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庆
语言是人类沟通的重要媒介工具,它所代表的意义不只是个人的意志表达,也是群体之间共同的文化现象,更是大家藉以相互取得信任的工具,其功能有如银行之间的汇兑交易,所谓人言为信,正是这个意思。也因如此,随着人类形成聚落,群体之间便有共同语言的出现。早期没有语言的时代,人类往往以行动表示一己的内心意志,如今广义的语言学已经把这个行为动作列入范畴之中,所谓“身势语言”或“行为语言”,都是在部落时期语言犹未创设的时代,人类意志表达的一种方式。可是有了语言之后,这种无声的外在动作却也未必就此消失,它仍然具有辅助一般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所谓“声嘶力竭、血脉偾张”或“面红耳赤、怒发冲冠”,多少都代表着人在话语之外行为意志的存在。如今专门钻研分析这门学术的学科我们每每称之为“行为科学”,而行为之中有些是人类共同意志的表达,喜怒哀乐常常是人类情感的共同表现,除非一些例外及特殊的个别行为,所谓“笑里藏刀”或“口是心非”,那是表里不一的人类表现。
然而用行为表达意志起源虽早,却非一种最好的方法,一旦视线不佳或在黑暗无光的时刻,要用行为表达个人意志,便起不了表意作用或大打折扣。就以“名”之一字而言,其字从“夕”从“口”,原来表示的意义是指平常时赋予每个人各有专属记号,一旦视线不良时,只能使用声音在群体之间传达给对方及交换个人的意念,让两者之间起了一定的线路传导,因此必须将传达对象给予具名化,赋予特定的专属记号,如此,传达线路才能发挥一定的传导功能。所以,语言绝对是人类群体交换意志的最有效工具,其取代身势行为的沟通方式也是必然的结果。只是若以物理现象而言,语言之所以发生作用即是人类透过发音器官,由腹部横膈膜挤压了肺部的空气,经过气管,震动了声带,再经口鼻腔的共鸣器和舌、牙、喉、齿、唇等诸部位器官所产生的各种阻隔作用及高低缓急的规律,于是自自然然地发出各式各类的不同声音。一般而言,除了天赋异禀和少数声乐学家外,常人所能发出和听闻的音频高低,大致有其概数,太高或太低的物理音频都非一般人类器官所能出口与听闻。随着人类语言的复杂发展,元音的高低洪细与辅音的组合,形成各式各类的音节。于是不同的声音及语序规律代表不同的意义,是为人类各个族群的语言。由于表义随着人类的文明而愈趋复杂,致使同音节语言日益增多,区别意义也必然更加繁复困难,于是印欧语系走向用字母拼音,又以音节的长短及轻重规律的位置作为标示不同意义的多音节语言。汉语则保留最原始的单音节语,同音字既多,又不得不借用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再分阴阳,区别其同音词义;更由此发展为复合词组,最终殊途同归,也走向类复合音节的语言发展。
因此,从行为动作到语言是人类表意的必然过程,孩童在还未认识文字之前,躺在妈妈的怀抱中便有了感应,所以中国古代主张胎教,《韩诗外传》卷九云:“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汉)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6页,又贾谊《新书》亦有《胎教》一篇,其所记杂事更多。其所指的意涵是在母亲怀胎,幼儿生命开始的一刻起,已经展开学习之旅,妈妈的行立坐卧一言一行都必须谨慎从事,自己心境的变化也必然会影响胎中小孩心智的发展。等到出生以后,在父母周边,透过视听触闻等感觉器官,从简单的哭闹与欢笑等行为学会表意,到了牙牙学语之后,更进入复杂的话语,开始从事最基本的表意和沟通,也进入社会前的家族适应。所以在胎教及未识文字之前的母语学习,无疑是刻入孩童脑海皮灰质中最深层的记忆,也是整套文化系统的基本价值输入孩子的初步,其影响孩子一生的未来和行事准则乃是必然之事,重要性无庸赘言。
然而语言既是随着声波气流向四周扩散的声音频率,也必然随着时间的长短或距离的远近,逐渐地消失不闻,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诚非虚言。因此必须有一种可以记录表意或记忆的替代物,文明或文化才可以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否则人类的历史记忆或话语里头的深层意义,往往会随着古代巫师或老人的失忆中断而无法传承,于是人类文明需要重走一遍或再次学习一次,自然拖住了向前发展迈进的速度。所以在有语言之后,文字尚未创设之前,人类辅助记忆的方法是用结绳或者简单的线条刻画,所谓大事大其结,小事小其结;也有考古上所发现的岩壁图画或线条等作为辅助记忆的方法。
只是结绳或非文字的简单线条,毕竟无法满足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愈趋复杂的文化现象,于是需要具有纪录语言的表意工具,如印欧语系从字母直接走向拼音的途径,用以记录语言;至于方块的汉语,勿论从实体的简单象形图画,或用虚拟的意化指事,以及两组意符组成所会合的新意符,仍然无法满足人类文明进化表意的需要,最后还是不得不走上一半表意一半记音的形声字,用来纪录语言,因为它是最有效及最简便的方法。所以《说文解字·序》说: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序》,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年版,第761页。
《淮南子·本经训》也谈到:“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汉代高诱注云:
苍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书文所效,故夜哭也。鬼或作兔,兔恐见取毫作笔,害及其躯,故夜哭。* (汉)刘安著,高诱注,《淮南子注》卷8《本经训》,上海:上海书店影《诸子集成》本,1986年版,第116-117页。
则知文字创作之初,天地万物也都有了感应。故殷商始祖因执刀笔而为书契,非但能够传承文明,并深受部落族群所拥戴而王之。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卷三十云: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汉)班固撰:《汉书》卷30《艺文志》,台北:鼎文书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15页。
足见文字具有传承文明的功能,其重要性显然可知。是以历代帝王每在朝政一统之后,总是不忘从事《说文解字·序》中的提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序》,第771页。认为统一文字是统治者必须推行的首要任务,与正朔历法同等重要。因此,历来传言: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序》,第761-762页。
自仓颉开始制作文字之后,逐渐有人运用这些符号来记录事物,于是积累成书,因而历经了五帝三王,文献史料日渐增多,文字的形体也随着历代帝王而有不同的变异,因而在泰山留下的石刻史料凡有七十二代的不同纪录。《周礼》就特别规定,孩童八岁入小学,保氏则以六书教导他们,即是针对孩童进行识字的基础教育,也是孩童启蒙教育的开端。
只是以当日中国的政治条件要做到这样的普及教育颇为不易,大概仅能限于政治管理所及的中央或局部地区的贵族士大夫而已,一般乡间的庶民百姓要接受这样的教育仍有困难,而可能留下教育儿童识字的文献即是《史籀篇》,该篇是周时史官教学童的书,形体与后来孔氏壁中发现的古文不同。尤其东周末期、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语言文字随着地理区域及风物的不同而有区别,以至于孔子私人兴学,教育三千弟子读经,也要用自己所认可的“雅言”讽诵,若依事实推论,不过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折衷作法。故许慎《说文解字》云: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畮,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絶矣。*(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序》,第765页。
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不得不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令,并且请李斯作《仓颉篇》七章、赵高作《爰历篇》六章、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多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是为秦篆,成为有秦一代的文化系统符号,并且在各处刻石记功,加以推广运用。后来官狱多事,苟趋省易,又有施之徒隶的法书体裁,所谓秦隶是也。
汉高祖初入关中,虽然有了简要的约法三章,可是萧何还是收集了秦代相关的律令,作为汉朝治理国家的重要基础与依据。但是对于文字的整理依据《汉书·艺文志》大致经过的流程是:
汉朝初年,闾里塾师曾经把《苍颉》《爰歴》《博学》等三篇合而为一,断六十字为一章,总共凡有五十五章,并承原题作《苍颉篇》,后来每称之为《三苍》。
到了武帝时,则有司马相如创作《凡将篇》,与《苍颉篇》中的文字全无重复者。元帝时,有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也有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两者都出《苍颉篇》中的正字,没有多出《三苍》的内容,唯《凡将篇》则颇有出入。可见这段时间以编纂字书为主,针对文字的形符、字义进行整理。中央也特别规定,若要担任政府官员的职务,必须经过讽颂九千字的考试,及格之后才能获得派任为执笔的文书史官。这九千个字数实比秦时所编纂的《三苍》大篆的字数为多,成为许慎编纂《说文解字》一书时的基本用字,更是西汉年间文化的基本符号。同时也证明了当日小学教育先以六书识字为先的进程,成为儿童教育的启蒙初阶,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经部四十·小学类一》云:
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岐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其有兼举两家者,则各以所重为主,如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实字书,袁子让《字学元元》实论等韵之类。悉条其得失,具于本篇。*(清)永瑢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40《经部四十·小学类一》,台北:艺文印书馆,1969年版,第829页。
足见穷源溯流,儿童识字始于六书,也是启蒙教育的初阶,两汉以来小学之童蒙课本,除了附属在《孝经》之《弟子职》一篇(见于《管子》第五十九《杂篇十》)外,其余大都是汉人所编写的字书,凡有《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入小学教材,以至于《汉书·艺文志》曰:
《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工以治,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汉)班固撰:《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20-1721页。
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篇》,又易《苍颉篇》中的重复文字,凡有八十九章。班固自己也再续扬雄之作十三章。总共凡有一百三章,无重复字,而六艺群书所载文字也大略齐备了。至于《苍颉篇》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这是汉儒对文字的正音工作。后来传至外孙之子杜林,又为《苍颉篇》作诂训字义的工作。这些都编入三家之中,凡有一百五十九篇,重出十一篇。这就是汉人编辑小学字书的范畴,也是启蒙识字的基本阶段,而所形成的文学作品则是有汉一代的赋体文章。
中国的启蒙教育发轫于六书的识字教育,以及《弟子职》一篇,教导的是人际之间应对进退,以及简单基本的做人道理。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才能进入《孝经》《论语》等小型经典的研读,然后才修习更高层次的大学课程。也因如此,两汉期间,不断地出现文人士大夫在政府的倡议之下,进行字书的编辑著述;而政府的用人也视其读诵或书写这些字书的能力标准,授予适当的职位,表现最好者甚至还颁给更高的官职加以鼓励。毕竟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迄于东汉初年,诸子并非大学的必修学分,然而六经也非初学者之所能研读,以至于面对秦火之余的经典,谨守师承,章句诂训,正是那时儒林师生之间所从事的工作。识解文字正是进入经典的一个必备基础,也是启蒙教育必需教授给予的内容,所以从《苍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以六十字为一章,编辑成五十五章的《三苍》篇什,到《凡将篇》《急就篇》及《元尚篇》,而扬雄之作《训纂篇》,顺续《苍颉篇》,又易重复文字成八十九章;而班固则续扬雄之作十三章,总共凡有一百三章,六千一百八十字许。以迄许慎《说文解字》一书凡有“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类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正好反映了这个时期文化系统的基因符号,小学识字启蒙教育的大概内容,更是继承汉初以来,字书编辑和考试内容的一个总结。
两汉以后,《隋志》增入金石刻文,《唐志》又多加了书法书品,已非原来宗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加纷岐*(清)永瑢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40《经部四十·小学类一》,第829页。,也使后来的启蒙教育更呈多元。
收稿日期:2017-10-12
作者简介:王三庆,男,台湾高雄人,台湾成功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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