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焘
摘 要: 曹魏时代的《人物志》是一部寓创新于整合融贯的著作,呼应着大转折时代的理论要求。该书将人物评鉴建基于个体化的情性和身心禀赋,以“气”统合“形”与“神”。形神皆为生命力之象,有粗显与精微之别,却非物质与意识二分。《人物志》吸收了黄老道家和董仲舒的天人之学,以“气”分阴阳五行而为人物心性分类的依据。该书之于当代的理论意义在于横向拓展了作为哲学美学概念的“气象”,有助于深化有关于人格意象的研究,也有助于阐释中国艺术意象类型的形成依据。
关键词: 《人物志》;气;象;形神;五行
《人物志》是曹魏时期刘邵所作的人材学著作,计有三卷十二篇。隋唐志将其列入名家,宋代阮逸得之史部,长期湮没无闻。明清时该书方有较多刻本,20世纪30年代还被一位美国心理学家翻译成英文出版。汤用彤曾著文《读<人物志>》,讨论其在汉晋学术转折中的意义。
《人物志》的存世版本多收集于历代丛书中,一般被归为“子部”或“术数类”*如《汉魏丛书·子籍》、《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四部丛刊·子部》、《玲珑山馆丛书·术数编》等,详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版《人物志》的“前言”,文中所引《人物志》皆参照此版本,仅注明篇目名称。。与战国时代的“诸子”不同,该书并非讨论治国平天下的理论阐释之作,而是侧重于人材理论的专门论著。该书以“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九征》)作为开宗明义的议题。围绕“如何了解人的情性”这一问题,该书详细阐述了不同类型之人的外观和心性特征、适合从事的领域、优势和局限等。从学术源流和旨归看,战国诸子的思想资源可以追溯至周朝的王官之学,旨在为“天下”求“道”;该书则重在“为天下得人”,思想资源可溯至道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儒家的价值观和社会学说、名家和法家以“循名责实”为核心的管理思路以及黄老之学的阴阳五行模型等。
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需要不断整合既有资源,响应时代课题做出新的创造。在思想史中,“子学”多有较强的问题感和现实指向。先秦诸子纵横川流,构建了早期中国思想的格局;汉以后的子学则贵在专精,寓创新于整合融贯。本文论述《人物志》对儒家、道家、阴阳家、黄老之学的继承发展,探讨《人物志》在形神观念、阴阳五行学说等方面的思想整合与创新及于当代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人物志》的“自序”中,刘邵指出“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是直接源自儒家的传统。万物之中,人最复杂难知。欲有为于世,知人也最关键。孔子对“知”的解释就是“知人”(《论语·颜渊》*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他还提倡“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孟子进一步发挥了“知人”的方法,如“听其言也,观其眸子”(《孟子·离娄上》*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2017年版。)。刘邵也特别强调“眸子”的重要性,他说“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九征》)。在《八观》中,刘邵详细阐释了如何在利害关头、情绪波动时、言辞与表情的对比等方面细致观人知人。
刘邵以儒家的“中庸”与“和”作为评定人物的指导性原则。他将人才划分为三个层次:“偏材”、“兼材”和“兼德”。“偏材”就是偏于一端的人,他们长于某种具体的事务,但其特长也正是其局限所在。刘邵在书中从不同角度对不同类型的人的“过”和“不及”做了详尽归类概括。《体别》归纳了“十二偏材”的特点:“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柔顺安恕,每在宽容,失在少决;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论辨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普博周给,弘在覆裕,失在溷浊;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扃;休动磊落,业在攀跻,失在疏越;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缓;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接识》还指出,有局限的人总倾向于是己非人,看不到自己边界之外的合理性,所以“清节之人,以正直为度。故其历众材也,能识性行之常,而或疑法术之诡;法制之人,以分数为度。故能识较方直之量,而不贵变化之术;术谋之人,以思谟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而不识遵法之良”,如果一项事业中所有人都偏颇一端,众人配合起来就会出现很多不必要的矛盾,事情就可能做不成。这就需要组织者具有“兼”的品质。
既曰“兼”,就是把异质的、甚至彼此冲突的因素整合到一起。既需整合,就要对每一种具体的心性特征加以收束,包容有差异和对立的因素使其互补和平衡。这就是“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也是孔子对于“君子”的要求。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礼记·中庸》*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与“小人”之别起初并不是道德品质的分野,而是身份、分工以及由此造成的见识、心胸的差别。“小人”不是泛指道德败坏的人,而首先是指见识偏狭且不能容纳异己的人。“君子”则具备管理者的大局意识和协调能力。从“兼材”到“兼德”,都是“君子”的品质。若是能全方位地包纳众德,无有一偏,就可以称为“圣人”了。
在《流业》篇中,刘邵就国家治理提出了三类各有分工的“偏材”:“德行高妙,容止可法”的“清节”、“建法立制,强国富人”的“法家”和“思通道化,策谋奇妙”的“术家”,相当于独当一面、独据一方的中高级大员。兼备三者之材的是“国体”和“器能”,相当于中央层级的正副职领导,对应于“君子”。而在“清节”、“法家”、“术家”之下,又分别有“臧否”、“伎俩”和“智意”等偏才,相当于具体职能部门的业务负责人,对应于“小人”。由此,不同层次的心性素养配当于不同的层级和责权。这既体现了法家“因名责实”的原则,也不违儒家“以德配位”的理想。
就人物品鉴而言,有一个要点是鉴别和排除“伪君子”。孔子就曾严厉地批判贼德的“乡愿”。刘邵也有这个意识,《八观》中专门划分出了“依似”的类别,刻画了一众乡愿小人的面目:“轻诺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无效,进锐似精而去速,诃者似察而事烦,诈施似惠而无终,面从似忠而退违,此似是而非者也。”
先秦时期管理学集大成于名家和法家,他们都强调“循名责实”、“名实相副”。《人物志》也以“名实相副”的原则提炼汉代以来人物品鉴的实践。* 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全集 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名家和法家的理论源头是道家。老子将“道可道”和“名可名”并列,“其名不去,以阅众甫”。(《道德经》*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二十一章)但道家更强调“异名”之下的“同出”,故贵无为、无名、平淡。
在中国管理学的一贯思想中,最大的“材”是领袖之才,但治理天下的最高负责人并不是任何一种有“材”之人,而是居于他们之上拥有“主德”的君王。理想的君王是“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流业》)。这就是“兼德”之人的特点。以“淡”为至极,或来自于道家所谓“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道德经》第三十三章)儒家和道家的价值追求在此有相通之处。“和”的本质是“中庸”,外在显现则为“平淡”,事相上的体现即“无为”。
与后起的权谋术不同,《道德经》并不以争斗取胜作为追求目标,故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八章)、“知其雄,守其雌”(二十八章)、“柔弱”(七十六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六十七章)等等。刘邵对老子的“不争”思想做了发挥。《人物志》的最后一章为“释争”,颇有意味。
“不争”绝不是无原则地退让、懦弱,而是稳操胜券又不伤和气,所谓“战胜而争不形,敌服而怨不构”。利害之争皆可妥协,情绪之争则常将矛盾激化到你死我活、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在不得不争利害的情况下,对立双方最好也不要显露出斗争的形貌。保全彼此的尊严,可以避免遗留下敌对的情绪,以免进一步的纷争。
更值得推崇的是“将冲突消弭于无形”。“怨在微而下之,犹可以为谦德也”。长于解决冲突,未必曰善;能将冲突消弭于无形,可谓善也。这需要在冲突还没有发展成形之前就及时察知和转化。这也即《道德经》中的“未兆易谋……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六十四章),亦《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唐王冰注影印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所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谦能止争,是因为“争”的本质在是己非人。《释争》的开篇第一句“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直接化自《道德经》之“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二十四章)。在刘邵看来,“偏材”之所以只能为人所用,不可独立成事,就是因为他们局限于自己的某项特长之内。众材相遭,不免是己非人,美己恶人,徒劳争竞而害事。“彼显争者,必自以为贤人,而人以为险诐者。”“贤”一旦成了是己非人的依恃,哪怕有其美善之处,也是“险德”。在动辄得咎的社会环境中,“险德”尤为伤生害命之毒。《释争》告诫说“实无险德,则无可毁之义”,亦通于《庄子》*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无用之用”(《人间世》)的处世智慧。在政治斗争剧烈的曹魏政权内,刘邵不为一时一地的统治者献计策,而是着眼于知人、管理的一般规律,特别是阐释了道家的“不争”原则,尤其难能可贵。
自战国末至汉代,先秦诸子之学逐渐合流成为汉初的黄老之学和武帝之后得以独尊的“儒术”。它们借助天人感应理论把政治秩序、人伦规范、生理规律与昼夜、四季等自然秩序整合在一起,在不同层次上为大一统皇朝的统治者提供着政治正当性的论证。汉末魏初的《人物志》以“气”为其人材理论的基础概念,继承着黄老道家的形神关系学说。
天人合一、身心同观的基本思想凝炼于“气”的概念当中。中国古人以“气”概括自然与人事、生理与心理之贯通处,并以此指导社会、人事、人身各个层面的管理。孔子曾以人生不同阶段的“血气”状态来确立“君子三戒”。*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 战国时代的荀子对“治气养心之术”(《荀子·修身》*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做了更系统化的整理。他说:“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荀子·乐论》)钟鼓竹弦之音具有正逆之“气”,与人心相感而外见为社会的“治”与“乱”。所以,要以“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的礼乐来治理人心,以求其“耳目聪明,血气和平”,进而“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这种思路在董仲舒那里得到了发挥:“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故三王之礼,味皆尚甘,声皆尚和。处其身所以常自渐于天地之道。其道同类,一气之辨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2015年版。)由于董仲舒学说的政治地位,这种理论就成了汉以降的正统主流学说。《人物志》也承袭这种学说,从“气”的角度探究人微妙难测的“情性”。
在心物二分的观念中,“气”似乎指物质的一种存在形态。有些论者见到古书多以“气”为基础讨论“心”或“精神”,就简单地论断为“物质决定意识”,此说不确。古人理论中的“气”并不能比附于“物质”。在从荀子到董仲舒的多数有关于“气”的文本中,毋宁与“心”的联系更为直接。但董仲舒的学说也并非所谓“唯心论”。源自于近代西方哲学的“唯心”和“唯物”之对立不适用于讨论像“气”这样的中国思想概念。
我们看《人物志》首篇首章:“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九征》)开宗明义,人的“情性”是人材学关注的重点。只因“情性”微玄难知,故要从较易观察把握的“形质”入手。这预设了“情性”与“形质”存在着性质上的关联——它们或隐微或显著地体现着生命力(“气”或“元一”)。
白延辉指出,黄老道家对“气”这个概念的使用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作为宇宙万物滋生之根本的“本原之气”,或“精气”;另一个是落实在具体的生命体中的“形质之气”,或“血气”和“志气”。* 白延辉:《黄老道家气形神一体的生命构成论》,《衡水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本原之气”反映着生命的有和无,而“形质之气”则规定着生命的形态和特质,这对我们的论题亦有启发。
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这即是反映生命之有或无的“本原之气”。“气之聚”即意味着生命力,概括了生命体在感知、欲求的驱动下对物质、信息、能量的自组织能力。* 在现代科学的意义上,“生命力”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现代学术用语。但目前也没有更理想的概念来概括生命体的欲求能力和自组织能力。《人物志》里的“元一”也是在“本原之气”层面上提出的。
每个生命体必待“气”方能成活存续,但生命又品种有别,同一品种也有绝不重复的个体特征。这是因为有生命的个体在阴阳五行方面的禀赋不同。这后一种具有禀赋差异的生命力,就是“形质之气”,在各各不同的人身上呈现万千形貌。不同的形体对应着不同的心性,所以能“即而求之”。
“形质”与“情性”是并列的,是同一“形质之气”的不同呈现方式,区别只在于“精”与“粗”的分别。属“身”的偏于“粗”、“显”,属“心”的偏于“精”、“微”,两者并不存在谁决定谁的关系。然而,刘邵虽不特别强调,却还是暗示了心念的重要性。他说:“偏至之材,以胜体为质者也。故胜质不精,则其事不遂。”(《九征》)“胜质不精”就是人被身体的习气所主导,不能精微地自我调整,做事就容易走极端和固执不化。这可以联系到孟子以“大体小体之辨”强调以心御物的说法。*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将“形”与“神”同归于具有禀赋差异的“生命力”,能较好地解释两者的联系和区别。中国古人之所以用无生命的“气”来比喻生命,不是就其“物质性”,而是就其“流动性”。流动意味着变化。变化至于微妙,则为不测之“神”;变化相对缓滞,则凝固为可见之“形”。张法指出,中国哲学、美学中的“形”与“神”都属于“活的生命体”,是不能放到实验室里解剖研究的。同样都是描述动态的生命变化,“形”是指“流动中的不动一面和变化中的固定一面”,而“神”则指代生命体中较为虚灵的、更富于个性的层次。* 张法:《形与神:中国美学的独特内容和境界》,《民族艺术研究》2016年第4期。宋代思想家已经有了类似的区分意识,张载的《正蒙》起首即云:“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正蒙·太和》)*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张载此处与“神”相对而言的“气”,即接近于刘邵所谓的“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的形质之气。
将“气”理解为“生命力”,也可以深化今人对“阴阳五行”的理解:“五行”并不是“五种物质”,而是“五种功能”。经历了魏晋玄学和宋明道学的理论化,“气”的概念越来越抽象、笼统。但在魏晋玄学之前,“气”往往实指功能、状态。仍以董仲舒的说法为例:“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行”相当于今言“行为”、“行状”,或戏曲的“行当”、口语中的“在行”等等,皆不是实在的“物”,而是具有某种明确特点的行为功能。
汉代人对行为功能特点的范畴划分主要参照四季模式。“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春秋繁露·阴阳义》)“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数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四季模式的本质是阴阳二象的转化模型:冬夏为阴阳二极,物极必反则往相反方向转化,春升秋降体现着转化的过程。汉人又以“土居中央”解决“四时配五行”的理论难题,又以此象征着以一驭多的王朝治术。
以下是综合《春秋繁露》中的《五行之义》《阴阳义》《四时之副》《五行相生》诸篇列出的五行对应表:

属于黄老之学的医家也有类似的身心五行对应,以木、火、土、金、水对应五藏(肝、心、脾、肺、肾)、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色(青、赤、黄、白、黑)、五体(筋、血、肉、皮毛、骨髓)、五情(怒、喜、思、悲、恐)等(《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在《人物志》中,生理、心性、德性的配位如下:“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是故: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九征》)整理如下表:

不同著述的侧重点和具体的配位或有不同(董氏与刘氏对水、火的德目配位恰相反,刘氏与《黄帝内经》对五体的配位也不同),但对于五行功能的理解却是高度相似的。在所有这些五行模型的阐释中,东方、春季等都被设定为“木”,是生发、膨胀之象;南方、夏季等被设定为“火”,是繁盛、张扬之象;西方、秋季等被设定为“金”,是收敛、肃杀之象;北方、冬季等被设定为“水”,是含蓄、阴寒之象;“土”则位居中央,对应季节的转换,象征着守时有序的循环。任何一套自组织的运行系统都有此几种功能类型。
相较而言,偶数的四象系统侧重“象”本身的功能特性,奇数的五行系统则重在不同的“象”之间的关系。关系分为两大类:一是“生”(如“水生木”,包括生养、扶持、贡献、成全等),一是“克”(如“火克金”,包括压抑、约束、牵制、挫败、伤害等)。《易传》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三”描画了奇数模式里最小、最简单的生克扶抑的循环,例如“石头、剪刀、布”游戏的循环相克。“五”则容纳了多对生克关系,指示着更加复杂多变的互动模式。* 孙焘:《中国美学通史·先秦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16-417页。基于五行模型的功能范畴,刘邵对人的特性和局限就可以具有精深而又周遍的认识。
阴阳五行学说大成于汉代,但在谶纬灾异之学的附会下逐渐沦为迷信,遮蔽了其中有关于动态结构和自组织的理论精义。近代以来,阴阳五行学说又被理解为“朴素的唯物论”,如某种中医教材对“五行”的阐释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及其运动变化”。* 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这种阐释难以自洽和指导实践,又易流为“肺像金属、肝像木头”之类的无稽之谈。就此,今已有学者从系统思维的角度提出了新的解释。* “五行是气的五种运行方式,分别用木、火、土、金、水来区分。……世界万物可以按其所秉的五行之气的不同进行分类。从这个角度上讲,五行又是一个分类模型。”王正山、张其成:《中医阴阳新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年版,第202-203页。在哲学层面,梳理黄老道家(包括中医学)、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以至《人物志》的人材学说,也有助于破除今人对阴阳五行的肤浅化理解,彰显其深广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人物志》所据的“子学”、“术数”尽管后来日渐脱离了士人的视野,却从没有停止发展。从宋代开始盛行的一种命理学说“子平术”即以阴阳五行的身心禀赋定人“格局”,其理论就是汉代黄老之学的发展,其核心概念“气”仍是具有实质内涵的“气运”、“气数”。《渊海子平·论性情》曰:“大凡观人之性情,皆以五行,金、木、水、火、土。”与黄老道家一样,这类学说也将人的身心特点、性情偏向、太过不及的表现等皆归于阴阳五行之禀赋。以“木”与“金”为例:“木曰曲直,味酸主仁,恻隐之心。慈祥恺悌,济物利民,恤孤念寡,恬静清高。人物清秀修长,面色清白。故云:木盛多仁,太过则折,执物性偏。不及少仁,心生妒忌”;“金曰从革,味辛辣也,主人羞恶之心,仗义疏财,敢勇豪杰。知廉耻,主人中庸。骨色相应,方面白色,眉高眼深,高鼻耳仰,声音清亮,刚毅有决。太过则无仁心,好色食欲。不及则多三思,少果决,悭吝,作事挫亡。”其说之大端为基于五行的论命之法:“取象如取本性,则要四柱不相犯,若多则杂,人物不清高,受克则多疾病。”*徐子平:《渊海子平》,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173页。此以人生辰之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即“四柱”)为据,观其五行之气的结构模型和生克流转,拟象其身心禀赋和性情特征,以推演人的祸福寿夭。其术浩繁,兹不赘述,基本原则也在中和、制衡、流通,偏于一端者多不吉。这类命理理论可以看作是对《黄帝内经》的身心禀赋说、《春秋繁露》的天人感应学和《人物志》取象观人之术的深化扩展和实践运用。
刘邵成长于东汉,出仕曹魏,盛于魏明帝时期(226-239)。东汉末,群雄逐鹿,效能为先,曹操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一个人是否值得擢升重用,需要在实践检验之先就预为鉴别。与基于关系网络的人物品评相比,这个时代更重视针对个体的人才的鉴别理论和方法。
在绝大多数时代,中国人惯于从人伦的角度定义和评判一个人。一个人的本质属性取决于他在人伦网络中的位置,对其品评则主要看他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伦常的要求,如“孝”、“廉”等。曹魏时期的《人物志》回避了这种诉诸宗族或举主评议的方式,将“人”的根本属性归为其个体的“情性”——部分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情商(EQ)和性格。而观察“情性”的方法,也是基于五行学说的个体身心类型学,可能还借鉴了当时风行的骨相学。《人物志》以“骨植而柔、气清而朗、体端而实、筋劲而精、色平而畅”为“五德”之基,皆是将社会化的品德归为个体化的身心特征。此即汤用彤指出的,“由形所显观心所蕴”* 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这种转变,反映着在大变动、大创造时代里个人的独立性增强了。
《人物志》的人材学理论虽然基于此前官方版本的天人世界观,但也有明显的区别。最大的改变是剥离了附着在“阴阳”上的道德倾向和尊卑观念。董仲舒有明显的贵阳贱阴观念,“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春秋繁露·阳尊阴卑》)阳与阴见于人事对应着君臣、父子、夫妇,尊为正统的学说要通过贵阳贱阴来维护等级尊卑的秩序。刘邵的《人物志》用以确立身心功能范畴的阴阳概念则没有任何褒贬偏向。前面提到的“十二偏材”,就是以“阳”(如厉直刚毅、雄悍杰健等)和“阴”(如柔顺安恕、精良畏慎等)作为大类来划分的。“阳”与“阴”是平等的,各有优长,也各有局限。“火日外照,不能内见;金水内映,不能外光”(《九征》)。就人的性情类型而言,属“阳”的厉直刚毅、雄悍杰健等和属“阴”的柔顺安恕、精良畏慎等也没有高低善恶之别。
三国逐鹿,群杰并出,亦转变一时道德风气。《人物志》还特别强调了“聪明”和“英雄”。“聪明”和“英雄”分别对应着两种个人品质:“智”和“勇”。这也是对汉代观念的反动。在先秦德目中,“勇”曾经占有重要地位。《论语·子罕》记孔子语“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礼记·中庸》将智、仁、勇并称“天下之达德”。战国时代,《庄子·祛箧》以盗跖之口解说“盗亦有道”,特意列举了被时人认可的五德:“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秦汉定鼎之后,“勇”在德目体系中的地位下降了。黄老之学和董仲舒天人学说中的“五德”发挥了之前孟子的说法,包括仁、义、礼、智、信,就以“礼”替代了“勇”。直到汉末魏晋,“智”和“勇”又重新被唤起。《人物志》还结合阴阳观念加以阐释,强调“智”和“勇”的配合互补。这体现了魏晋时代对人的创造力、行动力的积极肯定。
《英雄》篇反映了《人物志》有一种有为于世的价值追求。问题是:有为进取的怀抱与平淡无为的道家理念当如何调和?刘邵或许会这样回答:为君者需恬淡无为,为臣者理当有为,该书是为君选臣的参考,故不言无为也。另外,道家提倡“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道德经》第二章),仍然是要“生”,要“为”,要成其“功”的,只是不要突出自己、贪功恋位而已。《人物志》是“有为”与“无为”的结合,也就是儒家和道家的结合。
总体而言,《人物志》是一部应用型著作,在关于“气”、“形神”等理论概念阐释上并没有特别的创见。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两点,一是回应着时代的要求,将识人的重点放在个人心性特点上,二是整合既往的思想文化资源,求其贯通处,将其体系化。正是这两点,对我们今天吸收古代思想资源有着借鉴意义。
就中国哲学和美学理论而言,该书最有启发意义的是关于“气”的阐述,包括“气”与“象”的联系,以及从生理心理类型的角度对“气象”做的横向拓展,概括为以下三点:
1.身心一于“气”,重在“神”,显现于“象”。
刘邵对于理想人物的描述是“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乃基于肉体而指向神志,重点在于神色、仪态等。在显著可见的“形”和微玄幽眇的“神”之间当有一个联结,刘邵选择了一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常用的概念:“象”。他说:“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九征》)在近代身心二分的思维习惯中,人们说到“气”往往理解为“物质的”,而说到“气象”却主要是“精神的”。按照这种理解,要把“气”和“气象”打通,就需要探讨所谓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这是一个不必要的问题,因为在以“气”(“生命力”)为基础概念的理论中,两者原本就不曾割裂。今已有学者强调“形—象—神”的内在统一性,“形是最外在最确定的,神是最内在最虚灵的。确定性的形被认知之后,一定要回到活的时空之中,外形在时间的每一瞬中都在变化,这一在时间中变化的形,就是象。由于中国美学重视的是活的形体,因此,象成为比形更重要的东西。”* 张法:《形与神:中国美学的独特内容和境界》,《民族艺术研究》2016年第4期。
2.将“德”归为“气”的状态,弱化了对“圣人”的神秘化解释。
“圣人”是中国思想理论中的关键概念,越早期的理论越倾向于把“圣人”神秘化。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论语·季氏》)。孟子言性善,但只有极少数人能“直养而无害”,一般人就要被野草一般的欲求茅塞其心。荀子说“人之性恶”,但谨遵圣人先师的礼法就可化性起伪,因为建立法则的“圣人”跟一般人不一样。吸收了道家理论的《人物志》以“天”俯瞰“人”,把人的生命与天地万物放在一起看待,也把人间的圣人跟普通人用“气”做了统一的解释。“气”的本质是流动,各人的“血气”禀赋不同,于是就有着千差万别的流动状态。有些状态倾向于中和,有些则倾向于偏至。上德之人先天所禀的“气”比一般人要中正平和;小人的气性偏颇,顾此失彼。《体别》篇中详细分析了“十二偏材”的个性特征,并分别概括了在人事中“可与……难与……”的现实表现,如“雄悍之人,……故可与涉难,难与居约”;“惧慎之人,……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如此等等。另外,还有更多的情况是气性的“间杂”,杂而不纯,有始无终,故多庸人。总之,《人物志》将人与人的心性差别归为“气”的禀赋,不仅降低了“圣人”的神秘性,更重要的是把对人的认识从道德评判话语中解放出来。
3.基于阴阳五行模型的“气象类型”:“气象”、“境界”的横向展开
如前述,在玄学兴起之前,汉代人言“气”,多要辨阴阳,分五行。刘邵的著作虽是曹魏时代的产物,但其思想还是秉承着汉代的传统。在《人物志》中,“气象”不仅有高低大小之别,即使在同一层次上也有不同的种类——既有依据阴阳划分的“十二偏材”,也有以“清节”、“法家”、“术家”为中心向上下扩展而成的“十二流业”。不同的禀赋自有不同的心性特征和仪容神采,显现为风貌各异的人格意象。《九征》云:“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仪动成容,各有态度:直容之动,矫矫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跄跄;德容之动,颙颙卬卬。”其后的两晋和南朝士人尤重“风神”的层面。《世说新语·赏誉》列举了许多传诵千载的人物品鉴,如“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见锺士季,如观武库,但睹矛戟。见傅兰硕,江墙靡所不有。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间屋”。以曹魏时代《人物志》为代表的人物品评理论划分了各种“气象类型”,上承汉代的身心类型之学,逐渐发展出了多样化的人格意象,晋人之美遂成为中国古代人格美的一类范本。
在中国古代文化最辉煌的时代,丰富的人格意象通过逐渐成熟的艺术意象而充分呈现。唐诗以“李杜”并称,不仅确立了两种文人情操和艺术典范,更为中国的美感观念划定了基本类型。在宋词里,“杨柳岸晓风残月”当自妙龄女郎口出,“大江东去”则需关西大汉来唱,不同类型的艺术意象感召着相应的表演者和欣赏者。逮至明清,社会生活和艺术创作的架构更趋稳固,类型化更明显。与西方戏剧不同,中国古时的艺人作戏,观众看戏,首要一条是分“行当”。见“青衣”上场,人们自然知道下面大概会有什么情节,绝不会跟“花旦”相混。同是“净”行,不同颜色和线条的脸谱都对应着相应的品行、性情。所有这些类型划分的依据,仍不出“一阴一阳”的范式。
就当代思想文化发展而言,“气象类型”的进一步研究有助于当代人的心性自觉与个体发展。
当今社会也有跟刘邵时代类似的情境:在庞大稳定的社会架构和升降轮转的社会流动之间,个体之间的内在差异越来越受到重视。无论是“因材施教”、“选贤任能”还是“自我实现”,都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了解人的禀赋类别。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至。”(《典论·论文》)盲目服从某种“一般的”评判标准,罔顾禀赋条件地一味“努力”,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不独为文如此。
当今时代也有与古时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在当代,并非只有“有国者”才有全方位识人的需要,参与社会生活的普通个体都开始有了自我认识的意识:既要确立“自我”的独特性,又要寻求跟社会的最佳互动形式。与察鉴识人、选贤任能的要求相比,当代人更关心自己既有禀赋的优势与局限,有所不为乃能有所为;进一步还要谋求自我管理和提升,充分发挥潜能和修正不足。这必然强调自由意志,突破命定论。就此而言,《人物志》也有其局限性。刘邵说“偏材之性不可移转”。(《体别》)他认为人无法突破禀赋的限定,“圣人”的中正平和皆来自先天所禀之气。这就意味着只有“生知”,而无法寄希望于“学知”,更不用说“困知”了,最终还是落于命定论。后世的命理学家也认为,命运留给主观能动改变的空间极小。他们卷轶浩繁的研究成果多略心性修养不言,是以被归为“子部”或“术数”,难为世人接受。
如何突破命定论?并不是简单拒绝“命”的存在,而是在承认“禀赋—性格—命运”关联的基础上“知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这是一种基于理性态度的自我省察。当代人较能普遍接受“性格决定命运”的观念,先天的禀赋正是通过性格而实现为命运。了解和把握自己的禀赋和性格,彰显了现代人自主支配自己命运的需要。在这方面,国外的心理学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大五人格”、“九型人格”等体系。甚至也早有西方学者关注到《人物志》。20世纪3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施莱奥克(J. K. Shryock)将此书译为《人类能力之研究》出版,反映出该书之于当今的潜在价值。
笔者更想强调“以气知命”的理论意义。中国特有的哲学概念“气”既是对生命的整体性反思,又支持个体性、差异性。当我们跳出身心二分、心物二分的窠臼,沿着“气化阴阳”与“各如其象”的思路继续探索,再结合当今哲学、心理学、美学的研究成果,庶几可为此时代的思想创造。
中图分类号:C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8)01-0151-09
收稿日期:2017-04-10
作者简介:孙焘,男,山东青岛人,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系讲师,哲学博士。(北京 100073)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教委社科一般项目“戏曲传承与当代传播中的价值观问题(项目编号:SQSM20181004900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