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如果从1917年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作为手法的艺术》算起,今年正好是俄国形式主义诞生100 周年。俄国形式主义开启了20世纪形式主义思潮,深刻地改变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版图。本期刊发一组与形式及语言研究相关的文章表示纪念。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共同构成了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思潮。在追溯形式主义的发端时,人们通常谈到20世纪人文科学研究中的“语言转向”,把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视为主要的灵感源泉。实际上,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和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都把研究重心放在语言上,与结构语言学一起共同推动了语言转向和文学观念的革新。论文《语言转向与对文学的再认知》认为上述三股思潮共同形成了语言转向,推进了对文学的再认知;论文《何以“陌生化”:“现代俄罗斯”的再启蒙》在结构语言学之外,发掘了俄国形式主义核心命题之一“陌生化”的民族品格和本土渊源;论文《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俄国形式主义价值重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学理批判与学术评判;论文《从形式批评到文化批判——20世纪“反讽”研究的演变轨迹》,抓住一个20世纪在新批评中复兴的重要概念反讽,探究其从中立的形式批评,演变为社会政治批判的历程;论文《形而上学的否定性和存在与语言之间的断裂——阿甘本论语音》则通过阿甘本对德里达语音中心主义批判的质疑,对阿甘本的语言学思想进行了全新的评判。由此也可见出索绪尔语言学的持久回响。
(汪正龙)
杨 磊
摘 要: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关键范畴之一。从根源上看,陌生化是在普希金、别林斯基等人的民族性理论传统中诞生的。民族性理论伴随了俄罗斯的整个现代化历程,陌生化则试图为现代化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因此,陌生化除了作为一个文学理论范畴之外,俄国形式主义者还以之为现代俄罗斯辩护。要准确理解陌生化,就必须洞察它的现实诉求。
关键词:陌生化;民族性;俄国形式主义;别林斯基;普希金;现代俄罗斯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关键范畴之一,也是20世纪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有意思的是,当陌生化日益显现出它的重要性之时,它的周遭也总是围绕着争议和误读。这或许说明,当陌生化的身影几乎渗透到20世纪美学和文学研究的每个角落之时,它的真实面目也越来越难以辨认。用当前流行的话来说,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它那被扭曲的、哈哈镜式的镜像。因此,对于理解俄国形式主义抑或20世纪西方美学,重新理解陌生化是必要的。
一
“陌生化”初见于 1917年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的开拓性论文《作为手法的艺术》。这篇文章甫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也奠定了“陌生化”在俄国形式主义美学中的核心地位。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就是俄国形式主义的纲领性檄文。在其中,陌生化集中体现在如下的表述里:
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知之物。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陌生化”①原译为“奇特化”,按现在常用的译法,将之改为“陌生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②[俄]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这段话中有明显的形式本体论假设。其中透露出的信息揭示了艺术作品之所以成为艺术作品,并不在于某种形而上本质,而是独特的艺术形式自身。与之交辉的还有“文学性”。这两个术语共同戳破了传统美学的形而上谎言,把美学研究从天际拉回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本体。
这段话也是理解俄国形式主义的重要入口。事实上,对它的解读也总是围绕着其中透露的形式本体论预设。一种极富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形式主义者力弃诗歌语言的自动化和习惯化,极度推崇陌生化的特性,强调诗的功能在于显现其能指与所指的差异。在他们眼中,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实体,就是一个自我指涉物,它完全有充分的权力成为诗学研究的主人公。”③杨向荣:《陌生化》,《外国文学》,2005年第1期。这个思路是在西方美学史视野中产生的。沿着这个思路,陌生化被追溯至西方美学史上的“新奇”或者“陌生”。有学者视亚里士多德为滥觞④杨向荣:《陌生化》,《外国文学》,2005年第1期。,有学者溯源到苏格拉底⑤S.Jestrovic,Theatre of Estrangement:Theory,Practice,Ideolog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6,pp.118-119.,康德则被认为是它在现代的肇始。一语蔽之,陌生化是一个古已有之、普遍的艺术现象。什克洛夫斯基的贡献在于,他的陌生化理论第一次把美学研究从形而上学的桎梏中拯救出来,促成了彻底的形式主义。
这样的思路把陌生化以及俄国形式主义视为西方美学史和索绪尔语言学耦合的产物,是美学史和语言理论拓展其自身的结果。这个思路有合理之处,但缺陷也十分明显。它不去回答、也无法回答这样的耦合为什么会不早不晚出现在1917年的俄国?在我看来,陌生化不是某种理论自我拓展的结果。不管来自索绪尔还是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Baudouin de Courtenay)⑥杨燕:《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10-17页。,语言理论的助力在陌生化的诞生中是必要的,但并不充分。陌生化之所以在俄国产生,自有其独特的动因。什克洛夫斯基在1914年发表的《词语的复活》中已经开始思考相关问题;不久后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做出了较成熟的回答。
在《词语的复活》中,什克洛夫斯基高度称赞了未来派诗人的创作。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俄罗斯人,什克洛夫斯基却通过赞扬未来主义,贬斥了“俄罗斯语言”。俄罗斯语言易懂,但已经失去了活力,濒临僵死。未来派诗人妙手催生了新的诗歌语言,是生动的、鲜活的,也是晦涩难懂的。不过,所谓晦涩难懂,仅仅是因为人们已经“过于习惯了对诗歌语言提出必须明白易懂的要求”。什克洛夫斯基由衷赞叹道:“词象古老的钻石一般又恢复了过去的光辉。”①[俄]什克洛夫斯基:《词语的复活》,李辉凡译,《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在这篇文章里,什克洛夫斯基贯彻了“陌生/熟悉”的对立。但令人疑惑的是,什克洛夫斯基为什么要宣判俄罗斯语言的死亡?仅仅是因为历经了漫长时光后,它已经自动化,不能再给人带来新奇,不能再凸显其自身?
如果简单地在陌生/熟悉的对立模式中回答这些问题,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但和《作为手法的艺术》相互印证,就会看到什克洛夫斯基的用意不止于此。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什克洛夫斯基作出了比《词语的复活》更清晰的表述:
现在正发生一种更为典型的现象。俄罗斯标准语其根源本出自俄国的异邦,它已深深渗入人民底层,使许多民间俗语为之同化。但文学却开始热衷方言……和外来语。……这样一来,民间俗语与标准语交换了位置。终于出现了要创造新的、专门的诗歌语言的倾向。②[俄]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页。
和《词语的复活》相比,这里发生了几处细微却重要的变化,“俄罗斯语言”被替换成了“俄罗斯标准语”,新出现了“民间俗语”,俄罗斯语言和诗歌语言的对立也被改成了俄罗斯标准语和民间俗语/诗歌语言的对立。在这样的对立中,俄罗斯标准语成了革新的对象。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标准语是大众公认的语言,认为是标准语,才比较有成为全国都用的标准语的希望”③赵元任:《语言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页。。公众的认同赋予了标准语言一种文化身份,因而具有了使相关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功用。标准语言通常由该国的某种方言发展而成,但吊诡的是,俄罗斯标准语却是一种异邦语言(如法语)。换言之,什克洛夫斯基以俄罗斯标准语来替换俄罗斯语言,即旧的俄罗斯标准语,意在揭示俄罗斯人认可的这种标准语以及它所表征的文化身份,和俄罗斯人真正的文化身份之间有着几乎不可跨越的鸿沟。填平这个鸿沟的唯一办法就是代之以俄罗斯人自己的语言,也就是民间俗语。
什克洛夫斯基提到:“普希金把使用民间俗语作为一种引起注意的特殊手段。”④[俄]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就熟悉和陌生的对立而言,使用民间俗语并无独特之处,只是一种通常认为的达成陌生化的手段。但什克洛夫斯基业已指出,文学创作大量使用民间俗语,结果是民间俗语和标准语互换位置。因此,民间俗语不仅要从形式上取代俄罗斯标准语,从功用上也要取而代之。陌生化理论中熟悉和陌生对立的实质是异族和自我的对立。同时,什氏把文学创作使用民间俗语等同于创造新的诗歌语言,因而最终的结果是,基于民间俗语形成的诗歌语言嬗变成了新的俄罗斯标准语。
至此可以简单总结。陌生化至少有三层目的。使语言变得陌生、引起关注,这只是陌生化的表层目的。除却这一层,它还有隐晦的、也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形构俄罗斯标准语。前者指向的是如何使用语言,后者指向的是使用何种语言材料。这两层含义最终在诗歌语言,或者说文学实践中合而为一。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陌生化,目的是要通过文学实践,把俄罗斯民间语言锻炼成俄罗斯标准语。同时应该注意到,标准语言表征的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身份,因而陌生化在此体现了它的第三层目的,即被视为一种象征形式(或民族形式)。在此,陌生化被赋予了超出文学的文化和社会功用。更准确地说,文学形式自身就具有文化和社会功用。这也符合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论》前言中所说的:“本书全部都是研究文学形式的变化问题。”⑤[俄]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没有意识到后两个层面。因而在将陌生化置于西方美学史中考查、承认它所作贡献的同时,又近乎偏执地纠缠于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无视它真正的、现实的诉求。从最直接的层面上看,陌生化理论是一种“纯粹”的文学和美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也围绕陌生化概念,尝试构建一整套形式主义文学和美学理论。但正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享有盛誉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所说:“在本书中,我从头到尾都在试图表明的就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理论与这个政治制度有着最特定的关系:文学理论有意或无意地帮助维持和加强了它的种种假定”。①[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197页。遗憾的是,伊格尔顿对文学理论,尤其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政治诉求却没有详细的阐发。对此,要进一步讨论。
二
1917年,俄罗斯爆发了旨在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二月革命。同年,《作为手法的艺术》发表。这看似无关的两者被“民族性”紧密联系到一起。民族性理论贯穿了俄罗斯的整个现代化历程,它是“对俄罗斯生活独特发展的必然性的信仰,以及对俄国最高使命的信仰,似乎成为那些深刻的、在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理论的前奏,这些理论是在俄国与西方相互关系问题的乡土上生长起来的”②[俄]津科夫斯基:《俄国思想家与欧洲》,徐文静译,徐凤林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50页。。二月革命是该理论在政治上的实现,陌生化是它在文学上的实现。甚至可以说,后者是为前者的理论辩护。在这个意义上,陌生化是对“现代俄罗斯”的再启蒙。它上承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下启独特的现代俄罗斯。
彼得大帝改革把俄罗斯放到了和西方的复杂关系中,同时也把俄罗斯精英阶层区分成两大阵营,也就是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渴望西化,斯拉夫派则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要求回归俄罗斯祖辈的生活方式。但这两种思潮并非完全分裂,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入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这两种思想在德国哲学的助力下最终催生出了“民族性”理论。
在文学实践中,普希金关于民族性的见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1924-1925年民族性争论中,较早的观点异口同声地呼吁要摒弃外国(如德国、法国)语言、文学对俄罗斯的影响,回归俄罗斯自己的语言和文学传统。这些观点看上去和普希金十分接近,他也曾说过:“我们还没有文学,还没有书籍,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概念,我们从小都是从外国图书中吸取的,我们习惯于用外语思考。”③[俄]普希金:《普希金文集·文学论文》,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但普希金指责讨论者缺少对“民族性”的清醒认识,单纯地从祖国的历史中选材并不能达成民族性,“作家的民族性是一种只能由其同胞认定的优点,在别人看来,这种优点要么不存在,要么也许就是一种缺陷”④[俄]普希金:《普希金文集·文学论文》,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别林斯基的看法与之相似,“民族性不是汇集村夫俗子的言语或者刻意求工地模拟歌谣和民间故事的腔调,而是在于俄国才智的隐微曲折之处,在于俄国式的对事物的看法”⑤[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满涛、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这就是要求民族成员对自己语言、文化的自觉,也是对自己民族的自觉。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其一,语言或文学的纯正性;其二,文学和社会的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极端的斯拉夫主义者要求完全回归俄罗斯传统,使用俄罗斯语言,俄国的民间故事、信仰、神话、传说,等等。这是语言和文化纯正主义的立场,它把语言和文化置入真空中,是一种理想的、狭隘的立场。普希金不同意这一点。他把对俄罗斯语言的热爱追溯到了彼得大帝,“作家对俄罗斯语言的热爱,只有像米拉波和彼得大帝那样的革命领袖对俄罗斯的爱,才能与之相比。俄国的一切,俄罗斯语言的一切,都应该革新”⑥[俄]普希金:《普希金散文选》,谢天振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普希金深刻地认识到,将俄罗斯民间俗语转换为俄罗斯标准语,是个漫长的革命。作为一种俗语,它足以应对各种表达需求。但转换为标准语,它的诸种缺陷,如词汇量少、语法简单、适用面窄等,就会暴露无遗。因此,对于外来的语言材料要持开放的态度。有学者认为:“在普希金看来,当务之急,不是排斥外语,纯洁俄语,而是创造真正的民族文学;只有在创造民族文学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有价值的民族语言。”①陈训明:《普希金关于文学民族性与人民性的论述》,《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这个判断是对的。在《论文学中的民族性》中,普希金没有界定何为民族性,而是指出莎士比亚、拉辛等伟大作家的一些杰作都取材于异族。因此,关键不在于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材料,而是如何使用。这其实是用文学涵化语言。至此也可以肯定,普希金所言语言的革新包含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以俄罗斯民间俗语取代在俄罗斯占据主流地位的异族语言,另一个层面则是对民间俗语的革新。它们使长久浸淫在异族语言中的俄国人感到新奇,因而成为“陌生化”的先声。
这会导致第二个问题,文学作品和社会的关系是什么?陌生化之所以遭到指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律论立场。张冰在《陌生化诗学》中认为:“形式主义完全否认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与普列汉诺夫的文学是社会的阶级意识的等价物的思想,同为一偏。”②张冰:《陌生化诗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但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论》一开头就说:“语言处于社会关系的影响下。”③[俄]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另一个俄国形式主义者勃里克也说过:“诗人是语言大师,是为自己的阶级、自己所属社会集团服务的语言创造者。”④[爱沙尼亚]明茨、切尔诺夫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王微生译,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这事实上承认,文学作品和社会之间有密切联系。那么,该如何理解陌生化这样的自律论?
自律论在俄国美学史上可以追溯到别林斯基。一般而言,学术界常常视别林斯基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思想导师,但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却有不同的看法。伯林认为即使别林斯基“最激烈、最反唯美主义时期,实际上并不是要否认,用美学标准来判断,艺术毕竟还是艺术”⑤[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这是典型的艺术自律论。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可信的。别林斯基问道:“艺术家的天职难道能够容忍预先设定的目标吗?不管这目标多么美好?”⑥[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满涛、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他认为:艺术作品和有机物一样,有一种“锁闭性”,“它的生命的推动力,它的个性的起点……这些东西都锁闭在它里面,因此它是完全完整的,完美的,总之——是锁闭在自身内的有机体”。⑦[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满涛、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这样的观点在别林斯基的著作中随处可见。因此别林斯基被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深深打动,却始终认为赫尔岑不是艺术家。艺术家这个头衔属于冈察洛夫。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伯林并不认为自律的艺术毋须承担社会责任,“艺术不是新闻,艺术不是道德说教。但并不是说因为它是艺术,或者艺术家就可以不负责任”⑧[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页。。根本上看,艺术责任和艺术自律并不矛盾。别林斯基正是以他的如椽巨笔铸就了普希金的历史地位。普希金不仅是天才诗人,还为俄国文学、俄国语言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伯林总结道,为艺术而艺术有其深刻的意图,“因为它们自身即目的——属于某个个人、某个民族、某个教会、某种文化、某个种族,等等”⑨[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页。。
应该承认,别林斯基的观点有某种程度的复杂性,这给准确认识他的观点带来了障碍,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终十九世纪,他(别林斯基)的看法一直是俄国批评家,亦即两种不能并立的艺术与人生态度交锋的热闹战场”⑩[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正如上文提到的,这种复杂性被学术界忽略,并将之简单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先声。在20世纪成为学术热点的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争,部分就源于别林斯基美学理论(以及民族性理论)的复杂性。但是,当我们甄别别林斯基的思想后就可以确认,艺术自律论并不让艺术作品绝缘于社会。陌生化不排斥社会责任。对于什克洛夫斯基和俄国形式主义者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在语言上塑造一个全新的俄罗斯。自但丁提出以意大利民族语言反抗拉丁语的霸权之后,经赫尔德、费希特等人,以及其它如印刷术产生等诸多原因,语言成为推动乃至塑造民族和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媒介。在俄罗斯,民族和民族国家意识凝结为民族性理论。在这个意义上,陌生化是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对民族性的总结。
三
从语言塑造国家,必然面临着语言教育问题。别林斯基谈道:“我们的社会也在走近最后的教化之境。”①[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满涛、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从卢梭和浪漫主义开始,教养(cultivation)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和民族国家的根本。教养问题在文学和美学理论中有隐晦的体现,这就是读者转向。但迄今为止,相关研究并没有揭示出这一点,即“读者”是随着现代社会中受教育阶层的出现而出现的。在现代民族国家中,读者还有另一个身份,这就是国民。1917年二月革命后,全新的俄罗斯迫切需要重组。陌生化响应了这一任务。在它的蓝图中,语言教养需要塑造国家的标准语言,培育国民的语言意识。俄国形式主义者对此没有系统阐释,但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已经能看到这方面的萌芽。
在这篇文章中,什克洛夫斯基提到:
事物可能有两种情况:(1)作为一般事物而创造,但被感受为诗,(2)作为诗而创造,但被感受为一般事物。这说明,这一事物的艺术性,它之所以归属为诗,是我们的感受方式产生的结果。而我们(在狭义上)成为艺术性的事物则是用特殊的手法制作,制作的目的也在于力求使之一定被感受为艺术性的事物。②[俄]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在把俄罗斯民间俗语锻炼成新的俄罗斯标准语之时,什克洛夫斯基也曾提到“出现了要创造新的、专门的诗歌语言的倾向”。这些新的诗歌语言,也就是陌生化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在来自异族的标准俄罗斯语中浸淫已久的俄罗斯民众拉回本土传统中。这个过程是培育语言教养的过程,也是把民众培育成合格的俄罗斯国民的过程,更是“作为一般事物而创造,但被感受为诗”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克服而非维持陌生感。可以这么理解,现代俄罗斯以陌生化的教育作用为基础。
对以陌生化形构现代俄罗斯的蓝图,应该从两方面理解。别林斯基等人时常呼唤俄罗斯需要新的彼得大帝重开西化的大门,这更促使俄罗斯思想家在西化过程中意识到自身的独特性和未来的使命。因此,一个现代俄罗斯必然具有双重任务:确立自身的独特性;对没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加以批判。这两方面既是理解现代俄罗斯的重要入口,更是理解陌生化必不可少的途径。
就“独特性”而言,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特殊的手法”。艺术作品必然要用特殊的技艺(手法)制作。特定的技艺总关涉专门的知识和规范。要让民众将作为一般事物创造的某物感受为艺术作品,或者把特定的艺术作品视为艺术作品,就要熟谙这些知识和规范。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多次使用了“感受为诗”这样的字眼,学术界据此把艺术作品理解为感性的复苏,却忽略了什克洛夫斯基提到的“特殊的手法”总是和特殊的知识、规范相关联。赫尔德(Johann Cottfried Von Herder)曾指出:人通过感觉来感知感性状态,但一旦这个状态实现,主导的观念马上就会剥夺感官的自我意识。③J.G.Herder,On World History,An Anthology,ed by H.Adler & E.A.Menze,tran by E.A.Menze & M.Palma,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7,p.153.这种主导的观念,就源自该民族传统的知识和规范。把某物感知为艺术,实质是以该民族关于艺术的知识和规范归化该物。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意识到了这些规范的存在,但他把陌生化视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④[美]詹姆逊著:《语言的牢笼》,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没有察觉到民族性是其后的真正推手。换言之,固然存在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可以命名为陌生化,但这些看似并无差异的诸种陌生化背后隐藏的知识和规范并不必然是相同或近似的。恰恰相反,它们极有可能是完全相左的。
在18世纪以降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艺术——更准确地说,是艺术和艺术史知识成为民族国家的世俗宗教,充当了社会的组织因素。这就是所谓的民族性。因此詹姆逊还没有意识到的是,陌生化不仅是个文学史演变的问题,更是一个如何组织社会的问题。更进一步讲,以民族自己的历史、传统为社会组织因素,是为寻求民族性,更是为寻求本民族的文化自觉。民族性不是凭空出现,它有历史渊源。赫尔德曾谈及为何要认知自身的起源:“世界、人类,他们当前的境况,独特的属性和发明,尤其是个体属于什么民族,是如何随着他们的语言、习俗和精神形成的?这或多或少是每个民族需要解答的,因为它从蒙昧的迷信中唤醒了最初的自觉。”①J.G.Herder,On World History,An Anthology,ed by H.Adler & E.A.Menze,tran by E.A.Menze & M.Palma,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7,p.82.只有达成这样的状态,才能使民族成员得悉本民族以及本民族独特性的起源,识别民族共同体当前的境况,辨别未来的走向。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俄罗斯就成功区别于旧俄罗斯、非俄罗斯。这也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冲突埋下了导火索:这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建国方略,和“没有祖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完全冲突。
我们提到了和“非俄罗斯”——也就是西方——的区别,因此,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陌生化以什么样的立场对待西方?总的来讲,对西方是持批判态度。《作为手法的艺术》并没有彰显这个态度。一般也认为,只有在和马克思主义结合之后,陌生化才被赋予社会批判的功用。这也是批判理论的来源。但细察和西方的“复杂关系”会发现,这种复杂关系其实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扬弃。正如津科夫斯基所言:“在整个19世纪我们都会遇到这样一种现象,——这就是对欧洲及对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批判的政治主题。”②[俄]津科夫斯基:《俄国思想家与欧洲》,徐文静译,徐凤林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7-38页。但要注意的是,陌生化对西方的批判,首要目的是区分出俄罗斯和非俄罗斯,而非深入反思西方现代文明。因此,陌生化,以及俄罗斯思想家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批判,总是包含在对自身文化的自觉、俄罗斯的现代性进程之中。
赫尔岑是典型的代表。他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巴黎,却写下心碎的文字:“谁还敢于思考、期待和预见呢?我们曾经爱戴的那些人究竟在哪里?科学与智慧的果实在哪儿?启蒙时代啊,我没能认出你;你浑身浸着血与火,你充满杀戮和破坏,我没能认出你。”③[俄]赫尔岑:《彼岸书》,张冰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对现代西方的失望促使原来的西方派赫尔岑和列昂季耶夫这样的斯拉夫主义者走得越来越近。连接双方的,正是独特的俄罗斯这样的理念。这些思想家进而表达了对大众和大众文化崛起的强烈不满。④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在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大众的崛起是西方现代性的典型产物,它导致了庸俗、无意义和艺术的衰落。对西方的审视和俄罗斯的东正教传统结合到了一起,果戈里最早从中意识到了“艺术在基督教那里获得了解决现代性任务的钥匙”⑤[俄]津科夫斯基:《俄国思想家与欧洲》,徐文静译,徐凤林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63页。。这暗示了,无论是成为一个独特的俄罗斯,抑或在世界范围内解决现代性的后果,都仰仗艺术。
沿着这个逻辑,就可以理解陌生化为何要转向读者。艺术被形式主义者和俄国思想家赋予了区分功能,它在读者身上得到了落实:合格的俄罗斯国民是本国艺术的读者。在更广的意义上,一个好的现代人必须熟谙本土传统中衍生的艺术。这个过程是从自然人到读者(也就是社会人)的过程。也是摹仿艺术、接受审美教育的过程。受席勒审美教育理论的影响,学术界试图照搬其“感性的复活”以恢复完整的人。但学术界往往忽略席勒是从内部来反思现代性的。这里的内部包含了两个层面:其一,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历史意识;其二,西方传统。换言之,席勒式的审美教育是在历史传统中发生的。离开了这个传统空谈“感性的复活”,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所谓的内部意味着席勒的反思并不决裂于西方。陌生化式的审美教育和席勒式表面上是相似的,都指向在本国历史意识笼罩下的感性的复活。但陌生化却从根本上区别于席勒式审美教育。西方现代文化在“大众”这竿大纛的指引之下日趋平庸,并把生活的几乎所有形式都卷入了其中。“现代”亟需拯救。陌生化对此的反思是外部的,它刻意把世界至少分成了俄罗斯和西方两个部分。其结果就是以一种源自俄罗斯传统的现代文明、高贵典雅的生活方式,来抗拒西方现代文化对俄罗斯的污染。因而俄罗斯是获救的选民,西方则是堕落的、庸俗的。
结语
通过细读陌生化,本文试图初探俄国形式主义者为形构现代俄罗斯付出的巨大但没有成功的努力。究其原因:其一,“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罗斯生活的整个后来的历史都只是一种对立性的深化和尖锐化”①[俄]津科夫斯基:《俄国思想家与欧洲》,徐文静译,徐凤林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07-108页。。陌生化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它简单地以“手法的综合”称谓文学作品,其立场是机械的而非有机的。其二,不久之后发生的十月革命使一种对立的意识形态登上了历史舞台②马克思主义者推翻了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代之以无产阶级的苏维埃联盟。它是民族性理论的另一面,也是一个独特的现代俄罗斯。民族性理论的这种复杂性,使陌生化一诞生就不得不面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责难。,压缩、乃至取消了形式主义的生存空间。事实上,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继起正是俄国社会分裂的征候。津科夫斯基因而指出:“俄罗斯的道路问题、俄罗斯的独特性问题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获得了更加复杂的性质。”③[俄]津科夫斯基:《俄国思想家与欧洲》,徐文静译,徐凤林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08页。
但形式主义者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在18世纪以降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运动中,艺术和审美教育承担了将自然人改造为社会人的重任。俄国形式主义者试图将之具体化,方法就是以陌生化为核心构造一整套文学理论。20世纪文学和美学研究从中受益良多,但也正是从获益中产生了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歪曲。最严重的,就是摒弃俄国形式主义的现实诉求,将之还原为一种“科学主义”的文学理论。超越这种简单且粗暴的态度,俄国形式主义至少能为后来者提供这样的借鉴:在现代性日益肆虐的今时今日,构造一种源自本民族传统的美学、文学理论,用以塑造本国国民、抵抗抹平差异的现代性,是必要的。这也正是当前流行的在地化的全球化。
Why Defamiliarization:A Re-enlightenment of Modern Russia
YANG Lei
Abstract:Defamiliarization is a key concept of Russian Formalism.Originally,defamiliarization was born in the nationality tradition of Pushkin and Belinski.The whol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of Russia was accompanied by the theory.The Russian formalists tried to provide specific solutions formodernizing Russia by the theory of defamiliarization.Apart from that,the formalists also used the theory to defend modern Russia.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defamiliarization invariably calls for a look into its realistic appeals and purposes.
Key words:defamiliarization;nationality;Russian Formalism;Belinski;Pushkin;modern Russia
中图分类号:I5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7)06-0119-08
收稿日期:2017-08-30
作者简介:杨磊,男,云南大理人,昆明理工大学社科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云南 昆明 650050)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布拉格学派美学理论重估研究”(16XJC751007)、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布拉格学派的文学实践论研究”(QN2016037)的阶段性成果。昆明理工大学社科学院张平副教授对俄国语言和文化的解读对本文大有助益,在此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素微)