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海文
摘 要: 当代生态哲学、生态美学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研究,有必要实现从“以西释中”向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范式转换。在这一范式转换的背景下,提出“中国古典生态美学”,以之整合和取代此前的中国“生态审美智慧”、“生态美学智慧”等提法是合理而必要的。中国古典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概括为:中国哲学生态观,中国古典生态审美观,中国古典生态艺术哲学,中国古典生态审美观的艺术呈现,中国古典生态审美活动。
关键词: 范式;以西释中;生态智慧;中国古典生态美学
随着生态文化研究的兴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中国文化传统的生态智慧越来越受到现代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在非常广泛的领域内展开,涉及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各个层面,而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理念的中国文化的生态哲学取向、生态审美情怀更在不断地激发着学者们的阐释、解读热情。通过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等似乎寻找到了一条参与现代文化建设,并与西方思想平等对话的渠道。这一学术发展方向无疑是值得期待的,近年来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相当可观。
回顾近年来国内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研究,我们发现,目前此一研究最普遍、最常见的方法,是基于主要来自西方的现代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的基本观念、命题、概念等来重新解读、阐释中国传统文献,以求揭示或发掘其“启示”或“现代意义”。这种研究范式确实易于操作,也易见成效,但它的问题也很明显。首先,这一研究的基本理论依据是现代的或西方的生态哲学,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之意蕴的阐释是以与现代西方生态哲学等的基本观念、命题、概念等含义相关、相近或能相呼应为前提的。这是一种典型的“以西释中”、“以今释古”的研究取向,很难避免不堕入“过度阐释”或“求之过深”的陷阱,以致我们有时很难分辨出这类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传统文献所本有的、蕴含的,还是解读者所赋予的。其次,这一研究的价值评判标准同样是现代生态哲学,因而很难保证中国传统文献中那些貌似不具有现代“启示”或“意义”但仍可能很重要的学说、论述不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无视。再次,在这一研究范式中,中国传统文献始终只是充当着被解读、被阐释、被使用的对象。换言之,它只是作为“资料库”而不是以其本来面目作为独立对象呈现在研究者面前,只有其中那些与现代观念直接相关的学说、论述等才得到研究者的关注。这种将相关文献资料从其原本的“语境”中直接抽离出来加以阐释的做法,很难保证所阐释出的所谓“生态智慧”是真实存在的。
因此,目前国内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等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研究,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西学”进入中国后百年来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以西释中”的老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西释中”的研究模式完全不必要或应该彻底摒弃,但它的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确实存在着消解中国传统文化独立自足价值的弊端。因此,至少在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研究上,我们有必要调整研究立场,更新研究范式,使我们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阐释始终立足于中国学术自身的观念系统。这一转换的基本理念是“回归原典”,或“从原典出发”。如果说,无论中西古今,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等的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此为指导:首先从中国传统文献中去分析、概括中国文化传统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所持有的主要看法;进而探讨这些看法在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地位、意义与影响;在此基础上,将中国文化传统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基本理解与西方、现代的生态哲学的相关看法进行比较分析,以彰显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基本特征和独特贡献;最后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出发,探讨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所可能具有的价值与意义。这一研究取向的突出特色在于:第一,它的研究起点不是西方现代生态哲学等(当然,西方生态哲学等的研究方法、问题视域,以至某些观念等可以对此有积极参照作用),也不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这与此一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积极贡献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并不矛盾),而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说,它首先要从中国文化传统出发去分析和概括中国哲学、美学等如何看待、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哪些历史传统,出现过哪些主要看法。第二,在此基础上的中西比较,是与文化传统血脉相连的整体对话,而不是片断论述、孤立观点的比附式的阐释。第三,只有始终意识到所谓生态智慧总是存在于文化传统中,我们才能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出发科学地判断它们哪些已经过时,哪些仍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因而可能在生态文明的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毋庸讳言,这个研究范式的转换目前还只是大的方向性的设定,是总体性的规划,落实到具体操作,肯定会有许多相当繁杂的问题需要面对。但,对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研究来说,实现这一转换是取得学术实绩所必需的。中国传统生态审美智慧,或者说中国古典生态美学,是传统生态智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智慧资源。相对来说,当代生态美学对中国传统生态审美智慧的研究和借鉴还处于起步阶段,因而,这方面研究既可能是对当代生态美学发展促进最大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是最有必要实现范式转换的领域。生态美学在中国的出现,本身就受到了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在影响。但就目前来说,生态美学的基本观念、理论架构、概念术语、研究方法等仍主要受西方现代生存论哲学、生态哲学等的影响,它虽有“中国元素”,但“中国气派”还没有充分彰显出来。在这样一种学术态势下,回归中国文化传统去探讨其中生生不息的生态审美智慧,对于为生态美学接续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使其更具“中国气派”,从而在更深层次上与主要来自西方的“环境美学”等平等对话、互取所长,无疑是尤其必要的。
当代中国学界在运用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观念和方法,或基于生态美学立场研究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问题时,最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就是“生态智慧”。主要基于美学或生态美学或生态哲学立场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文艺思想、文艺创作等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问题,一般多称之为“生态审美智慧”或“生态美学智慧”。
“生态智慧”这个概念,大概始于佘正荣1996年出版的专著《生态智慧论》,此后被广泛使用。* 佘正荣:《生态智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但它的含义似乎从来没有被认真地界定过。很明显,“生态智慧”是在与有系统的生态理论、学说等相对的意义上被使用和流行起来的。这反映了大多数研究者不约而同的一种理解,即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等是现代的、有理论体系的学问,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产生这样的学问,即使有相关的看法,也多是零碎的,不成体系的。* 当然,也有学者明确主张,中国传统哲学就是深层生态哲学。参见蒙培元:《为什么说中国哲学是深层生态学》,《新视野》2002年第6期。显然,这种思考与上文提到的“以西释中”的研究思维有很深刻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发展出有关生态问题的系统学说,这里暂且不谈。如果说,理论是思考问题的方法、程序、手段,那么,关键的问题应该在于对问题的思考是否深刻、所提出的对待问题的看法是否有意义,而不在于理论形态本身是否是有系统的,是否有严密的体系。既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中西古今所共同面临的永恒问题,既然无论中西古今,人们都曾不同程度地思考过这一永恒问题,既然建基于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国文化传统始终持守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共生共荣的文化理念,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主张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生态美学呢?
因此,在生态美学研究领域,用“中国古典生态美学”这一概念概括并取代以往相关研究所提出的中国传统“生态审美智慧”、“生态美学智慧”等说法,是适当的。这样,更能突出中国文化传统关于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问题的理论思考的独立自足的理论意义。为了凸显这一提法的必要性,分析一下“生态”一词在中国传统文献中的含义与用法,探讨它所蕴含的意义与启示,应该是很有兴味的。
“生态”一词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早已出现。我们以“生态”一词检索《四库全书》,共得139条用例。其中有少量误置的,如“熊”误为“态”等。此外,“生”与“态”二字虽相连,但不能组合成词的情况,如宋代饶节《李太白画赞》“呜呼先生态绝伦,仙风道骨语甚真”等,不在考察之列。除去上述情况,“生态”二字相连而能组合成词的,重复收录不计,约有百余条。这些组合成词的“生态”,基本为名词性质,“生”与“态”之间是定中关系。“生”者,意谓有生命的、有生气的、生动的等。“态”者,有样态、形态、情态、形貌等义。因此,“生态”一词的基本涵义,为有生命的形态、生动鲜活的情态、生机跃动的样态等。就“生态”一词的使用范围来说,主要是诗文等文学作品和绘画评论。综合考察,大体有三种情况:
一是用于辞赋、诗文等文学作品中,指自然界各类生物的生动鲜活、生机盎然的情态。杜甫《晓发公安》诗:“邻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可能是这方面的较早用例。宋元以降,以“生态”入诗的情况较常见。如北宋张耒《秋感二首》之一:“秋山多远声,日暮尤生态。”元代刘永之《北涧春日》:“寒林山色难生态,春入溪云易合阴。”明代冯梦祯《仲春湖上登览与叔宗同赋》:“远近生态殊,昏旦物候变。”当然,也有写人物之生动形态的。梁简文帝萧纲的《筝赋》,可能是中国文献中最早使用“生态”一词的。该赋云:“既而春桑已舒,暄风晻暧,丹荑成叶,翠阴如黛,佳人采掇,动容生态。”这是写“佳人”采桑之“容”。
二是大量出现在对咏物诗和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等“写生”性绘画的评论之中,指诗歌、绘画等写人、写景、状物的生动传神。如,宋代周南《读唐诗》“一般生态几人描,砑尽吴笺秃尽毫。却是晚唐工状物,手调烟露染天膏”,赞赏晚唐诗工“状物”而描“生态”。宋代刘道醇编《五代名画补遗》,以五代钟隐入“花竹翎毛门”之“神品”,称其“尤喜画鹞子、白头翁、鹖鸟、班鸠,皆有生态,尤长草棘树木”。宋代《宣和画谱》称郭元方:“善画草虫,信手寓兴,俱有生态,尽得蠉飞鸣跃之状,当时颇为士大夫所喜。”清人厉鹗《南宋院画录》载邹迪光评宋代李晞古所作《夷齐采薇图》云:“此卷夷齐采薇图,二人对语,酷有生态。”清代王毓贤编《绘事备考》,称唐代阎立本的画作,“人物衣冠台阁,生态不穷,遇像能变,故天下取则焉”。清代《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石渠宝笈》、《式古堂书画汇考》、《御定历代题画诗类》等集成性画评著作收录此类用例最多。
三、以“生态”为评论诗歌、书法等的术语。论诗,如明胡震亨《唐音癸籤》评唐张说诗,“张燕公诗,率意多拙,但生态不痴。律体变沈宋典整前则,开高岑清矫后规”。这里,“生态”显然不是指张说诗写景状物之有“生态”,而是指其诗歌整体变“典整”而显现出的“清矫”之气韵。论书,如清代沈嘉辙、厉鹗等撰《南宋杂事诗》称:“古笺叶叶染松烟,监本犹珍后代传。欧瘦颜肥生态别,宦囊须办买书钱。”以“生态”指欧阳询、颜真卿各自的书法风貌。再如,清代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评世传晋卫夫人帖,云:“按:此帖虽是伪作,然出自李怀琳手,犹有魏晋遗法,不比伪程邈书,规模朴拙,了乏生态也。”“了乏生态”,即指伪程邈书“规模朴拙”,缺乏魏晋书法的潇洒简远的神韵。这种用例为数较少,但有代表意义。
显然,“生态”一词在中国传统文献中的涵义,与现代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等学术话语中的“生态”明显不同,但也并非全不相关。对于探讨中国传统的生态美学问题来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一词可能不会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它的语义以及对它的使用,却使其可能成为揭示中国古典生态美学研究对象及其特征的典范性话语。
首先,诗文、书画评论中“生态”的语义根源在于中国传统哲学生态观的“生生”之学。《老子·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周易·系辞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上》云:“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中国哲学生态观认为,天地造化万物,就是一个生命的成就、发育、生长的过程,天地间的人类、自然万物都以生命的成长、化育为至上价值,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的生命,是一个生命跃动、生机盎然的世界。
其次,在这一哲学观影响下,中国传统美学以生命为最重要的审美对象。自然界的山林河川、动物植物,人世间的楼台池阁、寺观田园、人物风情等,只有各自呈现出富于个性的生命情态,才成为审美对象,成为诗文书画等的表现对象。中国文化传统中浓郁的向往自然、亲和自然、回归自然的情调,是这种生态审美观的典型表现。
再次,中国艺术无论是描摹山川风物、花鸟鱼虫,还是绘写人物风情、亭台池阁,都以能够呈现创作对象的“生态”为达到高超艺术造诣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艺术理论的“形神”论的历代探讨中,“神似”始终被置于超越于“形似”之上的高度。东晋顾恺之论画,提出了“传神写照”(见《世说新语·巧艺》篇)的要求。南齐谢赫《古画品录》论绘画之“六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要义。这是“生态”一词大量被运用于绘画品评的主要原因。
最后,中国文化传统对艺术作品本身也提出“生态”的要求。上文所列举的作为评论诗歌、书法等之术语的几个“生态”,既不是指作为艺术表现对象的人物、自然景物之仪态万方、生动鲜活,也不是指作为艺术作品之内容的人物、景物达到“传神”境地而有生动之“气韵”,而是指超越于表现对象和作品内容的艺术整体的生动之“神态”。中国传统美学把艺术作品同样视为生命整体,因而要求艺术作品也和天地间万物一样富有生命,洋溢“生气”。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精神》品,有“生气远出,不著死灰”之论,可以作为这种艺术精神的典型表达。
综上所述,“生态”一词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虽然用例并不多见,与现代意义上的“生态”也含义有别,但就生态美学研究来说,它却是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概念。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生态”一词,兼跨一般意义上的生态哲学、生态审美观、生态艺术哲学、生态文艺批评等诸多领域,是贯通上述诸多领域的基本观念的聚合点。显然,仅仅用“生态审美智慧”是无法概括它的所指和解释它的意蕴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并不仅“生态”一词具有上述特性,如人们所常讨论的“天人合一”,就是比“生态”义涵更为深刻、所指更为广泛的根本性、代表性概念。它不仅是传统生态哲学的基本概念,同时也是生态审美观、生态艺术哲学等的核心观念,并在观念意识层面和生活习俗层面引导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态审美活动和生态审美生活。
中国古典生态美学的提出,意味着一个更宏大、更系统、也更规整的学术领域。它可以整合此前出现的分散的、散兵游勇式的生态智慧等相关研究,将中国文化传统对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问题的理论思考置于更高的层次进行考察和探讨。在此前中国“生态审美智慧”、“生态美学智慧”等相关研究已经取得较多成果的情况下,提出中国古典生态美学,对于推进此方面研究的拓展、深化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古典生态美学”并不是一个新提法或新概念。根据我们的考察,它在徐璐2010年发表的一篇影评* 徐璐:《潘多拉星的绝美生灵——〈阿凡达〉与中国古典生态美学》,《电影评论》2010年第3期。中作为文章标题被首次使用过。这应属于偶发现象,作者未给出相关定义。另一个相关概念是“中国古代生态美学”。燕世超2006年发表的论文在标题上首次使用这一概念,* 燕世超:《中国古代生态美学的物性与神性——从〈世说新语〉看古人的生态智慧》,《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张晶2009年在“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古代生态美学思想论纲》的论文。但他们同样都没有对“中国古代生态美学”给出明确界定。相对来说,“古代”更突出时间性距离、时代性差异,而“古典”则体现了文明的阶段性特征,所以我们提倡使用“中国古典生态美学”这一概念。至于这一概念的定义,如前所述,我们提议以“中国古典生态美学”概括和取代此前对中国传统“生态审美智慧”、“生态美学智慧”等的相关探讨,鉴于相关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相关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深入的探讨,只有在它的研究对象大体确定并且得到较全面系统的研究的基础上,它的学术特性才能显现出来,我们才可能对其有较恰当的定性。因此,在当前阶段,着眼于“中国古典生态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问题的思考可能是更为必要的,也更有学术推进意义。
综合此前研究的相关思考,结合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特征,我们对中国古典生态美学研究的对象试做如下概括:
一、以“天人合一”观念为核心的中国哲学生态观。这是中国古典生态美学的哲学根基,也是其观念的根源。基于农耕文明的特征,中国文化从起源时代就将农耕生产、人类活动与自然节律的统一视为头等大事,逐渐形成了以“天人合一”观念为核心的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哲学思考。这一思考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承续不绝,儒家、道家、佛学都提出各具特色的“天人合一”学说。如道家的“道法自然”与“物我两忘”,儒家的“仁民爱物”与“民胞物与”,佛学的“众生平等”与“万法缘起”等。这些观念直接或间接地贯注到中国古典生态审美观、生态艺术哲学、生态审美生活等之中。中国古典生态美学研究要想摆脱对西方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等的比附式研究的依赖,必须将其根基奠定在对中国哲学生态观的形成发展、基本观念、重要学说等的透彻理解和准确把握之上。
二、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审美关系为核心的生态审美观。这是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生态观向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审美意识的内化。在“天人合一”观念指引下,中国文化传统始终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理想的审美境界,主张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爱亲和、共生共存、乃至物我一体的审美关系,强调尊重物性,并赋予人以“成己成物”的伦理责任。这方面的审美观念体现在中国美学关于审美心态、审美方式、审美修养、审美理想等的论述之中,发展出非常丰富的有代表性的学说,如道家的“虚静”、“游心”与“心斋”、“坐忘”论,儒家的“乐山乐水”与“参赞化育”论,玄学的“玄对山水”、“澄怀味象”论,禅宗的“明心见性”说,理学的“孔颜乐处”说等。
三、以“传神”、“气韵生动”、“自然”等概念为代表的生态艺术哲学。这是哲学生态观、生态审美意识向艺术实践的渗入,对艺术理念的引导,从而升华为艺术理论的表述。中国文艺的发展基于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理念,形成了相当悠久的以自然万物为题材、以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为对象的艺术传统。在文学领域,有汉末魏晋兴起的“体物”赋,东晋南朝以后的山水诗、田园诗、咏物诗,唐宋以后的山林记游诗文等;在绘画领域,有晋唐盛行后一直沿续不绝的山水画,宋元以后的花鸟画等。这些艺术创作本身即是哲学生态观、生态审美观的具体体现,相应地,山水记游诗文理论、山水画论等将这些艺术领域各自的生态审美意识提炼为理论表述。上文提到的“传神”、“气韵生动”、“生气远出”,以及贯穿各门类的“自然”等,都从不同层面上体现了中国艺术哲学的生态美学精神。
四、中国古典生态审美观的艺术呈现。这里所谓的“艺术呈现”,即上文提到的以自然万物为题材、以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为对象的各类文艺作品。广义上说,所有上述作品都是研究中国古典生态审美观的对象,因而可以有关于山水诗的生态批评,关于山水画的生态批评等。但相对来说,山水文学更有研究价值。因为作为语言艺术,山水文学既可展现人对自然万物的生态审美的方式,又可抒发生态审美的情感体验,同时也包含有对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的反思性表述。这里所说的“山水文学”,主要是指以自然山林风物为对象的诗文辞赋、山林游记,以寺观庙宇、园林别业等为对象的记述性诗文,以及“体物”赋、“咏物”诗等。这方面研究可能涉及到的问题主要有:山水文学与中国古典生态审美观的关系、山水文学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山水文学所呈现的生态审美方式与特征、山水文学与中国古典生态审美活动的关系等问题。
五、中国古典生态审美活动。也可以称为生态审美实践,或生态审美生活。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大体可以指出两大领域:其一是各历史时期、各人文地域所形成的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目的的、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乐趣的习俗性活动。如传统的节日游园等习俗活动等。其二是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目的、以享受山林生活之乐趣为目的的园林设计、人居环境和建筑的规划等。相关的研究对象也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历代有关山水、园林游赏习俗等的记述性文献;二是体现将中国哲学生态观、生态审美观付诸生态审美实践的园林文献、建筑文献和人居环境规划文献等。这方面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包括:传统山林游赏习俗与生态审美观、“法天象地”原则与中国建筑的生态审美理念、古典园林建筑理念与生态审美生活规划、传统人居环境规划的生态审美观等。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五个方面只是我们对中国古典生态美学研究对象总体性、框架式的概括,这样划分也只是为了突显中国古典生态美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相连、精神相通的关系。实际上,上述各方面相互之间是紧密联系着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不可能孤立地、抽象地研究任何一个方面。
中国古典生态美学虽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它至少是一个新的学术问题,它的发展有待于我们做更精慎的思考和更缜密的探讨。
中图分类号:B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8)01-0088-06
收稿日期:2017-07-15
作者简介:祁海文,男,吉林榆树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山东 济南 2501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态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ZDA11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若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