,共三套用法。高广仁、邵望平主要是用鬶,认为盉是鬶的一种变型,简而言之,三足酒器的顶部,敞流为鬶,管流为盉。黄宣佩和吕琪昌从高、邵之说,其论著的目录中,只提鬶,在列表中,与高、邵约同,用鬶、盉连相,明显鬶为总名。高、邵和吕琪昌的论著都包括了二里头文化的封顶盉。吕著把杜文中的封顶盉,名为鬶之一类(即鬶的G类)。杜金鹏研究以二里头为中心的陶盉体系,不讲鬶,只讲盉,明显以盉为总名。邹衡则说封顶盉(他用的词是“封口盉”,词异义同)乃文献上的鸡彝。这样,高、邵、黄、吕讲的鬶,在邹衡那里,都是鸡彝的前身。用鸡彝去统整个鬶盉。他说:“可以得到以下认识:第一,鸡彝的形状,无论是敞流的所谓‘鬶’,还是筒流的所谓‘盉’,其外形都象鸡,因此得鸡名。第二,鸡彝大约产生于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后来在东西方的龙山文化中普遍盛行。夏文化中的封口盉是由龙山文化中的卷流鬶直接发展而来。”*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52页。 王小盾《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指出,大汶口之鬶所象之形并非鸡而乃鸟。这样,三足酒器从东方向中原的演进,是从鸟形之鬶向非鸟形之盉的演进。*王小盾:《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7-530页。 这涉及复杂内容,以后详论。总之,在三足酒器命名上,高、邵、黄、吕与杜、邹在总类术语上各持一方。前者以“鬶”统“盉”,后者以“盉”(鸡彝)统“鬶”。本文从远古三足酒器演进总体框架和主要特征出发,在尊重概念研究史的基础上,加进新的义项,让这三个概念统一起来,并对统一的术语提供与其内容相符的可互换的表述,以便让旧概念接纳新内容而在新旧互融中具有新意。
三足酒器最初用“鬶”来命名,始于大汶口文化的鸟形器,其演进最后定型在二里头的封顶盉,被邹衡用文献中的“鸡彝”来命名。从三足酒器演进的宏观框架看,鸟的观念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突出这一作用有利于讲清器形演变背后的观念内容。因此,本文以鸟的基本框架来对三足酒器的命名进行新的阐释。第一,三足酒器的起源,无论高、邵将之定在海岱地区,还是吕琪昌将之定在太湖地区,两者举的图列中,都是从非鸟形器开始的。“盉”字无鸟意,因此,纯几何无鸟意的三足酒器可名之为“盉”。“鬶”是在大汶口考古中命名的,其三空足饮器的鸟形特征明显,因此鸟形的三足饮器可称之为“鬶”。非鸟形之盉与鸟形之鬶构成三足酒器的两极,中间有大量不是鸟形而有鸟意的三足器形。因此,从三足饮器的拟形上讲,可把鸟形之鬶和非鸟形之盉之间的器形称为鸟意型。鸟意,本就在象鸟和非鸟的有无之间,器形众多,把握甚难,论者一般把鸟意更浓、与鸟形器接近的归于鬶,鸟意更淡、与非鸟形器接近的归于盉。整个三足酒器的演进,高、邵文中的“陶鬶(盉)源流关系示意图”,提出三足饮器从山东兴起,在鲁-苏北、苏南-浙北、赣-闽地区的整体演进*高广仁、邵望平:《史前陶鬶初论》,《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吕著“海岱系统陶鬶渊源及概略发展状况示意图”,提出三足饮器在浙北-苏南兴起,从此区发展到苏中、苏北-皖中、鲁南、膠东-鲁北、豫西,都是鬶盉并列,但以鸟形器之鬶占绝对优势,以盉为零星辅助。*吕琪昌:《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鬶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不过盉虽然不多,却占据了起点和终点。所谓的起点和终点,以及漫长曲折的中段,更应从区域文化差异和特点不同去看,但这一头一尾和中间长段的不对称,令人思考。杜文的“封顶陶盉演变图”呈现盉在长江地区、中原地区、关中地区的演进*杜金鹏:《封顶盉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吕著“中原系统主要陶鬶盉源流关系示意图”呈现长江中游地区、河南地区、陕西地区鬶盉的演进,*吕琪昌:《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鬶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 二人除了在源流上观点不同,呈现器物基本相同,除了极个别的器物有鸟形外,大部分为非鸟器之盉,小部分为有鸟意而偏于盉之器。只是杜文因强调盉的河南起点和二里头主流,图中之器以顶上有管流为主,吕著突出由江汉入河南,图中大力强调石家河文化中晚期之器,以平顶敞口为多。二图的主色都是非鸟形之盉。邹衡将三足酒器演进终点的封顶盉称为“鸡彝”,这一基于先秦文献的命名应当更为可靠。这样,三足酒器的演进,在器形上,不算起点上短暂出现的完全非鸟形,是鸟形之鬶到非鸟形之盉的演进,从名称上看,是无鸟意的“鬶”-“盉”之名到有鸟意的“鸡彝”之名的演进。器形和名称正好两两相反,令人思考。
三足酒器命名应当怎样才妥贴呢?下面把文字、器形、观念三者结合起来,做一思考。
三足酒器的起源,无论如高广仁、邵望平那样定在山东地区,还是如黄宣佩和吕琪昌那样定在太湖地区,在器形上,都是从非鸟形的盉器开始。其演进终点,又被杜金鹏命名为“盉”。“盉”字的被引用,是以自宋代以来学人对一种酒器在器形特征上的共识为基础的。因此,我们从“盉”字开始展开探讨,《说文》曰:“调味也。从皿禾声。”*《说文解字段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97页。 显然许慎对“盉”的定义,不太重器形,而强调烹调过程。但烹调必有器,“盉”字的器“皿”没有三足。《古文字诂林》中引“盉”字的金文22字,20字所指之器皆平底器,只有两字似有足*李圃:《古文字诂林》第五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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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资料来源:李圃:《古文字诂林》第五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
后一字有足但是上“禾”下“鼎”字,强调在鼎中调味,突出了“盉”字重在调味的本质和过程。前一字中的器似
而有足,联系到大多数“盉”字的无足,恰如河姆渡和马家滨的盉,或有足或无足,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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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资料来源:吕琪昌:《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鬶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但盉的演进历程是从器之足或有或无到以有足之器为主。“盉”在文字上只有金文,反映了殷商以后的盉器之形,而非此前的盉器之形。而反映殷商之前的盉器,与酒器之盉最相关、具有概括性的字有二:一是“
”(吴盉),呈现把禾以及由禾象征的食物倒进器皿之中进行调和;二是“
”(伯春盉),呈现在酒器中进行调和。王国维《说盉》曰:“盉者,盖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王国维:《观林堂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把与酒器相关的基本因素关联起来,并与灌礼结合起来,可点出观念性的几点:一、禾关系到农业与天地的运行规律;二、禾以成酒,内蕴着天道的转化规律;三、把酒按礼的规定进行调和与施行,遵循天人合一的规律;四、在前三者的基础上,为了增强酒器的神圣性,平底之器加三足以升高成为礼器;五、虽然在禾的观念体系中包含着鸟的观念,然而由于这类三足酒器的观念渊源由禾所代表的农业天道而来,因此器形上并不着意强调鸟形,因此器形上,以非鸟形器出现。整个观念加上这五点内容,“盉”可用于三足酒器之名。酒器成礼器,是与灌礼结合在一起的。《礼记·明堂位》把灌礼中酒器称为“灌尊”。尊是仰韶文化的酉器在礼器上的升化。“尊”字强调的是本质和过程,“盉”字强调的也是本质和过程。“尊”字是没有三足的,是西北地区的酒礼器,酒礼器从整个远古到夏商周的演进,最初是无足且无鸟形的壶、酉、尊,最后也是无足且无鸟形的觚、卣、罍,但中间是有足的鸟形器。把礼器作为一个整体,从本质和过程来把握,并从古汉语“浑言不别”的原则看,把“盉”用于三足酒器,特别是非鸟形酒器,并不算不对。只有当在现代汉语把“析言有别”原则扩展到浑言中时,“盉”字的精确性有问题了。然而盉的“天道-农业-酿酒”内容又已嵌入到三足酒器之中,因此,用“盉”名器,又有理可寻。
三足酒器体系的出现,首先是在大汶口发现的鸟形器,然后是二里头的封顶盉,后者被邹衡名为“鸡彝”,前者在器形,后者在名称,都与鸟相关。大汶口的三足鸟形酒器在城子崖刚被发现时,考古学人“为便于称谓计”而依《说文·鬲部》之“鬶”来命名。*鬶之命定名,始于李济总编辑、傅斯年等执笔:《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刊印本。 自此以后成为这类三足器的约定名。但也有质疑者,文字学家唐兰就认为不妥,他认为大汶口的三足器是一种陶温器,而按文献的解释,《说文》说“鬶”是三足釜,为炊器。与之同意或意同形异的字还有“鬴”(《说文》:鍑属)、“
”(《说文》:三足鍑也)、“錡”(《说文》:鉏也,江淮之间谓釜曰錡)、“鍑”(《说文》:釜大口者),等等,都是炊器。因此,唐兰认为,这种陶温器不应为鬶,而应是青铜爵的前身,可名为陶爵或原始的爵。*唐兰:《论大汶口文化中的陶温器—写在<从陶鬶谈起>一文后》,《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7期。 不过,原始陶爵是从周代之眼光看,如果从夏代的视点看,应称原始陶彝,即大汶口的三足陶温器是夏代鸡彝的前身。如果再向上溯,西方仰韶文化区称灌礼之器为灌尊,大汶口的鸟形三足酒器就是东方的“灌尊”。但东方鸟形酒器有足,不同于西方无足非鸟形酒器之尊,应当怎么称呼呢?这里关系到远古酒器演进中的复杂问题,“鬶”从字形上,与“鬴”和“
”一样,牵扯到大汶口文化中作为陶温器的三足鸟形器与仰韶文化中作为炊器的三足鬲的复杂互动,按吕琪昌之说,还有南方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参入到这一复杂互动之中。这样,从三足酒器的起源、演进中的地域差异、最后的综合定型等方面考虑,可大致分为四类酒器:太湖地区三足和平底兼有的酒器,山东地区以鸟形为主的三足酒器,江汉地区以非鸟形为主的三足酒器,中原地区略有鸟意的三足酒器。这四大地区尤其是前三个地区的灌礼酒器,应当怎么称呼呢?
:三大地区酒器的命名、美学外观、观念内容太湖地区的酒器,可沿用固有词语“鬶”、“盉”予以命名,但对之加上新的内涵。在起源时,酒礼器如上面文图所呈,有足无足皆有,三足的称为“鬶”,平底的称为“盉”,以突出“鬶”字中“鬲”的三足和“盉”字中“皿”的平底。平底之酒器,仅从太湖地区的器形上看,更应命名为“
”。如果说,“鬶”字借自西北地区的三足鬲,在地域上不甚妥,那么,“
”取自南方的平底鬯器,内蕴了酒器之前的香水之器,“鬯”上加“矩”,表明与鬶一样,进入礼器,具有天下尺度的作用。“
”不但有“盉”的内容,而且与“鬶”形成互文。但“
”讲解复杂,“盉”则简而易懂,且已用上,从长时段与后来的演进状况看,还是以“盉”为名稍好。言归正传,盉定型后,平底消失而全为三足,三足酒器中有鸟意和无鸟意之器兼有,吕琪昌将之分为A和B两类,A型有3型(I型4式,II型、III型各1式,共6式),B类有3型(各1式),共2类6型9式。基本以鸟意形为主,以几何形为辅,*吕琪昌:《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鬶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1页,因行文需要,文中将原文的“型-式”改为“类-型-式”。见图4。

图4
资料来源:吕琪昌《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鬶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1页。
有鸟意或有鸟形的可称为“鬶”,这里不按“鬶”的原义(即不按西部之鬲的具体器形去理解),而从太湖酒器自身的特征(仅把“鬲”理解为三足器)去解说。《说文》释“规”曰:“有法度也。”表明此三足器进入到了礼的核心。这具有“法度”的核心是以鸟体现出来的,三足器的鸟意鸟形乃天(太阳鸟)之运转原则,法度(规)之象征。无鸟意或无鸟形的称为“盉”,“盉”彰显其地(禾的生长)的生长原则,粮食(禾)经过酿造而成酒之奥理。这样,以“鬶”、“盉”称太湖地区初起和成型时的三足酒器,是按古代汉语的动态性质进行定义,并且两词之义互渗整合。当三足酒器进入山东地区和江汉地区时,“鬶”、“盉”之义仍内蕴在其中,只是不同地区有了不同的特征,需要用新词予以命名。
山东地区以鸟形为主的三足酒器,可以用一个古词来命名:“鷷”。高广仁、邵望平把由大汶口兴起发展至龙山文化的整个三足酒器系统分为鬶与盉。鬶有5类22型24式,加上归类在其中的盉有2类3型,共27式,单列出来的盉有3类4型,二者相加共31式。*高广仁、邵望平:《史前陶鬶初论》,《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文中对类型的划分,以“式”为大类,“型”为小类,本文统一进行了调整,以“类”为大,“型”为次,“式”为小,内容不变。 其中山东地区的三足酒器,无论袋足还是实足,其顶口之流,上竖或平展,皆为突伸,如鸟头之貌,鸟形特征甚为明显,如图5。

图5
资料来源:高广仁、邵望平:《史前陶鬶初论》,《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西方的酒礼器为无足酉形之尊,东方的酒礼器为三足鸟形器,二者融合产生的结果正好是鷷。《尔雅·释鸟》:“南方曰翟,东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 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杜预注《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鷷为西方的工正,与陶酒器工艺之精湛相合。* 李学勤主编:《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从各族群互动融合的角度来看这一段话,可理解为,酉器之尊在与东方的互动中成为鷷。东方本无鷷器,与西方结合之后方有鷷器。因此在东方人看来,鷷乃西方之器;在西方人看来,西方本无三足之鷷,在与东方互动之后才有,鷷应为东方器。实际上,鷷器虽是东西方器形在中原地区结合的产物,当东方的鸟形酒礼器尚无自名时,可暂用此来称东方之器。为照顾已有之名,也可称为“鬶鷷”。加“鬶”于“鷷”上,表明起源于太湖地区的三足酒器中鸟形、鸟意的一面在山东地区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与突出。
江汉地区以非鸟型为主的三足酒器,也可以用一个古词来命名:“
”。吕琪昌认为江汉地区的三足酒器来自太湖地区,因此按太湖地区的分类呈现其在江汉地区的演进,从其所呈之图像,可以明显看出江汉地区的三足酒器仍是鸟意器形为主,但鸟意之减弱趋势甚强,其平口捏流之口,伸向短小而不突出,几乎已是非鸟意器形,*吕琪昌:《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鬶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63页。 如图6。

图6
资料来源:吕琪昌:《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鬶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63页。
西北仰韶文化的酒器为非鸟形而无足的酉,南方江汉文化的酒礼器非鸟形而有足,似西北方之鬲,鬲是三足炊器,将之用来盛酒或温酒,成为
。《说文》释“
”曰:“
也”,段注:“《广韵》曰:下酒也,按,谓滴沥而下也。”这里已经把鬲的炊器功能转为酉的酒器功能。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当江汉地区的三足酒器出现时,在西北之人看来,正是把尖底瓶的酉器加上鬲的三足而成,而这种组合的创意又应是在江汉地区非鸟形三足器的影响下形成的。当江汉之人看到西北的酉形酒器和鬲形炊器之后,同样应更能理解本地区的非鸟形酒礼器,用这两器形结合的“
”字来表达。当江汉地区的非鸟形酒礼器尚无自名时,可暂用此词来称南方之器,为照顾传统说法,也可称为“盉
”。把“盉”加在“
”上,表明起源于太湖地区的三足器中,非鸟形、非鸟意的三足酒器在江汉地区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与突出。
中原地区的三足酒器,《礼记·明堂位》曰:“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西方之酉尊,东方之鬶鷷,南方之盉
,在中原地区互动,产生了二里头即夏文化的三足酒器。杜金鹏把中原地区、江汉地区、关中地区的三足酒器作为一个整体,分为6类15型(A类2型,B类1型,C类4型,D类4型,E和F类各1型),中原地区的三足酒器在杜文的“封顶陶盉演变图”中呈现的是:以中原具有独特性的A类II型作为起源,在三地区演进。在中原的演进主要有2类4型,即C类I型,D类的I、II、III、IV型,如图7。*杜金鹏:《封顶盉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图7
资料来源:杜金鹏:《封顶盉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吕琪昌只把江汉地区和中原地区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归纳出6类25型48式。*吕琪昌:《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鬶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74页。具体为:A类7型共18式(I类2式,II类4式,III类3式,IV类2式,V类2式,VI类4式,VII类1式)。B类3型共5式(I型1式,II类3式,III型1式)。C类2型共3式(I型2式,II型1式)。D类3型共4式(I型1式,II型2式,III型1式)。E类3型共6式(I型2式,II型3式,III型1式)。F类2型2式。G类5型共10式(I型1式,II型4式,III型3式,IV型1式,V型1式)。演进历程是由江汉地区向中原地区演进,因此最后统一到二里头文化的三足酒器上,如图8。*吕琪昌:《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鬶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68页。

图8
资料来源:吕琪昌:《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鬶到夏商文化的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68页。
二里头三足酒器的正式名称如邹衡所说,应是“鸡彝”。郑玄注《礼记·明堂位》“鸡夷”曰:“夷读彝。”这里透出了两项信息:第一,夏代的酒礼器叫“鸡夷”,即“鸡彝”。“夷”,可释为器形的三足和鸟形,主要来自夷,即与产生地相关,这里“夷”可指山东地区的东夷,也可指江汉地区的南蛮,还可溯源到太湖地区的东南夷。“夷”又可释为秋之肃杀,还可释为规律或常道,与观念体系的建构有关*《说文》释“夷”曰:“东方之人也。”《尔雅·释诂》:“夷,灭也。”《小尔雅·广言》:“夷,伤也。”(《小尔雅义证》,黄山书社1911年版。)《逸周书·武穆》有“夷德”之语,孔晁注:“夷:常。”(《逸周书汇集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夷之为彝,应体现了从个别(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南方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向一般(东、西、南方在中原地区融汇后的龙山文化)的演进和从礼的具体功能(酒器)向观念体系(天人关系)的演进。第二,鸡彝用于灌礼。龙山时代的鸡彝用于灌礼,仰韶文化的酉尊、大汶口文化的鬶鷷、江汉文化的盉
也应用于灌礼。在性质上,三类酒礼器都可称为灌器(灌礼之器)。灌器之本质是建立在雚的观念上的。远古时期,形成了以雚为核心的观念体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绞缠的内容(有另文详论),这里且以文字方式简约言之:“雚”既为禽鸟(鸛),又为花草(萑),与太阳的性质相连(金乌),与风的性质有关(飌),最主要的是与水相关(灌),关系到人对世界本质的认知(觀),联结到人在世界中的根本喜悦(歡)。这些丰富的观念内容集中在原始仪式中,并以灌礼的形式体现出来。正是在由农业之水而来的雚的世界观中,产生了东、西、南、北方各类的灌礼和不同的灌器。从这一远古宏观图景看,西、东、南三方的灌礼器酉尊、鬶鷷、盉
,在中原地区的互动,在器形上产生了平视略带鸟意、俯视呈神鸟面或神鸡面或神人面的三足酒器(见图9),联系到殷商时代同一器形的俯视图,会对夏代鸡彝器形俯视图的内容在命名上有更深的理解,在名称上却是鸟意十足的鸡彝。这一名称的最大特点,是在突出了中原地区和江汉地区的鸡的同时,又强调了鸟形特征不明显、甚至鸟意特征也不明显的彝。这一名称,包括了灌礼酒器在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从东方与中原的演进线上看,东方之鸟变成中原之鸡,二是从西方和南方到中原的演进看,西方之尊和南方之
变成了中原之彝。

图9
资料来源:杜金鹏《封顶盉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可以说东、西、南方三足酒器互动演进的主要内容,都凝缩在“鸡彝”这一名称上。
在器形上,鸡彝从正面看不是鸟形,顶多略带鸟意,与鸟形明显的山东地区三足酒器相比,甚至可说是非鸟意器形,但在命名上充满鸟意,鸡,鸟之殊种,“彝”内含着鸟。在器形非鸟而名称有鸟的两极互渗中形成的内蕴,从“彝”字上透了出来。
“彝”在甲骨文中为:
(前五·一·三)
(甲二九三二)
(3932)
“彝”在金文中有:
(作且乙尊)
(向簋)
(亦壶)
(史颂簋)
(父丁尊)
(蔡姞簋)
“彝”在契文中有:
(古文四声韵)
(说文)
从三种古文字中可见,甲骨文中“彝”字主要是下面双手与上面鸟形,以及鸟旁一竖形物,可短可长,或为中杆,或为树,或为戈钺,应与神圣象征关联。在金文中,竖形物消失而变为两点或三点,应为定形“彝”字的“米”字之源,同时鸟的尾部穿连的○或□形,是定型“彝”字中部的“系”字之源。在契文中,鸟形变抽象,米和系开始成形出现。这样,“彝”字内蕴具有鸟观念的鸟形灌器(鬶鷷)和具有禾观念的几何形灌器(盉
)于一体,还体现出行礼过程中的敬意。薛尚功说“彝字极古”,罗振玉说其谊(义)不可知也,刘节说彝之来源甚多,*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九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4-1267页。 都讲出了彝字的复杂性。这类从太湖地区出现的三足酒器,在山东地区和江汉地区形成体系,又在与仰韶文化的互动中、在进入龙山文化后演出新形,必然是相当复杂的。但其主体构成,如罗振玉、商承祚、刘节、李孝定等所释,象两手奉(或持)鸟,只是为何种鸟,多数认为是鸡,刘节说是玄鸟。文献最后定为鸡彝,释为鸡不错,但三足酒器是在大汶口成鸟形特色。王小盾指出,鸡文化的主要地区是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河北磁山文化最早显示了养鸡业的发达,湖北屈家岭文化以多种陶鸡显示了以鸡为内容的观念体系,而养鸡及其观念在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家蓄业和观念中比重甚小。*王小盾:《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3-505页。 王小盾主要依据《中国古代农业考古资料索引(九)》*《中国古代农业考古资料索引(九)》,《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中的资料,这一资料中关于鸡的真实性,虽然得到大多数学人的支持,但也遭到考古界的质疑*支持的有赵兴波等:《全新世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家鸡驯化》,《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2014年12月;王铭农、叶黛民:《关于养鸡史的几个问题的探讨》,《中国农史》1988年第1期。质疑的代表作有袁靖等:《中国古代家鸡起源的再研究》,《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质疑者主要认为资料中的鸡骨不是鸡骨而是雉骨,考虑到古人的鸟禽分类学与今人的差异,特别是古人的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与今人的差异,资料表中“鸡”是“雉”基本不影响本文所谈的问题。这样,在这些资料和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鸡”字,都将其理解为包括雉科的鸡类,当然这一“包括”是建立在远古观念和远古思维的基础上的。当然,王小盾以及宋艳波进一步修正后*宋艳波:“整个新石器时代,海岱地(包括北辛、大汶口、龙山诸文化)发现有鸡类(包括雉科)遗存的遗址数量并不多。各遗址的材料,数量上均不占任何优势,且大部分遗址并未提及判断为家鸡的具体依据;而且很大一部分遗址直接说明其为雉科,并非驯化的种属;有描述判断依据的遗址如西公桥和玉皇顶遗址,都是参照磁山遗址的判断标准(这一标准受到袁靖等的质疑)。”(宋艳波:《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山东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第61页。),都指出东部文化中,鸡类不占优势这一现象还是存在的,而这又正好透出了彝型酒器形成历程的复杂性。
大汶口是鸟文化,鸡在鸟的体系之内。因此从总名上来讲,大汶口的三足器如图所呈,彰显的是鸟的体系。可以想象,东、西、南三方的互动中,庙底沟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鸡雉与大汶口文化的鸟进行了文化和美学上的融合,形成了龙山文化的鸡彝。这一以中原为中心的互动融合中,有着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底层基础的庙底沟文化之鸡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之鸡,占有了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了鸡彝酒器。这一新融合的新名之所以能够成功,又在于鸟文化与鸡文化本有共通之处。《左传·昭公十七年》讲到了东方的少昊氏时代各种以鸟为名的鸟氏:“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鸣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鷞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工。”众多的族群形成了众多的鸟类。这些不同鸟类的分类核心是什么呢,是由天地运转而来的季节变化。季节变化最重要的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两开(立春、立夏)、两闭(立秋、立冬),相关的鸟为:玄鸟、伯赵、青鸟、丹鸟。东部文化以鸟作为天地季节变化的象征符号,西部和中部同样也用鸟的符号去把握,这从庙底沟彩陶上的随日鸟形和大河村彩陶展翅鸟形等可以看出,但最为重要的是自磁山文化开始中原地区鸡类的重要地位。如果说东部的鸟在季节有规律的展开和循环中具有关节点的作用,那么,鸡则通过每日晨鸣将一年四季的变化具体为每一天的到来,《说文》曰:“鸡,知时畜也。”这个“时”是具体到每一天的,如《玉篇·鸟部》所释:“鸡,知时鸟,又称鸡,主呼旦。”《说文》归鸡为畜是从六畜(马、牛、羊、鸡、犬、猪)体系来讲鸡,《玉篇》归鸡为鸟是从禽(鸡、雉、鸟)的体系来讲鸡。当在东方鸟体系中并不甚重要的鸡与在中原鸟体系中甚为重要的鸡互动时,鸡在整个文化中的建构就显得重要起来。“鸡晨鸣”这一每日开始的标志与作为天上之中的北斗关联起来。《春秋·运斗枢》曰:“玉衡星精散为鸡。”*《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北极、极星、北斗带动天下万物的运动是通过日、月、星的运转进行的,《春秋·运斗枢》又把鸡与太阳运行关联起来,又引《说题辞》曰:“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离为日,积阳之象也。火阳精物,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形成了本体北斗-中介太阳-每日鸡鸣的观念体系,这一观念体系影响了人文状况,如《周易纬·通卦验》曰:“鸡,阳鸟也,以为人候四时,使人得以翘首结带正衣裳也。”*《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一天人的互动增加了鸡在天人关系中的地位,《山海经》中的《西次二经》《北山首经》《北次二经》《中次三经》《中次八经》《中次十经》都有“祀鬼神以雄鸡”的内容,其地理方位又正与考古上鸡在西部和中原的重要地位相呼应。而在龙山文化时代东、西、南、北方的互动中,鸡进入到了重要位置。《周礼·春官宗伯·鸡人》云:“鸡人掌共鸡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呼旦,以警百官。凡国之大宾客、会同、军旅、丧纪,亦如之。凡国事为期,则告之时。凡祭祀面禳衅,共其鸡牲。”*李学勤主编:《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里透出的是鸡进入文化中心之后,把自然功能(夜呼旦)和文化功能(警百官)结合起来,进入到宾客、会同、军旅、丧纪等各项重要仪式之中。这一鸡向礼乐文化的全面展开,应是与鸡向凤凰的演进同步的,《山海经·南山经》曰:“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袁珂校释:《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在石家河的玉器中,有鸡头之凤,又有鹰头之凤。当凤凰形成之后,鸡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但因在向凤凰演进的过程中,曾有过巨大的辉煌,因此在之后的文化中仍有虽非中心而仍重要的位置。对于鸡在龙山文化时代各族群的互动中所起的作用,且把《中国古代农业考古资料索引(九)》的材料按本文的逻辑重新编排,如表1所示。
表1 龙山文化时代各地域考古文化中的“鸡”遗存

资料来源:《中国古代农业考古资料索引(九)》,《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仰韶文化以陶绘为主的尖底瓶酉器,与大汶口文化以鸟器形为主的三足器、江汉文化非鸟形三足器,进行东、西、南地域文化的多元互动,经龙山时代的融合,终于演化出新的酒礼器—彝。彝,在观念上,内蕴着酉的天道观念;在形象上,以中原的鸡观念为核心;在器形上,以东部和南部的三足器为基础。三足酒器在东部的大汶口,是以鸟形为主,在南部的屈家岭、石家河,以几何形酒器和鸟意形酒器为主。当太湖地区的三足器进入到江汉地区,仍是鸟意器形为主,但鸟意之减弱趋势甚强,乃至如图6所呈,为非鸟意器形。太湖地区有鸟意器形,进入到江汉地区鸟意减弱,原因甚多,可以考虑是因为东部鸟观念与中原鸡意象冲突而产生妥协,让一种非鸟意的类似于几何的第三型产生了出来。正是几何器形具有综合特征,在数量上,三足饮器主要由以鸟意器形(鬶鷷)为主转为几何器形(盉
)为主。多种三足酒器,最后基本统一到二里头文化的鸡彝上。
太湖地区之鬶盉、山东地区的鬶鷷、江汉地区的盉
三种灌器体系相互比较,并与二里头定型为鸡彝的灌器体系进行比较,一条基本的大线呈现了出来:第一,三足饮器在太湖地区产生,是以具有鸟意形之鬶与无鸟意之盉构成两极互渗的交织体系。第二,太湖地区的鬶盉传到山东地区,与大汶口文化互动,产生了以鸟形三足饮器为文化特色的鬶鷷体系。第三,大汶口的鸟形体系反过来与太湖地区鬶盉体系互动,极大影响了苏北-皖中地区的鬶盉体系,使之与浙北-苏南地区在鸟意三足器与无鸟意三足器之间摆动的鬶盉体系区别开来,成为在鸟形三足器与鸟意三足器之间摆动的鬶盉体系。第四,太湖地区的鬶盉体系,经浙江、安徽、江西三路进入江汉地区,在文化互动中,鸟意特征明显减弱,形成了江汉地区以非鸟形为主的盉
体系。第五,江汉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非鸟形盉
体系从南方进入中原,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鸟形鬶鷷体系从东方进入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酉尊体系从西北进入中原,在三大文化的复杂互动中,随着二里头文化的产生,酒器在以鸡彝为主的三足酒器上得到定型。鸡彝这一器形,比起西方的酉尊器,有了三足;比起山东的鸟形器来,几无鸟意;比起江汉的非鸟三足器,有一上竖之管而约带鸟意。由上往下看,鸡彝顶上平面显出神鸡或神人之面形。总之,从器形角度,鸡彝平视无鸟意,俯视有神相,名称上有鸟意,而这有鸟意的名称,以鸡突显中原中心,以彝包容各方内容,与二里头文化容纳天下相一致,以灌器来象征容纳天下的新综合。
鸡彝之名,应是以中原之鸡观念为基础的,在与西、东、南方各文化的互动中,鸡意渐弱而彝意渐长,鸡彝是酒器的专名,而彝乃礼器的通名。在这一意义上,各族群的融合在酒器上的体现,最后应是落实在“彝”字的字义扩张上。
彝又演出了怎样丰富的器形和观念,《礼记·明堂位》讲的灌礼之酒器从夏代鸡彝到商代斝和周代爵的演进,又是两个很复杂很悠长的故事了。
中图分类号:K8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8)01-0077-11
收稿日期:2017-05-20
作者简介:张法,男,重庆市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 金华 321004)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